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长沙名绅“曹四嗲”

黄叶舞秋风

　　黄兴纪念馆内的有关照片

曹耀材是我的外公，在长沙可算是有名的士绅，因排行第四，人称“曹四嗲”， 曹伯闻、曹典球、曹治阳等长沙名人都是他的本家。辛亥革命后的湖南督军谭延闿对他深为器重，与他称兄道弟，并邀其参与帷幄，誉其为“智多星”。共产党人徐特立也曾是他家的座上客，两人惺惺相惜，交情深厚。

外公名耀材，字济辉，于1885年农历2月10日出生在长沙县榔梨乡曹家坪荷塘屋场，4岁就失祜，是由寡母抚养成人的。虽常遭族人欺侮，但其母坚忍不屈，一心一意抚育儿子，母子相依为命，含辛茹苦。外公的母亲我们晚辈自然没见过，听舅舅们说外公对母亲极其孝顺，生前伺候周到，死后也不忘祭祀，每年腊月28日其母冥寿时必定率儿孙拜祭。

　　外公曹耀材，外婆曹许氏

17岁时，外公考入湖南高等学堂（前身即是岳麓书院），这是当年湖南的最高学府，考入很不容易。因参加学潮反对豪绅，外公竟被学校以“煽动学潮，蛊惑群众”的罪名开除。

离开学堂后，外公短暂当了一段时间体育教师，他长得孔武有力，又擅长器械，任此职是没问题的，但因年轻气盛，与学生产生矛盾，一学期后就离职了。虽遭学堂开除，然外公关心国事时政的秉性不改，先后结识许多思想进步的朋友，如黄瑛、左学谦、栗勘时、黄翼球、常治等，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外公一生的高光亮点是投身辛亥革命洪流。他与上述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当时长沙的革命团体——自治公所，与左学谦、黄翼球等八人一起被称为“八俊”，可见其当年的革命英姿！

起义前夕，外公与高等学堂同学陈作新（湖南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积极联络，在新军中宣传鼓动革命，先后与各路革命志士在贾太傅祠（现贾谊故居）、福寿楼茶楼（原址在紫荆街，现已毁）、岳麓山屈子祠、自治公所（学宫街原中纺公司处）等地聚会协商，密谋起义。

911年农历9月初一，辛亥革命在长沙的起义正式打响，外公与陈作新一起带领新军一支部队，从小吴门入城，直扑又一村六堆子抚台衙门，兵不血刃，各路起义队伍也陆续蜂拥而至。清王朝最后一任湖南巡抚余诚格凿穿后墙逃跑，起义宣告胜利。

外公受命封点湖南银行，分文无误。新政府组建时，外公被谭延闿任命为会计检察院次长，时年27岁。民国建立后外公又受命从事长沙建设，主持开辟今天之兴汉门，并创立电话局。据说民国初年电话局内立有外公的全身铜像。

当时的情况外公也曾断续对儿女们叙述过：“进入抚台衙门时，只见地上凌乱不堪，床上被褥尚有余温。我告诫众随从，不得随便掠取府中财物。……当时形势混乱，各派势力矛盾重重，一触即发，必须以都督府的名义，防患于未然。……于是众人推举我巡查街道，维持秩序。我便手拿大令，骑着高头大马，带领大刀队在大街上巡查。有敢趁机捣乱者，我有权格杀勿论，市面秩序得以维持。”

袁世凯称帝前后，外公又积极参加反袁运动。袁的亲信汤芗铭大肆逮捕反袁志士，外公与易宗羲等9人相继被捕，其中4人第二天即遇害，外公等5人被关押在师敬湾大牢内，还算优待，准许家属探望，只是不准出门，没有自由。

其时正值二舅国枢出生，外公在狱中为其起小名曰“凯”，对袁世凯的仇视与鄙夷尽在此小名中。因谭延闿等多方疏通，外公等5人被关押数月后得以生还。特别奇怪的是，原来“一律正法”的电令因电线被大水冲断，未能下达，后来的电文已改为“赦免”了，冥冥中真乃天佑也！

曾有朋友在外公寿辰时写对联贺寿曰“强仕华年声闻寿，中原国士太平民”，并书“济辉四兄辛亥首义，功成不居”。功成不居，急流勇退，外公堪称智者。

退出政界转战商界后，外公治产业，建居所，行“实业兴国”之道，创立勤业纱厂，积累资金逾万，并成为长沙杂粮生意的领军人物，同时还经营房地产，家业大大兴旺，其经商之能确实令人击节。

更为难得的是，外公发财后并未为富不仁，而是很讲义气，并注重公益行善，因而曹四嗲的声望远近闻名。

1927年，长沙三公祠军火库突然爆炸，附近居民奔走号哭，争相躲避，扶老携幼，聚集于教育会坪。一时真相莫名，四堆子的住户都紧闭重门作为戒备，而外公却要家属、仆人一起出动，敞开大门、中门，招扶老人小孩入内休息，并将东西厢房地面上铺上草，供病残者躺卧，还连夜煮粥，第二天早上供应。做这些事他并不是刻意为之，但却确确实实使老百姓受益。

1936年长沙地图中的三公祠、四堆子一带

1930年，外公为避难只身出走，在湘潭船码头一茶馆枯坐，正不知往哪里去时，忽然一个穿军装的人向他敬礼，并问道：“您是长沙的曹四嗲吗？”外公很惊讶。这人又说：“族长，请！”外公以为是原辛亥革命时的部下，就随那人到军营。

只见大队军人热烈迎接，设宴招待，尊为上座，为首者是一个旅长，那人告诉外公说：“您不认识我，我就是子弹库爆炸那夜，全家避难于您家的人。家母那时正重病在身，没有您的义举，我母亲必定死于路边。我终生都对您感恩戴德，您不要有什么顾虑。”宴后又派专人送外公到乡下。

1940年，日机轰炸长沙。有次，外公居住的营盘街被炸，当日本飞机刚刚离开，仅仅飞至北郊，飞机的轰鸣声仍可听到时，外公就率领儿女们，在喻家巷口吆喝着从颓垣断壁中救人，并私人悬赏：“救出一人，赏银洋五元。”获救者达十余人。

至于赡养宗族、接济朋友这样的事就更多了，做这些善事，外公是从不吝啬的。所以无论是士大夫文人墨客，还是贩夫走卒平民百姓，远亲近戚，三教九流，都与外公争相交往，甚至帮会的“洪门大爷”对外公这个并非帮会中人的士绅也非常尊敬。

外公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极为强烈，凛然大义，决不苟且。辛亥革命前夕，外公已小有财产（做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在湖南的代理商，经营9个月，净赚三千两银子，后因得罪洋人代办致使洋人毁约），且老母在堂，儿女绕膝，竟然能奋不顾家，投身革命，建功立业，着实堪为人先。

在日寇侵略湖南的日子里，年长的儿女都已成家立业，星散四方。外公外婆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女（15岁的小舅、10岁的大姨、8岁的小姨）转徙流浪于城乡之间，三次会战时在敌人炮火下逃生，与广大难民一样挣扎在生死线上，甚至捡破烂苦度岁月。

然而在这样的困境中，外公仍坚决拒绝为鬼子做事，其发小黄雁九卖身投靠，外公与其断绝了几十年的交情，并竭力规劝他说：“沐猴而冠，倒行逆施，千古罪人，必无好结果！”黄企图重金收买他为自己做事，外公坚拒同流合污，鄙夷地对其说：“我四十岁就已退出政治舞台，与国民党为伍尚且不屑，怎能认日寇为父，给后人留下耻辱？”

长沙沦陷时外公避居乡下，与同样曾投身革命的朋友们像竹林七贤一样互相勉励，共保晚节。

外公虽并不一定懂得多少革命道理，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有模糊之处，但对于共产党员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从来由衷称道，对于国民党杀害共产党的暴行尤其愤慨。

1927年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国民党大开杀戒，军警到处抓人，鲜血染红了大街，外公挺身而出，积极营救被捕青年，先后保释一大批被关押之人。外公还当面斥责公安局长说：“你们专门抓捕赤脚草鞋的可怜人，乳臭未干的小青年，于心何忍？”

“一二九”运动中，我的父亲肖敏颂母亲国智及二舅国枢均在北京积极投身学运，外公为儿女担忧，曾专程去京看望。三人毕业返乡后，继续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外公将营盘街32号住宅供他们活动，来往的人很多都是进步青年共产党员，外公从不过问。国民党深夜搜捕，外公出面斥责，并以身家担保使其免于搜查。

母亲曾被捕，关押在国民党省党部数日，外公到处找保人，利用各种关系，将母亲保释出来，并说“青年人要求抗日救国有什么罪？国民党不抗日反而镇压学生不得民心！”

至于与共产党人徐特立的交情，更是深厚。徐老来长时与外公常来常往，吃饭随便，无话不谈。外公还对儿女们说：“这个徐老是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啊！你们都要尊敬他。”

　　徐特立（1877-1968）

外公作为辛亥元老的经历堪称辉煌，《湖南省志》上多次提到他的大名。解放后人民政府每月发给他生活津贴30元，在省参事室领取。土改时也没被农民斗争，这可是一般士绅很难享受到的待遇啊。足见党和政府对其革命功绩的褒奖，对其政治态度的肯定。

外公在我印象中是个很开朗随和的老人，外表有点邋里邋遢。国果舅的文章证实了我的这个印象：“生活朴素，平生不治行装，布长衫，青布鞋，大蒲扇，立于貂锦之俦，无愧色。”

据说母亲出嫁之日，外公穿着平常的衣衫，母亲穿的也是蓝布长衫，父女相随步行来到喜堂，上亲、新娘如此朴素，亲翁、礼宾吃惊得简直手足无措。想想这个场景真是很有喜剧色彩。

外公是个美食家。我记得他常常要我们尝尝他设计的菜（当然他只是动口，要外婆动手做），然后说“味道如何”，得到我们的好评则非常高兴。外公有时候也跟我们小辈开开玩笑，溜我们的胳肢窝，口中还唱着“嘣嗒嘣嘀嘣”说是“弹琵琶”。

50年代外公与曹家部分子孙在烈士公园

外公于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3月12日逝世于家中，死因是营养不良的的水肿病，享年76岁。表妹令之有这样的记忆：

“嗲嗲全身浮肿，双腿肿得发亮，无法行走。娭毑时常拄着拐杖迈着小脚于中饭前准时到原18中（文星桥）传达室等着，多数时是我妈有时是我，赶紧拿饭票到食堂买上几钵白米饭，装进一个大钵中，让她老带回茅亭子住处，与嗲嗲一起填饱肚子。”

“有一天凯伯妈来报信说嗲嗲不知怎么了，叫妈妈赶紧过去看看。后来听妈说，妈赶到时，只见老人家静静躺在靠椅上，全身僵硬浮肿，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寿衣穿上，好在棺材早准备好了。”

外公的丧事办得很是热闹，曹家儿孙满堂，亲戚朋友又多，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穿过长沙城时，好几处地方有人设路祭，就在马路边跪拜，曹家儿孙也跪拜回礼。我当时也在送葬的行列中，对此场景印象很深。现在想起来，我都有些不解，那个时候怎么能这样办丧事！但这也足见外公在长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外公很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为创造学习条件，从不吝啬买书，家中各种书籍如《四部丛刊》等琳琅满屋，鼓励儿女们开卷有益，母亲和舅舅们都对此印象很深。

外公一生娶妻二人，嫡妻刘氏，侍妾许氏（我的外婆），养育子女11人（其中刘氏生子女4人：国仑、国琦、国一、国中，许氏生子女7人：国枢、国智、国平、国和、国果、国宇、国全）。外公将11个子女中的大部分都培养到大学毕业，大舅国琦还留学美国；二舅国枢毕业于清华大学；母亲国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平舅毕业于陆军机械化学校；国和舅毕业于中央大学；国中舅毕业于大厦大学；大姨国宇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又分配到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读研，师从朱光潜先生。

外公原本打算将国枢舅与母亲兄妹二人也送去留洋，但他们因参加学运，未走外公安排的道路，外公也没有勉强。在教育培养子女这一点上，外公体现出足够的远见和开明。

不仅如此，外公虽有钱，但不允许子女有纨绔之习。儿女们15岁前不准穿皮鞋，着料子衣，只能穿青布学生装，家制布鞋，并常常勉励子女说：“子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子孙若如我，要钱做什么！”在外公这样的教育下，子女们大都养成节俭的美德，独立服务于社会的志向和能力。

自左至右：小舅母 国枢舅 国和舅 母亲 国中舅 小舅国果

左一国枢舅，中母亲国智

满姨国宇，曹家长辈最后一个离世的

记忆中我住过的外公的住宅有三处：赐闲湖、中山西路、茅亭子。

赐闲湖是一条不长的小巷，北临营盘街，东有教育东街、巡道街，西有教育西街、四堆子、五堆子等小街。外公的宅邸就在赐闲湖中部。对赐闲湖的曹宅，我印象深刻，至今记得它的样子，因为我在那里生活过，除了常随母亲回娘家，刚解放我读小学五年级时，还在那里住过半年多。

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大房子，前门开在赐闲湖，后门开在营盘街，大门不在房子正中，而是靠右。进了门左边是一个天井，天井旁靠外是一排仆人住的偏屋，右边靠墙是通向二楼的楼梯，笔直向前，上几级台阶就是一个走廊，正对着的是厨房，往右上楼，往左则走进一楼的正屋。

首先是一个很大的堂屋，堂屋左边是前后两间卧室，外公住前间，外婆住后间，堂屋的右后边是又一间卧室。正后面是一间过路房，通向后面的天井和后门。楼上的屋子结构与一楼一模一样，再上几级台阶，有一个露天凉台。

在赐闲湖曹宅外公房中，大约是1947年。母亲怀中的女孩是我。

在赐闲湖曹宅楼上，母亲 姑姑 哥哥和我。

在赐闲湖曹宅阳台，母亲 哥哥与我

这栋房子紧挨在当年的省政府（如今的农业厅）后面，所以1950年就被省政府收购了。

依稀记得过年时与表姊妹们提灯笼、戴罗汉穿梭楼上楼下欢乐嬉戏的情景，而印象最深的则是堂屋内拜祭的场面：先是外公一人三叩头跪拜祖宗灵位，然后齐聚一堂的曹家子孙跪倒一片拜父母，外婆笑得合不拢嘴，外公脸上洋溢着惬意自得的神情。

　　现在的赐闲湖巷，早已不是当年模样。

中山西路的宅子远没有赐闲湖气派，虽然我读六年级一年都住在那里，但印象却不及赐闲湖深。记得临街是国平舅的朋友开的一家小小的电器铺子，后面才是住房，也是两层，有一个小小的院子及过房，质量比赐闲湖差远了，是木板房。

茅亭子印象当然很深，我家在那里住了两三年，直至1953年元旦搬进省教育厅。那处房屋算不上深宅大院，只记得临街的围墙非常高，四间大大的正房呈田字形，有两张大门，东侧一条窄窄的过道将前后院连接。我家住后院两间。

前院两间国枢舅家曾住过，我们两家的孩子一起玩耍的情形还记得。后院进门是个小小的天井，一颗石榴树种在院中。进门左手边是三间小小的杂屋，东头那间我祖父从乡下挨斗回来直至去世都住在那里。

如今外公已作古一个甲子，他的子女们——母亲的兄弟姐妹也都先后去世，我作为他的外孙女也到了耄耋之年，再不写一写他，外公的事迹就没人知晓了。外公的一生虽说不上波澜起伏，光辉灿烂，却也有可书可歌、可圈可点之处，而他的历史功绩，他的某些品德思想，是应该流传下去不该被忘记的，这就是我不顾眼病，虽老眼昏花也毅然提笔成文的缘由。

表妹令之回忆道：嗲嗲（我叫外公）最爱唱的歌“八十岁公公打黎蒿，呀呀呵嘿，他头发胡子白飘飘哦呀呀呵嘿！逢山过了坳，逢水过了桥，山高哪怕有虎豹，水深哪怕有龙蛟，他一日不打没柴烧，呀呀呵嘿！”这个歌我是否听外公唱过，已不复记忆，但经令之表妹提起，我也记得它，歌词与令之表妹的记忆一样，并且我还会唱。这个调子很特别，是典型的五声音阶，没有半音，只有do（哆）re（来）mi（咪）sol（唆）la（拉），而且基本是mi（咪）sol（唆）la（拉），连do（哆）re（来）都很少。

外公喜欢哼这个歌，也一定程度反映了他不畏险阻勇往直前的精神性格，这也是早年的革命经历打下的烙印播下的种子吧。

2019年10月曹家孙辈十数人前往曹家坪，意欲了解曹家家谱，外公的家乡曹家坪离长沙城不远，我们虽没去过，听长辈说也听熟了。外公当年在此地的踪迹当然已荡然无存，曹家族谱也语焉不详，甚至有明显的错误。我们依然不知道外公的父亲、祖父的名字及其它情况，只得失望而归。幸得小舅国果曾写有《曹公耀材家传》一文，简要记叙了外公的一生，本文中的很多材料即来源于此，特此说明。

2019年曹家部分孙辈在曹家坪留影

另查百度APP上长沙县人物有曹耀材，是这样写的：

曹耀材（1885—1961），长沙县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生。17岁入湖南高等学堂，因揭发王先谦、叶德辉破坏维新运动的劣行而被开除。后投身革命，与陈作新、左学谦、黄瑛等筹组长沙自治公所，参加辛亥光复长沙之役。湖南都督府成立后，出任会计检察院次长，在袁世凯窃国称帝后被捕入狱。谭延闿二次督湘，委他为高级顾问。后经营纱厂、粮食加工厂等。在经商中，既善聚财，也善散财，济困扶贫，一掷千金，人称“曹四豪”。“文夕”大火中，家资尽毁。长沙沦陷时生活极端贫困，但拒不出任日伪官职。抗日战争胜利后，极力支持子女参加革命。1961年逝世。

谨以此文纪念外公曹耀材逝世一甲子，并与诸兄弟姊妹一起缅怀先人，守住血脉，继承美德，慎终追远。

下面是本文在公众号“城市记忆”上发表时的两则留言：

平台老读者我，认真拜读了肖老师写的外公＂曹四嗲＂一文。一位年轻时虎虎生威，中年时侠胆仗义，达济世人的英雄豪杰跃然于眼前，令人敬佩仰止！

因父亲（刘乐扬）生前与民盟的渊源，还因娘家八十年代中期在省政协统战部宿舍与肖老师娘家前后栋楼邻居关系，＂肖敏颂＂、＂曹国智＂等长辈的大名我们耳熟能详，心怀敬意。平日亦听在一中读过书的姐夫、哥哥不时提到深受学生爱戴的肖笃宋老师大名，今从＂外公＂一文中知晓肖老师与祖辈父辈一脉相承！

缅怀先辈，秉承遗志，保存记忆，后人之师。愿曹家族谱编辑人员多多挖掘家族沉跡，昭示后人。

曹老耀材既是肖老师外公，又是辛亥革命湖南都督府会计检查院次长，令人敬佩的辛亥革命元老，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如此精彩的人物传记，读来特别亲切，曹老革命党人贾谊故居等活动，赐闲湖，中山西路，茅亭子老街描述，更添亲近感，肖老师阅历广，两篇城记文章以情取胜，影响大，都是上乘之作。

援引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