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儒回忆录（二）

辉哥谈天摄水

　　杨子儒，1914年7月出生于吴川塘缀低岭村。抗战时期任吴川世德中学党支部书记，曾任南路抗日解放军第四政治处主任。解放后首任吴川县委书记、吴川县县长。1953年任黎湛铁路修路办公室副主任；1955年初任湛江行政公署民政处处长，1955年秋任茂名县第二书记；1956年秋任海康县委书记；1958年任雷州青年运河修建副总指挥、青年运河管理局局长；1960年夏任茂名贸易部长、统战部长兼宣传部长；1975年任湛江港建港指挥部副总指挥；1979年任湛江党校党委书记、校长，一直至1985年离休。2009年病逝于湛江，享年95岁。

今把《杨子儒回忆录》载于此，以飨读者。一一编者

（续一）

1938年彭中英回到梅菉。他是大革命时期的特委书记，化州县的领导人。他与陈信材是大革命时期的战友。抗战开始他们去武汉找周恩来要求到延安去（周当时是中共长江局书记）。周恩来让他们回南路搞抗日救亡，说南路即将沦陷，南路需要人，并指示他们协助张炎开展抗日工作。他们回到南路后，全力推动南路抗日运动。张炎知道他们是大革命的元老，很器重他们，请他们做高参。他们为张炎出过很多好主意，例如，建议张炎将军：成立第十六干部教导队，以训练抗日骨干，为扩大抗日力量做好干部准备，地点就设在原世德学校；成立战地妇女服务队，既搞群众工作又搞医疗服务；成立抗日武装自卫队，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5月份，陈信材向张炎提出要办一份报纸，宣传抗日。张炎积极支持他。这时我在第七宣传队做文字宣传工作，我没有参加剧团。陈信材到第七宣传队物色人，把我找去，叫我筹备“南声日报”社，出版“南声日报”。我说没有钱怎么办？他说，发动群众捐钱、入股。于是我找到广州读书时的同学梁同新、陈培泽及张德钦等人捐钱。同时开始物色报社编辑、记者等干部。苏翰彦回北海找人，我找梁同新的侄子梁振邦、易叔猷入报社工作，易是读新闻专业的。苏回北海找到吴世光、冯廉先、苏坚等来报社工作。陈信材任社长，苏翰彦当总编辑，我任秘书。筹备了一个月，1938年6月“南声日报”正式出版，每天印二、三千份，发行到高雷各县。它成为共产党宣传抗日、宣传党的主张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先安内后攘外妥协投降政策的有力武器。

这时梅菉的抗日形势非常好，既有爱国将领张炎在号召、发动，又有共产党元老做中流砥柱，还有肖光护等骨干力量做中坚，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迅速掀起。梅菉成了南路抗战的中心。

1938年在梅菉工作时，在陈信材、彭中英等革命老前辈帮助教育下，读了不少进步书籍，政治觉悟有较大提高，工作能力也有所增长。当时我决心跟共产党走，献身革命，不把日本打败誓不罢休。9月份学校通知复课，同学们纷纷回校，我决定留下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10月张炎将军被任命为第七区专员，专署设在高州。张炎把游击司令部机关从梅菉也搬到高州去。只有少数武术馆和抗日国技馆留下。我们报社人员也随同前往，“南声日报”从此结束。在高州，张炎接受陈信材、彭中英建议，成立抗日乡村工作团。招收了300名学生，经1个月的训练，分派到6个县去做群众工作。我们梅菉第七宣传队的人成为其中的骨干。当时，乡村工作团集中在高州西岸江花庙受训。仿效陕北抗日大学的做法，团内设党支部，党员有周天明、林林、叶信芳、阮明几个人。管理上仿效延安抗大的十大守则，课程有《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论新阶段》、《论游击战》，还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论政党》、《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等。我读了“论政党”后便提出入党要求。训练结束，全团分成6个队，吴川队长陈信材，副队长林林，后来林林改任队长。1939年1月林林吸收我入党。而后我随林林回吴川工作。

陈信材对吴川情况很熟悉，他是大革命时期吴川的领导人，曾任吴川农协会长、中共吴川党总支书记、吴川国民党改组委员会负责人等。他把大革命时期跟随他的幸存者介绍给我，同时告诉我很多大革命的情况。早在出版“南声日报”时他就叫我找这些人，吴阳找李维新的父亲李赞枢，黄坡找李西英、陈礼周等，振文找彭成贵，请他们协助发行“南声日报”。陈信材的作风称得上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作风深入，平易近人，讲话很通俗，讲故事、讲形势，群众很愿意听。他当队长时到哪里都与群众讲话，除口头宣传外还出墙报，办农民学校等。所到之处都开展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板桥、塘缀、黄坡全县都走遍。张炎也很会做工作，让我们用“旧瓶装新酒”，给我一百大洋，叫我回吴川集中全县30多个木偶戏班，组织他们，以木偶戏这个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抗日。我与袁俊元、孙文山3人训练他们。先是听我们讲抗日道理，讲故事，而后由他们自己动手编剧，排练节目。训练不到1个月，他们就回到全县各地演出打日本鬼子的木偶戏。以木偶戏的形式宣传抗日，效果很好。吴川与其他各县一样，通过乡村工作团发动群众，使整个南路掀起了抗日高潮。那时，到处讲抗日，到处讲日本鬼子的凶残，讲抗日英雄的故事，抗日气氛甚浓。在这期间我们向陈信材学了很多东西，如怎样做群众工作，平易近人……。至今，吴川很多人仍记得我们宣传队的事。

1939年2月，南路党组织派林林组建吴川特支，他带我回梅菉，派我去吴阳当吴川县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队长，继续做群众工作并直接与他联系。吴阳虽然是封建堡垒，但在抗日高潮到来之时也有变化，所以招收战时工作队人员时也有很多人来考，当然有些是跟潮流的。这时我已独立开展工作，独挡一面，当开荒牛。陈培泽大学毕业后也回到吴阳教书，我常找他，让他发动学生搞宣传。这样吴阳很快就搞起了抗日宣传，形成了抗日的气氛。我们常在板桥、塘缀、振文、黄坡一带活动，这样搞了大半年，我做群众工作便有了一定的经验。在黄坡工作时我经常到中小学校去，如去钓矶岭小学，陈诗帆在那里教书；去岭头小学，程耀连在那里当校长；去川西中学，黄保善在那里工作。他们在中小学校做了很多群众工作。后来吴川武装起义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参加，与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1940年国民党在全国乃至南路掀起一股反共逆流，张炎被迫下台去香港，林林已经暴露，准备撤走。我和张德钦、李一鸣、李载庚、王惠兰、康马仔即容启钦等二十几人，在原世德中学校舍参加党训班，系统地学习党章，学习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根据斗争的需要，党训班为党员转入地下斗争进行教育和安排。学习后我被分配到振文小学工作，与全家荣、崔永康三人成立一个党小组，农村也有一个党小组，是大革命时期的5名党员（此前，特支书记林林曾派沈汉英去联络和恢复他们的组织关系）。总共8名党员交我领导。我调一个党员入学校当校工，实际上是让他做交通工作。彭成贵在墟上开缸瓦铺作为交通站，与梅菉保持经常联络，传递文件、报纸等。振文的学生经过抗战宣传教育后政治觉悟都有一定提高。我们以教书为掩护，做学生工作，星期天下村去做农民的工作，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准备吸收一些人入党，但因情况紧急，未来得及做就撤退了。那时国民党区政府就在振文，区政府有个督导员，这个人很反动，经常到学校侦察我们的情况，汇报给国民党。我们向特支汇报情况，特支认为他是特务，但在反共势力猖獗的情况下，没有办法除掉他。党组织布置我们隐蔽，不露锋芒，只限于做群众工作培养积极分子，不开展武装斗争。陈登桥、陈登权、陈振域就是当时的积极分子。后来组织上为了安全决定把我们3人调走。

1941年我调回塘缀镇樟山村世德学校工作。樟山环境较好，虽然也有反动力量，但学生中进步的多，又有董事长张炎撑腰，工作比较好开展。樟山是张炎的家乡，世德中学学生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大部分是进步的。当时，我任世德学校党支部书记，负责世德中、小学党组织工作，还负责社山、翟屋小学及塘缀区党组织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成立学生读书小组，组织学生开展读书活动，读进步书籍，读“新华报”。张炎很支持我们的工作，还送一批书给学校。但世德中学的校长冯卓彤很反动，经常与我们作对。他借口检查卫生，翻学生的行李，查找进步书籍，没收张炎送来的书。我们针锋相对进行斗争，发动学生选进步青年李石为学生会主席。这个人有胆识，敢作敢为，与反动势力斗争坚决。虽然，校长冯卓彤、教导主任谭任远还有两个老师是反共的，但绝大多数学生、老师是爱国的、进步的，所以他们还是很孤立。诚然他们掌握着学校的大权，仍然可以做很多坏事。有一次陈信材的女儿陈伟德被查出藏有“新华日报”，校长把她扣押起来送去县政府，谁知县政府教育科长梁宏道是共产党员，督学陈任华也是共产党人。教育科长反问校长:“你是怎么做校长的？你失职，你教育无方。”“学生读进步报纸有什么罪？”责令放了陈伟德。校长灰溜溜地回到学校，学生趁势把他包围起来，质问他为什么抓人？看爱国书报有什么罪？学生会主席打了他两巴掌。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以后他规矩了很多，后来他不敢再呆下去就辞职了。他走后谭任远当了校长，谭虽然反动但不敢那么猖狂。这个时期的群众工作为1945年武装起义准备了群众基础。起义时，世德中学有百几人参加，小学也有20左右人参加。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周围村庄成立民众夜校。低岭村、东山村各有一间夜校。除教农民识字外，还教育农民起来抗日，保家卫国，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成立游击小组，吸收表现好的农民参加党组织。那时有10个村成立了游击小组，包括黄竹堂、低垌、那园、张屋、岭脚、东山、低岭、塘吉、北丹等。我们组织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去教夜校，李通、李钦都是负责教夜校的。当然办夜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准备日本鬼子进犯时进行武装抗日斗争。我从振文小学到樟山世德学校，经历了5年时间，是地下党时期。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无合法地位，国民党企图消灭我党组织。反动派有枪杆子，我们无枪杆子。我们的方针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能暴露，暴露就得转移。

1943年春，日本鬼子在广州湾登陆，占领了雷州半岛，吴川成了抗日前线。中共南路特委决定以吴川为中心，领导吴、化、廉、梅边地区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为此，派特委委员、组织部长温焯华和部份机关工作人员于1943年3月进驻低岭村杨子儒家书房，建立特委派出机关和抗日前线指挥部。工作人员有王国强（兼秘书）、叶杨眉、陆枢、杨子儒、苏迈、杨少英、袁德权等。指挥部设在这里是为了便于和各区特派员如王国强、黄明德、陈醒亚、黄景文等领导同志联系，以指导吴化廉梅边地区工作。特委书记周楠亦常来这里指导工作。南路特委抗日前线指挥部建立后，即布置成立抗日联防队。那时吴川县府在塘缀，特委通过张炎将军推荐詹式邦当吴川县县长，兼抗日联防区主任，我党派陈信材做副主任。杨子儒当北区（塘缀板桥一带）抗日联防队主任。那时吴川分三个区，除北区外，还有东北区、西南区。振文樟铺属东北区，主任是陈以铁，龙头石门为西南区，陈信材兼区主任。每个区成立一个抗日联防大队，我推荐张世才任北区大队长。下设两个中队，张启彬任中队长，低岭村杨惠儒任副中队长，还有一个中队长是张启光。联防大队成立以后首先进行训练。这时日本鬼多次侵犯西南区，黄景文等带领西南区联防大队打了几仗，击退日本鬼子。特别是勾廉岭一仗，张炎将军派詹式邦率一个中队前来支援，打得日本鬼派兵增援才得以逃脱，打死了一个日本军官和几个日本鬼子，缴获一大批武器。联防队第一次对日作战就取得了胜利，于是在塘缀开大会庆祝，号召群众团结抗日，保家卫国。我们北区大队没有与日本人直接接触，但与日本汉奸、特务作战两次。当时日本鬼所到之处都收买流亡地痞，发给他们枪，把他们组织起来，美其名“和平队”，实际上是“汉奸队”。吴川最大的汉奸杨江四，充当日本“和平队”，在板桥塘缀一带活动。我和张世才带人攻打荷木山，消灭了这股汉奸土匪。第二次在风坑村，它位于板桥和樟铺边界，敌人有十几、二十人，打了一天，被我们消灭了。从这时开始，至日本投降的两年多时间里，日本鬼始终未能占领吴川，正是因为有联防队，有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与张炎将军的部队一起团结战斗，保境安民，才使吴川没有沦入日寇之手。

1944年秋，日本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因战线拉得很长，力量分散，已力不从心。为了摆脱其在南面的危局，日本人企图打通雷州半岛至柳州、衡阳的湘桂线。打通湘桂线，就意味着南路沦陷成为敌占区。南路特委根据中央南方局关于加强党的建设，重点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决定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起义。1944年12月，南路特委成立南路人民抗日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周楠，政治部主任温焯华，各县成立抗日游击大队，下设若干中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