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九团回忆录之二十三，209团回忆录编委会选

京

方宏明

难忘的军旅 成长的摇篮

——回忆我在209团的军旅生涯

原军委审计署大校 方宏明

1969年12月16日，安徽枞阳。我们360名新兵乘坐敞篷汽车，奔向从军之路。

在车上，新兵排长王海宽给我们每人发了6元钱津贴。6元钱，对当时的我来说是笔大数字，高兴得合不拢嘴。

新兵直接来到合肥军供站，第二天一早坐上开往北方的专列。19日天刚亮，火车停了下来，排长王海宽打开车门，一股寒流扑面而来。车外白雪皑皑，有战友拿出毛巾洗脸，一下子冻成冰块。当天上午我们的军列就到了太谷，接着乘汽车来到县干部疗养院——新兵训练营地。

下午新兵连副指导员马继成通知各排，疗养院要为解放军慰问演出，马上给全体人员发放领章帽徽。戴上领章帽徽，新兵们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当天晚上演员们的演出热情和战士们的掌声、口号声响彻大礼堂：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为人民服务！

新兵连接兵连长赵所玉，65年入伍，山西人，回部队后就被调到太原办事处教导队任职，现任新兵连长王杰，指导员张双有、副指导员马继成。

我还清楚的记得，在我体检时有段令我终身难忘的小插曲：当年，上级分配给我们公社实际兵员名额15人，轮到我走进体检主检室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2点了，而且体检合格的人数已经快40人了。公社准备了不错的午餐，我听到有医生在悄悄地说，有鱼、肉、豆腐什么的。也许是医生们饥肠辘辘，都急着去吃午饭。我的主检医生只让我躺着按了几下肚子，就把体检表塞到抽屉里了。我一看有问题，而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体检了，万一过不了就完了，于是就大着胆子走到军医（后来知道是卫生队王荣德医生）身边，跟他说：军医，我身体没有问题。此时，王军医看了看我，并从抽屉里拿出我的体检表，让我躺下，仔细的给我检查，然后跟其他几位医生说：这个兵员身体没有问题，你们看看。就这样，五六个地方医生轮流地把我翻来覆去检查了好几遍，都一致确认我体检合格，这才给我发放了通向军营的身体合格证。但我还是不放心，直到张双有指导员和王荣德军医到我家走访以后，又发了绿军装，这才让我那颗忐忑不安的心放了下来。

原209团机关办公大楼

原209团家属院

为期两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了，分兵的当天我们都依依不舍，很多人流了眼泪，我被分配到机关警通排二班当战士。

当时部队号召学雷锋，我立志也要做雷锋这样的人。当天傍晚我去厕所方便后，看到地上有碎纸屑什么的，就拿起旁边的扫帚把厕所打扫了一遍，正巧被老兵看到了。没想到排长徐福有当天晚上点名时就表扬了我，我表面上故作镇静，其实心里特别高兴。紧接着排长还给我们上了一堂如何搞好机关保卫工作的专题讲座，特别提醒：持枪站岗时看到身穿四个口袋的军人（军官）进出营门时要立正行注目礼。往家里写信的时候写：山西省太谷县5917部队。部队内部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建筑第209团。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二班65年陕西兵班长张忠兴，68年河北兵杨柏梓，69年江苏兵刘风朝、李守福、樊治顺、张文忠，我们70年新兵方能友、王旺银、张国代、唐来虎、方宏明。新兵们对什么事都很好奇，在太谷机关大院时，有一次司令部65年入伍李前恩参谋看到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和我聊家常，聊的非常开心。还有一位当时让我羡慕的军人，后来知道他是政治处王中秀干事，他虽然是65年入伍，但看起来比我们新兵年龄还要小，当时感觉这么年轻就是军官了，真的很佩服。

1970年4月，部队调防到河南辉县498仓库，扩建弹药库，机关暂时安排住在冯营煤矿，我们警通排就住在一座4层楼上。战士们睡的全部是通铺，楼上没有自来水，我几乎每天很早起来挑水，然后下楼打扫卫生，还经常时不时的替别的战友站岗。排里有一块黑板，文化不高的我，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写一些身边的奇闻轶事，写的好不好，有没有人看我不介意，但当我每每写出一版趣闻，心里就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自认为比起有的同年入伍战友抢着给班长洗衣服要好。那时候年轻身体好，也没有什么劳累的感觉，比起入伍前的农活轻多了，农村经常连肚子还吃不饱啊。

当时团机关在冯营矿办公大楼2楼办公，一、三、四楼属于冯营矿办事机构，准确地说军地两个机关都在一栋楼混合办公。警通排在大楼一楼放了一张桌子和椅子，执勤的时候可以坐着，警卫人员只对军队人员进行查验。

有一天晚上我持枪站岗，应该是太累了，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我的老乡战友张国代来接岗，他看我睡着了，悄悄的把我的枪藏了起来，然后对我说：换岗了，你的枪呢？我迷迷糊糊的站起来，嘴边还流着口水，真的把我吓坏了，但过一会就已经知道是他把枪藏了起来，这件事真是一辈子难忘啊。

1970年12月份，机关正式搬到498库区，此时警通排徐福有排长到管理股当管理员，我的班长张忠兴担任排长。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被选调到管理股给团首长当公务员，当时这项工作是好多战友向往的，做好了可以前途无量，反之将跌入泥潭。

那时候团里首长是：团长狄骏、政委任文辉、副团长李荣昌、姜云峰、副政委陆配洲。有一天，姜云峰（后来调到206团）副团长往返蹲点连队，我给安排了吉普车，但在开车门时只知道往下按把手，不知道往外拉，没有及时打开车门。姜随手推开我，自己拉开车门上了车，使我十分紧张，但姜副团长并没有说什么。

后勤处部分干部战士留念

大约半个月，任文辉政委从北京开会回部队，当时开车的是周发（65年入伍，后来任装备股长），我没有穿军装，第一次看见政委，给他行了个鞠躬礼，接着拿行李，就这么一个礼，被周发调笑了我好多次（当然，这种调笑是友好的，周发领导一直都非常关心我）。来到政委办公室，他让我把一个能当口杯的罐头瓶洗一洗，我来到自来水池边，不假思索的打开水龙头，嘭的一声，玻璃瓶被水冲到水池里，打碎了，这一下我可懵了，要知道当时的玻璃杯还是很时髦的，可由于我的鲁莽和无知把它打碎了。我镇静了一下，想起一句话：诚实是做人的立身之本。我非常沮丧的回到政委办公室，对他说：政委，我错了，不小心把杯子打碎了。他没有责怪我，只是说：没有事，我这还有一个，再洗洗。第二天，李荣昌副团长问我：你把政委的杯子打碎了？我说：嗯。李说：任政委问我：这个新来的公务员怎么样？我跟他说：还不错，很诚实，挺好的。就这样，无知的我好不容易度过了这一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士兵与首长之间的磨合，竟然产生了极为和谐的火花，平时的工作主要是：首长之间、机关各部门需要递送的文件，首长们的报纸，上级来人接待，会议室整理、清扫，首长办公室的各种杂事等等，偶尔，首长们的家务事，顺而代办之。经过一年的拼搏，各项工作游刃有余，并博得首长和机关各部门一致的肯定，当年11月份我也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虽然，我的前两任任职此项工作一年后，都分配到其他单位重新任职，可当时的我感觉好像此项工作才刚刚开始，没有其他想法。就在此时，我们管理股沈宗鲁股长向任政委请示说：政委，让方宏明当管理股文书吧？任向宋瞥了一眼说：这么大的209团找不到一个文书，找到我这儿来了。

那时候，我和小车司机张寿忠住在一个宿舍，有一天晚上张出车回来较晚，他打开煤炉子，加上煤，忘了放抽烟筒，我早上起床看看炉子怎么样，当时还没有什么感觉，可走到炉子前就身不由己的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张看到这情形，知道不好，赶忙叫我，当时隐约能听到他在叫我，其他没有反应，他赶紧开窗户，窗户没有打开，还把一大瓶墨汁打翻了，紧接着连滚带爬的过来开门，刚打开门就身不由己地摔倒在门外，同样失去了知觉。此时，正好498仓库管理员路过，忙问：小张，你怎么啦？他预感是煤气中毒了，这时，已经来了好几个人，有人进宿舍说：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大家忙着把我抬到门外的雪地里，我好像听到有人说：掐人中穴位，就这样，我们俩活了过来，当时的感觉就是头疼恶心，要吐。

狄团长老家上海，曾担任过驻俄罗斯大使馆武官，居住北京，因工作需要来209团工作。有一次，我和另一司机张成勇送他去新乡火车站，快到获嘉时，路过一个村子，此时，一位年轻的村妇扛着锄头在路左边行走，在离车子2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横穿公路拐向右边，司机来了个急刹车，还是把她撞到5米远的地方，我们立马下车救人，当时是夏天，只见她仰面朝天，上身几乎裸露，瞳孔放大，手脚不停地颤抖，我们马上把她抬上车，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我留在医院，让司机送狄团长去新乡车站。司机返回医院，医生告诉我们说：还好，这位妇女只是肌肉撞伤较严重，因为年轻无大碍。我们回到那个村子将村领导和那位妇女的家人接到医院，并告知：其一切医疗费用由部队负责，留下电话和地址，然后返回部队，过了几天，管理股刘应征协理员和我们带着慰问品先来到那个村子，再准备去医院，没有想到，这位妇女已经出院了，而且恢复的比较好，自己能吃饭，下地走路了，真乃老天爷保佑啊。

有一次，我把狄团长的喝水搪瓷杯里面厚厚的一层茶叶垢，用去污粉洗掉了。他在端起杯子喝水时问：这是我的茶杯吗？我说：是。他说：茶叶垢不用洗，没有茶叶的时候还能散发出淡淡的茶叶清香，我只有嘻嘻的傻笑笑。他的一双皮鞋放在床下面几个月，拿出来时已经成了弓腰狗，让我扔了，我当时看了，感觉很不好意思，但那时候无知，不知道应该把皮鞋里面塞一些废报纸什么的。

原209团卫生队干部战士留影

任文辉政委是陕西人，平时喜欢和官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从不搞特殊化。在抓洞库工程进度方面，每年都要掀起几次掘进和被复大战，而在大战夕前，都有口号提出，而且都用红幅挂在各洞库口，很多口号都是他想出来的，什么：红五月，搞大战，彻底埋葬帝修反；全团上下齐动员，大干快上一百天；工程兵，苦不怕，为国为民保天下，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口号极大地鼓舞了全团官兵的战斗意志和决心，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和任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饮食上最大的嗜好就是吃捞面条。有一次，他在连队蹲点生病了，我带了他要的药看望他。他胃口不好，不太习惯吃大米饭，当天晚上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我就找连队司务长，做了一碗西红柿打卤面。他看到面条，不愿吃，这时候，我又给他做思想工作，说服了他，然后看着他三下五去二的把面条吃了下去，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498仓库离焦作市比较远，仓库领导为了方便广大官兵的物质生活需求，和焦作市协调，在库区开了个服务社，并安排了两位漂亮的女营业员上班。这让多个单身的男军官都有了想法，号称全才的美男子仇文灿参谋就是其中之一。

一天，仇参谋有意去逛服务社，先探探“敌情”。哇塞，看了都让人动情，干脆先从大王开始，但无缘啊，大王已经有对象了。那好，就准备直接向小王进攻。仇和我商量说找个地方和王姓女同志谈谈。他刚开口，我就知道他的意思，首长们都下部队蹲点，那么多空房间，我就按排了一下。就这样，不到半年的功夫，新郎新娘就在我们的招待所拜了天地。

有一次，任政委让我把一份文件送到干部股，我敲门报告以后，时任干部股长黄守乾，笑着对我说：姓方的，想提干部，别着急啊。我急忙红着脸说：股长，没有没有。这在当时，虽然有点是戏言，但我感觉很满足了，后来，这些话竟成了我和黄股长之间少不了的聊天话题。

1972年底，眼看着我担任公务员快两年了，总结一下，如果按100分计算，自认为可以得个98分，也算满分了。明年怎么办，于是我大胆的给当时在大连疗养的2号首长写了一封信，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首长竟然给我回了信，信中有一句：建议你先下连队工作一段时间。时任参谋长的张德山，直接跟首长建议：让方宏明来警通排当班长吧。

不久，司令部命令我为警通排一班班长。警通排分设四个班，2个警卫班，一个通信班，一个电话班，时任排长张忠兴。我们班有副班长丁庆才，73年兵叶金善、付肃明、毛兴、何如泉、朱桂龙等。

当时，我们住在498仓库机关礼堂南面的山坡下，未设岗哨，日常工作除了训练就是学习。5月份，团里在马村成立了干部教导队，调我去教导队当上士，并参加训练，培训结束后，回到管理股。那时候机关专门为团首长成立了中灶，管理股安排我去当给养员。为了搞好中灶伙食，在未正式营业前，我听说太行山上一陡水大队那个地方有新鲜干木耳卖，而且很便宜，于是请示管理股领导同意后，独自一人身揣一支手枪8发子弹，早上5点出发，从13连住地爬山6小时，中午12点来到一陡水大队，找到大队民兵营长帮忙买木耳。这位民兵营长对待解放军真是太棒了，当时他们大队好像还有食堂，他先带我来到大队食堂，炊事员端来一大碗（这碗大的像似小脸盆）小米饭，米饭上面还放着一只羊腿让我吃，一看肚子就饱了，吃不了。食堂炊事员赶忙又给我下了一大碗面条，真乃军民鱼水情啊。

1974年5月，时任干部股股长的杜富先把我叫到干部股，征求我意见：现在有两个位置，一个是机关司务长、一个是卫生队司务长，你愿意到哪里？我说：卫生队。就这样，6月份，我被任命卫生队司务长，接任65年入伍陕西兵张来成。

那时候，卫生队已经从马村搬到焦作市北总后所属3550工厂（后来改为7447工厂）内的一个院子里，部队同时也在那个院子里加盖了十几间临时活动房，作病房用。刚到卫生队的时候，工作人员和休养员反应很强烈的一件事：有一位张姓职工炊事员工作很勤垦，但年纪大了，不讲究卫生，做馒头时，手擦鼻涕、流汗、流口水，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我直接向参谋长张德山汇报，然后给张姓职工做思想工作，调机关炊事班战士段云到卫生队炊事班当班长。

当年年底，卫生队就搬到焦作市北机关大院。在搬家的时候，原本可以将部队盖的活动房一起搬走，可3550工厂不愿意，撕破脸皮不让搬走活动房。此后部队和工厂的关系一直闹的很僵，工厂将通往部队机关的北大门锁了，只开了一个大约80公分高的小门洞，当时还有部队家属在工厂上班，战士们都称其为“狗洞”。

卫生队有2个灶别，一个是工作人员灶，一个是病号灶。刚搬到新的营地条件差，住院的战士们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尤其是下雨天，我想方设法找领导批报告，在食堂前面搭起了一个简易天棚，也算解决了一时之难。每年秋冬，我们都要腌制几大缸白菜和萝卜，以节省伙食费开支，还和时任指导员岳彩兴协商，与上百作公社卫生院联系一台拖拉机，在院子里大水塔下面开垦出一片菜地，种了一大片白菜和萝卜，其长势真的棒极了，时不时的还发现有部队家属和小孩悄悄的拔我们的劳动果实，反而感觉到很有成就感。

1989年杜克安少将任总后武汉基地副政委时到第一工程管理处检查工作

1989年杜克安少将在任政委陪同下看望209团老同志

那个年代，官兵们的思想觉悟都是很纯粹的，卫生队的医生经常给地方人员看病，好像是除了药费需要自己掏钱外，其他都不收费。有一次，地方有个病愈人员为了感谢叶茂林医生，送给他一包糖果和一包饼干，这一下可把叶茂林吓坏了，赶忙把糖果和饼干送到队部。事后，我笑着跟他说：“你怎么没有给我留两块饼干呢”。那时候我的基本工资52元，外加一元粮价补贴，每月53元，交纳14.50元伙食费。1975年我爱人来部队结婚，我主动交纳2个人计29元伙食费，事后感觉到入不敷出了。

有一次，我带着炊事班到附近的小山沟进行手榴弹实弹投掷，其中有一颗手榴弹没有爆炸，这可真是个难题，想了好多办法都感觉不妥，最后，我让其他人员提前走，自己提着那颗随时都可能爆炸的手榴弹，胆战心惊的来到后勤处马兰圈处长办公室，问他如何处理。这一下可把马处长吓坏了，立马说：“赶快拿走”。此时，我也有点紧张了。幸好，在办公楼北边有一条常年流水的小沟，我就把它扔了进去，木柄手榴弹一进水，就没有事了，后来也曾想，如果我在拿着这颗手榴弹的过程中光荣了，组织上会给我什么评价呢！

1977年底我被调到机关后勤处供应股工作，当时的股长范文魁，副股长吴仲湘，开始负责全团正常经费的请领、划拨和报销工作，此项工作，全军有一整套严格的标准制度，在经费报销时，关系到干部战士的切身利益。有一次修理连一位战士，背着一挎包糖果之类的食品到财务办公室，说是司务长让他来找我，以求解决自己在外培训学习期间的补助之事。按照规定，在外学习或培训时间长短，其补助标准是不一样的，当时来找我的小战士，已经超过3个月，不能按照一个月之内的标准给予补助。我听他说明了来意之后，耐心的给小战士做思想工作，并且很明确的告诉他，此次学习期间的补助必须按照标准办理，我会和你们的司务长协商，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在其他方面适当给予弥补，并让他带回那一挎包糖果。

说句心里话，209团就是我的家，是我事业的启蒙老师，我在这个大家庭里呆了20多年，在机关，无论是干部战士职工，部队院子里的家属小孩，没有人不认识我，经历的人和事感触真的太多。在我的财务预算科科长命令下来的时候，我没有一点感觉到意外和高兴，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技术9级了，预示着我在209团（此时部队已变更为第一工程管理处）的政治生涯即将结束，谁曾想到在命令到达的当天出现了这么个有趣的小事，中午下班回家吃饭，一进门看到家里放了2瓶酒，我感到很诧异，问我家属：这是谁送的？她说：武师傅送的。我不假思索的立马把酒送还，并善意的谢谢。下午上班，刚到办公室，当时的一号首长电话就打到我的办公室：我听说武师傅知道你当科长了，特意给你送了2瓶酒，以示祝贺，有这事吗？我回答说：是，有这事。不过，我中午下班回家，看到以后就给他还回去了。此事到此结束，不过我到现在也没有闹明白，这位武师傅给我送酒的动机是什么。

浙江省著名书画艺术家，73年战友龚代溪赠送的挂贴

209团历经数次精简整编，部队番号也随之而变，第一次和202团、314团合并，变为工程技术大队，第二次和210团合并，变为第一工程管理处，但无论怎么变，印证了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话：老九不能走。是的，老九不能走，老九也一直没有走，此志不渝，为捍卫祖国母亲的红色江山，209团全体官兵为国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太行山上。

后记

1990年4月，我被借调到武汉总后基地指挥部财务部负责审计工作，1992年6月被任命为总后沉湖基地财务处长，1993年1月，被选调到军委审计署工作，199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现退休在北京。

责任编辑 金厚盛

209团回忆录编委会

2021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