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一一时有恒先生(上)

云杉时

<p class="ql-block"><i><u>  前言: 看到了江苏师范大学有关我爷爷的文章和映像,特收藏于此,以示纪念,并对作者致以敬意。</u></i></p><p class="ql-block"><i><u> 初次见到自己的爷爷是1963年年。为了边疆的建设,让孩子少吃点苦头,父母把我留在了爷爷身旁。那时候是住在徐州二中和户北巷,只记得除了尿床,就是钻进爷爷的藏书房里找有图的书看。晚饭过后,就会把有图的书拿出来缠着爷爷讲故事。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三毛流浪记》《三国演义》和《古希腊神话故事》。那个时候的藏书房是两间大教室。一年后,我回到了新疆伊犁。受到了爷爷的熏陶,上初一时就开始写诗,然后把诗寄给爷爷修改。再次与爷爷相见是1977年回徐州探亲。边疆的闭塞,动荡的年代,知识的空白,让我如饥似渴地呆在爷爷的藏书房里看书。正值夏季,闷热难忍,我只穿了一个短裤,在藏书房里呆了十来天,几乎没有出去逛过街。这时候的藏书房只有十来平米了,文革让许多书画遗失殆尽。回新疆时,爷爷让我挑几本书带走,那时我只带了《唐诗一百首》《魏晋南北朝诗》。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知识是多么的贫乏呀。1982年爷爷去世时,因做老师工作的特殊性,没有时间再见爷爷最后一面,甚感遗憾。</u></i></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我的师大:时有恒捐赠藏书室背后的故事(上)</span></p><p class="ql-block"> 印少云 学思阳阳 2月11日</p><p class="ql-block"> 在我们江苏师范大学敬文图书馆四楼的特藏文献中心,有一个特殊的藏馆——时有恒先生捐赠藏书室。</p><p class="ql-block"> 时有恒先生是何许人?他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本期介绍“<b>与鲁迅先生有过交集的左翼作家时有恒</b>”。</p> <p class="ql-block"><b>  与鲁迅先生有过交集的</b></p><p class="ql-block"><b> 一一左翼作家时有恒(上)</b></p> <h3>时有恒,1905-1982年,江苏铜山人。</h3></br><h3>时有恒出生在铜山县土山寺村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少年时代就酷爱读书,追求进步。1923年,时有恒到南京钟英中学求学,并于1925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此时恰逢国共两党合作之后,南方不断掀起大革命的高潮。五卅运动时期,时有恒与同学们一起组织了“钟英中学‘五卅’惨案后援委员会”和“协进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后来还经同学介绍认识了恽代英、萧楚女等人,并自愿充当恽、萧的保卫,陪同他们到各处宣传演讲。学校视时有恒为危险分子而将其开除,并扣发其毕业文凭,无法继续升学的他愤而投笔从戎。</h3></br><h3>1926年,国共两党联合的北伐战争开始后,时有恒所在部队起义,他随军参加北伐,转战于江、浙、沪一带,曾经任排、连长和师政治部宣传队长等职。</h3></br><h3> <p class="ql-block"><b> 青年时有恒</b></p><p class="ql-block"> 可是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弥漫整个南方的白色恐怖让年轻的时有恒感到愤怒,也感到迷茫。</p><p class="ql-block"> 1927年8月16日,时有恒在《北新》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时节》的杂感。文中,他无不鄙视地说:“吴稚晖(注:国民党右派)先生为了共产党的事件,天天在喊打倒……严办,身心俱劳,……不再作什么文章,也许是因为在实行他老人家的‘鄙视文人’的‘放屁放屁真真岂有此理’的精神吧?”同时,他恳切地表示“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下攻击的文字了”,“所以我们还得要请求于鲁迅先生来亲自出马,对现社会下攻击”,因为“在现在的国民革命正沸腾的时候,我们把鲁迅先生的一切创作……读读,当能给我们以新路的认识”,“我们恳切地祈望鲁迅先生出马。……因为救救孩子要紧呀。”</p><p class="ql-block"> 不久鲁迅先生在《北新》上发表了《答有恒先生》一文,该文后来收录在《而已集》。时有恒也因该文而与鲁迅先生有了交集。</p> <p class="ql-block"><b> 鲁迅(1881-1936)</b></p><p class="ql-block"> 鲁迅先生的《答有恒先生》一文发表时,他刚刚由广州抵达上海。此前,他因同情、支持学生运动,反对北洋政府而辞职从北京南下。他于1926年4月12日在《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发表的《记念刘和珍君》尽人皆知。南下的鲁迅先在厦门,继而于1927年1月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p><p class="ql-block"> 当时鲁迅和很多人一样,曾经对国民政府、对北伐抱有很高的期待,他一度热情地赞扬北伐,赞扬革命,为北伐的节节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称赞广州是“革命的策源地”,“革命的后方”,向中山大学的学生呼吁,要他们用“革命的精神”,“弥漫”自己的生活。</p><p class="ql-block"> 可不久之后的四一二政变使美丽的花城变得暗淡不清。4月14日,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下令全城戒严,一夜间,广州笼罩在“清党”的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军队在“杀绝共产党”的口号下,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这给鲁迅刚刚燃起的革命热情泼了一瓢冷水。高举孙中山革命旗帜的国民党突然之间大肆搜捕昨天还是同盟者的共产党人,而且伤及那么多无辜者也在所不惜。尤其令他痛苦的是,在屠杀被屠杀中,竟然又那么多中山大学的年轻人投书告密,协助抓人。</p><p class="ql-block"> 鲁迅感受到一种强烈欺骗,同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令他厌烦,他决定离开广州去上海。上海虽然是反革命的策源地,但是也是个国际化大都市,有许多国际势力的介入,可以为他的生存提供安全屏障,同时上海的出版业比较发达,作为知名作家,他可以在这里靠稿费和版税体面地生存。</p><p class="ql-block"> 1927年9月27日,鲁迅离开广州,10月3日,抵达上海。在抵达上海前的10月1日,《答有恒先生》一文发表。</p><p class="ql-block"> 文中,鲁迅向时有恒解释了自己不出声的原因:“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他甚至感受到了胜利者“用斧劈死”、“乱枪刺死”之后的快感,“差点做成共产党”的诬陷也常常威胁到鲁迅的生命,所以鲁迅说“我恐惧了。” “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辞了职,回到上海”(《鲁迅自传》)。</p> <p class="ql-block">  时有恒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见到鲁迅。</p><p class="ql-block"> 当时,他用“时间有恒”的笔名给鲁迅写信,鲁迅先生回信询问其“本名”,并热情地邀请时有恒到家中做客。大约在1927年12月,时有恒登门拜访鲁迅。此后,时有恒和鲁迅有多次书信及见面往来。</p><p class="ql-block"> 《答有恒先生》一文的诞生,一是鲁迅先生有感于时有恒的诚恳和善意,回答人们的疑问:“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p><p class="ql-block"> 二是借题发挥,表达对时局的不满:“我感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恶意的态度,所以也诚实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发些牢骚”。</p><p class="ql-block"> 除上述两点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恐怕还出于鲁迅对青年人的关心和爱护。</p><p class="ql-block"> 鲁迅对青年的关心可谓有口皆碑。他被誉为“青年导师”,不仅关心支持学生运动,在日常生活和事业前途上也总是对青年予以力所能及的帮助,不少青年学生向鲁迅借钱,找鲁迅帮忙找工作,托鲁迅发稿,等等。对反动派,鲁迅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可是对青年人,鲁迅先生却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当时,时有恒是一个年仅二十二岁的进步青年,他对鲁迅的期待使鲁迅不可能无动于衷。</p><p class="ql-block"> 鲁迅先生的思想和革命精神导引着时有恒。他常说,鲁迅先生的文章“能给人以力量,给人以新路的认识”,他渴望自己也能像鲁迅那样,拿起笔战斗。在鲁迅的影响下,时有恒先后创作了《时代》(剧本)、《夜战》(诗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必然性与我国的准备》(论文集)等。除了鲁迅,时有恒还和当时上海的很多左翼青年作家,如胡也频、叶以群、柯仲平等往来频繁。1930年夏,经胡也频介绍,时有恒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斧镰社”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等进步组织。这当然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p><p class="ql-block"> 1931年2月7日,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五位左翼革命作家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在五作家牺牲不久以后的1931年4月,时有恒也因为“共产党嫌疑”而被捕,先后被囚在上海龙华、漕河泾、苏州等地。被捕前,时有恒正准备赴日留学,他《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答留日友人》一诗中写到:“满怀越海赏樱花,讵意龙华吊晚霞。燕舞莺歌等闲视,只安牢狱不思家。”</p> <p class="ql-block"><b> “左联”五烈士</b></p><p class="ql-block"> 鲁迅对年轻人的关怀和爱护更感动着时有恒。1934年11月,出狱以后的时有恒生活困窘,衣食无依。好友姚潜修(睢宁人,国共两党北伐后的首任睢宁县长)帮他出主意,让他找鲁迅。</p><p class="ql-block"> 当时的鲁迅也备受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浙江省国民党党部甚至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但他丝毫没有畏惧。1931年1月,柔石等人被捕后,鲁迅离寓避难。4月,在同文书院做了著名的《流氓与文学》讲演; 1933年1月,蔡元培函邀鲁迅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不久,杨铨被刺,这个时候也有鲁迅将被暗杀的传闻,但鲁迅不以为然,出门不带门钥匙,以示决绝。1933年2月,在烈士遇难两周年的日子鲁迅带着无限的悲愤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p><p class="ql-block">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时有恒知道鲁迅的艰难,起初不肯给鲁迅增添麻烦,但是最后无计可施的时有恒还是鼓起勇气,给鲁迅写了信。鲁迅在他的日记1934年11月5日记载“午后得有恒信。”没两天,时有恒就接到鲁迅先生的回信,信中鲁迅什么也没说,只问了时有恒住处及所用姓名,时有恒随即去信告知。不两日,鲁迅先生的回信又至,信中鲁迅略说他近来与人少有来往,有办法的人都已断绝关系,暂时无法解决有恒的职业问题,信内鲁迅附了一封给日人内山完造的信,要有恒去内山先生的书店去一趟,说留店大洋二十元,可以短期维持生活,无论如何不要推却。鲁迅在其1934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记录:“寄有恒信并泉二十”。</p><p class="ql-block"> 时有恒当时可谓身无分文,从他居住的上海市南市到位于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坐电车十几个铜子就可以到达,但他却选择步行。当他把信交给内山先生时,知识分子的“面子”使他几乎要夺门而逃,但是内山却请他坐下,并说,鲁迅先生已经嘱他,无论如何要将钱交到时有恒之手。鲁迅先生对进步青年的关怀,使时有恒几乎哭了出来。</p><p class="ql-block"> 就在这段时间,时有恒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妻子住院,二十大洋都花在医院了,但是很遗憾,孩子没保住,几年后,妻子也去世了。余生,时有恒每每回忆这段往事,都不由感慨:“时代尽可是黑暗,妻儿尽管是死亡;但,鲁迅先生的光芒和热爱,是真能使黑暗的世界变为光明,使冷酷的社会变为温暖的啊。”</p><p class="ql-block"> 和鲁迅先生的交往影响了时有恒的一生:他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收藏鲁迅先生的书,像鲁迅先生那样去战斗,一生做了很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向我校捐赠自己所藏的珍贵书籍就是其中之一。</p> <p class="ql-block">下期介绍“藏书家时有恒”(下)敬请关注。</p><p class="ql-block"> 时有恒先生之子时善刚老师为本文提供了资料和信息,在此表示感谢!</p> <h3>更多精彩推荐,请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h3></br><h3>文章已于2019-02-11修改</h3></br>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Sy-zOtax_5CWm3jg4FSSg" >查看原文</a>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