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莱丁娜相机——战火中，白求恩和沙飞的深厚友谊

沙子

　　1950年父亲沙飞逝世时，在他的遗物中没有白求恩遗赠他的莱丁娜相机，另外一部属于他私人财产、总是挂在他病房床头墙上的高级莱卡相机也不翼而飞。哪里去了？我们家属和他的老战友们都无法追问，也不敢追问，任凭冰冷的海浪无情地拍打着我们痛哭的心灵。

　　没过多久，方林同志（原名司徒燕，上海市副市长、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的妻子。1938年从广州步行到延安参加抗战，后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找到我，将白求恩遗赠父亲的莱丁娜相机交给我，她说父亲住院时她去看望他，并借用了他的这部相机，现在还给你。看到这部失而复得的相机，当时我的心情有多么的复杂啊！激动、庆幸、喜悦，同时又伤心、难过、沉重和深深地思念再也见不到的父亲！

　　这部相机幸亏被方林借去还回来，不然，也会像那部莱卡相机一样将永远下落不明。我非常感激方林同志。1945年底我从延安到晋察冀后就认识了她，称呼她方姑姑。全晋察冀只有父亲和方林姓司徒，他们是同宗兄妹。

晋察冀军区保卫部部长许建国、方林（司徒燕）结婚照。 1943 沙飞 摄 许建国、方林和孩子。 1944 沙飞 摄 右起：王辉（沙飞夫人）、方林、王达理（沙飞长子）、于晶萍（沙飞儿媳）。

　　1950年正在北京101中学读书的我，开始用这部相机学习摄影。学校开运动会、抗美援朝街头宣传、演活报剧、还有石景山里的老太监等等，我都拍了照片，并在学校搞过小型展览。这年“八一”建军节天安门前阅兵，我拍了一个胶卷，拿到华北画报社（1951年2月改为解放军画报社）冲洗后，刘克己只给回我照片小样，而把我的胶卷留下了。石少华叔叔看见我拍的照片感觉不错，向我要胶卷，说画报社可选用。我说冲洗出来的胶卷被刘克己拿去不给我了。

八一”建军节群众游行。 北京 1950 王达理 摄 八一”建军节群众游行。 北京 1950 王达理 摄 八一”建军节阅兵。 北京 1950 王达理 摄 “八一”建军节阅兵。 北京 1950 王达理 摄 庆祝活动。 北京 1950 王达理 摄 为抗美援朝捐物。 北京 1950底 王达理 摄 为抗美援朝捐物。 北京 1950底 王达理 摄 北京101中学运动会。1950 王达理 摄 北京101中学运动会。1950 王达理 摄

装照片小样的“底片卡”上，王达理写的文字。

　　1951年我到部队后，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摄影，并学会了冲洗放大。五十年代我出差机会较多，这部相机我几乎随身不离，爱惜它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总害怕损坏和丢失。我知道这部相机包含着白求恩和父亲在战火中的深厚友谊。
　　白求恩逝世前遗嘱中写明相机送沙飞，晋察冀军区的老同志众所周知。

　　那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1938年6月，白求恩大夫率领医疗队从延安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长途跋涉一个多月到达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五台县金刚库时，沙飞也骑马赶到，并进行拍照。从这天开始，白求恩不断进入沙飞的镜头。而当时的沙飞受军区首长指令，已经创办了全国抗日根据地最早的一份党报《抗敌报》，任抗敌报社副主任兼编辑科长（主任由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后又担任军区专职摄影记者、摄影科长，拍摄了抗战初期晋察冀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开辟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不少珍贵照片。白求恩是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派来援华抗日的国际主义战士，著名的医学博士，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后除翻译董越千外，几乎没有人能与他语言沟通。而沙飞在广州读中学时上的是英语学校，虽说谈不上英语流利，但与白求恩能比比划划互相用语言交流。白求恩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外科专家，医术高超，而且兴趣广泛，喜欢摄影、文学、绘画，这就使得他和沙飞很自然地能够心灵相通，成为密友。沙飞用相机记录了这位国际主义战士丰富多彩的生活，既拍摄了白求恩严肃认真的工作场面和他组建松岩口模范医院的场景，也拍摄了白求恩富有战地情怀的不少照片，甚至连白求恩在唐河裸体游泳，晒日光浴也拍照下来。这无疑是人性化的杰作，也说明沙飞与白求恩之间的亲密关系。沙飞作为一个摄影艺术家，从多方面、多内容、多角度地将白求恩在晋察冀的工作、生活和国际主义战士的伟大形象摄入镜头，永远定格留下来，成为不可复得，留给后人的珍品和绝版。

白求恩在山西五台松岩口村模范医院病室动手术。 1938 沙飞 摄 山西五台松岩口模范医院开幕典礼后，胡仁奎、聂荣臻、邓拓、白求恩、宋劭文、潘自力、娄疑先合影（左至右）。 1938.9 沙飞 摄 白求恩卫校，露天课堂。 沙飞 摄 模范医院自制医疗器材。 1938 沙飞 摄 白求恩过着和八路军一样的艰苦生活。 1938 沙飞 摄 白求恩游泳。 1939 沙飞 摄 白求恩日光浴。 1939 沙飞 摄

　　白求恩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而且是一位自觉为抗战服务的业余摄影员，他拍摄过救治日俘，实行人道主义，我军医务人员与治愈的日俘合影及日军飞机轰炸抗日根据地等有良好宣传作用的照片。他拍完的胶卷自己无法冲洗就交给沙飞帮他冲洗。1938年9月30日他给马海德的一封信中谈到，他们组织了一个名叫延安人民外交协会晋察冀分会的委员会，由他的翻译董越千担任主任，负责文艺、教育方面的工作，同时担任委员会中文组和英文组的联络员；邓拓同志负责政治和群众组组织工作；沙飞同志负责委员会的军事组和摄影工作；白求恩自己负责英文组，特别注意医院和卫生等方面的工作。信中还写道：“我们打算向延安提供我们收集的材料……并且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也准备拍摄一套照片，供巡回展览之用……”由此可见白求恩满腔热忱，尽力为抗战多做贡献的高尚品格。他与沙飞互相支持和配合，成为两个异国的亲密战友。
　　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大夫因抢救伤员，手指划破，遭到致命的病毒感染，不幸在唐县黄石口村以身殉职，为中国人民赶走日本侵略者献出了宝贵生命。正在前线采访的沙飞惊闻噩耗，星夜策马，于17日驰回于家寨（白求恩逝世后，为防止日寇偷袭，军区命令将白求恩遗体秘密转移到于家寨），他悲伤含泪，沉痛地向他崇敬的战友白求恩敬礼告别，并拍摄了《白求恩遗容》等照片。

白求恩博士遗容。 1939.11 沙飞 摄

　　为了悼念白求恩，表达晋察冀千万军民对他的敬爱和谢忱，军区政治部于1940年11月在河北唐县举办了《纪念我们的国际朋友白求恩同志》摄影展览。这一展览由沙飞筹办，展出了沙飞、吴印咸、罗光达等拍摄白求恩活动照片50余幅。还展出了白求恩摄影遗作28幅。聂荣臻司令员亲临展览会场，观看了展览的照片。沙飞拍摄了展览的场景。这些都是珍贵的瞬间，永恒的纪念，是中加两国人民友好情谊的结晶。
　　沙飞特别珍爱白求恩赠送的莱丁娜相机，随身携带，精心保护，并用它拍摄了不少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新闻照片。

聂荣臻观看纪念白求恩摄影展览。1939 沙飞 摄 聂荣臻观看纪念白求恩摄影展览。1939 沙飞 摄

战士观看白求恩摄影展览。 1939 沙飞 摄

白求恩遗赠沙飞的莱丁那相机。

　　五十年代我出差路经北京时，总要去看望父亲的老战友石少华叔叔。1956年中国摄影学会成立，石少华首任主席，他跟我谈过几次，希望我把白求恩遗赠父亲的相机捐献出来，由摄影学会保管，因为这是很珍贵的历史文物，学会一定会把它保管好的。说实话，他讲的道理我都懂，白求恩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为中国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生命，这部相机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政治意义。捐相机这件事我想了很长时间，心里总是舍不得。我总想，相机是白求恩遗赠父亲的珍贵纪念品，也是父亲留给我们唯一珍贵遗物，它有着多么深沉的血与泪的思念意义啊！怎么好捐出去呢？可白求恩遗赠父亲的莱丁娜相机的确是抗日战争时期和国际主义的珍贵文物，是值得永远珍藏的革命历史见证。如果我保管不好，或万一丢失，那损失可就大了。几年中，我翻来覆去多次考虑石少华叔叔的建议，又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表示同意捐出，于是我依依不舍地下了最后决心，忍痛割爱。1959年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空军汇演，抽空去看望石少华叔叔，谈起捐相机的事，他让我到学会交给吴群。我来到中国摄影学会，找到吴群，吴群叫来两位同志，接收了这部伴随我近10年的莱丁娜相机（当时我没好意思问这两位同志的姓名，不知是否有佟树珩同志）。因为相机原配皮套太破旧，我换了一个新皮套。他们一看便追问我：“原来的旧皮套还在吗？”我便从挎包里掏出来原配的破旧皮套交给他们。虽然破旧，但它毕竟是白求恩相机的原装皮套。我把两个皮套都留下了。

王达理挎着白求恩遗赠沙飞的莱丁那相机。北京 1950 王达理参军后一直在使用莱丁那相机。 北京 1956

　　近年来，我多次在报纸、画刊和电视上看见曾经伴随我10年的那部莱丁娜相机，令我回忆起许多往事。白求恩、父亲沙飞和那部珍贵的莱丁娜相机已经成为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深刻记忆！

撰稿（遗稿）：王达理

插图制作：沙子

2022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