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平江“五七”干校

回马枪

平江“五七”干校成立于1968年9月，四个月前，黑龙江省根据毛主席最新指示，在庆安县柳河农场成立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之后“五七”干校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纷纷仿效成立，平江“五七”干校正是在那种时代背景下成立的。

我母亲和继父作为县级机关干部，是干校的第一批学员。在那个年代，这些所谓的学员进校与其说是学习，其实就是搞斗批改，也就是学校要组织造反派干将对学员里面的“走资派”进行斗争，要批判学员里面“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改革不合理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

(当年“五七”干校的学员们精神焕发整队参加劳动)



当年母亲和继父进入干校前，我们全家就从县委会大院搬到了南街宋家祠堂居住。母亲和继父到干校后，县里所有学校也几乎停课。我每天和同住在祠堂里面的孩子玩耍，特别是王业斌叔叔大儿子解放，一有时间他就邀我到石鼓洞去捡柴，有时我又和王叔叔的小儿子卫红在祠堂里面下象棋。当时我们玩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祠堂前后的粮食局、人委会和汨罗江边的大小码头。家中只有五岁的弟弟当时都是我们三姊妹带着他玩。汨罗大哥可能是因父母的嘱咐来到平江，当时他曾问我们四姊妹，是否愿意跟随他一起去汨罗乡下住一段时间？姐姐和二哥不愿去，我和弟弟爽快答应了。

(当年平江“五七”干校的学员们)



这是我时隔半年后第二次来到汨罗。我和弟弟在汨罗乡下住了两个月后，也就是当年的11月11号，继父的父亲因病去世，大哥要我跟随当地一位教师刘进一起去新开市邮电所，给我继父，母亲以及在部队的大姐发急电报丧。让人意外的是，作为儿子，儿媳和孙女的他们接到加急电报后，都回电说是因战备和形势紧张，上级不予准假，不能回来奔丧尽孝。面对这样非常荒诞的回电，放到现在确实让人无法理解。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怪事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当然，远在广州部队的大姐因为战备紧张，路途遥远请假不动回不来还有一点道理，但汨罗和平江“五七”干校两地相隔也就100来公里，父亲去世儿子儿媳却不能回来奔丧尽孝，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当年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学习，被批斗的县委副书记戎爱全(右一）全家合影)

不久，我姐姐和她的闺蜜晋平下放农村后，两人相邀一起走路到干校，去看望她们各自的父母。然而让人想不到也更加无法理解的是，干校当时的领导竟然不准她们和各自父母相见，不准见面的理由一大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在接受批斗，属于敌我矛盾。校领导当时的所作所为真是令人发指。

直到1969年2月初，也就是到了这年的春节，有关领导才给我继父和母亲放了几天假，算是补偿他们在三个月前没有尽到孝道的假期。记得继父和母亲来到他们的父亲坟墓前，拜了几拜，继父对着他父亲说，爷啊，我没回来尽孝确实怪不得我，是干校领导不准假。继父这几句话，当时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但放到现在，傻瓜也不会相信，认为这是一位不孝子在借故为自己开脱。

(当年的“五七”干校学员住房)



后来我在母亲和别人的聊天中得知，继父是作为“走资派”由造反派对他轮番进行批判斗争。当年一个县商业局小小的业务科长，也算是“走资派”？让人哭笑不得；而我母亲则是造反派们栽赃陷害，安给她一个“伪太太”莫须有的罪名，也是组织专人对她连续进行揭发批判。庆幸当年继父和母亲都只有四十来岁，他们每天除了挨批斗，还要参加劳动强度很大的体力劳动。继父是到几十里远的连云山里烧炭，捡柴；而母亲则是下地劳动，种菜、喂猪。当时曾任县长的洪松涛也喂过猪。在当时，干校名字虽好听，但进校的每一位学员都身不由己，都想尽快离开这里。

春节一过，继父和母亲就带着我和弟弟从汨罗回到了平江。不久，世世代代贫农出身的继父，恢复了文革前他那小小的科长职务，而作为大烈士后代的我母亲，因前夫是右派，则被下放农村。

(当年的“五七”干校学员住房)



1975年12月，我和县商业局20多位职工，作为干校的N期学员来到了“五七”干校。当时，全县各个局都派了若干名干部职工入校，作为学员学习劳动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教育。

干校位于离县城42公里远的献钟马脑子岭。顾名思义，干校就建在高于汨罗江江面约100来米的岭上。

学校占地面积有10多亩，房子很破旧，我们住的宿舍和食堂都是那种一层的土筑房。学校的水井是第一批学员也就是我继父和母亲等父辈们开挖出来的，所以我们吃水不成问题。站在干校可以俯瞰下面约一里远的汨罗江，江上有电站水坝横跨将两岸连接。

(当年的平江“五七”干校学员住房)



通过一两天的学习劳动，我们和当年父辈们学习不同的是，我们所有学员里面没有“走资派”，学校里面也没有组织专人对学员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批斗。我们的学习就是开会、读报、讨论、发言，每人写学习心得体会等等，当然，劳动强度在当时看来还是很大，我想与当年的父辈们相比应该差别不是太大。当时喂猪有专人了，我们来的时候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劳动就是种菜、下地锄草，捡柴甚至烧炭。那时劳动谁也不敢偷懒，有时累得不行，就希望太阳快点下山，或者希望老天爷下雨下雪，好让我们休息一两天。当然，真正的休息是不可能的，要休息就只能是开会学习，尽管枯燥乏味，但比难以吃消的体力劳动还是强多了。

(当年的平江“五七”干校一隅)

进校两天后，学校安排我和另外四位学员，跟着一位干校里面的烧炭老师傅去连云山烧炭。当我们挑着棉被和行李来到连云山，几乎没有休息，就开始选择烧炭的窑址。我们五人都是和尚做新郎——头一回。反正跟着师傅，他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师傅叫我们在山上砍树，冬天山上冷得要命，我们是用破布包着砍刀的刀柄，一刀砍下去，硬邦邦的树似乎刀枪不入。后来师傅告诉我们要用热水瓶里的热水倒在树上，这样砍树就容易多了。所以，我们派了一人专门负责烧水，送水。总算解决了砍树的难题。

烧炭最难的是装窑封窑点火，我们全部按照他的要求一一搞好，装木，盖土，封门，我们五人跟着师傅整整忙了一天，到傍晚，炭窑终于点火了，我们是2人轮班，分成2个组，师傅不时过来看火候。

(1976年元旦，我和学员们在干校后面的汨罗江电站留影)



师傅记不清他姓甚名谁，只知道他是加义本地人，五十多岁，个子不高。在干校成立后的七八年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了干校所发生的一切变化。

他说最可怜的就是干校成立初期那批县机关干部的学员，也就是我父辈那一批。当时干校没有水井，学员们吃水用水都要到一里远的江边去挑水。后来校领导决定要在干校里面挖一口井，解决学员吃水用水难题。干校位置高于江面100来米，也就是说挖井至少要挖100米以上，难度可想而知。经过用炮炸人工挖，挖了几十天总算将井挖出了水，这些干部们真不简单，我们当地人对他们也真是服了。

(1976年元旦，我和学员们在干校里面留影)



师傅又接着说，还有烧炭，当时他们不像你们有师傅带，而是他们自己一步步摸索出来的。你们是五人烧几天炭窑就要下山进行轮换，而他们几人上山后，就一直不能轮换，而且接连要烧五六窑甚至更多窑才能下山。所以你们父辈那批学员真不容易。还有喂猪，从寻猪菜，煮猪食到喂猪，打扫猪圈都是他们自己动手，没有任何人去帮他们。而你们现在都不需要搞这些又臭又累的活了。而最主要的就是没日没夜的批斗会，那真是对批斗对象人身最大的侮辱，一般人谁受得了？那种火药味很浓的场面想起来都心酸心痛令人发指。

(1976年元旦，我和学员们在干校后面的山坡上留影)



听了师傅的一番话，我才如梦初醒，方知当年我继父、母亲以及很多记不清名字和面孔的叔叔阿姨们，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和环境是何等的艰辛和恶劣？！我们和他们相比虽然都属于文革时期，所处环境也大体相似，但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后来入校的我们有了自己的尊严，多少有了自己自由活动的空间，而最主要的就是没有了每日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和担心。特别是当时我们一位学员因自己的祖父去世，校领导没有任何犹豫给他准假三天。我们晚上还可以到离干校几里远的献钟小街散步，就更不要说有亲朋好友来校，找我们聊天甚至吃饭都会被拒之门外了。这就是时代的一种进步，尽管这种进步还不是很大，但对于我们后一辈来说，与几年前的父辈们相比已经非常满足了。

(昔日的干校变成了现在的南美白对虾生态养殖基地)

当我们挑着我们自己烧出来的木炭下山，望着山下的大好河山，深有感触。我想，如果我没有来过“五七”干校，没有亲身体验过干校的劳动学习，特别是没有烧炭老师傅对我们将干校的来龙去脉，父辈们高强度的劳动和没日没夜的批斗一一叙述清楚，那么，父辈们那段艰辛痛苦的难忘岁月，可能一直会被尘封在历史的档案里，如果那种情况真的出现，那就是时代的悲哀，因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几年后，干校变成了党校，再后来，党校又被地方接管，变成了对虾生态养殖场地。今天，如果不是遇上老人，你随便问一下当地人，已经很难有人能够回答你，过去那个“五七”干校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了。

希望历史不要被后人遗忘，希望历史不要被岁月湮灭尘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