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光良

行走的骆驼

忆光良 “红旗”徒步延安的长征已经55周年了。此间战友们都在回忆、纪念这永远铭刻于心间的难忘旅程。大家谈的最多的，除了一路的千辛万苦，还是长征的发起者、组织者和引路人武光良。于是，他的音容笑貌、我与他交往的事无巨细，顷刻间都一股脑儿的在我的心中奔涌流过。 其实，在进入煤校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与他并没有什么交往。虽然我们跟“地62—1”是“友谊班”，但联系、帮助、照顾我们最多的还是于鸿林。而光良似乎比较低调。直到那场“史无前例”，他的形象才逐渐的耀眼起来。在那随时随地的“大辩论”中，他站在万头攒动间高高的桌子上，头戴军帽，身着军装，腰扎军用皮带，斜挎着那永不离身的“军挎”，神采飞扬、引经据典、“舌战群儒”的情景，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相比在场的人或许显得瘦小，但在我的心目中是那样的高大、伟岸。最使我惊讶的是，他常常会叫对方打开“毛选”或“马恩列斯”著作的某卷、某页的第几段，流畅的背诵出佐证他论据的某些段落，将群起攻之的对手批驳得一个个张口结舌、窘态百出，最终总以我们的胜利而收场。他的博学强记，信手拈来；他睥睨一切，视周围辩手于无物的眼神；他口若悬河不给对手以任何喘息机会的风采，不单前所未见，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也没遇见过。就是在当今电视大奖赛中，辩论双方也都是在事先清楚论点，再经过翻书、“百度”的充分准备下进行的。在我的记忆里，恐怕只有《三国演义》中为曹操和刘备献地图的张松才有这样的本事了。有人可能认为我有些夸大其词了，但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他对中外历史、经典名著、古典文学都广泛涉猎，说他是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毫不为过。他一脚踩在凳子上，弹着秦琴，那幽美的琴声，就像一湾湾的溪流在叮咚悦耳中汩汩流淌。我清楚的记得那琴是暗红的，琴箱有一牙黄色的圆圈。 我们在接触中逐渐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他曾带我去过位于北海五龙亭旁边的家，那闹中取静、雅致漂亮的庭院令我这乡下的孩子瞠目而艳羡。后来他搬家了，我才知道他身居高位的父亲，下放回到了通县的老家。那个家我也曾多次骑车去过。我见过他的父亲，那是一位个子很高，面目清衢、和蔼可亲的老人。光良有一个大妈和二妈，我与他们一家其乐融融的，坐在一起吃着简单而可口的农家饭。由于我骑车去的，往返要好几个小时，当晚就住在他家。他带我去浏览家里一柜柜的藏书。并送给了我一摞当时外面根本见不到的《文史资料》。我视若珍宝的一直珍藏到现在。虽然那些资料现在早已不再保密，但却夹杂着我们之间无限的深情厚谊。 光良也曾来过我家，那是在1977年冬，他从湖南郴州回京探亲。而我刚得了儿子，蜗居在学校附近，炮厂的一间十来平的职工宿舍。那时还没有改革开放，物资供应十分匮乏，附近也没有什么商店和饭馆，他又来的突然，只是用电炉给他下了一碗挂面。他给我带了书，一本古诗词和几本历史书籍。 光良酷爱登山和徒步旅行。“红旗”的长征，无疑是我们此生中一次神圣的洗礼。此后，他又带我们先后徒步去过潭柘寺、妙峰山。而他毕业前夕带领我们的灵山之行，是除长征之外的又一次艰难的旅程。 时间久了，只记得此行共有七人，除光良外，还有朱庆放，其他的四个人都忘记有谁了。那是他与占云、李英及李丙鑫登顶灵山之后不久的春末夏初，我们背着背包，带着铝锅、炒面及必要的调料，从学校出发，途径雁翅、军饷，在距斋堂还有几公里的地方，看到有条蛇正爬过公路，光良说：“快走，要下雨”。果然，刚到斋堂，大雨倾盆而至，我们连跑带颠的冲进了斋堂中学，总算躲过了“落汤鸡”的下场。 从斋堂出发，经清水、李家庄，在同学李芳巨家留宿一夜，清晨经雁家台，进龙门涧，登黄草梁就穿行于暗无天日的原始森林中了。森林基本都是白桦或落叶松，虽然很少参天、合抱的大树，但走在沉积厚厚的落叶上，犹如踩着学校体操课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垫子，走起来颇感吃力。一束束阳光从树冠缝隙间斜射进来，像一柄柄狭长的利剑，随着山风的摇动，在林间劈来斩去。日落西山的时候，我们在一背风的山洼处搜集了些干草和枯叶，由于怕失火，也不敢生起篝火，就打开行李，在寒风的呼啸中沉沉的睡了，我们确实太累了。 在晨鸟的啁啾中我们醒来了。来到一处直立的山崖下，仰头望去，顿觉头晕目眩。光良顺着一道石缝艰难的爬上去，将一根绳子拴在树上，另一端垂下来。先把背包吊上去，大家再拽着绳子爬上了崖顶。我趴在草丛中伸头向下一望，不觉惊出一身冷汗，眼下黑呼呼的，只听见山风呜咽，深不见底，肩上挎着的“双镜头反光相机”往前一荡，自肩膀滑落，幸亏被几丛灌木挡住，才没有滚落深渊。原来我们脚下是一道东西走向的狭窄山梁，右侧就是斧砍刀削的悬崖绝壁。我们战兢兢的顺着一道依稀坍塌的城墙向西走去。不久见到一座城楼，后来又有几座大体相同的建筑。光良解释说，这是明长城。此地共有七座，当地人称为“七座楼”，是明永泰、隆庆及万历年间的烽火台和敌楼。 傍晚，我们走下黄草梁，来到灵山脚下的马场驻地。一处平坦的山坳坐落着一排房舍，几名工人正三三两两的聊天吃饭。我们说明情况，就住了下来。虽然外面还有积雪，但屋内却很暖和。由于马场很少来人，工人们的生活也很寂寞，见有生人到来，就聚到我们房间来聊天。当知道我们昨晚露宿在山上，都很惊愕，说前两天有豹子咬死了一匹马，并将马拖到小河边吃光了内脏。听后我们不禁毛骨悚然，十分后怕。那时的灵山还没有开发为旅游区，野生动物很多，马场还配有猎枪，屋内的墙上挂着诸如山猪、野兔及狐狸等兽皮。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登山，近中午终于登上了山顶，光良叫我们看他们前不久在顶峰磊的石堆。 沿着陡峭的山路，我们从北坡下山，就已踏入河北省怀来的地界了。又爬上一座山，登上山顶后沿山脊北行，荒草萋萋，寒风料峭，不时的有三五成群的黄羊在身旁跑过。开始下山时已是红日西沉。打开手电，慢慢向山下摸索。似乎迷路了，找不到预先计划住宿的村庄。正在徘徊不定、无计可施的时候，忽然四周闪出几个端着枪的人影，大声喊着“不许动，举起手来”。于是我们被押解下山。进村后自然少不了一番审讯。光良拿出事先填好的“地质实习”的介绍信，才解除了误会。那时，人们的警惕性都很高，看到山上有灯光摇曳，以为是有所企图的特务，就组织民兵上山围堵。弄清情况后，村干部异常热情，将我们分派到村民家吃饭、住宿。村名忘了，好像叫“黄土台”还是“黄土柜”记不清了，但村民们的热情印象却很深。 第二天，一路向北，中午时分赶到官厅火车站。由于囊中羞涩，与列车长协商，一通软磨硬泡后允许我们坐上了一列运煤车后的一节平板拖车。丰沙铁路官厅至门头沟段，除去隧洞就是铁桥，那时还是烧煤的火车。每进入山洞，浓烟滚滚，呛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前几年，我坐火车去大同，还刻意数了数这段的隧洞，共有63个之多。到三家店下车，相互看着，都哈哈大笑起来。脸黑得犹如锅底，只有咧嘴笑时才露出牙齿的两弯雪白。回到学校怎么洗也洗不掉那满脸的油烟，好几天，眼窝的漆黑才慢慢的退去。 那次的灵山之行，还要归功于光良的策划以及他手中的那份精密的日军地图。 “红旗”的长征以及之后的几次徒步登山、旅行，为我奠定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顽强品格。以致在以后的人生历程中，屡屡的克服困难，展现出我们当年的风采。在矿山，我是名出色的煤矿工人；当记者，我緊接地气、深入到最基层采访报道；援藏时，阿里雪山迷路，两天两夜，没吃没睡，深夜接连淌过三道冰河，终于走出困境完成了任务；独自一人横穿高原孤岛——墨脱，都体会到了劫后余生的感觉。我觉得这不是我一人的经历，每次都折射着光良的影子。 1985年底，我即将调往“经济日报”社，同时也接到光良从湖南郴州调到北京市房管局的来信，我高兴极了。在办完调动手续后，我顺着王府井的大甜水井胡同，穿过南河沿大街，很快就找到了他所在的单位。久别重逢的我们，自然高兴得无以言表，因为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们两个单位只隔着五分钟的距离。 一个星期后，我第一天上班，中午兴冲冲的跑去找他，打算一块儿到外面吃饭。传达室大爷问我要找谁？我说出光良的名字，大爷的脸立马就沉了下来，问我是他什么人，并告诉我，“武光良没了”。我如遭五雷轰顶，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半晌说不出话来。我痴呆呆的听大爷讲了事件的经过：就在前几天，光良骑摩托带着女儿武旗红，由双桥到城里的老师家学画画儿，与天津的旅游大巴相撞，父女双双而亡。 天啊！ 光良早逝兮！我心伤。 肝肠寸断兮，泪成行。 亦师亦友兮，吾兄长。 呜呼！ 光良！ 在天堂！ 202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