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家出走的日子(8篇)

七宝农夫

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的心情不免有些许沉重。人们常听说过离家出走，谁会愿意家都不要，举家出走？

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1969年农历2月28日，是我爷爷72岁的生日。爷爷原本是个中医师，以给乡里乡亲看病治病为生，在老家原萍乡市南坑公社七宝村的十里八乡都小有名气。1956年12月，爷爷作为萍乡市2个老中医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南昌举行的“江西省卫生先进工作者和群众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会上获得了邵式平省长亲手颁发的“卫生先进”和“年度卫生先进工作者”两枚奖章。

爷爷不光获得了政府的奖章和奖励，还收获了乡亲们的好口碑。他医术精湛，善于诊治各种疑难杂症。他医者仁心，很会为病人着想。对于生活困难的，经常是赊药治病。对于实在拿不出钱的病人，他免费给予诊疗。从来没有由于没钱而拒绝过任何一个病人。

这天一大早，一家子人欢欢喜喜的，准备张罗着给爷爷过生日。在我们老家，一直作兴大人们过生日时，亲戚、邻里送盒麦乳精、国公药酒之类的东西来祝寿，然后吃餐饭。其实在当年那个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也没有啥准备的，只不过比平时多炒几道菜罢了。

正当一家人上上下下高兴之际，突然间来了一伙大队部的人，凶神恶煞地对我们全家人说，大队革委会决定你们家庭成份为工商业兼地主，今天必须搬家！搬到高田仓库。这里要腾出来给大队办公。

这是命令，不是最高指示的“最高指示”。

全家人虽然经过前几年的反反复复被折腾，爷爷被革委会戴高帽游行批斗，早已经有应对各种场面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没想到全家人会被赶出家门……

说是搬家，其实也没啥东西可搬的了。稍为值两个铜板的都被前几年抄几次家搬走了，包括床、桌子、柜子、箱子、用品等等，和值钱一点的衣服，甚至爷爷的一副牌上画了精美图案的扑克牌也被抄走，进了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口袋。

于是，全家十几口人带着家里仅有的一些木板床铺，作田用具，厨具和简单换洗衣物，被迫举家出走。



大队指定我们住的是一栋年久失修的砖瓦结构的仓库。房子的上面没有铺楼板，从屋里透过瓦片可以瞧见天空，煞是冬冷夏热，加上房子处在陇正中间，当风沙吹，常常是风刮的呼呼作响，跟大人们给小孩讲故事闹鬼似的。时有碎瓦片和泥沙被刮下来，被砸中了很疼。夜里躺在木板子上瞧见天上的星星，生怕刮大风。常常吓得夜晚不敢睡。

打那开始，爷爷的治病权利就被剥夺了，成了农民。

我们全家在那一起住了将近一年。这一年内发生了两件大的事情。一是我母亲从楼上不小心摔下来，左手手臂粉碎性骨折，被我爷爷先用手慢慢接好骨头，再用杉树皮夹住手臂绑定，没有去医院照片子，没有开刀做手术，也没有打石膏固定。3个月后完全痊愈，没有留下一丁点后遗症。这是我们全家人亲眼所见，爷爷的医术可见一斑。

另一件就是，三婶怀的头胎是个男孩，在这间仓库里出生后，爷爷一直都没有跟他起名字。三叔催他，爷爷说急什么。结果半岁多的时候，小男孩弟弟就因病夭折了。大家心里都清楚，爷爷知道这个孩子带不活。爷爷的周易风水学同样在当地小有名气。



就是这样差得根本没法住的房子，住了一年以后也不让我们继续住下去了。说是大队有别的用途。后来有人告诉叔叔，说这是大队一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革委会副主任的命令。

听人说，这个人家原先来找爷爷看病从不给钱，每次看完病、抓好药都说先赊到。爷爷每次都明明晓得他不会给钱，但还是都认认真真望、闻、问、切瞧病、开方、抓药，从来都不会由于病家不给钱就敷衍了事。只是奶奶实在看不下去，有一次远远的说道药又涨价了，那个人一听不高兴了，从此记下了仇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九件好事做好了，只要有一件没做好，就会遭人记恨你的不好。

知道内情的人说这是公报私仇。

不过，后来听说这个革委会副主任大人由于没有爷爷给他瞧病、抓中药吃，原本的病体加上终日“操劳”风月之事，没过几年就暴毙了，终年不详，大约有四十好几。

苍天饶过谁！老天爷是长着眼睛的。



没办法，父辈只得将3个结婚了的兄弟分家，分头搬到3个地方。

那是些什么样的鬼房子呀。都是没人住、不适合人住的空置房。爷爷奶奶和未成家的幺叔、幺姑跟着三叔住一起。因为我父亲是老大教书，没啥体力，也不会农活。老二叔是赤脚医生，身体不太好。只有老三叔是青年劳动力。爷爷此时73岁了，身子骨还算可以。不能治病就做点力所能及的活儿。用为病人号脉、治病的巧手，先生之手去握着铁扒子，背着土箕，佝偻着腰捡狗屎，做肥料。

这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此处省略一万字）。

原先我没有瞧见，我不相信。还是前几天回老家时，三叔亲口对我和大明堂弟（三叔的大儿子 ）说的。

我不得不信了！



父母亲和我、弟妹5人搬到一个叫排上的地方，住在一家姓童的人家的土砖屋里，有二间。父母亲住一间，那时我们还小，我10岁，妹7岁，弟5岁，我们兄妹仨住一间，还兼饭厅。

另外还有间厕所，厕所边上有个猪圈，没多久我们就买了头仔猪养着。养到过年时，仔猪长到快200斤的膘了，杀了过年。这就是我们老家那一带常说的杀过年猪。由于吃的都是糠米、拔的野草、种的大白菜、红薯和红薯藤，加上是我们全家人一起亲手养大的，那个肉吃起来甭说有多甜多香，多鲜嫩啦。当时找人杀的时候，妹妹舍不得，还哭过鼻子呢！

这是我们家养过的唯一一头猪。



我的父母亲都是教书匠（当时的叫法，还有一个叫法是臭老九），原来两人都在公社中心小学教书。1966年下放到离公社10华里远的家门口小学，不管怎样说还是保住了饭碗。父母每天早上7点钟就要到学校，加上母亲的老胃病经常犯，因此每天早上做饭的任务基本上就落到我的头上。

那年我才10岁。一个读小学3年级的学生。



由于种菜肥料不够，大多数时候，我都是5点多钟、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出门去捡狗屎。

说到捡狗屎，都以为很脏，很臭。其实，拿个长把的铁扒子，拧着土箕一起走的时候，就像挑大粪一样，自己是闻不到臭气的。只有相对而过或者是从后面超过的人才会闻到它的臭气，这是空气流动原理所致。

别小瞧捡狗屎，这个也是有窍门的。尤其时间要把握好。出门去早了狗还没拉屎，去晚了就被别人捡了第一遍。地方也有讲究，就是人们常说的狗屎拉肥处。

那时每天放学回家后，要到屋后面的山上砍一些软柴，然后，星期天就到远些的大山里砍硬柴。由于煤矿离村子里有十几里路远，一般人家都是用柴火烧饭，冬天取暖，熏腊肉。

虽然我家是吃商品粮，但是从小干的活，不比农村的孩子少。



别看那时生活很清苦，很辛劳，但日子过得很充实。我们兄妹仨跟房东家的两个小孩子差不多大，平时在一块儿玩。他们从大人到小孩，包括其他的邻里乡亲，没有一个人拿另眼瞧我们这些地主崽仔、孙子的，至少我们自个觉得是这样。

但是到了学校和社会上就不一样了。老师和同学中经常有歧视的眼睛看着我们。父母亲说起来还是人民教师，同样也遭受到学校和社会的歧视和打压，矮人几等。

落井下石的大有人在。

其实，这完全正常。毕竟人类从猿猴进化过来的时间还不长，许多人身上还免不了动物属性。



邻居们看到我们不会种菜、养猪、干农活，经常给予指点和帮助。房东家男人过世早，房东婶子对我们一家很热情，经常帮助我们，也没有要我们的房租费。父母亲经常教育我们要让着房东的弟弟妹妹。我小时候特顽皮，命令我不能欺负他们 ，否则家法伺候 。

当然我们能回馈他们的，就只有帮助、辅导他们小孩的学习了。这是我的强项 ，从小就学习很优秀，一直都是班里学习委员，这个不吹牛皮。后来1973年小学毕业全公社统一考试，我拿了全公社第一名。1979年，通过5个月时间一边代课，一边自学，参加高考中的中专考试，获全县第一。



前几天和大明弟回老家，我们没有先去三叔家，而是直接开车去排上，寻找儿时的记忆。我们先来到村子里原来的小学，原小学的房子早拆了。在那地盘上，被村民盖起了新屋，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绕过去从河边上的马路沿七宝河而上，走一里多路，往左边分路转弯上个坡就到了。见到儿时的伙伴，小我4岁的“国乃几”，和他的幺叔。瞧他抱着孙子笑得多灿烂！原来的房子没有一点踪迹了，都盖起了两层楼房。“国乃几”指着他的车库位子说，原来你们住的房子就在这个地方。



那个时候，从小干大人的活虽属无奈，也很吃力，但锻炼了我的毅力和意志力。从小学会做饭，做家务，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面对困难和坎坷 ，惟有咬紧牙关，才能挺过去，才能爬过去！

所有这些，为我以后性格的形成打了基础。

转眼到了1972年，又是农历2月28日（三叔很肯定地告诉我的），全家人整整在外漂泊、流浪了3年。这天是爷爷的75岁生日。

这一天，大队通知我们家平反了，成份由早先的“工商业兼地主”平反为“小土地出租”，较之原来的“工商业兼地主”划低了好几个档次，基本上属于贫下中农的范畴了。我们又可以搬回家了。

我们全家人没有兴奋，没有过度反应，似乎一切都是顺理成章。就像人们常说的正义永远不会缺席，只是有时来的晚一点罢了！

不畏浮云遮望眼。

我们坚信早晚会有这一天。爷爷名下的一大家子人又可以都住在一起，由勤劳贤惠 、特会过日子的奶奶当家掌勺，又可以吃上奶奶煮的香喷喷的大锅饭了。

家里挂起了“大队卫生所”的牌牌，爷爷又满脸笑容的干起了老本行，一如既往的为乡里乡亲治病救人。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场浩劫，在爷爷看来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我猜想，在他老人家内心，一点波澜都不惊恐怕是很难做到的。但从他每天晚上都要在床头正襟打坐两小时来看，他疏导的似乎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经络，还有灵魂深处的洗涤和超度。后来他总是告诫我们要相信政府，相信社会，不要有记恨。

每天来家里看病抓药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萍乡城里、相邻县市的病人也慕名而来，爷爷常常是忙得不亦乐乎。连唯一的喜欢下象棋的爱好，都常常没有空。这个时候二叔初中毕业后跟着爷爷打下手。另外，爷爷还带过3个中医徒弟。

良医结善缘。爷爷对乡亲们的善举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以至于1975年爷爷去世的时候，那时上面统一要求不能摆酒席，大队派干部在我们家门口的各个路口蹲守着，但还是有许许多多邻里乡亲自发的来悼念，大队干部拦都拦不住。

下图是我的爷爷奶奶。



又过了几个月，父母亲也落实政策回下放前的原单位一一公社中心小学，父亲恢复下放前的原职务，继续担任中心小学教务处主任一职（不久升为校长，继而中学校长、乡教育组长），我们家也随即搬到中心小学，开启了崭新的生活。



下面这张照片是父母亲合影，1982年摄于庐山大厦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