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儒回忆录（三）

辉哥谈天摄水

　　杨子儒，1914年7月出生于吴川塘缀低岭村。抗战时期任吴川世德中学党支部书记，曾任南路抗日解放军第四政治处主任。解放后首任吴川县委书记、吴川县县长。1953年任黎湛铁路修路办公室副主任；1955年初任湛江行政公署民政处处长，1955年秋任茂名县第二书记；1956年秋任海康县委书记；1958年任雷州青年运河修建副总指挥、青年运河管理局局长；1960年夏任茂名贸易部长、统战部长兼宣传部长；1975年任湛江港建港指挥部副总指挥；1979年任湛江党校党委书记、校长，一直至1985年离休。2009年病逝于湛江，享年95岁。

今把《杨子儒回忆录》载于此，以飨读者。一一编者

【上接（二）】

温焯华为了便于发动群众，在我村创办一间小学，调叶杨眉去当校长，陆枢做教导主任，教师董育才，加上抗日前线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五、六人成立特委机关党支部，陆枢为支部书记。党支部吸收了低岭村的进步青年杨华入党（1945年1月参加武装起义，1948年牺牲）。党支部还在低岭村开办农民夜校，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并成立联防中队。杨惠儒为中队长，袁德权为中队指导员，开展军事训练。

那时我被安插到国民党通津乡政府做乡长，一方面掩护抗日前线指挥部，做特委机关的保卫工作；另一方面利用乡长职权掌握乡公所的武装，为武装起义做准备。温焯华布置我在通津乡内成立学校，我接任务后先后成立了8间小学，并安排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其中工作。那时共产党布满通津乡，我们通过学校做群众工作，扩大武装。我大部分时间在乡里工作，也经常回低岭村接受任务，贯彻特委温焯华的指示。在通津乡公所内我们建立一个党支部，有乡队副车克猷、班长袁德权和我等4名共产党员，后来又吸收低岭村杨尧入党，让他做自卫班副班长他常以乡公所的名义下乡，实际上是去做党的工作。当时全县都是这样搞，名义上是国民党乡公所，实权却掌握在共产党手中。

我的家变成特委派出机关所在地。我父亲这时在平定圩做生意，家里只剩我母亲、光谋老母几个人。她们积极支持革命，特委机关由我家照顾，需要什么给什么。村里群众也很支持革命。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纷纷要求参加抗日游击队。甚至儿童也动员了起来，成立儿童团。陆枢为团长，杨树芬系骨干成员。儿童团负责站岗放哨检查来往行人，保卫工作做得相当好。起义前温焯华布置学生收集铜锡金属，由陆枢同志负责翻装子弹，做大印。他们一共做了三枚大印，一是抗日游击司令部大印，二是第一支队大印，三是第二支队大印。村里人以捐献铜锡为荣，翻箱倒柜把家中所有的铜锡献了出来。临起义时，群众炒米，做蕃茹干，为部队筹备干粮，支援武装起义。武装起义时我村共有50多人参加，青年人几乎全部参加。低岭村是特委派出机关所在地，是坚强可靠的战争堡垒和革命根据地，她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频繁扫荡、抄家、抓人，我村累计有5百多人次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抓捕、审训和严刑拷打，但他们都坚贞不屈，不肯泄露革命的秘密。还有杨尧、杨华、杨绍儒三位青年在武装起义中先后献出宝贵的生命。解放后他们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4年12月南路特委在低岭村召开了吴化廉梅主要领导干部会议，黄明德、王国强、黄景文、陈醒亚、杨子儒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成立5个大队1个独立中队，并争取张炎一同起义。1945年1月西南区特派员黄景文领导的林林大队、陈汉雄大队（郭达辉政委）在东桥、石门泮北首先打响武装起义第一枪。随后王国强领导的陈以铁、朱兰清大队在吴川泗岸起义；黄明德领导的梁宏道、李一鸣大队在化东南、茂南起义；陈醒亚领导的罗明大队在化南甘村起义。我们白藤、低岭、樟山的学生和农民组成独立中队，陈耀连任中队长，杨子儒任指导员。独立中队原计划为司令部的警卫连，罗明大队负责司令部的警卫后，我们中队跟随陈以铁大队一起活动。

张炎的高雷人民抗日军，同意与我党组织的武装部队一同起义，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不料起义的消息被内奸——张炎的秘书郑洪潮泄露给国民党反动政府。这时邓鄂155师驻高州，企图将起义武装扼杀在摇篮中。李昌率领的保安团已打到化县，将化县联防队副、县府秘书文绍昌杀害，逼使化县县长庞成自杀。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张炎决定马上起义。他在通知我游击司令部的同时派出张怡和1个团，张世才1个团攻打塘缀的国民党吴川县县府。1月14日一举攻下塘缀，拿下伪县府，活抓了伪县长邓侠。我特委接张炎通知后即派出陈以铁大队配合作战。当陈赶到时，塘缀已被张炎攻下，陈以铁大队冲入塘缀，打开监狱，释放全部政治犯。随后张炎部队与我游击队配合作战，全部收缴国民党各区乡公所武装，占领粮仓，开仓济贫，并一举解放吴川县全境，群众欢欣鼓舞。

吴川取得胜利后，南路特委原定集中兵力打高州，鉴于这时南下围剿我武装起义部队的敌人主力已到吴化，特委决定放弃攻打高州，撤到粤桂边境建立根据地。这时张炎部队在武陵取得小胜，把部队拉到灯草庆祝。国民党政府派铁胆和黄镇几千人围攻张炎。他们化装成游击队，活抓了哨兵，然后用轻重机枪、大炮突然袭击张炎部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四处溃散。灯草失败后，张炎决定到广西找李济深、张发奎商量抗日大计。他不听陈信材等共产党人的劝告，执意要去广西，不幸在进入广西陆川时，被国民党玉林专署主任梁朝矶捉住，密报李汉魂及蒋介石，蒋下令就地枪决，张炎将军英勇就义。其部属詹式邦带200余人回吴川，张启彬带领其余人员到南二洋界（高岭避难）当了日伪军。

不久特委派邓连章找我（这时我搞联络工作，未随部队转战），叫我带他去陈以铁、梁宏道两大队传达司令部命令。我找杨奇带路，在石九塘十二岭金鸡洞一带找到陈、梁两大队。邓连章传达司令部让陈、梁大队留在吴川东北牵制敌人的命令。两大队干部在讨论贯彻司令部意见时产生分岐。鉴于敌人已开始扫荡吴川东北，我部队在吴川已无法立足，有人主张转到遂溪敌后，也有人主张上茂西，当时主张上茂西的人多，只有王国强等少数人主张去遂溪，邓连章同意多数人的意见，把部队拉上茂西。由于情况不明，部队到茂西就遭到敌人包围，部队被打散。在这次战斗中，有十多个同志牺牲，十来个同志被捕，陈以铁因受伤而被捕。被捕的同志被押到高州西岸江花庙，敌人用尽各种毒刑，但陈以铁等同志坚贞不屈，威逼利诱都不能使他们屈服，几位同志英勇牺牲。特别是陈以铁同志，视死如归，残忍的敌人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高州城门示众7天，群众见到无不落泪。大队失利不久，朱兰清回到吴川，其他被打散的同志在李一鸣带领下，也陆续回到吴川。朱兰清向我讲述大队被打散的情况，并要找司令部请示。我便派人带他去遂溪找到司令部，温焯华同志指示他迅速收集失散人员，重组队伍。于是朱兰清同志回到泗岸翟屋一带收集队伍。当时我们独立中队没有到茂西，留在吴川坚持斗争，力量保存比较好，但在敌人反复扫荡下亦难以坚持，逐步失散。特委知道吴川两大队、独立中队的情况后，马上派人叫我下坡头。我在坡头南二海关楼附近见到袁德权（特委交通），温焯华写信叫我去滨海区当特派员，让我首先建立沿海秘密交通线。由于敌人设卡盘查很严，人员来往十分困难，特委与上级亦失去联络，所以特委决定从坡头、南二、鉴江口到梅菉、电白、阳江、台山，再由台山经沿海到香港，建立一条沿海秘密交通线。我负责吴川这一段，下设几个交通站，一个站设在垭田村李池母亲家，一个站设在鉴江口烟楼村，陈祥芳当站长。该站主要任务是负责接送人员过海，为此又派张胜泉到对面海沙角璇建立一个站，几个人在该站日夜值班，以便及时接送来往人员。我们很快就把交通线建立了起来，恢复了特委与分局的联系。

我和张怡和又商量怎样做张启彬日伪军的策反工作。我们给张讲形势、讲前途、讲特委的意见，指出日本很快投降了，日本鬼不能依靠，应该返回游击队。他思想转变，同意把部队400多人带到遂溪整编为南路人民解放军第五团。李智毅在坡头当汉奸，他的部队在海关楼，经过策反，他一个营亦与张启彬一起拉到遂溪整编入第五团。五团还包括朱兰清收集的队伍，张炎的部属曾伟带领的几十人三方面共500人。张怡和当团长，朱兰清当政委。化吴部队则编为第四团，罗明当团长，唐彪为政委，王国强当政治部主任，杨子儒副主任。整编后，开展训练，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廉江、遂溪同样整编部队，开展训练，准备恢复游击区。

第三章、为建立人民政权而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在我们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国民党抢先回来接收。国民党省主席李汉魂派集团军司令邓龙光带两个军来湛江，借接管湛江为名对共产党的武装部队开展更残酷的大扫荡。这时南路特委开会布置各团到原起义的地区坚持武装斗争，指示以连为单位活动，立刻行动，并临时调整了领导人员。朱兰清调回合浦，我与王国强带五团上吴川，陈醒亚、程耀连上化州。这时敌人一个师驻扎在吴川，住满了塘莲、东山等村庄，但低岭、樟山不敢住。我们接命令后连夜行军，一夜之间从遂溪突击上吴川。王国强部队开上白藤，我带一个连到塘莲。下半夜，我们与住在塘莲的敌人发生遭战，我们连被打散。第二天我们找到王国强，集中部队到白藤，白藤高岭亦有敌驻防，我们在东心涌坚持一段活动，也被敌人打散了。敌人采用“耙齿”式扫荡，每个村庄都不放过。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部队损失很大。我村杨尧在塘莲低山撤退中受伤，回到家乡养伤，白天在岭头隐蔽，晚上回村，后来被反动保长知道，带敌人捉他，把他拉到塘缀严刑铐打。杨尧同志坚贞不屈宁死不招认而英勇就义。在邓龙光大军压境扫荡下，吴川、化县游击队遭到很大损失，五团、四团均被打散。南路特委看到情况严重，决定收集部队，准备西征，留下一部分人以武工队的形式坚持斗争。另一部分人即遣散撤退隐蔽。9月份我调到电白马踏区，以教师身份掩护，坚持游击斗争。在电白我工作大约半年时间。

1946年3月，国共第二次谈判。经党中央努力，迫使国民党承认我部分武装力量，在广东只承认东江纵队。党中央决定东江纵队北撤山东，广东其他地区已暴露的部份领导骨干也跟随东江纵队北撤。上级决定电白地区严子刚、陈广杰和我三人北撤。按照上级安排，我们在水东乘船去香港集中。但到香港后，我发冷发高烧，组织上让我留下医病，把我交给九龙东江纵队办事处何竺主任，我只好留香港医病。病好后组织派我到南光中学教书。南光中学是南路党撤出后在香港开办以纪念张炎的学校。我在那里教书不到一个学期。

1947年春节前温焯华去香港，说南路形势好转，要开始搞武装。吴有恒来到南路，要在南路收集力量大搞。温派谭廷栋找我，要我回南路打游击，我自然服从分配。从香港回到湛江后，经交通员引见，我见到了吴有恒，吴说形势已经好转，要搞武装斗争，指出搞武装斗争吴化是重点。于是写介绍信派交通员带我回到化南。吴有恒是广东省选出去延安参加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七大”代表，会后派他回广东分局工作，分局又派他回南路。这个人很有谋略，他既有军事常识和作战经验，又有政治水平，还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当时正是南路最困难的时候，群众也好，隐蔽的同志也好，由于长期隐蔽，情绪苦闷，但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他们迫切要求武装斗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