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魁星楼，一一我母校的前世今生(中)

七月白荷74339290

文字:七月白荷

图片:自拍与网络

配曲:学习雷锋好榜样

　　(上)1965年，六六级学科学兴趣小组的同学正在西安兴庆公园红岩山坡上学习。

1958年，我的母校西安第一初级中学正式定名为西安市第二十一中学，紧靠我校西院北墙的八家巷的几个院子划为教工宿舍，由市上下放碑林区教育科管理，归二十一中使用。我第一任班主任朱曼莉老师家就住在八家巷。

当时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张效臣，教导主任刘万荣，俩人是山西老乡。校长张效臣建国前就参加学运活动，是位老地下党员。他掌权后，调入和启用一批有才华的教师，有几位老师多多少少有点历史问题，有的上大学时集体加入中统，还有两位是军统，张校长力排众议，让他们发挥特长，担任物理、数学等课目教员，有二人还担任教研组组长。

1962年起在全市统考中，二十一中连续三年名列榜首。成绩如此出众，当为我的母校最辉煌时期。

　　(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南门到和平门段城墙，城河景色。西安城墙管理处同意我母校师生在环城林除野草种地。

　　(上)六十年代西安的南城河，我们学校的麦地就在城河与城墙之间的环城林里。

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解决老师工作加餐问题，善于算计的张校长想搞个校办农场，但这事难度太大了，没弄成。后在学生家长帮助下，联系上了西安城墙环城管理处，人家同意将南门至和平门环城林带除杂草工作让二十一中师生承担，但利用林间空地种麦，只有口头承诺，没有书面批复。张效臣校长闷头带师生在这里种了四年麦，没交过公粮。

我的母校地理位置居中，教学质量高，省府、市府不少委、办、局负责人，碑林区区领导的子女都进了21中。西安市财政局从建国到文革几任局长的子女都在我校念书，他们衣着朴素，学习认真，有几位还是我的好友。张校长从不给人说学生家长帮过学校什么忙，但我跟同学闲谝中，多多少少知道勤工俭学的一点事情。

我们入学后，到环城林劳动都是从柏树林南头新开城门出去的。听高年级同学说，他们都是由开通巷走到城墙根，从老防空洞钻过去的。一位学哥对在环城林劳动的事记得很清，他说翻过地，拔过草，但不记得收过麦子。记得穿过城墙洞时，里面还住着一对老夫妻，在洞里转过弯，出去就是他们班的麦地。

　　该校徽照片由校友刘兆华提供。

　　(上)上世纪六十年代，西安南城墙內侧。

在老校友的回忆中，那个时侯，每个班在环城林里负责一块地，好像翻地，拔草，浇地这些活干得多，收麦这些活没干过，只有高年纪女生去拾过麦穗。其实，收麦都是让郊区农民来干的，作为换工，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支农劳动，从小让学生热爱劳动，体会到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

1962年，学校收获小麦三干斤；第二年第三年收成的更好了，脱粒晒干后拉到南大街粉巷的磨坊，同学的叔叔家有驴，磨成面拉回学校。那时学生每月定量27·5斤，教师每月定量30斤，由于缺油少肉，肚皮饿得慌。手中有了粮，张校长心中不慌，常常在晚自习后发给老师两个馍，有时学生参加校办活动，也会分馍。当年杂粮多，吃的多是玉米面发糕，金银卷，有的女生拿到纯白面馒头后，人面前咬两口，然后掏出手帕包起来，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

　　(上)当年柏树林南口的新开城门，现在叫文昌门了，文昌阁就在城墙上。2020年5月，我和我同班同学在这里拍照留念，脚下踩的就是我母校的麦地，我们也是学校最后一届参加环城林劳动的学生。

　　(上)这张照片是我校65级住校女生，欢送两位64级毕业生时合影，内有几位是66级的学姐。

母校的食堂位于西院靠北一排平房，东头是教工灶，西头是学生灶。掌灶的大师傅叫王景德，陕西菜做的地道，最拿手的是粉汤羊血。管灶的总务主任也姓王，小分头梳得溜光，他人鬼点子多，当时猪肉、鸡鸭鱼蛋、粉条，连豆腐都要票，牛羊肉只供少数民族，老王却能在炭市街菜市场搞到羊血、羊杂骨，还有粉条渣子。

炭市街菜市场当时是西安最大的菜市场，离我母校千米之遥，菜场的人蹬着三轮车过了八家巷，便扭头冲着院内吆喝一声:“王师，血来咧！”等三轮车到西院门囗，王师和学校里不带课的老师便会把放在木板上一块块羊血连板子端起来，慢慢走下青砖台阶，送到伙房去。

三年困难时期，提倡“瓜菜代”，荤腥很少。王师做的粉汤羊血油汪汪的，可以冒馍，也可以单吃。区教育局检查工作的人总喜欢到二十一中吃粉汤羊血，当然，钱和粮票还是按规定交的。

　　(上)这张照片是1968年8月在西院魁星阁下照的，从左至右依次是学哥陈小西，孙刚，崔超杰，背景领䄂像是666班谢恩锁画的，当年他十八岁。那天，三人一组拍了好几组，我在另外一组。这些照片老同学都保存着，因为背景中八角楼一楼柱子和二楼栏杆太珍贵了。

　　当年学生灶伙食标准是一人一天四角钱。早饭八分钱，一碗拌汤二分，一个馍五分，一份咸菜一分；午饭二角:晚饭一角二。

粮站当时按西安市有关规定，每个人每月定量中只供一斤大米，南方籍老师每月供五斤大米。所以早餐从来不熬大米稀饭，就是玉米糊糊或杂粮拌汤，一个月吃两次白米干饭。午餐一般是馒头花卷配烩菜，有时中午吃粘面，晚上是汤面。学校厨师王师傅原是杨虎城的厨子，他卤面做的相当不错，豆角素卤面，蒜苔大肉卤面更是一绝，比炭市街南口那家饭馆的还好吃。从64级起，学生灶改扯票为饭票，吃卤面时，两个女生都会买三份，一人吃一份半。

学姐张漓家离学校远，学校就将八角楼二楼的一间教室提供给她们二十位女生，平时住校，打地铺，睡木地板，每周回家一次，三顿饭都在学校吃。还有群群姐家中白天没人，她早饭午饭都在学校吃。现在大家在群里谈论起学生灶，最怀念的就是粉汤羊血，还有大肉蒜苔卤面和粉条白菜包子。

　　(上)这是我们离校三年后，二十一中教师的一张合影，大家还能认出那几位老师。

　　学生灶一个月标准是12元，有人星期天回家吃，所以一个人一个月伙食费大都交10元左右，相当于现在一碗面钱。就这有些同学还是吃不起，几位住在城外的从家里背来馍，中午到灶上讨碗热汤，几位厨师都会热情地给。同学们见到王景德都恭恭敬敬喊王师，有位汪老师，学生当面叫老师，背地里喊他“汪汪狗”。

688班主任赵陕生，是位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教师，刚上手任661班主任，长期被压抑的661班一下子解放了，班委会几位男生拍着肩膀和赵老师称兄道弟。上山下乡时，赵陕生在大荔县高明公社任带队老师，有师生缘，和我们六八级同学关系都处的很好。

六六级入校时，西院八角楼有六四级三个班在二楼上课，楼下是641班。转年，655班在西院后院东南角的教室上课，其余四个班都是在东院上课。661班被安排在八角楼二楼，楼下是教师办公室，物理老师肖辑孚就在此办公。

肖老师是我母校名人。他做自我介绍时，喜欢说:“我叫肖辑孚，有人叫我小米头，有人叫我内卡钳。”其实同学们都叫他“阿基米德”，楼上同学走路脚步重了，或挪动桌椅动静大了，阿基米德就站在办公桌上，举起拖把咚咚咚撞击头顶上的天花板，以示不满。有的同学故意逗他，不停地弄得地板咚咚响，他在下面双手举着托把不放，上边响几下，他在下面也咚咚几下，甚是好玩。

　　(上)这是张“卧驴”的照片，类似现在学校体操课的跳鞍马。1963年底，母校开始搞基建，东院大操场被占了，体育课没法上，高年级男生玩“卧驴不起”，还有“骑长驴”，长驴长度是六个人的背，能撑着一跃而过真要身手敏捷。

　　(上)低年级同学和女生课间活动则是踢毽子，掷沙包，跳房。

我们“老三届”中，66级和67级学哥学姐印象最深的事恐怕就是参加建校劳动了。母校要在东院盖教学楼了，音乐教室先搬到校外八家巷，其余65级四个班及教研室等都要插到西院来。首先合并的是教师办公室，只有教导处和人事室没有动。

西院大门直对八角楼一层大通道，通道北侧是教导处，朱曼莉和任繍亭老师在这办公；通道南侧是人事室，负责老师是王瑞荣。王瑞荣老师也是母校名人，他老家在陕北，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是邻居，小时候曾被毛主席抱过，这也是许多师生羡慕的一件事。

西院靠陕报的南边一排平房，又窄，又暗，又潮，这时也被改为教室，上课实行两部制。那时是半天上课，把同学都分成小组，半天在学习小组学习，老师上门巡视。每周每个班还得去参加盖楼劳动。

二十一中65学年在全市统考中未能名列榜首，但体育活动搞得不错。操场被占用了，全校集体到新城广场出早操。665班全体同学为援越抗美，每天每人长跑上万米，从学校跑到大雁塔，再从大雁塔跑到新城广场。我们入学后，也加入长跑行列，早上锻炼身体，就是绕着广场跑二十几圈。

在正常上课的日子里，太阳出来后，24个班的学生列队返回学校，24个整齐的大方块唱着歌，从南新街拐到东大街。东大街是西安最繁华地段，有许多城外人看热闹先上东大街，我们的行进队伍就是东大街早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上)这是1964年学雷锋时，郑老师和校外辅导员与665班学雷锋小组同学合影，拍摄地点是母校西院后院。

　　上文说过学校基建的事，提起建校劳动，高我几届的学哥学姐都有说不完的话，有的说每周劳动是两个半天，也有说是每周三个半天的，反正就是去工地当小工，搬砖拉砖，和灰运灰，什么普工活都干。我家属院65级的学姐说，小七你们运气好，我们干了那么活，没在新楼上过课，都让你们赶上了。

我是1965年8月底入学的，那时新教学楼刚刚落成，主色调是暗红色，楼梯间外墙立面从一楼到四楼全部用水泥砂浆分格收光，长方形大格中划出双菱线做装饰。其它红砖墙全部刷上红粉，用白水泥勾缝，配上豆绿色木窗，新楼成了菊花园一个新地标。

新楼西山墙南北是两块水泥抹的大黑板，中间开了双扇门，正对着西院南大门。我们班教室在一楼南侧第二间，走廊对面是教导处。教导处里立着几块红木牌，跟易俗社门口戏牌大小差不多，按班级密密麻麻用白广告写了1200多名学生名字。因把我父亲的名字当成我的名字写在粉牌上了，被我发现后才更正，所以对这些木牌印象特别深。

　　(上)这张照片是1998年，我六姐，我姐夫及他们同班同学在母校教学楼前留影，那时教学楼墙面已全部粉刷了，外形还没变。

　　校友贾爱民(左图)热爱舞蹈，有很深的功底，这是她在离校五十年校聚中为大家表演舞蹈《蝶恋花》；右下图模特是校友陈瑛；右上图是校友吴新保存了56年的校笛。

我们学校文艺的活动在市区都有名气，由661班和665班联合演唱的“英雄战胜了大渡河”曾在市上获奖。我们入学一个月，就参加了全校“迎接国庆十六周年革命歌曲大联唱”，把当时最火的音乐史诗《东方红》中的歌分到各班，一个班一首歌。我们班集体演唱的是“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学校还有文艺演出队，课余时间由音乐老师宋兆雪领着在西院后院唱歌跳舞，排练节目。上山下乡时，宋兆雪是在临潼县东岳公社插队学生的带队老师。在王义湾下湾队插队的张豪夫、吴新等同学都是校文艺队的骨干，他们登台演奏了“陕北好”，“送粮忙”等曲目，贫下中农说“拉得太好听了”，“让我们开了洋荤”。

后来，张豪夫同学靠深厚扎实的基本功考到了宝鸡市京剧团，1977年高考考上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广播艺术团任专职作曲。张豪夫出国后在法国第四届作曲大赛中获第一名，后为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第一位华人终身教授

　　(上)这是建党百年西安知青艺术团演出剧照，右边三位是校友杨琴、赵新民、韩云霞，七十岁的人了，精神吧！

　　校友王元元，665班学生，曾获2017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太极剑金牌。

我们学校有武术队，也举行过武术比赛，我们班获得的唯一大奖就是武术比赛团体第一名。那次全班着统一的枣红绒衣，胸前贴着金纸剪的“六八二”三个大字，随着音乐声，大家迅速将手举起，成抱拳礼动作，然后蹲马步，转腿，冲拳，推掌。集体表演打分标准要求精确，到位，整齐，我们班全做到了。做为班长，我上台领了奖，我个人的奖状还保留着，可惜集体奖状己无影无踪了。

校武术队的指导老师是梁忠民，他还是校体操队指导教师。我们班陈健跟着梁老师参加碑林区比赛，好像也得了奖。学校还有蓝球队、乒乓球队，这两个队参加的学生多，还分男队、女队，只有朱时春老师领导的图画兴趣班，对外叫小组。运动来了，这些队伍全停止活动了，但好多有特长的同学多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校友石头娃(王小信)，689班学生，国家一级美术师，美学博士，西安美院客座教授，陕西文史馆馆员，中国文联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名誉院士。下图是石头娃与参加他2021年作品拍卖会的校友合影。

　　校友孙卓，6810班学生。第27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获得者。下图是在大荔插队时欢送我小学同桌何炎参军的合影，前排右一是孙卓。这六位姑娘中后来出了两位省级劳模，一位市级劳模，一位研究生，母校的女生，厉害吧！

　　1966年8月，张效臣校长签发了最后一批毕业证书。离开二十一中后，张效臣1978年就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安专修科校长，上图是和陕师大同学合影，前排中白发者即为张校长。

　　上图是1968年12月，母校为六八级学生颁发的毕业证书。证书上不再有校长个人签名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委员会”的大印。三届同时毕业，同时插队，1200多名学生中，只有12人免下。

“校园课堂春己尽，弱冠少年当知青。

广阔天地情刻骨，蹉跎岁月愤铭心。

暮年两鬓生华发，夕阳光照怀旧情。

回首前尘人生路，终是天涯梦游人。”

八角楼下那段时光再见了，一只叫“命运”的手，像老鹰捉小鸡，一只只，把我们分开了，你插队，我下乡，也有当兵把枪扛。那段时间，流行分别留念。这是我(后排左一)送学哥当兵时去照得相，年轻时还挺帅气的，当年，记得老师说:“长得难看的进不了二十一中，怕影响市容”。

　　“暮想朝思大学堂，十年梦碎小黄梁。几棵青冈摇新叶，一炉丹火炼金刚”。这张照片第三排左一是我同窗好友周随意，现已天人两隔了。其它有三位是下乡后和我在一个锅里搅过马勺把的。这就是我们学生时代最后的影像。

别了，我的母校！再见了，二十一中！下期将写我的母校转身成为中专的过程及发展中的苦与乐，还有就是“老三届”对母校对老师的浓浓情意。(中篇完)

2021/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