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

东大秦分

　　我的故乡安徽无为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县城。在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宋代，就曾与临安、扬州、寿春并列为“全国四大名城”。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无为县城的旧貌仍历历在目，尤其是对“十字街”与“杏花泉小学”的记忆。

　　无城的“九街十三巷”中，十字街 是九街之首，位于县城东西南北门汇集的中心。那时我们家住在关庙街（就是十字街到大江电影院那段）14号，门左边到十字街 分别是小百货店、烟酒茶店和 程生昌家；右边到电影院 分别是小水产门市部、刘干脆家（修理自行车🚲 和板车的）、大江电影院宿舍、一品轩饭馆，再往前就是杏花泉小学了。电影院宿舍住有一对哑巴夫妇，男哑巴是个大学生画家，姓卢，很有才，电影院的宣传栏里各类宣传海报都出自他手；宿舍里还住有二位从上海来的电影放映师老李和老郑。 我家是两楼两底，后面有个小院子，直线型的。靠路边的一间租给了山窑合作商店卖东西，小木楼从后面一间上下，楼上前面的窗户对着人来人往的大街，朝后的方向也有个窗子，斜对着县庐剧团的舞台，我经常扒在窗子上透过剧团的窗户，免费欣赏庐剧团的演出。

　　小时候在一起玩耍的伙伴有程中和、小敌儿（程健）、小保子（马路对门的童成保）等。记得当时姐姐在杏花泉小学的首批“教改班”读书，她的同学吕为光、朱珊珊经常路过我家，喊她一起去上学。我看着十分羡慕，很想上学。父母见状后，在我六周岁那年，送我去报考杏花泉教改班试一下。经测试后，竟然和县幼儿园毕业的同学一并录取了。

　　杏花泉小学在县城是重点小学。当时校长叫刘亚洲，副校长叫陈光甲，我们教改班主任是徐建萍，教语文课，待人貌似凶狠，同学们都很怕她。四年级时，班主任换为陈修屿老师，她为人十分和善，深受同学们喜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开始大串联，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城的十字街东北侧，政府用木料搭起了一个较大的宣传舞台，常有各类造反派、宣传队来演出，台下的观众总是围着水泄不通。因家住在十字街边上，我自然成了 逢演必看的小观众。记得合肥“八二七”兵团来无为十字街演出后，我们幼小的心灵十分激动。随即，杏花泉小学也成立了红小兵组织。在陈修屿老师的带领下，我们68届教改班也成立了一个宣传队，连续数日到无为的城郊去宣传毛泽东思想。

　　当我们打着红旗、戴着红袖章、手举红宝书、唱着革命歌曲，路过十字街时，看到很多围观的群众为我们鼓掌，心中都感到很自豪。那时的宣传，实际上就是喊喊口号、唱一些革命歌曲、背诵和朗读一些毛主席语录、诗词，每次都是自带干粮，早出晚归。

记得有一次去赫店乡（距县城约十公里）宣传回走时，陈老师通过熟人，让我们乘一辆路过的大卡车回到了无城。在车上，我们高兴极了，高举红旗，一路上歌声不断。雄赳赳气昂昂，都把自己当成了英雄人物。

　　红卫兵开始“破四旧、立四新”，将没收的一些古董文物和庐剧团的古装道具以及西门新华书店库存的古画等，全部堆积到十字街中心当众销毁，烧了整整一天一夜才烧完。

随着造反派、战斗队的增多，形成了轰派和拥派。十字街的宣传台已不够用了，人们在附近用芦蓆搭成了临时宣传栏，贴满了相互攻击的大字报。 较为搞笑的是，每当有战斗队在宣传台演出后，有个叫杨正 的花疯子涂脂抹粉，总要在台上扭几下（据说是单相思无为庐剧团的名角小蒋），台下总是笑声一片。

轰派和拥派虽然互斗，但有一次则立场完全一致。那就是为配合“抓革命、促生产”，县供电局的倪合阳师傅，在十字街东侧的电线杆上更换变压器时，不幸从线杆高处摔下来工亡。两派共同为其举办了追悼会，并将其隆重立碑安葬。

我们杏花泉小学（当时叫东方红小学）68届教改班有个汤同学，人很聪明，喜欢巧言善变，会拉手风琴，每次学校演出总能参加并得奖。记得在四年级时，当时我们住在十字街、东门和佘家巷的同学为一个学习小组。星期天小组活动在一起做作业时，一位女同学上厕所，汤同学趴在墙头上偷看，并扬言“男女平等”。 聪明的孩子聪明过头往往会物极必反。汤同学喜欢乱说、乱写。一次，他怀着好奇的心理，在小学后面厕所的外墙上写“###万岁！”，被人发现是反动标语举报，县公安局立即来人调查。验证我们每个人的字迹后确认是他所为，把他关起来了，要他交代是谁指使的。由于他家社会关系清白，只好把罪定在他本人头上，加上他平时喜欢乱说，就把他定为“三反分子”，由全班、全校和全无城的小学联合开会批斗他，所有的材料都是由老师审核过的。记得在庐剧团舞台的批斗会上，两个头戴柳条帽、手持专政棍的人把他押在台前，轮番批斗，后来把他从学校开除回家。特定的年代，对于一个不太懂事的小学生如此操作，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童年的往事，已过去50多年。1971年十字街因建造“无为饭店”，我们家也随即搬迁。但当年无城的十字街和杏花泉小学仍是抹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