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贤妻（二）

黄炳生

妻子天性乐观，是个快乐的人，她的笑点极低，从早到晚笑个不停。妻子的快乐，源于知足，她对金钱名利、对身外之物，对人生未来没有太多太大的追求，满足现状，满足当下，所以知足常乐。

有一次在外地，妻子去小超市买口罩，不知何因，老板对她爱理不理，态度很冷淡。付完钱后，她清点口罩数量，发现多了一个，于是她满脸笑容地跟老板说：“口罩多了一个，我再给一个的钱。”妻子象这样主动退补多给的物品或钱，是常有的事，但老板显然被妻子的举动怔住了。

妻子说那一刻起，老板象换了一个人似，对她满脸堆笑，态度变得非常的好！妻子的人缘极好，我观察她的好人缘不少就是这样“逆来顺受”，“逆来乐受”结下来的。

妻子经常这样笑着自嘲：“我这个人很贱，很不要脸，我就是个`贱人'。”

我见过很多次，因为某种误会或其他原因，人家不理妻子，妻子遇到人家都象没事的一样，主动热情地跟人家打招呼，一遍不理，就二遍、三遍；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直至“化干戈为玉帛"。

通常有过这样几次“不要脸”地应对，那些人最终都成妻子的好朋友，都从心而赞妻子，由衷尊重妻子了。

妻子待人友善，象个小太阳，走到哪，光明照到哪，温暖带到哪。

在单位，她尽心尽责做好本职工作，深得领导赏识，同事敬重，群众满意，连续多年被单位评为“优秀”。

儿子三个月就随妻子住到单位，当时我在部队，妻子一个人既要带孩子，又要上班，其间经历过怎样的苦，怎样的难，我很难想象。妻子对我总是报喜不报忧，我没有听妻子叫过苦，喊过委屈，也没见她抱怨过。

当时单位宿舍的居住条件虽然老旧简陋，但却是极其温暖、快乐、幸福的窝！

我记得，做饭的时候，总有人送菜送肉送点什么，吃饭的时候，来蹭饭的人也不少。

平时上班空闲，同事或来镇政府办事的村干部、群众也常来宿舍泡茶聊天，陋室从早到晚充满欢声笑语。

我感受到我的孩子拥有幸福的童年，他得到很多人的爱。一会儿这位叔叔骑摩托车载出去玩，一会儿那位阿姨抱着一起上街买菜，刚刚会走路，他在政府大院各家各户随便窜，大家给予孩子的关爱超过我这个常常不在身边的兵爸爸。

我在宿舍呆不住，喜欢四处走走逛逛，单位里有摩托车的同事，都乐意当司机向导，曾经为我服务过的，应该不下20人。

从这些点点滴滴当中，我感受到来自众人的友爱，巨大的温暖，而这些爱和温暖的收获，其实就是妻子友善待人、广施普惠的回报！

那些年，我听到了许许多多来自各个阶层各个角落的男女老少对妻子的感激和赞美，也亲见妻子随时随处无所求地救人之急，帮人解惑，给人欢喜，引人向上的种种善行。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家崇尚利益，轻溅道德，一切向钱看，社会风气不太好。妻子在那样道德滑坡的年代，能始终保持与人为善的初心，实属不易，也因此得到极好的口碑和尊重。

从1994年结婚至1998年，我和妻子、母亲三地分居，偶尔回家探亲，多半住在妻子的单位宿舍，蒙妻子之德荫，我和妻儿在镇政府这个临时小家，度过了五年难忘欢乐的幸福时光。

1999年，新居落成，我把母亲接过来住，事先我与妻子"约法三章”：不花母亲的钱，活要干好，但不能居功（要考虑一大族人的感受）。

或许是原生家庭曾经因为分家、分财产吵吵闹闹，我对母亲的钱特别敏感，我当时真的希望母亲能净身入户，接受我和妻子的孝养。

2002年，我动员母亲把身上所有的钱全部捐给“慈济功德会”去做慈善，母亲也因此成为当地第一个“裸捐”的慈济会员。母亲往生后，当地慈济团队来给老人家助念送往生，当我把母亲的捐款发票展示给大家时，许多慈济人第一次知晓，无比感佩母亲的善举，对老人家肃然起敬！

“裸捐”之后，不管是政府慰问或家人朋友逢年过节孝敬母亲的钱，妻子都要一一做帐登记存起来，坚决不花老人家的钱。这笔钱，老人走后，经家人同意都用在给老人做功德。

为了丰富老人生活，圆满人生大愿，在我一再地鼓动下，老人家从2001年开始茹素念佛。

从那时起，老人家的生日，我们都以放生或做慈善等方式庆祝。

老人家八十一大寿，我们买放了2000多只鸟给老人家祝寿，当时家人们也都一起参与随喜。

老人家九十一大寿的时候，我们办素食宴请一大家族和街坊邻居，并倡导新风，只接受祝福，不收红包和礼物。寿宴开了好几桌，来义务帮忙的人很多，宴席上充满欢声笑语，老人家更是欢乐开怀。

街坊邻居及义工与母亲合影

大家族合影（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