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医将领到资深外交家》思念我的父亲陈志方（第四篇资深外交家上篇）

越秀

【三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五十岁的新人生】

经历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反动派腥风血雨大屠杀的考验，参加过三过雪山草地艰苦卓绝两万五千里长征，穿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硝烟，又在五羊城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劈波斩浪，父亲这位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资深共产党员，这半生经历已足够传奇，1956年他已经是半百之年。然而，当党中央一声召唤，他又一次毫不犹豫的奔赴看不见硝烟的外交战场，正如数年前他毅然决然脱下一生难舍的军装。

有人说，父亲和他的一些战争时期军功赫赫的战友们，因为在解放后转入地方或者外交工作，失去了成为将军的机会，然而，好男儿心有理想，何处不能奋斗，何处不是战场？在我心目中，父亲是没有授衔的真正威武大将军！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中，为革命元勋徐特立老人辟有专章，那一章的题目是“人生五十始”。五十岁的父亲，仍然青春奋发，即将展开他的外交人生，此后他的足迹遍及亚、非、欧三大洲，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驻叙利亚（1956.12-1958.4）、伊拉克（1958.9-1960.9）首任特命全权大使，驻乌干达（1964.5-1970.11）、瑞士（1970.12-1975.8）、越南（1977.9-1978.6）特命全权大使，期间（1961.1-1964.4）还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外交学院党委副书记。

注：外交部长陈毅兼任外交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他为祖国的外交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起步】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新中国成立，并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3日，中国、苏联外交部长互相致电，宣布立即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0月6日中苏正式任命派驻对方大使，10月10日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到北京火车站欢迎。10月20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离京赴任。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的社论。

1949年10月间，就有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罗马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宣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正式成立。部、司、处等人员各就其位。有国必有交，有交必有使。然而，让周恩来总理最为着急的是没有那么多预备的外交官可以去国外任职。

新中国与国民党政府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原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无论是从政治立场、社会经历，还是思想感情、工作方法都不适宜继续作为新中国的代表活动于世界舞台上了。毛主席当时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基本方针，简而言之，一方面，对外而言，新中国不承认旧中国之前的一切外交关系、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新中国将与热爱和平、民主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对内而言，就是对原国民党的外交官一律不再留用，新中国的外交官必须由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担当。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许多斗争经验丰富，有才干的将领，历史进程将他们推向新中国的外交舞台。毛主席、周总理决定紧急从部队选拔一批有文化、懂外语、有对外工作经历的优秀干部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和驻外使节。对于特命全权大使，中央政府考虑从兵团、军级将领中物色。为此，中央军委配合发出通知：每个军推荐一位师级和两位团级干部供外交部挑选。根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录中披露的信息，当时有相当一批高级将领都曾成为大使的人选，除了后来成为我国第一批特命全权大使而被称为“将军大使”的耿飙等人外，还包括：粟裕（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许光达（一野一兵团司令员）、周士第（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司令员）、肖克（四野参谋长）、刘震（四野十三兵团副司令员）、韦国清（三野十兵团政治委员）、刘志坚（二野四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阎红彦（二野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高克林（中央军委23兵团政委）这些赫赫名将。他们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未能从事外交工作，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党中央对外交工作的重视。

经过在部队的层层推荐、选拔和审查，中央的协商挑选，首批驻外大使名单尘埃落定，他们是驻苏联大使王稼祥、驻匈牙利大使黄镇、驻波兰大使彭明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团长姬鹏飞、驻朝鲜大使倪志亮、驻越南大使罗贵波、驻瑞典大使耿飙、驻印度大使袁仲贤、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驻缅甸大使姚仲明、驻蒙古大使吉雅泰、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任叔、驻瑞士公使冯铉。其中，黄镇（原二野九纵政委）、彭明治（原广西军区副司令员）、谭希林（原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幼平（原二野五兵团政治部主任）、曹祥仁（原四野副参谋长）、姬鹏飞（原三野七兵团副政委）、倪志亮（原武汉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耿飙（原十九兵团副政委）、袁仲贤（原三野八兵团政委）、韩念龙（原三野三十三军政委）等都是从我军高级将领中选拔的。

这批优秀的军人在春节前后来到设在北京新华饭店的外交部报到处。这里成为新中国外交家诞生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一批叱咤国际风云的将军大使，从此开创了新中国外交的辉煌篇章。

此时的父亲还在和他的战友们一起随叶剑英忙碌于接收国民党留下的旧广州市及新中国广州市政权的建立、改造与建设中。

【周总理点将，父亲奉调进京】

1955年广州市正式由中央直辖市改为隶属广东省领导的广州市，原广州市委领导成员均在1956年前后重新安排工作先后调进京或其他省工作。

关于父亲调外交部工作，原广州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傅希功的回忆录《我所接触过的党和国家、军队高级领导和知名人士》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还有两个我曾为之服务的人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位是周恩来总理，一位是梅兰芳大师。周总理1954年在参加日内瓦会议和访问印度后回国途经广州，由于疲劳和天气闷热，患感冒发烧。……经过治疗后，第二天总理的烧退下来了，精神也特别好。这时我陪陶铸同志在他床前跟他聊天，……他们谈了些日内瓦会议和访问印度的情况后总理说：我们马上就要同越南建交了，现在我正在考虑派谁去当第一位大使，陶立即推荐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何伟。总理说，你这里还有一位我也要，陶问是谁，总理说，广州市委副书记陈志方，这两个人我都要，以后何伟和陈志方同志都调外交部，而后来恰是何伟同志成为我驻越南第二任大使。这应该说我是最早知情的人之一。”

注：1954年9月中越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此时何伟尚在广州，首任驻越南大使是中共中央当时驻越共中央的联络代表罗贵波。何伟调入外交部工作后，于1955年1月至1962年3月间先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机关党委书记、驻越南大使兼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团长。

傅希功的这段回忆录才使我知道父亲调进外交部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点的将。

这里提到广州市委书记何伟，有件事不得不提，那是我儿时记忆深刻的一件“大事”。那时广州市委领导都住在越秀北路，父母亲和市委的同志们相处融洽，关系很好，不知什么时候何伟叔叔在我家发现了我这个“小女娃娃”，很是喜欢，他对父母亲说：“我家孩子都大了，没有小小孩，把你们这个最小的姑娘送我当女儿吧。”也不知大人的话当不当真，反正我被吓坏了，只要何叔叔来我家我就钻到床底下藏起来，生怕被他带走。后来父母亲调到北京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知道何叔叔也调到北京了。直到1958年我随父母亲回国，住进报房胡同35号才发现何叔叔一家也和我们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好在我在育英学校住校，不知什么时候何叔叔家就搬走了。

注：何伟，原名霍恒德，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教育部部长。

图为何伟叔叔。

接到调令父亲即刻上京报到，最初父亲被任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据父亲生前说，实际上他进京后并没有来得及到国际司工作，当时叙利亚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库阿特利于1955年8月再次当选总统，他的政府愿意与我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因此父亲即被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叙利亚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1956年5月父亲在北京外交部东郊招待所留影，这是他进京后的第一张照片。

随着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搬到了北京，进京后一切都和广州不一样了，首先是北京人说话跟广东人不一样，我最早学会的北京话还是跟父亲学的。我记得父亲第一次带我们去天安门，一路上就听父亲操着浓重的无锡口音说：“劳驾！借光！”。五岁的我虽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觉得挺好玩，也鹦鹉学舌般跟着大声念叨“劳驾！借光！”了一路。回家后经父亲解释才明白是北京人礼貌的客气话。

对于出生在岭南的我而言，从南到北数千里，来到北京这座数百年古都，当时觉的这就是想象力极限的旅行了，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小小年纪的我很快就要陪伴着曾经南征北战走过万里长征的父亲踏上更远的一段旅程了。

【出使叙利亚首任特命全权大使（1956.12-1958.4）】

叙利亚概况及与我国建交始末：

叙利亚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北与土耳其接壤，东与伊拉克交界，南与约旦毗连，西南与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为邻，西与塞浦路斯隔地中海相望。包括戈兰高地，全国总面积185180平方公里，80%为阿拉伯人，还有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土库曼人和彻尔克斯人等，阿拉伯语是国语，通用英语、法语，85%的人信奉伊斯兰教，14%信奉基督教。其中伊斯兰教逊尼派占80%，什叶派占20%。沿海和北部地区属亚热带地中海气候，南部地区属热带沙漠气候。

图为叙利亚与比邻国的地理。

叙利亚经济来源主要以农业为主，有麦类、棉花（注）、甜菜、橄榄、豆类等，棉花是主要出口产品。由于叙利亚地处世界石油天然气最丰富的中东中心位置，石油、矿物开采以及工业炼油、加工业成为他重要经济来源。其他工业还有水电、纺织、食品……手工艺品历史悠久，风格独特。手织丝绸是手工艺品中的精品，质地柔软、精美大方。

注：霍姆斯省在50年代是叙利亚重要的产棉地区。是叙利亚西部城市，位于阿西河畔，在大马士革以北162公里。

叙利亚有四千多年历史，是世界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公元前3000年就有原始的城邦国家存在。

叙利亚是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历史上饱受外来侵略。公园前8世纪被亚述帝国征服，公元前333年，马其顿军队入侵叙利亚，公元前64年被古罗马人占领，7世纪末并入阿拉伯帝国版图。11世纪欧洲十字军入侵。13世纪末起受埃及马姆鲁克王朝统治，从16世纪起被奥斯曼帝国并吞400年之久。1920年4月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英国和法国的“自由法兰西军”一同开入叙利亚。1941年9月27日“自由法兰西军”总司令贾德鲁将军以盟国名义宣布叙利亚独立。1943年7月叙利亚恢复宪法，举行议会选举，1943年8月叙利亚成立自己的政府，1944年独立。1946年4月17日法国和英国军队被迫全部撤出叙利亚，叙利亚取得全部独立，建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叙利亚把这一天定为独立日和国庆。

叙利亚独立后，面临复杂的国内局势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执政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治联盟集团软弱无力。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国内政局更加动荡。仅1949至1951年间叙利亚就发生了得到美、英支持的4次军事政变，1954年2月，靠政变夺取政权的施舍克利被军队推翻。接着全国举行议会选举，民族民主力量在选举中居于优势，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取得很大胜利，并参加了以库阿特利为总统的联合政府。

库阿特利（1891-1967）为叙利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早年为青年阿拉伯协会领袖之一，积极反对土耳其统治。1915年被土耳其当局逮捕入狱。1925-1927年参加叙利亚反法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伊拉克。20世纪30年代，他是反对法国统治的民族集团成员。1936年当选为议会议员，并担任国防和财政部长。1939年初由于法国议会拒绝批准1936年法叙条约，库阿特利辞去政府职务。1940年成为民族集团的领导人。1943年7月当选为叙利亚总统。1944年9月参加签订旨在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亚历山大议定书》。在他的领导下，1945年初叙利亚加入同盟国，对德宣战。1946年迫使英、法撤军，使叙利亚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949年3月发生军事政变，库阿特利被免除职务，流放埃及。1955年8月，他再次当选为总统。同年10月他的政府分别同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缔结共同防御条约。1956年11月叙利亚政府为支援埃及抗击英、法和以色列的侵略，断绝了与英、法的外交关系，并切断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油管，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库阿特利总统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他有相似的民族解放经历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因此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我国于1956年8月1日宣布与叙利亚建立正式大使级外交关系，为此两国发布联合公报。

图为叙利亚地图。

父亲的任命书是毛泽东主席于1956年10月20日正式签署。

毛泽东主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任命父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叙利亚共和国大使，任命书第四十六号封面（原件现存无锡革命博物馆）

1956年10月20日毛泽东主席任命父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叙利亚共和国大使的任命书第四十六号正文（原件现存无锡革命博物馆）。

1956年父亲的出国护照像。

母亲同时被任命为使馆政务参赞。她是新中国外交部最早的为数不多的女参赞之一（据说当时只有两个）。

正如在延安、苏北、东北、广州时期一样，父母亲既是革命伴侣，也是工作搭档。父亲对外是大使，对内是党委书记，母亲对外是大使夫人，对内是政务参赞，两人分别为使馆第一、二把手，母亲既是父亲的贤内助又是父亲工作上的好帮手。

图为1956年母亲的出国护照像。

父母亲同是新中国资深外交伉俪。

我们全家进京后，父母亲他们既要参加部里的出国培训，又要做搬家、置装、安顿我们兄妹四人等一系列出国前准备工作。由于当时我和哥哥年龄小且哥哥身体不好，父母亲商议并请示部领导同意后决定自费带我们两个小的孩子一起去叙利亚。因为我太小，为了不影响工作，父母亲决定同时带照顾我的保姆也一起出国。小征、小东两个姐姐留在国内读书。

虽然那时按照国内标准父母亲的工资不算低，但自费带两小一大三个人出国，仍然是共产党高级干部无法自立承担的一笔不小的开销。据说因此父母亲欠了公家（外交部）很多钱，后来还了好多年才还清。

图为我家50年代住的北京市东城区报房胡老照片。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出国前准备工作中，父亲组织即将驻叙使馆工作人员见面、开会还带大家参观了官厅水库。

图为1956年10月出国前父亲带叙利亚使馆同志集体参观官厅水库留影于拦河坝上。

1956年10月出国前叙利亚使馆同志集体参观官厅水库，母亲与使馆女同志合影于水库拦河坝；我也有幸成为“女同志”中的一员，参加了合影。

1956年父亲去叙利亚赴任前组织叙使馆同志去官厅水库参观，我与使馆工作人员厨师缪广宽大叔、司机赵大叔等合影。

1956年10月出国前父母亲和我留影于官厅水库拦河坝上。

经过出国前的紧张准备，父亲于1956年12月先行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据当年使馆工作人员回忆，父亲的到任受到叙利亚政府和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他们听说中国派来的大使是一位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老革命，都很热情，据说在欢迎父亲到来时连父亲的座驾都被欢迎的人群抬了起来。

图为1956年12月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等欢迎父亲的到来。

1956年12月父亲的到来受到驻在国人民的欢迎。

父亲抵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时受到当地群众欢迎与大家合影。

1956年12月12日父亲抵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墩马受到各界热烈欢迎。

父亲抵达大马士革后，即于12月15日首先会见了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1956年12月19日，父亲向叙利亚总统舒克利.库阿特利总统正式递交国书。

1956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对此进行了报道，全文如下：

“专栏：我国大使向叙利亚总统递国书。

新华社21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叙利亚特命全权大使陈志方19日上午十一时偕大使馆全体外交人员由叙利亚外交部礼宾司长陪同到总统府，向叙利亚共和国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递交国书。

叙利亚方面在场的有外交部长比塔尔、总统府秘书长和总统府典礼长。

陈志方大使向库阿特利总统致颂词，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叙利亚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表示完全同情和支持，并且祝叙利亚国家和人民繁荣幸福。

总统在答词中表示欢迎大使的来到，并且对叙中两国深厚的友谊表示庆幸。

递交国书后，总统和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陈志方大使还转交了毛泽东主席送给库阿特利总统的礼物。”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4日第一版报道了父亲于22日拜会叙利亚总理阿萨利的消息，全文如下：

专栏：陈志方大使拜会叙利亚总理阿萨利。

“新华社23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叙利亚大使陈志方在22日拜会了叙利亚总理阿萨利。陈大使和阿萨利总理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且向他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问候，还转交了周恩来总理赠给阿萨利总理的礼物。”

1956年12月19日父亲在向舒克利.库阿特利总统递交国书的照片背面写注。

递交国书后，总统和父亲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父亲还转交了毛泽东主席送给库阿特利总统的礼物。

图为1956年12月19日父亲递交国书后与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谈话。

父亲抵达大马士革后即展开外交活动，广交朋友，培植感情，以增进我同驻在国的友谊。他借助各种外交平台，通过举办外事活动宣传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倡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间的关系。

1956年12月父亲与叙利亚阿里布左会谈。

1956年父亲与叙利亚布波工联会主席、外交部礼宾司长会晤。

1956年父亲在叙利亚杜马休息室内与波兰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公使亲切友好谈话。

1957年2月5日叙利亚议会访华团团长阿里布左在东方俱乐部设宴，父亲与叙利亚总理阿隆里一起走进餐厅。

1957年2月5日晚8：00叙利亚议会访华团团长阿里布左在东方俱乐部宴请父亲，席间父亲与叙利亚总理阿隆利亲切交谈。

1957年2月10日晚，父亲出席了大马士革新闻工作者招待中国新闻工作者访问叙利亚代表团举行的鸡尾酒会。《人民日报》1957年2月12日第五版对此进行了报道，全文如下：

“专栏：叙利亚新闻界招待我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新华社大马士革11日电　大马士革新闻工作者10日晚举行鸡尾酒会，招待中国新闻工作者访问叙利亚代表团。

叙利亚国务部长阿基勒、农业部长霍贾、外交部代理秘书长詹济、议员和外国外交人员参加了酒会。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陈志方也应邀出席了酒会。

出席酒会的还有许多外国报纸的代表。

“巴拉达报”负责人拉耶斯在致欢迎词的时候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是写在我们心上的，心和心的联系要比亲属间邻居间的联系更加牢固。他感谢中国人民对埃及和阿拉伯人民反抗侵略所给予的充分的支持。

他说：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在各国际机构中谴责了侵略行动。后来苏联和中国发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警告，使侵略者害怕得发抖，迫使他们停火和撤离埃及领土。这证明了苏联、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小国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并且是它们在患难时可以信赖的朋友。

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蒋元椿对叙利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他说：帝国主义者企图孤立叙利亚，因为他们不喜欢叙利亚的和平和中立政策。但是帝国主义者将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

从2月3日到2月8日，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在叙利亚访问了霍姆斯、阿勒颇和拉塔基亚等城市。”

父亲赴任后不久，1957年初，我和哥哥随同母亲以及使馆二秘詹世亮叔叔乘机前往叙利亚。我们乘坐的是螺旋桨飞机，飞机小，飞不远，所以从北京到大马士革要多次转机。我们飞行线路是北京-昆明-缅甸-印度德里-孟买-叙利亚大马士革。

据詹世亮叔叔回忆：当时因为乘坐的是小飞机，空中遇上气流飞机颠簸十分厉害，一路上大人吐几个小孩哭，这其中应该就包括我吧。

据哥哥回忆，当时坐飞机时我和哥哥的座位是分开的，母亲带着我坐在前舱，哥哥一人坐在后面，大人告诉他坐在他旁边的是台湾人，因为当时台湾和大陆关系很紧张，叫他不要乱说话，他心里挺害怕，一路上也不敢和那个台湾人讲话，那人给他口香糖吃他也不敢吃。

这一路上且飞且停，每经停一地期间我们稍作逗留。缅甸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有许多世界文化遗产，但我年龄太小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只记得印度有许多金碧辉煌的宫殿、大神牛，还有孟买阿拉伯海海滩的沙子烫死人，脚根本不敢沾滚烫的地，我因此被烫的哇哇大哭。

辗转多日，我们终于抵达叙利亚首都美丽的大马士革。

图为1957年3月母亲携部分使馆工作人员及子女赴叙途经印度首都在德里总统府公园留影。图中被阿姨阿贞抱着的是我，中间是母亲，她左手牵着的是参赞的女儿丹丹，她右手旁边低着头的是我的哥哥，丹丹右边的是带她的保姆陆阿姨。

我、哥哥、丹丹和我的阿贞阿姨和丹丹的陆阿姨在印度总统府公园。

1957年7月31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父亲在大马士革举行招待会。会上放映了中国影片《智取华山》。

《人民日报》8月2日第七版作了报道，全文如下：

“专栏：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日电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陈志方7月31日晚间举行了招待会。会上放映了中国影片《智取华山》。”

父亲积极开展工作，努力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两国友谊。

1957年组织了中国杂技艺术团访叙，阿萨利总理于9月3日接见了艺术团团长，父亲参加了接见。《人民日报》9月5日第七版对此作了报道，全文如下：

“专栏：叙总理接见我杂技艺术团团长，感谢我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新华社大马士革4日电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9月3日说：“叙利亚人民对于中国人民在埃及遭到侵略的时候给予阿拉伯国家以同情和支持感到骄傲，叙利亚人民非常感激中国人民。”

阿萨利是在接见中国杂技艺术团团长张铁生时说这番话的。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陈志方陪同张铁生拜访了这位总理。

阿萨利代表叙利亚人民和政府向中国杂技艺术团表示欢迎。他还对中国大使说：“我们两国互相了解和同情。阁下体会到叙利亚人民的痛苦和愿望。曾经访问过中国的叙利亚人也认识到中国对我们的友谊和支持，并且看到那里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建设。”

张铁生代表杂技艺术团全体团员感谢阿萨利总理的盛情以及艺术团在叙利亚期间受到的热烈欢迎。他说，通过两国人民的友好访问，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和深挚友谊将进一步加强。

阿萨利总理和张铁生都表示希望今后两国间的友好访问和文化交流将会加强。”

艺术团访叙期间，张铁生团长还拜会了教育部长西巴伊、经济部长卡拉斯、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秘书长瑙维拉提以及大马士革市长卡达曼尼。

【1957年叙利亚-土耳其危机】

1957年，对于叙利亚也是多事之秋。叙利亚自1954年政变后，新政府改变了亲西方的政策，拒绝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与苏联、埃及关系密切。1957年8月12日，叙政府就破获一起美国间谍颠覆案发表声明，宣布驱逐三名美外交人员，并撤换一批亲西方的军官。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帝国主义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一贯逻辑。美国积极策划对叙利亚的侵略，唯一原因在于叙利亚这样一个刚刚通过解放运动赢得自由的国家，竟敢坚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立场、实行积极中立政策抵制美国和西方的干涉政策，这触怒了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一方面施加经济压力、通过阴谋和诽谤的狡诈手段干涉叙利亚内政；一方面调动第六舰队、操控土耳其军队和以色列军队集结，赤裸裸的展示武力，并向叙利亚的毗邻国家派出军事代表团，显露出动用武力侵略叙利亚的意图。

然而美国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干涉叙利亚内政的侵略政策，在叙利亚人民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叙利亚人民维护自己的独立的决心面前破产了。

叙利亚“人民抵抗组织”司令萨拉赫·比兹里上校说，叙利亚已开始将武器分发给“人民抵抗组织”的队员，随时做好反侵略的准备。政府正在改组这支民防部队。它将在叙利亚各地区执行指定的任务，并且将在最近进行大规模的演习。

叙利亚也得到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支持。埃及总统纳赛尔说，如果发生对叙利亚进行的任何侵略，埃及将以一切办法支持叙利亚。沙特国王他在声明中说：“我将谴责对叙利亚的任何侵略；并且公开、明白、真诚地向每一个人宣布，我将同叙利亚或其他任何阿拉伯兄弟国家一起战斗，抵抗来自任何方面的可能威胁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或他们的独立的侵略。”

黑云压城城欲摧，面临严重局面，1957年9月15日，父亲代表我政府向叙总理表示我国支持叙利亚正义斗争、坚决反对美国的一切侵略阴谋和挑衅行为。

《人民日报》1957年9月17日第一版所载报道如下：

“专栏：新华社大马士革16日电　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陈志方9月15日对叙利亚总理阿萨利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叙利亚的一切侵略阴谋和挑衅行动。

陈志方在拜会叙利亚总理时，代表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对叙利亚政府和人民当前所进行的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陈志方说，中国政府谴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9月7日就叙利亚局势所发表的声明，认为这是对叙利亚内政的粗暴的露骨的干涉。

阿萨利要求中国大使代他向周恩来总理、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是友好的国家，我们互相支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在英、法、以色列三国侵略埃及期间给予阿拉伯人民的支持。

阿萨利还说，由于苏联、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帮助，我们充满信心要击败帝国主义的任何阴谋。

在陈志方大使拜会阿萨利总理时，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也在座。比塔尔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叙利亚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很重视你们的支持。

新华社大马士革16日电　叙利亚首都所有有影响的报纸今天都以显著地位刊载了昨天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陈志方和阿萨利总理会谈的消息。陈志方大使在会谈时代表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对叙利亚政府和人民当前所进行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

《胜利报》的通栏标题是：“中国支持叙利亚，并且谴责杜勒斯的声明；阿萨利说中国对我国的态度是伟大而崇高的”。其它报纸也用了和这大体相同的标题。

《光明报》今天以“阿拉伯人向伟大的中国致敬”为题发表社论说：“中国大使是代表终于在中国打败帝国主义并且取得胜利的六亿新人发表谈话的；我国人民今天都理解这篇谈话的重要意义。”

这篇社论对于中国政府关于支持叙利亚的声明，以及中国报纸的有关评论表示非常感谢。社论指出，中国大使的谈话和它的重要意义“将使奉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美帝国主义者在对叙利亚实行侵略以前要认真地考虑一下”。

这里大多数报纸今天还刊载了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欢迎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发表的关于支持叙利亚人民斗争的讲话。”

此后几天，叙利亚形势愈发紧张。9月18日，土耳其在邻近叙利亚的边境地区集结部队，并不断增派兵员和武器。《人民日报》9月19日第五版报道如下：

“专栏：土耳其陈兵叙利亚边境，叙总理表示准备应变

新华社18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叙利亚总理阿萨利17日说，叙利亚政府、人民和军队团结无间，而且已经有应付任何事变的准备。

……

新华社18日讯　塔斯社贝鲁特18日讯：据“电讯报”报道，土耳其在叙利亚边境集结了大批军队。据大马士革消息，土耳其军队有九个师已开到叙利亚边境地区。”

在这样严峻的危机面前，父亲代表中国政府对于叙利亚政府和人民的支持给了叙利亚人民很大的鼓舞。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7日电，叙利亚主要官方报纸《胜利报》9月17日以“中国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为题，继续发表社论，欢迎陈志方大使在9月15日代表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发表的表示中国支持叙利亚人民斗争的谈话。《胜利报》指出：“这种有力的支持加强了叙利亚必胜的信心，并且帮助叙利亚坚持它的自由事业”。

1957年9月26日，在庆祝叙中友协成立的招待会上，父亲代表中国人民和政府再次对叙利亚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的英勇斗争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完全的支持。以下是《人民日报》9月28日第七版的报道：

“专栏：在庆祝叙中友协成立的招待会上叙国防部长盛赞叙中两国友谊，我大使表示支持叙利亚的斗争。

新华社大马士革27日电　叙利亚—中国友好协会26日晚在这里举行庆祝协会成立的招待会。

叙利亚国防部长阿泽姆在招待会上赞扬叙中两国的友谊。他说，我们两国都面临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企图毁灭解放了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我们的共同目的是维护主权和独立。

他说：“我们非常高兴得到中国对我们的斗争的支持。”

阿泽姆说，台湾应当归还给它的祖国，中国应当恢复它在联合国中的席位。

阿泽姆说，我们选择朋友所根据的原则是，维护我们的自由和友谊而不附带任何条件或义务，因为我们不是随随便便而是根据考验和经验来选择朋友的。他还说，当我们向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接触来寻求友谊时，“通常有条件和军事条约强加在我们身上”。

中国大使陈志方在祝贺协会成立时说：“协会的成立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事业。”

陈大使追溯了两国古老的传统友谊，特别是在万隆会议后这种友谊的进一步发展。他还说，可以预料，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有无限广阔的前途和光辉的前景。他代表中国人民和政府对叙利亚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的英勇斗争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完全的支持。他最后说：“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在斗争中不是孤立的。”

协会秘书长萨利姆·齐尔克利宣读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拍来的祝贺协会成立的电报，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还在会上讲了话，解释协会的宗旨，并且回顾了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谊发展的情况。

著名的民族诗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尔米朗诵了他写的赞扬两国友谊的诗篇。

参加招待会的有二百多人，其中有协会的领导人和会员、政府部长、外交使节、曾经访问过中国的人士、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的代表以及中国杂技团的全体团员。”

进入10月，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加剧，土耳其在叙土边境增兵数万人，飞机屡次越境，双方不断发生小规模的边境冲突。埃及则根据与叙利亚之间的防御协定，出兵进入叙利亚表示对叙利亚当局的支持。苏军也开始向与土耳其接壤地区集结部队，从军事上给土耳其施加压力。

在此期间，父亲领导我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利用“国庆“纪念活动继续表达我国对于叙利亚政府和人民反帝、反霸斗争的支持，促进与驻在国朝野各界的关系。

1957年10月1日，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八周年的国庆纪念日，库阿特利总统也向毛泽东主席发来祝贺电。毛泽东主席于10月17日致电叙利亚舒克利. 库阿特利总统，对库阿特利总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周年时发来的贺电表示感谢，并且表示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保卫独立，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电文如下：

“叙利亚共和国总统舒克利. 库阿特利先生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周年时，承蒙来电祝贺，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表示忠心的谢意……”

10月1日晚，父亲在使馆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周年生日。叙利亚总理阿萨利出席了招待会。出席的还有部长们、陆军参谋长比兹里、高级军政官员和各国外交使节。

10月18日晚间，父亲根据中央指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拜访了叙利亚代理外交部长卡拉斯，重申我国支持叙利亚反侵略斗争的立场。父亲告诉他说，中国政府对美帝国主义煽动土耳其对叙利亚进行武装挑衅的阴谋表示愤怒。中国政府重申，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争取独立与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土耳其的侵略阴谋的斗争。父亲指出，“我们深信，只要叙利亚人民在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下团结一致，只要阿拉伯人民团结一致，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是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的。”

卡拉斯对中国政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深信，帝国主义对叙利亚的任何阴谋将在叙利亚人民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保卫独立和主权的坚定立场面前遭到失败，因为他们得到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支持。”（注）

注：《人民日报》10.20第一版

最后，在叙利亚政府和人民严阵以待毫不退缩的严正立场面前，在苏联、埃及等国的军事压力下，徘徊叙土边境的土耳其军队被迫撤离。美国背后策动的叙利亚-土耳其危机得以缓解。

这是父亲在外交战线上初出茅庐就遇到的第一次大挑战。虽然此前没有多少外交工作经验，但他凭借几十年革命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扎实的工作态度，以及革命家的胆识，优异的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既表达了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正义立场，又大大促进了与叙利亚朝野各界的关系。

【父亲的工作得到毛主席的肯定】

父亲十分重视对驻在国基本概况的调查研究工作，他领导并组织使馆调研室对叙利亚当局、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国家基本情况进行调研，经过辛勤努力，在调研室主任詹世亮具体执笔下很快完成了调研报告，编写一本叙利亚概况，这份报告电传回外交部并呈送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称赞，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接见回国述职的我驻外使节时说，我爱看这样的材料，希望各使馆都这样做。毛主席的称赞是对父亲和全体驻叙使馆同志们辛勤工作的认可！几十年后外交部的老同志们回忆起此事时还说：50年代外交工作受到过毛主席表扬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关于詹世亮叔叔：

詹世亮，江苏江浦人。1926年12月生于南京， 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历任上海《青年报》编委，青年团上海市委科长、区委书记，外产部科长。1949年5月参加外交工作，曾先后任驻叙利亚大使馆、埃及大使馆二等秘书，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处长，驻越南大使馆一等秘书，驻伊拉克使馆和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参赞。1984年12月任驻土耳其大使。1987年9月调任驻埃及大使。1991年11月离任。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干事，以后又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顾问等职。

我和詹叔叔在叙利亚使馆。

为了更多地了解叙利亚的历史、文化、民情、民风，父亲常利用周末带使馆的同志们一起出行到大马士革周边地区参观。

父亲履叙期间积极组织和推动中叙文化、教育及民间交流。叙自1957年起叙向中国派出留学生。父亲还通过叙中友好协会组织中国学生代表团访问叙利亚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1957年12月4日，当中国学生代表团结束访问准备归国前，父亲出席了学生代表团在大马士革举行的告别招待会。（注）

注：引自人民日报资料库1957.12.7第五版专栏：我学生代表团向叙利亚各界告别。

履叙期间父亲除了搞好与驻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的关系，也利用外事活动抓住各种机会与其他国家的政要交朋友以开展工作。1958年1月，也门王太子、副首相巴德尔访问大马士革，父亲作为驻叙外交使节参加了在机场的欢迎仪式以及后续的外交活动。

父亲在叙利亚的工作时间不长，从1956年12月递交国书，到1958年4月底离任，一年多的时间。然而，这段时间他已经迅速适应了大国使节的新角色，并且将其在革命战争和建设时期养成的扎实、热情、积极、严肃的工作作风带到了新的岗位上，完成了从职业革命家到外交家的转型。

【大马士革印象】

大马士革是一座著名古城，古代有“天堂里的城市”的称誉。我当时还小，能记住的东西不多。但在我记忆中那是一座美丽、干净，到处是绿地草坪的城市。马路边水龙头里的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从小母亲都不让我喝生水，但到了大马士革却让喝了，所以记忆特别深刻。回想起来，随爸妈在叙利亚一年多的时光是我幸福、无忧无虑、花一样的童年生活。

1957年夏我在叙利亚大马士革阿泽姆故宫。

1957年夏我在中国驻叙利亚使馆大使官邸花园里荡秋千。

中国驻叙利亚使馆大使官邸花园秋千是1957年夏天我经常玩耍的地方。

1957年夏我留影于中国驻叙利亚使馆大使官邸花园里。

1957年夏我留影于中国驻叙利亚使馆大使官邸内。

为了不影响父母亲的工作，同时不耽误我和哥哥的学业，父母亲决定送我们上学。可能因为叙利亚是伊斯兰国家，学校不对女孩子开放。最开始，只是将哥哥送到一所教会学校。但只读了两个星期，因为老挨老师打，哥哥拒绝再去那所学校上学。后来库阿特利总统的女儿——我们叫她艾尼萨，专为各国驻叙使节的子女开办了一所国际学校，我和哥哥就一同被送到这所学校上学，同去的还有参赞的女儿两岁的丹丹。这么小的孩子送过去“上学”，实际是托管。

学校里只有两个班，五岁的我和八岁的哥哥同上大班，丹丹上小班。在学校里我们要同时学习阿拉伯语、法语、英语。当时我连中文都不认识，所以学的一头雾水。每次测验，我坐在哥哥旁边看着那些曲里拐弯的小蝌蚪字（阿拉伯字母），照着抄都抄不出来。

跟各国使馆的小朋友语言也不通，然而孩子们之间的沟通，语言不是障碍，玩着玩着就能玩到一起，而且玩的很快乐。不过也有闹纠纷的时候。一次一个伊朗驻叙使馆的孩子叫扎奇，他一脚踢飞了地上的小皮球说：这就是你们中国，然后拍着自己胸脯说我们伊朗和美国是大球。哥哥一听他这样贬低中国就急了，高喊着：我们中国才是大球!你们是小皮球!一下子就冲了上去～两人一顿厮打。爸爸知道了这件事，笑着说：“不错，小孩子也懂外交政治了！”

关于库阿特利总统的女儿，我们的校长艾尼萨，我有这样一段记忆。她的模样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中挺漂亮，最主要是她总穿着一双像锥子一样小细跟高跟鞋——在50年代，我在中国还没见过，我总担心那个鞋跟会断。有一天她鞋跟还真的断了。那天艾尼萨哼着歌欢快地蹦跳着上楼，我跟在她后面，突然艾尼萨一下歪倒在楼梯上，我急忙上前去扶她，还帮她捡起断了的鞋跟，扶她回到她办公室。艾尼萨摸着我的头问我多大了，是哪个国家的孩子，然后从柜子里像变魔术一样拿出了好多外文版的小人书、毛绒玩具、可以捏响的娃娃、一个小石板和一包石笔，告诉我这些都是奖励我的。我高兴极了，尤其是那个小石板，因为早就羡慕别的同学有，也希望自己拥有一个，今天如愿以偿了！我给艾尼萨校长鞠了一躬就拖着装满她给的玩具的草篮子走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回到使馆。一进门妈妈就问我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我美滋滋地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妈妈，结果得到妈妈好一顿批评。我记得妈妈反复说的最严重的一句话是：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给中国人丢脸，明天送回去。我当时委屈的很，但第二天还是乖乖地送还给艾尼萨校长了。艾尼萨问我为什么，我不会说阿拉伯语，只是一个劲说：“妈妈，NO！”并摆着手比划着。

我还记得使馆组织去游泳，伊斯兰国家是不允许女人下泳池游泳的，哥哥和使馆的叔叔们都下水了，我也特想下水玩，但爸爸坚决不让我下水，很严肃地说：要尊重伊斯兰国家的习俗规定。我听不懂他讲的道理，想不通男人和女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让女人游泳？主要是为什么不让我游泳？但父亲说这样不对，那就一定是不对的。我就只好穿着小裤衩乖乖的坐在泳池边上看着包括哥哥在内的男人们游泳。

1957年爸爸妈妈和哥哥🧍‍♂️、我在叙利亚使馆门前留影。

使馆里的阿姨们照相，我非要掺和儿捣乱。

1957年我和哥哥在叙利亚使馆爸爸乘坐的别克座驾前留影。

1957年秋爸爸妈妈和哥哥🧍‍♂️在阿勒普清真寺前留影，这次没带我去。

1958年的新年我们和父母是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使馆度过的。

1958年1月1日爸爸妈妈在叙利亚大使馆官邸花园。

1958年1月1日在叙利亚大使馆官邸花园留影后爸爸在照片背面留注。

1958年1月1日爸爸妈妈与使馆同志们愉快地过新年摄于叙利亚使馆官邸前。

几十年过去了，看着这些老照片，我还能时时忆起美丽的大马士革。

叙利亚这个有着悠久历史、世界古老文明发源地的国家，它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蓝天、白云、草坪、绿荫、平和、宁静、美丽而清新。然而今天的叙利亚已经陷入了长期的内战，这个古老的国家终于没能摆脱大国的勾心斗角、阴谋策动。

大马士革啊，这个“人间的花园”、“地上的天堂”，四千年的岁月，从罗马帝国到奥斯曼帝国，这流着奶与蜜的土地，巴尔夏明神庙、霍姆斯古城等世界文化遗产已因为战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花园变为焦土、天堂沦为地狱。千万的生命逝去，更多的是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难民，战争给整个叙利亚人民造成无限的伤痛。

看到国际新闻中今日的大马士革，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我童年印象中的那个地方。

帝国主义所操纵的国际秩序一天不改变，这样的悲剧就难以避免。

我看到叙利亚外交官贾法里在联合国无力而萧索的身影，作为外交家庭的子弟，感同身受。外交人员的荣辱，归根到底，和国家的强弱、国运的盛衰紧密相连。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有着最直观的感受的就是它的使节。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晚清和民国的外交人员，在一次次签下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在巴黎和会、在国际联盟，不也一样是这样的卑微和屈辱吗？

而父亲那一代新中国的最早的外交家，在新中国国力尚有待发展的早期，就一洗旧中国百年沉沦之颓气，以崭新的姿态纵横捭阖于世界舞台。他们能够挺直腰杆子，这种底气，来自于六亿人民、来自于我们新生的、充满活力、蒸蒸日上的人民政权、来自于我们从血与火的考验中走过来的、坚强的党。

城之盛衰，亦在于人事，观大马士革之今昔，怎能不令我感慨系之？

【归国】

1958年2月，叙利亚与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交部决定原驻埃及大使陈家康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于是父亲奉命调离开美丽的大马士革回国，结束了他在叙利亚的任期。离任前，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授予父亲特级勋章，父亲佩戴库阿特利总统授予的特级勋章在叙利亚使馆内留影。

1958年2月父亲佩戴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授予的特级勋章在我驻叙使馆内留影。

1958年4月我在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官邸花园内。

这之后，父、母亲难得的有了一段闲暇的时光，1958年4月9日，在回国前，父母亲带我们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图中右边后排是父母亲，站在他们前面的分别是哥哥和我，哥哥右手边的是母亲的翻译严梅生、她右手边的是父亲的翻译方迪怀、他旁边的是司机赵大叔（名字不记得了）

1958年4月10日父母亲携哥哥和我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1958年4月父母亲在红海上。

1958年4月父母亲在塞得港。

1958年4月中国驻叙利亚使馆全体女同志合影于使馆门口，前排中是我，后排中是母亲。

1958年4月中国驻叙利亚使馆全体同志合影于使馆门口。

1958年5月父母亲摄于埃及人面狮身像前。

父亲付出心血所浇灌的中叙人民友谊之花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乱而凋谢的。

在中叙建交50周年（2006年）之际，虽然父亲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作为他的子女却收到一份特殊的荣誉证书和一枚纪念章。

父亲啊，叙利亚人民没有忘记您为中叙友好所做的一切，我想此刻您一定也看到了吧。

图为2006年叙中建交50周年叙利亚驻华使馆代表叙国赠中国首任驻叙利亚大使陈志方的纪念章。

2006年叙中建交50周年叙利亚驻华大使代表叙国授予中国首任驻叙利亚大使陈志方荣誉证书。

1958年5月，父母亲带着我们经缅甸-孟买-印度新德里-泰国曼谷（未出机场）-香港回国。

我记得孟买的夜景——父亲称之为“珍珠项链大道”。实际上就是晚上汽车行走在一条很长而蜿蜒的路上，路旁的灯都开启了，就像一条闪闪发光的珍珠项链。这在当年，在中国还是看不到的景象。我记得父亲当时指着那些灯光对我们说：“快看，像不像珍珠项链？”

（网络借图）

我也不懂什么是珍珠。为此到印度后父亲还给我买了一条夜明珠手链。夜明珠白天在阳光下照射后，晚上在黑暗处就会发光。我觉得新奇极了，每天夜里都躲在被窝里看发光的夜明珠。现在才知道夜明珠有放射性的，对人身体不好，可那时候是真的不懂啊。

回国前最后一站是香港，香港的高楼大厦没有给我太多印象。我只记得通过罗湖桥的一段经历。

罗湖桥一头连着中国内地，一头连着香港。几百年前是梧桐河上的一座小石桥，后来变成30多米长的小木桥。当年我随父亲通过的罗湖桥的桥面是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哨兵严加把守。桥中间有一条白线，桥头有海关。所谓海关，就是一座破旧的小木屋。但在几平方米大的罗湖口岸木板房办公室里，却专门设置了一台电话机，可以直通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办公室，因为这里是新中国新政权的南大门。

过桥前幼小的我看到这一切，感到很神秘，又因为看到英方哨兵不由得很害怕，我紧紧揪住父亲的裤腿。然而父亲此时并没有安抚我，只见他昂首挺胸，大步自信地从英军哨兵旁通过，我则紧跟着父亲一路小跑通过木桥，回到祖国内地一方，一跑到解放军叔叔旁，我立刻松开揪着父亲裤腿的手，欢快的像只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小鸟，又唱又跳。我们通过的这座小小的木板桥既不长，更不雄伟，但它在世界上名气不小，曾经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通道，也是许多名人出入国门的必经之地，它目睹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国门开放的曲折历程。

（网络借图）

回国后，全家团聚，父母亲重新安家，也安顿我们兄妹四人。1956年父亲带我们刚来京时暂住在外交部东郊招待所。去叙利亚之前，报房胡同35号院的外交部宿舍楼刚建好，父母亲就带着我们举家搬到报房胡同35号。因为当时父母亲和王炳南夫妇都将出国履职，所以部里就安排我们两家留守孩子（实际是我家大姐、二姐和王家姥姥带着小胖儿、小崽儿、小黑炭儿三个小男孩）合住在四单元108室。1958年父母亲回国后我们两家才分开，我们全家搬到四单元307室。

（网络借图）

我和哥哥都被安排在育英学校（原中直育英）读书。

育英学校创办于1948年11月的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初名“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子弟学校”。1949年随党中央迁入北京，仍然是一家以招收干部子弟（烈士子弟和无人照顾的）为主的学校。

记得送我去学校那天，父母亲并没有告诉我是去上学，只说带我去公园玩。一到学校，见到那么多小朋友和美丽的校园，我一下子就和小朋友们玩到一起去了，等我反应过来找父母亲时，已经找不到他们了，直到星期六下午老师把我送上外交部机关车回家，才得知他们已远赴异国他乡到伊拉克工作去了。

那是1958年的9月，回国不过4个月的时间，刚刚安顿好家庭和子女，父母亲席不暇暖，又奔赴新的战场了。这一次，我没能和他们同行，生下来第一次与父母双亲长时间分别了。

（图片源自网络：育英学校校部）

【出使伊拉克首任特命全权大使（1958.9-1960.9）】

伊拉克卡塞姆政权上台和外交转向：伊拉克位于亚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岛北部。国土面积44.18 （43.8317平方公里）。阿拉伯人占73.5%。官方语言阿拉伯语，通用英语。居民96%信奉伊斯兰教。首都巴格达。资源有石油和天然气。国民收入主要靠石油。主要农产品有小麦、大麦、椰枣、棉花、烟草等，椰枣产量居世界前列。畜牧业发达。工业以石油为主，还有纺织、炼油、化肥、水泥、制革等。出口石油、椰枣、农畜产品及水泥。进口生产资料和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与叙利亚一样，伊拉克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曾经为奥斯曼帝国所征服，并在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在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浪潮中实现了独立，但仍然深受民族、宗教矛盾纠缠的国家。

伊拉克是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公元前4700年起建立了城邦国家。公元前2000建立了巴比伦王国，后被并入波斯帝国。公元7世纪并入阿拉伯帝国。16世纪被奥斯曼帝国侵占。1920年沦为英国委任统治区。1932年获得完全独立。1958年7月成立伊拉克共和国，以7月17日为国庆日，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

20世纪50年代阿拉伯国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继1952年7月埃及革命成功之后，最突出的事件是1958年7月伊拉克革命胜利。这一事件对阿拉伯世界造成了巨大冲击，也导致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破产。

“二战”结束后，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国力大损，无力维系其在中东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已经成为全球霸权，正虎视眈眈准备接收帝国主义列强的遗产。尤其是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英、法势力从中东腹地退出，美国急于填补英、法留下的“权力真空”，打击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遏制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7年 1月向国会提交了美国中东政策特别咨文，抛出后来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这一计划刚提出就遭到以埃及、叙利亚为首的绝大多数中东国家的强烈反对。叙政府发表声明，批驳所谓势力“真空”的谬论；埃及纳赛尔总统则明确表示：“我们拒绝“艾森豪威尔主义”，不承认任何势力范围，任何地区的保卫应由这个地区本身来承担。”当时表示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黎巴嫩、约旦等国，则出现了严重危机。

伊拉克是巴格达条约国的中枢，也是美、英在海湾和中东最重要的堡垒。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突然爆发革命，震惊世界。

革命前的伊拉克，长期在被称为铁腕人物、多次出任首相的努里·赛义德的残酷统治下，表面平静，被美、英视为中东地区“稳定和进步的堡垒”，实际上早就酝酿着民族民主革命的风暴。伊拉克不仅是辉煌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摇篮，而且曾是中世纪大食帝国（是中国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的专称）阿拔斯朝的中心，人民中存在深厚的民族主义和广泛阿拉伯主义思潮。近百年来，伊拉克人民还有强烈的反对外来统治的传统。1920年4月，当协约国宣布把伊拉克委任给英国统治后，巴格达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接着，伊民族主义组织和逊尼派、什叶派宗教领袖联手发动了武装起义，形成全民性的反英运动，后又多次爆发起义。在1952年席卷中东的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伊拉克发生了新的大规模反西方石油公司和哈希姆王朝的群众运动，后发展成带有武装斗争性质的“起义”。这场斗争被军队血腥镇压，伊拉克变成警察国家，政党活动遭禁，但地下斗争活动更加活跃。1957年2月，民族民主党、伊共、复兴社会党和纳赛尔分子秘密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目标是推翻努里政府、退出巴格达条约、实行积极的中立政策和推行土地改革与社会改革。在军队中秘密成立了以卡赛姆少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

伊拉克革命和黎巴嫩内战的发生，与伊、约建立联邦直接有关。1958年，在黎巴嫩发生了反亲西方的夏蒙政府的内战，约旦王国深受震动，由于伊、约已建立联邦，6月底，伊政府决定派遣一个步兵旅进入约旦，支援约旦王国和黎巴嫩夏蒙政府。卡赛姆在自由军官组织中的助手阿里夫为该旅营长，在自由军官组织的策划下，阿里夫设法掌握了该旅的指挥权。7月14日清晨，该旅在开赴约旦途经巴格达时，完全出乎当权者的意料，突然占领了电台，宣布革命的消息，谴责帝国主义和旧政权，宣告建立共和国。而时任另一旅旅长的卡赛姆立即响应和予以支援。政变军队顺利夺取了王宫，巴格达10万民众走上大街，欢庆革命胜利。首相努里男扮女装，逃出家门，第二天在街上被群众认出，被当场击毙。哈希姆王朝被推翻后，伊拉克建立起由卡赛姆领导的共和国政府，卡赛姆出任总理兼国防部长，阿里夫出任副总理和武装部队副总司令。

图为伊拉克与毗邻国家地图。

毛泽东主席曾称赞伊拉克革命是一次比较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伊拉克革命的胜利沉重打击了西方殖民势力在中东的统治，艾森豪威尔称这是“整个中东火药桶的又一次突然爆发”，如果“不做出有力的反应”，就会“使西方在中东的影响遭到彻底排除”。7月15日，他在“保护美国侨民”和“保卫黎巴嫩主权”的借口下，派海军陆战队登陆黎巴嫩。来自第六舰队的美军进驻贝鲁特，先后达14357人，帮助马龙派政府镇压穆斯林反抗势力。美国的实际目的不限于此，艾森豪威尔说，美军在黎登陆人数之多，是向伊拉克新政府和纳赛尔发出警告，对这一地区西方石油资源的任何威胁都是不能容忍的。

毛主席曾形容美军侵黎是“它自己造的一条绞索，自己套上去，绞索的一端就丢到阿拉伯民族手里”。虽有美军撑腰和帮助，夏蒙仍无法实现其连任总统的企图。经多方协商，最终基督徒与穆斯林达成妥协，由原持中立态度的陆军总司令谢哈布出任总统，原反对派领袖具有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卡拉米任总理。谢哈布当选总统后于8月4日发表声明强调：美军从黎巴嫩撤退，是他政策的“首要问题”。10月25日， 美军从黎巴嫩全部撤退，11月20日，英军也从约旦撤退完毕。周恩来总理曾明确指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目的就在于把经济和政治的奴役强加给这个地区的人民，并且通过敌对性的军事集团在这个地区进行军事扩张，直到武力干涉。伊拉克革命胜利有力地推动了阿拉伯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注）

注：详见詹世亮《记1958年伊拉克革命胜利与艾森豪威尔主义破产》一文

伊拉克与中国的联系可追溯至几个世纪前，当时古老的交通和通讯设施并没有阻碍彼此之间的交通。伊拉克人很久以前就熟知了中国制造的商品。

进入近现代以后，中伊两国同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都经历了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斗争。相似的经历使得两国关系在形式和内容上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为两国在20世纪中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铺平了道路。

另一方面，伊拉克卡塞姆政权虽然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军人政权，但其执政初期一改过去片面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注重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也为中伊建交和发展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卡塞姆说：“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的，即奉行不与任何东西方集团结盟的、积极的、中立的政策”。他最初采取的外交行动是加强同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团结，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拨出200万第纳尔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武装斗争。紧接着，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卡塞姆表示拥护万隆会议提出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7月14日革命”几天后，卡塞姆政府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和“英统区”封闭了在伊拉克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办事处。

随着伊拉克新政权的外交转向，中伊建交很快就提上了日程了。

1958年中国人民举行游行～反对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支持中东地区人民反帝斗争。

中伊建交，父亲出任首任大使。

就在伊拉克革命取得胜利，伊拉克受到美英军事威胁，处于反帝反霸斗争前沿的关键时期，中国迅速承认伊拉克新政权，高度评价伊拉克革命的胜利，同时谴责美英对中东国家的军事干涉。

1958年7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伊拉克民族独立运动的伟大胜利动摇了殖民主义在中东的统治，并宣布承认伊拉克共和国。从16日开始，我国许多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和抗议活动，要求美国从黎巴嫩撤军，反对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声援黎巴嫩人民和伊拉克革命政府，总计有一亿多人参加了群众大会和游行，持续一周之久。

为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于8月23日下午开始炮击金门、马祖，迫使美国急忙从地中海抽调一艘航空母舰和部分兵力赶往台湾海峡。

在革命前，伊拉克与新中国还没有建交，仍与台湾蒋帮维持着所谓“外交关系”。这种局面随着新中国对伊拉克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而得到迅速改观。1958年7月18日，卡赛姆致电周恩来总理说：伊拉克共和国部长会议已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过当时伊拉克政府没有明确表示对台湾蒋帮“使馆”的态度，而是打算在相互承认后先同中国建立经贸关系，将来逐步建交。我国采取积极推动但不急于求成的方针，表示我国愿意早日同伊建交，时机让伊政府选择，但必须在伊政府驱逐蒋帮“使馆”之后。8月11日，根据国内批示，我驻大马士革总领事馆领事郭达凯（后驻叙使馆参赞）偕同方迪槐同志以旅游者身份前往巴格达。伊外交部派官员迎接，并提供诸多方便。当晚，郭达凯会见了伊经济部长，当谈及台湾“使馆”时，对方说：当我们相互承认后他们就全走了——据了解，7月下旬，伊政府已要求蒋帮“使馆”尽快离开。他表示中、伊两国在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没有什么困难。

8月12日，巴格达电台宣布伊政府决定同我国建交。14日，伊代理外长尚沙尔会见正率亚非作协代表团在伊拉克访问的杨朔同志时说：“关于中、伊建交问题，我们考虑了一个月，现已决定同中国建交，希望你们的大使早点来。”1958年8月25日，中国与伊拉克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958年8月30日上午，中国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陈家康介绍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临时代办郭达凯同伊拉克国家指导部长兼代理外交部长尚沙尔会见。尚沙尔对于中国在伊拉克正式建立大使馆表示欢迎。

1958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毛泽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命父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拉克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图为父亲的任命书。

任务紧急，父亲接到任命后没过多久即乘飞机经莫斯科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赴任。在莫斯科转机时父亲瞻仰了列宁墓并拍照留念。

1985年父亲在整理照片时看到他所拍摄的人们排队等候参观列宁墓的照片，想起当年瞻仰列宁墓、参观列宁故居的情景，有感而发，挥墨写下“列宁故居”。

父亲亲笔在照片背面的标注。

当得知中国派了一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大使出使他们的国家，卡塞姆当局高度重视。当时伊拉克全国一共只有三辆林肯轿车，卡塞姆自用一辆，送给父亲一辆。父亲到任的那天，受到伊拉克党政军、各国驻伊使节、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到机场热烈欢迎的人群把父亲连同林肯轿车一起抬起。

1958年9月22日，父亲向伊拉克共和国主席递交国书。此前，我国在西亚地区只在叙利亚大马士革设馆，中伊建交，一方面伊拉克成为20世纪50年代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亚地区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也大大扩展了新中国在西亚阿拉伯国家中的外交版图。

父亲先后出任驻叙利亚、驻伊拉克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是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先驱。

《人民日报》1958年9月24日第四版报道了父亲递交国书的情况，全文如下：

“专栏：我驻伊拉克大使递交国书。

据新华社巴格达22日电　中国驻伊拉克共和国大使陈志方今天向伊拉克共和国最高权力委员会递交了国书。陈志方大使受到伊拉克共和国最高权力委员会主席纳吉布·鲁巴伊和委员们的接见。

陈志方大使在致词中说，伊拉克人民曾经进行了英勇的民族革命斗争，并且赢得了伟大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代理人费萨尔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独立和自由的共和国。中国人民对伊拉克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和钦佩。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根据万隆会议的精神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加强中国和伊拉克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中国人民将尽最大的力量来支持伊拉克政府和人民为了保卫民族独立和主权、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英勇斗争。陈志方大使预祝伊拉克人民在巩固民族独立和建设民主幸福生活的斗争中继续取得胜利。

鲁巴伊主席在致答辞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拉克是两个文化悠久的国家，它们过去曾经建立过友好关系，现在恢复了这种友好关系。鲁巴伊保证两国的友谊将随着时间而发展。鲁巴伊最后说，“我们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进行合作。”

陈志方大使同最高权力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们进行了友好会谈，并且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的敬意和祝愿。鲁巴伊主席要求陈志方大使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转达同样的敬意。陈志方大使向伊拉克最高权力委员会转交了毛泽东主席赠送的礼品。

递交国书两天以后，父亲即拜会了伊拉克的实际领导人卡塞姆总理，随后又拜会了伊拉克外交部长贾迈尔并举行了会谈。

1958年9月26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报道了这次拜会，兹引相关内容如下：

“专栏：卡塞姆总理对陈志方大使说：伊拉克支持中国的正义斗争，伊拉克电台指出美帝国主义正在埋葬自己。

新华社巴格达24日电 伊拉克共和国总理卡塞姆今天对中国驻伊拉克共和国大使陈志方说：伊拉克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收复他们的领土的要求和为此而进行的斗争。

陈志方大使今天中午会见了卡塞姆总理，他们在谈话中相互表达了加强中伊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愿望。

陈志方大使向卡塞姆总理说明了中国政府对美帝国主义者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的强烈态度。卡塞姆总理说，伊拉克和中国人民都为反对帝国主义而进行斗争。伊拉克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收复他们的领土的要求和为此而进行的斗争。

今天早上，陈志方大使会见了伊拉克外交部长贾迈尔。在交谈中，贾迈尔部长表示支持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他同时表示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

图为1958年9月24日父亲拜会伊拉克总理卡塞姆，拜会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两人亲切交谈。

就在父亲到任巴格达时，伊拉克派出的人民友好访华团正在北京访问，周总理、董必武分别接见了他们。

根据《人民日报》1958年9月26日第一版的报道，周恩来总理于9月25日下午接见了以马哈茂德团长为首的伊拉克人民友好访华团全体贵宾。周总理和贵宾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晚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会长董必武今晚接见了伊拉克人民友好访华团。宾主畅谈了一个多小时。随后，董必武院长设宴招待了伊拉克人民友好访华团全体人员。

1958年9月29日，中国伊拉克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

【为中伊外交奠定基础】

中伊建交之后，一时间，两国间友好交流频繁。父亲因势利导，借此东风，积极在巴格达开展工作，放电影打开局面。

新中国与伊拉克新政府虽然基于共同的利益相互握手，但两国人民之间还缺乏相互了解，如何打开外交工作的，父亲思考之后，想出了“放电影”的妙招。

1958年10月27日，为了促进中伊友好支持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反美斗争，父亲组织在叙利亚首都巴格达放映中国影片《董存瑞》，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0日第五版以“英雄形象越关山，中伊人民心连心，‘董存瑞’激动了巴格达”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指出：

“中国影片“董存瑞”受到巴格达观众的热烈欢迎。这是在巴格达放映的第一部中国影片。中国影片“董存瑞”从27日起开始在巴格达放映。从中午过后不久，观众就源源而来，还有许多人没有买到票。在放映的时候，欢呼声一直不断，有时连影片中的对话都听不见。虽然影片只有简单的阿拉伯文和英文的说明，但是观众能够从内心了解这部影片的情节。人们从最初的几个镜头起，就开始热爱董存瑞，因为这些镜头清楚地显示了董存瑞的性格。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陈志方和大使馆的其他官员在巴格达观看了这部影片。陈志方大使受到群集在电影院外面的成千的人非常热烈的欢迎，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外面等着，一直到大使再度出来。他们包围着陈大使，并且高呼“毛泽东万岁！”“卡塞姆万岁！”“两国友谊万岁！”在电影院里面和外面的群众还用中文高呼“解放台湾”。热情的人们是这样拥挤，以致陈志方大使和官员们很难从群众中走出来。”

伊拉克总理卡塞姆是伊拉克🇮🇶新政权的灵魂人物；父亲积极做卡塞姆的工作，为两军交流铺路。

1959年4月父亲在使馆里宴请伊拉克总理卡赛姆，图为：

（1）1959年4月父亲宴请伊拉克总理卡塞姆欢迎他的到来 。

（2）1959年4月父亲设宴宴请伊拉克总理卡塞姆总理，卡塞姆来到我驻伊拉克大使官邸门口时 。

（3）1959年4月父亲宴请伊拉克总理卡塞姆，卡塞姆进入我驻伊拉克大使官邸时。

（4）1959年4月宴请伊拉克总理卡塞姆，卡塞姆进入我驻伊拉克大使官邸时照片背面父亲亲手签注。

（5）父亲与伊总理卡塞姆亲切会面。

（6）1959年4月父亲宴请伊拉克总理卡赛姆双方进行友好谈话。

1959年4月父亲在使馆里宴请伊拉克总理卡赛姆，并赠送礼品给卡塞姆。

卡塞姆是军人出身，他还亲自兼任伊拉克国防部长，做好他的工作后，中伊两军的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很快就在驻伊使馆建立了武官处，有了武官处，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军事交往更加密切，两军间的军事事务得到有效快速处理。

1959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二周年之际，我驻伊使馆武官徐毅民中校举办了招待会，父亲和卡塞姆总理（兼国防部长）、伊拉克交通、司法、国家指导等部部长、伊拉克空军司令贾勒·奥卡提等出席了招待会。

1960年，伊拉克还派出了军事代表团访问我国。

父亲与伊拉克政界其他重要官员也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谈，凭借其娴熟的外交艺术和非凡的谈吐积极展开工作，表明了我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伊拉克人民维护独立斗争的立场。

父亲还不失时机的参加各国驻伊使节团的活动，发展与各友好国家的关系。例如，1960年2月23日是苏联红军建军节，父亲在巴格达参加庆祝苏联建军42周年招待会。

图为1960年2月23日父亲在伊拉克巴格达苏联建军节招待会。

1958年父母亲出席我驻伊武官徐毅民组织的与伊军方人士的活动。

【中国文化代表团访伊】

除了做上层、军界的工作外，父亲还注重通过科技、文化交流等多种方式和各阶层人士广交朋友，受到广泛的赞誉和信任。他以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形象，促进了中伊两国友好交往，使两国党政、民间团体往来日益频繁。

1959年3、4月间，正是伊拉克春天最美好的季节。在父亲精心安排下，促成中国文化代表团一行访问巴格达，通过文化交流开始中伊民间交流。卡塞姆亲自接见了中国文化代表团。接见时，代表团团长包尔汉把周恩来总理的信件交给了卡塞姆总理。

图为：

（1）1959年3月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总理接见了中国文化代表团。接见时，代表团团长包尔汉把周恩来总理的信件交给了卡塞姆总理。1959年3月中伊两国文化合作协定在巴格达签订 。

（2）伊拉克教育部长毛希丁•阿卜杜勒•哈米德准于3月19日举行宴会，欢迎以包尔汉为首的中国文化代表团。

（3）4月2日，父亲为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伊拉克举行招待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也出席了这一招待会。卡塞姆总理出席了宴会。他对中国文化代表团和章汉夫副部长表示欢迎，并且请他们把伊拉克人民最高的敬意转达给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

（4）4月4日，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包尔汉和伊拉克谈判代表团团长、教育部长毛希丁•阿卜杜勒•哈米德签订了两国的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父亲出席了签字仪式。8日晚上，中伊文化合作协定1959年执行计划签字，父亲出席了签字仪式。

4月7日，伊拉克—中国友好协会在巴格达人民大厦举行庆祝协会成立的典礼。父亲和中国文化代表团团员在伊拉克—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扎尔扎拉陪同下登上主席台，并受到热烈的欢迎。父亲在会上致贺词，全面总结了伊拉克新政权建立以后中伊关系的新局面，他说：“随着伊拉克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和伊拉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伊拉克—中国友好协会的成立是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的标志。”他又指出： “在卡塞姆总理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的伊拉克人民已经一再粉碎了卑鄙的颠复阴谋，并且进行了无情的斗争来保卫他们国家的独立。这充分说明，得到加强和巩固的是伊拉克，而不是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伊拉克的正义斗争。中国人民为伊拉克人民胜利地平定了沙瓦夫叛乱、伊拉克退出巴格达条约，向他们致衷心的敬意，并且支持他们。”

父亲还说：“我们中国人民一向认为，各国的友好的合作关系应当根据万隆会议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发展。我们希望，阿拉伯国家按照这些原则来办事，它们过去已经一致同意用这些原则来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进行颠复活动，那是不符合万隆精神的。这不但违反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利益，而且也会使帝国主义——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公敌得到好处。”

父亲最后祝两国人民在平等、相互学习和互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友好关系。

图为1959年伊拉克—中国友好协会4月7日在巴格达成立时，中伊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代表团副团长罗俊（左）向伊中友好协会主席扎尔扎拉赠送礼品。

随后，中国文化代表团进行了一系列访问活动，到处受到热烈欢迎。欢呼、歌声、花朵和热情的言辞，象春风一样，中国文化代表团的团员们走到那里便跟到那里。这是一次难忘的访问，团员们分享了伊拉克人民春天的欢乐，加深了中伊两国人民亲密的友谊。

（1）1959年代表团到巴格达的互穆尼亚小学参观时，热情欢迎的小学们把包尔汉团长围起来了。

（2）1959年代表团访问伊拉克的巴士拉港，受到了码头工人热烈的欢迎。

（3）1959年中国文化代表团参观举世闻名的巴比伦城的遗迹。

就在中国文化代表团访伊期间，1959年中国美术工艺品博览会于4月8日在巴格达开幕，卡塞姆总理主持了开幕式。父亲和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开幕式，并陪同卡塞姆总理参观了展览会。

（1）1959年中国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在卡塞姆总理主持下开幕后，代表团团长包尔汉（左二）陪同卡塞姆总理（左三）参观展品。

（2）父亲陪同伊总理参观我文化摄影图片展览。

1959年4月9日是伊拉克共和国革命后的第一个开斋节。父亲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往伊拉克最高权力委员会表示祝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包尔汉也陪同前往。

4月11日，中国文化代表团结束了对伊拉克的访问回国，父亲到机场送行。

【围绕两国国庆开展外交互访和各界交流】

1959年7月，伊拉克新政权迎来了革命一周年的庆典。我国政府派出了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典礼。围绕这一庆典，中伊双方进行了一系列交流互访活动。与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期访伊的就有中国歌舞团、李德全率领的中国妇女代表以及中国工会代表团。

7月17日，卡塞姆总理接见了中国政府代表团，父亲陪同罗贵波参加了会见。会见中，罗贵波向卡塞姆总理、伊拉克政府和人民转达了周恩来总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祝贺，并还转达了周恩来总理个人对卡塞姆总理的问候。

卡塞姆总理对这些友好的祝贺表示感谢，并且感谢中国政府代表团前来参加伊拉克的国庆典礼。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敬意。他说：“伊拉克人民敬爱中国、钦佩中国。伊拉克人民对中国人民怀着伟大的友情。你可以相信，我们对你们怀着最深厚的情谊”。他还盛赞了中国歌舞团的演出。

罗副部长说：“伊拉克人民对中国人民所表示的友谊使他深深感动。中国人民和伊拉克人民将永远站在一起，为反对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

7月20日，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国妇女代表李德全和中国歌舞团领导人今天上午同伊拉克-中国友好协会领导人作了友好会见。父亲出席了这次会见。罗贵波对协会主席阿布德·扎尔扎拉说，中国政府和人民非常重视伊拉克国庆，因此应伊拉克政府的邀请，派遣了政府代表团参加庆祝。罗贵波说：“我们认为，7月14日革命的胜利不仅对于伊拉克人民，而且对于世界和平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还说：“代表团对于伊拉克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热烈友情有深刻印象。伊拉克人民爱中国，并且了解中国人民。”

罗贵波赞扬友好协会在促进和加强两国友好关系方面所起的良好作用。

扎尔扎拉欢迎中国代表来伊拉克访问。他说：“苏联、中国和其他和平民主国家一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它们始终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伊拉克7月14日革命和古巴人民革命都得到过它们的支持。”扎尔扎拉表示感谢中国人民对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其它争取民族解放的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他说：“伊拉克—中国友好协会将为进一步加强伊拉克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友谊而努力。”

图为1959年7月父母亲陪同我政府代表团团长罗贵波等参观伊拉克共和国宫（菲沙尔新皇宫）时拍摄于宫前草地上。

在参加伊拉克国庆庆祝活动并顺利完成一系列访问和交流活动后，我政府代表团、妇女代表、歌舞团和公会代表团陆续离伊回国，父亲和使馆同志到机场送别访问团。

同一时期，伊拉克也派出了学生代表团、军队足球队到华访问和进行友谊交流活动。受到了我国政府和人民的盛情款待。

伊拉克的国庆典礼结束后，很快就迎来了新中国十周年国庆。父亲抓住时机，围绕我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在伊拉克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和中伊交流活动。

1959年9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图片展览会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展出，伊拉克总理卡塞姆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图片展览会的揭幕典礼，揭幕典礼上父亲扼要地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年中取得的成就。他指出：中国和伊拉克的友好关系在过去的一年里大大增进了，这个展览会将有助于促进两国政府和人民的互相了解，并且加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为基础的两国之间的友谊。他感谢卡塞姆总理主持这个展览会的揭幕典礼，并且希望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中伊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之后父亲陪同卡塞姆参观了这个展览会。展览会展出约一百七十张图片，介绍中国美丽的风光、经济与文化成就以及人民的生活。到场参观的有伊拉克土地改革部长、司法部长、副参谋长、巴格达省省长、伊拉克—中国友好协会的会长和会员们以及文化界和报界人士。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喜庆日子，父亲和使馆的同志们晚间举行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卡塞姆出席了招待会并在招待会上致词，祝贺中国国庆。他说：“中国正在向前迈进。伊拉克和中国的友谊已经存在几千年了。我们伊拉克人民认为，你们的国庆也是我们的节日。”卡塞姆总理说伊拉克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它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父亲也在招待会上讲话。他感谢卡塞姆总理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他还赞扬了伊拉克共和国在卡塞姆总理领导下获得的进展。

这次庆祝招待会的约有七百位来宾出席，其中包括伊拉克政府各部部长，武装部队参谋长和副参谋长，巴格达省长和巴格达市长，伊拉克中国友好协会会长以及各界著名人士。各国驻伊拉克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外国友人纷纷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此许多外国朋友欢欣鼓舞，各国人民同庆我国国庆。

之前一天，伊拉克-中国友好协会也于9月30日晚间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父亲应邀出席了庆祝会并讲话。父亲谈到中伊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说：“当中国人民欣悉革命把伊拉克从帝国主义锁链下解放出来时，衷心地向伊拉克人民祝贺。中国人民重视、钦佩和支持伊拉克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共和国的斗争。”父亲还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伟大成就。庆祝会上演奏了中国音乐和放映了中国电影。

图为父亲出使伊拉克期间举行国庆招待并讲话。

【蜜枣外交】

随着外交档案不断解密，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在向公众开放的至1960年底的外交档案中，发现含有“对外援助”字样的标题竟有200多个。

向中国要钱要粮要物或援建工厂的要求，不少是国家元首亲口提出的，他们或找我驻外大使，或直接专门致函我国领导人，还有的以国家政府或外交部给我国发照会的方式，商谈和办理“援外”事务；在当时我国外交部和外贸部等政府部门、驻相关国家大使馆的工作中，援外这一项占有不小的分量和重要地位。

粗略统计，到1960年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此时，新中国政府面对的是多年战争后中华民国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国力有限，但我国人民仍节衣缩食，克服重重困难，一一满足各国的要求。而且，我们的援助从不附带任何条件。

翻阅半个世纪前的援外档案，我们不能不想到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直到1960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仅38个，其中10个还是1958年7月以后才建交的。新中国爱好和平，希望创造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希望不断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少档案都提到：“认真做好外援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外援’扩大了我国的影响，对发展我国同各国的友好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父亲在伊拉克任职期间正好是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期间，在本国处于自然灾害之时，驻在国又提出请求援助，怎样才能解决这一两难问题，父亲深入调查后了解到伊拉克盛产一种“蜜枣”，而且价格十分便宜，决定进口这种“蜜枣”，这样一方面可以支援伊拉克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帮助他们出口物资，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我国灾年期间物质匮乏。即请示中央，中央同意了父亲的建议，决定大量进口伊拉克蜜枣。

伊拉克椰枣真正被中国人认识和知道，正是在父亲出任伊拉克大使之时。记得当时吃伊拉克蜜枣甜度很大，拿在手里有粘度，如蜜饯一般，口感很好，肉质软软的，嚼起来还能感觉到其肉质起沙，虽然甜但不齁嗓子。在那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进口食品的年代，能吃上售价仅0.31元/斤，既便宜又好吃的蜜枣，感觉真好，我当时最爱吃的是用伊拉克蜜枣做成的五分钱一根的冰棍。

到60年代中期伊拉克蜜枣就从市场上消失了，据说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说法有关，据传伊拉克蜜枣上有肝炎病毒，吃了会得肝炎。我却不认可这一说法，因为我们全家人吃了那么多伊拉克蜜枣没有一人得肝炎的。

父亲进口伊拉克蜜枣的建议，既援助了伊拉克人民，也使得处于“自然灾害”中的我国人民获得了难得的副食。这甜甜的蜜枣，汇聚着两国人民之间互帮互助的深厚情谊，可以称得上是“蜜枣外交”。

除此之外，父亲在任期间，1960年，我国还赠送了一批民防器材给伊拉克。包括六辆救护车、六辆消防车、两辆卡车、二十台无线电机和一百台手摇警报机。在赠送仪式上，伊拉克民防署署长哈桑·阿里·加里卜和父亲代表双方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都表示希望加强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

图为伊拉克蜜枣，又名椰枣，是一种枣椰树上生长的“枣”。枣椰树为棕榈科刺葵，属常绿大乔木。树干高可达20-30米。树顶生羽状复叶，叶片狭长，长1.5米以上 ，互生于茎顶部。小叶片有粗壮龙骨，顶端较尖。雌雄异株，花单性，花序外有肥壮佛焰苞，肉穗花序，雄花成圆锥花序，雌花成穗状花序腋生。枣椰树的果实呈长椭圆形，形状像枣但不是枣，蜜枣剥开中间有沟。伊拉克蜜枣果肉味甜，含糖份达60-70%。

【我对父亲母亲派驻伊拉克期间的记忆】

由于已经到了学龄，我留在国内上学，没能陪伴父亲、母亲赴任巴格达。关于与父母分别的这段时间，我能记起的有这样几件事。

父亲到任后还积极组织调研室同志们深入开展对伊拉克及周边中东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进行调研，在调研后及时向中央和外交部汇报。与此同时联系我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伊拉克风光片来宣传伊拉克新政权执政后人民的美好生活，以促进中伊友好关系。我记得那年母亲因病在国内治病期间，正好放映新影新发行的《伊拉克的曙光》这部纪录片，母亲带我们兄妹看了好几遍这部电影。

图为“伊拉克的曙光”电影广告。

我还记得父母亲驻伊工作期间，一次在周末我从学校回家，在院子里遇到何英叔叔（我们两家是几十年的邻居），他对我说：“你爸爸妈妈现在在的国家天上经常会下黄土。”当时听得我一头雾水，直到近几年自己出国旅游，去过阿联酋、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卡塔尔、以色列、约旦等中东国家后才亲眼见到了天上下黄土是怎么回事。

1958年11月父亲暂短回国参加中央组织的外交部务虚会，汇报在伊拉克调研掌握的该国的情况，住在家里。周末我从育英学校回家，见到久久没见的爸爸激动地哭了，结果留下一张面带哭像和爸爸合影的照片。

图为1958年11月父亲返京回外交部务虚与6岁多的我合影于寓中客厅。

忠诚于党的事业，父母亲服从组织安排远赴异国他乡，他们无怨无悔、积极、努力地工作，但留在国内的4个儿女始终是他们的牵挂。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故去的早，家族里又没有其他亲戚可以照顾我们，因此我们兄妹都寄宿在学校。为了能了解到我们的情况，爸妈要求我们兄妹每隔些时日就拍一张照片通过信使寄给他们。1958年夏，我们兄妹四人去照相馆照了张合影寄给在国外的爸爸妈妈。

图为1958年寄给爸爸妈妈的我们兄妹四人的合影。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母更是对留在国内的儿女牵肠挂肚，要求我们定期给他们写信、寄照片。1960年，当时上二年级的我由于识字不多，给爸妈写信时许多字不会写，就用汉语拼音写，还给爸妈寄照片，妈妈收到照片在照片的背面写到：“可爱的小越秀你向谁撒娇！看你无人照管，头发不齐，衣服穿得这样拖拉。”

图为1960年5月我于家中阳台留影后将照片寄给远在伊拉克巴格达的父母亲。

1960年春节后父母亲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卡拉比房前合影。

1960年春父母亲、及与使馆同事合影于伊拉克古镇拱门，母亲在照片背面签注。

1960年8月父母亲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使馆内。

家中还保存了不少父母亲出使伊拉克期间的外事活动照片，但遗憾的是除了个别外，大多没有注明是参加什么活动的照片。但从这些珍贵的照片中，还是能够看到他们在伊拉克繁忙的工作。

陈志方出使伊拉克期间的外事活动照片。

1960年6月刘志汗、杨广仁来馆检查报务机要工作临行前与父母亲合影于使馆楼前花池旁。

1960年父亲在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官邸。

【告别巴格达】

1960年夏，父母亲结束了在伊拉克的任期，奉调回国。由张伟烈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拉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两年的时间，父亲已经成为了伊拉克卡塞姆总理以及伊各界政要信赖的朋友。卡塞姆总理为父亲举行了送行酒会。

图为：

（1）伊拉克总理卡塞姆设酒会为父亲送行

（2）伊拉克总理卡塞姆设酒会为父亲送行照片背面签注

这种联系在父亲回国后也未中断。当年10月，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邀请，伊拉克国家指导部部长费萨尔·萨米尔，他也是父亲的老朋友了，邀请父亲参加了其对我国访问期间的活动。费萨尔·萨米尔在结束对我国的访问离京前，父亲还前往机场欢送。

父亲回国后不到三年，伊拉克再次发生了流血军事政变，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支持阿里夫将军推翻了卡塞姆政权，卡塞姆本人也被处决。这次政变的背后，有着美国中情局的策动。此后，在美苏两个大国的干涉和拉锯下，复兴社会党的军官集团继续操纵伊拉克政局，又经历了1968年的政变以及1979年以后萨达姆的长期统治。期间，战争、民族宗教冲突、外国干涉始终伴随着这个国家。终于，随着萨达姆政权的瓦解，伊拉克在本世纪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和灾难，迄今仍然深陷在国家分裂、叛乱割据丛生的困境中。人民在战乱、恐怖袭击中惶惶不可终日，而这灾难，还看不到尽头。

然而，虽然由于伊拉克政权更替、中苏关系恶化等原因，中伊关系中间也出现过波折和倒退，但父亲播下的中伊两国人民友谊的种子，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将一代一代传下去。也相信总有一天，伊拉克人民能够自己掌握民族的命运，再次过上如蜜枣一般甜美的生活。

我想，这也是父亲的愿望。

【进中央党校学习（1960.10-1961.6）】

1960年夏，父亲从伊拉克奉调回国后。组织上送其进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他刻苦读书，学习中共党史、哲学经典著作、研读毛主席和中央文献，结合工作实际开展自我批评，认真总结深刻反省自己过往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父亲在学习期间写下的心得笔记，兹摘录提纲如下：

“（一）遵循陈毅同志指示，以自我批评的精神，认真学习，提高自己思想；一年来，学习中共党史为轮廓，哲学为内核，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献为主体，辅以若干有关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一般说，只有具备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才能有正确的宇宙观和思想方法。有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历史现象，了解其规律性。为了提高自己，做了一番晨钟暮鼓般地努力学习。然而仍是体会不深，进步不多；现试以毛泽东思想来检查自己，总结自己的思想。

（二）举几个主要问题：（仅录提纲，具体内容略去）

（1）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问题。

（2）正确对待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

（3）自身错误是存在骄傲自满，骄傲自满是主观主义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

（三）今后努力方向：

（1）认真的学习和体会毛泽东思想。

（2）认真地贯彻中央政策的指示决议。

（3）学习毛泽东同志无条件的服从组织，严格遵守纪律的模范，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

（4）必须运用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锋利的战斗武器，在国际统一战线中，外交斗争中，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提高自己，教育干部，认清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严重危害，具体作法上，既要达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团结，又不要丧失严正的立场，彻底肃清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

（5）要把毛泽东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到实践中去，并且同新的条件正确地结合起来，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尊重科学，克服唯心观点，克服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主观热情必与科学精神相结合，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力戒骄傲，谨诚谦虚，以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一切行动，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毛泽东思想是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我们要不断学习，不断运用，以期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

（6）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就是这个结合的代表，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必须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同时也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更深刻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为此，还必须“有的放矢”的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主要著作，以丰富毛泽东思想于自己实践斗争中。”

图为：1960年11月30日母亲填写的中央管理的干部任免呈报表记载了父亲从伊拉克回国后在中央党校学习。

该表中填写王静曾任职务与免去职务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拉克使馆参赞，任免理由：已调回国，备注：王静（陈志方同志爱人），陈已调回国在中央党校学习，可先免职。中央已批复。呈报机关盖章外交部党委。

1961年6月父亲结束在中央党校学习。

由于李恩求同志（外交学院常务副院长）1960年调回外交部工作，中央决定父亲接替李恩求任外交学院副院长，父亲当月即到外交学院履职。

他的任命书是1962年6月1日，国务院第116次会议通过决定并下达正式任命父亲为外交学院副院长。

1963年2月，外交部党委批准增补父亲为外交学院党委委员、常委、外交学院党委副书记。  

关于外交学院：建院之初，根据国家当时的有关规定，学院党的工作属北京市委高校党委领导，行政和教学工作属外交部和高教部领导。周总理曾表示自己可以亲自兼任院长，后因总理工作过于繁忙，这一想法终未实现。到1959年以前，外交学院一直没有任命正院长，外交部任命李恩求同志为常务副院长兼党委书记，主持学院的全面工作。

外交学院创建初期，办学条件还比较简陋。当时新校舍尚未建成，全院师生曾借用西苑原北京外国语学院原校舍和外交部文化补习学校校舍上课。1956年3月，新校舍建成，学院迁入新址，即现在的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展览馆路。

外交学院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培养外交干部的高等学校，建院初期设本科和专修科。本科的学制原为四年制，后改为五年制，招收高中毕业生。专修科原为一年制，后改为二年制。任务是培训一些地区、单位调到外事部门的干部学员，并轮训外交部和其他涉外单位的在职干部。从建院起外交学院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培养国际关系、国际法、世界经济和世界史专业的研究人才和师资。另外，学院在办学过程中，还根据不同学员的特点和外交工作的需要，开办过一些不同的班次，如少数民族班、工人班，准备出任大使、参赞的高干班等。除培养国家承认学历的研究生、本科生之外，加强了专科教育，形成了本科和专科并举并重的局面。增加了对在职干部外交专业和外语的培训，以及对在职外交干部的轮训，逐步形成了学院“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的办学体制。

外交学院的办学任务，是培养初级和中级的外交干部。1957年以后，由于外交系统的初中级干部人数接近饱和，所以从1957年新学年起，学院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对培养对象作了调整，当年暂时停止了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本科新生，扩大选调青年干部入学培训。

1958年1月17日，外交部在向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请示报告中提出：扩大学院培养、训练干部的范围，“建议将外交学院改为国际关系学院，其任务主要是轮训外交部和其他涉外部门的干部，培养国际关系方面的师资、初级研究人员和记者、编辑等人员。国际关系学院成立以后，现有各涉外部门的干部学校可以考虑适当合并，以便集中力量和财力物力，办好国际关系学院方面的干部训练工作。”“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来源，除主要从各涉外部门干部中选拔外，还可以根据需要招收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来培养。”这一请示经中央批准后，1958年8月1日，外交学院正式改名为国际关系学院。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为学院题写了校牌。

根据1959年2月14日外交部批复的学院《组织机构调整、院领导分工及人事配备的意见》，对学院进行了调整。调整的内容主要包括：恢复了教学科研处以加强对全院教学科研工作的领导。将已下放到系的各教研室改由院直接领导。撤消原来两个系的建制，成立一、二、三部：将原国际关系系专修科改为一部，负责轮训在职干部，提高其政治、外事业务水平，学习期限为一年；原国际关系系业务专修科一、二年级，专修班三年级，原属院部的机要专修班，外交部转来的文化补习班等划归一部。外语系改为二部，负责提高在职干部的外语水平，学习期限为二年。国际关系系本科改为三部，负责培养高中毕业的青年学生，学习期限为五年。此外，增设了德、西、日语教研室和阿拉伯语教研室。

在课程设置上，根据部党委1月28日和6月3日两次会议的指示精神，增加了外语课的比重；紧缩了外交业务课和政治理论课；为加强中文学习，确定汉语为必修课，学习期限定为3年。

1960年10月学校被列为全国重点高校。

为进一步明确办学目的，1960年11月29日，外交部在给陈毅副总理、周总理《关于国际关系学院改为轮训在职外交干部学校》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为“适应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日益开展的需要，便于集中现有的教学力量，大力改进教学方法，增强教学效果，培养出大批的、真正合乎规格的中初级外交干部，建议将国际关系学院改为专业干部学校，着重轮训在职的外交干部和培养新调来的干部，同时接受一部分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学生入该院学习外交业务”。此件经报中央批准。

1961年外交学院为加强外语教学，把1959年的三个部按外语语种调整为四个部。

1961年4月，外交部党委讨论通过了《关于执行总理批准国际关系学院改为轮训在职外交干部学院的具体意见》，就学院办学的方针、任务、规模、组织机构、教材的编写、轮训在职干部课程的设置和要求等，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同时提出：为适应学院性质的变化，加强对学院的领导，请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兼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在陈毅副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学院经过教学调整和整顿，形成了外语教学和学习的热潮，学生的外语水平有较大提高。

1961年4月以前，外交学院党政工作转归外交部直接领导。

1961年10月5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13次会议上，批准外交学院恢复原校名；正式任命陈毅副总理兼任外交学院院长（党组关系仍在外交部）。

父亲在外交学院工作期间，我家住在南长街98号，是一个不规则的四合院，估计原来是中山公园的一部分，院子里的长廊与中山公园的长廊规格一致，以前应该是相连的，不知什么时候被断开了。我们站在自家院子里就可以看到中山公园里的游人，还隐约可以听到他们讲话。

98号的后院住着外交部符浩、谢克西大使，前院住着外交部两家一般干部。

父亲在工作中是拼命三郎，同时又是热爱家庭的好父亲。住在98号的几年间，他在院子里种了两棵桃树、两棵苹果树、好几棵玫瑰香葡萄，加上院子里原有的两棵大葫芦枣树、两棵臭椿树，满院绿树成荫，果香扑鼻。他还搭起了鸡窝、兔窝，其中小兔子是父亲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的同学刘格平伯伯送给我家的可爱短耳兔。

父母亲与二姐、哥和我在南长街98号家中庭院留影。

因为家住南长街离北海公园很近，一次爸妈带我们去游北海，那天妈妈给我穿上了一件羊羔皮的锦缎小袄，可能那会儿我正逢青春逆反期，我觉得小袄不好看，一个劲儿地说：“这是地主婆穿的衣服，我不穿。”在爸爸的威严下我不得不穿着出门了，所以留下一张赌气的照片。

1961年到1964年父亲在外交学院任职这段时间是我少年时代与父亲见面次数最多的几年，那时我在育英学校住读，每个星期的周末我就背着书包走到万寿路乘335路公共汽车到展览路站下车，然后去外交学院父亲办公室找父亲，等他下班一起回家。每次到父亲那儿一定会有他中午特意在食堂为我打的饭菜，这对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住在学校吃了一星期集体伙食的我，真是美味佳肴。然而因为吃的是凉饭冷菜，这种 “大吃大喝”多次令我又吐又拉，为此母亲曾劝阻父亲不要再给我吃凉饭了，可父亲却说：“孩子不能娇养。”

有时候我去到父亲办公室时，他因为工作不在，我只好乖乖地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等父亲，虽然父亲办公桌上有许多可读之物，但我决不敢靠近，因为从小父亲规定我们子女不许看“文件”（包括内参参考资料）。父亲对我们兄妹四人要求十分严格，他的严厉从小我们都领教过，平时只要父亲在家我们都规规矩矩不敢大声说话，所以只要是父亲说过的事我们一定会照做不走样。

  有一次我到父亲办公室后，父亲不在，看他留给我的字条知道他去作报告了。我一人在他办公室等得无聊，想到还要等好几个小时，加上好奇想看看父亲作报告是什么样子，就偷偷溜出办公室，寻着声音找到礼堂，在后面角落里找了个自认为台上父亲看不到的地方，蹲着偷听偷看。听着父亲在台上抑扬顿挫地讲话，对于我来说是那么亲切那么熟悉。听了一会儿，我不由得担心起来，真不知台下坐着的听众能不能听懂父亲那夹着江南无锡口音的普通话。我的记忆里，来北京后，很多人都听不懂他讲话。记得有一次我回学校忘了带珠算课要用的算盘，父亲给我送到学校，他找到我们班，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报纸包着的算盘，跟老师说了好一会，老师也没听懂，最后老师问：“是谁的家长？”。我只好举手报告：“是我爸，来给我送算盘。”足见父亲的话不好懂，连万能的班主任语文老师都听不懂啊。

还有一年爸妈带我们去海边疗养，一天我陪父亲散步，天热我想吃冰棍，可巧来到一家只对国际友人、华侨开放的商店，父亲操着浓重的家乡口音跟售货员说要买棒冰（即冰棍）。那人听不懂老爸的话，我在一旁不敢开口说话，只能连比划带指地表述想买冰棍。可能售货员看父亲身着绸衣裤，头戴白礼帽、墨镜，加上说一口听不懂的“外语”，还以为他是老外或者华侨呢，竟然把冰棍卖给我们了。

父母亲暑期带我们在北戴河疗养期间浴场留影。

1964年3月中央决定让父亲出任我驻乌干达特命全权大使，在赴任前父亲参加了在成都召开的外交部使节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了参加这次外交部使节会议的代表们并留下珍贵的合影。

这照片是唯一一张集聚了众多新中国第一、第二批驻外将军大使和他们的夫人们的照片，遗憾的是我们的母亲因病没能前往参会，因此这成为母亲一生的遗憾。

前一排：王兰珍(董越千夫人）张茜( 陈毅夫人）谌筱华(熊向晖夫人）李华文(秦力臻夫人）朱黎青（曾涛夫人）邓颖超 陈毅 周恩来 常玉林（王国权夫人）彭凌先（张勃川夫人）童小鹏 孔原

二排：乔冠华 许建国 龚澎（乔冠华夫人）王宏瑜（孟英夫人）白淑贞（杨琪良夫人）孙琪（李清泉夫人）张兰馨（王若杰夫人）刘锦林(仲㬢东夫人）方林(许建国夫人）许恒（张伟烈夫人）赵瑞轩（罗士高夫人）熊友臻（申建夫人）黄镇

三排：张伟烈 杨琪良 王国权 孟昭仪（刘放夫人）？华光(张海峰夫人）申建 郑素文(姚念夫人）许明(孔原夫人）董越千 朱琳(黄镇夫人）

四排：孟英 曾涛 林平 姚念 仲㬢东 李清泉 罗士高 秦力臻

后排：王雨田 陈志方 刘放 张海峰 周伯萍 张勃川 王若杰 熊向晖

【出使乌干达特命全权大使（1964.5-1970.11）】

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是在20世纪六十年代非洲国家陆续实现民族独立、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新中国始终是非洲各国、各民族争取民族解放、民族自决和独立的最可信赖的朋友。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十国，将中非友谊的种子播洒到了黑非洲。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中非关系仍然受惠于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外交家的历史功业，“周恩来”是许多非洲国家的人民会念的不多的中文词汇之一。

父亲就是在周总理访非带起的中非关系热潮中赴任的。

【接受任命和赴任】

到了1964年，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我国政府任命特命全权大使的程序也与父亲五十年代首任叙利亚、伊拉克两国时不同了，需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任免。

1964年第1期公报载有一批驻外使节的任免命命，其中也包括1964年4月13日任命父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干达特命全权大使。

次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也报道了父亲出任我国驻乌干达大使的消息。

在国内学习、工作四年之后，父母亲再一次出使异国。1964年5月16日，父母亲抵达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他们在机场受到乌干达总理办公室外事办事处代表詹姆斯·恩戈比和约瑟夫·基努卡的热烈欢迎。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李钧和全体官员以及在乌干达的华侨代表。

乌干达是父母亲第一次出使的非洲国家，也是他们外交生涯中唯一驻任的非洲国家。他们一干就是六年，这是父亲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任特命全权大使，不过由于“文革”的影响，1967年底父亲奉召回国参加“文革”，实际在乌干达的工作时间只有三年。

图为人民日报1964年4月14日 第二版报道：陈志方任我国驻乌干达大使。

关于乌干达：乌干达是位于非洲东部、横跨赤道的内陆国。东邻肯尼亚，南与坦桑尼亚和卢旺达交界，西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北与南苏丹毗连。总面积24.1 50,000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19.9 80,000平方公里，水面和沼泽地为4.1 70,000平方公里。

乌干达一词最初是东非沿海居民对巴干达人的国家—-布干达的称呼，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人将其含义扩大到邻近地区。

乌干达位于赤道线上，由于地势较高，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因而雨量充沛，植物繁茂，四季如春，被喻为“非洲明珠”。年平均气温为22.3℃。10月份气温最高，平均23.55℃；6月份气温最低，平均21.4℃。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在1000至1500毫米之间，3至5月、9至11月为雨季，其余为2个旱季。

乌干达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基础薄弱，结构单一。农业是乌干达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但生产力落后，需引进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设备，以提高产量和生产效率。

乌干达官方语言为英语和斯瓦希里语，通用卢干达语等地方语言。各部族均有自己的语言，但大多数只有发音而无文字。其中，卢干达语是第一个拥有详细文字记载的书写语言，是乌干达中部百姓，包括首都坎帕拉，使用较普遍的一种当地语言。斯瓦西里语在乌干达北部和东北部一些地区使用较普遍。

乌干达全国居民主要信奉天主教（占总人口45%）、基督教新教（40%）、伊斯兰教（11%），其余信奉东正教和原始拜物教。

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Kampala）是全国最大的城市。该市是在1890年建立的一座城堡周围发展起来的，位于国境中南部高地上，坐落在维多利亚湖北岸，城区距离湖岸仅11公里。全城建在7个山头上，海拔1190米，面积约200平方公里，由于临近赤道，地势较高，气候并不炎热，人口约153万。维多利亚湖碧波荡漾，岸边棕榈摇曳。城区建筑宏伟，街道宽阔，树木葱郁，鲜花常开，景色秀丽。坎帕拉是乌干达的缩影，乌干达因是“东非高原水乡”而曾被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称为"非洲明珠”，而坎帕拉则又被人们称为“明珠中的明珠”。

乌干达的美食正餐是一种叫做“马托基”的香蕉饭。“马托基”是以一种不甜的香蕉品种为原料，剥皮捣成泥状，蒸熟后拌上红豆汁、花生酱、红烧鸡块、咖喱牛肉。吃过“马托基”的人，普遍称赞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因而它成了乌干达国宴的主菜。乌干达的“国饮”是以香蕉和高粱面混合发酵酿成，香甜醇厚。开宴时，将酒坛摆在桌上，坛顶插着1米长的草管，宾主吮管对吸。

图为“马托基”乌干达的香蕉饭。

1964年5月26日，父亲向乌干达总统爱德华·穆特萨递交国书并同他进行了友好谈话。

父亲从此开始了在乌干达特命全权大使的任期，他一干就是六年，这是父亲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任特命全权大使。不过，由于“文革”的影响，1967年底父亲即奉命回国参加“文革”，实际在乌干达的工作时间只有三年。

【争取奥博特，奠定中乌关系基石】

乌干达独立后不久，中乌即于1962年10月18日建交，何英出任首任特命全权大使。自建交以后，中乌两国经贸关系和经济技术合作进展顺利。自1962年起中国援助乌干达建设的成套项目主要有：奇奔巴农场、多禾农场、坎帕拉制冰厂、沼气池、食品陶瓷研究中心、国家体育场、渔场码头、外交部办公楼等。

1964年父亲到任，他的任务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中乌关系。

当时乌干达的政治局面处于一个新旧过渡期。乌干达独立实际上是旧的君主制与反对派妥协的结果。原布干达王国君主穆特萨二世担任总统，人民大会党主席米尔顿.奥博特担任总理，大权掌握在奥博特手里。这种双方妥协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穆特萨二世试图从人民大会党手中夺回权力，1964年时双方的关系已经破裂，就“修宪”问题产生激烈的对立。

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赴任的。他到任后，很快就寻机在6月9日拜会了乌干达的实权人物奥博特总理，并与其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964年9月，沈阳杂技团到乌干达演出。9月5日，父母亲不失时机的再次拜会奥博特总理，并请他及乌干达副总统纳迪奥普等乌干达政要观看沈阳杂技团演出。

图为1964年9月5日乌干达总理奥博特观看沈阳杂技团演出后接见杂技团演员父亲站在其身后。

1964年9月5日乌干达总理奥博特观看沈阳杂技团演出后与杂技团全体团员合影。

1964年9月5日乌干达新闻司长出席观看沈阳杂技团访乌演出开幕式后与父亲、全体演员合影。

1964年9月5坎帕拉市长在我沈阳杂技团演出结束后接见杂技团演员父亲在其右后。

1964年9月5日乌干达副总统纳迪奥普在杂技团演出后与演员握手父亲在其右后。

奥博特不久之后就驱逐了穆特萨二世，独揽乌干达大权。父亲作奥博特总理的工作奠定了未来几年中乌关系发展的基础。

1964年10月1日，父亲、母亲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五周年国庆招待会，乌干达首席法官奥杜马、卫生部长卢穆、国民议会议长帕特尔、坎帕拉市长帕伏马、国民议会议员、各界著名人士和驻乌干达的各国外交使节出席。

也就是在这个金秋十月、新中国的国防工作者们为祖国十五周年庆典献上了一份惊天动地的大礼。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举世震撼。中国人从此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

10月17日，周恩来总理向世界各国政府发出了题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电报，通报了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消息，同时庄严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防止核战争，消灭核武器，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将得到贵国政府的有利考虑和积极响应。”

10月31日，父亲奉命拜会乌干达负责外交的国防部长奥达卡，向其递交了周总理这份电报。相信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既自豪又振奋的。

【东非风云】

1965年对于东非地区局势而言，是不平静的一年。

2月在美国、比利时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布隆迪王国政府毫无道理地宣布中断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要求大使馆全体人员在两天内离开布隆迪，中国政府考虑到布隆迪政府的困难，决定撤回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中国驻布隆迪大使柳雨峰一行离开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前往开罗转机回国，他们在前往开罗途中曾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机场停留，受到父亲和中国驻乌干达使馆人员的热烈欢迎。

紧接着，乌干达的西方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利））军阀莫伊兹·卡奔达·冲伯在美国、比利时等国的支持下，甘当其傀儡。他掌握了国家权力后，与乌干达发生了边境冲突。1965年2月13日冲伯使用美制飞机轰炸了乌干达的和平村庄，2月16日冲伯军队又连续侵犯了乌干达的边境，这是美国指使其傀儡冲伯破坏乌干达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严重罪行.是对非洲新兴国家加紧进行的威胁、干涉、颠覆和侵略，这是美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具体表现。

周恩来总理致函乌干达奥博特总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冲伯对乌干达人民的严重挑衅和武装侵犯，并且完全支持乌干达政府和人民反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和保卫国家主权的正义立场。”

父亲在3月3日向奥博特总理递交了周恩来总理2月20日写的这封信。（注）

注：引自《人民日报》1965.3.7第一版：周总理函奥博特总理强烈谴责美帝及其走狗侵犯乌干达，中国完全支持乌干达人民反击美帝侵略。奥博特总理感谢中国的支持，表示决心坚持斗争。

周总理在信中说：“最近以来，美帝国主义对非洲新兴国家加紧进行威胁、干涉、颠覆和侵略，这是它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具体表现。这次美帝国主义指使其傀儡冲伯侵犯乌干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相信，只要乌干达人民和非洲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击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 “在乌干达人民和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将永远可以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

奥博特总理在同父亲谈话时，对中国政府和群众团体对乌干达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刚果（利）问题是由于某些国家，首先是美国，在刚果有利益，想并吞刚果而造成的。如果美国在刚果得手，美国将在其他非洲国家搞阴谋，并首先从刚果的邻国下手。他还表示，乌干达在斗争中虽然有困难和问题，但决心要坚持斗争。

1965年3月乌干达奥博特总理复信周恩来总理，感谢中国政府对乌干达政府反击美帝侵略的支持。奥博特总理的这封复信是在3月19日通过父亲转交的。（注）

注：引自《人民日报》1965.3.25第四版：感谢对乌干达政府反击美帝侵略的支持，奥博特总理复信周总理。

奥博特总理的复信说：“我收到了你对冲伯和美国人肆意侵略我国领土一事表示支持我们的信件。” “我非常感激阁下对这件事情的关怀，我特别高兴地注意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并且充分支持乌干达政府反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决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

【陪同奥博特总理访华】

1965年5月10日，奥博特总理接见了父亲，就进一步发展中乌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友好谈话。在父亲多方努力促成下，两个月后，1965年7月11日，奥博特总理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华，父亲全程陪同。

奥博特一行26人，其中有外交国务部长桑姆·奥达卡，工商部长拉姆克·卢博瓦，新闻、广播和游览部副部长奥乔拉，外交部常任秘书比吉温基亚，新闻、广播和游览部驻议会秘书穆尼亚格瓦—恩西比尔瓦，计划委员会代理秘书卡塔吉拉，兰戈行政区宪法领袖本·奥蒂姆，安科勒王国首相卡希吉里札，布索加首相姆旺古，总理私人秘书亨利·肯巴等。

奥博特一行飞抵香港后从深圳入境，父亲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赖亚力专程到深圳迎接。随后，父亲陪同奥博特一行乘专列抵达广州，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专程来广州迎候，省长陈郁等出面迎送。当天晚上，陈郁举行招待宴会。12日，奥博特一行乘中方专机飞北京。

图为1965年父亲全程陪同乌干达总理奥博特访问中国期间在广州参观时陶铸在向奥博特介绍。

父亲陪同奥博特总理到达北京后，受到首都数十万人夹道欢迎，周恩来总理、陈毅、罗瑞卿、谢富治副总理，郭沫若、杨明轩、林枫副委员长等领导人，前往机场热烈欢迎贵宾。

那时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语学校读书，我们学校地处和平门，每当有外宾来访，学校就要组织迎宾队，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学生们就举着彩色的纸花彩带列队站在长安街两侧，边跳边喊“欢迎！欢迎！”。 这次奥博特来访，我们又被组织起来参加了欢迎活动。

我因事前就得到消息，一想到很快就可以见到父亲、母亲，心情格外激动。我翘首以待。当奥博特一行的车队缓缓开来时，一辆、两辆……我终于看到一年多没见的父亲了，“欢迎！欢迎！”我跳得老高，泪水直流，身边的同学都为我的异常举动感到奇怪，我不能也来不及解释，目光一直紧跟着车队，直到车队在“欢迎！欢迎！”的喊声中远去。

1965年7月12日周总理会见奥博特总理并举行会谈，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谈。

图为1965年7月12日乌干达总理奥博特与周总理、陈毅外长会谈，父亲（左七）作为驻在国大使参加会谈。

1965年7月13日上午奥博特总理和其他乌干达贵宾，由陈毅副总理陪同前往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了反映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革命斗争历史的展品，父亲陪同乌干达贵宾参观。

奥博特总理在参观的时候为博物馆题词。他写道：“今天，我参观了这一中国革命的伟大中心，展品毫无疑义地说明：革命的胜利依赖于人民。中国革命是当今世界的伟大奇迹之一，这一胜利依靠中国人民和他们的伟大的领袖。这一胜利将会成为所有反帝斗争的中流砥柱。”

随后，当天上午，奥博特总理等贵宾还参观了民族文化宫和北京火车站。

1965年7月13日下午全国妇联举行茶会，招待随同奥博特总理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乌干达女宾，母亲出席了茶会。全国妇联副主席刘清扬和乌干达妇女协会基盖齐行政区负责人比萨蒙优夫人在茶会上先后讲话。刘清扬说“中国妇女对乌干达妇女一向怀有深厚的感情。中国和乌干达虽然相隔万水千山，但反帝斗争的共同事业把我们紧紧连结在一起。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建设各自祖国的共同斗争中，两国人民和两国妇女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的。”

比萨蒙优夫人向中国妇女介绍了乌干达的妇女组织和妇女们工作和劳动的情况。她说：“乌干达妇女和中国妇女应当携起手来同一切困难进行斗争。她相信她们这次来访，将增进两国妇女的友谊。”

图为1965年乌干达总理奥博特访华中国妇联举行夫人活动，出席者有全国妇联主席及驻乌大使夫人（驻乌使馆参赞）我的母亲王静。

1965年7月13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前往宾馆回访乌干达总理阿·密·奥博特，并且在友好的气氛中同他继续举行会谈，父亲陪同参加回访和会谈。

1965年7月14日上午，谢富治副总理和父亲陪同奥博特总理一行参观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奥博特总理来到的时候，工厂负责人和工人们聚集在大门前，敲锣打鼓，挥舞彩带和彩花，迎接贵宾光临工厂访问。工人们还在各个车间出了欢迎贵宾的黑板报，上面写着“中国乌干达友好万岁”。

参观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副总理陈毅、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干达总理奥博特一行，作为驻在国大使父亲（前排右一）、参赞母亲王静（第二排右一）等参加会谈后合影。

1965年7月14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接见奥博特总理及其随行人员，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父亲参加了这次接见。

图为1965年7月14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会见乌干达总理奥博特一行，作为驻在国大使父亲（前排右一）、大使夫人母亲（第二排右一）等参加会谈。

大事记记录了1965年7月14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会见乌干达总理奥博特访问中国毛主席与奥博特对话。

在会见时，奥博特总理指着父亲对毛主席说：“你这个大使不错”。毛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表示赞同与否，而是指着父亲和站在身后的姬鹏飞说：“他们都是医生出身。”言外之意：我派的人我了解他，伟人的外交辞令何等的机智与巧妙。

关于医生大使之说，姬鹏飞《医生、将军、外交家》一文有这样一段记录：“新中国外交界迄今为止700余位特命全权大使中，医生出身的最富盛名的有4位：“红军医学之父”陈志方（原名陈士骥，前外交部国际司司长，外交学院副院长，首任驻叙利亚、伊拉克大使，驻乌干达、瑞士、越南大使）、新中国第三任外交部长姬鹏飞（原名姬（宏）……王雨田……柴泽民。四位医生大使中王雨田学历最高，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陈志方次之，先后就读于上海南洋医科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和上海第四中山大学。姬鹏飞、柴泽民就只有“培训班”一类普通学历了。”（注）

注：引自姬鹏飞《医生、将军、外交家》一文。

1965年7月14日这天，首都各界一万六千多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隆重举行盛大集会欢迎奥博特总理和全体乌干达贵宾。大会在高奏乌干达和中国国歌以后开始。北京市长彭真和奥博特总理，相继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一致强调进一步加强亚非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团结。大会结束后，首都文艺工作者为乌干达贵宾表演了中乌两国的精彩歌舞音乐节目。父亲也陪同出席了这次大会和文艺演出。

7月15日奥博特总理一行由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继续参观访问，父亲随行。

奥博特一行到达上海后，受到各界数万人的热烈欢迎。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当晚举行宴会和文艺晚会，热烈欢迎乌干达总理阿波洛·密尔顿·奥博特和随行的乌干达其他贵宾。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父亲都出席了宴会和文艺晚会。

奥博特一行在沪期间，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上海市郊塘湾人民公社。随后于7月16日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离沪飞往广州继续参观访问。

专机到达广州时，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广东省省长陈郁、广州市市长曾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首长杨梅生和广州市群众两千多人，前往机场热烈欢迎奥博特总理。奥博特总理等贵宾离开机场后，由周恩来总理等陪同前往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参观。奥博特总理观看了每一个陈列馆的展品。广东省省长陈郁中午在羊城宾馆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送奥博特和随行的贵宾。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陶铸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广州市市长曾生、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州部队首长杨梅生等出席了宴会。

父亲全程陪同了奥博特一行在广州的行程。这是奥博特本次访华的最后一站。他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他说：“几个小时后就要结束我们的访问离开中国了。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但也是愉快的心情告别，因为我们带着对中国人民的美好的回忆，带着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带着我们在各方面看到新中国的力量回去，我们不论到哪里，我将永远记着这些。他说，我们这次访问加强了乌中两国的友好关系。”

奥博特总理说：“我非常感谢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我们到各地参观访问，并且同他们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在中国有朋友，同时向你们保证，你们在乌干达也有朋友。”

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讲话。他说：“刚才奥博特总理说得很对，通过乌干达贵宾们这次访问，可以证明你们在中国有朋友，我们在乌干达有朋友”。周总理请奥博特总理向乌干达人民和全非洲人民转达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尊敬和深切的友谊，并且转告乌干达人民和其他非洲人民，在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永远是他们最可靠的朋友。周总理表示深信，可爱的、战斗的非洲人民，也永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图为大事记记录了1965年7月12-16日乌干达总理奥博特访问中国。

当天中午，作为奥博特总理本次访华的成果，中国和乌干达两国政府在广州签署了中国和乌干达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乌干达总理阿波洛·密尔顿·奥博特分别在公报上签字。对外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琳，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赖亚力，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宫达非参加会谈，父亲参加了会谈、签字仪式。

《中国和乌干达联合公报》摘要如下：

“乌干达总理阿波洛·密尔顿·奥博特阁下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在中国访问期间，乌干达总理和其他贵宾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同中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友好接触。他们到处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会见了奥博特总理和乌干达贵宾，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总理和奥博特总理就共同关心的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发展中国和乌干达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杨琳，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干达大使陈志方，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赖亚力，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宫达非。

乌干达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国务部长桑姆·奥达卡，工商部长拉姆克·卢博瓦，游览部副部长奥乔拉，外交部常任秘书比吉温基亚，计划委员会代理秘书卡塔吉拉。

会谈是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对所讨论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图为1965年7月16日乌干达总理奥博特访问中国，父亲参加奥博特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中乌友好协议。

7月17日，奥博特一行乘专列经深圳出境，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赖亚力和父亲陪同奥博特总理前往深圳。

至此，父亲完成了陪同奥博特总理访华的使命。

奥博特访华是中乌建交后的一次大事。

此后乌干达的政局动荡，奥博特总理本人被阿明推翻、一度流亡国外，我国也很快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周恩来总理承诺的回访终其一生都未能实现。

【父亲在乌干达的工作、生活剪影】

父亲到任后，抓住各种机会调研、了解乌干达的情况。他相信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要了解驻在国的国情，最好的方法是走出去。

现在家中还保存了一些照片，记录了父亲在乌干达的足迹，1964年6月，父母亲前往乌干达标志性的“赤道圈”。

“赤道圈”位于首都坎帕拉以西约80公里处，是东西公路干道必经之处，因正位于赤道线上而得名，是乌有代表性的独特景致。

1964年6月父母亲摄于乌干达境赤道界上。

在乌期间父亲亲手拍摄了不少照片，他把镜头对准了乌干达的历史建筑、人文景观、城镇街道、乡村和妇女儿童，体现了他对这个国家的深入观察。

父亲拍摄的乌干达坎帕拉博物馆。

父亲拍摄的乌干达坎帕拉教堂。

父亲拍摄的乌干达坎帕拉中央议会大厦。

父亲拍摄的乌干达坎帕拉摩洛哥医院。

父亲拍摄的乌干达民族剧院。

父亲拍摄的乌干达坎帕拉街景。

父亲拍摄的乌干达坎帕拉街景。

父亲拍摄的乌干达孩童。

父亲拍摄的乌干达妇女儿童。

父亲拍摄的乌干达妇女儿童。

父亲拍摄的乌干达农村。

1965年伊始，父母亲还组织使馆的同志们一同走进尼罗河源头。

图为尼罗河源头之一，从乌干达流向苏丹的称白尼罗河（White Nile）。

在乌干达西部，当时还保留了一个部落国家：“托诺王国”，该部落国家是与刚果（利）以非洲赤道附近的著名山脉鲁文佐里（月亮山）为界，居住在月亮山里的一个黑人部落，平均身高只有4英尺，俗称”小人国“，1965年12月间父母亲和使馆的同志们一起探访了这里。

图为1965年12月30日父母亲在乌干达之托诺王国的月亮山与小人国的矮人合影。

1965年12月30日父母亲在乌干达之托诺王国的月亮山与小人国的矮人合影。

1965年12月30日父母亲留影于乌干达之托诺王国的月亮山硫磺温泉。

1965年12月30日父母亲在乌干达之托诺王国的月亮山硫磺温泉。

更多的照片则记录了父母亲繁忙的外事活动和使馆工作～

图为1965年父亲向乌干达金加市长赠送礼品。

1966年7月24日母亲完成迎送任务后摄于乌干达恩德培机场。

1966年10月1日父母亲在乌干达坎帕拉使馆举行我建国17周年国庆招待会。

1966年10月1日在坎帕拉举行我建国17周年国庆招待会时父亲与坎帕拉市长握手。

1966年10月1日在坎帕拉举行我建国17 周年国庆招待会父亲与坎帕拉市长握手，母亲与其夫人握手。

1966年10月1日在坎帕拉举行我建国17周年国庆招待会时父母亲与乌干达国防部长合影。

1966年10月1日在坎帕拉举行我建国17周年国庆招待会时父亲与到会者握手。

1966年10月1日父亲在乌干达坎帕拉使馆举行我建国17周年国庆招待会时与到会的英国副高级专员握手。

1966年10月1日在坎帕拉举行我建国17周年国庆招待会时父亲与南斯拉夫驻乌干达大使握手。

1966年10月1日在坎帕拉举行我建国17周年国庆招待会时父母亲与阿联驻乌大使握手。

父亲履乌期间，虽然当时在乌干达的华侨不多，父亲仍十分重视侨务工作，经常邀请旅乌华侨来馆做客，也应邀到华侨家中做客。

图为1965年母亲和使馆部分同志与来馆做客的华侨妇女儿童们合影。

1965年父母亲欢迎旅乌华侨来馆作客。

1965年12月父母亲摄于乌干达坎帕拉8英里外华侨陈心元家。

作为一馆之长，父亲非常重视驻乌使馆的工作，他和母亲在乌期间的许多照片都是在使馆、或者组织使馆工作人员外出时拍摄的。

图为1964年9月20日父亲与驻乌干达使馆的工作人员合影。

1964年12月父母亲摄于乌干达坎帕拉独立公园。

1965年2月2日（春节）母亲与她的翻译孙桂棣摄于乌干达坎帕拉使馆花园内。

1965年2月7日父母亲与使馆同志们摄于恩德培总统府前大草坪上。

1965年2月7日父母亲摄于恩德培维多利亚湖边。

1965年2月7日父母亲摄于恩德培维多利亚湖边。

1965年父亲在我驻乌干达使馆官邸。

1965年父亲在我驻乌干达使馆官邸。

1965年外交部在我驻坦桑尼亚使馆召开了我国驻非洲使节会议，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

1965年外交部在我驻坦桑尼亚使馆召开使节会议：前排左1杨守正（驻索马里大使），左3姬鹏飞，二排左1王国权，左2陈志方（驻乌干达大使），左3张伟烈（驻摩洛哥大使），右1王雨田（驻肯尼亚大使）。

1966年三八妇女节母亲在乌干达坎帕拉使馆草坪留影。

1966年三八妇女节母亲在乌干达坎帕拉使馆留影。

1966年三八妇女节母亲与使馆女同志在乌干达坎帕拉使馆合影。

1966年3月8日为庆祝三八妇女节父亲与我驻乌干达使馆女同志在坎帕拉使馆内合影留念。

1965年3月8日母亲与使馆女同志在一起。

1966年4月母亲在乌干达坎帕拉使馆宿舍留影。

父亲履乌期间主持领导完成了新办公楼的建设和搬迁工作，这是中国驻乌使馆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图为父亲在乌干达卡帕拉中国驻乌使馆主持新办公楼奠基仪式。

父亲在乌干达卡帕拉中国驻乌使馆新办公楼奠基仪式上亲自埋奠基石。

父亲在乌干达卡帕拉中国驻乌使馆新办公楼奠基仪式现场。

1966年6月5日母亲留影于乌干达使馆在建中的新楼顶上。

1966年6月5日父亲在乌干达使馆花园内。

1966年6月5日父亲在乌干达使馆花园内。

1966年6月5日父亲在乌干达使馆花园内。

1966年6月5日母亲在乌干达使馆花园内留影。

1966年父亲在我新建的驻乌干达使馆官邸。

父亲拍摄的我驻乌干达使馆新楼。

1966年7月23日（夏历六月初十），父亲在乌干达使馆度过了他的60岁生日（当时父亲都是过农历生日）。

1966年7月23日夏历6月10日父亲60岁，母亲53岁在乌干达使馆留影。

1966年7月23日父亲60岁生日，母亲在乌干达使馆留影。

1966年7月27日母亲在乌干达使馆花园内。

1966年8月父亲在乌干达使馆官邸。

1966年8月父亲在乌干达使馆官邸。

【父亲和我们谈起的乌干达见闻】

父母亲常年驻外工作，每年只有一次回国述职并休假，每次回国他们总会给我们讲些他们在国外的见闻，从父亲那儿我们得知乌干达有几大怪现象：

怪现象之一是下雨天不用伞。乌干达几乎每天一场暴雨，时间说不准，不是在清晨就是在午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下雨的时候很少看到当地人打伞。遇到下雨时，当地人依然在大街上慢条斯理的走着，仿佛保持着他们受到英式教育的礼仪。少数人会找个地方躲雨，反正要不了半个小时一般雨就停了。父亲说，所谓“雨后天晴”，用来形容乌干达的天气再合适不过了。

怪现象之二是乱穿衣。这个被赤道横穿的国家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穿短袖，晚上睡觉要盖小棉被，怕冷的还要盖厚被子。再加上季节交替不明显，天气变化无常，白天在室外，当地人衣服穿的更是各式各样。有些黑人朋友，一有点雨就穿起厚厚的棉袄，更夸张的还有穿貂皮大衣的。同一天，同一时间，有穿羽绒服的，也有穿短袖的，让已经见惯了我国北方四季分明按季着衣的父母亲啧啧称奇。

怪现象之三是没地方买猪肉。乌干达不少人信仰伊斯兰教，所以猪肉不允许在菜市售卖。有专门卖猪肉的小作坊，非常简陋，就是一间几平方米大的小平房，还藏在鲜有人知的地方，没有当地人带路根本找不到。而且不像国内的猪到出栏都好几百斤重，当地卖的都是小猪仔。

怪现象之四是乌干达的茶叶蛋，不同于中国的是蛋黄，是白色的。味道倒是没有什么区别，父亲说不知道乌干达人都给鸡喂的是什么饲料？

怪现象之五是人走在大街上，当地人会很友善的用中文或是英文与你打招呼，当你走在一个不平地势或是有坑洼的地方，他们会很礼貌的提醒你，注意前面的路。

怪现象之六是以前总是听人说“黑非洲”，觉得非洲除了人皮肤黑，土地应该也是黑色，其实乌干达的土是红色的，父亲说就像我们中国人用来腌咸鸭蛋用的土的颜色。但非洲朋友可能不会腌咸鸭蛋，因为父亲在乌干达真的没见到过鸭子。

怪现象之七是“黑人牙膏”——黑人露出白白的牙，这是“黑人牙膏”的广告图。父亲常以“黑人牙膏”形容当地黑人。当地人皮肤虽黑但牙齿特别白，真和广告图一模一样。父亲还告诉我们，黑人特别爱穿鲜艳颜色的衣服，比如鲜黄色、大红大绿色、白色等等。

怪现象之八是乌干达虽然气候宜人，早晚可以穿长袖，中午穿个短袖也不会觉得热，不过由于海拔高、日照紫外线较强，在那里生活久些，很快白白的皮肤就会变成古铜色。当时也没有“防晒”的概念，我记得父母亲在乌干达生活一年后回国休假时，他们明显晒黑了，都快变成“黑人”了。

【“文化大革命”对外交工作的干扰】

到1966年年底，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展开一段时间了，父母亲依然坚守在外交一线，一如既往地展开工作。

1966年11月，中国民间歌舞团访问乌干达进行文化交流。从照片中他们的衣着打扮可以看出国内文革之风已飘洋过海吹进中国驻非洲使馆。

1966年11月中国民间歌舞团访问乌干达演出后父母亲与演员合影。

1966年11月父母亲与中国民间歌舞团访问乌干达演出的演员们合影。

1966年11月父母亲与中国民间歌舞团访问乌干达演出的演员们合影。

1966年11月父母亲与中国民间歌舞团访问乌干达演出的演员们合影。

1966年11月中国民间歌舞团访问乌干达演出后父母亲及使馆同志们手中拿着的“红宝书”与演员们在使馆院内合影。

【父亲奉命回国】

“文化大革命”终于波及到了父亲、母亲。他们不久之后就被召回国内参加运动。很快他们就要尝到“文化大革命”这场据说“触及灵魂”的运动的滋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