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梦 ”之十一：社团工作丰富了我的人生

老顽童

怎么也没想到，深圳工作卅年，居然也是在社会团体工作的卅年，如果从在芜湖一中工作算起，几乎在我当校长后，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社会团体兼职或工作。

1984年5月组织上调我到芜湖一中当校长，芜湖一中本来在省内外就是一所有名的省重点学校，我的前任们，在恢复高考后，已花费不少气力，使学校恢复元气。凭心而论，改革开放把我这个在市重点呆过六年，仅仅只干过班主任而没有从政经验的我推上一中这个舞台，自然感到很大的压力。但改革开放的大潮推着我们向前，新旧更替必然出现的一个又一个困难，还是被我们一个个克服了，学校终于行驶在发展的快车道上，不断地取得新进展。

1985 年，受日本国高知市中学邀请，安徽省教育考察团访问日本，我作为唯一中学校长，随团出访（15年后，这成为我离芜赴深工作的导火线）。此行，开阔了我的视野，也交了许多国内外的教育界朋友，为日后进入国际教育领域，也为加强国内交流做了铺垫。

这以后，为了更好地学习国内同行们的办学经验，我开始加强和省内外学校的联系。首先是发起成立江南十校联盟，在高考和其它领域开展交流和合作，令人高兴的是，这个组织在我离开芜湖一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创建十校联盟，开启了我借助社团发展之路。

当时民进中央发起成立了一个学校民间组织：高级中学校长委员会。包括北京四中、人大附中、清华附中等一批我国名校都是他的成员。人大附的校长胡俊泽是发起人，也是领导成员，他也是芜湖一中北京校友会的主要成员，所以主动联系上我，邀请我们芜湖一中入会，于是我们学校成了会员，当时是安徽省唯一学校会员。在很长很长时间，新疆乌鲁木齐也是这个会的成员，而该校校长毛由金也是芜湖一中的校友，还是我冋届的同学呢！这样一个集中国高中名校在其中的民间组织，专委会成员中有三位校长是芜湖一中的校友，这恐怕是很稀罕的事啊！

有趣的是，1990年，是我在芜湖一中工作的最后一年，当时的我已萌生离开芜湖一中的想法，想去深圳考察未准，于是在当年十月份，到北京香山参加高级中学校长委员会的会议。与会的校长居然选我担任理事成员，使我十分感动。也正因为如此，第二年到深圳后，我一直还在努力为这个委员会（后来变成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委会）尽力工作，并一直担任二三四五届理事。

加入这个组织使我受益匪浅。别小看我们每年的学术交流、别小看一直编印并内部发行的刋物、别小看经常组织的参观活动、别小看组织的国际会议…，单是和这些全国知名校长，如老一辈天津一中校长的韦力、南师大附中校长李夜光在一起，你都会受其感染，不会也永远不会停步。那一年，我们去清华附中参加了因心脏病故去的万邦儒校长铜象揭幕典礼，同时参观了当时他的有点寒碜的办公室，看到一位老教育工作者那永不会逝去的精神，使我受到的不祗是感动，更是激励！

一到深圳，高级中学委员会就给我注入了一股暖流。1992年，我刚到深圳一年多时间，只在一所区属普通中学滨河中学当校长，和外界交往很少。突然一天接到广东省教育厅来函，要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到了哈尔滨才知道，广东省一共去了五个人，除我外，有省厅的教研室主任郭鸿、华师大附中和省实的校长、还有韶关教委主任。郭主任告诉我，我的名额是高级中学委员会点名的。这次会议让我结识了广东的名校长，还成为广东省教育厅榜上有名的人物，我真得很感谢高级中学委员会啊！当然我也不能忘记芜湖一中！

在深圳，我虽然一直不在名校工作，甚至于最后呆的笋岗中学，当时已是初中，但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委会始终没有忘记我。20世纪初，专委会受邀访问宝岛，我也应邀参加了。只是一直感到遗憾的是，我曾想在深圳举办一次专委会的全国会议，在职时，号召力不够，办不成；后来在深圳市教育学会任职，闻讯专委会要举办首届全国高中校长大会，于是与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郭永福联系，但最后还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原因，未能办成，这成为我终生遗憾。

我更没想到的是，退休之后，進入了深圳市教育学会任职，随后还同时在广东教育学会任职，在深圳市教育学会真刀实槍，一干就是十七年。每天上班，常常由于工作需要，连节假日也要干活。

深圳市教育学会是个法人单位，指导单位为市教育局，属民政局管理。然而，由于经费等等原因，办公人员除会计、出纳及一位负责教学科研工作的退休人员外，没有给我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因此，我除了是秘书长，又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连办公室的打字，印刷，清洁等所有工作都由我一人承担。此外，我买了辆小车，自已担任司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既是一个单位，要干的活不可能少。正常的工作，每年的论文比赛、课题的评审、组织比赛和会议，一个接一个，忙得不可开交。但使我高兴的是，我只有一个领导，那就是会长，而且不坐班，几间办公室只我一人，自由自在，还真感到不亦乐乎。但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轻松，学会那么多事，即便我可以分解一下，有的还可以找学校帮忙，但毕竟许多事只能亲力亲为。这里说说三件使我头疼的事吧！

第一件事是写字。你会笑我，写了一辈子字，到学会工作，居然不会写字了？不是！不是！我说的是在电脑上写字，排版，下载。我们这一代人，没学过拼音，普通话也说不标准，因此在电脑上不能用拼音写字，只能用写字板。刚接手时，在电脑上用手写板写几十个字的报告，编辑时，一不小心，按错键，写好的字就消失了，搞得我哭笑不得。

第二是写文章。在学校工作时，文字的事都是办公室做的，而我自己也以自己是学数学的，文字功夫差为由，越来越懒于自己动手。到学会工作，不得不自已动手了，感到特别困难。加上，我的会长，曾经是市教育局局长，文字功夫特好，我和担任过他的秘书的洪处、赖处都很熟，他们那么高水平的人，写的文章都难过他的关，就凭我这点臭水平，写的东西难以过他的关，于是索性放赖不写。时间长了，提供材料请人写，非常不方便，于是开始自已练笔，使人欣慰的是，十几年下来，我终于锻练出来了，也能凑合着写出让领导还算满意的文章。

第三是怕年审。刚进学会，年审表用手填，好办。以后在电脑上填，要求越来越高，每年又有变化，常使我感到一筹莫展。填不好表，当然可以去民政局请教，但这么大年纪的人跑去问小青年问的问题，越来越不好意思。当我2020年5月填好最后一份年审表，并按时上报后，知道以后再不要干这件让我揪心的事，我舒心地笑了。

我这个人就是不省心，因学会换届而退出深圳市教育学会前，我就又成为深圳市创新型城市促进会，成为顾问，还成为安徽师范大学基金会深圳办事处顾问，而且还不是顾而不问，开始了社会团体工作的新征程。

学会的工作，使我比在职时更有机会去北京，更有机会和我的芜湖一中校友相见。这不我去北京，在芜湖一中校友会秘书长张泽华、书法家盛毅的陪同下去清华园，见一中校友，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