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我淘汰了两台看了二十多年的旧电视机，新购了带有网络电视功能的平板直角电视，一睹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通过网络，收看了一部电视剧《于无声处》，被剧中主角陈其乾穿假领子的镜头所深深吸引，这让我想起了过去，勾起了我许多往事的回忆。 <br> 记得小时候，有一种黄草纸，色泽鲜黄，厚实、粗糙，摸起来有些割手，上面还残留麦秆的印迹，有朴素的原生态味。当时余姚县城以及农村供销社专门用它作为年货礼品包装来包豆酥糖、红枣、白糖等糕点茶食。至于走亲访友若采用其他包装替代，往往有显得不够注重礼节之感。这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只能这样了，而且平民百姓也乐意接受。硬实的黄草纸能把白糖固定成形状，街上副食品店的售货员自然是包糖的高手，变戏法似的叠草纸，糖包好后往柜台上一戳，旋转几下，一斤糖在他手上变得规则紧凑，糖封一边薄一边高像放大的木锲子。上面还贴有一片红纸，上写“南北果品，四时茶食”，下面落款为“临山供销社”字样。用“草纸包”的年代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物资供应紧张，供销社一般临近年关才大批量包装食品。过年时大家礼尚往来，带几个“草纸包”去走亲访友，与现在送脑白金、铁皮枫斗的含意相仿。不过话说回来，当时“草纸包”里的很多糕点茶食没有添加剂，更没有造假，而是实实在在的纯天然食品。一般家庭过年，客人送来的“草纸包”是舍不得吃的，有的要转送，有的要保存以待急用。那个年代，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每个家庭孩子少的2－3个，一般4－5个，多的甚至6－7个，有的家庭一日三餐都成问题，何况难得一遇有客人送来果品。于是，他们乘大人不在的时候自己先下手为强，待家长拿出草纸包转送时发觉造型变了，角也破了，粗心的还以为是老鼠的杰作。有的草纸包在选购过程中还需要出示定量的票证。我翻阅了一些资料方知，我国陆续实行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凭票凭证供应制度，应该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80年代，成为计划经济尚未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见证。全国当时凭票证供应的商品种类最多时曾达近百种。除肉、鱼、蛋、食油外，还有火柴、肥皂、酱油、醋、香烟、点心、呢绒毛料、热水瓶、棉线等。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种票，那就是粮票和布票。 <br> 1978年前，确切地说是我高中毕业之前，我身上穿的基本上是我母亲亲自织就的土布衣裳。因为我家兄弟姐妹有5个，供销社分配的布票，只得给哥哥姐姐们轮流着在过年时使用，因为他们跟随大人们日出为集体而作，为家庭分担，我们做弟弟妹妹的自然也无话可说。的确，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像我们这一代人，家家户户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说起土布（我们家乡也叫大布），做出来也是相当艰辛的，土布的原料是棉花。四十多年前，还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集体所有制，一户只分得几分几厘自留地。学生时代的我，也帮着大人种植棉花；从中我也学到了种植棉花的知识，知道棉花是一种喜温、喜光作物，了解了肥力中等以上的平地或向阳的坡地容易种植等等。因此，家里一般将土层较厚的几分地用来种棉花。在下种前棉籽要精选，去掉瘪籽、大毛籽、光籽，从而提高发芽率。棉种在播种前还要进行晒种，因为棉籽壳厚，透水性差，播前种子经过晾晒，不仅能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增强发芽势头，还有灭菌、防虫的作用。出苗后注意病虫害的防治，也是重要的一环。我记得棉花最大的天敌是“地老虎”，它白天潜伏土中，夜间出洞为害，常将棉花幼苗在齐地面处咬断，造成缺苗断垄。当然我也有捕捉“地老虎”的一套方法：将一勺水倒满洞穴，由于洞内缺氧，不出两分钟“地老虎”就会自觉地爬出洞来，随后及时处置。棉花的播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播，挖一条浅沟撒上棉种，盖上草灰一类的有机土肥；另一种是营养钵育苗，用当时临山农机厂特制的专用工具营养钵机（园柱状，茶杯大小），制成一个个营养钵土，上面放上两粒种子，待出苗后移栽。直播的棉花除做好防病除虫外，还得做到合适的密度。出苗后，缺苗断条地段要及时补救，多余的及时删除，确保合理密度。夏伏时节，正是棉花的生长期，不仅要施足蕾花肥，更要精细整枝，棉花整枝是棉花增产的关键所在。这时也正逢暑假，家里棉地打顶尖、打围尖，就是我一手操作完成的。棉花一般9月中下旬开始陆续晒开棉桃，从中剥出雪白的棉朵，晒在太阳下，雪白雪白的。等晒松软了，再去临山东门棉花收购站的机器上绞花，把棉籽和棉花分开，籽可以榨油食用。剩余的油渣可以喂牲口，或当作肥料，这些便是我们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摘棉花是很费事的活，几乎天天都有开的棉朵，要不断去采摘，人钻在棉地里，被枝桠挡着走不动，还要拖着沉重的秋笼（或棉包），被划伤手、刮破衣服是常有的事。隔几天不去棉田，开了的棉朵就会被风吹雨淋，品级就会差许多，倘若去卖，要被压级压价。采摘的季节，家里的劳力被牵制在棉地里，费事劳神；但为了一家子的穿衣制被所需，家里人还得为此付出辛劳！ 待棉花收获后已是隆冬季节，家家户户将自由地里的棉花粗加工（去棉籽）后，还得经过精加工———轧花。家住临山东门头的邓姓人家，就有轧花的一把好手艺，当时临山、湖堤一带的农户慕名前往，生意兴隆。我在临山中学读书时，母亲常叫我带上家里的脱籽棉，去那家轧花店进行精加工。回家后，我利用晚上时间，帮她开始拖花、做花锭。锭子长约三十公分左右，直径约两公分多点，大小像现在的圆形米糕。制作方法：用一根细而光滑的竹子，裹少量棉絮，再用一块光滑的木板顺着竹子滚压，压实后竹子抽出，就成一条棉花锭子。一条条的花锭制作好后，用十根左右绞成一团放入塑料袋里搁置起来，以便日后纺纱时随时取用。母亲将预先制作好的棉花锭添在铁锭子上，左手拉着花锭，右手摇动摇车轮，随着铁锭子的旋转棉纱逐步绞紧，这时左手就向后拉开棉花锭，纱就出来了。等到拉纱的手高擎过头够不着的时候，就把拿着棉花锭的手往下一送，纱缠绕到锭子的竹壳上了，然后再把花锭重新高擎过头，而纱也源源不断地从棉花锭里拉出来。这样一层一层地缠绕到摇车锭子上去，锭子裹着的竹壳上的棉纱球渐渐大了起来，大到不能再缠绕时就取下来。这样的纺纱是非常慢的，一天只能纺几两，据说最快的三天只能纺上一市斤。完成一匹布的棉纱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毅力，夏天蚊叮虫咬，汗流浃背；冬天寒风凛冽，手冻脚麻；手机械地转动，还要与瞌睡打架。读过《三字经》的人，都记得“子不学，断机杼”的句子，孩子学习不持之以恒，母亲为了教育他，不惜割断辛苦纺织的土布。可见，织布在当时农家是多么重要的事体。 <br> 线锤似萝卜，纺够数量后，用熬好的浆着色。颜料是土制的，很蚀手，母亲的手被染成蓝色、黑色、红色……滚烫的开水煮着线，也烫伤了母亲磨出老茧的双手。阳光下，一卷卷线随风荡漾，待线晒干后，再用纱绑将线缠绕在纱篰上用来经布。母亲想象着布的纹路，想象着结实的质感和多彩的色泽。有些年头所织的布全都是白色，每户人家都有各自的用途。当时余姚有一家拷花店，专门作棉布拷花加工，母亲就托在临山公社跳头小学教书的施煜盛老师（他老家在余姚县城），将一些白布拷上美丽的花纹、图案，随后做成枕套、床单给我们兄弟姐妹享用…… <br> 牵纱（经布）是将已经纺好的棉线牵成经纱的过程。先在坪地上，根据需要所织布的长度钉上木桩，一边钉数个，另一端也如此，然后将十个纱篰上的线分别穿在牵线机的十个滚动轴；牵纱时，左手拿牵线机，于两边的木桩之间来回走动牵线，并把线分层套在木桩上，根据需要所织布的宽度来确定牵纱的层数；线牵完以后，经过梳理，把每一根线穿在筘上，最后把经过筘的线整齐地裹在裹线筒上。为了完成这个工序，母亲会叫邻居或亲戚来帮忙，同时还要请一名牵纱师傅，记得当时我家的牵纱师傅，是湖堤小寨村的一位戚大妈。从牵纱到上机织布需一天时间，工钱1元 (当时人民币最高值是10元），中午吃一顿便饭。所用经线很长，需几户人家自发地组合起来，大家相互帮忙布经线，因为经线这道工序往往需要四个人。之后，进行“梳竹”（在织布机上把每根线固定好），而这需要视力好才行。当时的戚大妈年轻机灵，手脚利索，完成这项手艺不在话下。待全部工艺完成后就开始织布了，织布时人坐在座位上，左手推上筘，左脚踏牢踏脚板，使通过筘缝的经线分隔成上下两层。右手把梭一甩穿过二层经线中间，就把纬线从右边送到了左边。随着梭的穿过，顺手将筘扳向胸前，压紧了纬线。接着左脚一松，踏脚板一跷，换成右脚踏踏脚板，经线换了个空间，这时用右手推住筘，左手把梭一甩，又把纬线从左边送到右边。紧接着用右手把筘拉回来，把纬线又撞紧了。这种动作相当复杂，手、脚、眼睛必须步调一致，否则难以完成。人坐着操作，看似轻松，其实不轻松，特别是腰，腰必须挺直；同时，筘每撞一记必须动一记，否则纬线压得不匀，布面不平。在反复操作下，轴头上的经纱逐渐减少，卷布棒上的布逐渐增多。经线、浆线时没有太大的声音，但织布时的声音可大了。每撞一记筘，总要响一记“砰”的闷声；而踏脚板一动，经线要换一个空间，这时必响一声“盎着”的脆响。于是在整个操作过程中，一直响着“盎着砰、盎着砰”，犹如弹奏一曲美妙的乐章。 <br>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临山也有了两家具有现代化纺织工艺的大中型企业，余姚华孚纺织有限公司和余姚市鑫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特别是余姚华孚纺织有限公司，它的前身为余姚化纤棉纺织总厂，2012年落户临山，是浙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市最大的纺织业龙头企业。机器织布取代了家庭织布。虽然，手工纺花织布在我的家乡余姚临山几乎消失了，但那些诸如种棉花、纺花、织布的手艺活，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