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永鸣外地人系列作品印象

静好安然

荆永鸣外地人系列作品印象

荆永鸣是因为他的外地人系列被文学界和评论界所关注的。在他的外地人系列中，荆永鸣以细致的笔力和深切的同情，描述了城市外乡人为摆脱贫困、改变命运而进行的奋斗与拼争，展示了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外来人员的生活窘境、生存焦灼和精神需求，构成了当下底层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作品之一。

一、城市外乡人的曲折命运

“商海沉浮，几经周折。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同时，也被灌了一肚子的酸甜苦涩……经过长期观察，我终于找到一个我自认为可以用文学去亲密接触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群体。那就是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人。”荆永鸣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现实，在广阔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连缀着一系列的人生片断和生活事件，展示处于社会底层的外地人对城市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改变命运的悲喜艰辛和九折不回的坚韧执著。

《足疗》中的雯雯是荆永鸣塑造的与命运抗争的外地人系列中最有亮色和给人希望、让人振奋的人物形象。雯雯来自山西米脂，正如俗语所说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雯雯“美丽而不妖魅，清纯而不俗气。个子挺高，身材也好。整个人给你的感觉是特透彻，特干净，浑身弥漫着一种女性的魅力，而又不失一种善良与天真。”雯雯来城市的目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要“自己挣钱，拯救自己。”为了实现自己上学，学服装设计的人生目标，她先后当过宾馆的话务员、酒厂的推销员、酒楼的领班。尽管以她的“姿本”，她可以有好多的挣钱方式，可她却最终选择了一个容易让人非议和轻视职业——在洗浴中心给客人做足疗。文章的结尾，雯雯离开了洗浴中心。看到这个结局，就象文章中写的，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会衷心地为她祝福。

《取个别名叫玛丽》中的刘素兰同样不甘心于命运的安排。她是个学美术的中专生，因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便从东北的一个县城跑到北京打工。先是在餐厅做服务员，离开餐馆后，东一头，西一头地闯荡了好几个月，选择了到歌厅坐台。当她无所谓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有钱就是爷，没钱啥都白扯……现在就是想挣钱。”细细品来，这种语气上的无所谓，实际上是她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和无数的奔波挫折后的无奈与自慰。

《白水羊头葫芦丝》中的马欢，是一个揣着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走上打工之路的小伙子。他拥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勤劳、质朴、善良、朝气蓬勃，他喜欢小吃街卖葫芦丝的阿英，有了属于他那个年龄的美好情愫，他会唱地道的陕北民歌。为了谋生，他在小吃街喊号，因为长期用嗓过度，破坏了声带。这样的代价，无论对谁来说，都太大了。

《北京候鸟》中的来泰从寄人篱下到四处找工作，拖着一条残疾的腿骑着三轮车穿梭在北京街头，终于用自己的血汗钱盘下一个店。当他欣喜地以为自己终于在京城站稳了脚跟，能够过上比较稳定和舒适的生活的时候，他的餐馆却被拆迁了，他落了个血本无归却无处申冤。在文章的结尾，两个男人的眼泪，头顶的劲雷和瓢泼的大雨，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和指向性，它暗示读者生活在城市屋檐下的外地人与命运抗争的艰辛和屡屡受挫的痛苦、迷惘与无奈。

“只见那两个手指轻轻地一合，一拈，王奔就觉得把自己给捏死了。”《虫子》中短短二十几个字，生动形象地展示了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外地人生命的卑微与无助。

身临其中并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物，使荆永鸣的作品在不自觉中感受到生活的重压，聆听到一个城市最真实的呻吟，那来自社会底层的呻吟声会让读者动容的同时感受到生活的沉重和残酷。

二、平民视角与悲悯情怀
荆永鸣曾经说过，“作为同类，这几年我曾接触了许许多多的外地人，他们大都处于生活的最底层，他们仅仅为了生存这一最基本的需要来到城市。他们最能吃苦也最本真，最艰辛也最执著，他们在希望与现实中默默地甚至不反抗地争取着生存的地位和权利，然而愿望却常常被现实击碎，不过他们又总是能从破碎中萌发新的希望……在他们身上，我发现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使我感受到一种心灵的震颤。”
不管是当年在煤矿的生活，还是后来开餐馆的经历，都给荆永鸣提供了丰厚的素材积淀和独特的观察视角，使他能与小说中的人物处在同一个情感世界，进行“零距离”的接触。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他能以一种质朴的平民情怀和民间立场，满怀深情地讲述城市外乡人生存的艰难与坎坷，最大程度地逼近个人生命的真实，不加伪饰地展示个人遭遇的精神痛苦和灵魂尴尬，剥茧抽丝般剖析人性隐蔽的本真。
在他的外地人系列作品中，荆永鸣塑造了一个歧视、欺凌外地人的城里人群体。《走鬼》和《白水羊头葫芦丝》中的城管人员，尽管是职责所在，却难推欺辱之嫌。《保姆》中的瘫子处长，在水秀的精心照顾下，竟用他那只活起来的手去摸水秀，达不到目的，就采用种种丑恶和卑劣的手段。在《抽筋儿》中，作者设计了一个矛盾冲突集中的场景：烧饼骑着自行车去买油，被一辆桑塔纳车追了尾，连人带车地被弄了个前抢。令人气愤的是，那个“本地儿的主”先是弯下腰去，用手抹了抹桑塔纳与自行车接触的地方。只是一道小小的白印儿。手一抹，那白印便不见了。立起身后，看着跟前的烧饼，就问他丫是怎么骑车的。一个是“京A”桑塔纳，一个是没有牌照的破自行车；一个是白胖子，一个是黑瘦子；一个是本地主，一个是外地人。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烧饼却不识时务地用浓厚的外地口音反驳道,“你撞了人，还问我怎么骑车的？”于是，那“本地儿的主”不但破口大骂，还大打出手。当“烧饼”忍无可忍终于拔刀而起的时候，旁观的人又会说，“这些外地人，野着哪……”作品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小胡同里一次打架的过程，对城市外地人这个底层群体灰暗、复杂的生存境况发出了尖锐的质疑，对颐指气使的本地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而作品传达出的底层人群对尊严的呼唤、对人生的追求，使作品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张力。
一旦离开故乡，进入城市，就意味着永远成为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荆永鸣在他的外地人系列中，还描写了城市外乡人的漂泊感与精神尴尬。《口音》中，一群在北京打工的同乡人喝酒聚会，林老乡因为被人认为染有北京口音，竟然哭了，还很极端地说，“谁再说我口音变了，我操他祖宗！”“出来还不到一年，要是变了口音，我成了什么鸡巴人了我？”为了一个口音问题而翻脸，多少显得有些矫情，而作者却深有同感地解释道：“乡音是你的根，是你的魂儿啊。”为了改变生活处境远离故土进入城市，城市对外地人来说是陌生有距离的；而当他们要归乡时，难度却并不亚于进入城市。于是，他们只能长期漂泊“在路上”——在被城市生活和现代文化同化的进程中，留给外地人的也只能是口音了。
荆永鸣对底层人物的描写，并不是单纯局限于描写城市外地人的生活状况和命运遭遇，而是始终有一种忧虑，有一种思考，展示了他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悲悯情怀。
在《成功者老门》中，作者讲述了老门饱含血泪的奋斗史。老门迫于生计背井离乡来到北京，先是推销一次性餐具，后来在餐馆门前烤毛蛋。在反复权衡痛下决心后他接手了一家餐馆，在夫妻二人的苦心经营下，餐馆的生意日渐兴隆。在失去一只眼睛后，老门不得不把餐馆转让了。在离京回乡的时候，老门郑重其事地歪着头，用一只眼睛看着“我”说，来闯北京的时候，兜里只装着一千块钱。现在，我的折子上已经存了八万。我是不是成功了？这时候，老门很满足于他存折上数字的增长，却忘记了他一路走来的汗水和痛苦，忘记了被不明不白罚去的五万块钱，忘记了他永远失去的那只眼睛。荆永鸣用他锋利的笔，划开了城市灯红酒绿的面纱，直视处于城市底层的外乡人的生活状态——这些人生命的唯一价值就是活着，竟然还无比艰难。他们被生活的艰辛压得无暇反思自己命运的悲剧本质，甚至会为微不足道的所得而高兴，这样的描写在创作上达到了“含泪的笑”的高度和深度。
在《大声呼吸》中，主人公刘民是一个餐馆的老板，按理说，在城市外地人中是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可文章中写道，他们租了一间房子，因为隔壁老头心脏不好，平时夫妻俩在所有与声音有关的事情上，说话、看电视、开门关门、甚至是上床睡觉都要小心。有一次夫妻俩吵架，妻子想哭又不敢哭。后来，丈夫看妻子实在憋得不行，就打车和妻子一起到郊外去，想让妻子哭个够。可是在空旷无人的郊外，妻子反倒哭不出来了。作品中人物的精神压抑和欲哭无泪，把作者的落笔处和读者的着眼点从外乡人的生活需求转化到了精神需求，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作者将他的悲悯情怀提升到了人文关怀的高度和层面，是荆永鸣创作日趋成熟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