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仓库与四百壮士

中华龙

2020年8月上映的电影《八佰》，取材于1937年淞沪会战，讲述了被称作“八百壮士”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88师524团的一个加强营，固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阻击日军的故事。

该片由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北京七印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管虎执导，黄志忠、欧豪、王千源、姜武、张译、杜淳、魏晨、李晨、俞灏明等主演的战争题材影片。

《八佰》让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重浮人们记忆，也使上海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旧址聚焦人们眼帘。

四行仓库是一座位于上海静安区（原闸北区）南部的仓库建筑。

它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共同出资，在西藏路桥（原泥城桥）北榭光复路紧靠大陆银行仓库处，建造了11984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四行仓库。

这是从苏州河的西藏路桥（新垃圾桥）眺望四行仓库旧址。

上世纪三十年代苏州河、垃圾桥和四行仓库旧景。

晋元路是上海市静安区的一条道路，于1914-1915年间修筑，初名满洲路，与附近同时新辟的另外三条马路汉中路、蒙古路、新疆路，与租界的北西藏路，共同象征五族共和。

1947年，上海市政府将四行仓库旁的满洲路，以抗日将领谢晋元名改名晋元路，以资纪念。1964年更名为晋源路。1985年3月21日，复名晋元路。

2014年，上海确定对四行仓库进行整体保护修缮，该修缮工程由百联集团置业有限公司建设、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其中4000多平方米空间改建成“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结合西侧纪念广场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活动的重要场所。

仓库西墙上方的“ 四行信托部上海分部仓库”11个字，只留下其中的 “ 四行 ”、“ 部 ”、“海”、“部”、“仓库” 7 个字。

2015年8月13日，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对外开放。同期，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纪念馆开放时间 9:00—16:30（16:00停止入场）；每周一闭馆 （除国定假日外）。

疫情防控期间，每日预约限额2500人次。

预约方式：关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微信公众号，通过右下角菜单栏“个人预约”打开预约页面。

通过网约，2021年11月23日（周二）我参观了四行仓库纪念馆。

四行仓库西墙上的8个炮弹孔、430个大小枪弹孔清晰可见，全部按照原来面貌及实际位置还原。

从弹孔大小可以看出，它们分别是由6.5毫米三八式步枪和大正十一年式歪把子轻机枪、7.7毫米92式重机枪、以及20毫米航炮和70毫米步兵炮所发射。

四行仓库纪念馆正门。

该纪念馆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光复路21号。

文物保护单位标牌。

四行仓库始建于1931年，1935年完工。 仓库由当时上海最著名的英资建筑队及地产商通和洋行负责设计建造，看来四家银行出得起大价钱，让洋人去盖楼，不过也证明其很有眼光，建筑质量钢钢的，并被火炮证明不是豆腐渣工程。

该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六层大厦，属于中国早期现代式工业建筑，结构框架立面显露。

当时战事紧张，有高人发现四行仓库结构坚固，靠近英美租界，而且附近租界里还有大型煤气槽，日军当时还忌惮英美，国军料定其不敢使用已部署的军舰飞机等重型武器。万一炮弹歪一歪把租界里的英美驻军也炸翻了，那后来的珍珠港事件也就省了，于是马上征用其成为军事要塞。

四家银行欲哭无泪，不行也得行，搬走金银财宝后，含泪送出仓库，叮嘱小心使用。之后，里面改为存放大量食物、药品和弹药，堆积沙袋，成为了一座坚固的防御堡垒。

从仓库内部看，当年的建筑是相当坚固的。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包括序厅、“血鏖淞沪”、“坚守四行”、“孤军抗争”、“不朽丰碑”及尾厅。

纪念馆以一封谢晋元在赴淞沪战场前写给妻子的家书开篇，展现了以谢晋元为首的“八百壮士”在国难当前之际，舍家为国的家国情怀，展现出对抗战必胜的坚定决心。

谢晋元写给妻子凌维诚的家书——“巧英吾妻爱鉴：日内即将率部进入沪淞参战，特修寸笺以慰远念。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

展览运用实物、雕塑、现代科技等手段再现当年战斗场景，通过图文展板、巨幅绘画等形式展示上海人民投身全民族抗战、共御外侮的历史事实，以及中外各界对“八百壮士”英雄事迹的颂扬和缅怀。

1937年10月，淞沪会战进入尾声，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集团军88师524团团附谢晋元，率“八百壮士”进驻四行仓库，孤军奋战四天四夜，用生命守护了一个民族的尊严。

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孤军，总共420人，而为了虚张声势，在被租界的英军询问时，表示一共是800人。从仓库送出的伤员，也统一回答有800守军，这也就是“八百壮士”称谓的由来。

中国守军全部为德械，装备轻重机枪33挺，进驻四行仓库，还临时增配了两挺高射机枪。

而他们要对抗的，则是日本王牌第三师团所属部队2000余名日军。

日军第三师团创建于1888年，前身为1873年建立的名古屋镇台，因此编组地为日本爱知县的名古屋市，因此又被称为名古屋师团，属于甲种师团行列。

该师团创建以后，相继参与了日本近代史上与中国相关的历次重大战争，也是唯一一支从开战到投降一直位于中国的甲种师团。

1945年该师团在镇江投降。

展览主体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血鏖淞沪。

1937年8月，日本密谋进军上海。9日晚，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身亡。

日本随即往上海增兵入侵。日本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而蒋介石则开始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

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持续了三个月。

日军投入28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了精锐之师，兵力75万以上，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淞沪会战末期，1937年10月，蒋介石决定撤出闸北（今静安）大部队，改为防守上海西部郊区，仅留下八十八师单独驻守。

蒋介石寄希望于即将在下个月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希望国际社会可以制裁日本侵略者。而88师师长孙元良则提出，不应牺牲全师主力，仅留一个加强营驻守即可完成蒋介石的政治目的，决定派524团第一营驻防四行仓库，一营营长为少校杨瑞符，524团中校团附谢晋元为最高长官。

中国军队使用的钢盔、刺刀。

日军军号、绑腿和帐篷布。

参加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的老照片。

当时的战况报道。

国民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

谢晋元（1905年4月26日—1941年4月24日），字中民，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历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师参谋、旅参谋主任、团附、团长等职。

谢晋元被誉为梅州蕉岭“抗日三英杰”之一、中国抗日英雄，他在淞沪会战中率“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战最高荣誉奖章“青天白日勋章”（第69号）。

毛泽东高度赞誉“八百壮士”为“民族革命典型”。蒋介石誉其“精忠贯日”。

第二部分：坚守四行。

四行仓库保卫战，作为淞沪会战的尾声，它的规模与惨烈程度，是远远不能与之前的一天拼掉一个师的战斗相比的。

所以，在整个大战的背景中，我们并不能将其算为激烈的战斗，只能将其算为一场规模很有限的保卫战，双方投入的兵力都不多，飞机、重炮、坦克这样的重型武器也没有参战。

因此，攻守双方的伤亡数字都不是很大，这是现在比较公认的事实。

究其主要原因：

一是当时闸北的大部分地区都已沦陷，只剩下四行仓库以及个别坚固的建筑物中，留有少量的国军坚守，日军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至吴淞江和南翔一带；

二是由于四行仓库紧临公共租界，日军早期对国际声望也颇有顾忌。所以，投入战斗单位时，在兵力与火器上，并没有投入过多的力量。

不过，正是由于四行仓库的特殊地理位置，虽然没有完成国民政府想要“博取友邦同情”的政治目的，也没有给中国抗战赢得任何国际上的有利支持。但是，这场战役却在国人心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

四行仓库保卫战从1937年10月27日打响，到10月31日结束，历时四天。这四天的战斗，整体上是烈度越来越低，只有前两天双方进行了较为大规模的战斗，双方互有较大损失，战至后两日，基本上是对峙居多，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了。

10月27日上午7点半左右，日军开始向四行仓库外围运动，并占领了北站大楼。根据当时机枪连战士王文川回忆，日军第一次发起进攻是在8点20分，大约有三四十人的兵力。谢晋元早已做过精心布置，当这些日军进入包围圈后，各个位置的火力点一起开火，不到二十分钟，便击退了日军的第一次进攻，日军遗尸27具。

下午一点，一伙日军又从交通银行方向逼近日军，在外围防御的守军奋起还击，又击毙五名日军。战斗后外围1连4班机枪阵地撤回四行仓库，守军在撤离时，在原来的工事内用迫击炮弹和手榴弹设置了诡雷。日军占领阵地后，触发爆炸，杀伤日军具体情况不明。(《孤军奋斗四日记》记载)

下午大约2时30分，100多名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向四行仓库正门发动强攻。中国守军奋起反抗，击毁战车一辆(《章渭源的简历》记载)，毙敌数不详。此次战斗四行仓库外围阵地全部丢失，蒋警班被包围在外，全部牺牲。

据1937年10月29日的《民报》报道，在文章《四行仓库六层之巅 我国旗随风飘展》中，明确的报道，据记者目击，“苏州河畔有中国士兵九名，手皆反绑，于背后将其射杀。”这些士兵就是蒋警班的士兵，在河岸大庭广众的射杀俘虏，可见日军当时的残暴。

3点左右，已经完全占领四行仓库外围阵地的日军，再度以200余人的兵力向仓库正门猛攻。七八十名日军攻至仓库西南角处，被中国守军火力压制，但此处位于射击死角，无法攻击，日军想以此处为突破。关键时刻，一杨姓士兵捆满集束手雷从楼顶越入敌群中，炸死炸伤日军二十余人。(《八百壮士幸存者王文川老人》口述记载)。

杨姓士兵牺牲后，一营营长杨瑞符带领十余名战士至楼顶，以手榴弹和迫击炮弹攻击楼下日军。《孤军奋斗四日记》中记载：“当即投炮击炮弹两枚，手榴弹数枚，敌被炸死七名，伤二三十名。”

27日的战果，谢晋元有过非常详细的汇报，在谢晋元写给孙元良的信中，详细说明了毙敌情况：“廿七日敌攻击结果，据瞭望哨报告，毙敌在八十名以上，廿八日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二名。”所以可以相信，第一日最激烈的战斗过后，击毙日军在80名以上，这是一个较为准确的数字。

28日凌晨3时左右，四十余名日军趁夜色，从仓库西北角沿墙爬入仓库二楼，被我守军发现后双方展开激战，最终成功击退日军，已经进入仓库的二十余名日军全部被消灭。

这次偷袭被我军成功挫败后，日军在日出前再次组织强攻，以二十余名手持钢板的士兵爬至仓库墙角挖洞，企图炸毁仓库外墙。在此危急时刻，2排4班副班长陈树生身上捆满集束手榴弹，从五楼窗口跳下砸入盾阵中，二十多名日军全部被炸死或震死。

至此，四行仓库保卫战较激烈的作战阶段至此结束了，共取得了击毙日军150余人的战绩。在接下来的两天多时间里，中日双方基本上再无猛烈的士兵间对抗。日本方面在近一天的战斗中，探知了中国守军的强悍战力，只以平射炮和重迫击炮轰击，不再贸然组织进攻。

10月29日，日军改变策略，佯攻四行仓库北面，以两艘武装小艇满载三十名海军陆战队员企图驶入苏州河，攻击仓库正面。

英国当局害怕因此将战火引入租界，因此在老垃圾桥附近将日军拦截，英、日两军开始在此对峙，直至下午4时30分，在两国的外交交涉下，日军最终撤离，当日的战斗平熄。

10月30日，日军开始不停轰击四行仓库，炮火的猛烈程度达到了三日以来的最高。一度将四平仓库轰出几个弹孔。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开始向四平仓库周围运动，正当中日两军都认为决胜之战到来的时候，谢晋元突然接到命令，将所部全部撤入西藏路东侧的公共租界，至此四行仓库保卫战宣告结束。

在四天四夜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到底毙敌多少以及中国守军的伤亡情况，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但由于当时具体材料的缺失，以及战时数字的无法确切统计，所以准确数字一直存在争议。

根据当时新闻报道，以及后期采访当时的参战人员的回忆，这些数字有了一个大概的范围。再加之上述作战经过，可大致猜测我军击毙日军的数量范围。如果认为当事人回忆的数字为准确数字，则四行孤军在四天四夜的作战中，击毙日军的数量大概在200人左右。

如果考虑到一些客观情况，如为鼓舞军心而虚报数字;战事激烈无法及时统计;战场上日军尸体因战时移动等重复计数;加之这些数字前多冠以“约”以及现场记录多出现“毙敌数人”等模糊计数，那么这个数字在100人左右则为合理范围，伤敌在300人左右，而且这个伤亡主要集中在开战之初的24小时内。

当时淞沪会战的大规模对抗已经结束了，中国军队全面退出闸北，只有四行孤军八百勇士留守。日军并没有把这些留守的中国士兵放在眼里，认为这些士兵只是做做样子，不堪一击，所以在当天就连续采取了大规模进攻行动，随即遭到中国守军的激烈反击，日军为此付出了巨大损失。

这之后，意识到中国四行守军战力不俗，战斗意志坚强之后，日军便开始谨慎起来，对这个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的据点，采取了炮火攻击为主，地面进攻为辅的作战形式，所以这之后日军的伤亡数字迅速下降，以至于后两天的作战中几乎 没有什么伤亡。

至于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因为谢晋元等撤入孤军营后，在四年间里接受了大量的采访，具体数字梳理的已经非常准确了，是已经不存在争议的了。四行孤军进驻时有420人，是一个加强营的编制，下属3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

在四天的战斗中，牺牲以及受伤43人，其中30日前的受伤士兵多被送出就医，所以在30日午夜撤退时，各连清点人数汇总为377人。在撤退进入租界时，受到日军拦截，又有部分士兵牺牲或受伤，总人数为22人，受伤人员被送往国际红十字医院等医院接受治疗，最终进入孤军营的总人数为255人。

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汇总，最终可以得出中国守军的详细伤亡数字，在四天的战斗中，共计伤亡65人。

通过调查考据，守卫四行仓库的壮士中，出自湖北通城县的在240人以上，其中通城县本土的有200多人。

1937年9月19日，由石美豪、唐棣等率领通城保安大队200余人前往淞沪前线。途经蒲圻（现为赤壁）时，他们又招兵买马，田际钿等20多人加入了队伍。大队在武汉短暂整训，补充部分人员后，编为两个连队，于10月初奔赴上海。

经过5个昼夜的行程，通城保安大队终于到达上海西郊真如车站。

此时的88师524团与日军在八字桥激战，杀伤大批敌人，但自身伤亡也极大。石美豪率领部队到达时，524团已与日军拼杀了2个月，先后补充4次兵员，有的连队只剩数人。

石美豪带领的两个连队一到，便被对口补充到524团一营一、三连，同时抽调部分官兵补充二连、机枪连，石美豪任三连连长。

就这样，通城保安大队士兵成了524团一营的主要兵源。

四百壮士与日军的战斗，开创了当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模式，那就是“现场直播”。

躲在公共租界中的中国公民和各国记者都是此场战役的亲历者，他们站在安全地带，通过照相机和犀利的文笔，以报纸为载体，将“八百壮士孤守上海，勇挫敌军”的英勇事迹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使各地的抗战志士们为之振奋，纷纷投入到抗战报国的战斗中来。

1937年10月27日，四行仓库激烈的枪炮声吸引了租界民众的目光，人们奔走相告，群情激奋。当天，谢晋元发出了要求支援“糖、盐和光饼”的呼吁，经电台广播，传遍上海。民众纷纷踊跃捐赠，物品堆积如山。

在上海民众的热情和八百壮士英雄行为的感召下，驻守新垃圾桥北堍的英军逐步放松限制，有时默许民众将食物扔到西藏路西边的四行仓库墙边，由驻守烟纸店的壮士取走。

闸北的战斗鼓舞了全上海人民的士气，不少居民隔着一条街，在楼上为孤军加油，提醒他们日本兵的行踪。日军占领了四行仓库一侧的交通银行大厦，并在四行仓库背面部署加农炮射击，还切断了四行仓库的供水。上海市民自发为孤军送来了大量粮食物资，趁着夜色被拉到了仓库里。

当时四行仓库守军，并没有携带旗帜，整个上海也都挂上了日本国旗。谢晋元为了提升军威，提出想要一面旗挂在四行仓库屋顶。上海商会迅速送来一面大旗，女童军杨惠敏自告奋勇将旗送入四行仓库。

当晚十时以后，身穿童子军服的杨惠敏出现在新垃圾桥北堍西藏路东，冒着生命危险向马路西边的仓库守军喊话，要求进入仓库，做些服务工作。

值班的雷雄连长立即报告谢团附，谢不同意并说：“要她马上回去”。但杨惠敏仍然喊了一个多小时，并问守军需要什么？谢团附叫雷雄回答：“只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国旗。”

天亮以前，杨惠敏将国旗和旗杆送到。28日，四行仓库楼顶就升起了杨惠敏送去的第一面国旗。

28日上午，谢晋元亲自打电话给市商会，要求提供一面大国旗，并说好派人去取。下午三时，四行仓库派一便衣大汉，到厦门路尼姑庵难民收容所找到杨惠敏，由她陪同，到市商会取走一面较大的新国旗及少量食品。

当时的报纸，对于换上的第二面国旗有报道：（四行仓库）“六层高楼之屋顶，28日傍晚前，并由我忠勇将士，高揭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压倒四周之太阳旗，发扬我大中华民族之浩然正气，已博得全沪中外人士无限之钦敬，并引起最热烈之注意”，“28日下午夕阳西下时，四行仓库屋顶突然换上了一面巨幅国旗，随风飘扬，壮丽光辉，顿时四周的太阳旗黯然无光”。

杨惠敏献送的第一面国旗，改挂在仓库南面朝向租界的窗外。

28日晚十一时，租界戒严后，市商会童子军战时服务团数人在叶春年带领下，乘卡车绕道河南路桥，将最大尺寸的国旗一面、旗绳及长竹竿一根和十几麻袋慰问品送入仓库。同时，因故未随部队进入四行仓库的几名军官，也悄悄返回部队，参加战斗。有一记者及杨惠敏也随行。

整个过程十几分钟，记者作了简短的采访，因谢晋元、杨瑞符忙于指挥作战及督促赶做工事，没有接见记者和杨惠敏，由雷雄连长代见。经与租界英军联系，在战斗中负伤的官兵转往租界医治。为了迷惑敌人，问到有多少人，伤员按统一口径回答：“八百人”。同时带出大批信件，均为壮士们寄给亲人的遗嘱。

29日早晨，仓库屋顶升起巨幅国旗，另两面国旗挂在仓库朝南窗口。当时据华东社记者报道：“四行仓库朝南窗口有两幅国旗悬于左右，崇楼屋顶则高揭长约六尺阔约四尺之国旗一面，随风飘展，在附近数幅敌旗中凛然表示其不可侵犯。

民众仰首视之，亦显兴奋，对八百壮士忠勇奋发之精神，毅然起敬。”故24小时之内先后送入仓库的国旗在三幅以上。

所以，杨惠敏、曹志功、叶春年等提供和献送的国旗，都曾悬挂于楼顶及窗口。”

杨惠敏游泳渡河献旗的事是没有的，是为了避免日军找租界的麻烦，同宣传杨惠敏个人、防日军报复（甚至暗杀）一样，都是当时各方的客观需要。

杨惠敏在四十年代末跟随着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湾，后与台大体育系教授朱重明结婚，育有二子。

她曾任职于台北女师专（今台北市立教育大学）、金瓯商职（今台北市私立金瓯女子高级中学）与中国文化大学等学校。此外，她也长年积极参与、宣传童军活动及妇女救国运动。

杨惠敏于1992年3月9日，在脑溢血卧病在床一段时日之后，逝于台北市石牌荣民总医院，享年78岁。

第三部分：孤军抗争。

10月30 日身处困境的日本外交人员和军事头目接二连三地发表露骨的谈话，威胁和恫吓租界当局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的抵抗行动。

日本驻华海军武官本田辅少将和日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先后发表谈话，扬言日军将不顾一切后果，釆取极端手段，对付中国守军。

这就意味着将以飞机投掷重磅炸弹并用远程重炮进行轰击。若炸弹和炮弹偏离方向，炸到苏州河南岸的煤气罐，将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在各方压力下，谢晋元接到了撤退命令。

油画《壮士撤退》，作者：俞晓夫、周文红、门青。

俞晓夫，1950年生，上海油画雕塑院副院长、教授；

周文红，？；

门青，1963年生，上海美协会员。

据馆内人员讲，该画价值达200万元。

1937年10月30日，公共租界的英国人担心租界被战火波及，于是向蒋介石施压，让蒋下令四行仓库的人员撤退。

蒋介石认为自身目的已经达到， 同时大部队也成功撤离，所以让上海警备司令杨虎通知谢晋元率领部队撤离四行仓库，进入租界，同时派人与英法协商撤离详情。

谢晋元起初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根本不肯接受，他认为自己早就准备好把命留在这里，完全没有想过要撤离，最后经过张柏亭的一再劝说，以及明确这是蒋介石的命令，谢晋元才勉强同意撤退。

谢晋元、上官志标带着300多个孤军，撤退到了公共租界。一开始88师的参谋长张柏亭和英军司令史摩莱特约定：借道租界，乘车往沪西大本营归队。

没想到刚到租界，他们就被英国人带进了一间仓储的地下室。凌晨四点，英国人哄骗他们交出了武器，说是代为保管。谢晋元等人不同意，参谋长张伯亭赶到，劝说他们暂时忍耐。

考虑四行仓库已经被日本人占领，没有办法返回。租界方面再三强调只是保管，绝非缴械，同意给他们打下欠条，谢晋元只好接受安排。

没想到几个时后事情就起了变化，他们全部被送到了胶州新加坡路40号对面的一块空地上。

那块空地是以前的意大利兵营，空地上只有五个帐篷，四个较大的分布在周围，中间一个小帐篷就是谢晋元和翻译休息的地方。

后来经过孤军的努力抗争，万国公会才在一年后给他们盖了四间平房。

由于国民党营救不力，孤军一直被囚于这个军营。

谢晋元一面带领士兵争取自由，一边带着他们垦荒自救。除草、平地、建营房，都是四行将士亲自动手完成。

谢晋元希为了激励士气，同时提高战士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做了很多努力。

他们一天吃两餐，生活极有规律。平时4：30起床，早餐时间是早上9点，晚餐是下午16点，晚上21点就熄灯睡觉。

每天除了洗漱、清洁等必要活动，剩下的时间用来操练、体育比赛，上午和下午各有一堂文化课。

1937年进入孤军营里，这支队伍文盲率85%，到了1941年初，已经下降到70%。

谢晋元通过文化教育让他们懂得为什么要抗争，又通过“升旗仪式”提高了他们的爱国意识。

报刋登载国民政府嘉奖谢晋元等的消息。

第四部分：不朽丰碑。

谢晋元想了很多方法要离开孤军营，其中之一便是写信给蒋介石，提出三个对策希望能离开租界，其一是通过外交途径让英美向日方施压；其二是孤军暴动冲出租界；其三是用日军战俘交换他们。

当时“八百壮士”的事在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蒋介石对他们的去留也很头疼，用日军战俘换吧，根本没有多少战俘；找英美谈判吧，他们不见得会管这件事；让谢晋元攻打租界吧，他又得罪不起列强，于是老蒋回了一封信，大意就是让谢晋元忍辱负重、委屈求全。

四行孤军进入仓库时一共有420人，战斗到30号时有377人。

部分人员因伤重，没有随大家一起撤退，而是直接送进了公共租界内的国际医院，其中包括营长杨瑞符。杨瑞符伤好后得到谢晋元指示，悄悄撤离医院，最后回归大本营。

军队撤走之时，遭到日军狙击，作战过程中有两名战士阵亡。过河的时候，有一人跳进苏州河，直接游到了公共租界，后来回到了大部队，另外346人全部进了上海的孤军营。

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上海市长陈公博多次和谢晋元进行交谈，试图说降他，但是谢晋元始终不为所动。

陈公博还是没有放弃，一次他在篮球场遇到谢晋元后，继续说服道“现在的形势并不好，上海并不安宁，如果你愿意加入进来，我就让你担任第二保安大队队长”。

面对陈公博开出的诱惑，谢晋元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他表示，他生是中国人，永远都不会做背叛祖国的事情。可是这番话却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汪伪政府通过收买524团中的兵痞败类，拉拢了四个叛徒行刺谢晋元。

1941年4月24日晨5时，郝鼎诚、龙耀亮、张文清、张国顺故意迟到，四人不正常出操，在谢晋元来进行查问时，突然用事先准备好的匕首和铁镐袭击了谢晋元团长，谢团长的胸部及左太阳穴多处重伤，流血不止，至6时许逝世，年仅37岁。

谢晋元遇刺被害身亡，上海30万民众前往“孤军营”吊唁，瞻仰这位爱国抗战英雄的遗容。

四个叛徒在杀害谢晋元后被当场擒获，租界工部局特别法庭以共同杀人罪，判处郝鼎诚（下士）、张文清（下士）、尤耀亮（下士）、张国顺（上等兵）死刑。

但这四名叛徒汉奸最终的结局却是扑朔迷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四名凶犯的死刑得到了执行。而另一种说法是：租界当局迫于日本人所施加的压力，凶犯的死刑并未执行。

1942年的8月，大约有七十余名孤军被调到南京孝陵做工，万连卿等8人成功逃出。随后万连卿加入赴缅甸远征军，重返战场。抗日战争结束，不愿打内战的万连卿退役，当了一名小警长，2001年去世。

第二年南京孝陵又逃出28人，全部加入了新四军、游击队。1942年底有一百余名孤军被押到安徽做苦力，其中杨养正、雷雄等30余人逃出来。他们想回到军队，代理团长雷雄在河北感染猩红热去世。

杨养正和20多名战友到达重庆，得知军队不能恢复建制，只能一起解甲归田。因为在四行战斗中左眼已盲，杨养正被留在重庆残疾军人教养院，2010年逝于重庆弹子石。

那些没有逃出来的孤军战士，后来有一部分被押到了海外。1947年，有三十四人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回国。

2008年，澳大利亚政府在野外搜索二战飞机残骸时，意外在一个密林里发现了三座中国军人的坟墓。

经调查，里面埋葬着1937年曾在四行仓库战斗过的中国军人。

凌维诚是谢晋元的妻子，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还来不及悲伤，她就带着四个子女四处逃难。

在逃难的路上她们生活困苦，吃不饱穿不暖，直到抗战胜利后，她们才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凌维诚作为烈士遗孀带着4位子女住进了吴淞路466号，终于她们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一切安定下来后，凌维诚去祭拜了自己的丈夫，这一次见面，相隔了10年。

原本以为生活可以安定下来的时候，解放战争爆发了。受到战争的影响，生活在吴淞路466号的将士们，包括凌维诚温饱都成问题，甚至被活活饿死，好在宋庆龄对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说到最后，再讲讲四行仓库与一个福建籍大亨的关系。

这个福建大亨叫黄奕住（1868年—1945年），福建南安人。早年是个剃头匠，后来下南洋到了印度尼西亚，开始也干剃头，后来摆摊卖饮料，积蓄一些钱财后，又捣腾糖。

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糖成了重要的战略物资，老黄发了战争财，腰包一下子鼓了起来，几年之间暴发成印尼华侨首富。

1919年，一战结束后，黄奕住不愿受印尼当局卡扣、刁难，把所有产业全部变现，结束了在印尼35年的事业和侨居生活，带着2000多万美金回到福建厦门鼓浪屿定居。

老黄在厦门站稳脚后，又奔到上海，先找到报业大王、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又拉了几个企业家共同办起了中南银行，黄当老大，其他是核心成员，很快挂牌开张了。

由于该行实力雄厚，成为当时国内有货币发行权的三家大银行之一。1924年，中南银行发行的货币，占据了全国发行总量的十分之一。

为长远考虑，黄奕住又拉了3家小银行在三十年代初建了这座“四行仓库”。

仓库里当时主要用于存放大量的黄金和银元，即银行准备金；还有就是贷款抵押的珠宝玉器、房产地契、古董字画等高价值财产。

所以，仓库墙壁异常坚固，钢筋水泥厚达一米。就是这一特点，国军选中它当了永备防御据点，加之旁边就是欧美租界，日军进攻“只能机枪小炮的干活，不敢飞机大炮的给”。

黄奕住办银行、搞金融，使其资本快速积累，达到了富可敌国。他也为家乡办过一些事情，如修建水利、兴办教育、开办电话等。投资房地产当然也不能少，老黄在厦门鼓浪屿先后建了160幢大小别墅，在几个乱哄哄时期，不少被人贪占，改开后国家只收回了一部分。

现在保存完整的大別墅是黄家花园，欧式建筑，占地12000平米，花岗岩立壁，里面十分奢华，各室内均挂有大镜子，经折射，人在一处能看到几处动静。据说，一是为怀念其当剃头匠的难忘时光，二是有利于安全防范。

黄家花园当过一段厦门市招待所，现在做为著名历史建筑供人参观。

2017年12月2日，四行仓库遗址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四行仓库遗址巍然挺立，它时刻敲响着警钟，告诫国人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团结一心，奋发有为。

寒风凛冽，冬日低温，来四行仓库纪念馆参观和举行活动的人们依然络绎不绝。

有诗为证：

凇沪四行映朝辉，壮士八百显神威；

同仇敌忾声名远，精诚团结克险危。

弹痕累累叠壁上，血迹斑斑染头盔；

时光一去东逝水，只留忠义动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