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逆流

毛屯村人

我的回忆系列之十七

反逆流 作者 毛屯村人

（1）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结束了三个多月的牢狱之灾回到学校，回到组织和同学们中间。这时，菏泽和全省都正在开展“反逆流”运动。

所谓“反逆流”，全称是“反击阶级敌人反革命复辟阴谋的逆流”。这是王效禹和他的省革委会发动的大运动中阶段性的小运动，不是中央统一布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全国运动的要求是夺权、支左和批判刘邓陶，上层虽有批判“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之说，但尚属保密，没有公开，中央并没有所谓反逆流的部署，是山东省自己搞的。

三月二十五日，在王效禹授意下，省革委的喉舌《大众日报》发表社论《迎头痛击反革命复辟的逆流》，第一次提出了这个口号。三月二十九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王效禹的署名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扩大了影响，增加了分量。四月二日，省革委会第三次全委会作出决议：“放手发动群众，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正式作出了部署。两篇文章和决议的核心内容是：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的关键阶段，山东全省都出现了走资派和保守派的反夺权，很多单位的权力没有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一股逆文化大革命潮流而动的逆流，要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四月五日，省暨济南市革委和支持它们的“山工指”、“红山指”等在八一广场举行“反逆流”誓师大会，王效禹讲话说：“这次山东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有组织、有纲领、有后台的，是蓄谋已久的。”在王效禹和省革委的推动下，反逆流迅速在全省开展起来。

王效禹这位青岛市副市长、毛主席“钦点”的革命领导干部，刚在“二三”夺权中当上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按理说他最应该做的是稳定局势，巩固政权，为什么要发动“反逆流”呢？首要原因是“二三”夺权先天不足，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它镇压了全省最大的造反派“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派，依靠的是实力很小、影响不出济南的“山工指”、“红山指”一派，使全省的保守派趁机复活，夺去大部分地县乡和单位的权力。“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恨它，保守派并不真正支持它。王效禹和省革委感觉受到了威胁，局势不稳，“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即指此。实际上，逆流是王效禹和支持他的势力自己搞出来的，是在镇压革命派基础上的“二三”夺权结出的恶果。他权力在手后，要通过反逆流，培植和扩大忠于自己的力量，夯实“红色新政权”的基础。当然，也不排除王效禹在搞政治投机，他想弄出点名堂，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

王效禹反逆流的矛头指向了保守派和幕后的解放军，激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四月二十二日，省及济南市一些受到冲击的革委会和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召集十万人在八一广场集会，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一方面宣称拥护省革委会、拥护解放军；另一方面表示，要对省革委会以反复辟逆流的名义、打击下级革委会和群众组织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济南部队参加和支持了这次大会。四月二十八日，“红山指”、“山工指”组织二十万人，也在八一广场举行大会，声言“四二二”大会是保守派的黑会，要坚决击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新反扑。参加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刚从北京回来的王效禹在大会上讲话，说中央支持山东反逆流，承认“三大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革命左派组织。山东省军区派部队参加了大会。从此，被称为“四二二”派的保守派和“四二八”派的“三大部”针锋相对，矛盾更加激化。

五月三日、四日，济南“四二二”派冲击《大众日报》社；五日、六日，冲击省革委机关，毁坏办公设施。五月七日，王效禹调集“四二八”派数万人打垮了冲击省革委的“四二二”派。正在济南的张春桥、姚文元当晚在八一礼堂接见“三大部”头头，祝贺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后来把这次武斗宣称为“五七大捷”。五月二十八日，山东省军区发表五点声明，随后济南部队党委发出“给山东革命群众的一封信”，承认犯了错误，表示坚决转弯子，支持王效禹和省革委，支持“三大部”，拥护反逆流，王效禹和省革委的主动出击终于迫使军方退让，反逆流在济南获得初步胜利。

（2）

菏泽的反逆流起步稍晚，自一九六七年四月初至七月底，大约进行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前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四月和五月是第一阶段，主题是为“八一八”派平反昭雪，释放被关押者，恢复革命派的名誉，把颠倒的是非黑白再颠倒过来。六月和七月是第二个阶段，主题是斗垮“红总”和它支持的地革委筹委会，彻底击败反革命复辟势力。

反逆流之初，菏泽的局势比济南更严峻，更恶劣。经过“二月镇压”、“三月消毒”，将以“八一八”为代表的造反派打下去之后，已经名存实亡的保守派纷纷恢复活动，在菏泽军分区和各县武装部的支持下控制了局势。并由部队牵头，联合保守派组织，夺取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权，司令员、县和公社武装部长、大队民兵连长成了各级革委会的主任，暂时没成起来革委会的也是他们“抓总”。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成立的菏泽地革委筹委会，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保守派成了革命派，还夺权上台掌握了权力，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失败，按照王效禹和省革委的理论，是完全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无论反逆流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他们对全省形势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

四月初，向严寒和肃杀的冬季吹来第一场春风的并不是王效禹的反逆流，而是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五条”和军委的“十条”。这两份文件的核心内容是：不准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不准随意拘捕人，不得以冲击军事机关的名义镇压群众等，对菏泽的现实有十分清晰和准确的针对性。“八一八”派闻声而起，喊出了“还我大印还我旗，复我权力放我人”的口号，以平反昭雪、放人正名为诉求，开始对公安处、筹委会和支持他们的保守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在镇压“八一八”时受到牵连、被“红总”称为“八一八之流”的革命派纷纷恢复活动，强烈要求为“八一八”平反。这时从济南刮来的反逆流之风，在对形势的判断、斗争的对象和要达到的目的等主要问题上，与“八一八”派的诉求是一致的。“八一八”派顺势而为，公开表态拥护王效禹和省革委，支持反逆流，把寻求翻身解放的斗争纳入反逆流运动中，和其它革命派并肩战斗，成为反逆流的骨干力量。当镇压消毒时的施暴者“五四”再次反水，从筹委会中退出来参加反逆流时，“八一八”派顾全大局，捐弃前嫌，和“五四”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开展对筹委会和“红总”的斗争。

王效禹和省革委会为在全省推动反逆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往各地市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医疗队”、“调查团”等宣传省革委决议，了解下面运动的情况，推动反逆流运动开展。四月中旬，由陈业志带领的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菏泽。六月中旬，省革委又派出“三结合调查团”，调查菏泽筹委会和“红总”组织农民进城武斗的情况。宣传队和调查团接触各方了解情况后，公开表态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组织”、抓人是错误的，要求地革委筹委会平反放人。调查团还组织宣传车上街，呼吁筹委会主动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不要武斗和打砸抢。他们的表态和立场被认为是代表了省革委的态度，鼓舞了革命派的士气，给筹委会和“红总”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筹委会和“红总”，实际上还有军分区，坚决反对省宣传队和调查团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们是来拆台子、砸场子的捣乱者。“红总”散布谣言，诬蔑宣传队是来“扇阴风，点鬼火，破坏大联合”，“企图搞垮红色新政权”；筹委会成员多次在会议上围攻陈业志等，甚至盯梢，限制宣传队活动自由；整理宣传队在菏泽活动的黑材料，派常委李广录带队赴省告黑状，结果被省军区挡回来。“红总”还抢砸调查团的宣传车，袭击调查团驻地服务楼，对成员拳打脚踢，强行拉到体育场批斗，还把他们的衣物扔下楼，威胁调查团“滚出菏泽”。被逼急了的筹委会和“红总”还把矛头直接指向省革委会，贴出打倒“三王”（王效禹、王历波、王路宾，后二人均为省革委常委）的标语；筹委会常委王焕斗组织六十多人，准备以揪斗“二王（王历波、王路宾）”的名义赴济南闹事。

初期反逆流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为“八一八”派平反昭雪，这一斗争遭到筹委会和“红总”的顽固抵抗和坚决反对。在革命派的步步进逼下，公安处准备释放一部分被关押者，三次请示军分区和筹委会都不同意，终于激化出一场声势浩大、惊天动地的绝食抗争。王效禹和省革委对绝食问题明确表态：“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把它们作为反革命组织处理是错误的，要平反放人。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反逆流运动的形势有了较大改观。

五月下旬，王效禹和省革委在济南召开了“山东省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进一步推动反逆流，为在各地建立省“三大部”的下属组织、强化群众基础做准备。派往各地的宣传队、调查团已经摸清了底子，凡是拥护省革委、积极反逆流的红卫兵组织都接到参会的邀请，直到县一级的中学。菏泽除“红总”派的红卫兵外，革命派的红卫兵组织都有代表出席。“八一八”派团参加了大会，团长李功臣当选为“山东省红代会”常委。会后，在“红山指”的干预下，成立了“红卫兵山东指挥部菏泽分部”，马铁军为总指挥，我作为“八一八”的代表任副总指挥，李功臣、蒋万印（二中红旗公社）、陈积德（九一五淮海）、郭传斌（六中东方红）等为分部委员。“红卫兵指挥部”和相继成立的“工人指挥部”、“文艺指挥部”被称为菏泽“三大左派组织”即“三部”，后来加上“贫下中农指挥部”通称“四部”。

（3）

进入一九六七年的六月，菏泽反逆流运动不断升温，“四部”（包括“八一八”）和“红总”两大派的斗争渐趋白热化。反逆流初期平反放人的目标已经达到，下一步斗争的焦点是：“四部”要斗垮“红总”，改组甚至解散筹委会，夺回权力；“红总”针锋相对，要打败“四部”，保卫筹委会。双方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退让。王效禹、省革委和三大部都已对菏泽问题表态：“四部”是左派组织，“红总”是保守派；批评筹委会坚持错误，抗拒反逆流；要求他们向烟台学习，走悔改之路；不要学昌潍，走对抗垮台的路子。

作为地革委筹委会的参加方和“红总”的支持者，菏泽军分区受到反逆流越来越大的压力。它曾经支持和参与了“八一八”派的“一二五”夺权；济南镇压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时，它听从省军区命令将“八一八”打成“反革命组织”；中央“五条”和军委“十条”下达后，它坚持错误拒不平反放人。筹委会和“红总”对抗反逆流，军分区是后台支持者。王效禹和省革委支持“四部”，持续打压筹委会和“红总”，压力最终都传递到军分区。五月二十八日，省军区发表五点声明，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程度不同地犯有方向路线的错误。”表态“坚决支持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坚决和“三大部”“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不久，济南军区发出了“给全省人民的一封信”，内容和省军区的声明基本一致。菏泽军分区开始坐不住了。

外部的压力促使了内部的分化。五月底，军分区党委还在坚持错误立场时，副参谋长白光和参谋王景龙首先杀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反逆流，支持“四部”，批评筹委会。白光，山东禹城县人。一九一九年生，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曾任齐禹县武工队队长，在禹城、齐河一带赫赫有名，立过多次战功，被授予“孤胆英雄”、“战斗英雄”称号。解放后，先后任过阳谷、寿张县武装部长，一九六四年调菏泽军分区任副参谋长。这样一位文化程度不高、靠打仗勇敢不怕死获团级军职、一直没有离开部队的军官，为什么要自己脱离部队集体，参与地方运动呢？当时军分区党委还没有响应省军区五点声明，还在支持地革委和“红总”，反对反逆流。白光的表态等于站到了军分区党委的对立面，副参谋长反对司令员和政委，这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济南和省两级军区都没有这样自由行动的干部。白光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清楚。后来的评价截然相反，支持他的说他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真支左的好干部；反对的则说是政治投机，想当官。

六月二十日，在反逆流的强大攻势和省军区五项声明压力下，菏泽军分区党委终于扛不住了，发出“给全区革命群众的一封信”。信中承认，“在一些主要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表现是：错误地取缔了一些不该取缔的革命群众组织，拘留了一些不该拘留的人。更为严重的是，中央五条指示和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没有及时认真地予以平反。。。。对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执行不认真，不坚决。特别是省军区五项声明发表后，我们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仍然认识不足，改正不快，给我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上述错误，直接影响到县。这些责任都由军分区党委承担。”同时表示，“坚决支持王效禹同志，坚决支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拥护和贯彻执行济南军区的一封信和省军区的声明，拥护和贯彻执行王效禹和省革委关于菏泽问题的三点指示，坚决支持菏泽“四部”。六月二十七日，省革委、济南军区党委和省军区党委对军分区的这封公开信作出批示：“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措施正确，完全同意。”

菏泽军分区“六二〇”公开信后，军方代表就退出了地革委筹委会，不再参加活动。之前的六月十六日，领导干部代表、常委籍献西（原地委副书记）、田克明（原专署副专员）等已发表“我们的声明”，站到反逆流一边，所谓“三结合”的筹委会，只剩下“红总”派的鹿麦进、邱洪贵、王焕斗、李广录、孙玉汉等群众代表，名存实亡，彻底瘫痪了。“红总”失去了靠山，恼羞成怒，把矛头转向军队，攻击军分区“背叛了五百万人民的利益”，是出卖群众的“叛徒”，叫嚣要“战斗”、“回击”，“打倒无产阶级的叛徒”，和“四部”及其支持者斗争到底。

（4）

与“红总”相反，“四部”（包括“八一八”）派对军分区党委的公开信热烈欢迎、坚决拥护。除了在舆论上大加赞扬外，六月二十九日，“四部”在职工俱乐部大张旗鼓地召开了拥军大会，邀请军分区和支左的6057部队指战员参加，各界代表发言为军队大唱赞歌，在菏帮助工作的省军区副司令员陈忠梅、军分区司令员唐万成讲话，重申对王效禹、省革委和“四部”左派的支持，会后军民共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很快朝“四部”这边倾斜，“红总”压力骤增，危机重重，决定主动出击，以更激烈的方式对抗，菏泽的武斗季开始了。

六月二十一日上午，就在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红总”组织工交总部、二中总部和财贸联络总站几十人冲进军分区，要求政委刘琳解答问题。他们搜查领导干部宿舍，没找到刘琳，砸坏了政委门上的锁具。遇到省军区陈副司令和李处长，围攻质问中有人骂李处长“混蛋！”“四部”得到消息，立即派人前去解围，双方冲突打起来，有人受伤，被解放军战士拉开、劝走。“红总”的人离开军分区刚走到地委门口，遇到另一拨“四部”来解围的人，双方又打在一起。“红总”势弱吃了亏，一人被抓走。中午，“红总”组织更多的人冲进地委院内报复，将在此办公的“工人指挥部”、“红卫兵指挥部”门窗砸坏，切断电话线，打伤办公人员，并把上午被扣押的人解救走。当晚，“红总”余怒未消，喊着“打倒‘四部’的黑后台”的口号，冲击省革委调查团驻地服务楼，抓走两名团员和一名省医疗队成员批斗，强迫他们承认“四部”是“牛鬼蛇神窝”。

六月二十二日，武斗升级。早晨，“红总”根据掌握的情报，派人冲进水建指挥部，打了在场的“四部”人员，抓走了已转向支持“四部”的筹委会常委田克明，把他拉到地委党校拘禁起来。上午，“红总”组织大批成员开到菏泽卫校，袭击“四部”的下属组织“五一指挥部”，殴打学生数十名，有三人受伤住院就医。入侵者四处搜查，毁坏门窗，师生们仓皇逃走。据说，红总的人员在撤退时用汽车拉走了学生食堂里的面粉一千多斤，企图用饥饿整垮对方。

在“红总”来势汹汹的攻势面前，“四部”更不示弱。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四部”在菏泽一中老校区办公楼上召开紧急会议，各指挥部和主要单位的负责人参加，分析形势，商讨对策。一致认为目前形势危急，“红总”已安排地区建筑公司、汽运公司、造纸厂、农具厂等单位停工停产，在面粉厂、地委党校、卷烟厂、建筑公司等处构筑据点，收集木棒、铁棍、砖瓦等器具和食品，作大规模武斗的准备。同时有可靠消息证明，“红总”的菏泽县“反颠覆兵团”正在组织城郊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头头们群情激愤，决定立即动员组织力量，对“红总”的挑衅给以迎头痛击。白光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最后说，不要怕他们，要在声势上压倒他们。他们是反动的，我们是革命的，革命的一定会战胜反动的，人少一样能打胜仗，战争年代这样的例子多了。只要他们动手，坚决予以还击，打垮他们。听他的口气，好像不是安排群众组织武斗，而是在布置军队打仗。

二十二日下午，“四部”组织了数百人上街游行示威，抗议“红总”袭击地委和卫校，搞打砸抢，抗议抓走田克明。走在前面的是一辆中型卡车改造的宣传车，车头挂着省“三结合调查团”的牌子，高音喇叭播放着“四部”的“强烈抗议”。当游行队伍走到党校门口时，“四部”派人进入党校，找“红总”索要田克明，遭到院内“红总”成员的围攻和殴打。游行队伍里的一批人冲进党校去解救，“红总”拿出棍棒、竹竿和砖头伺候，冲突扩大。正在难分难解时，“红总”调动有所准备的上千人赶来救援，将“四部”的游行队伍围堵在党校门口的大街上，双方混战一场。尖叫，辱骂，围殴，追打，受伤，奔逃，一片混乱，宣传车被“红总”抢走，最后以“红总”略占上风而告终。

我参加了二十二日在一中老校区召开的头头会。当大家慷慨陈词，要坚决反击时，我没有发言，没说赞成也不反对，事实上等于同意他们的意见。下午游行开始，我没在现场，跟着白光等呆在老一中的会议室里等消息。当有人从第一线跑来报告，游行队伍在党校门口和“红总”发生冲突时，白光说，到楼顶上去看看。我们几个爬上楼顶，朝党校所在的东南方望去，隔着几个街区什么也看不见，仔细听才能听到隐隐约约的嘈杂声。大家不说话，实际上都在担心事态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马铁军参加了下午的游行。发生冲突时“红总”的几个人围殴他自己，招架不住退却躲避，仓皇中落入路旁的水坑里，差点做了俘虏。第二天我见到他，胳膊上的受伤处贴着胶布，很自豪地向大家讲述落水的经过。随后的几天里，“四部”和“红总”大打舆论战，相互指责对方挑起武斗，诉说己方受到的损失，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红总”指控宣传车上“装有铁棍三十八根，木棒四十三根，扁担一条，石灰粉一桶”，是“一辆杀人的武斗车”，所谓游行示威实际上是有预谋的武斗挑衅。“四部”则揭露“红总”从辛集公社拉来九汽车农民参加武斗，是停工停产、挑动农民进城的罪魁祸首。两派在大打口水战的同时，都在积极做下一次武斗的准备。双方都知道，二十二日的党校武斗并不是最后的决战，分出胜负的日子还没有到来。

（5）

六月二十九日，“四部”在职工俱乐部召开拥军大会，会后群众和解放军一起上街游行。当队伍走到菏泽浴池门口时，埋伏在附近、早有准备的“红总”派成员二百多人，手拿竹棍、木棒等一拥而出，冲进游行队伍，双方扭打在一起。解放军上前制止，“红总”派不敢对军人下手，把拳头举到战士们的头上，高喊“打倒无产阶级的叛徒！”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军分区决定拘留“红总”的为首分子，捣乱者才逐渐散去。

上述这几次武斗都是“红总”主动挑起的，看起来有点咄咄逼人，其实这正是大形势对它越来越不利，外部巨大压力下的盲动和蛮干，目的是宣示决不认输和投降。军分区“六二〇”公开信发表后，二十四日，省“三大部”对菏泽局势发出“严正声明”，支持军分区转变立场，支持菏泽的左派“四部”，明确指出“菏泽地区工交总部、地委战斗团、专署造反团、二中总部、菏师司令部等是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它们的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被点名的这几个组织是“红总”的骨干力量。七月十六日，军分区召开全区有线广播大会，司令员唐万成作长篇讲话，进一步承认、检讨前段犯的错误，重申坚定支持王效禹和省革委，支持省“三大部”和菏泽“四部”。他说：“前段支左工作中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我向毛主席请罪，向全区人民道歉。”“我们原来支持的一些组织，没有正确对待军分区党委的一封信，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在一些保守组织头头和别有用心的人蒙蔽下，错上加错，顽固地坚持反动路线，这样下去就很危险了。我们希望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认清形势，分清是非，知错改错，不要再受蒙蔽了。要当机立断，和反动路线决裂，大杀回马枪，坚决迅速地回到主席路线上来。”这些重量级的表态沉重打击了“红总”的士气，分化了队伍，不坚定分子开始动摇离开。

七月五日晚，“红总”在南华广场举行群众集会，美其名曰“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意在回击对它停工停产、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攻击。而会上呼喊的口号却是：“坚决摧垮官办‘四部’保皇组织！”“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七月十七日，“四部”和军方得到消息，“红总”正在往面粉厂集结力量，要抢劫和控制面粉。支左部队立即出动，宣布对面粉厂实施军管，要求“红总”人员退出，遭到拒绝。“四部”决定主动出击，将其打垮。十八日上午，“四部”调动一千多人将面粉厂团团围住，用高音喇叭发起政治攻势，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一部分人见势不妙，从里面走出来溜了。稍后“四部”对顽抗者发起攻击，手持棍棒等武器的突击队打破大门冲进去，房顶上有人揭下瓦片猛砸，一阵混战。最终“红总”的人寡不敌众，坚守者全部做了俘虏，手举柴草，在众人的嘲笑辱骂声中狼狈地走出来。

“四部”对这次武斗取得的胜利兴高采烈，称之为“七一八大捷”，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随后又乘胜追击，攻占了“红总”最后的据点地区建筑公司。为了揭露“红总”的反动和残暴，胜利者在建筑公司举办了武斗工事和武器展览，组织群众参观。从此“红总”一蹶不振，没再有大的公开活动，头头们如赵杰帮、王焕斗、孙玉汉等都躲藏起来不再露面。至此，可以说菏泽的反逆流运动取得了胜利。

我没参加“七一八”攻打面粉厂的武斗，这次凑巧我回鄄城老家了。自五月十九日离开看守所，我一直在忙活革命，还没来得及去见父母。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回学校算起，已有十个多月没回家了。我在家住了几天，七月十九日，我到鄄城县城去，计划见见和“八一八”一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人。中午时分，县城大街上人流涌动，高音喇叭里播放着菏泽“七一八大捷”和鄄城“七一九大捷”的消息。鄄城一中思想兵负责人赵建国接待我，说昨天菏泽攻打了面粉厂，今天鄄城的保守派没怎么打就投降了。我对赵建国说，即使在菏泽，我也不会去打面粉厂，我不赞成武斗。

（6）

文化大革命中菏泽所有的武斗我都没有参加，参与过有关的会议，但没有上过第一线。我在思想上反对武斗，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是思想和路线的斗争，不是武装夺取政权；应该触及灵魂而不是触及皮肉，不应该大打出手。“十六条”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是正确的，不同认识的个人，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都应坚持文斗，不主动武斗。然而现实是，一九六七年全国各地都多次发生武斗，青海，湖北，四川，内蒙，贵州等地还动枪动炮，打死打伤很多人。这说明我的愿望是好的，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

也许应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八一八”中的多数人都不赞成武斗。我们曾专题开会讨论：“四部”与“红总”武斗时，作为成员组织，我们怎么办？多数人认为，为了造反派的整体利益，为了反逆流大局，我们不应公开反对，可少派些人参加，不作主力。实际上，从地委党校到面粉厂，这几次武斗都有“八一八”的队伍参加，而且还有人受伤。但是，“八一八”不主张武斗、对武斗消极的信息还是慢慢散播出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竟造谣说，“八一八”同情“红总”，对反逆流阳奉阴违。在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主张武斗的组织趾高气昂，大行其道，不愿武斗者被视为革命性不强，实在可悲！

说起来，菏泽的武斗无论是规模还是激烈程度，在全国都是低档次的。参加人数一般数百人，最多上千人；使用的家伙就是棍棒、砖头瓦块之类；受伤多是皮肉青红伤，骨折的不多，没打死一个人。和外地动辄数千上万人，大刀长矛枪炮齐上阵，一次死伤数十上百人的武斗相比，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菏泽的武斗是从济南学来的，省“三大部”五月七日包围省革委大院、打垮“四二二”派，就是菏泽“四部”围攻面粉厂、打垮“红总”的样板。先有济南“五七大捷”，后有菏泽“七一八大捷”。后来的八月二十九日，省“三大部”血洗山大主义翻案兵；九月四日，菏泽“四部”的棒子队就夜袭一中，也是徒弟跟济南师傅学的。师傅本来就是靠武斗起家的。“三大部”先去偷袭“山工联”，抓走会长，惹得“山工联”冲击公安厅；反过来给“山工联”戴上“反革命组织”帽子，彻底砸跨，和王效禹联手夺权上台。反逆流故技重演，用武斗打垮对立面，巩固自己的权力。

几个月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省革委决定改组菏泽地革委，任命白光为主任，“四部”的头头、工人指挥部的王玉珠和红卫兵指挥部的马铁军为副主任，于年录等为常委。反逆流在菏泽结出了胜利果实，这个果实就是菏泽城头又一次变幻了大王旗。各方的损益得失是清楚明显的。王效禹用他的金字招牌呼风唤雨，收获的是以白光为首的新地革委和菏泽“四部”的服从和忠诚。最大的受益者是白光和地革委的新贵们。白光成了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军队干部，代表军方当了红色新政权的最高领导，军分区党委、司令员和政委们反而成了陪衬。曾在“八一八”和“红总”两大派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五四”等小组织，靠高超的躲闪腾挪技巧，在反逆流中以“四部”的旗号迅速膨胀，成了王效禹支持的主流革命左派，其头头如马铁军等都成了所谓红色新政权的新当权派。

“八一八”在反逆流中完成了平反、放人，恢复正常活动的翻身求解放任务。这主要是中央有关指示的威力和自身不屈的斗争赢得的，算不上是反逆流的成果。但是，反逆流提供的大气候大环境，为我们增加了助力。后期与“四部”发生矛盾原因复杂，分歧由来已久，最终导致分裂。输得最惨的是“红总”。它被贴上保守派和“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标签打垮了，它支持和保卫的旧地革委被解散改组了，不服气的头头们被“四部”搜捕，抓进私设的公堂“文攻武卫”关押。

反逆流使军队在王效禹和省革委会面前碰了壁，丢了面子，委曲求全转弯子，支持王效禹和他的各级追随者。其实军队并没有失去什么真实的利益，它在中央和地方仍然举足轻重，是局势稳定的最终监护者。两年后，刚开完“九大”，军队里的反王力量就把王效禹搬倒，把他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201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