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国同时诞生的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做了什么

潘家园艺术馆

闲来无事，翻出旧藏——作家、中华书局编辑钟吉宇先贤的信扎一读，因为得来便宜，虽几次阅读，却并不怎么放在心上。这次仔细研读，似乎也可以写点文字。字写得眉清目秀，甚是好认。

达人兄大鉴：

本月十八日（1950年11月）业管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新中华》1951年革新计划及八折优待征求三万基本定户的决案，李卢杰、吴铁声诸先生提出在实行上尚有问题，金子敦先生亦同意，据各人意见总结：（1）因原与邮局所订合同至本年底为止，明年将成立联营，邮局方面可否续约？（2）其次，我局对定户八折，对邮局八折，即以六四折发行，如明年交联营发行，在折扣方面又如何处理？（3）……

以上三项问题于本日业务谈话会上讨论后，拟请兄在北京先与郭蔡诸公研究，可能再与他方一谈，随时示复为荷！

此致

敬礼！

弟 钟吉宇 顿首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明年将迎来中华书局诞辰110周年的生日。

1912年的元旦，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弄堂口树起了一块“中华书局”的招牌，标志着中华书局的诞生，这个时间是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的两个多月后，是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日子。

上海光复，是1911年11月4日，“换了天日”的上海，民族情绪高涨，延续了多年的，捍卫清王朝的“教科书内容”也必定要改变。原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陆费逵，早就瞄准时机另起炉灶。在陈寅、戴克敏、沈颐诸友的投资下，在中华书局的招牌挂出来之前，陆费逵与诸友已经提前编起了迎接“民主、共和”的教科书。

我更愿意将从1912年的2月26日看做是“中华书局”成立之日，因为在这一天，“中华书局”《教科书革命》的大幅广告出现在到处散发的报纸上，正式拉开与老东家“商务印书馆的竞争序幕，开宗明义，真正的走入了市场。这个时间节点，正是溥仪发布逊位诏书退位后的第14天。这一迎接时代的，政治正确的“出版物”迅速占领了市场。

教科书有着巨大的市场前景，中华书局以编辑出版各类教科书为主，占据了当时民国教科书需求的30%的份额。（与中华书局打教科书战争，每年商务要亏损15万元。即使这样，也难以恢复当年的垄断地位。教科书的天下，现在是商务占60%，中华占30%，其他出版社瓜分剩下的10%。出版界“双雄时代”正式开启。）商务印书馆还是出版界里的老大。

毫无疑问，横空出世的中华书局，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从建局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书5800余种，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重要古籍（像《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是经典中的经典。）、少儿读物等多种门类。在全国各地设立了50多个分支局，1000多家分销处，还在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相继设立分局，业务遍及全国并海外发展。

那么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并没有新中国的诞生而停业，他是实行平稳的过度的。在1950年，依然是私有制，到了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也迁至北京。上海的总部改为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这幅信扎写于1950年11月，由时任该书局董事会秘书的钟吉宇（1901—1986）书写。所谈内容是中华书局所办杂志《新中华》的订阅事宜。新旧交替，发行渠道的邮局变为联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949年10月19 日新闻总署成立。新闻总署是领导与管理全国各类新闻媒介与国家新闻工作的行政机构，由胡乔木任首届署长。1950年1月12日，新闻总署会同邮电部联合颁布并施行《关于邮电局发行报纸暂行办法》，以全面落实“邮发合一”方针。民国时期，出版社自己编印发行的刊物，实行这一办法后，刊物则需要交由当地邮局发行。

这份信扎谈到与邮局合同到期，需要考虑的邮局是否续约的问题。信扎中还有一个关键词“联营”，谈到联营发行后，折扣如何处理的请示。里边涉及到如何在联营中分账的计算方式。

右起：金灿然、陈垣、陈乃乾、潘达人

“联营”即是指由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和联营书店等五家出版单位附属发行机构联合而成“中国图书发行公司”。这是出于利用私营图书发行业为文化建设服务的考虑。确实，1951年“联营”正式成立了。此后经历了三年的发展，成为仅次于新华书店的新中国第二大图书发行力量。

上款人“达人”，即潘达人。其时，他是受党组织安排到中华书局（未公开党员身份），作为资方代理人任董事会秘书长，代表董事会执行业务。成为书局的实际领导人。后又任董事、常务董事。1954年，商务印书馆等几家有影响的同业，率先进入公私合营阶段，纳入国家体制，成为中央一级的出版单位。中华书局合营时，潘达人出任经理。1975年退休。

写信人钟吉宇，是浙江省钱塘县人。幼年曾于学塾受儒家传统教育，后来以家贫失学，迫于生计，曾在杭州金源隆市庄当学徒。弱冠之后，曾任小学教师多年。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受聘为“世界晨报”主编，及“时代日报”编辑。三十年代，创作了《大刀王五传》、《江南酒侠传》、《玉楼花影》、《海外仙山纪》等小说，风行一时，是著名的作家。

　　钟吉宇在抗日战争之前，受聘为世界书局出版部经理。但没多久抗战开始，“八一三”战争后，上海沦陷。日军为了控制出版界，命令世界书局在即将出版的地图上，改东三省为“满洲国”。钟吉宇身为经理，愤而辞职，因而失业。以后即以编辞典、字典，写小说等以赚取稿费来维持生活。1950年，钟吉宇进入中华书局工作，担任该书局董事会秘书、及业务管理员等工作（即潘达人下属）。后来参加《辞海》的修订工作，是硕果累累，兢兢业业的一代出版人。

《新中华》半月刊创刊于1933年1月10日，由著名的中华书局主办，以“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为主旨，把“国家建设、民族生存诸问题”摆在首位，每期刊稿12万多字，逢10日、25日出版。在它的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强调说：“本志定名为《新中华》， 冀其对于‘现代的中国’有所贡献，故敢揭橥‘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之两义，以为主旨。”该刊由周宪文、钱歌川、倪文宙等编辑。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新中华》易地出版， 一度改由金兆梓、钱歌川、章丹枫、姚绍华等编辑。

1950年，每册基价是定三元。总负责人：舒新城。舒新城于1928年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聘，任《辞海》主编。1930年起，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全力主编《辞海》。1953年退休。1957年秋，他提议重新修订《辞海》，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次年春，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59年夏，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舒新城任主任委员。1960年11月28日病逝。

这封特定历史时期的信扎，流露出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职能部门成立，在新时期的政策下，富有代表性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运作中的一些细节，从中我们看到了民族企业在新中国时期，平稳过度，有条不紊的开展工作，我们国家的出版业并未应为时代的变迁，而变得萎靡，他们继续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成教化，助人伦”，“扬正气、树新风”，为新中国的教育、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现在处于王府井大街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一侧的灿然书局，正是中华书局出版物的直销书店。与商务印书馆书店相比，显得单薄，但走进去，也自有温度，里边大多都是大部头，精装学术性专业性较强的著作。顾客不多，偶有两三人，但都是来精心挑选自己喜欢书籍的爱书人。看年龄，装扮都是些温文尔雅的学人，值得结交认识，只是我缺了去跟人攀谈的兴趣，也觉得这样唐突显得不够礼貌。有一些半价处理的特价书。总体而言，生意并不好。

每次到涵芬楼，我也会顺道进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