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嚼着苦涩赶路【十五】在汉打工印象

贾宋海纳百川

在汉打工印象 徐志海 第一次去武汉是二零零八年仲夏时节，我新婚恋家又不懂事，到了武汉在发小那里住着。当时发小在武汉支营了一个小门面，是做饼子的。初来乍到没有人带我逛逛，光知道“光谷广场”这个名字，不知道在哪个区域，一个星期后我又走了。 二零零九年的寒假时间，我又去了一次武汉。刚去的几天天气还很暖和，我兴奋的观光了武昌辛亥革命博物馆。当我看到张之洞的画像，以及介绍他坐镇湖广时期如何治理武汉三镇时，才明白武汉在近代的历史地位。自此我对武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第三次去武汉是二零一六年。那天鄂西北的湛蓝天空，被夕阳笼罩着。眼看着秋风一天比一天凉了，海榴树上叶子也黄了。下午五点以后，十堰老火车站的高低建筑物在树荫的掩映下显得淡薄、疏离。 金秋傍晚时分，烧烤摊前的人群闷热的脱掉了汗衫胡乱耷在背上，形成“开心罗汉”的模样。我穿着短袖妻带着花帽，站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等待着开往武昌的列车。 午夜时分，我和妻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终于到了武昌火车站。搭了出租车来到关西小区，寻觅着亲戚家的具体位置，走动的行李箱和婆娑的衣服角被夜风触动着，才查觉到微微的凉意。 这是一位远方的亲戚，他们一家人在武汉多年。当年在武汉某职业技术学院食堂里开了一家饼子店，忙不过来才叫我来帮忙。后来才知道，他还有一家店在武汉某程学院食堂里，离某职院老校区不远。某程学院是他的父亲在经营着。 还没来得及观看黄鹤楼以及长江的夜市盛景，第二天我就被亲戚召唤到了指定的岗位上了。我上班的地点是在某职院新校区。当年的老板是我堂哥的一位远方亲戚，对于我来说他既是我的老表又是我的老板。 他的妈妈对我媳妇很照顾。当时媳妇刚好怀孕三个月，怕工作起来动了胎气，一直就没去食堂干过活。我当时在学院的食堂里做饼子师傅，每天早出晚归。每次回到我与妻的出租屋里，她就会兴奋的对我说:老板的妈妈又给我做好吃的了！我听到这样的话，无疑是大大的加大了我的干劲。 老板姓石，单名一个“虎”字。我们都美其曰:虎哥。虎哥中等个头，每次吃饭不多，显得有些瘦弱，走起路来总是低头瘫腰。后来他说这是职业病。他一头短发，猴精神，看着有些单薄，不过尖嘴猴腮、一脸古灵精怪的他能说会道。为人大方，对人和善，从不计较工作上的长短。他的古灵精怪，配他的玩世不恭最合适；他的尖嘴猴腮，配他的嘻嘻哈哈的确无疑。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在湖南望城县某职业技术学院食堂里。我堂哥经营的拉面馆，他和他的堂弟去跟我堂哥帮忙。后来我们工作上熟习了，他经常给我讲他以前的心酸经历以及创业、恋爱的故事。一来二去，我们工作仨月有余。这期间我们推心置腹“老表”相称，兄弟加亲戚的感情毋庸置疑。 虎哥的母亲，我亲切的称呼她为“婶子”！婶子中等身材，样貌和善，总是一脸的微笑，既慈祥又贤惠。她看到工人们每天辛苦顾不上洗衣服，就用双手给他们搓衣服洗衣服。有一次不小心摔坏了腰，患上了腰间盘突出，不能起早贪黑的去食堂帮忙了。可怜她好心肠却违背了命理，无奈得了福贵病，除了跟她孙子、孙女做饭以外，需要静养不能干重活。她还经常主动预约我媳妇到她家吃饭，不是鸡鸭鱼肉，就是老火靓汤。并告诉我媳妇：你们是一群能够吃苦的孩子，出门在外很可怜，吃饭穿衣要节俭，小徐在食堂里干活不能回来给你做饭，你来我这里吃饭方便些，我还好能做些有营养的东西。有一会，婶子也对我说：小徐呀，你要对你媳妇好一些，一家人结合在一起不容易，看看咱们在外地挣个钱，没日没夜哩多不容易啊！麻利好好干，多攒点钱等娃子出生了可享享福………… 婶子对我的印象很好，我也一直记着婶子嘴角那和蔼可亲的一抿微笑。 老板的父亲，我们亲切的叫“叔”！叔，个头魁梧，行伍出身，面带煞气，很会来事。听说叔在老家县里的羊毛衫厂当过厂长，会用人能办事，说话中听语音洪亮。每每听到叔说话，总是能够感受到身边亲人的关切。叔，经营生意有方法。忙的时候每餐每人加一瓶啤酒，过节每人一百元小费。他总是一身干净朴素的西装裹身，走起路来十拿九稳。听说他酒量大，烟瘾粗，以至于后来四五年后，叔病逝于肝癌后期。生命走到最末的两年里，每月只能用输血换血来维持。 人呐，不能迷醉上烟酒。加强身体锻炼，增强免疫力，才是最终的法宝！ 那段时间，我在武汉待了四个半月，也就是当年的腊月底学校放假。放假没两天叔给我们几个小伙计发工资，偷偷的给我裤兜里多塞了五百块钱，背着别的伙计对我小声说，过了年还让我来。我心想，五百块钱当路费也太多了，我不能要，何况过了年我家孩子一出生我不可能再来了。我手揣裤兜攥着钱，不能张杨。这钱却一个劲的炽热，炽热着火辣滚烫，一直窜入我的心窝里。 我看着叔鬓白斑斑满怀自信的，他也看着我，目光里充满希望，希望我过了年再来。可是我家景特殊————我是失怙无恃，孩子出生之后没有爷爷奶奶，我要照看妻孩。我不想骗他，或说，明年再来。可是又羞于这炽热的钱还没攥热又成了别人的。这钱，我紧紧的攥住，又不想放下。 到了晚上，我还是感到不能羞于启齿，于是对叔说自己春节后不能再来了，可是刚要去找叔说清说明，虎哥又来给我塞两百元钱，说，有了孩子各方面都需要花钱，就当提前随礼吃饭了。我死活不能再接了。于是，我真诚的说出了自己节后要照看妻孩，可能不会再来的想法。虎哥还是把钱塞到我手里，说，就当哥给你没出生孩子的压岁钱。我再次拿着这钱，反而它们沉甸甸的。 虎哥开怀大笑的说，如果节后能来你就再来帮哥哥一把。我又一次想干脆的说不，可是又怕伤了他们的心，却忸忸怩怩的说，有可能会来有可能不会来，如果你们能找来人就找，找不来人再说。其实，我是想说个好听话，可是言辞不达，意思却成了不是双关语的含糊话。 后来我难以忘记此事，感觉愧对他们，写了许多不成文的忏悔诗句。那一年，我离开武汉的时候，归心似箭。然而坐在公交车上，观看着武汉街头的参天梧桐，心里特不是滋味。虽然裤兜里多出来七百块钱，然而它们却是沉甸甸的、炽热炽热的。钱这东西，会说话会闹心窝。 那时候，我心里想着十堰的五堰街上，高过公交车的香樟树下，妻子仰或抱着我刚出生的孩子，我应该是皆大欢喜，却感觉低人一等。我与虎哥与叔，妻子与婶子，武汉与十堰，彼此的高大形象，彼此的繁华事态，倒是没有武汉这里气魄。武汉街头繁荣昌盛、街道宽阔有气场，而我拮据窘迫、需要人同情接济。我想我是大海，可是无法柔性洒脱起来，所以我只能在心理愧疚而又睽违心里的那个难忘印象。 时隔五年没有再去武汉了，我的那位发小老乡，他已经不在武汉那里经营河南大饼了。也不知道我的那位亲戚——“老表”一家怎么样了。是否安康？是否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