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之：幼年纪事3

薛明，

于是之：幼学纪事3 五 是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并没有停止读书。 “头悬梁”、“锥刺股”那样的故事，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说过的。但我不喜欢，甚至有些不信。一定要那么苦吗？把头发拴在房梁上，用锥子扎到胯骨里头去，非那样不能成材？未免太可怕了。幸好，我所碰到的良师益友们，无论在我辍学前或者以后，都没有逼着我做那样的蠢事。因此，我至今还能感到读书的快乐。 想起我辍学前后的师友们，我恨我不会写“赞”,不会写“铭”,不会用极简约的文字写出我对他们的谢忱。在那样难熬的岁月里，他们的影响曾决定了我的前途和命运。我真希望为他们立传，但是不能，一个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孩子，怎么能够了解老师们的那么多事情。我现在所能想起来的，只是他们的片片断断的音容。然而这些却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 我要感谢我初中二年级以后的所有的语文（那时叫“国文”）老师。他们既广征博引，又深入浅出，能够讲得使孩子爱上祖国的语言和文字。他们能凭借一篇几百个字的小文，叫你喜欢上“晚明小品”；他们能在上千年的中国文学史里，信手拈来，讲出许多吸引人的故事，迫使你不能不去借各种文学史的书来读：赵景深的、胡云翼的……记得他们也曾介绍过郑振铎的文学史，我也曾借阅，部头太大了，当时终于没能读完。虽然如此，总也多知道了一位郑振铎啊。 那些老师们中，对我更有吸引力的是孙谓宜、徐世荣两位先生。他们在讲课时，常常讲起祖国的文字、声韵方面的知识：“车”是象形字，是一个俯瞰的车子的图形，中间的是车厢，那一竖是车轴，上下的两横，原来就是两边的车轮,多有意思！声韵部分亦有趣,从古韵一直讲到音符号（今日汉语拼音符号的前身）,说是据钱大昕的考据，原来古人连zh、ch也读不出,是要读作d、t的——老师们居然能够知道古人怎样造字和他们说话的声音，孩子们自然钦佩极了。 孩子，都好像是本能的表演家。对于他们所钦佩的师友，总要由衷地模仿。模仿他们写字，模仿他们的讲话，以至模仿他们的衣着。 孙谓宜先生的衣着最朴素。他的裤子，在夏天，从长衫里可以看出，长度仅及他的小腿肚。我于是便学他，请母亲照样裁制。谁知那是用两条面口袋剪剪缝缝就可以做成的。由于用钱少又容易做，母亲自然支持我，很快地做成了。穿上它，我很得意，觉得是天下最好看的服装——全国解放以后，我碰上了那中学的别的老师，问到了孙先生的景况，他只说:“孙先生……孩子多,仍旧……不大宽裕。”到这时我才知道了孙先生朴素的原因，也就更增加了对孙先生的敬意。我想他那时大约是更窘迫。他是不顾生活的清苦，那么尽心竭力地给我们授课的。 有一位教英文的老师，我也始终不忘。他非常重视发音。这一点，在第一堂课上，就给学生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第一课英语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我已是初二年级的学生了。”因此，头一个词是Now。大家反复朗读这句话，他不但听,还要逐个地看学生们的嘴。在一位同学的面前，他止步了。他令大家停下来，只叫那一个读。不知是什么缘故，虽经他反复示范，那个同学总是舍不得把嘴张得大些，总读成No。他着急了，顺手拿起那位同学课桌上的墨盒，当那位可怜的同学刚刚张嘴又要读出No来时,他竟能一下把小半个墨盒塞进那学生的嘴。这时候,所有的同学都不敢笑，只能瞪起眼看着事态的发展。果然很灵验，当先生把墨盒从那个学生口里取出时，那位可怜的同学居然正确地Now出来了。先生胜利了，又带着学生读起以下的课文来。学生们全都读得用心,不敢有半点含糊，谁知道自己的墨盒在什么时候会被塞进自己的嘴里来呢！ 学英语发音必须先学会国际音标，这在现在已经是当然的事了。当时却不然，还有其他的更加通用的标音办法在。但我们的这位老师当时就热衷提倡国际音标，以至引起我们几个同学的兴趣。恰好有一个同学家里存有一套英语教学唱片，据说就是国际音标的创始人录制的。他拿出来约我们听，我们都听得入神。一个浑厚的男低音，把一些连我们也懂得的简单的字和句，竟读出了另外的韵味。这使我们惊奇了，不能不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尽管我们当时的语音知识少得可怜。 我常想：孩子们的或者少年们的兴趣，大约都是飘忽不定的。他们对什么都好奇，见什么都想学，难免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大人们的横加干涉,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我的本家们只对我的上学或不准上学加以干涉，至于我喜欢学什么或不喜欢学什么，他们是无暇顾及的。 我觉得这倒成了我的便宜。初中时期，中文老师与英文老师教给我的知识的综合，竟使我喜欢上了一门同我的家境毫不相干的，既不能当吃又不能当穿的学问：音韵学。而且这种爱好竟持续了好几年，从辍学以后，一直到我的兴趣转移到演戏上去的时候。 六 或者我是个侥幸者，或者生活本来就是由许多的“偶然”所铸成。辍学以后，在过着“一当二押三卖”的的日子里，我居然进入了当时的最高学府——辅仁大学中文系，颇当了一阵子一文不花的大学生。 那是由于有几位好友，我们住得邻近，他们比我年纪大些，都是那所高等学府正经花钱的大学生。他们同情我的境遇，于是就夹带着我混进了辅仁大学。事是好事，但头一天我一进校门，先就觉出浑身上下都不自在起来。已经到了临近上课的时间，校门里面的人们都急匆匆地来去走着。我无法知道他们的脸色是严肃还是快活，因为我不敢抬头，看见的只能是他们的脚。好友们领我向教室走去，我看见的仍然只是地板和一级一级的楼梯。觉得好像是走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路，才算进了教室。教室里学生们大部分已经就座，只有我罚站似的兀立一旁，这就更增加了我的紧张。简直想掉头归去，回到我的家，回到我或押或卖的“自由”的生活中去。我的热心的好友走去找他的几个同学了，只见他们嘁嘁喳喳了一阵以后，就指着一个空位子告诉我：“你今天先坐这儿吧。”我于是坐下。心想，那么我明天坐哪儿呢？果然，第二天我就更换了一个地方。此后天天如是，先是我浑身不自在地进入教室，继之是他们照例的一阵嘁嘁喳喳，而后为我指出一个安身的所在。 尽管是这样地上大学，然而听课时还是令我神往。现在记得起的是一位孙教授讲秦观，一位顾教授讲辛弃疾。从他们精到的讲解里，叫我领略出这些大词人的妙处：他们能在婉约近人的文字中抒发出忧国、爱国的深情以至豪情来。多么美呀！多么精巧啊，我们祖国的语言！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像是一个可爱的小精灵，只要你调度得当，它就能把你心里的最细微的情绪，令人难以置信地、非常机敏地表达出来！ 听课虽然有趣而令人神往，但内心的恐惧却不容易消除。日久天长我明白了，高等学府里的教授们是不管点名的。学生们都有固定的位子，点名的人只能在窗外，看位子空着的便画“旷课”，位子上只要坐着人，不管是谁，他便画“到”。我之所以能坐上位子，而位子又须每天更换，就是由于每天总免不了有人旷课的缘故。有人交钱而逃学，就有人不花钱而读书。平等互利，这本是可以处之坦然的了。但在当时，我于听课神往之余，心里总不免于忐忑，谁知道那些花了钱的学子什么时候会突然闯进教室把我撵走呢？因此，我那时常生做贼之感，觉得自己是一个偷窃知识的人。 此后，靠朋友们的帮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业。那时我只有十六岁，而我的同事们，比起我的年龄来，翻一番的寥寥可数，多数的都是翻了两番以上的老头子们。他们同我无话可讲，我也只能早来晚走报之以沉默。虽然有了职业，然而一，并不足以糊口；二，前途依旧茫然。照现在看，这种处境是可以称得上“苦闷”的了。但在当时，或者是因为这个词还未曾普及到我，或者是由于不“苦”不“闷”的日子我还没有过过，所以脑子里便没有这样的意识流出来。只是偶然在一根电线杆子上的招生广告里，我觉得又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就在我做事的地方附近，有一家中法汉学研究所，广告上说那里要办一个法文研究班，每周晚上开两堂法语课。一个“汉学”，一个“法学”，再加上是个夜校，这对我简直是个天赐的机缘。我于是去报名了。经过口试，我说了我对“汉学”和“语言”的兴趣，很快便通知我被录取了。从此，我又进入了另一所特殊的高等学府。 这个夜校简直是一座法兰西文学的殿堂。头一年照例是从字母念起，学些简单的对话和短文。第二年选文里可就出现了莫里哀。依次读下去，到了最后的一年，就读到了19世纪末的散文和诗。教授对法兰西文学有精到的见解，讲义都是他自己编写。我猜那里边很多都是他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因此，无论是朗读原文或者是讲解，他都沉浸在作品的意境和情绪之中。他给我们上的不光是语言课,在很大的成分上是文学欣赏课。教授讲得津津有味,学生们也听得入神。以至于在上课时，我竟恍惚觉得自己已近“雅人”。 但是，在课前和课后，我却不能不继续过我的“俗人”生活。 我那时住在北京西单，每天需步行过北海大桥，才能到达近东四我上班的地方。平时只带一顿午饭,不过是窝头小菜之类。赶到上夜校时,就需带上晚餐了。把窝头带进“法兰西文学的殿堂”，已经很不协调，更何况“殿堂”里是只烧暖气而不升炉火的。到了冬天，这就使我为难了。暖气烤不了窝头，冷餐总不舒服。窝头这东西，很脆弱，昨夜由母亲蒸出，今天又随我奔波了一日，到上夜校时它就要露出些裂痕来。冷而且硬，不略略加热，吃下去肚子里常会觉得有些异样。异样，尚可忍耐，只怕不幸由此酝酿出一个“异响”来，那便是对“殿堂”的极大的骚扰了。怎么办呢？幸好，“殿堂”之外的院子里有一间小厕所。为了它的上下水道不至于受冻，那里面安着一个火炉。于是这厕所便成了我的餐厅。把窝头掰为几块，烤后吃下，热乎乎地使我感到棒子面原有的香甜。香甜过后，再去上课，听的偏是菩提树、夜莺鸟这样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情。 下课了，我又需步行回家。冬天，遇到刮风的天气，西北风挟带着沙粒迎面扑来，粗拉拉的把人抽打得满脸生疼，自然也一并抽打了脑子里的夜莺鸟和菩提树，使我不能不将它们暂时忘却。然而遇上好天气，天高夜冷，街上早已没有了车辆和行人,安静得可以听得见自己的足音。这时,“殿堂”里学得的法文便油然而来，充填了心和脑，我不由得且走且想且诵，路，于是就成了我最好的温书的地方。这样，久而久之，我就习惯了在上下班的路上温课，念法文兼读古汉语。记得那时在旧书摊上很便宜地买到一本《诗经今译》，半页是原诗，半页是白话的释文。书只比今天小孩子们看的连环画册大一点，我便将它拆成单页，每天带一页去上班，看一眼背一会，一路走下来差不多总可以背得一首。至于法文，我是将生字写在小纸片上，也是边看边背，以我那时的经验计算，从西单走到东单，少说也可以背下四五个单词来，并不发生交通事故。现在学外语，都讲究句型教学了，句型长于单词，加之路上人多车多，我的这种经验怕是不能推广了。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这两句汉代的老话，虽曾被编入诗册，但我总以为它其实是古谚。比喻用得那么自然贴切,思想又表达得那么朴素而真挚,不像出自文人的手。 我不是考据家，我只是要说我衷心地喜欢这两句话，读起来总感到亲切。 我庆幸自己在那样恶劣的政治制度下竟遇上那么多的好的老师和好的朋友，他们为我启蒙，教我知道书这种东西的宝贵，使我没有胡乱地生长。 （摘自《梨园忆旧-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自述》，图片源自网络） 于是之（1927-2013　）,天津人（生于北京）。话剧表演艺术家。因扮演《龙须沟》中的程疯子而蜚声剧坛。主演作品有《茶馆》、《长征》、《青春之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