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德先生”向无好感

安立志

鲁迅在著作中不曾提及“德先生”，也从未给予“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以肯定与支持，但并不等于他从未提及“民主”，《文化偏至论》中“民主”至少提到三次，不过，从上下文来看，这并不是对于民主的肯定与推崇，往往是为其否定民主的论述进行铺垫。与“掊物质而张灵明”相并重，在民主问题上，他坚持“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方针。“民主”作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当然要涉及人群内部的相互关系，而且主要指个人与群众的范畴。鲁迅多次提及两组概念，一组是“超人”、“天才”、“英哲”、“雄桀”、“智者”等；一组是“众庶”、“多数”、“凡庸”、“众愚”、“庸众”等。这两组概念也是两类人或人群。鲁迅在1925年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鲁迅全集》第11卷，页470），那么，“改革国民性”的主体与对象是谁呢？或者说，谁改革谁呢？“众愚”改造“众愚”显然不可能，是“英哲”改造“众愚”呢，还是“众愚”改造“英哲”？鲁迅显然认为，应当由“英哲”来改革“众愚”。那么，鲁迅在这两群人中又属于哪一群呢？可以确定的是，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华老栓等等显然都是“众愚”的成员，鲁迅与他们显然不是一伙儿的——鲁迅是他们的改革者。 （一）关于“多数”“庸众”

按照传统理论，英雄史观抹杀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宣扬英雄人物创造历史。人民史观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前者是唯心论，后者是唯物论。如何看待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有多处评价民众与多数的言论，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他批评那些歌颂民众的意见，“彼之讴歌众数，奉若神明者，盖仅见光明一端，他未遍知，因加赞颂，使反而观诸黑暗，当立悟其不然矣。”（页53）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基于他本人对民众这个群体的判断，“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页52）“伧俗横行”、“沦于凡庸”当然不是好话，他下面的比喻就更加不堪了，“曰惟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食欤？”（页58）他把天才与群众的关系，比喻为人与猴群的关系，从而否定“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多数治理”的政治意义。在他看来，多数民众成了树上栖息的“群猴”（“木居而食”的“众禺”）。猴子毕竟是灵长类动物，是人类的近亲。那么，把群众等同于“至劣之动物”是否更加过分？“夫盲瞽鄙倍之众，充塞两间，乃视之与至劣之动物并等，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页52）“盲瞽鄙倍之众”被视为“至劣之动物”；于是只能“主我扬己”以“尊天才”。看来这天才就是“我”与“己”。且不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真情还是假意，至少不像鲁迅表达的如此露骨！幸亏使用的是古奥的文言文。

（二）关于“天才”“英哲”

主观唯心主义者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由少数英雄人物的意志、品格、才能决定的，认为人民群众不过是消极、被动的“惰性物质”，是少数英雄人物的盲目追随者。鲁迅在本文中大力赞美的叔本华（主张“生命意志”）、尼采（主张“权力意志”），都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在《科学史教篇》推崇的嘉莱勒（卡莱尔）是西方哲学界“英雄崇拜”的始作俑者。卡莱尔认为，“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上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物质的结果，也是他们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商务印书馆，2005年，页1）英雄史观在德国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基础，鲁迅十分钦佩的尼采就认为，“超人”是历史的主宰者，没有“超人”就没有历史，而人民群众则是“奴隶”和“畜群”，是“超人”用以实现其意志的工具。鲁迅在本文中明确指出：“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页53）“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页53）他把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超人”和“大士天才”身上，即使“大士天才”不可得，退而求其次，“英哲”也可凑合。“以愚民为本位”，不仅仅是“恶之不殊蛇蝎”，一当“治任多数”，整个社会的“元气”就会丧失。正因如此，倒不如把“庸众”当作供桌上的牺牲，作为“天才”出世的学费与代价。

（三）关于一导众从

“建说创业诸雄，大都以导师自命。”（页54）鲁迅的说法是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描述，古往今来，一些大号人物，往往以“导师”自命，“领袖”、“统帅”、“舵手”则是“导师”的同义词。“夫一导众从，智愚之别即在斯。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页54）这里的“置”有“放弃”“弃置不用”之义，“置众人而希英哲”，抛弃民众，寄望英哲，这像话吗？“一导众从”意味着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一导众从”，公共治理、政务公开自然不需要了，“故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页53）岂不是公然主张黑箱操作，暗室政治？不过，这样的思路与寄望于“明君圣主”、“清官贤臣”根本没有区别，这与《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也完全是另一种思路。

鲁迅告诉许广平，“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鲁迅全集》卷11，页467）在“现在”与“将来”问题上，“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交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其中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同上书，页466）他是一个“轨道破坏者”，且“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至于建设，那是没有的。他承认自己没有“一导众从”的能力，“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坑，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同上书，页460）那么，鲁迅这“一导众从”的方针如何实行呢？鲁迅对民主充满了误读，在其后的著作中，他既不曾谈及“德先生”，也不曾谈到民主，一直到30年代他成了左翼文坛的领袖之后，在茫茫的政治海洋上，才忽然发现了灯塔，那就是苏俄模式。于是他多次撰文，赞美苏俄、维护苏俄，“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鲁迅全集》卷4，页436）1933年，他甚至撰文为苏俄暴力统治辩护。对苏俄文化总管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剧中人指责苏俄政权“革命者为魔王，和先前的专制者同等”的说法进行驳斥，他甚至对“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表示赞同。（《鲁迅全集》卷7，页421）庆幸的是，他的“一导”与后来的政治趋势是一致的，可悲的是，“众从”的结果却是悲剧。

（四）关于人人平等

美国《独立宣言》中有：“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页26）鲁迅对于民主社会最为担心的就是这“人人平等”，并一直为此而困扰。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多次表示这种担心：“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页49）“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页51）“盖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页52）他批评民主政体“夷隆实陷”，意思是社会机制的绝对平等主义。“夷隆实陷”近于削峰填谷、截长补短、去高就低、杀富济贫。这就是鲁迅所担心的“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荡无高卑”、“夷峻而不湮卑”。这实际上是鲁迅对民主机制的陌生与误解。鲁迅没到过民主国家，不了解民主政体。在自由民主的机制下，法律上的人人平等，并不否定每个人在天赋和能力上的差别，同时也尊重每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在自由民主的机制之中，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创造知识财富，以实现多姿多彩的人生价值，这就是这类政体之下之所以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

（鲁迅与许广平）

（五）关于多数暴政

鲁迅对民主机制的另一担心就是“多数暴政”。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他多次指出，“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页46）“借众陵寡”，如同多数人欺负少数人，甚至“烈于暴君”。他进一步指出：“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页47）“多数治理”如同“千万无赖”管理社会，比古代的“独夫民贼”更为可怕。“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页49）鲁迅不知道，“同是者是，独是者非”，这恰恰是独裁政治的特征。

有人说，鲁迅关于“多数暴政”的论述，体现了超前思维和预见性。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其实，亚里士多德、杰斐逊、柏克、贡斯当、托克维尔等多位古代西方政治家或著名学者都曾有所揭示，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平民“不以‘法律’为依归，就包含着专制君主的性质。”（《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页191）美国开国领袖杰斐逊则指出：把“全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都“集中在同一些人手里”，“173个暴君肯定和一个暴君一样地富于压迫性。”（《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229）

鲁迅的上述论断客观上对我国的民主建设起着消极作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国民众只经历过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页225）在一群奴隶从来不知“人民主权”、“多数统治”为何物的国度里，片面强调“多数暴政”是十分奢侈的。这如同灾民告诫富翁肥胖有害，太监劝谕皇上纵欲伤身是一个道理。

（六）关于民主本质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鱼龙混杂地引介了许多外国学说，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即为其一。这个曾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毁灭性批判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主张极端利己主义，把一切外在约束如政府、法律等均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侵犯。鲁迅欣赏的主要是他的“唯我论”。鲁迅指出：“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国家谓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亦一专制也。众意表现为法律，吾即受其束缚，虽曰为我之舆台，顾同是舆台耳。”（页52）在他看来，无论君主制、民主制都是专制；卢梭的“公意”，国家的法律都是束缚。那么，鲁迅要的是什么呢？“任个人而排众数”，也就是“立人”。那么，如何“任个人”或“立人”呢？那就是“自觉至、个性张”，于是“沙聚之邦”，“转为人国”。（页57）何谓“自觉至、个性张”呢？鲁迅的标准是，“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页52）这与施蒂纳其人的“估价、评价任何东西都不会大于、高于其自身，简言之，因为他从自身出发并‘返回自身’。”（《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页176）何其相似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