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衣一一一山西铁路建设兵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展（十一）

孙琨

　　山西铁路建设兵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展布展前，我们筹备组的其他四位同志提出了按原来方案，陈列部分实物展品。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展馆已经不能由我们选择，杨之费了很大辛苦才在桃园党群服务中心这个会议室作为展厅。经过大幅度压缩的展板已经排到了走廊上，同时我们没有现成的展品陈列柜。我提出了不同意见。虎成坚持打破展览的摆设常规，在会议室中间直接摆放，这样可以增加战友们的互动。

展览前天，展厅按虎成意思陈列。在门口看去，效果很不错，但这种突破常规的做法能被大家认可吗？我的心里忐忑不安。

　　展品的征集在半年以前就发过通知，没想到，五十年前的铁建战士的各种“福利”，战友们都有珍藏。其中更多吸引战友们的是那曾经在太原市掀起一阵旋风的“铁建绿”棉衣。

五十年前，有这样一条铁路，牵动着整个民族的命运。在山西北部的繁峙、灵丘，几千名太原市的知识青年，为了这条祖国的战备铁路，与铁道兵一起，承担起了修建这条铁路的战略任务。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完成祖国的战略任务，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人海战术。初出校门的中学生，没有培训，没有岗前教育，甚至都不知道在哪修铁路，按军队编制，短时间即拉上了这条战备铁路的建设主战场。

铁建战士们虽然不穿军装，但是早操、执勤，样样不少。早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挖土、抬土、垫土、拉土、推土、运土、夯土；搬水泥，筛沙子，砌路基；炸石头、搬石头、垒石头。任务就是使命，战斗就是筑路。

这种重体力的劳动，消耗着这些年轻人的体力，同时也在磨损着这些城市青年的外在。

到铁建的中学生，大部分都是在学校分配无望，自己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听到铁建不政审、不体检时报名前来的。而这批中学生，因为政审的原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已然跌入社会的底层。其生活水准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铁建的这种劳动，衣服的磨损远远超出了城市生活的消耗。就是这种每天与土方、石头打交道的固定动作，在塞北的夏天，“早穿皮袄午穿纱”的气候特点，使得铁建战士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一身劳动时的“工作服”。

　　那个年代，衣服是需要用布票才能购买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为保证人人能买到基本生活用品，对紧俏物资采用发票证的办法。买东西时，人民币加票证，缺一不可。当时，票证种类之多，使用范围之广，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一定都还记忆犹新。用来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的有粮、布、油、煤票等；用来购买日用品的有肥皂、火柴票等；用来购买副食品的有鱼、肉、蛋、豆制品票等。那时根据每家每户的一个购物本，不定期发放购物号，一种从1到100的连号小票。政府对一些不是定期供应的物资或食物，随时公布凭几号购买。这些票证，全部规定过期作废，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

布票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是新中国三大票证之一（粮、布、购货券）。布票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用布量随之增多。在商业部的回忆文章中记录，1950年全国市场售出棉布只有5千多万匹，1953年则增加为1亿3千多万匹。虽然国家棉布生产发展很快，但随着国民消费需求的日益增长，加之投机商的兴风作浪，物价不稳，造成供求矛盾突出。在此情况下，1954年9月14日，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对棉纺织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命令，对民用棉布及棉布复制品实行定量凭证供应，并从9月15日开始实行，于是布票开始走上历史舞台。1954年，国家发布了《棉布计划收购、供应计划》，从9月15日开始，全国范围内，所有的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棉纺厂，生产的棉纱和棉布，由中国花纱布公司，统一收购，统一销售，不允许私自营销。

这个计划严格的规定，在全国范围之内，所有的棉布、棉织品，一律按地区、给予定量、凭证购买。全国的平均定量为20.83尺。在布票上，有明确的标注，包括名称，数量，存根，购买棉布之后，存根必须保留。还有使用注意事项，不准造假，不准涂改，不准买卖，遗失不补，还有使用的有效期。从这里可以看出，布票的使用和管理，都非常的严格。

1968年6月，国家再一次颁布《城乡居民棉布定量通知》：其中规定，由于煤电产量不足，导致棉布、纺织生产，受到巨大的影响，棉布的产量下降，市场供应不交紧张，对棉布的供应做出了适当的调整。

1968年之后，全国人均棉布9尺。

1969年3月，市场有所好转，人均棉布配额为16.1尺。

　　作者吕斌回忆，“布票和棉花票一年一发，用完了就得等下一年，每年发的数量都不一样。1980年代发的布票较前些年多一些，每口人23尺半，之前最少的一年，是每人二尺半布票和二两棉花票，就这点布票，别说做大人衣服了，即使小孩子做一身也不够啊！可怜兮兮的几尺布票，只能全家合起来做一两件衣服，给急需衣服的大人穿用。”

“人们的服饰需要布票，晚上睡眠的被褥也需要布票！可我们小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一床被子的，特别是小孩子们，两三个孩子盖一床被子，冬天冷，睡到半夜三更，你拽过来，他抻过去，因为盖多盖少经常打架，父母亲要经常为孩子盖被子多少而劝说，我的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争着不足，让着有余。可我那时候常觉得已经让着了，还是没有余，我总认为哥哥盖得多，哥哥总认为我盖得多，很多个夜晚，我和哥哥都是在争取多盖一点被子而争吵。”

“大部分农家子女只有结婚时才有资格拥有一套新被褥。”

当时的太原市，城市居民的布票严格执行着国家的规定。1969年，每人每年一丈六尺。

　　铁建战友王乐意，以一己之力扛起了《铁建故事》，我尊称其为“铁建旗手”。在他主编的《铁建故事》中，有一篇“铁建的‘衣食住行’及其它”，作者是二团五连的战友宋伟。他这样回忆“修京原线时，铁建就只发过一身棉衣，一顶棉帽，颜色贼绿，当时人称“铁建绿”，特难看。平时劳动干活，都穿自己的衣服，没有任何劳保用品，人人都是补丁上加补丁，特别是肩膀上”

　　这件棉衣是在京原线上唯一的一件能够识别铁建战士的标志。

在这之前，我们在工地上的所有劳动，是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的。当战友们的肩膀因为抬筐而磨的出血、肿胀，渐渐地过度到麻木，已经是几十天过去了。破旧的衣服在肩膀上补满了补丁，有的已经看不出是几层。这时，一个垫肩成了铁建战士的唯一的劳保用品。当有的战士将这个垫肩围在脖子上，系好前面的布带时，不知道究竟是要保护已经麻木的肩膀，还是想让那件肩膀上补丁摞补丁的衣服继续充当铁建“工作服”的悲惨命运。

“铁建工作服”就这样在京原线始终存在于战友们的梦中，确切的说可能始终就没有出现在战友们的想象中。布票的紧张是每个铁建战士亲身体会到的，对于任何有可能突破国家政策的想法，可能是铁建战士想都不敢想的。更何况那种为祖国为人民的神圣使命感，或者是解决了吃饭问题的感激之情，铁建战士对于劳动的艰巨都已经开始麻木，为什么和这样做的意义都已经成为一种公式化。大会战的激情，土方量的一次次冲高，带给战士们的是一种红色激情和兴奋，其余的已经全部淡化在这种红色的氛围之中。

　　乐意战友主编的《铁建故事》中，有乐意所在的连队战友邢保荣的回忆“难忘那套‘绿军装’”。

“早晨起来，窗外白茫茫的，昨晚下雪了。街上的人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虽然捂得严严实实，行色匆匆，却一眼就可以辩出是男是女。曾几何时，在太原街头蓦地冒出一批身穿绿棉衣的年轻人，男女清一色，被市民称为‘铁建家’，我就是其中之一。

1970年，我加入山西铁路建设兵团，在晋北山区的繁峙县修建京线，每天干着比民工还苦累的活儿。进入11月，这里便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平均气温都在零下10度以下。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第一次给我们发了‘工作衣’，是仿‘国防绿’棉衣裤。棉衣裤里外三新，在当时那个年代，算是很稀罕的劳保福利。这一身‘军装’宽松得体，保暖效果明显。战友们着装集合或上工地，整齐壮观，男女难辨，立即给连队带来新风貌，增添了一种整体自豪感。”

“穿着‘铁建’的标志性服装。听着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和振动声，看窗外飞驰而过的沿途风景，那种得意的自豪感灌注全身。在‘全国人民都要大学解放军’的年代，年轻人能搞到一项军帽戴上就很神气，何况我们是‘全副武装’呢——黑兔皮帽子、仿军绿棉衣裤，军用棉胶鞋—一真想放声唱起‘我是一个兵’的歌。

在家度春节的那段日子里，我就一直穿着这套绿‘军装’走街串户。其间也有外人问我父亲：‘你家出身成分高，儿子什么时候还当兵了’父亲生怕别人小瞧自己，总是很自豪地对他们介绍说我去铁建兵团了。邻居们也都说我穿上‘军装’腰杆挺得更直了，说话底气也更足了。的确，穿着这身绿‘军装’外出，骑着自行车行上大街，总会发现有行人投来羨慕的眼光或指指点点，我更是扬扬得意，神气十足。

从铁建分配到工厂后，每到冬天，就把这套绿“军装”当工作穿出来。每当穿上这套棉衣裤，就像是提醒自己的身份，我曾是铁建兵团的。在工作岗位上穿着它，总感到肩头上有一份重担和责任，别人能做到的，我们铁建人也能做到，而且会做得更好。”

　　这段回忆，真实的记录了五十年前铁建战士穿上“铁建绿”棉衣时的喜悦，太原市大街小巷都有“铁建家”身影的情景。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布票都有军用布票，军队的布匹都不是敞开供应，尽管是仿“国防绿”棉衣裤。但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年轻人羡慕的“时髦”，在五十年前，曾经引领了太原市一个春节的“时尚”。而且是一种充满红色激情的“时尚”。

对于很多家庭贫困的铁建战士，这件绿棉衣改变了一年只有两套旧衣服，夏单冬棉的境况。同时改变了春夏秋冬季节不分颜色，以蓝为主，款式老套千篇一律的现状。那时流行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部分家庭都是“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的模式，一个接一个的往下穿。这套铁建绿棉衣在五十年前的春节成为“时尚”，说明那时的铁建战士大多数属于家庭孩子多，生活条件低水平。一件崭新的棉衣就为这个家庭省下了一个人的布票，甚至有可能解决了这个家庭急需布票的燃眉之急。

五十年前的贫穷情形，大多数战友不愿回忆。但展厅里的这套“铁建绿”，却勾起了战友们无尽的话题。我们的铁建战友微信群大群主杨之，在无人时穿上这套绿棉衣，扛着自己保存了五十年的铁锹，照了一张当年的铁建战士照。如果没有五十年前刻骨铭心的记忆，我想可能不会有这种还原当年情形的冲动。而“铁建绿棉衣”应该是这种刻骨铭心的冲动的直接动力。

我们铁建战士在京原线唯一的劳保用品，就这样深深地留在了我们的心里，我们用最柔软的心理把它包裹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它承载着我们当年的美好，甚至承载着一个家庭在五十年前春节的温暖。战友们决定这种方式陈列展品，在这里取得了我们想象不到的温暖效果。

一件“铁建绿棉衣”记载了我们五十年前的艰苦岁月，

一件“铁建绿棉衣”让我们重温五十年前的温暖，

一件“铁建绿棉衣”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曾经是铁建人，

一件“铁建绿棉衣”让我们重新想起并激励我们不忘初心，负重前行。

感谢这套“铁建绿棉衣”的保存者，我们的铁建战友二团十一连尹和平，三团新四连韩桂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