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中学的校园记忆

图个吉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所在的团山公社没有中学，每年考入中学的学生，须到15华里外的县城就读。1969年初，县革委会提出“队队办初中，社社办高中，念初中不出队，念高中不出社”的口号，将原隶属于县教育局管理的10所农村中学划分为34所农村中学，交由所在公社（农场）领导。于是，团山公社开始筹建中学，主校址选在团山子村的小山上。

所谓主校，条件十分简陋，就是在小山的半山腰上盖了一趟瓦房，间隔出若干个教室。还有5-6间西厢房，是校领导的办公室，兼做教师宿舍。将小山东侧的山坡地进行了平整，作为学校的操场。学校没有围墙，没有校门，没有绿植，敞开校园办学。居住在鹤羊寺山岭以东10个村的学生在主校就读。在杏树沟村还办了一个分校，居住在山岭以西8个村的学生在分校就读。

　　1969年9月16日，团山中学正式开学，招了两个年级，1968届的小学毕业生是中学一年级，1966、1967年这两届的小学毕业生并在一起，直接进入中学二年级。全校二年级只有两个班，主校一个班，分校一个班。我在主校这个班上学。

我们班级的学生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从县城育红中学返回来的原新初一学生，我是其中之一；二是比我们低一个年级的小学毕业生；三是来自鞍山市“五七干部”到咱们公社插队落户的7名随迁子女。全班共46名同学，男同学33名，女同学13名。

学校主要领导是高泽民，原尚和寨中学（县第11中学）副书记。全县农村中学重新布局后，让他牵头组建团山中学，好像学校主要领导就他一人，负责全面工作。他身材不高，偏瘦弱，年龄约四十七、八岁左右。他做事稳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显得不那么“左”。见到我们学生也很随和，时常唠唠家常，没有架子，老师和学生们都很尊重他。

班主任陈万富老师，也是从尚和寨中学调拨过来的，他是我们公社西河口村人，“文革”前毕业于辽宁师范学院（现辽宁师范大学）物理系。 陈老师当年三十多岁，正值壮年，目光严峻，表情严肃，说起话来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吐唾沫儿都是个钉，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场。 在我们这群十五、六岁的学生眼里，他显得是那么健壮、高大。

在我印象中，他嗜好吸烟。一下课，他就走进学生中，找个凳子坐下，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布袋，里面装满了旱烟叶，再拿出几张事先已经裁好的小白纸条，自己动手开始卷旱烟。卷烟时，烟叶放得多，塞了又塞，添了又添，卷起来如同雪茄一般。吸烟时，他先用力猛吸一大口，然后用得意的眼神瞅着我们这些充满稚气的学生们，将这口烟深深地吞进肚子里，停顿一会儿，再缓缓地将烟雾徐徐吐出。高兴时，还能将口中的烟雾吐出若干个悬在空中的烟圈，接着再吸下一口烟，如此往复循环。看他吸烟真过瘾，是一种享受，一丁点儿也没有浪费。

陈老师膂力过人，课余时间愿意与学生们掰手腕子。让我感到出奇的是，在掰手腕子时，他让对方用力再用力，甚至再加一个同学助力，无论对方如何用力，他的胳膊始终保持纹丝不动。待他发力时，只是一刹那就制胜，根本不给对方僵持的余地。谁若不服，都可以比试比试。同学中也不乏体格壮实的，却没有一个人能胜过他。

与同学们一起劳动时，他也是一个顶俩。用铁锹翻地，入土深，翻起的土多，频率还快，干净利落，不知疲倦。学校运动会，无论是短跑100米、200米，还是中长跑400米、800米，只要他下场，在教职工中总是拿第一。我们都为他高声呐喊，为他骄傲。

陈老师多才多艺，会拉手风琴、二胡，还会填词作曲。当年，县革委会号召学习鲅鱼圈公社海星大队会计刘朝生，在烈火中抢救集体财产而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学校组织师生徒步几十里去鲅鱼圈参观学习。回来后，陈老师谱写了一首歌，赞美刘朝生的精神，他亲自教我们班级学唱，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全校大合唱汇演。

陈老师兼任我们班的物理课教学，无论教学还是布置班级事情，他善于抓住要点，简明扼要，从来不拖泥带水。他的这些长处，让同学们十分佩服。陈老师一直负责我们到毕业，与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语文课教学先后有两位老师，王成甫和潘玉柱。王成甫老师是“文革”前沈阳师范学院（现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他原名不叫王成甫，由于酷爱文学，立志成为杜甫那样的文人，就改名为王成甫。王成甫老师儒雅，有学者的气质，戴着一副深色宽边的近视眼镜，文质彬彬。他上语文课，侧重段落大意的分析和中心思想的提炼。特别强调，文章要一段一段地分析，消化理解了，再归纳总结提炼。每篇文章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思想，抓住了中心思想就抓住了文章的主题脉络。写文章，首要的是明确中心思想，用中心思想去贯穿全文，统领全文。在今天看来，这属于初中语文讲授的范畴，但那时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难得的语文基础启蒙了。

潘玉柱老师是“文革”前锦州师范学院（现渤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性格外向，十分热情，与同学们相处很熟。他嗓音略带嘶哑，却总能把文章的思想性、艺术性演绎得风生水起，激情澎湃。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转到内蒙去工作了。

数学老师蒋正新，不苟言笑，一句多余的话不说。讲课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板书工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化学老师佟玉艳性格温和，讲课认真，她爱人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她们俩与同学们特别亲近。建校初期 ，佟老师就住在我们村，我们村几个同学晚饭后，经常到她家里去聊天。她爱人吴老师特别健谈，欢迎我们去，每次都能讲许多新鲜的话题，让我们耳目一新。佟老师则热情地招待我们喝茶水，嗑瓜子。

农业课老师张恩绵，是沈阳农学院（现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文革”中强调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对农业这门课程比较重视。张恩绵老师说话慢声细语，在知识点的把握上特别清晰。他强调牢记农业生产的“八字”方针和水稻灌溉需要掌握的口诀，至今我还能熟练的背下来。农业生产的“八字”方针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每一个字代表一个方面的工作内容，这八个字做到了，农业生产也就丰收了。水稻灌溉需要掌握的口诀是“浅深浅深深浅干”，插秧时，稻田里的水要浅，秧苗缓过来后，灌溉的水要深，以此根据水稻秧苗生长的情况，不同时节采取不同的灌水措施，直至水稻快成熟时，将田里的水放干，等待收割。

　　1969年9月，我初入团山中学时，正是“复课闹革命”的气候，原有的教育体系已被砸烂，新的教育制度还没有建立，所谓的复课也是摸索着往前走。开学时，发了新教材，薄薄的小册子，简简单单的基础知识和一些实用知识，每一节教学内容之前都有一段毛主席语录。教材的名字也偏于实用，如《物理》教材称《机械》，《几何》教材称《划线》，《生物》教材称《农业》等。这些教材如果拿到今天来看，会令人大跌眼镜的。我不知道当年是哪些人参与了此类教材的编写，出于何种考虑？简直就是误人子弟，糊弄学生。

一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教材的编排有了正规的模样，内容也充实了许多。如中学语文课本，有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七律、长征》、《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还有一些文言文，数量虽然不多，毕竟多开了一扇文学窗口，启蒙了我对传统文学的认知。如《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触詟说赵太后》、《廉颇与蔺相如》、《桃花源记》、《鸿门宴》、《捕蛇者说》、《盐铁论》等，还是留下了浅浅的印象。还有鲁迅的杂文《为了忘却的记念》、《祝福》、《药》等，开阔了我的文学视野。

尽管教材不尽人意，老师们在教学时还是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添加了不少内容。这些内容，老师们在上课时会板书在黑板上，我们就记在笔记本上，然后再慢慢消化。平时学习测试的评价标准是优、良、及格、不及格4个等次。到了期末考试，还是实行百分制的。课后作业很少，或者不留作业，完全是凭着自觉性来学习。学习成绩的好与差，老师和家长都不给压力，只是自己的脸面问题。那时候，社会上盛行“读书无用论”的观点，“学了数理化，照样握锄把”，“学了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一些同学受这些观点的影响，无心恋读，半途就辍学了。

　　我们班级在管理上比较严格，班风纯正。特别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强调组织性、纪律性、上进心，始终是学校树立的先进班级。学生干部主要是吕宗仁、马友连、张桂兰，他们都是比较优秀的同学。吕宗仁年龄稍长，高高的个头，性格柔和、稳重宽厚，说话办事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在同学中有威信。马友连思维敏捷，口才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班级许多事情都是由他来布置，提要求，很辛苦。张桂兰是位充满活力，敢说敢为，热情洋溢的人，班级各项活动都走在前面，还是学校女子百米短跑的冠军。

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边境紧张。按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要求，学校管理上有准军事化的特点。年级称连，班级称排，我们班级称二连一排，但平时同学们还是习惯上称班级。

军事训练不是集中训练一段时间，而是落实到每个学期。除了练习正步走、齐步走等科目外，还要练习刺杀、抬担架、挖战壕，甩手榴弹等。一旦祖国召唤，随时准备上战场。我记得71年征兵，领兵的部队同志问我，“愿意到部队当兵不？”“愿意”“如果让你去珍宝岛，你敢去不？”“敢去”，我坚定不移地回答，可能是我身体比较瘦弱，未能入伍。

参加校内和支农劳动更是经常性的活动内容，如平整学校操场，春翻地、秋翻地、插秧、除草、收割玉米、高粱、大豆、水稻等农活，口号是勤工俭学、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每周至少安排1-2次劳动，一般是半天时间，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劳动中，彩旗飘飘，班级之间还要进行比赛，搞会战，评选先进。至于劳动工具，如铁锹等，一般都是自带。学校没有学生食堂，即使劳动，午饭也得回家吃。住村远的同学，午间需往返约10华里的路程，没听说哪个同学有怨言。劳动中口渴了，学校会安排人挑两桶井水，桶里放一个水舀子，谁渴了，就共用这个水舀子喝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劳动条件是多么艰苦啊！

当年，学校强调突出政治，师生们都要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开讨论会，写批判稿是主要的政治活动形式。语文老师对如何写批判文章进行指导，基本要求是摆事实，讲道理，观点要鲜明，论据要充足，分析要到位。批判的内容，则依据当时的形势需要来定。主要是对发生在身边的一些社会不良现象进行批判。这样的批判稿，根据形势的需要和语文老师作业的布置，没少写。

1970年，张文杰和王家宏同学被营口港务局招收为工人，提前离校。1971年之后，吕宗仁、马友连、徐建国、董洪潮、姜广山、武兆卫等同学先后应征入伍。1972年1月9日，我们班级同学中学毕业。临毕业时，主校与分校两个班级的部分同学们在一起合影留念，颁发了毕业证书。

　　2011年10月，为纪念中学毕业40年，我们这些分散在不同地区的老同学们在县城相聚。这次聚会，请到了陈万富、蒋正新、佟玉艳、张恩绵、吕正复5位老师，高泽民书记后来转到九寨公社中学任书记，退休多年，令人遗憾的是，一直未能联系上。参加聚会的师生们多年未见，在一起叙谈往事，唠扯家常，十分亲热。张桂兰、王旭东等同学精心设计了给老师献花、献礼品等情节，载歌载舞，欢声笑语，气氛热烈，似乎又回到了恰同学少年的往日时光。

如今，又10年的光阴过去了。回目一瞥，倏忽间中学毕业已半个世纪。属于我们的似水年华，定格在动荡的年代和那抱残守缺的中学岁月，时隐时现，时远时近，令人感叹不已。尽管我的乡村中学，有那么多具有时代特征的努力和无奈，却不失人间真情的存在与温馨，这让我时常怀念那段不可复制的青春芳华，怀念那些纯真质朴的师生情感。正如一首歌曲中所唱的那样，“时光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却留下了那难忘的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