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苏石铭》- 母亲的回忆录22

我在(woozii)

1939 母亲在昆明打工的装扮

4.9 滇、黔驿运交通所

抗战的前两年，战区（包括沦陷区）来昆明读书的大学生，绝大多数吃、住不用自己发愁。寄宿学校不收费，吃饭有十七元“贷金”。

进入抗战第三年的时候，昆明市外来人口剧增，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消费水平，物价飙涨。

“联大”、“云大”的教授们都生活拮据，就连著名教授闻一多先生也靠刻图章、到中学兼课来补贴家用了。更别说战区来的学生们，吃饭都面临困难。

学生们自找出路，靠“打工”自给自足。一时当地的机关单位、商店等，到处可见男女学生的身影。

机关单位上班时间与学校不同，为了躲避空袭，昆明机关单位的工作时间改为从下午三时工作到晚上十点。而学校仍然白天开课，这样学生们外出打工，可以学习、打工双不误。

我自从考入“云大”，住进了学校的女生宿舍，不收费，又取得了贷金，所以整天高高兴兴，不愁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早餐固定吃饵块，一角钱解决问题。午饭晚饭吃米线或是煮饵丝，也是一角钱。有时改善伙食去吃包子，四只包子二角钱。

时到1939年，每一个包子已经涨到一角钱了。此时此刻，包子铺的门槛都难迈进了。

为了生计，我只好求助于刘先生。刘先生托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驿运单位的工作。我白天上课读书，下午三点到十点驿运所去打工。

这个驿运所的名称是“滇、黔驿运交通所”，地址在大东门外，一栋二层楼的四方院落，是早年有钱人的大宅子。

我来去上班都要经过一段被炸毁的残垣断壁的街道，离我住的女生宿舍路程很远。

我第一天去上班，很高兴，又感到很新鲜。能到这样的机关工作，说明我已经是大人了！

我把平日穿的旗袍洗得干干净净，穿在身上很是整洁。在介绍人李镜东先生（后来我才得知，他是从新四军那边来昆的人）引导下，进了办公大院。

没有看到所长，是一位科长接待我们。科长喊人把我领到北屋一楼一大间办公室的座位前，拿给我一套纸、笔、墨等办公用品。

同屋共有四个人办公，除了刚才接待我们的科长外，另外两个，见我进屋时都有些吃惊的样子，站起来点点头，算是认识了。

我拿起一块毛巾，擦桌子内外，重新整理了一下，等着科长安排工作。

时到六点，同事中那个中年先生拿来一套碗筷，让我一同去吃晚饭，并告诉我明天要自带吃饭餐具。话不多，挺热情的相助。

这时候我才知道，除了发五十六元工薪还免费供顿晚饭，我很是高兴。

吃过饭科长交待我的工作是做办事员，放我提前下了班，先熟悉熟悉路。

我在驿运所一连上了半年多的班，签名薄上都是添着准时。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结束了我的打工生涯。

这件事祸起我写了一篇观《蜕变》一剧的杂感，竟遭开除。

抗战时期，昆明的戏剧活动一直很是活跃，不少文艺界知名人士来到昆明，为不同的剧种提供了发展条件。

艺术人王旦东回到故乡，担任了云南省教育厅的文艺专员。他首先创立了“金马话剧团”，上演抗日救国节目。其他“话剧团”迅速兴起，外省的话剧团也来昆上演。

我得知正在上演曹禺的新作《蜕变》一剧，忙去看了。这个剧讽刺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机关的腐败现象，恰与我打工的驿运所里乌烟瘴气的现象相似。我便写了一短文，揭露本机关某些现象。

　 我用真名真姓在《朝报》登了出来。驿运所负责人陈树人看到文章，很是光火！见我一个小小的办事员，胆敢冒犯他一个大大的领导人，大笔一挥：“除名”，下了开除令。

　　我在这里打工快有年把了，与同事相处都还不错，有的人要去替我说情，有的人劝我去认个错，可能会收回成命。

我写文章有什么错？难道写的不是事实吗？年轻气盛的我一一谢过同事们的好意。 历史上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先辈，我打工的工钱，当时在昆明还买不到五斗米呢。

　　我不为两斗米折腰！提上大包，吾去矣！

1945年美国援华军人Joseph Harvey Mathias所拍摄的昆明街景

4.10 “妇女组”

二月底的一天早晨，我正站在校门口的烧饵块摊前吃早饭，忽听有人喊我，一看是雷慧芳。

她大步走过来：“真巧了，我正要找你。彭老师叫我告诉你，今天要是没有空袭，下午课听完后，要你到女青年会钟总干事办公室去，她在那等你。定准要去呀！我捎信的任务已完成。”

我挺纳闷，找我会干嘛呢？我嘴里吃着，手里拿着，边吃边跑一直向教室跑去。

这天天气晴好，敌机也没来轰炸。上午是楚老师的课，他的课我一次也不旷过。

吃过午饭，整理妥当天的笔记，把墙报的来搞交给朱华大姐，下午三点我准时赶到钟总干事的办公室。

我还是第一次来她这里。进屋先看见郑速燕老师正在那里与钟韶琴总干事说着话。向她二位各鞠一躬。

郑老师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她从不让我称她老师。我知道她是从延安来的，特别是她平时少言少语，但发言时说的话都切中要害，便从心眼里更敬重她。

她见我向她鞠躬，微笑着摆了摆手。钟总干事则快速迎了过来，与我握手。

钟总干事主持女青年会的工作，为“妇女组”的活动提供场所。她对“妇女组”的工作很热情，为救亡工作的开展出了很多力。她对我这个还只有十几岁的学生这么客气，反倒让我挺不好意思的。她轻声地说：“先坐会儿，彭就到了。”

我坐下，她俩接着边等边说着话。我注意到这办公室可真简洁，除了钟总干事的木办公桌，还有十来把椅子。另外有一小桌上摆着茶具，再无其它家具。办公桌前盛开着一盆玫瑰色的山茶花，给这个房间增添了几分春色和生机。

钟总干事的为人可不简单。她虽已到中年，但尚未结婚。衣着一身布长衫，有时加穿一件短上衣。对人和和气气，办事认真精干，尤其善于与上上下下各种人周旋。

没留意彭老师已走进屋来。她看到我便说：“好，好，你也来了，那咱们一块商量商量纪念“三八节”的事。”

都坐下来后，彭老师开口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妇女组”做些工作，我立即点头，高兴地站起身来回答：“这事何须问我？乐干，很愿意出力！”

我一直都想能为爱国救亡做工作，参加“妇女组”正是我巴不得的。

她三位笑着拍拍手，彭老师大声说：“征求过楚图南总会长的意见，同意吸收你成为‘西南分会’的会员了！”

她鼓励我：“从此你要多参加‘妇女组’的活动，在工作中学习，提高办事能力，”

　　我激动得只是笑，也不知说些什么。

紧接着进入正题，如何组织今年纪念“三八节”的活动。

　　一番商量，很难决定，郑速燕提议看看《南方》有啥说道再做打算。钟、彭都同意。

　　大家都知道，《南方》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云南地下党支持的刊物。云南虽在蒋中央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区，可是龙云自称“云南王”，当时昆明是龙主席说了算的地方。云南中共地下党的态度，显然更能适应当地当时的开展工作。

不几日《南方》杂志登出“短评”，指出今年纪念“三八节”活动重点有三：要动员广大的工农妇女，积极参加到一切救亡工作部门里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在可能范围内争取妇女本身的一切应享受的权利；加强妇女界的团结。

彭老师说：“依据《南方》指出的新精神，咱们草拟一个今年纪念‘三八节’的活动计划。”

拟订活动计划的事责成我干，我接到任务既高兴又很担心，自己毫无经验，水平又有限，能按时完成任务吗？但既然交给我干，我就一定要干好！

八号就在眼前了，我赶忙去“联大”向“群社”“取经”，他们有着“北大”“一二·九”学运的传统，有着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宝贵经验。

又去文庙找五哥王旦东请教。旦东先给我讲了二十年代昆明妇女界第一次组织召开纪念“三八”妇女解放大会的情况。

封建的旧社会对妇女们开大会极尽污蔑诽谤之能，非但百般刁难，还故意破坏捣乱。正开着会时，有人故意把灯熄灭。昆明的一家大报竟污蔑妇女们在黑暗中哭“三八”！

反动派的恶行遭到与会者的愤怒反抗，群起把该报馆砸了。五哥强调说：“妇女求解放就要奋斗，那时的昆明妇女敢斗，敢砸报馆，很勇敢！”听了那时的昆明妇女姐妹斗争的故事，大大鼓舞了我。

他又告诉我，抗战以来，他组织花灯团，深入州县、农村采取旧瓶装新酒，旧词换新词，写抗日救国，公演宣传并教唱。影响非常好。

我心里有了数，初步拟出八条计划：

第一条：以“妇女组”为主，联合全省在昆明的妇女团体，一起隆重召开“纪念三八节大会”；

第二条：大会由“妇女组”邀请具有影响力的女作家或女名人讲述“三八节”的由来和斗争历史。同时提出今年应以积极参与救亡活动，要求争取抗战胜利；

第三条：大会请一位“分会”的名人参加大会讲话。拟请楚会长最相宜；

第四条：联合妇女团体代表发言；

第五条：大会会场设在省政府大礼堂，名正言顺，力求安全；

第六条：大会在高唱抗战歌曲中结束；

第七条：凭票入场，由“妇女组“负责印票，请联合各团体分发，力求广有工商、市民、妇女到会；

第八条：大会拟在下午两点或三点举行。如遇空袭票上告知顺延时间。

此外，还可以“三八节纪念大会”的名义，呼吁转移到州县的各中学校组织女学生深入所在农村宣传或教唱抗战歌曲，发动广大农村妇女参加爱国活动。

写就八条，心里不免诚惶诚恐，先请王老师给予指教。她看过挺高兴地说：“较比以前作文有进步，快送彭慧过目吧。”

我提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忙去交了卷。

一九三九年的“三八”节以联合省、市妇女团体召开的纪念大会如期举行，会场选在省府礼堂。

由于事前的准备工作做得细致完善，纪念会自始至终顺利进行，未受到任何干扰。

“妇女组”的分会平素活动相当活跃，尤其是参加各种救亡行动。比如会同其它进步团体举办餐前募捐会，慰劳前线将士，举办各种“座谈会”、“纪念会”等等。

我印象深的一次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大会，是在日寇敌机轰炸的空隙里举行的。地址在绥靖路（后名长春路）空着的一所中学里，到会人不少。

我刚进会场，刘老师就拉着一个青年人走了过来。我们已经多日未见面了，刘老师开口就说：“你也来参加很好！”并介绍《新侨报》特派员方刚先生给我。

这位记者人很年轻，如同他的名字，血气方刚。我已经看过他写的文章。

纪念会上每个发言都指出，要发扬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大无畏精神，投笔如投枪，犀利、深刻地与反动势力顽强战斗。

有个刚从前线回来的作家，他慷慨激昂地说：前方将士流血抗战，大后方却闲着打麻将牌。他号召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坚持抗战到底！

纪念会上群情激昂，气氛热烈。会后，《云南日报》将会议写成新闻加以报导，在全省扩大影响。

1939-40 母亲（左）在云南个旧农村

4.11 我所经历的昆明轰炸

一九三八年八月底，经过九个月的艰苦奋斗，起于中国昆明止于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终于提前竣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滇缅公路正式开始运输，成为一条运送大批物资的重要的交通线。

到了一九三九年入夏，日寇的空袭突然频繁起来，妄图摧毁我抗战大后方支援前线的生命线。

我亲身经历了昆明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狂轰滥炸的时日。

侵入的敌机架次一天比一天增多，几架、十几架，最多增加到一次三十六架，轮番轰炸。

尤其嚣张的是，日寇在广播里公开狂妄地叫嚣，要选定时间，一连八天轰炸昆明，量云南已无力量抵抗。

果然没过几天便真的开始了连续八天的狂轰滥炸。

每天上午八点左右，敌机的轰鸣声便在昆明上空响起，一架架满载炸弹的飞机，一次比一次更凶狠地轰炸。

五华山的云南省政府机关、金碧路的汇滇银行、惠滇医院、青年会都被炸弹炸中，损失惨重。

最严重的是第八次，日寇的飞机又是轰炸又是扫射。

这一天敌机提前一个小时侵入昆明上空，许多人还没来得及疏散，造成一时的混乱。

特别是大东门外出的人群，车辆聚在交三桥时出现堵塞，被敌机发现。开始时敌机是狂轰滥炸，接着又低空飞行，用机枪扫射人群。

　　受伤的人数无法统计，而被炸死的人的血肉肢体挂在断树残壁上，场面极其悲惨。

　　市长马伯良说，他死里逃生的朋友白孟感从交三桥回家时，背上还沾着死者的碎肉。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这笔国恨家仇记在账上，总有一天血债要用血来还。要打倒日本侵略者，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把敌人完全彻底地赶出中国去。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轰炸后的中国城市（网络照片）

4.12 吃在昆明

我在云南大学读书时住的女生宿舍，出门转个小弯是一段很短的小坡，下坡后经过一大栋平房，就是“云大”的校门。

“云大”校门面对着青云街，在这条街上有卖米线、包子的小店，吃饭很方便。尤其是卖早点的，校门外每天都有不止一个卖烧饵块的小摊儿。

当时，我每天的早餐都是吃烧饵块。饵块是用大米煮熟后杵烂制成，椭圆形的饼比巴掌大一点点，一般都是现吃现买。把饵块放在炭火上烤热，再抹上芝麻酱、辣椒酱等佐料，十分好吃。

只见卖饵块的小贩用一把小扇轻轻煽旺火苗，我站在摊前等吃。烤完一块儿拿在手里，边吃边等第二块儿烤好。我每顿两块足矣，只要一角钱。

进校门，上台阶，九十九级台阶，饵块吃完了，早饭吃饱了，也登上了“云大”的主楼“会院”。

我们的教室在主楼一层的南侧。听罢课，整理完课堂笔记，就要去吃中饭或晚饭了。

一般中饭或晚饭都固定下楼去吃汆肉米线或汆肉饵丝（就是把饵块切成条），每碗五分钱，每顿吃两碗。午、晚两餐共两角。

如此每天吃饵块、米线、饵丝者不光我一人，其中“云大”的同学也不在少数。

最初我自己独来独往吃饭、上课。不久，便与来自天津的同班同学胡俊彦同往同食，增加了不少乐趣。

先是她吃她的，我吃我的，边吃边谈而已。过了些日子，我俩互相请客了。

中午我请她，我很有礼貌地请她点餐：“是吃饵丝还是米线？”反正这个小店除了这两样吃食，再无其他。

　　她客气地回话：“Miss石，请随意。任吃其一啊！”我再请问她一次：“Miss胡，请选其一最愿品尝哪一种？以便遵命！”她复曰：“那我就不客气了，汆肉米线可要得（这是新学的云南话）？”我俩嘻嘻哈哈又笑又闹，店老板也逗趣地陪着乐。

一边吃一边乐，这餐我请客我出钱，晚餐由她请我吃，我点餐她付账，付出的钱都是两角。

每过个把月，我俩还要改善改善伙食，同去包子铺吃餐包子。

这包子实在太美味可口了，可按小胡的称谓：“每个就是秀气了点儿。”每一个包子都很小，还卖价五分钱一个。我俩的饭量，每人吃四个才能饱肚。这样开支一餐增加了一倍，即便如此消费一次，在当时还是可以支付的。

　　这一间门面小小的包子铺，居然能卖出如此精致的包子，老板兼大师傅的这个人物实在是太不简单了。后来才知道，他曾是大名鼎鼎的蒋百里府上的面案师傅。

　　蒋百里被称为是蒋委员长左膀右臂的重要人物，大学问者，大政治家。据说自抗战以来，他发现蒋介石这个人非救国治国之士，不愿与其继续共事，又难能脱身，只得愤而自刎谢世。

何时何故，他的遗属迁来昆明，而且偷偷住在“云大”的校门外我每天下坡路过的大平房里。蒋万里的两个女儿，蒋群（蒋英）、蒋华还是“云大”的同班同学呢。

　　真想不到，五十年代的一天，竟在一个展览会上与蒋群相遇了。她在留美时与钱学森结婚，新中国建立了，听从祖国的召唤，她随丈夫在周恩来总理安排下，回到首都北京。这是后话了。

再说这个包子铺，非但包子美味，得知店主身份后，被传为了“蒋百里包子”。

可是随着物价的飞速上涨，我们连自己的生活都无以为继，更吃不起美味的包子了。

1939 母亲在昆明大观园

《亦苏石铭》- 母亲的回忆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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