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儒回忆录（六）

辉哥谈天摄水

　　杨子儒，1914年7月出生于吴川塘缀低岭村。抗战时期任吴川世德中学党支部书记，曾任南路抗日解放军第四政治处主任。解放后首任吴川县委书记、吴川县县长。1953年任黎湛铁路修路办公室副主任；1955年初任湛江行政公署民政处处长，1955年秋任茂名县第二书记；1956年秋任海康县委书记；1958年任雷州青年运河修建副总指挥、青年运河管理局局长；1960年夏任茂名贸易部长、统战部长兼宣传部长；1975年任湛江港建港指挥部副总指挥；1979年任湛江党校党委书记、校长，一直至1985年离休。2009年病逝于湛江，享年95岁。

今把《杨子儒回忆录》载于此，以飨读者。一一编者

【上接（五）】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推行了极左路线。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饭堂，吃饭不要钱，一日三餐吃干饭，造成后来大面积缺粮，饿死人……。生产上极左也很严重，要搞亩产万斤谷，一亩田哪有一万斤谷呀，那时水稻亩产只有几百斤。全省会议布置，搞万斤甘蔗、万斤蕃薯和万斤谷。又搞万头猪场，当时无人敢做，只有陈光保搞万头猪场，把全区的猪集中在一起养。雷州猪腿长跳得很高，圈里的猪跳上围墙，今天走一些，明天走一些，剩下一些喂不到便饿死了，饿死的饿死，逃走的逃走，不用几个月猪场便完了。在那个年代，广东与全国一样极左很疯狂。在海康，我们对极左做法虽然有些不同看法，但亦无奈，只有消极执行，做个样子。

我在海康做5年书记（1956年—1960年），1958年1959年海康农业大发展，工业又搞了起来，有一定成绩。但那时，有什么问题呢？大跃进人民公社搞极左、浮垮有问题；另一个是党内政治运动伤害了一些干部、群众，当时我省普遍开展的反对地方主义、反对右倾，伤害很多人，有的同志受到批判，甚至被处分。

1960年夏调我去茂名当财贸部长。这时正是3年困难时期，茂名要建工业城市，困难很大。由于缺粮，中央调来大批工程队，连吃饭也解决不了。我一到茂名就下乡，下公馆、金塘、牛头…走遍各公社。下去搞生产，搞粮食给职工吃。特别是几万工程师，都是北方调来的，从大庆、抚顺，四面八方调来的。吃不饱，无油、无猪肉吃，意见很大。饭堂用禾草磨成粉做松糕吃，无法下肚。住房也成问题，住茅棚，办公也在茅棚。

省委派统战部长到茂名，要成立统战部。茂名虽然无多少工商业，无资本家，民主党派也很少，但有这么多工程师，不做知识分子工作不行。统战部的工作重点便是做知识分子工作。市委调我去做统战部长。我们首先召开工程师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学习，提高改造思想，跟共产党走、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觉性，同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按不同等级：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等优待供应油、肉类。每隔一段时间开一次会，学习和解决他们的实际生活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意见少了一些。这样的统战部长，我一直当到文革。后来开展四清运动，宣传部长调去阳江搞四清，叫我兼任宣传部长。

1965年，文革开始，首当其冲的是宣传、统战部。我是统战部长兼宣传部长，首先靠边站。后来宣传部长回来，我们一起下放劳动。军管期间，解放军介入支持“革命左派”，就更利害了。在这个期间，我被红卫兵当作“叛徒、走资派”揪斗。我当时并没有支持哪一派。红卫兵到处收集我的“黑材料”，在茂名收集不到，就到吴川找。在吴川，造反派收罗了我十条罪状，拿来斗我。在干校劳动期间，军代表做后台，造反派出头，给我们办学习班，不准出进，有病也不能看医生。当时我感冒发高烧，造反派不让看病。十几二十人关在那里不能出入，小便也受监视，家人不能探视。那时曾德材也被当作“走资派”，但未被揪斗。红卫兵斗我那十大罪状，我一条一条驳了回去，无一条成立。无可奈何，又端出我北撤去香港的事，说我逃跑去香港是叛徒，更是站不住脚。办班十几天，一个个地斗，没有一个斗出什么名堂，只好调去白鸡冲劳动。那时插秧、割禾、施肥，什么农活都干过。我养牛兼种菜，每天担着粪箕去放牛，晚上拾一担牛屎回来。早上起来要担十担水，担到岭腰去浇菜，重活都是我干，身体也没有什么病，好象很健康。由白鸡冲去公馆买米，有10里路，拉着三轮车，拉一百多斤米回来，都是我去。劳动是好事，越劳动身体越好，思想也没有什么负担，我也不怕，无所谓。后来，造反派拉我和罗明回茂名市游街，挂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大叛徒杨子儒”。造反派开始打我，拳打脚踢，又打罗明。罗明没有打伤，我被他们打伤了，打到牙崩，打到我身上几个地方红红黑黑、流鼻血。打伤都无人理。在我要求下，放我回家找医生医。以前跟我打游击，解放后做中医院院长的陈滋崇叫一个年青中医来医我，没多久就好了。医好后又回到“五七”干校劳动、学习，军代表监视着。1968年情况好转，军代表调走，造反派不敢在那里监护，我们自由了。要罗明做“五七”干校校长，要我做副校长，我不想做，也要我做。

做不多久，就逐步“解放”了（即把没有问题的干部解放出来工作）。调我回茂名市财贸战线当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那时军代表仍然存在，但不象过去监视工作，而是当参谋。军代表支持我的工作。当时茂名市财贸战线比较乱，物资缺乏，商品不足，供应困难，连猪肉、青菜都吃不上。市军代表革委会主任找我谈，要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于是我和农业部门商量，以我们为主，布置搞副食品生产，搞养猪、养鸡、养鸭，办鸡场、猪场。发动农民养母猪，去外省买优质猪仔回来让农民养母猪，买荷兰猪、白猪，发动、奖励群众养，教给他们养猪技术。又发动近邻公社种菜，商业部门供应他们肥料等生产资料，无钱就赊给他们。由于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很快就把副食生产搞了上去。一年多后市场上猪肉食不完，蔬菜卖不了。军代表经常到省开会，吹茂名副食品生产怎么好，市场怎么好，当时省委机关没有猪肉吃，于是从茂名搞两车猪肉送去省委，省委表扬他。另一个工作是反对走后门、反贪污。市场上发现走后门的就抓，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人，不同现在歪风邪气这么利害；有贪污的就在职工中进行教育，严重的进行处理。很快职工队伍好转了，没有人敢贪污、走后门。同时，教育职工改善服务态度。当时我们财贸战线很得人心，工作成绩显著，解决了市民和职工的生活问题，全市人民都欢喜。后来撤消财贸战线成立财贸办公室。我要求离开茂名，那时身体不大好，对茂名的炼油废气污染过敏，想回湛江工作；那时也有一些怨气，文化大革命被整得很惨，不想再在茂名工作。经组织批准，1975年我调回湛江搞建港，担任建港指挥部副总指挥（总指挥由市委书记赵立本兼任）。

建港工作是湛江市委管。我接受任务后，便组织施工。当时有个第三航道局，地方有十几个工程队，以航道局第三工程队为主体，建设调顺岛第三区，建矿石码头。从海南把铁矿运回码头，用火车送到北方炼钢厂，送到鞍山等地。海南铁矿含铁量70％，质量好，但矿不大，很快挖光了，又买澳大利亚的矿石。这个码头比较现代化，从船上用传送带传上岸，送上火车，完全现代化。一年时间就建好矿石码头。第二年又建磷矿码头。从贵州把磷矿、铁矿运到湛江，再用船运到北方各厂。两年搞两个码头。后来又搞下海码头，原来交通部准备在下海搞个造船厂，但未搞完就停了下来，交通部决定不搞造船厂了。而后又从一区与二区之间，现在叫四区，建集装箱码头，只搞了基础，又不搞了。我在那里工作三年多。每年都去北京开一次会，拨款、领任务……，都是交通部布置的。搞这些基础建设花很多精力，需要很多材料如沙石等，于是又开了几个石场，在官渡开个石场，在化州新安开个石场，我整天跑石场，虽然坐汽车去，但也很辛苦。1975-1979年共搞4年建港工作。由于形势转变，中央财经有限，港口建设停止，建港指挥部撤消，港口交回给港务局。把我调出来，林若叫我到地委党校，这是1979年。在建设上我出过很多力，流过不少汗。茂名十几年，搞财贸、统战工作；搞青年运河，搞黎湛铁路，搞建港，都是湛江重点工程。这些工程对湛江人民生活，对湛江经济建设起到重大作用。

到党校，不管熟悉也好，不熟悉也好，都是边干边学。当时，邓小平复出，正是三中全会前，我到党校首先按党组织布置训练干部。我想，湛江的党组织要建设好，就要把党校办好，不但要把地委党校办好，还要把各个县的党校办好。湛江地委党校，下属包括茂名地区四个县，湛江地区五个县，总共九个县的党校。我首先带他们去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地方党校参观学习、取经，十来个人走了半个月，虽然是走马观花，也都大开眼界，取得了不少经验。参观考察回来，大家心中有数了，满怀信心要把党校办好。按规定地委党校领导县委党校，我们每年召开一、二次各县委党校会议，交流经验。地委党校着重搞好理论班、轮训班。轮训镇委书记、县的科长等科级干部；地区属于处级的干部，由省负责训练。县级党校负责支部书记、村委会和股级干部。我们除了办干部轮训班外，还办理论班。由于缺乏理论教员，招一些高中、大学毕业生来训练，作为理论教员。由我们这些校长、主要教师授课，宣传部的人也来授课。学员一年毕业后回到各县党校或党委会工作。理论基础班是学习马列主义，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当时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是必读教材，“实践论”、“矛盾论”及苏联的联共党史要学，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份的内容都要学，还有党章等。这些教员经过一年的学习，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思想水平、政治水平，不同程度的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批毕业生回去以后起了很大作用。林若当地委书记，他对党校非常重视，每次开训练班他都来作报告，学习结束或学习中间也来作报告，至少来一次。在作报告之前总要我去汇报，把学员的思想，提出的问题提供给他。他再针对学员的问题，用党的政策、方针、路线进行解释。他作报告理论结合实际，学员喜欢听，收效比较大。党校办得比较出色，这与领导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办党校过程中，我们自身也注意学习，多读很多书，自己亦得益，理论水平、思想水平有所提高。

我在党校一直工作到1985年离休。（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