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道扬镳

毛屯村人

我的回忆系列之十八

分道扬镳

作者 毛屯村人

（1）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菏泽面粉厂武斗，“红总”以失败告终。之后虽然仍有零星的反抗活动，但已不具规模，失去了抗争能力。省“三大部”的下属组织“四部”控制了局势，加上地革委筹委会已垮台，菏泽的反逆流取得了胜利。

这时的“四部”实际上是菏泽造反派反逆流的统一战线，内部从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八一八”派，“五四”派，也有两边都不靠的中间派。既然是统一战线，就会有团结也有斗争。在共同对付地革委筹委会和“红总”的五、六、七三个多月里，分歧和矛盾一直都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只是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内部斗而不破，没有公开化。“七一八”之后，外部的威胁和压力没有了，内部矛盾开始激化，我们预感到，和“五四”派的统一战线很可能要破局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菏泽红卫兵指挥部总指挥、“五四”的头头马铁军宣布：因为“红山指”没有批准一中“八一八”、“九一五淮海”、二中“红旗公社”、六中“东方红”等为下属组织，以上组织不再是菏泽红卫兵指挥部的成员，其在指挥部领导班子的成员职务自然废除，共涉及到副总指挥郭志杰、委员李功臣、陈积德、蒋万印、郭传彬等五人。马铁军成立并召开了没有“八一八”派参加的新的委员会会议。得知这一消息，我们五人去质问马铁军，他耍赖将责任推给“红山指”，说这是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的决定。

所谓“七一八”大捷刚刚过去十几天，“五四”派就扯起分裂的大旗，露出机会主义的真面目，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昔日的战友，其出手之快，说明他们处心积虑，蓄谋已久。恶例一开，“八一八”派的其它组织不等除名，纷纷退出“四部”，“工人指挥部”的总指挥李玉美也退出工指，加入“八一八”，“八一八”陆续成立了“红卫兵司令部”、“工人司令部”和“文艺司令部”。从此，菏泽的造反派分裂成“八一八”和“四部”两大派，开始了相互之间新的斗争。“四部”依仗王效禹、省三大部和军分区的支持，逐步控制局势，攫取了权力。“八一八”派被诬蔑为“小资产阶级思潮”、“极左派”，在“四部”的挤压和打击下坚持斗争，所处的环境越来越恶劣。

（2）

“八一八”和“四部”为什么会分道扬镳？因为它们从不同的起点走来，有着不同的斗争经历，本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是一样的组织。

前面几篇中我已记述过，“五四”在二月镇压、三月消毒中，是站在作恶者一边的帮凶和打手。他们施暴的对象是在同一个校园里读书的同学，批斗，威胁恫吓，殴打，整理黑材料交公安机关抓捕，即使初中的女生也不放过，其残暴恶行在“八一八”红卫兵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四月初，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五条和军委十条下达，“八一八”喊出“还我大印还我旗，复我权力放我人”的口号，要求平反昭雪时，“五四”仍然持反对立场。只是因为反逆流的声势越来越大，已经和保守派同流合污、参加了在镇压基础上成立的地革委筹委会的“五四”权衡利弊，确定退出筹委会，扯起反逆流旗子，站到为“八一八”平反这边来。然而，“五四”从未为它同根相煎的伤害向“八一八”承认过错误和道歉。

不同的立场决定了“八一八”派和“五四”派反逆流的目标和要求是有区别的，不一样的。“八一八”派是从深渊中提着脑袋杀出来的，“五四”是从权力的位子上退下来的；“八一八”派要坚决彻底平反昭雪，恢复组织活动，继续发挥运动的主流和主导作用；“五四”派对镇压消毒的态度是暧昧的，否定是不彻底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占据中心，控制局势，害怕“八一八”重新强大起来，自己再次被边缘化。他们就像国共北伐时的蒋介石，既要利用共产党打北洋政府，又怕共产党坐大危害自己夺取最高权力。

反逆流初期，马铁军说过的几段话最能代表“五四”的立场。他先是说：“‘八一八’在五条上捞不到什么稻草，还是反革命组织。写‘还我大印还我旗，复我权力放我人’的口号是反动的。”几天后又说：“整个‘八一八’不是反革命组织，总部还不能翻案。”后来改口为：“‘八一八’是群众组织，郭、庄还是反革命分子。”逐步退却的表态反映了他和“五四”的善变和极不情愿。

“三一八”筹委会和公安处对中央五条的抗拒激化出“八一八”派的绝食斗争。“五四”派支持和参加了绝食，但在平反放人的核心问题上，他们是动摇和不彻底的。五月十八日，绝食方代表和军分区领导谈判，“八一八”负责人和“五四”派代表王玉珠、马铁军、赵永忠、于年录、何淑贤等人参加。“八一八”要求平反放人，不达目的决不停止。“五四”派想妥协，半途而废。何淑贤说：“只要军分区首长承认绝食是革命行动，并表示支持，我们可以停止，放人的问题可再商量。”王、马、赵、于四人当即表态支持，受到“八一八”派代表的斥责。

菏泽的绝食惊动了王效禹，他要求筹委会和“八一八”各派代表共赴省革委汇报。“五四”派以为有机可乘，立即组织了一个三十多人的代表团准备赴省，但在这个团里没有一个“八一八”成员。“五四”派打着反逆流，为“八一八”平反的旗号，却疏远、排挤“八一八”，另搞一套，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五月初，“五四”派的于年录、赵永忠等人就出面召集过所谓驻城造反派会议，一次在菏泽剧院，一次在职工俱乐部，两次都不通知“八一八”派参加。理由是“八一八”还戴着“反革命组织”的帽子，他们来了不利于发动群众。明眼人不难看出，反逆流只是一个可利用的口号，拉自己的山头培植势力才是真的。

进入六、七月的武斗季，“八一八”内部虽然有一些人不赞成武斗，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仍然参加了由“四部”统一组织的对“红总”的全部战斗，自地委党校至北关面粉厂所谓的“七一八”大捷，一场不落，很多人冲锋陷阵，英勇顽强。“五四”派的一些人却散布流言蜚语，说“八一八”不愿意打“红总”，是“投降派”，甚至诬蔑“八一八”与“红总”暗中勾结。“五四”纵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的一篇传单文章中说：“在我们革命造反派内部，某些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者不顾造反派的全局，不顾革命的根本利益，为了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拼命地造谣言，制分裂！在与“红总”的斗争中，他们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叫嚣什么‘不能把矛头指向群众啊！’叫嚷什么‘七一八’是‘武斗的威力’，‘棍棒的胜利’。其根本目的无非是不让我们革命造反派过多地触犯‘红总’中一小撮走资派的肮脏利益，以便保存保守势力，极力阻挠革命车轮的前进！”“五四”无中生有，竟然造谣说“八一八”要“保存保守势力”，实在是荒唐可笑。

说实话，“八一八”在和“五四”联合共同反逆流中，也根本不信任这个刚刚惨害过自己的组织，何况“五四”没有反省悔过和道歉。“八一八”认为，“五四”是机会主义者，革命的同路人，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背叛革命，出卖同志，毫无革命的原则性和坚定性。这次从“三一八”筹委会阵营里杀出来参加反逆流，和二月逆流时从造反派阵营里杀出去做镇压帮凶一样，是又一次政治投机，是下山来摘桃子的。(6)因此，“红总”垮台后，“八一八”和“五四”分手是早晚的事，只是我们没有料到会这么快。

（3）

“四部”主动公开和“八一八”分裂后，随即调动它的下属组织，利用大字报、传单等形式大造舆论，攻击和抹黑“八一八”，为自己的分裂行径辩护，主力当然是一中“五四”纵队。“八一八”更不示弱，开动机器，积极应战，揭露和批判“五四”派投机革命、破坏团结的真面目。在八月和以后的几个月里，双方在菏泽城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论战。

写文章、出大字报、印传单，或者说搞文攻，是“八一八”的强项，“四部”派差一截，占不到便宜。“八一八”很快就抛出一批高质量的重磅文章，比如：《八个为什么？》，《谁是真正的分裂主义者？》，《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救菏泽》，《三部头头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等，受到社会各界群众的欢迎。尤其是“八一八”破釜沉舟编辑部撰写的《三部头头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一文，全篇共分五个章节，一万二千字，洋洋洒洒，大气磅礴，颇有中苏论战《九评》的遗风。“四部”派自叹不如，便采取人海战术，大街小巷贴满了攻击“八一八”的大字报和标语，却内容浅薄，没有分量，大多是“极左派靠边站，‘八一八’公社滚它妈的蛋”之类。

“四部”派要污名化“八一八”，绞尽脑汁东拼西凑，谣言加谎言，编织了几顶大帽子送给“八一八”。一曰“投降派”，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红总”的武斗，甚至暗中和“红总”有勾结。二曰“搞分裂”，争权夺利，念念不忘恢复自己的山头。三曰“极左派”，小资产阶级狂热病。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指控，既说人家是“右倾机会主义”，又诬为“极左派”，自相矛盾。然而，就是这个莫须有的“极左派”，却成了“八一八”后来主要的罪名。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主席针对北京市“五一六”兵团炮轰周恩来批示说：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菏泽“八一八”和此事风马牛不相及，“四部”却把它扣在我们头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四曰破坏“三结合”。原菏泽地委副书记籍献西站出来表态支持“四部”，“八一八”对他持反对和批判的态度，“四部”就说我们迫害革命领导干部。大概“四部”已打算让籍参加新建的革委会，所以才有破坏“三结合”之说。

“四部”东拼西凑的这些诬蔑材料，对起来造反最早、曾经控制全区局势、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八一八”派来说，杀伤力并不大，社会上没多少人相信那些谎言。反而是“八一八”揭露“四部”“二月逆流”背叛革命，镇压造反派；如今退出筹委会再次投机革命，篡夺造反派领导权，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同。在道义和民意上，“四部”并不占优势，菏泽城里的大多数群众都倾向我们。“八一八”的大字报一贴出，观者如堵；游行队伍上街，都会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4）

“四部”在舆论上搞不臭“八一八”，又使出极为卑劣的一手，那就是到王效禹和省“三大部”那里告黑状。此时的王效禹不但坐稳了省革委会的宝座，而且被中央任命为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济南军区和省军区的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号称“六个第一”，正是炙手可热、如日中天的时候。支持他的“山工指”、“红山指”、“山文司”则披着“革命左派”的外衣，金光闪闪，不可一世。“四部”知道，只要王效禹和“三大部”支持他们，不支持“八一八”，“四部”就肯定能胜。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下午，王效禹、王历波（省革委常委）、陈忠梅（省军区副司令员）、庄中一（省军区副参谋长）等在南郊宾馆接见了菏泽地区汇报团。这是七月十八日之后，控制了局势的“四部”派第一次组团赴省汇报，主要成员有白光、王景龙、王玉珠、马铁军、赵永忠等，菏泽军分区唐万成、刘琳等是否参加了汇报无资料佐证。会后传达的记录稿说：“当听了我们把菏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当前形势汇报后，王效禹同志对菏泽地区文化大革命进行情况感到满意。对以三部为核心的广大造反派前段的斗争予以肯定，大方向是正确的，政策掌握得较好。望继续前进，在新的斗争情况下创造新的经验。”除了这一段综合叙述，通篇大部分内容都是用编造的谎言诋毁“八一八”。且看：

一、“汇报到‘红总’摧垮后，小资产阶级思潮在泛滥时，王效禹同志说：‘这是一个规律，极左派一定会出现吧！’”

二、“当汇报到‘红总’被摧垮后，召开祝捷大会时，有人表示不应当祝捷，不是胜利而是失败。王效禹同志问王历波：‘明明是个胜利，怎么能说是失败呢？’”

三、“当汇报到在与‘红总’斗争激烈时，有的组织写出了‘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和‘八个为什么’，保守势力写了贺信，并给解答了八个为什么。效禹同志笑着说：‘贺信带来了没有？让我看一看。’”

四、“汇报到有的组织和个人挖造反派的墙角，另拉队伍、闹山头、闹分裂时，效禹同志说：‘和山大主义兵一样，这也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五、“说到有的组织人去北京告状时，效禹同志讲：‘工联翻案问题，最近常委研究了一下，准备印一个材料，叫全省来一个大讨论。这个问题上和山大主义兵的腔调一样。’”

六、“谈到有的组织想要求与昌潍的‘东方红’一样时，王效禹同志说：‘他与昌潍东方红不同，昌潍东方红在这次反逆流中，一直站在最前线。你们那里的不同，在反逆流中是缩在后边，保存实力，唱反调，搞分裂。’”

在一千二百多字的记录稿中，竟然有九百多字的内容是用编造的谎言攻击“八一八”，除了同情“红总”、搞分裂外，还极其恶毒地影射“八一八”和“山工联”、山大主义兵有勾搭，为他们翻案。要知道，王效禹是在镇压了“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后上台的，他不允许任何组织为“山工联”翻案。王和省革委虽然主动挑起了反逆流，却不准触碰“山工联”的问题。“四部”这样在背后捅刀子，就是要置“八一八”于死地。汇报团回菏后，“四部”将汇报记录稿大量印刷张贴，广为宣传，影响恶劣。

在此之前，已有过一场“张春桥讲话”风波。一中“八一八”红卫兵赵似愚（庆保）看到北京的传单清华井冈山《动态报》上，有一篇张春桥讲话，文字不长，内容敏感。张谈到五月里他和姚文元到山东做部队工作时说，山东的“二三”夺权镇压了“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两个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军队支左支持了保守派，各地夺权的都是中间偏保的势力。因此反逆流阻力很大，做了十几天的工作部队才转过弯子来，做了检讨，等等。赵似愚感到张说符合实际，引起共鸣，遂刻印出来散发，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四部”攻击“八一八”造中央文革首长的谣，否定“二三”夺权，诬蔑王效禹同志，犯下滔天大罪。“八一八”二月里受济南镇压“山工联”株连吃了大亏，知道“二三夺权”是高压线，触碰不得，只好发表声明，称散发“张春桥讲话”的传单系赵似愚个人行为，对其所犯错误给以除名的处分，影响才逐步降温。至于张春桥是不是讲过这些话，谁也不知道。这就是哄动一时的“赵似愚事件”。

对“八一八”的诬陷一直在持续着。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王效禹来菏泽，在接见军分区负责人听取汇报后讲了七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关于“八一八”的。他说：“对‘八一八’，要把他们的错误指出来，告诉他们不要再犯错误，不教育，这些人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五一六’就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劳动党’说不要阶级，实际上是不要共产党，不要政府。‘极左派’容易搞这些东西，这些人搞不好就走上‘劳动党’那样的道路。”所谓“劳动党”是不久前鄄城县公安部门侦破的一个反动会道门案件，其头目和“八一八”红卫兵成员王登武同村，王受到牵连被捕。这本来是一个孤立的案件，“四部”却如获至宝，拿来大造舆论，借批判“劳动党”，影射“八一八”和反动组织有联系，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军分区负责人汇报这些事就已不负责任，而身担“六个第一”、深受领袖和中央器重的模范革命领导干部王效禹竟然信口雌黄，胡言乱语，说出走“五一六”、“劳动党”道路之类的浑话，人们不得不怀疑他到底吃几碗干饭。

（5）

“四部”公开和“八一八”决裂，使我们被迫离开了王效禹主导的反逆流主流，无法参与打着造反派名义的全局性活动，逐步被边缘化，甚至被妖魔化为省革委和部队的对立面。乱局后面的支撑和稳定力量是军队，菏泽六、七月武斗时，维持生产生活秩序的是军分区司令员唐万成为主任的“菏泽地区生产指挥部”。“八一八”派意识到，反击和揭露“四部”，还须投鼠忌器，不能伤及王效禹、省革委和军队，明知它们是后台，也不能公开揭露和批判，只能把“四部”当靶子，把不满和愤怒撒在“四部”身上。

不仅如此，我们还主动做一些面向省革委和部队的宣传工作。八月一日，“八一八”单独召开纪念“八一”拥军大会，还发表一篇《八一节向解放军说几句心里话》的文章，并制成传单散发。文章最后说：“亲爱的同志们！在这光辉的日子里，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无限敬仰、无限热爱是真诚的。你们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纵有蓝天作纸、大海作墨，也书写不尽我们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挚感情！我们要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为了破除“‘八一八’怀疑王效禹和省革委”的谣言，总部勤务组专门安排撰写了《我们和王效禹同志心连心》的长篇文章，以我和庄道君两人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开篇就说：“今天，八月三日，想起省革命委员会半年来所走过的艰难的路，想起为推翻我省谭白黑司令部所进行的斗争，尤其想起王效禹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和他为保卫毛主席所进行的长期、艰难、曲折的斗争，遭受的残酷迫害，激动的心情使我们难以下笔。省革命委员会和我们永远在一起！王效禹同志永远和我们心连心！”可惜！在“四部”的诋毁和诬告面前，这些表白和宣传都成了无用功，它既没有使军方回归公平和公正，也没有阻止王效禹的屁股更加明确地坐在“四部”一边。

（6）

在与“八一八”的文攻中，“四部”越来越厌烦打口水战。它在六、七月的武斗中锻炼了本事，尝到了甜头，总想采取打砸的方式搞垮对立面，暴力化倾向明显。不久又成立了专对不同观点群众施暴的棒子队“文攻武卫”，气焰更加嚣张。八月八日，“四部”阻挠我们参加庆祝《十六条》发布一周年会议。八月九日，“八一八”召开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四部”派一些人混入会场寻衅滋事，说开的是黑会。八月十八日，“四部”人员袭击“八一八”派的“红卫兵菏泽县指挥部”，殴打两名成员。

九月一日，“四部”派人抢砸了“八一八”接待站。接待站本是为听取群众反映、加强与社会各界联系而设立的，“一二五”夺权前就有，原来设在老地委文革接待站，张友云、刘玉英、张彩凤、张水田等先后在接待站工作过，红火时来访者络绎不绝。“四部”以他们办公需要为由把房子抢去，实际是挤压“八一八”的生存空间。同时，他们又闯进“八一八”驻地委红色敢死队的办公室，把笔墨纸张油印机等抢走，把队员们的衣物等生活用品扔到院子里，将人赶走，理由同样是“四部”需要办公室。好像只有它是官办的，别人都是非法的，不准存在。

九月四日，迫害达到高峰。上午，在地专招待所的一间密室里，白光、王景龙、马铁军、王玉珠、王克洪、闫梅松等人聚在一起，酝酿策划一次更大规模的针对“八一八”的暴力行动。之前不知因为什么栽赃的罪名，“四部”抓住了李功臣等几位“八一八”的同学，关押在地专建工局的办公楼上。秘密会议确定：当天晚上 ，在菏泽剧院大门外召开李功臣等人的批斗会，引诱“八一八”来救人。“四部”预先在剧院内暗藏一千名打手，在北边通往一中的路口埋伏一些人，再安排一些骨干分子混入观看的群众中。事先约定好联络信号，号令一响，全部出动，打垮和抓捕所有在场的“八一八”分子。

谁知棒子队队长王克洪下完通知，人员正在集结，忽然得知李功臣等人已被放走。原来，负责看守的建筑公司工人同情“八一八”的学生，不愿加害曾经的战友，主动放他们回学校了。埋伏战打不成了，“四部”的头头们立即决定将集合的队伍直接开往一中，来个暗夜偷袭。

这一天我正好在北关外一中的新校区里。中午过后，就接到“八一八”同学董国勤的母亲吕兰英派人送来的信息，说“四部”已下通知，今晚要组织棒子队来打一中，抓“八一八”的头头，要我们提高警惕。吕妈妈不但支持女儿和我们的革命行动，而且她本人在工作单位土产杂品公司也是造反派。估计王克洪的通知一到基层，就走漏了风声，吕兰英才得到这一消息。我和庄道君等勤务部的同学立即碰头商议，不管信息是否准确，还是要做些准备，以防万一。我们把笔墨纸张、文字资料和其它物资藏在不显眼的地方，用桌椅杂物等堵住楼门和楼梯，通知所有在校同学注意动静。天快黑时，吕兰英骑一辆自行车亲自来给我们送信，说棒子队已经集合好，马上就要开过来。她见我们仍然不慌不忙，不大重视，有些急躁，极力劝我们暂时离开学校出去躲一躲。她说：棒子队都是些五大三粗的大人，你们这些孩子怎么能打得过他们？别吃这个眼前亏啦！快点走吧！陆续又有其他人冒险来报信，看来情况属实。

大家都不愿分散逃走，又感到这次棒子队来者不善，半夜三更跑到北关外来袭击我们，不弄出点结果来不会罢休。最后议定，勤务部的头头们都要分散，校外有去处的同学也都离开，实在走不了的看情况再说。我是“四部”重点打击的首要分子，同学们催我快走，到哪儿去呢？在菏泽城内或者到下边县里去？觉着到处都有“四部”的耳目，不易躲避。有人提议：到兰考去！不是一个省，“四部”鞭长莫及。而且，兰考的造反派“卫焦”二月逆流时也受到镇压，和我们有共同的命运。危机中李永良找来一辆自行车，我俩在夜幕的掩护下，骑车沿着菏泽至东明、兰考的公路逃难而去。庄道君由王忠本陪同，也是骑自行车，连夜去了外县。

当夜十二点左右，“四部”以文攻武卫棒子队为主的数百人，在马铁军、王克洪带领下冲进一中。他们大呼小叫，砸开几栋楼里所有的门，弄醒没有离开学校、已经睡觉的同学，逐个清查，稍不顺从即拳打脚踢。其实校内留下的同学已经不多。新校区外东、西、北三面都是农民的庄稼地，棒子队一进南校门，同学们听到动静，大都翻过院墙跑到高粱、玉米地里去了。棒子队搜查后，带走了几名没有跑掉的“八一八”同学，和正住在校内的首都红代会来菏泽串联的两名红卫兵。第二天早晨，躲藏在庄稼地里的同学们听到校内鸦雀无声，几次打探证明夜袭者已撤退，遂返回学校。

“四部”在不断挥舞棒子、打压“八一八”的同时，也主动作出过和解的姿态。八月二十一日，红卫兵指挥部代表郭洪峰、军分区代表王景龙带领十几个人来到一中和我们座谈，美其名曰“忠告团”。好像“八一八”已误入歧途，需要他们的“忠告”才能走上正轨。庄道君率几位同学礼貌性地接待了他们，郭洪峰和王景龙发言，都首先肯定了“八一八”是老造反派，为菏泽的文化大革命做出过贡献。郭洪峰说：“有许多流言蜚语，造成了我们之间的某些原则分歧，我们来就是为了消除分歧，不能说是二次镇压‘八一八’，不能那样说。”道君说，闹分裂的不是“八一八”，而是“四部”，是红卫兵指挥部先开除我们的。最后，我们的红色宣传队为“忠告团”演出了节目。这次接触，双方都谈不出具体的妥协意见，无果而终。我们感觉，这只是“四部”为糊弄社会舆论而耍的一个小伎俩。

（7）

“四部”对“八一八”的暴力打压，使我们在菏泽城里固定的活动场所越来越少，开大会找不到好地方，接待站联络点变来变去，广播站也成了移动式的，设备随时架起来，广播完了收起来就走。贴大字报、标语的地方是公用的，但“四部”组织了撕毁或覆盖的小分队，专门破坏我们的宣传品，上街游行示威也经常遇到“四部”的骚扰。

然而，“四部”的打压只能缩减“八一八”派的活动空间，动摇不了我们的立场和意志，更破坏不了内部的团结。它想在舆论上搞臭我们，结果适得其反，“八一八”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支持面更大。“八一八”从反对工作组开始，最先杀出来走向社会，逐步发展壮大，控制局势，进而“一二五”联合夺权，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们认为，“八一八”才是菏泽真正的造反派、革命派，“四部”是半路起家的投机派，而且二月逆流时犯下镇压革命派的原罪。社会上普通群众同情支持“八一八”，不赞成“四部”，尽管它靠诬告赢得王效禹和省“三大部”的支持，但输掉了菏泽群众的信任。人心的向背亲疏，我们有直接的体会。

我的同学张友云回忆，大约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东方红大街你来我往，都是溜达、看形势（观察文革动向）抑或看热闹的人群。最热闹的红旗影院门前小广场一带人头攒动，北面路边架起“八一八”临时广播站，杨爱民、董国勤、郝青允等同学正在忙活着播音。每天这个时候大街上人最多，正是我们向群众宣传的好机会。很多人在听广播，有人散发传单，有人在大声争论。忽然。三辆卡车载着“文攻武卫”棒子队队员开过来，一边鸣喇叭一边吆喝：“闪开！闪开！”汽车开到红旗影院前，因为人太多，不得不停下来。有人惊呼：“棒子队！是棒子队！”群众以为他们是来砸“八一八”广播站和抓人的，立刻愤怒地将三辆车团团围住，纷纷指责他们是打砸抢！车上的人见此场景不敢下车，企图闯过去溜走，车前群众喊着口号一齐用力，汽车不但不能向前半步，反而被众人推得向后溜。正在僵持中，噗楞楞几声响，三把尖刀飞起，扎到路边的木电线杆子上。有人大喊：“小心！棒子队有刀子！”大家一愣，往后撤了撤，汽车乘机开走了。当晚大部分人散去后，棒子队为了报复出气，还是抓了几个人关进地委院内的黑屋里，张友云就是其中之一。有传言说，刀子是杂技团的聋哑人演员——外号“哑巴”扔的，棒子队把1他抓进“文攻武卫”，狠揍了一顿。至于刀子到底是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在九、十月这段时间里，还发生过一件影响更大的事：马铁军挨打事件。一天晚上，马铁军悄悄来到东方红大街上溜达“看形势”。刚到红旗影院门口的小广场，被人认出来：“马铁军！马铁军！”群众纷纷聚拢过来，将马围困在中间，动弹不得。大家七嘴八舌，厉声斥责：“叛徒！”“投机派！”“没有好下场！”群情激愤中，开始对他推搡，拳打脚踢，马铁军昂着头挣扎，一言不发。靠近他的一个人举起拳头，朝马铁军头上猛砸下去，铁军“啊呀”一声，双手捂头，马蜂蜇了一般嚎叫起来。

早有人跑去向“四部”报信，棒子队紧急集合开过来，封锁红旗影院东西两边的街口，大叫：“全城戒严！抓凶手！”人群四散逃走，大街上一片混乱。此时我正在东方红大街北边不远的付家茶馆楼上阁楼里，当晚“八一八”派各系统负责人要在此开一个碰头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已到的还有姬传奎（专署干部）、聂梦笔（郊区农民）。我们正在等待他人，茶馆老板、同学付培林的父亲走上楼来，说棒子队上街了，正在抓人。我们都感到奇怪，想不出什么原因，猜测间又有人上来通报，听说马铁军挨打了，头可能被打破了，大街上正在搜查。我们意识到事态严重，不能再等待开会了，茶馆离东方红大街太近，棒子队也许会来这里搜查，必须立即离开。聂梦笔建议到他郊区农村的家里去躲一躲，那里比较安全。大家认为可行，就匆匆步行到城东北的仓房村去。第二天早晨，我们吃了聂家的早饭，又派人进城打探情况，认为安全了才陆续返城。

这一次棒子队抓了不少人，一中同学有油涛（福春）、仪维忠等，他们都是在东方红大街附近被抓住的。棒子队来袭时，油涛正在红旗影院门前，混乱中他随着奔跑的人群逃离了东方红大街。在回学校的路上，他忽然想回去看看，看大街上到底怎么样了。于是，他转回去，刚走近东方红大街，就被棒子队抓住，押到地委院里关起来。抓人者要油涛写悔过和揭发，他不干，暴徒就用木棍打他。午夜时分，唐万成、白光等来查看都是抓了些什么人，见到油涛，唐万成说：“小同学！你年纪怎么小，跟着‘八一八’胡闹什么？”那时油涛瘦小，还没有长成大个。

当天晚上，“八一八”的临时广播站设在红旗影院门口的台阶处。仪维忠正在那看杨爱民、董国勤播音，棒子队过来了，几个人慌忙收拾东西，趁混乱之机从影院旁边的小胡同里向南华方向撤走了。仪维忠没有走，他想看个究竟，跟在棒子队后边，谁知队伍突然转身走回来，正好和维忠打个照面。有人认出来他是“八一八”的头头，立刻被抓住，送到地委院里，和油涛关在一起。几个看守把他叫出来，拳打脚踢揍了一顿，逼他交待“八一八”的广播站藏哪去了？

还有高三〇三班的同学任立程，也被“四部”的“文攻武卫”抓去过，是不是马铁军挨打这一次记不清了。立程遭到棒子队的毒打，腿站不起来，不能行走，还有些内伤，在城内一处隐蔽的平房里疗养多日。我和几个同学去看他，他躺在床上，表情痛苦。我们都想不出，棒子队为何对立程下此狠手。

（8）

“八一八”和“四部”的斗争坚持了半年之久，直到一九六八年一月王效禹和省革委会批准成立新的菏泽地革委，暂时确定了胜败输赢。“四部”以反逆流起家，靠王效禹和省三大左派组织支持，先用棍棒打垮了“红总”，又用诬告加棍棒整垮了“八一八”，成为菏泽地区的官封左派，控制了菏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局势。为什么会是这个结局？二月逆流前菏泽的群众组织只有两派：以“八一八”为代表的造反派，和后来称作为“红总”的保守派。经过近一年的逆流和反逆流，一九六七年五月刚成立的“四部”不但迅速长大，而且左打右杀战胜了“八一八”和“红总”，一家独大成为权力的帮凶。这个结果完全是由王效禹和他主导的“二三夺权”造成的。

我在前面的内容中已多次提到：王效禹和他的“二三夺权”是在镇压了“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派后，依靠一小派造反派上台的，“一三一”事件在夺权的关键时刻扭转了山东文革的方向，埋下了后来诸多问题的祸根。“二三夺权”初期影响不出济南，山东各地方并无支持他们的力量。王效禹和省革委打出反逆流的旗号，在各地培植自己的势力，要么整体收编地方的造反派组织，要么另起炉灶招降纳叛。他在潍坊就是改编了老造反派“东方红”，在烟台则是分化瓦解，扶植起一帮新的投靠者。全省各地大多数地市都和烟台的情形差不多，菏泽就属于这一类。

“二三夺权”在全国是较早得到中央批准的，仅次于上海（一月六日）和黑龙江（一月三十一日）。各省市区的夺权一经中央承认，《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了祝贺的社论，就成了所谓的红色新政权，任何人触碰不得。谁要是反对它，或者与它支持的群众组织分歧对立，轻则被摧垮，重则被打成反动组织。王效禹在山东更是顺则昌逆则亡，他将各地扶植的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其他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不管是造反派、保守派、中间派，统统整垮或打垮，不准存在。他在菏泽打压反对反逆流的“红总”，也不支持赞成反逆流的“八一八”，而是扶持以“五四”为代表的一部分势力，暴露出他和省革委会的专横独裁，证明所谓的“红色新政权”不过是宗派主义的产物。

至于王效禹为什么没有收编“八一八”派，而是另扶植起菏泽“四部”，原因复杂。既有因为“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问题，王效禹和省革委对“八一八”心存疑虑，信任度不高；“四部”头头们多次卑鄙的诬告，王效禹偏听偏信又消解了最基本的信任等等；重要的一条是军分区和支左部队的态度。自从奉命支左、介入地方后，军队就成了控制和稳定局势的最强大的力量，它既在前台，又在幕后，始终发挥着作用。菏泽军分区初始曾支持“八一八”派的“一二五夺权”，后奉命转而镇压“八一八”，支持保守派成立地革委筹委会。反逆流初期，军分区是坚决反对的，以至于公安处想释放关押人员、请示了三次军分区都不同意。后来在济南、山东省两级军区高压下被迫做了检讨，极不情愿地放弃“红总”，转弯子支持“四部”。在“四部”和“八一八”之间，它愿意支持“四部”，放弃“八一八”，大概这样不会直面自己的错误，转得更轻松些。失去了军队的支持，我们当然会败下阵来。

“四部”中的群众组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八一八”派之外的造反派，如一中的“五四”纵队。(21)它们是造反派，但不是“八一八”主导的各行业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成员，或者只是个外围。一般都是一个单位有几个造反派组织，因为认识分歧，有的参加了“八一八”派的联络站，有的就不参加。这类组织数量不多，二月逆流时或站在镇压者一边如“五四”，或中立自保。反逆流后期为了自身利益开始打压“八一八”，成为“四部”中的骨干。第二类组织原本是“八一八”派各行业联络站的成员，二月逆流时被打成准反革命组织，即“八一八之流”，受到保守派的批判和“消毒”。它们在本单位大都是唯一的或是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反逆流开始积极为“八一八”平反，寻求自身解放，坚决与“红总”斗争。“五四”等排挤打压“八一八”时，这类组织不愿再去打击昔日的战友，为了切身利益也无法与“四部”决裂，站到我们一边，只能消极应付。这是“四部”中的大多数组织。第三类是一些观点靠近中间的小组织、“红总”中的不坚定分子，看到王效禹和省革委的态度，以为大局已定，就向“四部”靠拢过去。当然，这类组织是少数。

“八一八”在文革运动初期顶着极大的压力冲杀出来，经过艰苦的斗争逐渐赢得群众，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全区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控制局势并成功进行了“一二五”夺权。济南“一三一”事件和王效禹的“二三”夺权粉碎了这一切，注定了我们后来一直被打压的命运。在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帽顶之后，“四部”的胜利者们也没有高兴多久，仅仅一年多后，王效禹就被中央拿下，白光、马铁军等刚盖起来的高楼也轰然倒塌了。

2018-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