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身份十五年

越鸟南枝

年少时，每当听到“地主”二字，我这心里便会一愀，继而心神不宁，惶恐不安，巴之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远离人群来掩饰我这低微的出身和自卑的心理。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童年的自惭、胆怯早已烟消云散，荡然无存，但一听到或看到“地主”二字，仍然会一次次勾起我童年的痛苦记忆。

作为地主的孙子，我是不幸的。因为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根本不知道“地主”二字的含义。直到能走出家门与同龄小伙伴们玩耍，才发现大家都欺负、嘲弄和排斥我，并异口同声喊我“大地主”，方才知道“地主”这个称呼并不好。于是，带着满腹的委屈回家向奶奶、父母亲告状。奶奶泪眼汪汪地望着我说：“孩子，都是我们害了你呀！”，父母亲则可怜巴巴地开导我：“宝福，随他们叫吧，叫下也不会怎么样，我们本来就是地主。记住千万不要因为人家叫你地主而去和他们打架！”

作为地主的孙子，我是幸运的，毕竟这顶帽子我仅戴了15年。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他们在今后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经此，我幸运地被摘掉了地主子女的帽子。

我们村是个仅有三十几户人家的小寨子，地主也就只有我家。听奶奶讲，爷爷在世的时候给邻乡大地主家赶马，一来二去自己也顺带做些小生意积攒了点钱，于是省吃俭用买了破落地主的几十亩田地，慢慢地又建盖了一幢四合院瓦房。从此，过上了雇工种田，收租养家的体面日子。解放初期，划分阶级的时候，便顺理成章划成了地主。

1950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1951年土改，工作队进驻我家，没收了所有的家当，并把全家从地主四合院里赶出来，让给附近乡邻最贫困的几户人家。奶奶和父母亲则搬到他们其中一户的毛草屋里，靠工作队挤兑的丁点口粮艰难度日。后来，据说是四合院的房子太大，晚上闹鬼，几户人家睡不着觉，非要搬回原来的毛草屋居住，无奈又将房子让出来还给人家。在不能回到原来老屋居住的情况下，父亲选择在村子旁边的一棵古树下搭个草棚遮风避雨，从此扎根，直至我们长大。

年近九旬的母亲，现在小脑萎缩严重，刚刚才说的事情立马就忘了。但对以前的事却历历在目，她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以前的日子不知是咋个熬过来的，能搬到昆明生活的事做梦都想不到啊！”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她的那些嫁妆，因为当时我外公家也是大富人家，母亲出嫁时是八抬大轿接着来的，不久就赶上土改，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好多衣服被子还没有用过就被没收了，仅留给她身上穿的那一套。

在我的印象中，记忆最深刻的是有几个革命小将隔三差五会带着一些人来我家"抄家"，每次将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引来很多老老少少的围观者。我们一家则倦缩在角落里，大气都不敢出。其实，当时他们抄的那个家里已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了，连吃饭的碗都是用竹子节巴做的。

我问过我父亲，你们当地主时真的像《白毛女》、《苦菜花》等电影里的地主老财一样作恶多端吗？父亲告诉我，祖上一直传承着李氏40字家训，本是心地善良人家，没有做过什么欺压剥削之事，仅仅是勤俭持家，屯积了一些土地而已。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帮人写信，婚丧嫁娶写对联，有求必应，是个知书达礼的文化人。但是，就因为阶级不好一直生活在别人的鄙视中，上下村寨修路搭桥的义务劳动他主动做了几十年，还是因为成份问题，子女深受其害，尽管我从小学习名列前茅，仍不能正常完成学业。

奶奶和父亲一辈子生活在自责中，认为是他们的地主身份耽误了我的大好前程。时隔多年，我永远忘不了接到入伍通知时，父亲嚎啕大哭的样子，几十年的哀怨一旦暴发出来让人猝不及防，全家人只能陪着他默默流泪。十年前，地主父亲去世了，他是微笑着走的，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儿子，我们不是地主了！”每当想起父亲的遗言，常让我泪流满面。

“要诞生一个新世界，就必须打破一个旧世界”，阶级斗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正如母亲说的：“‘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还是共产党好啊，大家都有吃有穿，要在解放前怎么可能呢！” 感谢党的英明政策，1979年我们全家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让我的父辈有了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也赶上了大好时光，能够象常人一样应征入伍。据说，我还是我们县地主富农子女当兵的第一人呢。

自由、平等、互敬、互爱是构建和谐生活的必然要素，能挺直腰杆做人，有时还真的是一种奢求。我回忆咋天，是为了珍惜今天，并渴望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