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一纱厂民国时期的经营管理

老羊

湖南省第一纺织厂民国时期的经营管理

第一节华实公司的经营

华实公司于1921年2月16日接收纱厂后，由于劳工会黄爱、庞人铨发动工人争取公办运动，没有开工。风潮结束后，才于3月31日正式开工生产。这时因技术力量薄弱，熟练工人太少，只有艺徒110名，与湖南工人500余名，分段工作。唯艺徒尚多生手，难以独立，兼之外面风潮未定，各监工稽查无心尽职，这样只开出一万纱锭，每日仅出纱800余小包。后来，南北工人混合工作，才开出两万纱锭，以后逐渐开齐。当时以纺10支、16支纱为主，后来又纺出了32支细纱，由于机器尚新，纱支较为优良。

华实公司的初期营业，自产自销，就地经营，免了运输费用及运途的苛捐杂税，这样价格便宜。如在1921年4月份，销售了70余包棉纱。每包纱价201元银币，比美国球牌纱尚便宜19元。因此长沙城各油盐店及湘潭、常德等处庄客，闻此消息坐在华实争买。由于花价便宜，纱价较贵，华实开工一年，就盈利16·2万余元。但是好景不长，欧战后，日本经济侵略的魔爪，伸向我国。日本当时产棉最少，原料以印度为多。1922年印度水患歉收，就靠我国供给。因此我国棉花输出日本达十分之四、五，造成了棉价暴涨。加之日本想在我国占领经济地盘，对于纱业，不惜竭力提倡，每岁有二千万元的奖励，故日本纱价极廉，输入我国达十之七、八。这样一来，纱价下落，棉价日渐增高。如1921年，每百斤原料为33·4元，而纱价每件落到270~260元。至1922年原料每百斤增至40元·而纱价每件反落至220-200元。其营业状况，迁动无常，盈亏不一，使华实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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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景气。加之管理不善，厂房又无空调设备，寒冬盛暑，放假停产，盈利亦因此受损。到了1926年7月，北伐战争发生，华实便宣告停办，纱厂收归公有，更名“湖南第一纺纱厂”。

第二节1928~1932年的经营销售

1926年初，因时局动荡，资金不足，纱厂迟迟未能开工。直到1926年冬天，在工人的强烈要求下，才开工生产，但盈利甚微。至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厂，不少工人被迫离厂，在厂工人情绪低落，致使生产锐减，厂方损失很大，不能继续支持，不久宣告停工。

1928年5月·省建设厅拨款20万元，任彭斟雉为厂长，继续办厂。彭任职后，聘请任理卿为工程师，招集走散的技术工人，选用技术人员，检修机器，采购原料，待筹备完善，便于这年9月1日正式复工生产。

当时全厂技工合计2300多人，男工占十分之七，女工占十分之三，多数是青壮年。由于机件新修，生产效率较高，这年生产16支纱达21681件。适时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高涨，地方平静，人民购买力也有增强，棉纱畅销。且湖南省政府禁止土货出口，市面原料充斥，平均花价每百斤39元，而纱价每件248元。花贱纱贵，金价平和，每件扯用五金燃料事物各费约50元，每件获利30~40元左右。因此只一年零八个月的生产，盈余达103万余元·为建厂以来的最高水平。

1930年春，何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为了控制纱厂的财权，便任命其叔父何元文担任厂长，排挤了彭斟雉。

何元文任职后，时局不稳，既有桂军陷境，又有红军进城，使营业受到影响。在棉花原料方面，因气候潮湿，花质不良，也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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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的价格每百斤增涨了三元。当时国民党政府不顾农民利益，将花价压低两次，每百斤只36元。厂方趁机收购了3万担棉花，但五金材料涨价一倍，遂使盈利大减，这年仅收盈利33万余元。

到了1931年初，行情陡变，花价暴涨，平均每百斤44元左右，比以往增加8元。幸遇2月底纱价暴涨，厂方便乘机一盘抛出1600余件，每件价264元，故这四个月尚盈余十余万元。5月以后，纱价一蹶不振，每件跌至246元，而花价继涨，每百斤48元，每件纱需花400斤，其成本为193元，加以事务费用每件达到60元。政府征收统税每件纱8元8角7分，合计成本每件纱共260元，而每件纱销售价只246·5元，不但不能获得利益，反而亏本14元以上。在何元文经营的年多时间，营业亏损，加上桂军勒提款13万余元和省府的经常提款达63万余元，使资金日绌，何元文实难维持下去，不得不于1931年7月以“身体素弱”“旧疾复发”“厂务重大，不堪负荷”(注)为词，向省府呈请辞职了。

何元文辞职后，建设厅复任彭斟雄再肩厂务。彭遂于该年8月到职，因纱布机械厂房扩建基本完成，经建设厅更名为“湖南第一纺织厂”。彭任职后，虽苦心经营，多方筹措，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出效甚微。其原因略述如下：

一、企业基金亏虚过大。在何元文任职时期内，省政府为济军费和修公路办棉场共提款63·2万余元，桂军勒提损失13万余元。扩建纱锭布机原预算为90万元，实际支付了110万余元。收支两抵，企业实存7万余元。旧有基金，折耗殆尽。所以在彭接任的时候，建设厅只好再拨款15万元，纱厂才有资金周转。

二、原料缺乏，息税过高。1931年滨湖一带产棉区，洪水为灾棉收奇歉，价极昂贵。长沙已无棉市，汉市存花，量少质劣。这样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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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员赴上海采购美国棉花。但资金缺乏，便向银行借款，银行因政局不稳而停止交易，又只好向钱号借款，以资周转。虽然随借随还，其款常达百余万元，债多息高，故付出息金比往年格外增多，加上买美国棉需要现金出省，而省政府又加限制，这样汇水损失达10万元以上。省政府还从1930年开始增加统税，每件达8·8元。按一年计算，不下30余万元。后经建设厅照准，暂缓缴纳。1932年省政府又规定产销税，每件纱达2·4元，全年需缴7万余元，这样给厂里又加重了负担。

三、生产费用增加。每件纱平均生产费用：1929为为60·1元；1930年为66·37元；1931年为76·46元。因而在1931年仅纯益25.5万余元。

到了1932年，织布机陆续开至120台，织有11磅、13磅半、16磅细平纹及细斜纹布，扩建一万新锭也已投产。由于纱价低落，改纺20支、22支、24支细纱，生产数量虽然增加，但因花贵纱贱，营业淡薄，故只能获得纯益7万余元。

棉纱销售方面。本省需用棉纱年约8万余件，本厂出纱不过三分之一。历年多在长沙销售，尚有供不应求之势。自日本棉纱倾销我国以来，上海、武汉纱厂销售的市场均被侵占，於是转向我省，廉价竞销，以致本厂棉纱销售疲滞。为改交这种局面，经呈准派员赴常徳、宝庆、衡阳设销售处，打开销路，扩大经营。

注：实业杂志第163号

第三节范新度的经营管理

1933年春，彭斟雉病故，建设厅派章克恭接任厂长，时因纺织工业趋向衰落，章又无能，经营两年，每况愈下。虽然延长职工每日一个半小时的劳动，也挽救不了亏损，於是于1935年4月去职，9由范新度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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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新度接任后，他经历了两个月的考察，认为纱厂的亏本原因是“机械设备之落伍，工人技术之低劣，纱支成本之高昂，生产能力之薄弱”（注）所造成的，于是便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一、废除《工厂法》，实行《职工待遇暂行章程》（又称“紧缩方案”）。范新度一上任，就把原来实行的《工厂法》全部废除，向省府呈明紧缩原则，便订了一个《职工待遇暂行章程》。这个章程规定，实行6天7晚制，每日工作为11小时半，裁减工人30%，(其中技工占10%，学徒占50%）约500人；提高看台看锭，将细纱工人三人看一档，改为两人看一档；摇纱女工全部斢为男工，减低工资一半以上，即每人每日工资平均为6角，摇纱部每车纱由二分六降为二分；大力招收不合法定年龄的童工，发展帮工。工人可以带学徒入厂，但吃自己的饭，对工人的福利事业进行紧缩，如工余学校、俱乐部、女工哺乳室等均予停办。这样一紧缩，每月节省饷薪800多元，使每件纱的工费成本由20元降至11元左右。由于这些措施造成了工人的失业和生活贫困，致使民怨沸腾，激起了工人的强烈反抗，酿成了“驱范罢工”工潮。

二、补充机械，改造设备和提高工人操作技术。本厂原有5万纱锭，而钢丝併棉机仅165部，每逢潮湿或干燥季节，就产生半成品供不应求，造成细纱减产。为此加购钢丝机33台，併条机2部，和花机1部，使前纺供给充足，细纱产量便逐渐增高。

原来的清花机结构简单，遇杂质较多的棉花就除不干净，这样又加购库来敦清花机5部，威罗机2部，提高了半成品的质量，又促进了细纱的产质量。

为了增进钢丝机的效能，补充了一部磨光皮辊机，一部刺毛辊，两部磨盖条机。

前纺的设备补充后，又对后纺和织布的设备进行了改造。原来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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锭老细纱机的轴承都是生铁的，现改为滚珠轴承。车上的滚筒也进行了整新。搖纱机加装了搭头，织布机加装了经纱停止装置，这些技术措施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改造补充设备的同时，又注意提高工人的操作技术水平。如推广工人和花法，併条分段换桶工作法，细纱检头工作法，搖纱工作法，各部工作法改进和推广后，产质量也随着提高。因此，细纱产量由每天生产100余件，提高到140余件；织布日产量达300余疋，总产量增加30%·

三.选购原料，购置堆栈。棉花原料的配花级别，是与成本质量关系甚大。当时配花的方针是六成细绒，四成粗绒，因此除了采办本省的棉花外，并从汉口买了一些细绒，又在津市收购农场改良的美种籽花，故每件棉纱所用原棉量较往年减少３—６％。

为了减少开支，厂方在新河购置堆栈一所，可容棉花万余担，减少了栈租的负担。

四、营业方面，当时纱布价涨，销场畅旺，省政府为了限制外省同类纱支进口，又设立了棉纱管理所，所以本厂的纱支销售更加畅通，营业兴旺，盈利颇多。1936年获得盈利140余万元，成了纱厂开办以来的“全盛时期”。

注：1937年6月《大公报》

第四节迁建安江后的经营销售

纱厂迁至安江复工以后，设备不断扩充，生产日益增加，至建国前夕，已具有26400纱锭，248台布机，1650瓩的发电设备，月产50000疋色布的印染设备能力和较完善的机械制造设备。月产棉纱最低900件，最高1500件；月产棉布最低9000疋。最多1.4万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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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工初期，产品尚未打开销路，纱布营业停滞。开工月余，存纱达200余件，无人问津。后来，因沿海沦陷，汉沪纱布不能进口，湖南唯此纺织企业，军用民用均为急迫，纱价渐涨，销售渐旺，商人纷至沓来，供不应求。当时规定申请登记者分甲、乙、丙三等，经厂方审查合格，方准登记，并根据各地行情议定价格出售。

1942年厂务报告略谓：“安江市场狭小，纱布推销当以外埠为大宗，采承销制推销，”订定了“纱布推销暂行办法”，规定凡购本厂“纱布者，除军用外，属于民用方面，须先申请登记，签订合约，缴纳保证金，取得承销权者，始得承销，如有不按时缴款提货者，取消其承销权。不久，省政府令本厂产品实行“配销纱布办法”，由国民党军政部第二被服厂及湖南银行承购，按军六民四原则配销。废除了承销办法。但这个办法实行后，都不按时缴款提货，造成了纱布堆积，资金周转不灵，只得向银行透支去采购棉花。

1945年11月，厂方呈准建设厅改行“纱布推销暂行办法”，以70%作商户承销，30%为军政机关工厂学校社团配销，每次出售纱布，各承销商户限五日内缴清价款，如不缴清，就停止其承销权一次，没收其保证金十分之二。加达三次者取消其承销权，没收全部保证金。各配购单位，除工厂配售纱支外，其余军政机关等只能配布，于每月15日以前来厂取承销单，定期缴款提货。否则没收押金，取消其批准的纱布。

1946年因重庆纱布倾销贵州及本省各地，价值较本厂低廉。为了争取市场，遂于2月1日起，本厂将纱布加重加长，每件20磅，并大登广告，招徕顾客。是年11月，物价高涨，为适应环境，将承销改为批销办法，每月开盘不限次数，商户无一定承销权，厂价标准视市价起伏，随时调整，成交先付定金二成，签立订购单，限期缴款提货，否则所订纱有无效，定金作为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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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货币贬值，物价波动甚剧，棉价扶摇直上。较之往年，平均增加4倍，而纱价又不能按此比例上涨，加之人民购买力减低，运输工具缺乏，运费及其他五金材料费用也随之上涨，使营业异常困难，如14支纱1月份可换棉1100斤上下，至11月份只能换棉600斤上下。为应付这种局面采取两种措施：一、停止产品批销办法，改订“出售产品临时办法”。开盘当天，收缴价款二成，其余限四天缴清；二、利用商户资本，采购棉花到厂交货，以纱易棉，既可减少自运途耗，又可不受币值贬价影响。

1948年1至6月份，14支纱贵阳行情每件由3070万元涨至四亿三千万元(国币)，计涨13倍，津市棉花每担344万元涨至6300万元，计涨19倍。自8月份起，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元券，贵阳14支纱每件由516元涨至6400元；津市棉每担由77元涨至580元。如此货币贬值，物价波动，工商业者提心吊胆，稍有不慎，便遭破产。厂方仍采以物易物办法，掌握实物，少受物价波动之害，并采取四项措施：一、出售产品，一律收现；二、原有配售纱布成案，一律取消；三、清理全省保警拨布欠款；四、裁减人员。

本厂经营除受货币贬值，物价波动的影响外，还有下列原因影响：一、课税太重。据1947年下期厂务报告称：“五个月内已负担棉纱统税二十二亿二千二百余万元，印花税一亿二百八十余万元，致减少盈余六分之二。”14支纱每件课税率由135万元增至1021万元，每月统税达160亿元之巨。二、保警拨布，共提纱1170余件，欠款达400余亿，均不偿还。三、提拨巨款。1945年省政府薛岳下台之际，厂长雷泽榴凭省府秘书处条子，私自提去关金1000万元。后省府吴奇伟来安江，又提去2000多万元。因此厂方经营惨淡，以至连修葺厂房，添购机器配件，都感到资金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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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湘西土匪猖獗。“湘西事变”发生后，本厂女工担心受害，走散500余人，生产大减。1949年厂务报告中称：“……湘西事变，不一月，而本厂棉花短少，烟煤缺乏，本年4月2日将经纬两班工人合为一班，日间停止工作，专做夜工，时间缩为8小时，生产减少，5月份生产棉纱259件，且开支浩大，无法应付，一度将分厂全部停工……。”可见当时的生产经营已临绝境了。

第五节 行政机构的设置及管理工作

一、行政组织机构及其职贵范围

本厂隶属于湖南建设厅经营纺纱织布企业，其资本由省库供给，本厂采会计独立制，设厂长1人，会计主任1人，除关于会计部分事务由会计主任负责办理外，全厂厂务概由厂长综理，厂长及会计主任均受建设厅指挥。

厂长下设总务、工务、人事、营业４课。

总务课设课长1人，下设文书、庶务、仓库、警卫4股，分别办理文书、庶务、管理仓库警卫及其他不属于他课的一切事项。

工务课设课长1人，纺纱技师、织布技师、原动技师各1人，课长由纺纱技师兼任，下设技术、考工两股，分别办理纺纱、织布、原动、修机各部及工场场内一切事项。人事课设课长1人，下设工帐教育、卫生、稽查四股，分别办理工帐稽查及技工教育卫生等事项。1930年以后人事课合并于工务课。

营业课设课长1人，下设花纱布、物料二股，分别办理花纱布疋，物料购买、销售及各项市价调查等事项。

会计主任下设出纳、计算、统计、稽核四课，分别管理出纳决算统计等事项。

二、工厂规章制度的制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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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厂开工以后，厂内的各项规章制度，大多是仿照沪汉纱厂的，不够完整。1928年彭斟雉任职后，很注重企业管理工作。他根据建厂历年以来的各种单行规程，汇编成册，于1932年9月编了一本《湖南第一纺织厂规程》，他在开言中写道：“古人治人，尤重治法。”“任职之权限，办事之条理，尤赖治法。”规程编印后，“人手一册，以作准绳”。这本规程是本厂“第一部完整的规章制度，规程中编有政府法令９则；本厂规章8则；其他21则。在本厂规章中，有“办事细则”，内有8章120条，包括了从厂长到职员和各课股的职责范围。《会计处办事细则》25条，《职员请假细则》11条，《厂务会议规则》20条，实施《工厂法》24条，《监工服务公约》16章507条，《工厂管理细则》18章408条。这个管理规则包括了前、后、布、机、动、保全等车间的操作规程和安全纪律方面的规定。在这些制度中还规定了赏例12条，普通罚例51条，其他赏例8条，罚例130条。

在规程中除生产管理外，还有工人的生活待遇，工房管理，学校、图书、消防、警卫方面的规则21项380条。这些制度是为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其中有些制度对工人苛刻，轻则罚款，重则开除。

1931年2月，国民党政府在各地工人罢工斗争的强大压力下，被迫颁布了一项对工人的要求稍有让步的《工厂法》，建设厅命彭斟雉执行。这个办法规定：各厂工人，除童工外，每日工作时间以十小时为限，每月休息四个星期天，工人工资每日所得为一元至一元二角，厂方增加生产，工人尚可获得红利。国民党政府颁布这个《工厂法》的目的，并不是从关心工人利益出发，而是为了“消灭工潮，安定社会，为现时剿匪最为切要之图”(注)。但是执行的时间不久，1934年以后便逐渐废除了。

1935年，厂方制订了《湖南第一纺织厂暂行职工待遇条例》，共计36条，有关工人工资医疗奖励请假的规定。1941年6月，厂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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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湖南第一纺织厂组织规程》第12条的规定，制定了《湖南省第一纺织厂办事细则》，共计6章92条，总则2条，通则12条，其余条例分别规定了厂长、副厂长、总务课、工务课、营业课的职资范围，管理事项。此外还制定了《工丁小工管理规则》共7章103条。

1949年3月，厂方又制定了《湖南省第一纺织厂工场管理公约》，规定了一些奖罚条例。

三、工务管理

工务较繁，管理不易，故有工务行政及工务技术之分。关于工务行政方面，设课长一人总理全部事宜，下设考工、工账、教育、稽查四股，每股设主任一人，主持该股事宜，下设办事员协助主任工作。工务技术方面，分原动、纺纱、织布三部，每部设技师一人，总理各部技术事宜。技师之下设技士，帮助技师办理各项技术事宜。技士之下设监工，按工种配备，办理各部工务事宜。

工人方面，各部设有工头，指导各部工人工作。工头之下设有领组，帮助工头指导工作。工人有技工、替工、艺徒及临时替工之别。技工多为老工人，如各部之工目、领组总目、机目。值班加油工、带线工、做纱工、摆管工、扫地工统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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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自《湖南安江纺织印染厂厂志》（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