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一一时有恒先生(下)

云杉时

　　前言： 看到了江苏师范大学有关我爷爷的文章和映像，特收藏于此，以示纪念，并对作者致以敬意。

初次见到自己的爷爷是1963年。为了边疆的建设，让孩子少吃点苦头，父母把我留在了爷爷身旁。那时候是住在徐州二中和户北巷，只记得除了尿床，就是钻进爷爷的藏书房里找有图的书看。晚饭过后，就会把有图的书拿出来缠着爷爷讲故事。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三毛流浪记》《三国演义》和《古希腊神话故事》。那个时候的藏书房是两间大教室。一年后，我回到了新疆伊犁。受到了爷爷的熏陶，上初一时就开始写诗，然后把诗寄给爷爷修改。再次与爷爷相见是1977年回徐州探亲。边疆的闭塞，动荡的年代，知识的空白，让我如饥似渴地呆在爷爷的藏书房里看书。正值夏季，闷热难忍，我只穿了一个短裤，在藏书房里呆了十来天，几乎没有出去逛过街。这时候的藏书房只有十来平米了，文革让许多书画遗失殆尽。回新疆时，爷爷让我挑几本书带走，那时我只带了《唐诗一百首》《魏晋南北朝诗》。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知识是多么的贫乏呀。1982年爷爷去世时，因我做老师工作没有离开的机会再见爷爷最后一面，甚感遗憾。

　　正文:在我们江苏师范大学敬文图书馆四楼的特藏文献中心，有一个特殊的藏馆——时有恒先生捐赠藏书室。

时有恒先生是何许人？他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上期介绍了“与鲁迅先生有过交集的左翼作家时有恒”。

本期介绍“藏书家时有恒”。(下)

藏书家时有恒

时有恒少年时代就酷爱读书。读书、买书、收藏书是时有恒的人生乐事。

1937年，抗战开始初期，时有恒在徐州任《国民日报》的副刊编辑，是年年底，经叶以群介绍，时有恒到西安的一所中学任教，暗地里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1939年，他来到成都，不久在这里开办了未名书铺，这为他读书、藏书提供了条件。

为了读书、用书、藏书，时有恒不仅常常节衣缩食、典当借贷；更有甚者，为了书，他还常常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因为读书藏书不仅是时有恒的兴趣爱好，也是他的战斗工具，通过读书藏书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是他的目的之所在。早在二十年代，时有恒在金陵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时，就曾因收藏赤色书籍而险遭不测。1931年他“共产党嫌疑”而被捕时，所珍藏的《向导》、《布尔什维克》、《列宁青年》、《红旗日报》等革命书刊被国民政府查抄净尽。

在成都开办书铺期间，这种危险更是常常伴随着时有恒。1939年，时有恒来成都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此前的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此时，日本调整了对华战争初期“速战速决”、以国民政府军队为主要作战对象的政策，转而对国民政府“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在日本的政治诱降之下，不仅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投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从1939年到1943年，先后制造了三次反共摩擦高潮。

时有恒利用未名书铺，秘密出售很多革命书籍，宣传抗日救国。对于买不起的书的人，他还提供免费的借阅。书铺在成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吸引了不少爱国人士和追求进步的青年，也得到了很多知名进步人士的青睐。“书店的主人与叶圣陶相熟，叶老到成都常来书铺看望，话剧界的瞿白音、周彦等人也常来走走；诗人曹葆华去的次数最多。”[人民政协报，1986年12月30日] 同时，时有恒还和共产党保持密切的联系，新华日报馆的成都营业处不仅把党的报刊无偿赠送给他，而且还在他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资助过他。

　　这是时有恒先生所藏我党1930年代出版的伪装书

左边是书的封面：《新时代国语教授书》

右边是书里面的内容：《布尔塞维克》

为此，时有恒的书铺曾多次遭到国民政府的查抄，他本人的生命也受到很大威胁，多次被国民政府拘禁、殴打。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共两党的内战就开始了，时有恒的言行更加为国民政府所不容，杨槐在《时有恒的<未名书铺>》一文中曾回忆道：“他的书铺在成都曾遭反动派捣毁，抢走了他心爱的书籍，还打伤了他的腿。他用纱布包好伤处，收拾书摊，又照常营业。” 1947年，因为安全问题，时有恒接受了中共地下党同志的建议，离开成都，返回故乡徐州。

为了购书、用书、藏书，时有恒吃了很多苦头，也受到很多损失，但他矢志不移，藏书日富。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他的藏书达4万多册。

时有恒先生一生勤俭，不慕名利，惟在购书藏书上倾囊不惜，但他对国家之爱、对人民之爱则又远在爱书之上。建国初期，他将重庆版新华日报捐赠给了徐州驻军。六十年代，他在徐州市第二中学设立“有恒图书室”，将自己所藏之书拿出来，供教师们借阅。

十年浩劫中，他所藏之书损失过半。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先后向绍兴和上海的鲁迅纪念馆、北京的鲁迅博物馆捐赠了鲁迅著作、鲁迅的研究资料及二三十年代的各种研究著作2884册，为丰富鲁迅纪念馆的展品及研究、宣传做出了贡献。

1980年，为促进徐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时有恒将其收藏书籍5123种，13342册捐赠给江苏师范大学（时名为“徐州师范学院”）。这些书中最珍贵最富特色的是以下几类：

一类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发行机构的出版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早期译本和有关论著及抗战时期印行的杂志以及有颇高资料价值的徐州地方文献，有的刊期可补国内图书馆的缺藏，在今日已经非常罕见或仅有，有的已属于革命或历史文物。

　　另一类是线装书，包括元、明、清朝乾隆以前的刻本、稿本、抄本140余种，其中，线装书中的元刊本《松雪斋文集》、稿本《张修府日记》、《清毅先生谱稿》等十分珍贵，为国内罕见。

　　另外，时先生捐赠书中还包括《烈女惊魂传》、 《奇异双坛记》等通俗小说，也为研究家们所未曾寓目。

　　学校辟专馆、用特殊的樟木书柜保存这些珍贵书籍，这也就有了现在的“时有恒先生捐赠藏书”室。

时先生捐书时，王诗徐先生为藏书室撰写了题记。叶圣陶先生在谢绝看稿和封笔之后，破例为藏书室题写匾额：“时有恒先生捐赠藏书之室”，并对王诗徐撰写的题记进行修改和润色。

叶老的长子叶至善在写给王诗徐的信中说：“我父亲现在88又1/6岁，精力到底不济了；更糟糕的是视力衰退得厉害，你的稿子写得这样大，他戴上老花镜，还得加上放大镜，挨近日光灯，凑得离鼻子半尺远才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写也是如此。”并再三交代王诗徐，对看稿和题字之事一定要“保密”，否则，“稿子源源而来，我连退稿的信封也来不及写了。”足见叶老对老友时有恒先生捐赠书刊义举的高度重视。

上图为王诗徐先生撰写的题记

上图为叶圣陶先生题写的“时有恒先生捐赠藏书之室”

时光荏苒。战争年代，时先生典当借贷、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读书买书藏书，到1980年代，当他所藏书籍“行情”看涨时，他又反过来赠书捐书。此中真情真爱，惟愿今天的读他书的人能真正懂得，方不负先生之用心。

时有恒先生之子时善刚老师为本文提供了资料和信息，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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