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爷

一蓑烟雨

（图片来自网络）

三大爷（一）

三大爷在他的同胞兄弟中并非排行老三，至于为什么与我平辈的孩子们都叫他“三大爷”，我小时候曾向父亲讨教过这个问题，然而，如今问题还在，答案却早已忘记。

尽管过去了好几十年，我对三大爷的音容笑貌还是有一个比较完整而清晰的印象。在我开始记事的时候，三大爷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虽然年逾古稀，他老人家却依然是腰不弯，背不驼，步伐舒缓而稳健，因此看起来个头要比村里其他同龄的大爷大娘们高出许多，也硬朗许多。或许是长期不用从事田间劳动的缘故，从他的身上看不到农村人所特有的那种浓浓的乡土气，倒是有一副十足的私塾老先生的模样。他身材颀长，脸庞清瘦，头上留着稀稀拉拉的几根白头发，因为经常打理，显得很是齐整（在我们靠北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位理发匠，是个热心肠的青年汉子，会说话，很讨人喜欢。他每次来我们村理发，一般都会到三大爷的住处讨杯茶喝，顺便给三大爷拾掇拾掇，有时不收钱，有时只收一半）。三大爷长相端正，纵使脸上有几缕明显的皱纹，但丝毫也看不出有饱经风霜的痕迹，由此可以推断他年轻时一定是个俊俏的后生。他双眉浓而呈式，两眼清而有神；唇上两撇八字须，颔下一笔山羊胡，须眉也早已花白。由于他上面的胡子几乎盖住了整个上嘴唇，在我很小的时候常拉着他的衣襟仰起小脑袋好奇地问道：“三大爷，您要是喝粥会不会粘到胡子上呀？”他听了总是伸过手来轻轻地摸摸我的头，笑而不答。

在我的记忆里，三大爷是位极慈祥且和气的人，也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在解放二三十年后还常穿着长衫、戴着布毡帽上下行走的人。每当一想起他，我就会连带着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他们之间的相同处，除了穿长衫之外，还喜欢读书，而且“连半个秀才也没捞着”（这不能怪三大爷，在他念完私塾后还没怎么考，中国就进入到了民国时期）。不过，三大爷手不释卷的精神终其一生也未曾懈怠过。另外，三大爷一向光明磊落，乐善好施，从不做鸡鸣狗盗之类的苟且之事，即便是粗茶淡饭也甘之如饴，也从不好酒贪杯，在品格上是当年的落拓文人诸如孔乙己们所无法比拟的，倒是很有几分古贤人颜渊的风骨。

听三大爷读书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他不像我们读书时那样挺着脖、拉开嗓门干嚎，和“瑞期老爹”放养的那群鹅差不多，而是抑扬顿挫，摇首摆尾，似吟似唱，与越剧《红楼梦》中贾宝玉被迫念书时一般模样，只是他的态度要端正和平和许多。我非常喜欢听三大爷读书，每次听见他读书我都要蹑手蹑脚走进他的屋里去。他见我进来就会略停一下，低下头，目光从两片圆圆的老花镜上方透出来，往旁边的条凳上看一眼，示意我坐下，然后再正正姿势继续读他的书，只是声音要比先前低一些，脑袋摇晃的幅度也要比先前小一些。我则托着小腮帮、煞有介事地仔细听着，但从头至尾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念的是些什么。

三大爷（二）

三大爷的书房兼卧室就在离我们家仅有几步之遥的新祠堂的西侧，分里外两间。里间光线晦暗，尽管在它的北墙上有一扇木质小轩窗，但不常开。在我的记忆里，里间正对着木制屏风进出的东侧门，放着一件巨大而笨重的衣厨，看起来仿佛已有上千年的历史，黑乎乎的，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本的颜色。它的四支大厨脚已被老鼠啃食得不成样子，如果硕鼠们再在这里努力地磨上几回牙，整个大厨非塌架不可。大厨里放的应该是三大爷日常用的衣物被褥之类的物品，没准儿还有几本被蠹鱼钻得千疮百孔的线装古籍。在大厨外的里角放着一只便桶，这是当时农家卧室里的标配，虽然它会发出阵阵难闻的气味，但所谓“久闻而不知其臭”，它倒是一件名符其实的方便之物。况且，在化肥还不那么普及的时候，人类的排泄物就是农田里最好的肥料。在里间的西北角是一张破旧的闲床，收拾一下就可以供留宿的客人临时使用。在我们家翻修祖宅时，我在这张床上睡过很长一段时间，期间还发生过一件非同寻常的小故事，这事与三大爷无关，待我以后有兴趣再聊。屋里还有一架木梯，通向房子的阁楼，我从没有上去过，因此不知道上面是个什么样子，不过这穷家破户的，料想也没什么稀罕物件。

与里间相比，外间则要敞亮得多，双扇开的大门，尽管受到前排房屋的遮挡，由于天井的存在，光线还算充足，只是朝向的关系，阳光难得光顾，不免让人有一种阴冷的感觉。三大爷是个爱干净的人，房间也收拾得要比一般农家整洁。在外间的内侧，紧靠着木屏风是一张三大爷休憩用的“卧榻”。这张不大的床看起来与里间的大厨一样地古老，土黄色的帐子上也有了好几块颜色不一的补丁。床上铺的是稻草，稻草上面铺的是草席，和普通农家没什么两样，只是枕头被褥要叠放得整齐一些。而进门靠东墙是一张带抽屉的八仙桌，旁边放着三张旧时候只有乡绅家里才有的四腿内侧有镂花装饰的木条凳，凳面也要比普通的条凳宽出好几指，三大爷读书写字和接待客人用的就是这些家什。桌子上面靠墙边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摞线装典籍，无非是些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另有一部装订很精美的绣像《东周列国志》，好像是从父亲手里借过来阅读的。我在这里厮混的时候，常拿出来翻看上面的画儿，其中萧史与弄玉骑着龙凤上天去的那幅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是深刻，因为三大爷对着画儿把他们的故事讲过好几遍。我记得那里还曾有过一部绣像《三国志》，在曹操的那页画儿上，不知是谁在左上角用毛笔大大地写了两个字儿——“奸臣”，字里字外都透露出他对曹阿瞒的愤怒与鄙夷。如果这是三大爷的杰作，我想想都觉得好笑，因为我从没见过他真正生气的样子。

除了书籍之外，桌子上还有几本厚厚的用毛边纸订好的抄本，比一般的线装书要大出许多，那是三大爷亲手抄写的一些医书药谱，民间偏方。然而，我对于这些浸透着三大爷心血的“宝贝”从不感兴趣，除了里面有“二两”（三大爷习惯将单位“两”写成“那”字的左半边）、“三钱”等几个我认识的字外，似乎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值得记忆的东西。

三大爷（三）

诚然，作为一个民国还未开年就在攻读经史子集的旧式文人，文房四宝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也总是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三大爷的书桌上。

三大爷用来写字的纸全是当时最常见的农村人用来如厕的毛边纸，它们被裁切方正，堆叠在靠书籍的一侧，以供随时取用。至于什么“生宣”、“熟宣”，我只是听他老人家说过，但从没见过。如果能得到一张纸质上好的中药店里包药用的毛边纸，三大爷就会如获至宝似将它抹平叠好，然后郑重其事地将它放进书桌上那只不常打开的抽屉里去。

三大爷习惯用毛笔，除偶尔用用圆珠笔，好像从没用过钢笔。他的书桌上一般都摆着大中小三支毛笔，没有笔挂，只是套好笔套平放在桌面上。我从没见他老人家用过联笔、斗笔之类的大笔，也没见他题过对联匾额之类的大字。记得在我刚上学那会儿，除了新书包外，父亲还给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文具盒，里面放着两支带橡皮头的铅笔，其中一支还是父亲亲手削好的，我每天都要用它们在练习本写上十几行刚认识的生字。有一回，当我看见三大爷写字时又是注水又是研墨地费上半天劲，就好心地向他建议道：“三大爷，您写字为什么不用铅笔呢？那样就不用磨墨了，用起来多方便呀！”三大爷听了甚是不屑地道：“去！那是你们小孩子用的东西，写在纸上一擦就掉，是不能做正经用的。”在他写完字后，就给我讲起了古人欧阳修画沙习字的故事，还“羊毫”“兔毫”“狼毫”地说了一通有关毛笔的知识，只是除了那个故事之外，其他的我一样也没记住。

三大爷用的墨应该是街上卖的最便宜的墨条，看起来灰不溜湫的，想必质地也不会太好。三大爷在世时，我们生产队所有谷仓和仓房的封条几乎都是他写的，特别是在收割的季节，每天都有粮食进出，每天都要用到很多的封条，因此，队上时不时会给他买上一瓶墨汁和几张白纸。用墨汁写出来的字要比用墨条磨出来的墨写的要黑，也更有光泽，但启封后的墨汁过不了几天就会发臭，以至于写出来的东西放上好长一段时间也能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为此三大爷并不喜欢用。三大爷似乎对墨也很有些研究，给我讲过一些墨的知识，由于那些知识对于我们后代人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用处，如今我只隐约地记得有一种墨叫“松烟墨”。

三大爷用的砚台也是最普通不过的，这种砚台在我们家也有好几方。只是三大爷的砚台用的时间长，也用得勤，舔笔用的盖子和墨池的中央薄得都快要穿孔了。在他老人家清闲的时候也教过我研墨，说是要将墨条拿直了，用所谓的“阴力”沿着墨池的周边慢慢磨，还说听着磨墨时发出的那轻柔的“沙沙”声是一种很惬意的享受，也是写文章打“腹稿”的最佳时机。不过，我那时还不会写文章，除了开始时的好奇，也享受不了那种老牛拉车似的过程，因而总是不耐烦地越磨越快，而且磨着磨着就磨到墨池的中心去了。三大爷又给我讲起了“端砚”“歙砚”，说那都是皇帝专用的贡品，价值连城。我当时并不知道“价值连城”有多珍贵，也就姑妄听之，并没有往心里去。现在想来，三大爷家在解放前是村里的富户，在他年轻时应该用过一些好东西。

三大爷（四）

三大爷读书、写字都很有仪式感，通常是先拿起水烟斗不紧不慢地抽上一两斗烟稳稳心神，再喝上几口茶清清嗓子，然后挺直腰杆坐在最靠里的那张条凳上，脸朝着大门的方向，先整理整理书桌上的各种物件（尽管已经摆放得很整齐了），再戴上他那副没有镜腿而用一根绳子穿起来的老式花镜，这才慢条斯理地摊开书或铺好纸笔，聚精会神地读书或研墨写字。看神情，他老人家在研墨的时候的确是在默默地想事情，不知道那是不是在打所谓的“腹稿”。三大爷喜欢坐在没有靠背的长凳上读书写字，据说那样可以让精神更加集中，也更有益于身体健康（他老人家是很懂一些医道的）。直到他去世前的一两年，不知是谁送给他一张藤椅，他觉得很是受用，于是又给我讲了一些有关藤椅的用料和制作过程等相关知识。不过这些知识也早被我忘到爪哇国里去了。

三大爷生性好静，见到孩子们追追打打就烦，更不允许孩子们跑到他的书房里去胡闹，就连他自己的孙儿孙女也不例外。然而，我却是个极特殊的例外。他不但不撵我，有时看见我打他书房门前经过还会招我进去，悄悄地塞给我一点小零食，而且我在他的书房里愿意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我是沾了父亲的光。三大爷身上始终有一股旧式文人的傲气，除了与我父亲非常要好外，几乎从不与村里的其他人交往。父亲每次周末回家，吃过晚饭后一般都会请人来我们家喝茶，来得次数最多的一个是我三叔，一个就是三大爷。在我可以跑腿的时候，我就成了他们之间传播友谊的“信使”。再者，虽然我也喜欢与小伙伴们一起打闹，一旦失了伴，我就是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孩子，在礼貌方面大体还过得去，村里的长辈们也不怎么讨厌我。另外，我到别人家里从不乱翻乱动，即便是在三大爷的书房里，我想看什么书也必先向他老人家请示。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在我们这帮小伙伴当中，我读书是最好的，作为一个读书人，三大爷对我有所青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我所想到的最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村里，三大爷是一个孤独的老者，尽管他子孙满堂，却很少与他们交流，因为在他老人家的眼里，那都是些不成器的家伙。因此，当我在他书房的时候，不管我听得懂还是听不懂，他都会跟我讲很多很多的事。而我最喜欢的还是听他讲一些历史上的故事。

三大爷（五）

三大爷给我讲过很多的故事，有的故事还讲过不只一遍两遍，它们有《三字经》里的，有《幼学琼林故事》里的，也有《二十四孝图》里的，当然也还有其他出处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况且有许多故事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其中一个最有意思也最感人的故事讲的是唐朝开国元勋徐勣（因为功勋卓著被赐姓李，因此也叫李勣，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也就是单田芳老先生说的评书《隋唐演义》中混世魔王程咬金口里的“牛鼻子老道”徐懋功，时为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虽然已是年老力衰，还亲自给他生病的老姐姐煎汤熬药，结果有一回不小心把自己的胡子点着了，躺在病床上的姐姐闻到一股焦糊味，以为是仆人把药给熬糊了，心里好一通埋怨。当她见到弟弟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端着熬好的汤药小心翼翼地进来服侍她喝药时，她既心疼又自责，悲从中来，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哭过好一阵子，她才止住悲伤，抽泣着问道：“家里仆人这么多，为何你还要亲自为我做那样的事呢？”这时徐勣也已老泪纵横，哽咽着回答道：“家里仆人虽多，但我们都已经老了，我如今不为姐姐做点事，以后恐怕就没这个机会了。”说完姐弟俩又抱头痛哭了一场。正如文忠公所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人生中最大的憾事。三大爷评说道：“富贵而不忘本，官高而不避亲，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我还记得有一个大树将军的故事，说的是东汉开国名将冯异。他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不惧生死，战功赫赫。而战后当将士们聚在一堆，一个个眉飞色舞地夸耀自己的功劳时，他总是退避到大树之下，仰望天空，一语不发，故此被称为“大树将军”。刘秀称帝后，冯异成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被封为征西大将军、阳夏侯，世袭罔替，死后谥号为“节侯”。三大爷评说道：“一个人呈口舌之辩，自吹自擂，或许能获得一时半时的好处，但终不如实打实挣出来的功名安稳。况且是金子总会发光，人们不都是瞎子。一个人居功不自傲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这当然不是三大爷的原话，但他的意思大抵如此）。

还有一个老莱子戏彩娱亲的故事上说，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叫“老莱子”的人，为了娱乐年近九十而且总是觉得自己快要死了的老父老母，年过七旬的他还身穿五彩斑斓的花衣服，摇着拨浪鼓，趴在地上童言童语地逗二老开心（故事书上的插图就是这个样子，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三大爷每每讲完这个故事，总是摇摇头，表示不以为然；我每每听完这个故事，也总是跟着摇摇头，表示不以为然。这只能说明，在父母的眼里，不管孩子多大，永远都是个孩子。

至于王祥“卧冰求鲤”，曹娥“投江寻父”，郭巨“埋儿奉母”等在如今看来都属于封建糟粕，不说也罢。不过，《史记》中还有一个“缇萦救父”的故事尚且值得称道，因为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子为救父亲免遭砍手足的刑罚（当时叫“肉刑”，要求犯人自己按期到京师领刑，否则予以重处），而与犯父千里同行，进京上书汉文帝，请求文帝废止一些残酷的刑罚，给犯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怜悲其意”，进而更改了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使广大民众获得了不少的好处。三大爷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赞赏。我虽心智初开，也觉得这位古代的小姐姐的确非常了不起。

三大爷（六）

在我还不太懂事的时候，三大娘就死了。三大爷虽然常与我聊天讲故事，但从不提及自己的过往，因此我对他从前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更遑论他的感情生活。有一天，我突然好奇地问：“三大爷，三大娘姓什么？”三大爷双手握拳，做了一个舂米的动作，在我们那儿“舂”与“钟”同音，我会意地再问道：“姓钟？”三大爷只是微微点点头，笑而不语。

三大爷虽然只生了一个儿子和几个闺女，但孙子辈却有七八个，不过除了他三个孙子的名字之外，那几个孙女的名字我如今一个也想不起来了。我偶尔见过几回三大爷家开饭时的情景，真可谓“孙男弟女一大堆”，乌泱泱满屋子都是人。这时三大爷高坐堂上，自有儿孙们给他添饭布菜。他在家时总是表情严肃，俨然一副至高无上的尊者模样。他很少开口说话，也从不过问家事，家里所有的事务都由我那老哥和老嫂子全权处理。他每次吃过饭后，一般只喝上一口白开水就几乎不做停留地回到他自己的书房里去，好像他只是这家里的一位定时来去的过客。更无离头的是，在他老人家八十岁那年，不知与家里闹了什么样的矛盾，他竟嚷嚷着要分开单过。我那老哥拧不过他，只好让他老人家自己只身过了几个月。结果可想而知，由于缺油少盐，有一顿没一顿的，弄得他全身都浮肿了起来。他还叫我在他那像在太阳底下晒了一整天的死鱼一般而且瘦得没有几两肉的小腿肚子上按了几下，一按一个坑，半天都恢复不了原状，这让我感到非常难过。后来经父亲和乡亲们的一再调解掇合，他老人家才摒弃前嫌，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大家庭当中。

与村里的其他老人相比，三大爷的身体要康健得多，因此，尽管他早已退劳（按当时的规定，村民们年龄到六十岁就可以退出生产队的田间劳动回家养老，简称“退劳”），还有一份能赚工分的工作，就是和一位身患残疾的老侄兄（他年龄比我大，辈份却比我低）轮流放养那头我们村唯一的老水牛。虽然我们村也曾几度有过两头牛，但总是过不多久就又只剩下一头，而剩下的也总是那头在我出生前就有一直到包产到户时还健在的老水牛。这头牛体型硕大，体重几乎能顶得上两头普通的大水牛，它每走一步都像打鼓似的敲得地面“咚咚”作响。它的力气也极大，以至于它想吃点路边的庄稼或搞点别的什么破坏活动时你想拉都拉不住。幸好它的脾气倒是和三大爷一样平和，从不与别人家的牛争风吃醋，打架斗殴，除了偶尔犯点倔，找不出什么别的毛病，因而村里人都很喜欢它。在三大爷放牛的时候，我也曾想爬到牛背上去，学学画书上古代牧童放牛时的模样，但尝试过几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它的肚子又大又圆，背板又宽又滑，纵使借助地势（若不是土款高，牛背低，想上去连门儿都没有）爬上牛背，也根本跨不住，它只要走上两步，或是大肚皮像抖苍蝇似地颤一颤，我就得不由自主地从它的背上轱辘下来。在三大爷和那位残疾老哥去世后，这头牛曾由各家轮养。因此，我也实打实地做过几天牧童，但遗憾的是，我始终没能像古人一样骑在牛背上弄笛挥鞭，娱晴唱晚（我小时候也会吹几声笛子，因为它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唯一一种不用花钱而且制作简单的乐器）。

三大爷（七）

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

日出唱歌去，月明抚掌归。何人得似尔，无是亦无非。

在从古至今文人墨客的笔下，放牧生活总是充满着诗情画意，令人神往，犹如寒窑破户、断壁残垣在画师的眼里和金门朱牖、碧瓦红墙一样看起来美不胜收，那都是存在于他们意象里的美，而与实现生活中的感受相去甚远。对于一般人来说，放牛这事看起来清闲自在，日子久了也会让人(偶尔)产生不胜其烦的感觉。在草青时节，一早一晚都要把牛牵出去放上两三个小时，只有让它吃饱吃好了才能让它有足够的体力去干农活。要是遇上风雨天，放牧人通常是“一笠一蓑衣”，无可奈何地随着老牛在野冈荒滩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凄惨惨的环境里如孤魂野鬼一般，心里不犯嘀咕就算是非常有涵养的人，哪来“日出唱歌去，月明抚掌归”的闲情逸致呢？

然而，三大爷的确是个非常有涵养的人。因为他每次放牛回来，我从没见他抱怨过什么。即使是在雨天被雨水打湿了半身长衫，他回来也只是在阶沿上甩干斗笠，脱下蓑衣，进屋里换上干衣干鞋袜，再喝上两口热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倒是很有点“何人得似尔，无是亦无非”的旷达胸怀。在夸张浮华的古诗古词的熏陶下，或许在他老人家的心里，放牛还真是一件极富诗情画意的工作呢！

曾记得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见三大爷正在河滩上放牛，就身不由己地凑了过去，本想听他讲讲故事，没想到在闲聊几句后，他却要教我唱一首童谣，歌词的大意是：

放牛娃儿真可怜，戴顶斗笠烂了边。

阿哥有钱买一顶，阿哥没钱戴到年。

这首歌谣母亲也曾教过我几遍，只是调子还拿不太准。在三大爷教过两遍后，我就差不多可以唱得跟他一样好了。我见三大爷微笑着连点了好几下头，于是便大声地唱起来，稚嫩的童音凄凄婉婉地随风飘去，飘得很远很远。这时，三大爷抱着双膝安静地坐在河边的草地上，眼神凝重地望着大河里滔滔而去的河水，眼角里似乎闪烁着落日余辉的光芒。那头老水牛则在不远处悠闲地啃食着河滩上新长的青草，由断草流出的汁液散发出的特有的清新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着，令人心醉神迷。

三大爷（八）

从他专心致志、无怨无悔的态度上看，三大爷似乎是把放牛当成了最能充分体现读书人“遗世独立”、“卓尔不群”和“悠然自得”等高古品质的终极追求，他是乐在其中的。在放牛的时候，他可以沉思，可以读书，也可以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仔细地欣赏它的每一株树，每一棵草，每一枝花，以及河滩上的每一块石头，即便是古人庄子周濮水垂钓，颜子渊陋巷穷经，陶渊明南山种豆也不过尔尔。或许一曲蝉唱，几声鸟鸣，一双蝶舞都能勾起他老人家心里的诸如“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或“翠裛丹心冷，春残舞未慵”之类的绵绵诗意。

三大爷爱读书大家都是知道的，而他爱写诗却是本村里也没几个人知道的“秘密”。他与父亲互赠诗词是常有的事。在我很小的时候，三大爷常将自己写的诗用毛笔抄在一张裁切方正的毛边纸上拿给父亲看，父亲也时不时将自己的得意之作用钢笔或圆珠笔写在一张便笺纸上叫我拿给三大爷赏析。由于当时我还认不得几个字，尽管那些纸片有不少经由我传递，我也无从知晓他们的诗里究竟写了些什么。他们坐在一起喝茶的时候，除了闲聊几句家常，便是说古谈今，评诗论画，当然也不会忘了把自己的佳作拿出来相互吹捧一番。

记得有一年中秋，天气很好，晚间，蛩声四起，桂华婆娑，空宇邈邈，月明如镜。吃过晚饭后，父亲就命我去请三大爷过来一起赏月。我们在院子当中支起一张茶几，几上放了几样水果，几样点心，一壶清茶，还有一小壶米酒，真可谓杯盘罗列，是记忆中我们家举办的最正规也最像样的一次赏月活动。父亲和三大爷对坐在两张小竹椅上，我和小弟小妹们在两边的小凳子上围坐，母亲则忙里忙外地照应着，整个小院都充斥着快乐祥和的气氛。虽然月光皎洁，母亲还是在晾衣架上挂上了一盏马灯。灯光昏黄，父亲和三大爷在光影里推杯换盏，侃侃而谈。至于他们谈了些什么，我现在大多记不太清了。但我记得他们谈到了鲁迅，谈到了鲁迅的“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也许是“破帽”两个字让我联想起了放牛娃儿的破斗笠，并由此加深了我的印象。在他们俩赞誉鲁迅先生的诗词中，不知谁用了一句“上碍斧头下碍锄”来描述鲁迅先生当年所处的左支右绌的窘境，他们都觉得贴切，因此反复吟哦了几次，更兼“斧头”和“锄头”都是农家必备的物什，这句诗对于还在上小学的我也不难理解，因此它就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那晚他们老哥俩聊得很晚，弟弟妹妹们都睡下了，只有我和母亲还陪着，直到三大爷起身告辞，我才提着马灯将他老人家搀扶着送回了他的住处。

三大爷（九）

三大爷的书桌上总是放着几块形状各异，颜色不一的石头。他老人家写字时用的笔架就是一块呈“山”字形、表面光泽润滑的赭黄色石头，镇纸则是一块底部平整、状如卧牛的紫红色石头。其他一些想必是闲时用来把玩的，大小都有，有的上面还写了字，是三大爷兴来之时用普通墨汁信手写上去的，字迹模糊，不能历久。这些石头都是三大爷放牛时在河滩上捡来的。不过我对那些红红绿绿的石头大多不感兴趣，唯独对其中几块形状普通的黄白色小圆石情有独钟。那是几块燧石，俗称“火石”，拿着两块一碰一擦则可以打出火星来，因而我没事就喜欢拿来敲敲。据三大爷说它们是可以用来点火的，但我除了看见几点一闪即逝的火星，闻见一股刺鼻的辛辣气味外，从没有真正打着过可以燃烧起来的火苗，也从没见三大爷用它们点着过什么火。

让三大爷不用火柴也能点着火的东西并不是那几块燧石，而是他那副没有镜腿而用一根细绒绳挂起来的老花眼镜。有一回，我又见三大爷在河滩上放牛，便走过去闲聊了几句。恰巧他那天带了水烟斗，想抽几口烟，于是从烟斗上取下煤头纸，又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火柴欲将煤头纸点着，没想到连划了好几根也没划起火来，看看那火柴盒上原本表面粗糙而深黑色的划火纸已经给划成了光滑而灰白色的一片，料想再划也不中用了。三大爷抬头望望天，见当时太阳正好，就从口袋里拿出读书时用的老花镜，将煤头纸放在一块鹅卵石上，再用老花镜朝着太阳对了一会儿，那煤头纸竟冒起一股青烟来，再过一会儿就可以看见明火，煤头纸给点着了。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透镜原理，免不得一脸好奇。三大爷吸了几口烟后才缓缓地对我解释道：“用放大镜或老花镜将太阳光聚集到一点就可以点起火来，这叫‘聚焦’，而且光点越小温度就越高。”说罢叫我伸出手来，用那老花镜远远地在我的掌心上照了照。我觉得烫，就赶紧将手缩了回来，心想这东西也太神奇了。我很快又想起在我们家中堂柜的破抽屉里也有这样一副没有镜腿的老花镜，那应该是祖母还在世时做针线活时用的，父亲的眼睛虽也有点老花，但他用的是更新式的带塑料框也有镜腿的眼镜，因而自祖母去世后，那眼镜就随意放在杂物堆里再也没人用过。于是，我辞别了三大爷，兴冲冲地朝家里跑去，找出那副眼镜，约了几个小朋友，做起了很多年以后才得一知半解的物理实验。

起初，我们找来一张纸来到院子里，拿着眼镜对着阳光你试一下我试一下，在上面烧了好几个洞，不久便觉得有些乏味。这时有位小朋友在院子里的树上捉来一只小毛虫，我们一边嚷嚷着一边用镜子和阳光将那可怜的家伙送上了西天，只在空气中留下一股难闻的焦糊气味。后来我们又相中了一只在院子里四处觅食的大黑蚂蚁，但这家伙很是机灵，被强光一照就迅速地躲进没有阳光的阴暗处。不过这并没有让这个小生灵逃过一劫，一个小朋友用小树枝一次又一次地将它挑到阳光之下，最后被一束聚集的光追着烤成了一具蜷缩着的焦尸。我们就这样拿着一副老花镜在院里院外东照照西照照一直玩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现在想来，我们那通折腾没将柴草垛或房子点着，也算是件万幸的事。

然而，更让我好奇的是，像三大爷这样一位只读圣贤之书的老深究，不知是怎样获得像“聚焦”这种现代物理知识的，而且还能很好地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也可算得是个“学以致用”的典型事例。

三大爷（十）

在方圆几里地内，有很多人都熟识这个酷爱读老书且常穿着一套老旧长衫拉着一头老水牛逡巡于地头河畔的老头子，但让三大爷声名远播的却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化身为一名从不行走于江湖的“江湖郎中”——一个只醉心于中医草药而从没有见过手术刀的眼科医生。至于他老人家的医道如何，我当时还小，从没有做过调查研究，因此不敢妄加断言。不过他倒是有几面绣着“妙手回春”几个大字的小旗子，那都是病人家主动上门送来的，可见他老人家应该是“有两把刷子”，绝对不是一个只会招摇过市的江湖骗子。而至于他给人看病收不收诊金，收多少，他不说，我也不敢问。

我有幸见到过几次三大爷给人看病，对当时的情形也略有些印象。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在病人来了以后，三大爷问明事由，便让病人坐到书桌侧面的条凳上，自己则平心静气地戴上老花眼镜，像所有的老中医一样，先给病人切切脉，切脉时问问病情，再看看病人的舌胎，然后把他叫到光亮处，翻开他的眼皮仔细瞧瞧，再坐下来略加思索，最后才拿起纸笔给病人开药方。三大爷开方子通常是一式两份，一份给病人抓药用，一份留给自己存档，在存档的方子上还会添几个字大致描述一下病人的症状，然后将它放进身边靠里的那个抽屉里。在病人离开时，三大爷也会像职业医生一样向病人叮嘱一番，并送上几句安慰的话。在他开的方子上，我知道了一些常用的中药。有一回我见方子上有一种叫“五谷虫”的东西，就好奇地问了问，三大爷当时并没有回答，等病人走了以后他才对我说，所谓的“五谷虫”就是茅坑里爬的粪蛆，当时让我恶心了好一阵子，万没想到那样的东西也能入药，因此印象特别深刻。还有一回，我遇见一位从外地回来的中年大叔，带着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还带了一些礼物来感谢三大爷治好了那孩子的眼疾。那些奉承的话自不必说，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礼物当中居然还有两个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实物的苹果。在客人走了以后，三大爷拿出一只苹果，用裁纸刀切成了八小瓣，分给了我和几个在他门前阶沿上玩耍的小朋友。我们都是第一次吃苹果，大家都非常开心且心存感激，而我独得两瓣，自然更是高兴。那时我八岁。后来三大爷对我说，其实我们南方也有人种过苹果树，但只开花不结果，不知道是真是假。

在三大爷的书桌上有很多的医书药谱、偏方验方，大多是他老人家亲手抄写的。不知什么时候父亲送给他一本印刷版的《中药图谱》（这书名不一定准确），他老人家爱不释手，常拿出来教我认药。不过光看上面画的一些图片，我几乎一种也没记下。只有在他详细指明在我们那儿的哪个地方长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图上的某种药材，我才勉强记得一二。他也教过我怎样切脉，我也就装模作样地试了试，胡乱地数了几个数，压根儿也听不出什么虚实来。他见我对这些东西没什么兴趣，也只好摇摇头，不再向我传授更多的医学知识。我想，要是我当时表现好的话，没准儿他老人家会把他的治病绝学和祖传秘方一道倾囊相授于我，我要是有从医的天份和“长江后浪催前浪”的决心，先积累几年经验，再加以改良和创新，成为一个悬壶济世、手到病除的一代名医也不是没有可能。

三大爷（十一）

在那些年，除了家人、同学以及同年龄段的小伙伴外，三大爷可能是与我相处时间最多的人，也是最让我感觉可亲近的人之一，至于他对我的人生是否产生过什么重大影响，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他在我成长初期教过我不少做人的道理，若是依据《三字经》开篇的教义逻辑，其积极意义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我想，在三大爷少年立志读书的时候，他也会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有一个宏大的人生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层层选拔，或为官一方，光宗耀祖；或教化民众，万世留芳。因为这才符合儒家文化的根本思想和道德规范，也是当时每一位“封建家长”对后世子孙的最大愿望。然而，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甚至是中年时期基本都在“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动荡岁月中度过，作为一个性情文弱而又身处穷乡僻壤的书生来说，这种理想注定是难以实现的。就拿年龄比三大爷小二十多岁的我的父亲来说，他也念过几年私塾，而且成绩很不错，要是在明清时期，或许能考个功名。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为了生活，他十六岁就到更偏远的山区做了一名乡村教师。后来蒋经国到赣州主政，办了几届干部培训班，一位姓梅的县长举荐了我的父亲，但因父亲是家里的独子，祖父又已去世，祖母死活也不让他去。倒是在解放后，他参加了新政府在县里举办的第一期干部培训班，还入了党，最后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一辈子。

与父亲相比，三大爷的运气似乎要差一些，不但因年龄问题错过了新政府的各种招聘，而且在解放初期划定成份的时候，他们家因多有几亩地，也有少量地租收入，还差点给整成了“富农”（我们那一代人都听说过“地、富、反、坏、右”，那可是时不时要挂着牌子挨批挨斗，还要自带伙食参加劳动改造的反动角色）。所幸的是，我们村比较小，又属同一个家系，邻里关系也好，大家都帮着说话，更没有人落井下石，政府经过多方考量，最后才给定了一个“中农”。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而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我有位同学的爷爷因为家里比较富，可能也干了一些为富不仁的坏事，结果在开诉苦大会的时候有几个村民出首告了他的状，给扣了一顶“恶霸地主”的帽子，直接就被拉出去毙了。

在三大爷的晚年，农村的生活相当艰苦，但他总能保持一种非常乐观的生活态度。他性情平和，与人为善，有人请他帮忙的时候，他总是尽力而为，从不借故推脱。故此，尽管他平日里只是放牛读书而很少与人交往，村里人都非常敬重他。只是他思想比较古板，时代早已变了，他却依然故我地保持着旧时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满脑子诗云子曰，礼义廉耻，在旁人看来未免有些呆气。而他与家里人所产生的一些矛盾多半也是缘自于他心底里所固有的“耕读传家”的最后一丝希望的彻底破灭。

三大爷去世的时候已有八十二岁高龄，虽说家境贫苦，但子孙皆明理尽孝，也算得以善终。自此，父亲失去了一位知心的好友，而我们则失去了一位可敬的长辈，大家都甚感痛惜。父亲曾为三大爷的去世撰写了一对很长的挽联，算是对他生平的一个总结，虽然当时我看过好几遍，如今也已忘却。然而，在我工作之余读点闲书时，遇到某些典故，还会想起三大爷早年为我讲故事时的情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