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往事（一）

归帆浦（远舟）

《母校往事》一文因字数超限，所以拟分三期推出。……作者按

　　母校趣事

其实读书不多的人应羞谈母校，然而我在梦中却又常常梦见已经 消失或已不复存在的母校面貌和一些有趣的往事。——题记

（一）小学

我小学（其实就是一间教室）发蒙是在我们前进大队（现为神景洞村）在白岩山（二队、在狮子脑头部的左前下方，距离我家大约三公里）的一小山凸上的几间木屋里，教室四壁透风、两面日照，课桌凹凹洼洼、摇摇晃晃，美其名曰前进小学。其实就只一位老师，是读过师范的大地主出身的益阳人——汪文景老师，现已近九十岁，仍健在，身材矮小，操一口纯正的益阳话。

当时一个大队就一部牵着铁丝的摇把电话机，记得有一日，汪老师接了一个电话，对方大概问：“你是谁？”汪老师答：“我姓弯哩！”对方问：“什么弯啊？”汪老师答：“弯（汪）东西（兴）的弯哩！”

我们读的课文大概是：“*****！”、“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等，我记得读到“东方红”一课时，汪老师给我们是这样领读的：“东（登）方（番）红（恒），太阳升（孙），中（曾）国（怪）出了个毛泽（策）东（登）……”。我回想起来，汪老师什么都好，就是普通话不好，我想我后来总学不好普通话，这应该与汪老师给我们启蒙是有一定关系的。

到了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学校又迁到了发蒙时学校左下约两百来米的冉祖汉老汉（孤老）的家中，房屋是有点历史的木质结构，西头出了一个钥匙头的厢房，是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西头有几间与正屋隔开的猪栏，比原来的学校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时候已有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一个老师教课，当时称为复式班（头）。

这时是赵伯福老师给我们教课了，他是我表哥，刚当上民办老师，学历不高，但很会教书，教育学生也很严厉，深得家长们的拥戴。

我还有一个小表哥（老师的老幺），比我大一岁，也在一个年级读书，很调皮，只惧怕他老三赵老师。我大姨去世时，他还只有两岁多，从此他便由老三管着。

有时星期天老师去了他的岳母家，我就不回家与小表哥住在学校里，一起自己做饭、玩耍。记得有一次，学校东边山坡上的马铃薯刚刚开花，他带着我，人横躺在坡上的马玲薯地里从上往下滚，有我们两个身长那么宽的马铃薯苗便伏倒在地了，结果被几十米开外的坡坎上的社员发现了，大喊：“是那两个小崽子滚洋芋的？！”我们撒腿便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学校，他就在老师做饭的地方（算不上厨房），佯装做饭的样子，要我就躲到了老师床铺的蚊帐后面，追赶过来的人问他：“你看见跑过来两个小崽子没有？”他回答：“刚才好像有两个小家伙往西边跑过去了的！”那人看到只有他一人，便没有怀疑到是我俩，便往西边追去了，吓得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记得还有一次课间，一只小麂跑到了学校东边猪栏外的地方，我们十多个八、九岁（当时发蒙年龄都扁大）的同学一踊而上包围上去并有同学扑到了小麂身上，同学们拉的拉、扯的扯、压的压，有好几个同学还被小麂乱弹的后腿刺伤了身体，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这只小麂最终还是被我们擒获了。

我们的老师也算个好猎手，枪法、手法都很准。有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次是老师在前往学校的途中，发现了路边的一只野鸡，他随手扔出一颗石子，这只野鸡应声而倒并成了盘中餐。另一次，老师背着猎枪，在暮色中偶遇野猪，便瞬间开枪，走近一看，被击毙的是两头并行野猪。奇怪的是，就在这一年，老师小腿得了“瘤弹”（按科学的说法好像是骨髓炎），痛得老师痛不欲生，庆幸的是我们年逾古稀的老师现在身体仍很硬朗。

有一次我们在学农基地挖地，同学们有前有后，嘻嘻哈哈，结果一位同学挖到了另外一位同学陈振法（近年来该同学被业界称为植物“土专家”，获评“敬业奉献.湖南好人”）的脑袋，好在力量不够大，在大队卫生室经赤脚医生包扎治疗后，由我们几个同学送回了家。

到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又转到了本大队的前山小学（六、七队东面交界的位置，背靠狮子脑颈项的左侧面，两层楼的木屋）上学，这里就有两位老师了，给我们教课是晏老师，名“有权”，因“晏”在我们那里习惯读“俺”音，有些幽默的家长说：“老师很好，就是名字取得太自傲了一点”，现在晏老师已八十出头仍健在，他的族哥晏有道老师也在我们大队教过书，现已95岁高龄仍健在。小晏老师的夫人我们都称呼她为“唐师妈”，待人非常好，对我们这些学生更是关爱有加，我们冬天在家里带的中餐冰凉，唐师妈经常在灶里烧火用大锅给我们蒸热（当时学校没有这个义务），我们至今铭记在心。

我们四、五两个生产队的学生上学都有四至六公里的路程，大都是崎岖的羊肠小路，有些路段还非常危险。有一次天下大雪，我们放学后走到一个相当险峻的叫黑湾的地方，我一个族房姑姑辈同学的算盘因摔跤掉到坎下树林里去了，大家都不敢下去捡，但如果不捡起来，第二天上课就没有学具了。她便哭着说：“各位男同学，你们都没学过为人民服务吗？”，大家都哭笑不得，这不是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吗？于是我们男同学才手拉手，手拉树下到十多米深的坎下，总算把算盘捡起来了，然而下去的人的鞋壳里都被贯满了积雪。

有一次，突然哨声大作，老师把全体学生都召集到了学校旁的操场（其实就是一块空地）上，同学们都感到莫名其妙，大家迅速站好队，老师便训话：“同学们：昨晚美蒋在我们学校西边的树林中空降了很多特务，我们现在要马上分组去抓特务！”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抓特务有不有危险，一个个、一组组按照老师的指引，便进入了树林搜索特务行踪，几个小时下来，除了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被荆棘剌伤外，连特务的影子都未见到，老师却鸣哨收兵了。回到学校后，老师说：“今天同学们都不怕特务不怕死，好样的！其实我们这是一次演练，因为美蒋忘我之心不死，我们要随时做好与敌人斗争的准备与本领！”回想起来，我们当时都是懵懵懂懂的。

这段时期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趣事。我们大队张会计的父亲唐天玉是桑植人，能掐会算，谁家丢了东西能不能找到、什么时候能找到，有人失踪了，是活着还是死了，在哪个方位，传说他都能一掐一个准。我们的唐师妈是穿针引线、纳鞋绣花的一把好手，她平时除了做饭带娃就是做鞋绣花。有一年冬天，她的一把剪刀丢了，发动我们学生帮忙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有一天，唐老爷子路过学校，唐师妈便叫住了他：“家门前辈，我的一把剪刀不见了，能帮我掐掐吗？”唐老爷子就问：“你什么时候发现不见的，平时剪刀一般都放在哪里？”师妈一一报出后，他便掐动手指，口中念念有词，掐了一会儿后便用桑植话说道：“这就怪啊？它怎么钻土一丈（站）多深，现它还是要现的哦！要到明年春上。”第二年开春后，师妈去掏红薯种，结果在红薯地洞中发现了这把剪刀。我们当时都很惊讶，把唐老爷子看成了神。其实，我们在当大后再去想这件事，他应该是观察、思考、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当时的小学学制是五年半，最后一学期，我们又转到了前进小学（学校已迁到发蒙学校的一百多米下新修的五间、两层楼的木屋，二楼四周是有着围栏的走廊），这里的条件相对以前好多了，屋前有一个长着小草的蓝球场，自制的像正规的木蓝球架，只是球框有时松动，球砸在框上会发出“叮咣”的声响。学校的后面和右下方都是学校的学农基地。这时学校，加上片校长（管理前山、金板山、泉坪、三合和本部五所小学）有了三个老师。

在这里印象最深的就是要演《学习小荆庄》的节目，没有乐器自己制。我把我家后山的一片苦竹砍了不少，老师给了我一支真笛做模样，我就寻找竹节长短、粗细差不多的竹节剧下来，按照真笛眼的部位划好线，在粗的一头把木头塞子塞进去，然后用烧红的铁丝烙出鸡蛋形状的笛眼，一支支笛子就成了，吹出来相对固定的几个调子也还像那么回事。这其中我还搞了一点小动作，将每支笛子以两角钱的价格卖给同学，后来被告发，收的那点钱也就泡汤了。

还一次“六.一”儿童节，学校演节目需要锣鼓等工具，老师派我与赵幺哥两人去四公里外的凉风井唐家借，刚进门，听到了新生婴儿的啼哭声，主人说：“你俩今天到我家吃饭哦！你俩给我家小子踏头（又叫踏生，就是新生儿出生时，第一个进他家门的人）了！”我们不懂这些，于是便留下吃了一顿饭。这个孩子长大后被当地人称为“乱匠皮”，这时就有人探究到底我和赵幺哥是哪个先进门的了。因为我属比较老实听话的人，而这孩子与赵幺哥的性格更相似，其实这都是一些无稽之谈。我还记得我们敲锣打鼓的节奏，好像是按“三一五三一”不断循环往复的。

当时小学升初中都是推荐制，因我成份高（富农），升学就落榜了。我就跑到湖北鹤峰的下洞公社去找门路，准备转到我的舅舅那边读初中，当时我找到了一个姨表姐夫，他是下洞公社“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简称贫管会）主任，他要我找所读学校开个证明来（想造点假），我又屁颠屁颠地跑回前进小学找到片校长，把湖北方面的要求说了，请求校长网开一面开个证明。校长拿出一页信纸便写了几行字并盖上公章交给我了，我拿来一看，上面写着：“湖北省鹤峰县下洞公社贫管会：该生在我湖南省石门县江坪中学未被录取，请你们按政策接纳为荷！……”我当时就傻眼了，片刻间，我便把这比不开还糟糕的“证明”给撕成碎片丢在地上，回头便走了。

在家里劳动几天后，一心还是想读书，于是我又跑到湖北省五峰县后河叔叔那里，他们大队办有初中班，王老师（代课）是我们隔壁大队的人，只有初中文化，要我先读，再看大队贫管会能不能接收。我上了三天课后，告知我不能在这里上学，我便回到生产队，白天劳动（享受二等妇女劳动工分）、晚上便守野牲口（俗称守野猪），因我们家里人多劳少、年年超支，我就选择了生产队最远的野猪棚，守一夜牲口，可得相当于一个二等男劳力一天的工分，开始还是很害怕，但我还是麻着胆子坚持下来了。

半年后，我又找到老表赵老师，表明我继续复读的决心，在他的融通下，我又进了前进小学。这年再次推荐时，全年级其他学生皆为正取，我为“备取”（就是初中开学后，若有放弃读初中的，便可以递补），开学后得知我们大队有个同学放弃不读书了，我便去了江坪中学中八班读书。依稀记得一个晚自习几个同学打架，一个同学一刀刺破了另外一个同学手腕的血管，当时送往卫生院才止住血。在一个星期后，弃学的那个同学又来了，我这个“备取生”，便背着被子、箱子翻山越岭打道回家，这次我是真的哭了。这样我又在生产队劳动了半年，可惜的是，这个同学只读了一个月初中后又弃学了。

半年劳动后，我还是想读书，又回到小学再次复读，这年在唐植双老师的促成下，我终于与其他同学一道全部“正取”了。

我虽然经历了小学升初中的苦楚波折，但直到现在临近退休，我始终没有责怪任何人，把它看成是一个时代的必然，甚至感谢这段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

我小学的四个校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皆已不复存在，或已废弃或已村民重新建房，当时也很少留下校址旧照，实属遗憾。

当时小学的情形

野鸡、野猪、麂子以及守野牲口的棚

雪景

四所学校都有关联的狮子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