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WS_004 母亲在延安的经历

托天罗汉

按照在云阳青训班的安排，母亲他们一行摸黑找到了位于延安东关的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设立的一所理论大学，与抗日军政大学齐名，一文一武。毛泽东对陕北公学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过：“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当时陕公的校长是成仿吾。

集会中的延安陕北公学

庆幸的是母亲和宋玉生两姐妹都分在了一个班：七队六班。班长也是刚到延安的，河南人，名叫王步函。和母亲一个队的还有后来成为大音乐家的郑律成，吕冀等。陕公上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请党中央各位领导作报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涛、吴亮平等都经常到陕公演讲。母亲就是在那时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四七年到东北工作后，母亲曾把当时见到毛主席的情形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第一期《鸡西日报》上。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作报告

战争年代一切都是快节奏的，在陕公的学习只有四个月就结束了。学员们将根据需要正式分配到各个机关和部队去。母亲和宋玉生提出要到前方当救护队，因为她们做过医务工作。但都出乎预料地被分配到八路军通信学校继续学习。当时是1938年3月。

八路军通信学校是我党我军最早的培养无线电通信人才的学校。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人们对无线电通信的重要性已经有所认识。侦听和破译敌台电波、与敌占区我党地下电台联络，已经成为敌情通报的主要来源和战斗部署的重要依据。

尽管当时的学习条件极其简陋，但开设的课程如电学、专业日语，英语、莫尔斯电码一样不少。培养出不少优秀的专门人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所学校也可以说是我后来所上的北京邮电学院的前身，因为北邮的许多领导人如我在校时的院党委书记王子刚和院长孟贵民都曾在这所学校任职任教。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英雄人物李侠的原型，李白同志，也是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子承父业，他儿子李小白则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所以可以说我也是继承了母亲的事业。一九九五年十月，北邮四十周年校庆，我千里走单骑前往，参加了李白同志塑像的揭幕典礼。

1995年10月北邮40周年校庆

北邮40周年校庆暨李白烈士塑像揭幕

在通信学校，母亲意外地见到了四舅祥寿，他也是经大舅引领到延安的。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分配来通校，当时他已改了名字叫杜牧坪。

通校不同于陕公，已完全是部队编制，穿军装发武器。也许是因为军事上的原因，学校经常搬家。最初在距延安五十里的盐店子,学习不到一个月，于38年4月迁到甘泉。不久又迁到鄜县（今称富县）。当时学校的概念完全不同于现在，并无固定的校舍和校产，实际上只是一支队伍。因此搬家十分容易，打起背包行军就走。每到一处，校舍和生活用品都是向老乡借用。

由于军委各局都急需报务人员，在通校学习了四个月之后，母亲所在的甲班就提前分配了，时为通校第11期学员。从此母亲与宋玉生分开了。母亲先被分配到军委三局，工作不久又被调到二局。宋玉生后来被分配去了前方，在一次战斗中电台被敌人包围，只身掩护同志，壮烈牺牲。母亲没有想到，这个跟上自己投身革命的好妹妹最后死得如此英勇，心中难过，更为之骄傲。

（参考链接：《浴血晋绥的八路军电台女台长》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825/c85037-27512483.html）

当时的军委总参序列下设有四个局：一局为作战局；二局为情报局；三局为通信局；四局为管理局。母亲先是被分配在三局工作。

三局就是红军时期的无线电通讯局，主要工作是与前方电台和敌占区我党地下电台进行无线电通讯，也收听重要国际通讯社的新闻广播。因为通信双方都是自己同志和明确的收发频率，又有约定的密码和联络时间，收发错了可以请对方重复。因此难度不算大，母亲很快就胜任了，工作表现出色。不久母亲又被派去学习日文抄报。因为母亲有外文基础，同样学得不错，随后便被调到二局，侦收日军电台。

二局的工作性质与三局截然不同。二局是情报局，工作就是侦听敌台，他们是那个年代真正的听风者，要求侦听人员能够从空中微弱如风声耳语般的电波中分辩出敌方电台信号，并快速准确地抄收，之后通过破译人员破译，成为军事情报。敌台发报没有固定的呼号和时间，频率和电码也不断变换加密，因此工作难度和责任都相当大。母亲当时毕竟才不到二十岁，感到在二局的工作枯燥而有压力，完全没有在三局与自己同志通讯的那种亲切和顺畅。母亲曾想要求调回三局，但是她明白那是不可能被批准的。

相比之下我四舅就很幸运，他做为通校12期学员毕业后，一直没有离开三局，直到全国解放进京。一直跟随中央军委。后又参加抗美援朝也是在志愿军总部的电台上。回国后在总参通信兵司令部任要职，直到离休。

我的四舅杜牧平

母亲在延安自通校之后的情况许多是我听四舅进述的。在北邮上学的几年里每逢周日我都是或在文改会的大舅家或在通信兵部的四舅家度过的。

　　一九三八年冬天，中央军委从军事安全考虑决定将二局迁往安塞县农村。

当时日军虽未打过潼关，但飞机经常飞到延安侦察轰炸。毛主席指示军委：“要保护好二局，要给二局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就在二局准备搬家前的一个礼拜天，母亲和几个同事准备进城买些日用品。刚走到王家坪桃林，天空突然传来隆隆的飞机声。开始大家都以为是苏联飞机，都没在意（当时苏联和我党的关系很好，经常有人员往来和提供物资援助，为了能让苏联飞机起降，延安在37年底专门修建了飞机场。母亲刚到陕北公学时就参加过修建飞机场的劳动。）继续往前走。这时突然响起炸弹爆炸的声音。只见延安城上空顿时黑烟冲天。大家这才明白是日寇的飞机在轰炸延安城了。城里不能去了，立即往回返。到下午，听到了城内被炸的惨况，许多居民和进城的军人被炸死。母亲突然想起，不知四舅是不也进了城。赶紧跑到三局去看，幸好四舅一天都在挖他的菜地，没有进城。

延安城被炸的第二天，二局就转移了。迁到离延安城40里的安塞县沿河湾镇碟子沟村。

碟子沟的地形大致是两山夾一沟，南山高陡些，北山低缓。村民的窑洞都在北山的向阳坡上。二局人在南山上架天线、挖窑洞，在山下沟底平缓处盖工作用房。又在北山上修操场、盖礼堂，南北有深沟隔开，放上岗，就形成了安全的工作区。侦听日军电台的机器就安设在南山的窑洞里面，母亲和其他侦收员们每天都要通过警戒去南山上工作。

在北山的生活区域里，没有像王家坪那样的高墙大院，二局人和碟子沟的房东乡亲们同用一口井，同走一条路，他们互相关照，关系融洽。

二局的正式称呼应该是叫中央军委无线电技术侦察局，一听就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单位，在那个年代无线电是真正的高科技。所以二局可以说是个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其成员有很多都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青年，而且有数量不少的女同志，他(她)们都很年轻，差不多就是我们上大学时的年龄。在那个民族存亡的年代，他(她)们以民族解放为己任，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但他(她)们也是有血有肉的正常人，他(她)们也会有个人的情感追求，在人生的芳华季节，他(她)们也会恋爱结婚生子，也会有个人的喜怒哀乐和跌拓的经历。我认为在缅怀父辈的革命经历时，只让人们知道到他们令人仰止的资历和骄人的功绩是不够的，还应该了解他(她)那一代人的情感生活，了解他们是如何处理小家和大家的关系、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的缅怀和分享才会对我们的后代和更多的人有更现实的教育意义。

这自然就会涉及到了我们这些二局的后人。我们是爸妈的宝贝，爸妈要没日没夜的工作，在那个战争年月，他们是怎么呵护我们的？爸爸北上了，东进了，南下了，妈妈是怎么带着你们千里寻父的？也是用毛驴馱起走的吗？或者根本没法带那么多孩子而把哥哥弟弟或是姐姐妹妹给了老乡？革命成功了，全国解放了，在大城市定居了，给人的孩子找回来了吗？…………

每一个二局的后人都一定有自己不一样的故事，都有一笔可以留给我们后代的精神财富。

1944年一位二局人员奉命参加南下支队，临行与妻儿在延安的合影

常有人说，抗战期间在延安中央机关工作的人是幸运的，他们很少有机会到前线去，用不着直接和敌人拼杀，基本上可以平平安安地等到全国解放，然后进北京当领导住大院……，他们说的是事实，但也显然是片面无知的。别的机关我说不清，但是二局我非常清楚。二局人看是生活在没有硝烟的小山村，但是只要他们打开电台就是与日寇的短兵相接，戴上耳机就是在风里与敌人搏斗！侦收员，必须神经高度紧张、全神贯注地从如风的电波中捕捉敌方信号，一码不差地抄记下来；破译员，则必须争分夺秒地对这些层层加密如天书般的电码 用最短的时间进行破译，迅即向中央军委提供最准确的情报……。她(他)们的丝毫疏漏都有可能造成我军的重大损失。由此，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丝毫不亚于真正在战场上拼杀。能胜任二局工作的人都是有超强心理素质的斗士。

我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进入二局的，在我生父负责的电台上做侦收工作。母亲生性好强，这是她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活动，早早就独立生活的缘故。就像大舅给她起的名字。她凭自己良好的外文基础和不懈的努力专研，很快成为电台最好的报务员。她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从嘈杂的空中电波中捕捉到敌台的信号。出色的工作令同事们对母亲刮目相看，生父更是对她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热情。母亲勤奋工作，心无旁骛，日复一日。

在中央军委二局时的母亲.1939延安

时间到了1940年初，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形势略有缓和，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物资生活也有所好转，局里适龄的女同志差不多都陆续结婚了，只有母亲和曹台长还单着。大家就对他们开玩笑：你俩是陕西老乡，不正好是一对吗！听着她们的玩笑，母亲的内心是纯净的，但一定也有美好的憧憬。不久，他们结婚了。

母亲和二局在碟子沟一呆就是八年。这期间，母亲生了我们哥三个：大哥1941年春天出生，二哥是1943年秋，我是1945年秋。

大哥出生后，因为是在安塞，母亲就随口叫他“塞塞”，算是乳名。一直想让生父再给起个大名，可是生父在有了大哥以后更加忙了，很少回家，偶尔回来，就只管做自己的事，对母亲和孩子不理不睬。听见母亲又让他给大哥起名，就头也不抬地说“可以”。母亲知道他这又是心不在焉地敷衍。“可以”在陕北方言的发音是“可意”，母亲一想，就叫可意也不错，可心可意嘛。就开始叫大哥“可意儿”了。不过房东和相熟的老乡还都叫大哥“塞塞”。

大哥两岁多的时候，延安突然形势紧张，军委二局和李克农的中央情报局同时获得了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调集40万大军闪击延安的情报，意图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一举消灭共产党。当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民党军没有太多防备，延安战斗部队很少，所以一时局势非常紧张，很多中央机关都做了撤离准备，正在整风中的二局也接到命令要向保安转移，不能带孩子，要求暂寄老乡处，母亲就赶紧把大哥托给已经搬到沿河湾镇上的房东陈家夫妇。后来是毛泽东运用智慧，硬是把蒋介石的闪击计划搞流了产，延安才化险为夷。(参阅链接https://c.m.163.com/news/a/GNN8CI550543L1I5.html?from=wap_redirect&spss=adap_pc&referF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