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

谢晓京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

文 / 刘志伟

2018年初退休，三年多时光一晃而过。读书、旅游、讲学，是我退休生活的“三部曲”。读书，既是我甘之如饴的“终生爱好”，更是我退休生活三部曲里的“主旋律”。截至今年9月初，退休之后三年多里，我阅读书籍达290部，其中以阅读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为主，不仅将“二十五史”(含《清史稿》)中主要朝代历史通读一遍，还第二遍细细研读了《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

作者刘志伟

　　“平生酷爱读书，我以为‘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简陋的居室里，四处或立或卧的书籍成为最醒目的景观。这或许是童年遭逢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患了严重的‘书籍饥渴症’，余生需要‘恶补’读书。”——这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博土论文《论政治人理性——从经济人理性比较分析角度》自序开篇写下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不仅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我酷爱读书的原因，更表达了我酷爱读书背后的人生态度。

真正大量读书的日子，是在1978年步入大学以后。我的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课堂上老师提及的绝大多数文学著作都没读过，这促使我“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一样”徜徉书海。四年校园时光，仅据我的“读书录”所记载就达1700部，平均每天约1.2部。40多年岁月流逝，至今始终保持了平均每周一书、每年读书50多部的节律，“读书多”成为我读书的第一个特点。“读书杂”是我读书的第二个特点，近万册家庭藏书，涉及历史、政治、文学、经济、管理、军事、地理、天文、旅游、宗教等诸多学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的人生座右铭，“读书”结合“行走”——将“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结合起来，将“平面之书”与“立体之书”结合起来，将“无温度之书”与“有温度之书”结合起来，这是我读书的第三个特点。比如，结合读曾国藩的书籍，已遍访曾国藩从出生到安葬整个生平活动的主要场所。三年多来，每年结合读书的自驾行都在2万公里以上。

我非“闲人”。仅以退休三年多来的旅游为例，先后游览了欧洲、柬埔寨和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十度长途自驾，先后游历了青藏高原、东北大地、黄土高原、内蒙草原、新疆南北、海南全岛、中原大地、烟雨江南等等。那么，我是怎么找到时间静心读书呢?第一，抓住一年之中节假日、双休日的“大块时间”和一天之内清晨的“优质时间”，比如，清晨起床，神清气爽，正是静心读书的优质时间。第二，挤出睡前、侯车候机甚至如厕等“零碎时间”，翻阅十页书不算多，浏览几面纸不嫌少，每年一二成的读书量也就挤出了。第三，用好旅途中“伴行时间”，在现代生活里，人们在交通工具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多年来我始终保持旅行途中“一书在手”的习惯，漫漫长途的焦虑、候车候机的烦恼，也就变成了收获知识、静心悟道的快乐，半数以上读书量也就来自这些时间，变动不居的旅途也就伴随着读书，在匆匆行色之中修炼出安静从容的气象，令我真切感受到“腹有诗书气自华”!

读书，更是给予我人生的丰厚馈赠，成为我酷爱读书的动力。196年“十年动乱”结束，我从鄂西北大巴山里的乡村，步入中原大山脚下的军营，伴随“科学春天”到来，硬是用近两年的时间，啃下了初中、高中数理化全套课本。1978年，我成为部队按500：1推选出的16名高考生之一，又以当年河南省1.8％的本科录取率步入河南大学成，成为当年我所在野战部队中唯一被录取的考生，进而也有幸与大学同窗结成终生伴侣。随后的生命旅程，又先后获得洛阳师范学院历史学大专文凭、国防大学军事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和英国华威大学管理学研究生学历。做过工，在纺织厂为女工提供纱管;务过农，在“广阔天地”成为知青、乡村干部；扛过枪，18年军旅岁月，先后在野战军班排营团基层摔打、在集团军和总部机关历练;经过商，在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和金融资产公司总部做了14年金融中层管理干部;教过书，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从事高中级干部教育培训，成为主讲领导学、管理学、时政、党建、国学与传统文化、国防建设与国家安全等课程的教授，出版专著与合著20部、各类文章逾百篇。如果不是与读书相伴，我相信，绝无可能经历如此多样化的人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回顾漫漫读书路，我心飞扬!读书使我明理，读书使我通达，读书使我厚重，读书使我快乐……回顾平生过往，我欲向着神圣书坛三叩:感谢读书!感谢读书!感谢读书!

作者所在第36党支部，系原国家

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