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Samson Yang

6月，又到父亲节……

从1999年10月28日到今天，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20多年。

在逝去的八千多个日日夜夜里，父亲，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

我的父亲

一个1938年入伍的老军人

2017年4月，在母亲去世8年后，我们将父亲与母亲的骨灰从广州银河革命烈士陵园一堂迁葬到塔山阻击战烈士陵园军人墓地。

塔山，是父亲与母亲共同浴血战斗过的战场！当时一个是阵地前沿师指挥所的作战科长，一个是硝烟弥漫战场上救护伤员的战地护士。

当厚重的黑色墓铭志大理石缓缓盖上安放着父母骨灰的军人墓穴时，我们举起右手，向父母今后的长眠之地行了最后的军礼！

父母将在这片他们曾经横枪立马，浴血奋战的共和国解放之最重要的旧日战场上，与昔日的战友们相伴长眠……

在骨灰安葬仪式上，我们兄妹三人接受记者采访

塔山战役纪念馆内的将士英名墙上，我们看见父亲的照片……

是啊，历史没有忘记，祖国没有忘记，塔山也没有忘记，父亲的名字与历史同在，与祖国同在，与白山黑水同在、与塔山同在……

父亲1922年出生在河北省黄骅市（原河北省新青县，为纪念1943年牺牲在该县的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解放后改名为黄骅县，现为河北省黄骅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父亲从小聪敏好学，曾以全乡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新青县县立国中，但终因家境贫穷，无力缴纳学费，13岁便被迫到天津一个远亲开办的洋服店当学徒。

1936年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全国反日情绪不断高涨，各大城市相继发生抵制日货的反日浪潮。当时，在天津日本租界洋服店当学徒的父亲，受到全国日益高涨的反日思潮的影响下，逐步有了抗日救亡的民族主义思想。

1938年7月的一天夜里，父亲和他一个师兄悄悄地离开了洋服店，开始了寻求当兵抗日救国的道路。当时，大批国民党军队不断的从山海关长城一带往南撤退，这些撤退的国民党军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帜也在招兵，父亲与师兄觉得日本鬼子在北边，如要抗日打鬼子就要往北走，哪有往南走的道理，所以没有参加当时南撤的国民党军队，直到两天后的傍晚，看见了一支往北开拔的军队 - 臂章上标示着“八路”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北上抗日16先遣支队（即以后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由吕正操将军领导下的冀中军区16团），因为这是一只向北行进的部队，父亲觉得，向北的军队才是真正北上抗日的军队，由此想法，父亲和师兄就参加了这支部队。

从此，天津少了一个做西服的裁缝，而中国多了一个抗击倭寇的军人！

多少年后，有一次我问父亲：如果当时国民党军队不是南撤，那你不就参加了吗？父亲说，过去了就过去了，没有如果。

入伍之后，父亲在2个月内参加了多次与日本鬼子的战斗，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也引起了连队里的共产党员的注意（当时，在刚整编的八路军内部，共产党的组织并不是公开活动的，直到1939年底后，共产党才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建制中公开党的组织），当连队的政治指导员问父亲想不想加入共产党组织时，父亲问道：共产党是做什么的？介绍父亲入党的连队指导员告诉父亲说：每一次战斗打响之后，冲在最前面的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是打鬼子的党。

就这样，参军两个月后的1938年9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成为连队党支部的战士委员，在八年艰苦卓越的战争中，父亲从战士、班长、青年干事、营部秘书、作战参谋……，在八路军队伍里一路成长。

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先后参加过冀中平原夏秋季攻势、百团大战、正太路破袭战和孟县战役、石德路战役、冀鲁豫反顽战役、新乡反叛、反攻雁北等冀中、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的众多战役和战斗。

曾多次在与日本军队作战中死里逃生，记得父亲和我们说过一段难忘的战事：在百团大战之后的最艰难的1942年秋季日本鬼子大扫荡期间，父亲所在的营与一个鬼子中队遭遇，经过一天的拉锯争夺战之后，我军伤亡损失很大，在突围中营长身负重伤，父亲背着营长连续跑了40多里路，才摆脱鬼子的追击。解放以后的五十年代，当时那个营长时任沈阳军区防空兵司令，每一次这个伯伯见到父亲时，都会提起这件事，父亲也就诙谐的和伯伯的孩子们开玩笑说，如果没有我，也就没有你们这些小东西了。

战争造就英雄，当一个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也造就了一大批像父亲一样的冀中儿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三八式”的干部中（指1938年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人员），近百分之三十以上是河北籍的。到新中国成立30年后的70年代末，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担任过我军军职以上领导干部的河北籍干部就有900人之多。也就是说如果不是1965年我军取消军衔制的话，70年代末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序列中，将有900多个河北籍的将军，父亲也是这个序列中的一员。

1944年初由于国民党发动了新的反共高潮，当时位于陕甘宁的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情形十分紧张，父亲当时所在冀鲁豫南下支队在南下途中被紧急调往陕北边区，归属陕甘宁边区联防军司令部独一旅，驻守陕西米脂，以防范榆林北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任务。

1945年为了迎接抗日大反攻的到来，父亲接受时任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的命令，组建八路军大同煤矿工人抗日救国支队，被任命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尹佐珍（解放后任国防部外事局局长）一起潜入当时日军占领区大同煤矿开展扩军工作，夜间深入矿区，不顾危险，动员煤矿里矿工兄弟参军，为我军抗日武装力量的补充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5年秋天，父亲所在团奉命护送党中央派往东北的数千名干部挺进东北，在到达辽南后，由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破裂，父亲所在部队未能返回陕北，根据上级命令，就地接受东北民主联军整编，父亲率其中一部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南满军区独立三师（即后来的四野四纵12师）。

解放战争期间，父亲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12师作战科长，解放战争初期，参加了攻克清水河、保抚顺、保本溪、四保临江、三下江南及1946年至1947年的东北夏、秋、冬季攻势等战役与战斗。

1948年后参与了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辽阳解放、鞍山解放、平津战役中的康（庄）怀（来）张（家口）之战、北平警备的战役与守备任务。

在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中，父亲作为四纵12师作战科长，六个昼夜坚守在12师塔山前线指挥所里，抱着与塔山共存亡的必死决心，与师首长一起指挥着这场决定国共两党命运前途的阻击战，为塔山阻击战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战情资料和我军作战意图及上级命令的传达，为塔山阻击战的最后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和参谋作用。

1949年北平解放，为了迎接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机关从西柏坡进驻北平，3月解放军驻京部队在北京西苑机场举行了盛大阅兵式，当时担任北平警卫任务的父亲所在部队，参加了西苑阅兵。

在塔山英雄团的战旗下，父亲作为41军123师的受阅方队的口号指挥员，威武雄壮的站立在塔山英雄团的旗帜下，当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乘坐的汽车驶来时，父亲手持战场上缴获的日军大佐的指挥刀，发出了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敬礼的命令。那一年父亲27岁，是一个征战十年、身经百战的军事指挥员，那种自豪和英气可想而知。

1949年在中共中央移驻北平，毛主席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命令之后，父亲随41军123师参与了豫楚追击战、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粤东剿匪等战役、战斗。

全国解放之后的1951年5月，父亲从41军123师调往由15兵团改编后成立的华南军区任警卫处副处长、中南军区办公室秘书、华南军区办公室主任，开始了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涯。

1955年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开始了为期4年的系统军事理论的学习，195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

毕业前夕，作为南京军事学院校将校军官组建的受阅方队中的一员，参与了1959年建国10周年的国庆大阅兵。

在10周年阅兵式，走在所有受阅方队的最前列的，第一个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检阅方队就是父亲所在的身着海蓝色陆军将校军官礼服，佩戴着金黄色肩章，大翻领军服上绣着彩色图案的、最为耀眼的、军事学院将校军官方队。那一年父亲36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师职军官，也是第二次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毛泽东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从1959年到1973年期间父亲历任广州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军事训练部副部长、部长，55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等职。

1973年后至1988年，父亲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广东省人民防空委员会副主任兼省人防办主任、省军区顾问等职。

父亲长期在我军军事机关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具有很强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在建立、健全我军机关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为机关的正规化、现代化、科学化、知识化建设上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毕生精力。

父亲好学上进，才多识广，是在革命军队成长起来的工农出身的知识型军事领导干部。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学业优秀，两次被刘伯承元帅授予学业优秀奖励及学院的多次表彰。毕业前夕，军事科学院曾多次下令调父亲到军事科学院继续从事军事理论的研究工作，但是由于父亲对作战部队的热爱和对军事实际生涯的执著，在他的要求下最终还是回到了军队的指挥机关。

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父亲获得了作为军人崇高荣誉的：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独立自由金质奖章。

父亲一生酷爱读书，记得小的时候，我家的书房里有着许多书籍，大多都是中国国的古典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父亲戎马一生，虽说是个军事干部，可在当时大军区里却有着一个“老夫子”的雅号（并不是爸爸年纪老，而是因为父亲的文学修养和出色的文笔），许多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和我军的一些战史史料都是出自父亲的手笔。

父亲的笔杆子在当时军内也是出了名的，1951年父亲从华南军区警备处副处长的职务上调到中南军区（武汉）给司令员林彪当秘书，也许就是因为父亲的文笔和军事才能。

父亲还写着一手好书法，退休之后，更是成了很多人看望爸爸之后索取的墨宝。父亲业余酷爱京剧，是梅兰芳、盖叫天的戏迷（现在的话就是粉丝），在工作之余有时也会清唱一段，每当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一家最为欢乐的时刻。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父亲一生都特别的忙碌，记得小的时候，父亲很少有时间和我们相聚。

50、60年代正是南方战事防务的紧张时期。1960年之后，蒋介石叫嚣着反攻大陆，多次派遣敌特登陆破坏，60年代之后，越南的战事也是父亲所在军区最为牵扯的大事，作为作战部门领导的父亲，理所当然也是最为忙碌的人之一。

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期间，父亲作为广州军区军事训练部部长，亲自部署指挥了多次演习现场，为广州军区在全军大比武期间赢得荣誉做出重要贡献，在任军训部长期间，该部年年被评为“四好部”，当然这是该部近七八十个干部战士的努力结果，但与父亲的以身作则也是分不开的。

父亲关心干部战士及其家属，在父亲的追掉会上，父亲任军区作战部副部长时的一个参谋的家属眼含热泪的回忆说：当年她突发疾病，而其爱人远在部队出差，是父亲夜晚派车将其送入医院进行抢救，挽回了她的生命。这位阿姨再三说道：当初如果没有杨部长的亲自安排，她也没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父亲的一生也和我国社会的发展一样，经历过政治生涯的大起大落，60年代之后，由于我国特殊的政治原因，父亲满腔的政治热情和军事抱负未能得到更大的施展与发挥，曾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与打击，把父亲最年富力强的时期消耗各种政治运动之中，直到1977年文革之后的政策平反。

时间是河，一去不回。每当夜晚，无论身处何地，我时常仰望夜空，数着苍穹中熠熠闪烁的星星，幻想着父亲的身影，我想知道天堂是不是和人间一样，也有战马嘶鸣、也有刀光剑影，因为我知道，父亲一辈子忠实于他的职业军人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