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

Blue Sky

人的一生不外是数十年，若能有幸活到一百岁，那就太了不起了。在这么悠长的人生路途上，人们会受学业、工作、婚姻、家庭、环境、趋势等等原因的影响而发生许多变迁。然而，在同一个地方与众人一齐住上二、三十年，就已经占了人生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是多大的比例啊！由此可见，在岁月的长河中，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几十年，对于小城的街坊邻居而言，这种邻里缘份可算是极之紧密和亲切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的衣、食、住、行几乎是一成不变，大人小孩几乎都互相认识，许多家长们是同事，即使有些不是同事，但也知道谁谁谁在哪里工作，谁是哪家的孩子，谁又是孩子的父母。孩子们就更不用说了，不管是不是同学，都可以痛快地玩成一堆。

　　那几十年的物价相当稳定；房租每月5、6元或7、8元不等；孩子们的学费4至5元一学期；作业部几分钱一本；大米1角4分2一斤；食盐1角7分一斤；黄糖4角1分一斤，白糖6角8分一斤；咸饼干4分钱一两；小小口袋里的两分钱可以吃到白粥或油条，得以果腹，也可以买一小撮的甘草、霜梅、红姜或杨桃片，得以解馋；5分钱能吃一碗美味的糖糕或清甜的豆腐花，唇齿留香；学生包场的电影票7分钱一张，可饱眼福，滋润心灵。平时的电影票也不贵，分头等、二等、三等票。三等位包括楼下1、2行和楼上银幕两旁的座位，这两旁的座位被我们小孩子戏谑为“飞机翼” ，虽然它们只是一毛钱一张的三等位，却很受小孩子的青睐，因为我们觉得那是非常有趣的上等雅座，可以爬上爬下，座位又宽敞，前面的人再高也妨碍不了后面的人，我还真喜欢这样的“飞机翼”。

     那时候，我们小孩子经常学雷锋，做好事，到药材铺切莲子挑莲子芯或往药柜里添加药材；在理发店洗毛巾、捏煤球；在天桥和益食家扫地洗碗、挖煤灰；在新华书店整理图书；在电影院为观众带位，由此还看了不少“霸王戏”（不用花钱买票就可以观看电影，被小孩子称为看霸王戏）。文革期间，每场电影散场总是通过高音喇叭大声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其音乐响彻方圆几条街，我一听到这首歌，就喜欢扒在阳台上看着大堆的观众吵吵嚷嚷地从西安路和西濠路汹涌而出，那是一出非常有特色的街头小品，很有趣味。

　　我是在西安路5号出生，后为台山侨联办公室，于是我们就迁至台西路71号，在双闸的业记饭店楼上住了半年，太吵杂，又搬至台西路131号三小旁边住了几年，后为葵篮仓库，然后又迁至台西路15号(文革期间改为北京路65号)住了二十多年，我在那里长大、出嫁。我家与西安路和西濠路都是毗邻。那时候几乎每个家庭有2、3、4个小孩，就我家居住的一个通天楼梯上去横穿的3栋楼房共6层居民住宅（不包括3栋楼的3个楼下生意铺面），里面就有10个家庭，除了两户未有小孩的年轻夫妇，其余8 户都有数个小孩：台山县县长赵飞（光强的爸爸）；画家刘国晶（艺林的爸爸）；台城镇镇长邡柏荣（绮梨的爸爸）；和蔼可亲的肥佬姆（振仕哥的妈妈）；农业专家陈国沛（卓汉的爸爸）；祖母般慈祥又宽容的老谭婆（瑞瑶姐的妈妈）；中学教师邡伟佐（今红的爸爸）；台山人民法院副院长黄祯（我的爸爸）。这3栋相通的楼房里有二十多个小孩，哪怕不上街，在自己楼里也足以闹翻天了。

台西路 —— 我住了二十多年的地方

上图中几个有阳台的楼房都是由中间一个楼梯上去，然后分支相通的，一共有十户人家。右边三个相连阳台的楼房，中间阳台的三楼就是我的家。

　　说来我们的居住环境还是不错的，台西路、太平路、西濠路、西安路、形成了一个方块区域，位于小县城的市中心，是最繁华的地方。这里有人民电影院、天桥百货公司、华桥五金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新华书店和各种琳琅满目的大小商店，行人很多，居民也很多。附近还有卫生局、防疫站、医院、保健院……，尤其是电影院旁边的公园、保健院前面的公园和周围几条宽阔的街道，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小孩子的乐园。成群结伙的小孩子整天在那里捉迷藏、锄莲角（甩陀螺）、放风筝、弹玻珠、射棋子、滚铁环、玩泥卜、打水仗、打飞机、捉纸鹰（知了）、扑蝴蝶、扔沙包、射亚叉、跳橡皮筋、玩卜卜筒、放牧家禽（把家里饲养的小鸡放入竹笼，提到公园再把它们放出来，让小鸡们在翠绿的草地上散步、觅食）……，孩子们在这片乐土上洒下了无尽的汗水，留下了无数的欢声笑语和许许多多的小足迹。尤其是天桥水银灯下的夜晚，更是精彩。成班年龄不一的小孩子，整晚候在水银灯下不停地扑打捕捉飞翔小昆虫，如水龟、水狗之类，孩子们那一双双、一次次伸向夜空的手犹如夜空中摇曳的小树枝，是多么深刻的印记啊！虽然我没有参与其中，但我从家里的阳台望着天桥下的水银灯，孩子们的欢呼、雀跃、斗嘴、争夺，我已目睹了无数次，真是非常热闹，非常有趣。 

　　很多男孩子的游戏我不大会玩，但我的弟弟们无一例外，所有的活动他们都首当其冲，若有什么好玩的战利品他们都会拿回家来让我分享，七嘴八舌地给我讲他们的故事，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他们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全让给我，总是逗我开心，对我非常体贴和尊重。当然啦，我也很爱护很重视我的弟弟和他们的小朋友，常与他们玩在一块。

弟弟们经常与小伙伴到卫生局后面的山上捉纸鹰（知了）、摘卜卜子，还常常在电影院旁边的公园里玩，站在高高的槟榔树下面，仰着头望着上面将要脱落的、象小船一样的巨大树叶，等着它掉下来，然后孩子们就可以轮流坐在叶子上，让小伙伴拖着满街跑了，多么有趣啊！

小伙伴们还常常喜欢去我家里玩捉迷藏，横穿上下左右几栋楼，可以藏身的地方很多。还喜欢在我家里打乒乓球，把卧室里的床拆了，把床板和长凳搬到客厅当球桌来打。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还很穷，卫生条件也很差，政府为了让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更好的改善，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把苍蝇、蚊子、老鼠、蟑螂等危害健康的害虫消灭。于是，小城就经常组织居民们在同一时间焗蚊、灭蟑螂。晚饭后，每条街的街组长在街上定点分发焗蚊水（敌百虫、敌敌畏），每户居民拿着一卷旧报纸去领取，街组长在报纸倒上一两匙药水，然后大家各自拿回家，放在一个瓦盆里，关上所有窗户后，再在瓦盆里加入一些柴草，点火燃烧，形成大量含着敌百虫气味的烟雾，火苗熄灭后，家人全部撤出，关上大门，大家就走到街上或附近的公园去了。大人聊天拉家常，我们小孩子就尽情玩耍，两个小时后才各自回家打扫卫生。除此之外，街组长还经常为居民发放老鼠药灭老鼠。另外，每个家庭都有或买或自制的苍蝇拍，小孩子们人手一个，横扫一切传播疾病的大小苍蝇。小孩子还把拍到的苍蝇放进火柴盒中，方便清点，互报战绩。

　　小时候，我们的家长工作很忙，我爸爸在1965年已经调往佛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妈妈白天在医院上班，晚上还要回去开会、学习，我们小姐弟和楼里的其他小孩子就玩在一起，睡在一起了。二楼的老谭婆也就自然成了我们夜晚的保姆，孩子们常常滚在她那个小房间的大床上睡觉，直到妈妈下班才把我们从睡梦中唤醒，很不情愿地揉着眼睛，朦朦胧胧、摇摇晃晃地跟着妈妈上楼，趴回自己的小床上。

有时候，老谭婆觉得身体不舒服，马上就叫我帮她“刮痧”：“我最喜欢你给我刮痧，小小的手，力度刚刚好，很舒服。”我当然是很乐意啦，只是每次拿起沾着香油的汤匙往她指定的部位刮的时候，总是于心不忍，每刮一下就小心翼翼地问：“疼吗？”“不疼，再用力点。”天啊，这简直是在受刑啊！刮出来那一片片的红痧实在是很吓人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老人都用这种令皮肉痛苦的方法来治病，但她们倒象是很享受似的，而且还真是见效呢。

　　我很小就学会做饭了，因为小孩子放学比较早，平时我若遇到不会做的菜，马上就向邻居们请教，方便又及时。

     从七十年代开始，很多人家做饭菜都烧蜂窝煤，如果每天要把蜂窝煤炉点燃真的是很费事很困难。于是，大家就纷纷学会了如何把燃着的煤炉封存到第二天再打开接着烧，当然不是每次都能做得到，但在我们楼里这么多户的人家里，只要有一个煤炉不灭，就可以让每户人家分享。方法如下：打开炉门通风，让原来在炉子里面的三个蜂窝煤燃烧得更旺，烧红后就用火钳把上面燃烧着的蜂窝煤夹到另一个空炉子里，重新开灶，再加入新的蜂窝煤，就是这样，星火燎原，一个传一个，家家都可以轻易地点燃煤炉。 

     那时候，物质供应困难，很多东西都要凭票按各家庭人口分配，有限的蜂窝煤和木柴也要凭票去柴场购买。于是，我们有时候就买回来一些煤粉自己打蜂窝煤。

　　我们在那里居住的二十多年里，10户人家几十口人，人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无论大人或小孩从来没有口角，从来没有吵架，若偶尔有哪个小孩犯错，家长们都是教育或惩罚自己的孩子。大家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是众邻里的友好往来，你用我的油，我用你的盐，你吃我的饭，我吃你的菜，你帮我买米，我帮你买煤，……，毫不介意，毫不吝啬，非常热乎，非常诚恳。想想看，在同一个楼梯出入的几十口人共同度过了二、三十年的日日夜夜，每个家庭与家庭之间不但没有任何怨怼或责备，而且还亲如一家，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尤其是在我父母下放干校的 4年多时间里，弟弟们生活和教育的重担全部落在了我这个只有12岁的小姐姐稚嫩的肩膀上，有什么不懂的事情我就随时请教我们的左邻右舍，给我们姐弟的帮助很大，犹如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我们姐弟也就自然成了大家的孩子了。所以，这份邻里之情就象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从小就萌芽在我们年幼的生命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根深叶茂。

注：此文发表在美国侨刊

《台山人在美国》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