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梦 · 警营情

鸿鹄

　　

杨 明

　　我从小羡慕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心想当解放军。

　　小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些战争题材的故事片。看见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热爱人民、报效祖国、英勇杀敌的情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地道战》《地雷战》《智取威虎山》《奇袭》《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闪闪的红星》等影片，百看不厌。我非常敬佩张思德、白求恩、杨子荣、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雷锋等英雄模范人物。看见那些“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解放军，非常亲切。见到他们，总想和他们聊一聊。我戴过仿制的黄军帽，穿过仿做的黄军服，还借过解放军的军装照过相。

　　当解放军有年龄要求，所以我天天盼自己往大长。我扳着指头算时间，希望自己快快长到18岁。1976年冬季征兵开始了，我喜冲冲的跑到我们村（延安市元龙寺公社黄屯大队）民兵连长代建民那里去报名，他不给我报，说我虚岁18，还差一岁。我爸爸是大队党支部书记，遇上了讲原则的民兵连长，我磨也不顶用。我不甘心，又找到公社武装部长薛俊堂（北京知识青年）要求当兵，他不给我报名，但是，允许我在体检那天参加体检。那天，我早早就赶到延安市姚店地段医院，薛部长给了我一张《体格检查表》。我检查到第三关，接兵的解放军（兰州军区某汽车连连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杨明。”我顺利地通过了体检。随后，我听其他参加体检的应征青年说：“接兵的问了你许多情况。”我估计接兵的看上我了。我们村参加体检的一个青年，也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回到家，我将情况告诉了我父亲。结果，公社只给我们村一个名额。公社党委书记罗双福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说：“杨明年龄不够，让老苗家的孩子去吧！”后来听说，在公社的定兵会上，接兵的为要我，和公社领导闹得不欢而散。

　　1978年春季征兵刚刚开始动员，我就写了一份要求入伍的申请书，送到了公社征兵办。我的入伍申请书在公社广播站播了一遍又一遍。全公社的人都知道了我要去当兵。

接兵的来了，我们公社征的是公安兵。我第一次听说公安兵，想当解放军，征的却是公安兵。等了多少年了，公安兵就公安兵吧！通过与接兵的交谈，我才知道在公安系统实现义务兵役制的警察（1978年以前）有：武装警察、消防警察、边防警察。我们服役的地点在咸阳地区，有武装警察、消防警察。武装警察，主要是看押犯人；消防警察，主要是防火灭火。这次当兵，一路顺风。1978年3月1日，我收到了延安市武装部颁发的《入伍通知书》。3月5日，我穿上了上黄下蓝的警服，衣服和当时的空军干部服一模一样，上衣四个兜。3月6日早晨，我们乘坐部队包的大轿子车离开延安，下午到达铜川火车站。不知道是没有客车了，还是军事的需要，让我们坐的是闷罐子火车，严严实实，没有窗户，车厢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只好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到了咸阳火车站，我们又爬上了来接我们的军用卡车。又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在一阵阵欢迎的锣鼓声中，我们到达了1978年咸阳地区公安局新兵训练基地——礼泉。

　　新兵连一共分了5个排15个班。一、二、三排是武装警察，四、五排是消防警察。我分到了五排十四班，排长张安民，来自三原县消防中队，班长杨文智（陕西武功人），来自乾县消防中队。我们班长带我们12个新兵，13个人睡在一个房子里，床板挨床板。第一天班长就教我们整理内务，首先是叠被子，要求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崭新的被子，非常难叠。为了让被子有棱有角，我们拿手捏、拿两个小方凳对起来夹。13个人的13块被子的棱，要形成一条线。13个人的刷牙缸子也要摆成一条线，而且要把洗脸毛巾也和被子一样叠的方方正正，放在刷牙缸子的口上，也要形成一条线。让我们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回什么是“方块+直线”。我们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公安警察，不但要执行公安上的有关条令、条例，还要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条令、条例。新兵连的政治教育与军事、业务训练，穿插进行。政治教育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有关文件，学习条令、条例和有关材料，掌握和了解我军的性质、宗旨、任务，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着重解决“当兵为什么”、“怎样当好兵”的问题。连队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合订本，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为人民当好兵、扛好枪。军事训练，完全按照解放军的训练大纲进行训练。第一步是队列训练。立正、稍息、向左（右）看齐、齐步走、正步走……等队列动作，看起来容易，做到标准却很难。队列训练是老百姓向军人过渡的关键一步，教官对我们的训练非常严格，一个队列动作，成千上万次的训练。第二步是军事技术的训练。我们主要学习的是半自动步枪的射击原理，练习的是操枪动作、射击动作，掌握的是射击技术。第三步是业务训练。我们消防兵主要练习的是消防战斗服的着装、消防水带的连结……一个老百姓过渡到一个合格的军人很难很难。部队的条条框框，让我们这些新兵感到既新鲜又无奈，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想说话的时候，不让说；不想说话的时候，非得让你说。平时我们在家里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正是说话的好机会。部队在吃饭时、息灯后，不准说话，一句话都不让说。把我们这些新兵憋得难受。忍不住，悄悄的和对方说一句，如果让班长听见了，就得挨他的训斥。星期天的班务会，每个人都得总结评价自己一周来的工作，不说话是过不了关的。在家里的时候，困了就上床睡觉。部队不到休息时间，不允许在床上睡觉；到了休息时间，不想睡觉也得躺在床上。新兵连的训练是辛苦的，但也是有意思的，它让我们知道了军（警）营的特别。军人，每天都是在“集合”、“解散”中进行活动的。早上起来，首先是“集合”出早操，不是“跑步”，就是“齐步走”；吃饭也是“集合”排队去食堂，一路上唱着歌儿到餐厅；晚上看电影或者去看文艺演出，同样是“集合”排队去、排队回，来回的路上同样是歌声嘹亮；训练中不用说，更是“集合”、“解散”。通过四十多天的强化训练，我们不仅在走、立、坐、跑等姿势方面发生了变化，具有了军人的气质，尤其在思想上的变化更大，具有了军人的理念。首先是组织观念，一切行动听从指挥，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其次是时间观念，说几点几分到就几点几分到，分秒都不差……我们由老百姓变成了真正的军人。连队给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帽徽和领章佩戴仪式。我们的帽徽是国徽，领章和解放军一样。原来我想戴的是解放军的一个红五角星，现在戴的帽徽上居然有五个五角星，比解放军还多了四个五角星。

　　在新兵连里，我的队列动作、消防技术做不到最好，但是，在政治知识、军事知识、消防知识考核中却常常能出类拔萃，加之我在办板报、写稿子方面的优势，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当时我们的副连长何德志想让我到他们咸阳市消防中队去，排长也想让我到他们三原县消防中队去。从我内心讲，想到城市比较大的咸阳去。结果，在分兵的时候，上级规定，每个班长可以在自己班里挑5名战士。这样，我就自然到了乾县消防中队。我们班的吕立真、冯世凯、李和平、王殿海也被班长挑到了乾县。我们一同分到乾县消防中队的还有其它班的李东、张满良、张福有、陈平、梁治国。

　　乾县位于关中平原中段北侧，渭北高原南缘，咸阳地区西部。乾县在黄帝时称好峙，为祭天之所。夏朝时为雍州之域，商时为岐周之地，春秋战国时属秦。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十二年）始置好峙县。秦始皇统一六国，建都咸阳，好峙属京畿辅地。北魏时改好峙县为漠西县，隋改为上宜县，唐又置好峙。684年（唐睿宗文明元年），唐高宗李治葬县北之梁山，谓“乾陵”，遂更县名为“奉天”，以奉祀乾陵。784年（兴元元年）升奉天为赤县，由京都直辖。895年（唐昭宗乾宁二年）以奉天县置乾州。尔后屡有更迭，1913年（民国2年）改乾州为乾县。乾县东邻礼泉，西接扶风、麟游，南连兴平、武功，北临永寿，总面积1002.7平方公里。我在乾县当兵的时候，乾县虽然是农业大县，但是县城周围的工厂也不少。当时有：西北人造板机器厂（直属林业部管理）、咸阳地区无线电元件厂、咸阳地区汽车配件厂、咸阳地区深井泵厂，还有县上办的各类工厂。乾县还是中国第一个女皇武则天和她的丈夫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墓——乾陵的所在地。乾陵，是我们消防上的重点保卫单位。我们乾县公安消防中队，驻守在乾县县城，连的建制，排的实力。那个时候的消防部队，属于双层领导。消防业务，属于上级业务部门领导，地区有消防大队，省上有消防总队；党务和团务等工作属于地方领导。我们中队党支部，归公安局党委管理；团支部属团县委直属领导。各地公安消防中队建队时间不一。我们乾县公安消防中队成立于1974年，中队主要领导都是来自于地方的复转军人，指导员王德福（县级待遇）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五十年代当过公安部队的大队长。据说那个时候他双手可以同时使用两把手枪，能打断空中的电线。他常看的书是毛泽东著作，对人民群众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常说：他的命是人民给他的。有一次，他在旬邑侦察敌情，刚进入一个村子，村子就被敌人包围了，他准备和老百姓一块往出跑。没有注意到身后藏的手枪露了出来。这时，一个妇女突然朝着他大声喊：“你这个人光顾自己跑，连孩子也不管，给我把孩子抱上”。那个妇女走到他身旁把孩子递给他，然后悄悄的对他说：“你的手枪露出来了。”他说：“是这个农村妇女救了我的性命。”他带领我们出去灭火，我们再累、再饿，他都不允许我们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他常“训”我们的口头禅是：“你们吃的是人民的，穿的是人民的，头顶的是人民的，脚踩的是人民的。在人民遭难的时候，你们忍心吃人民的东西吗？”队长史忠孝是五十年代末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在大部队入的党，提的干。我分到了二班，班长张新文（陕西洋县人）。杨文智是一班长，1980年任乾县消防中队司务长，从排级干部一直晋升到团级干部，曾经担任过武警咸阳市消防支队队长、武警陕西省消防总队纪检委副书记。

　　我到中队不久，就被选为军人委员会委员，分管宣传工作。那时，消防工作的方针是“以防为主，以消为辅”。消防部队既担任灭火战斗任务，又担当防火工作。战斗任务、防火任务，十分艰巨。消防兵的训练又苦又累。着装，要把那个战斗服的扣子扣过来扣过去的练，练的大拇指和食指起了茧，还不一定能达到优秀的标准；水带连接，两只手提两盘水带，要跑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不但要把水带连接上，还要达到时间的要求；单杠梯、两节拉梯等登高科目的训练不但辛苦，而且还危险。我们不仅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课时要求，还要时时刻刻处于执勤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参加灭火战斗。那个时候，消防兵的装备差。战斗服是用细帆布做成的，防水性能差。夏天灭火，一身水；冬天灭火，一身冰。消防警察在灭火战斗中，年年都有伤亡的指战员。我参加过农村火灾和工厂火灾的扑救，还灭过油罐车着火、汽车和拖拉机相撞着火、汽车车厢（木车厢）里装的白灰受潮发生化学反应引起的着火、古树着火等形形色色的火灾。1980年的大年三十，为了灭一场火，我们去灭火的指战员中间隔了近二十多个小时才吃饭，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饿。那天确实把人饿坏了。早晨9点吃过饭（部队节假日，一般都吃两顿饭），下午4点正准备会餐，忽然，来了火警。距离县城约七八十公里的一个咸阳某工厂办的农场，麦草垛着火了。周围又没有水源，灭火的难度非常大。灭完火，回到中队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这时我们才狼吞虎咽地吃了点年夜饭。夏收季节麦场的防火，是关中地区消防部队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乾县城关公社，人口密集，城乡居民混居，防火的难度比较大，年年麦场发生火灾。1978年夏天，组织上让我这个刚到部队不久的新战士到城关公社去防火。指导员找我谈话，说这是对我的考验。为了搞好这次防火工作，我除求得城关公社领导和生产队的领导支持外，几乎每天十多个小时奔波在各个生产队的麦场上，反反复复地给广大群众宣传防火知识，检查碾麦的农机具是否戴防火罩、打麦场是否存放灭火工具和水缸。不知是我的工作做到位了，还是我的运气好，1978年城关公社的麦场没有发生火灾。为此，我受到了乾县公安局党委和城关公社党委的表扬。我这个人不管干任何工作，总是认认真真地去完成，并努力做得更好。

　　1979年1月13日，我当选为共青团乾县公安消防中队支部书记。2月7日，我光荣地填写了《入党志愿书》。3月，我和杨文智同志一块参加了“咸阳地区公安消防大队制定《灭火作战计划》培训班”。学习结束回到中队后，史忠孝队长为制定《灭火作战计划》组长；我为副组长，同时负责防火工作。制定《灭火作战计划》是一项细致复杂的工作，必须到各个消防重点保卫单位进行实地测量，绘制一幅重点单位的平面图，一幅重点部位的建筑示意图和灭火战斗示意图，同时要确定重点部位一旦发生火灾采取的扑救方法，并对消防车辆的停车位置，水枪的控制面积进行科学的计算，形成作战计划，然后，再组织部队进行现场灭火演练。我们乾县消防中队在制定《灭火作战计划》方面，走在了全区的前列。1979年9月15，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是咸阳地区14个县市1978年入伍的公安兵（武装警察、消防警察）当中，第一个入党的人。1980年底，我被抽到大队战术考核组，由参谋张文成（80年代中期，担任过咸阳地区消防支队队长）带队，对全区11个消防中队进行了战术考核。我们中队在战术考核中名列全区前茅，图纸绘制成绩全区第一。我们乾县消防中队团支部的工作搞得更是轰轰烈烈，在我当书记的时间里，年年受到共青团乾县县委的表彰，1981年还被命名为“新长征突击队”。

　　随着形势的变化，部队不在从战士中直接提干。一种是从部队院校往基层分配干部，一种是战士通过上教导队培养为干部。1981年，陕西省公安厅消防总队，举办首次教导队。按照“四化”的要求，一是革命化，要求党员；二是年轻化，年龄在23周岁以下；三是知识化，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四是专业化，服役在3年以上。按照条件而言，我们乾县消防中队，数我的条件好，我不但具备以上四项条件，而且我还有别人没有的优势，我是团支部书记（部队团支部书记往往由副指导员担任，我们中队没有副指导员，所以由战士担任）。我当时想，就条件而言，乾县消防中队上教导队的人，应该非我莫属。然而，不知什么原因，1981年我们乾县消防中队，没有一个人去上教导队。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从当兵的时候就想穿一辈子军（警）装，甚至想组建一个军人家庭。但是，提不了干，迟早都得退伍。我已经服役期满。走，我确实不想脱下心爱的军（警）装；不走，如果提不了干，超期服役一两年，还得退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长痛不如短痛，我选择了走。1981年底，我离开部队，返回家乡。我走后，我当书记（团支部）时的组织委员张建荣（陕西绥德人），担任了团支部书记，不久，他就上了陕西省公安厅消防总队教导队。毕业后，先后担任过乾县消防中队副队长、队长，咸阳市消防支队参谋。

　　“人算不如天算”，我离开部队不到半年，形势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1982年6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关于人民武装警察管理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地方内卫任务及内卫值勤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同公安部门原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等警种统一起来，重新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5年至1988年又分别将交通、水电、黄金等三支基建部队和森林警察部队一并编为武警系列）。1983年4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在北京成立。公安消防部队纳入武警部队序列后，要求消防部队年龄大的基层干部一律转业，为了弥补消防部队干部的不足，消防上突击提拔了一批干部，我的许多战友后来成了军（警）官。消防部队归入武警部队后干部体制的急速变化，证明我当初退伍的选择是错误的。但是，当时根本看不来。谁能想到中央会有那么大的动作。

　　尽管我离开乾县多年了，但是，我在乾县战斗、工作和生活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谢谢和我一块战斗与生活的领导和战友！谢谢和我一块参加共青团活动的乾县各级团干！谢谢我认识的乾县人民！

　　人这一辈子，走过了的路是清楚的，未来的路谁也说不清。有的人越走越平坦，有的人越走越坎坷；有的人从坎坷走向平坦，有的人则从平坦走向坎坷，从坎坷再走向平坦。兴平县公安消防中队走出去的岳喜强（陕西眉县人），是我们战友中的幸运者，也是我们战友中级别最高的警（军）官。1979年11月，他曾经和我在“咸阳地区公安局消防建筑设计审核短训班”一起学习培训过。我在部队的时候，他还是普通士兵。我离开部队后，他如日中天，曾经担任过公安消防部队昆明指挥学校政委，重庆市公安消防总队政委，湖南省公安消防总队政委、总队长。2012年9月，任天津市公安消防总队（武警天津市消防总队）政委。2013年7月，晋升武警少将警衔。

　　我虽然到地方上工作了，但是，在部队上形成的政治坚定、令行禁止，说干就干、干则干好，认真负责、雷厉风行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几十年来却一直影响着我。我为我当过兵而骄傲和自豪。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加喜欢回忆往事。我常常想起那些与我一块战斗和生活过的战友，有时在梦中还能梦到他们。可是，现实中许多战友一别几十年，却难以见一面。我希望我的那些见到或见不到的战友个个身体健康、心情快乐、生活幸福！

　　作者简介：杨明，中共党员，退伍军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延安市宝塔区关工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