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孤坟掩埋了他的全部岁月

张琦

　　1976年7月8日晚8点40分，我的父亲突发心衰，猝然离世。时年55岁。

世间有日，天上无年。

四十五年了，我一如荒江野老，在夜雨寒窗下，翻开父亲的岁月，遥远的伤痛依然会让我泪满青衿。在这白云苍狗的人世间，深宵残月时，为了那份亘古绵长的怀念，我守着父亲那咬紧牙关的魂灵，述说父亲的平生往事，以禀上苍。

当天，我去公社参加篮球赛，日落时分回到家里。父亲正蹲在屋后地里栽烟苗，嘱咐我晚饭做小白菜炖土豆，蒸二米饭。

我回屋做饭。没觉出任何异常。

父亲栽完烟苗，转到屋门前，坐在门旁石头上歇息。看我在洗菜，说了一句：“炖小白菜多放点荤油。”

见他手上沾着泥，我说：“爸，给你倒水洗手吧。”

他疲惫地说：“不用，还有点活儿没干完。”

我以为他只是累了想歇一歇，自顾背过身去切土豆。大约过了两三分钟，我想和他说说闲话，无意中回头看了一眼，只见他仰面向天，大口喘地喘着气。我转身扑过去问：“爸！你怎么啦？”

他急促地说：“我不行啦！”

我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浑身发抖，哭说让他等着，马上去找赤脚医生。

我拼命往赤医家跑，约五百米的距离，边跑边哭喊：“我爸不行了！”

路边的人惊讶地看着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赤医扔下饭碗，背起药箱随我往家奔跑。缓过神来的村民也跟着跑。

父亲气息越加短促，但思维清晰。

赤医问他用什么药。他喘促着说：“副肾（强心剂）。”赤医说没有。

父亲又说：“尼克刹米（调节呼吸的针剂）。”赤医也说没有。

父亲断断续续地说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二十五的------糖。”

听得懂他是要静脉注射25%的葡萄糖！

赤医慌忙抽出药液，却找不到血管。等找到时，说血管已经瘪了，针扎不进去……。

父亲嘴里泛出白沫，渐渐停止了呼吸。

人们帮我把父亲背进屋里放倒在炕上。赤医翻开父亲的眼睑，说瞳孔已经扩大，人不行了。有人让我呼喊父亲。我伏下身，贴着父亲的耳边，撕心裂肺地悲号喊叫。那耳朵还是温热的，人却没再醒来。

大家拼力拉开我，张罗安排后事。

有人端来温水，我跪在父亲身旁，用毛巾给他擦脸，清洗手脚。求人去村里小卖部买来白袜子和黑色布鞋。我为父亲穿上袜子，把鞋放在他的脚边。用一条淡黄色的枕巾蒙上他的脸。

人蒙了脸，就有了生与死的界限。彼时我才真正意识到，父亲与这个世界已经阴阳两隔。那一刻的号啕大哭，是清醒而绝望的。

乡亲们主动担起后事的安排。搭灵床、张罗棺木、选墓地、通知在外地的家人等等。村里派拖拉机去单位接母亲，只说父亲病了，让她回家看看。

夜里十点钟，母亲赶回家中。

见院子里站满了人，母亲诧异地问：“怎么啦？这么多人？”没人敢回答。她快步走进屋坐到父亲身边，一把揭开蒙在父亲脸上的枕巾，不悦地说：“有病就治病呗，蒙他的脸干什么？这才有人怯怯地说：“张大夫走——啦！”

母亲有些恍惚，摸着父亲的胸口说：“这心口窝儿还热着呢，不能呀？”她晃着父亲的身体呼唤：“你起来！起来看病去！起来呀！”

众人含泪拉开母亲劝着：“人走了，快给他穿衣服吧。”母亲呆愣片刻，似乎明白了。

她迟疑着打开一个箱子，取出一条崭新的白床单、一顶黑呢子制服帽、一套藏青色海军呢制服。

那套衣服父亲只穿过一次，是当年为到北京参加卫生部会议特意买的。

众人将父亲扶坐起来，穿戴整齐后，抬到外屋已搭就灵床上。我和母亲为父亲蒙上雪白的床单。

至此，母亲才彻底醒悟：她的丈夫真的走了！霎时悲声凄厉，声声唤着父亲的名字，哀恸欲绝。众人垂泪，唏嘘不已。

夜深了，万籁俱寂，唯有我与母亲呜咽的声在山村的深更里萦绕。那个令人肝肠寸断的暗夜里，我们的天——塌了！

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边只有我一个亲人，我眼睁睁看着他的生命在瞬间消逝，束手无策。这样的不幸，会让活着的人天打雷劈似地痛。给我生命的人，也给我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父亲一息尚存时，没能获得任何救治，我至今无法释怀。

他生前医术精深，救活的濒危病人不计其数，却没能救活自己。临终前自述三道医嘱，需要的都是常备药，竟无一得到实施。

父亲的病或许不至于死，只需要一针强心剂，病情就有可能缓解，就有生的可能。然而没有！造化弄人，竟至于此！ 

父亲死于动荡年代，死于际遇，死于不甘命运的挣扎之中。这多年来，冥冥中，他的魂灵似乎就跟在我的身边。我知道他有未尽的心事。他曾经的苦难是我永远的梦魇。

父亲离开二十年的时候，我曾在一整年时间里，几乎夜夜梦见他。

梦见他患肺结核病大咳血时惨白的脸色。

梦见文革中他脖子上挂着大木牌子，在沈阳中街弯腰挨批斗的场景。

梦见他后背上缝着一块写有“历史反革命份子”字样的白布，在沈阳大红袍胡同低头扫街的背影。

梦见他背着药箱，在鹅毛大雪中，走在枫树村街巷里的身影。

梦见他临终前痛苦挣扎的样子。

梦见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半睁着双眼的遗容……。

所有梦境，都是父亲生前真实经历的再现。熟睡中，父亲会悄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还是当年的样子，从不说话，只投来忧戚一瞥，便缓缓飘过。看他远去的背影很是凄苦，我心一酸，泪就流城了行。常常哭醒从湿漉漉的枕头上爬起来，黑暗中仍觉得眼前影影绰绰。我想不出那些梦寓意着什么，到我知道父亲有未了的心事，灵魂难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几十万无辜的读书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 运动中遭遇灭顶之灾，一下子从天堂坠入地狱，人生从此布满荆棘。他们摇晃着前行，匍匐挣扎，血与骨散落一地。一群被时代辜负的人，用他们脆弱的生命和惨烈的经历，为历史留下了一曲曲旷世悲歌。我的父亲不幸成为其中一分子。

父亲从三十六岁起， 厄运暗涌，一路洪浪翻卷，人生陷入水深火热。十八年苦海无涯，命运一步步把他推向深渊，其中的冤屈和悲苦无与诉说。

心苦灵魂就苦。他是有话要说，将那些带不走的心事，再三托梦与我。

说出父亲的无辜，是我今生的使命。

我父亲张玉林，出生于1922年。吉林省海陇县人，1947年末于沈阳市和我母亲结婚。

父亲天生读书人的胚子。十四岁外出求学，国高毕业考入东丰师道美术专业。毕业后，又考入国立长春大学政法系。

1948年，长春大学并入当时的东北大学并迁校北平，毕业时集体从北京南下参加解放军部队，建国后同窗多成为文职军官。

父亲因母亲临产，未能从军。孩子出生后，携妻女从北京回到沈阳市，人生从此南辕北辙。

千秋黑白子，无语下棋人。每一个人都是历史棋局上的棋子，每一步都早有定数。一次阴差阳错，冥冥之中，此生却已注定。

沈阳解放前夕，经人介绍，父亲谋得沈阳市新民县司法科科长职位，接手审讯犯人工作。

读书做学问是他的初衷，从政当狱吏不合他本意。加之父亲性情温良谦恭，自知不善此道。十八天后，尚无作为，分文未取，自行离职。

1949年，父亲自学通过了东北区医师考试。秋天，他在沈阳洋楼院儿内创办起医师讲习班，聘请了十九位医科大学的教授、讲师授课。父亲进修医疗专业，同时兼管指导技术学习和有关筹备工作。

1950年，医师讲习班被市政府正式接收，更名为沈阳市医师进修学校。父亲被市政府授予建校功臣荣誉。在建校庆功会上荣获“建校功臣”锦旗嘉奖。

随后，父亲在沈河区组建联合诊所，担任所长，为沈河区医务界引进了史上第一台医用X光机。也因此为家庭创下丰厚经济收入。

父亲天赋极高，记忆非凡，读书过目不忘。他勤思善悟，勤勉进取，很快在医务界立足、站稳，在理论和临床上均成为业内佼佼者。各医疗单位争相求教，邀请讲课的聘书纷至沓来。他热心、赤诚、不遗余力地服务于社会。

父亲致力于教学和临床。他精忠虔诚，用情至深，为人温良恭俭让。深得上下信任与尊重，正当前程无量。

1953年，父亲作为沈阳市医务工作者代表，到北京卫生部参加了全国医疗卫生工作会议。之后担任沈河区结核病防治所所长，享有月工资137元，是当时普通人月收入的三倍。那几年，成为他一生中的辉煌时期。岁月的光芒万丈

1955年7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份子的指示》，举国上下开始了长达五年之久的“肃反”运动。

运动初期政府承诺：对于为旧政权做过事的人，“主动坦白、无血债、无民愤、交代清楚者，既往不咎。"

父亲主动说清了历史上那无为的十八天。经过组织调查，情况属实，给出了“既往不咎”的结论。父亲相信人民政府的“既往不咎”，以为雷息雨过，还会天高云淡，朝花夕月，依旧一心扑在工作上。

可是，一滴水很难辨出洪流的方向。他不知道，那是个风无三日停、地无三尺平的年代。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海啸般涌来，没人能躲得过去。

1956年到1958年两年期间，“肃反”运动达到高潮。在全国“大跃进”运动的推动下，“肃反”运动也紧跟跃进，扩大惩处范围，加重惩处力度。。

1958年，“肃反”政策变为不再以是否有血债、民愤作为定性标准，更不论是否主动坦白，而变成按解放前担任的职务划线。任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伪连长、科长以上职务的人，一律定为“历史反革命份子”。

父亲有过十八天司法科“科长”的虚职，劫数难逃。于是，“既往不咎”的公文变为一页废纸。父亲被迅速戴上“历史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送辽宁抚顺红透山铜矿劳动教养三年。

如此人生大劫，于任何人而言，都无异于晴天霹雳。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硬生生把他打入敌对阶级阵营，画地为牢。工作没了，公民权没了，连自由也没了，人生跌落到深渊谷底。 

大悲伤肺。不久，父亲在劳改队中罹患肺结核病，大量咳血，病情危重，获保外就医，回家治病。

政治荡涤也罢，世态炎凉也罢，人总得活下去。父亲把那些真切的荣辱与悲辛，深深埋进心底。以坚忍的意志默默承受一切不幸，用精深的医术为自己治病，闯过生死大关。

1961年，父亲劳教期满，解除劳动教养。戴着“历史反革命份子”的帽子，被交送街道接受监督改造。

遭遇剥夺公民权的人，外部世界充满危险、敌意和孤立，最怕被社会抛弃、被人群抛弃。父亲怀着内心的孤独与悲凉，在人们犀利的目光中重寻找工作。

当时，沈河区中央路门诊部（现改名为沈河区第六医院，简称六院。）急需能够支撑门面的医疗技术力量。父亲医术精湛，众所周知。鉴于此，六院限条件使用了他：不算在册职工，只按大学毕业标准每月发五十六元生活费。 

没有选择。为了生存，为摘掉那顶政治帽子，掸掉头上的政治风尘，他开始更加拼命地工作。

都说跌倒了，可以爬起来。父亲太想“爬”起来。为“爬”起来，他付出了惨重代价，还是匍匐着走了。

（待续）

　　父亲坐诊西医内科，主持解决棘手病例，谨慎笃行。应诊之余，承担院内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培训工作。他自编教材，自绘插图，自刻钢板，撰写出《红医培训讲义》一书。定期为医务人员讲课。 

父亲动手能力极强。他拼命奉献自己。无论力所能及与不能及，看见活儿就默默地干。

消毒锅坏了。他拿起来琢磨一会儿就修好了。

门诊大厅划分科室布局，钉间壁板墙。他独自设计，亲手打造。

医院里自制诊察床，没人会包皮革面。他用业余时间包揽了所有诊察床。活儿干得精细、漂亮。

直到十八年后我入院工作时，诊室的格局都没变，那些诊查床仍在使用。

曾经有老同志告诉我，医院里那些诊察床上的皮革面，都是当年父亲一钉一铆包上去的。我细心数过，每张床面四周有160颗铆钉，26张床4160颗铆钉！

一个肺结核病人，身体羸弱，一锤一锤钉上这些钉子的时候，身体是怎样地超负荷，透支了多少血汗与健康。我曾久久摩挲着那颗颗铆钉，泪洒床前……。

其实，许多事情他都是边做边学，只为努力表现，“立功赎罪”，争取早日“摘帽”。他无师自通，做什么都像模像样，备受称赞，赢得众人尊重。

凭心而论，父亲沉重的付出，得到了上下的一致肯定。单位和居委会每年都为他上报“摘帽”的申报材料，评语极尽褒扬。“摘帽”每每指日可待，却总是不能遂愿。原因奇诡，都是些与他本身无关的阴差阳错。

记得最后一次是1965年末，辖区派出所王所长亲口告诉父亲；“你的材料又报上去了，新来的主管领导也点头了，等好消息吧！”父亲激动地期待着。结果，还是没行。

怎样的悖谬，开出这等黑色玩笑！七错八错，究竟错在了哪儿？无从知道。冥冥中，似乎真的有某种神秘力量，在暗中编织着个体生命的运数。 

命，悬惑而吊诡。

1966年文ge开始。斗争洪流，举国滔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父亲劫难当头，抄家、批斗、游街、关押一样没少。

各种折磨持续了一年多。在“斗倒斗臭，永世不得翻身”后，被停职停薪，遣送到沈阳东陵区汪家公社汪家大队劳动改造。当地人见他身体羸弱，走起路上气不接下气，怕给队里添累赘，拒绝接收。

父亲被送回街道接受管制。

街道勒令父亲做块大木牌子钉在家门上，写清姓名、年龄，罪名、贴上本人照片。同时在衣背缝上大块白布，用墨水写上同样的内容，每天穿着它劳动改造。说这样便于革命群众监督。父亲每天背着这块“招牌”，扫街、挖战备壕、挨批斗。夜里写反省材料，交代新“罪行”。

街道的批斗会比单位更惨烈，打死、打伤人的事情屡见不鲜。常有来路不明人冲进游街队伍任意施暴，发泄过后扬长而去，打死人连凶手都找不到。父亲的后背曾被陌生人的三角带抽出两道血痕，幸有街委会熟人阻拦，否则，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世道飙狂，人性扭曲，能活下去不容易。父亲背负各种屈辱折磨，熬着那个血色的年代。

1970年1月，母亲走“五七”道路，带着我和哥到枫树大队河源村插队落户。

十天后，父亲被另行遣送到河源村。谁都不会想到，连父亲自己也想不到，这是上苍对他的最后发落。几十年后回望往事，愰同隔世。仔细想来，又一切都好像在劫难逃。

那里是高寒山区，冬季气温零下三十几度。父亲患有空洞型肺结核，不抵严寒。山风凛冽，呛一口喘半天，憋得上不来气。好在生产队长体恤他，尽量让他干些屋内的轻活儿，稍微得以喘息。但以他肺功能的状况，还是不堪负重，身体日渐衰退。

村民知道父亲是被管制的人。也很快知道了他是名医生。

山区历来缺医少药，农民生病得不到治疗，成年累月形成顽疾，痛苦不堪。难得来了城里大夫，人们顾不上“划清界限”，纷纷上门求医问药。

无论出于职业习惯还是医者的责任心，父亲都无法也不忍推辞拒绝病人。推却登门求医的病人。

村民找上门来。他像待自家亲戚一样，精心诊疗，施医舍药，在短时间内治愈了多例痼疾，患家感谢不已。人们赞声不绝，口口相传，很快十里八村尽人皆知。问病者络绎不绝，各自说着恳切求情的话，人们把他当成了治病的救星。

人一旦尝过资格被剥夺的痛苦，会格外珍惜命运的每一寸垂怜。村民憨憨的笑脸，朴实苦情的诉求，令父亲感动和同情，也感受到久违的温暖和被人需要的慰藉。

父亲庆幸自己又有了被人需要的价值，有了“赎罪”的机会，似乎看到前路上一丝微茫的希望。可他不知道，这已然被我有些人当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不久，村领导开会要求村民与父亲划清界线，不能让阶级敌人拉拢腐蚀贫下中农的阴谋得逞。勒令父亲“不许再给人看病，老老实实在去生产队劳动。”  父亲识相，规规矩矩地闭门“思过”。治病救人成为他望而不及、求而不得的奢望。

村民生存艰难，长期饱受疾病折磨，看不起病。难得有了治病机会，谁都不想失去。于是，请示、求情、私下找人通融、甚至找上级闹腾，要求允许父亲给村民看病。这事儿着实麻烦了领导，添了不少乱。

民意汹涌，不可无视。在群众呼声逐日高涨的势态下，上级领导无奈做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决定：凡找父亲看病者，本村患者由大队书记批条，外村患者由公社书记批条，无条看病，父亲要受到严厉惩处。

父亲不敢有丝毫违背，严格遵守见条看病的原则，随叫随到，上门送医送药。

日子久了，要求看病的人太多，批条逐渐流于形式。村里家家都能和领导套上亲戚关系，不批给谁都是得罪人。外村病人也拐弯抹角地托关系找公社领导走后门。

于是，条子越批越多，患者蜂拥而至。就这样，父亲被民意推动着踉跄前行，一路举步维艰。救死扶伤，却名不正言不顺。

河源村位于冰砬山脚下。1971年初，为战备需要，某部队驻进山里。当地领导说父亲的身份影响部队安全，指令我们全家搬离河源村，迁居到向西一公里外本大队的枫树村。

彼时，来找父亲看病的人已经不止于本大队、本公社、本县范围，邻县、邻省的患者也慕名而来。骑车来的，赶马车来的，开拖拉机来的，患者们纷纷拿着批条“朝圣”般涌来。

父亲应接不暇，每天起早贪黑，接诊七、八十甚至更多患者，夜里还要出急诊。内、外、妇、儿各科无所不及。超负荷的工作量导致他身体严重透支，健康状况出现滑坡势头。

父亲的医疗技术水平，我是在自己也当了医生后才真正了解的。他治愈的很多病例，堪称奇迹！

长夏雨夜，枫树学校刘校长突然高烧，抽搐，昏迷不醒。父亲去家中出诊，得知患者有过腹泻、立即去查看病人的大便，发现便中带有脓血。查体后，凭经验和临床所见，诊断为“中毒性菌痢”。

此病不同于一般“菌痢”，是较为凶险的法定传染病，死亡率高，只有传染病医院才能收治。检验、消毒、隔离、治疗等，需要医护多方配合。

父亲只身一人，没有检验仪器，手中的药品种类少之又少。在患者家的土炕上，没有任何防护，冒着被传染的危险，硬是把病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他用了怎样的药物配伍、怎样的抢救治疗手段，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在患者身边守了一天一夜未合眼。第二天深夜回到家中，精疲力尽，脚肿得脱不下鞋来。 

母亲心疼，埋怨他不该担这样大的风险，为什么不转到县医院。“你只顾救别人的命，一旦人死手中，有口难辩。灾祸临头时，谁能保你的命！”

父亲默默无语。他知道，从家到县医院三十六公里的路程，马车快走也要三个小时。没等到医院，人就可能没命了。病人等不及，他得救命！

他仁慈，悲悯，与这个世界推心置腹，想把一怀赤诚捧给众人。他渴望摘去那顶帽子，卸下己身的“债”与劫，抬起头行走世间的路。

父亲夜夜读书，研究病例，采用中西医结合与针灸并举的治疗方法，攻克疑难杂症，疗效显著。 

本村男青年S，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二十五、六岁了，男性第二特征仍不发育，常被人嘲笑。求治过，医院说治不了他的病。爹妈整天愁眉苦脸，S自卑抬不起头来。父亲主动安慰他：“别害羞，到我家里给你检查一下，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给你治治看。”

经过一段时间精心治疗，S身体状况向好，越来越好。三十岁时娶了媳妇，生了两儿一女。如今S已经年近古稀，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父亲走得早，没能看到S娶妻生子。

开原县病人郭某，患癔病性瘫痪二十年，双腿不能活动，四处求医无果。家人从一百多公里外赶马车把患者送来，用门板抬进屋里。父亲检查后决定收下该病人。考虑他路远治疗不便，留其住在诊所，每日悉心施治。

经过中西医针灸结合治疗，一个月后，患者开始自己拄双拐在院里慢走。两个月后，患者弃掉拐杖能独立行走了。家属欢天喜地赶着马车来接他回家。离开诊所那天，患者上车前，流着泪送给父亲一句话：“你是活菩萨呀！”

本村某妇女患腿疾多年，县医院看过说要截肢。患者不甘心，恳求父亲给想想办法。父亲知道那病不好治，却不忍心拒绝。夜夜看书查资料，苦心研究治疗方案。几番周折，锲而不舍，到底治好了那双病腿。患者不但肢体得以保全，且能行走自如。

河源村赵家媳妇生面疮多年，脸上形成一层又厚又硬的壳，人称“鬼脸”。因为羞于见人，很少出门。父亲自配药膏，每日为其换药。一个月后患者退尽疮痂，逐渐生出正常皮肤。女人重新融入了人群。

邻村一王姓妇女婚后不孕，遭婆家歧视，轻生未遂，家人领来求治。

术业有专攻，妇科不是父亲的主攻科目，可病人的疾苦，总能让他生出恻隐之心。为这一个病例，他深夜里翻遍了家里相关的医书。不知道他获得了怎样的天启，竟然妙手回春。两年后，夫妇俩抱着满月的儿子来家中千恩万谢。

一间屋子一铺炕，一张桌子一个药箱，是为村卫生所的全部设施。一隅之地，父亲用自己的生命践行着一个医者的使命，诠释了“医者仁心，以高尚情操，行仁爱之术，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内心。”的古训。

他每天超强度劳累，片刻不得清闲。不能按时吃饭，夜里睡不上安稳觉。任何时辰，有人来找就得立即出诊，风雨不误，冰雪无阻。

严寒的夜里，常常刚捂热了被窝儿就有人敲窗，甚至一夜两、三次。再怎样疲惫不堪，也得背起药箱，打着手电筒走进漆黑的夜幕中。

山村的冬夜，北风肆虐，呛得他喘不上气，走几步就要停下咳一阵。那咳声撕心裂肺，在深更的村巷里回荡不去。我常隔着窗户看他那移动的背影，心像被人揪了几把，鼻子一酸，热泪就溢满了眼眶。

我最怕夜里有人来敲窗，更怕河源村来人敲窗。往返两公里的夜路，夹在两山之间田野中。途中时有野狼出没，路边有坟地，深夜行走其间，阴森恐怖。三九天冰雪覆盖路面，一步一滑，折腾一趟需要近两个小时。

父亲经常一个人在那样的暗夜、那样的路上踽踽独行，心里想过什么，没人知道。他默默地忍受着，吞下那些人生的凄苦，趔趄地挣扎在命运的泥沼中。接诊出诊，夜以继日。他背负着命中的苦难，重负前行。送给患家的，除了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还有与人为善的情意和温暖。

村里葛家生活困难，老太太营养不良严重贫血。父亲诊治后，回家包了从城里捎来的白糖派我送去。老人捧着那包白糖浊泪长流，泣声念叨着“好人啊！”

为给父亲补充体力，我骑车往返七十多公里路去县城买来两瓶炼乳。他舍不得喝，收存起来。王家妻子老胃病发作，连日不能进食。父亲出诊回来，冲一茶缸炼乳揣在怀里，返身送上门去。王家人老实忠厚，不会说什么，却尽其所能暗中关照我们。

（待续

　　河源村金家新生儿夜里高烧不退，抽搐不止，父亲上门急救。患儿病情不稳定，他坐在身边守到天亮。金家感激不尽，拿出产妇的鸡蛋煮给他吃。

村里一位孤寡聋哑老人病危，父亲竭力抢救，转危为安。老人醒后，望着父亲无声地流泪。病愈了，他没事儿就去诊所的窗外站着，默默地看着父亲工作。到了吃午饭时，父亲常把自己的午饭分给老人一份。老人会拉着父亲的胳膊比划一阵，然后一瘸一拐去外面抱柴禾帮父亲添火。

村民们把父亲当成自己人，给了父亲莫大安慰。那是人心换人心的交情，是信任，人在困境中的是相依相惜。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情分，成为了父亲百折不挠的动力。

1972年，又是父亲流年不利的一年。命运暗涌，蹊跷，邪性。

我哥在公社白灰厂山上打石头，吃住在工地，劳动强度之大，生存环境之恶劣，均已到了极限。父亲实在心疼刚十九岁的儿子，为长远之计，将来能有口饭吃，动了让儿子学做木匠的念头。

几番求情，几经周折，哥去了清原县拜师学做木匠。

那时候，离开生产队去外边干活儿被视作“美差”，人人求之不得。时间长了自然有人不平，父亲为此提心吊胆，整天加着小心。可是，怕什么来什么。

挂锄时节，公社开广播大会，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割资本主义尾巴。父亲被当作黑典型拉到公社批斗。在有线广播里，他按照人家事先拟好的稿子，向全公社民众列数自己的“新罪状”：

一．教唆儿子逃避生产劳动，外出学手 艺，破坏农业学大寨。

二．家里养了三口猪，与上级政策唱对 台戏，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三．给人看病是逃避劳动改造，借机拉 拢腐蚀贫下中农，妄想变天。

批斗会结束时，当权者对父亲下了三条禁令：

一．马上把儿子找回生产队劳动，不得 耽搁；

二．立即处理掉家里的猪，不许再养 ；

三．不许再给人看病，明日起下地干活 儿，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中午，我回家吃饭，端着饭碗听到了这段广播，心一酸，眼泪噼里啪啦砸进碗里。忽听广播里有人呵斥父亲：“大声说！”我手一哆嗦，碗掉下炕沿砸在脚面上，高粱米饭悲愤撒落了一地。

哥外出学木匠是事实，可那是经过生产队允许的，有歹意？苍天在上！

家里的三头猪是之前养的，禁养政策刚下来两天，正在处理中，就……冤枉啊！

看病更是各级领导批准的，有批条为证。这也成了罪状，天理何在！

父亲终日活得战战兢兢，破坏、复辟、变天，岂敢呀！

黄昏，山黑云暗。父亲回到家里，疲惫不堪。他独自面对窗外的夜，坐了许久，心中的无望和悲怆不言而喻。我怕他想不开，守在身边不敢离开。

又不让看病了。队长知道他干不动地里的活儿，同情他的处境，让他给队里捡粪，能干多少干多少。于是，父亲每天挑担在村里村外沿路捡粪。

屋漏偏逢连天雨。捡粪竟也捡出了意外乱子。

八月的一个周日。零晨四点钟，我和父母还在睡梦中，被踹门声惊醒。四名公安局便衣破门而入，两把手枪同时对准了躺在被窝儿里的父亲。便衣喝令他穿上衣服，在搜查令上签字。然后不容分说戴手铐，由两名便衣押上警车。

父亲被带出门时，回过头深深地看了母亲一眼，什么都没说出来。那眼里的哀凄，像楔子嵌进了我的心底，想起来就痛。

我跟在父亲身后，失声痛哭，被便衣推回屋里，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留下的两人开始抄家，无处不及，翻箱倒柜，连我的作业本都逐页翻查了。这是从文革开始，我经历的第四次次抄家。

查抄过后，我和母亲被分别隔离审问。问父亲最近去过哪里、做什么去了、说过什么、写些过什么等等。前后审了三个多小时，一无所获。先是放回了我，而后放回了母亲，八个小时后才放回父亲。

然而，这样一次抄家行动，竟然是两县公安闹的一场大乌龙，一切子虚乌有。

事后听说，几天前，邻省东丰县公安局接到一封群众捡到的“反动信件”。信的内容大意是：约定某日某时，在枫树村西边村口与某人接头面谈，还有暗号等等。

为此，东丰县公安局派人到约会地点附近蹲守。而那段时间，父亲恰恰在那条路上捡粪。见一个确信不是农民的城里人，整天在那一带徘徊，蹲守者想当然地断定，父亲就是那接头的人。遂通报给管辖地西丰县公安局。

于是乎，东丰、西丰两县公安局联合上演了抓捕闹剧。为了不打草惊蛇，公安行动之前并未与基层组织打招呼，村里事先毫不知情。

事后经多方查实，此为东丰县某知青对现实不满戏弄公安的一出恶作剧。纯属误会。

只说是误会，可父亲面对枪口的那一刻，面色惨白，一脸的无辜和绝望，那样的惊扰是极具杀伤力的。两县公安机关工作不力导致误抄民宅，错审无辜，事后没有任何解释与说法，此事不了了之。

深重的生活，裹着泥沙与刀剑，扑面而来，狂啸而过。有了这次教训，父亲越加小心谨慎，为避免单独行动，不再捡粪，改为去队里和后勤妇女一起干活儿。

那段时间，他内心很孤独，真的孤独。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能引起他的注意力。或许，这样可以麻痹自己，忘却现实的严酷。 

父亲早年有一张手执锦旗的获奖照片，上面题有“保持荣誉，永远为群众服务”的自勉词。如今荣誉没能“保持”下来，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却根深蒂固。他坚韧旷达，精神不垮，以内心的阳光，照耀自己也温暖别人。以低到尘埃里也要开出花来的精神，保持着生命的张力。以内心的光芒照耀自己也温暖别人。他多才多艺，乐于助人。几乎每天晚间都有人为一些小事上门求助。

在队里干活儿时，有妇女说想做鞋，不会剪鞋样儿。向他请教。他趁着歇气儿的时候，回家取来剪刀和报纸，教人家比量、划线、剪裁。

有人说不会编棉袄上的扣袢儿，他解下鞋带一步一步细细地讲解。

有人做针线活儿没有缝纫机，拿着活儿来家里求助，他有求必应。

妇女们在家做棉衣，裁不准领口的大小，也来讨问，他且裁且教。

父亲话不多，只管尽心尽力。异乡的夜空下，一盏摇曳的蜡炬，无声地闪耀着人性的光芒。人们敬重他，心怀感激，也在背地里悄悄地关照他。

父亲爱生活，有情怀，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用尽深情。

那段时间不当大夫了，夜里不用出诊，有了空闲，除了看书就做针线活。他自己纳鞋底，接连给我做了三双颜色不同样式各异的布鞋，洁白的鞋边儿配上塑料底，比商店卖的好看。

母亲上班路远住在单位，每周六晚上回家一次。一进屋，父亲便端上热乎的饭菜，还会特别为她加个炒鸡蛋。乡下常年吃不到肉，父亲北地里托人从部队买几个罐头，专等母亲回家来改善伙食，偶尔打开一个分两次炖菜吃。母亲一面抱怨父亲乱花钱，一面吃得安然。父亲含笑不语，看她吃下就很欣慰。

他有大男人的胸怀，与母亲之间凡事忍让，体贴，用情。母亲发脾气他一笑而过，默不作声，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母亲每次回家要搭坐一个多小时的马车。三九天坐马车，普通棉衣不抵风寒。父亲细针密缕，为母亲缝了件羊皮大衣，样式简洁美观。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进温暖，也缝着当初的诺言。

那些年，我和母亲的棉袄棉裤都是父亲熬夜缝制的。父亲临终前那个冬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他硬是喘息着为母亲做了三件新棉袄。棉花的、羊毛的、蚕丝的，不同花色，不同面料。天知道，他预感到什么了？把放不下的牵挂，都缝进了那一件件新袄中。母亲没舍得穿，三件新衣珍藏了十年，直到自己去世，一次都没穿过。

父亲做事耐心细致。村民都夸我家菜地长得好。家里自留地每年哪天撒的种、哪天出的苗、留多少棵苗，都有数据记在日历牌上。村民都夸我家菜地长得好。家里吃喝穿戴用，父亲安排得井井有条。

时代的动荡，决定着父亲命运的浮沉。随着社会形势的忽紧忽松，父亲为人治病的事情也是几起几落，时许时不许。上边风声紧了就停一阵。群众呼声高了又恢复一阵。 

1975年秋，一位县领导患头痛顽疾，四处求医，久治不愈。他是县官儿，不用等谁批准，直接来找父亲看病。一个星期后病治好了。那县官感叹人才难得，建议公社领导允许父亲名正言顺地看病，不要再批条了。

这次恢复看病不同以往，有县领导的支持，父亲似乎看又远远地到了一线希望，他兴奋地朝着那希望靠近。

大队治保主任悄悄来家里告诉父亲，本年末公社有一个“摘帽”名额，村里又给他上报了。这是第二次上报。那一夜，他激动得翻来覆去睡不着。

父亲又一次背起药箱，践行他的“永远为群众服务”的诺言，竭诚忘我。

其实，从那时起，父亲已经体力不支。他是咬着牙在和命运抗争。他不甘心，就想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不反社会。他安分守己，满怀善意，摘掉“历史反革命份子”帽子，是他对这个世界的唯一请求，别无奢望。

年末传来消息，“摘帽”的事儿，全县统一推迟到来年。希望再次落空。推迟到来年，也算指日可待，等吧。

父亲以孤微之力，恪守医道，救死扶伤，极尽忠诚地匍匐在大地上，赢得了人心，也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村民们对父亲的敬重和爱护，我们铭记在心。

村里常开会批斗“四类分子”，没事儿也要把这些人拉出来揉搓一遍，营造阶级斗争的气氛。

有人在批斗会上不得已喊了打倒他的口号，会在夜里上门表示歉意。

有人听到了有关他看病、摘帽和形势变化的风声，会悄悄登门相告。

有人在夜色中偷偷把鸭蛋或蘑菇等山货送到家里，或者把东西放在窗外，屋也不进，打声招呼就走。

家里常年吃煎饼，总有人来家取走粮食给摊成煎饼送回来。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只要打声招呼，人们都会或明或暗地帮忙。

村民的信任与爱护给了父亲莫大的安慰。父亲鞠躬尽瘁，以不凡的人格魅力与那里的百姓结下了深情厚谊。至诚至真。

然而，他他命运的颜色取决于权势的脸色，得任由某些人摆布。被强制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是他无法挣脱的魔咒。

1975年春夏之交，本村一名男知青遇事想不开走上绝路。十九岁鲜活的生命，跪在山坡的一棵树下，用两根鞋带吊死了自己。

当晚，遗体停放在村外靠近山脚的空地上，用几根木杆和塑料布搭起了灵棚。父亲等“四类分子”被迫去看守遗体。

那晚天降瓢泼大雨，电闪雷鸣，风呜呜地在山口回响，如泣如诉。漆黑的夜，四个人披着雨衣，用手电筒照明为死者更衣、棺殓。死者一条腿蜷缩着，试了几次，都无法摆平。有人对着死者哀叹：“唉！就这样吧，只能这样啦。”

四个人在浓黑的夜里坐守在棺木旁，周围一片浓黑，风刮得灵棚摇摇欲坠，发出阴森的吱嘎声。风声雨声雷声，声声如怨，他们在风雨和恐怖中熬到天亮。

父亲回家后疲惫不堪。很快发起高烧，咳喘得躺不下，坐不起，只能蜷缩着跪在炕上喘息。

之后，父亲身体持续水肿，状态时好时坏。他忍着病痛依然坚持应诊，但身体每况愈下。那一夜的苦役，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生命在水与火中摇来荡去，经年累月苦苦煎熬。再怎样的坚韧，终归是血肉之躯。精神虽在，心血已枯。

1975年冬季，父亲脸部、腿、脚多处水肿持续不消，气息严重不畅。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病情，默默地吃药缓解。但肺心病是不可逆的，至今尚无有效的治愈方法，只能缓解症状。

母亲担忧父亲的身体，屡屡劝他；“别干了，保命要紧。”父亲总是说；“再过一段时间，我就不干了。”

其实，他是干不动了。

（待续）

　 时间延续到1976年7月7日。

傍晚，父亲离开诊所时，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因故明日诊所休息一天”。

这是他到枫树村六年里，从没有过的现象。没人知道，冥冥之中他自己有了怎样的预感。

7月8日早晨醒来。父亲坐在炕上对我说：“身上这件背心脏了、也破了，有一件新的，你帮我拿出来吧。”我找出了那件新的白色圆领衫，看着他换上。 

早饭后，我离开家门的时候，他在给家里的那只大鹅喂食。

那一天，父亲一个人在家，他怎样度过的、想过什么、说过什么、为什么要停诊一天，我们都无从知道。这些苍凉的追问，已经永远没有答案，连同他半生的苦难，统统尘封在远去的时光隧道里。

夜幕降临，父亲悲剧的人生戛然而止。

没有棺木，也来不及制作。老党员王贞把自己提前备下的寿棺借给了父亲。而这借来的棺木，却是之前我哥哥回生产队当木匠时亲手打造的！

父亲入殓，两百多村民把棺木围得层层叠叠，要看他最后一眼。他救过的聋哑老人独自蹲在棺木后面不停地抹泪，发出哇哇的悲声，谁都劝不住。母亲揭开蒙脸布，见他还半睁着双眼睛，颤抖着手为他合上了眼……。 

父亲的丧事至始至终都是村民们自发操办的。人们主动承担起自己能做的事情，默默地表达着对父亲的怀念，尽最后的心意。

村里三位古稀老人上山测地形、看风水，要为父亲择一处吉利的安身之地。赵家老人说：“他活着的时候挺憋屈，没得多少好，给他找个敞亮、不憋屈的地场吧。”

父亲的墓地确是敞亮。依山傍水，松柏参天，可望向远方。 

出殡时，村里的壮劳力自发组成十六人的抬棺队伍，六十几岁的老党员张殿友也默默加入其中。一个精诚医者，不仅凭医术，更凭仁爱赢得了民心！

父亲上路了，人们挥泪送上一程，再送一程。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送灵队伍涉水过河时，我被众人拦住。按当地风俗，女儿不能随灵柩过河，我没能看到父亲下葬。

死亡横亘在生命的两岸，前缘已定，相伴仅此一程。我在此岸，将一把把哭别的泪捧进荡荡的河水，追随父亲的亡灵流向彼岸。

父亲的坟墓以砖瓦覆盖，用水泥抹了拱面。限于当时的社会形势，不能立碑。我们悄悄砌了小小的水泥台，哥用树枝划上了父亲的名字。

一拱簇新的冷灰色，一个异乡人的归宿，沉重，孤零。站在村西路口抬眼可见。生有地，死有处。这是人生的定数。

流水落花，已洗尽父亲五十五载的烦忧与劳尘。我们把他葬在了枫树村南山的松林中。

父亲走了，留给我们无尽的悲痛与哀伤。还有，永远无解的灵异现象。

其一：父亲咽气时，家里的老挂钟指针指向八点四十分，随即挂钟停摆息声。第七天的午夜，无故哐啷一声巨响，惊醒全家人。查看，钟的发条自行散落。 听人说，故人的魂会在第七天夜里回家探望亲人。我无法知道父亲的魂是否回过家里，但我知道他有放不下的牵挂。此后那挂钟便彻底停摆了，上了发条也不走。

其二：那些年，家里的锅灶一向不好烧，多次拆修，依旧倒烟。而从父亲去世第二天起，点火后烟道竟然异常通畅，无缘无故。是何等暗力，操纵了这样诡异的事件？ 

其三：村里许多人家屋梁上都有燕窝，我家没有。老话说，燕子不进愁房。我家有愁事，从不进燕子。父亲刚走，一对燕子双进双出，开始在屋顶做窝。咄咄怪事，又是何等缘故？

其四：家里养了一只产蛋的大灰鹅，五岁了。那鹅通人性，对父亲很有感情。父亲每天离开家时，那鹅都会呱呱叫着扑扇翅膀撵上一段路。父亲归来时，它总要扑上去贴膝缠绕一阵。父亲的咳嗽声远远传来时，它会立即遥相呼应。人咳一声，鹅叫一声，声声默契，成为村邻里的笑谈。父亲去世后灵床停在外屋，那鹅堵着家门不停地哀叫。我狠狠心把它抱走送了人。它每天在人家窗下打转、悲鸣，不再吃食，生生地饿死了。

我是唯物者，不迷信。可我参不透这些现象背后的玄机。

父亲的一生，有过太多头破血流的痛与挣扎，终是没能修得安宁。上天把世间的大不幸编排到他的人生履历里，不依不饶。为历史上那无端的十八天，他付出了十八年的惨痛代价乃至生命。

或许，这是他的宿命。

他在生活被逼到尽头无路可走时，让儿子学做木匠赖以生存。最终却躺在儿子为别人打造的棺木里匆匆西去。

或许，这也是他的命数。

轻尘弱草，日折月磨。一场场政治运动的萧萧风尘，卷走了所有的流光遗韵。世间喧嚣，容不下他。

父亲走后九十天，“四人帮”倒台。乾坤巨变，光耀大地。他没能熬出黎明前的黑暗。时也，运也，命也。

三年后，我们将一纸《决定摘掉张玉林历史反革命份子帽子的公告》焚烧于父亲墓前。

冥纸燃起，灰屑像黑色蝴蝶漫天飞舞。迟到的正义化为一缕青烟，在父亲的坟前扶摇直上。我们愿他在天有知。

今日的祭奠和补赎，挽不回昨天的痛失，历史无法改写。斯人去矣，可灵魂仍在颤抖。不堪，不平，不公啊！

那些年，父亲的医疗拯救，大大降低了当地人口的非自然死亡率。人们对父亲有着某种精神依赖。有他在，生病不愁治疗，无需四处奔波。手到病除，不是神话的神话，给人以安全感。

父亲走后，当地人生了病依然会想到“张大夫”。听说有人患病久治不愈，竟然去父亲的坟前“讨药”！把碗扣到坟前，揭开后，碗里有什么就当药吃下去。

如今我也是医者，知道这事有多荒诞。但我自问，怎样的德行与人格力量，会让人们对一个逝去的医者如此迷信崇拜？后来，我渐渐地懂得了，人们是在寻求一种精神的力量和安慰。

父亲去世几年后，村里中学生写作文《我最尊敬的人》，多名学生写了自己小时候见过的“张大夫”。表达他们对“张大夫”的敬意与缅怀。

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几年后，每逢正月十五夜里，还有老一代村民给父亲的坟上送灯，为他安魂，烛照去往天堂的路。

我们用水泥为父亲砌了坚固的佳城。四次维修，先后有三代村民参接续承担。我教过的学生，在墓前栽种了成片的云杉树与格桑花，花开时节，墓前姹紫嫣红。

我远在千里之外，每当想起这些，都会为这份深情感动得热泪盈眶。枫树村几代人的情意，我们没齿难忘。 

四十五年了，父亲长眠于沉默青苍的山林之中，山下西流的河道，已枯瘦如泪痕，不知山上护墓的松杉将能遮抵多久的风雨。当有一天，作为儿女的我们也都挥别了这个世界，墓碑下掩埋的那一部悲凉的长篇，还有谁会念起？一代人的沉浮颠沛，浓缩了一个巨变家国的青史，留下的只有幸与不幸。

父亲是不幸的。

我知道，一篇拙文，怎能道尽父亲在那个沧海横流的大时代中的水深火热。几行苍白的文字，何以能承载那无数悲凉的往事。如果没有在天之灵，写文章不过是在给自己的心灵埋单——埋进今世欠下的许多。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改变这个世界的什么呢？

我只是说了父亲没能说出的话。以安妥他悲苦的灵魂。

（全文完）

下图：我的父亲张玉林。生于1922年，吉林省海龙县人，毕业于长春大学政法系。解放后弃政从医。享年55 岁。

下图：我的父母亲于1948年结婚。母亲郎淑媛，满族钮祜禄氏后裔。

下图：1953年沈阳市医师进修学校建校表彰大会。为有突出贡献者颁奖。右一是我父亲。

下图：1953年，父亲被沈阳市医师进修学校授予建校功臣荣誉，获得锦旗嘉奖。

下图：上世纪五十年代，沈阳市各区医务界邀请父亲为医务人员讲课，聘书纷至沓来。文革抄家后，只剩下了这两份。

下图：父亲给医务人员讲课。

下图：上世纪五十年代，父母亲在沈阳东陵郊游。

下图：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府号召消灭麻雀。父亲善用气枪，母亲手里拎着一串打下的麻雀。

下图：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到农村后为村民看病时记录的简单病志。保留下来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下图：我的父亲母亲。

下图：1986年母亲病逝，我们把她送到父亲身边。父母亲长眠于辽宁省西丰县振兴公社枫树屯南山的丛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