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集（二）

洪燕峰

岁月的痕迹 目录

第一篇 冲冠一怒为红颜

第二篇 文革中的最后一次串联

第三篇 我曾经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第四篇 我所经历的“激战前夜”

第五篇 我敬爱的老兵

第六篇 烟诱

第七篇 六十年校庆

第八篇 我又穿上了新军装

第九篇 军营轶事

第十篇 春节的黄瓜

第一篇 冲冠一怒为红颜

昨天我又路过和平门。以前每次路过时 如有可能总要驻足浏览一下这个涂红漆的 建筑物，这不仅仅是对这座民国时期尚存的 古建筑怀旧，更主要的是这里曾经是我的母 校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所在地。 现在红楼的周边布上了铁栅栏，意味着 闲杂人员不得入内。铁栅栏早已锈迹斑斑， 抬眼望去，这一切，除了红楼，都显得那么 陌生。是呀，这里已经不再是学堂了，没有 了朗朗的读书声，同学们童真的嬉笑也没有 了，取而代之的是荒芜，死一般的寂静。

原来小学门口的花坛、小院的操场、教 室，中院的操场教室，大院的操场都不复存 在，土地早就被临近的师大附中给吞并了。 一座座现代化的教学大楼在实验小学旧址 上拔地而起，在红楼的衬托下显得那么不协 调，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 学校西边的院墙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 铁栅栏，红楼与院墙之间有一条狭长区域， 这里原来有 3 个水泥乒乓球台子，那曾经是 我最爱去的活动场所，如今扩展成为人行道。

铁栅栏里很久没有人员活动的迹象，满目荒 凉。在红楼与铁栅栏之间狭长空地上长满 了不知名的野草，这些野草的生存也是根据 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有的长了半人多高， 有的则半死不活。还有些不同种类野草绞扭缠绕在一起，这种看似没有什么名堂交配联姻开出的花朵竟然如此美貌。不过他们也似 乎意识到自己的卑微出身，只能可怜巴拉的 依偎在碎石旁，风可能随时让她们夭折。 在这片荒芜的空地上，常青藤最为霸道，长长的茎蔓爬过了乱草，杀气腾腾的爬上了 红楼。

在这里我还看到了月季花，他们的种 子可能是多年以前就撒落在这里，随即就被人遗忘了。尽管无人照料，花开的仍然绚丽多彩。其它根茎类植被随处可见，他们爬过了小径却被红楼的石阶挡住了。他们碰的焦 头烂额，气息奄奄地匍匐在地，我想他们可能也想为这座百年红楼添加一些浪漫情调， 只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远远看去红楼依然是我梦中的红楼，走 进一看却有些斑驳了。所有的教室门、窗都 被旧报纸遮挡住，从外面看不到教室里的情 景。

教室里除了黑板、讲台、课桌椅还能有什么呢？不过，我想看的还就是这些吗，也就是这些在我童年求学期间印象是最深刻的物件。我在红楼的一楼、二楼都上过课，这是 实验小学的教学主楼。在二楼上课时最惬意的事情就是课间时分，站在走廊上向西凭栏 远眺（那时学校周边没有楼房，可以看的很 远。），特别是“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独自凭栏，不时地会唤起一个天真无知的孩童对未来的无限遐想。

红楼是中国传统的的砖木结构建筑之 一，外观端庄、美丽、大方，给我的感觉其保暖性似乎差一点。记得那一年冬天来得比 往常都早，早晨大家都顶着鹅毛大雪来到了学校，谁知道教室竟然比外边还冷。踏着上课铃声，教数学的沈老师夹着一摞纸拍打着 身上雪花走进了教室。“同学们，冷不冷？” 沈老师一声关切询问温暖了大家的心。“冷” 大家异口同声的回答。沈老师笑吟吟说：“好 呀，冷咱们烤烤（与考试的考同音）”说罢 如飞花插柳一般每个人课桌上放了一分卷子并严厉的说“十分钟交卷”。一共五道应 用题。

我最怕做沈老师出的应用题。其他数学老师出题，已知条件都放在明显位置，生怕学生不清楚而得出误解。沈老师出题则不然， 关键的已知条件经常出没于整个应用题的字里行间，有时要想找出解题的必要条件还要简单的推理一下。因此，有时候要想解出正确答案，只是数学听懂了远远不够，还要 有一定的语文功底和智商。
沈老师，我们称她沈先生，我是 3 年级 从外校转学来的，我们学校一律称呼老师， 为什么这个学校有的称先生有的叫老师 呢?我始终不解。不过老师和先生讲课还是有区别的。一节课 45 分钟，先生上课不备 课，讲如何理解知识点、课文相关知识将占 30 分钟，最后 15 分钟把该讲的内容重点一 讲就下课，而且讲过的内容基本很少重复， 作业也留的很少。

老师则不然，上课一句废 话也没有，直奔主题，重点内容反复讲，大量做习题。学生听不懂，老师比学生还着急， 有的老师还急哭了。先生则不同，听不懂一 定是学生不用心或智商低，因为先生的学识、 教学是不容置疑的。我比较笨，我还是喜欢老师讲课。后来我上了大学，再再回想我的 初学时，我觉得先生以前讲课对我还是受益 匪浅，因为老师当年讲的重要的习题后来我 一个也没有记住，倒是先生讲的如何理解、 相关知识还是记忆犹新。

经过一番博弈，教室似乎有了暖意，窗 户的玻璃开始挂上了窗花。沈老师收了卷子， 仍就笑容可掬的问大家“同学们，还冷吗？”这次大家都默不作声了，谁也不敢再搭老师 的下茬了。“既然大家都不冷了，我们开始 上课。”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不解数学为什么竟有如此令人震撼的魔力，让你大冬天 不觉得冷呢？时过境迁，这一切成了过眼云烟， 物是人非了。当时教课的老先生多以作古， 年轻一点的老师也到了颐养天年的岁数。她们的音容笑貌、讲课风采、在我的记忆中始 终挥之不去。如今看着红楼，只剩下眼睛里 有限的场景和脑海中对往事的无限思念。

现代化的网络发展似乎缩短我们彼此 的距离。近来，小学同学网传来了不少昔日 的学友照片，看着那一幅幅童真无邪的面孔， 不禁思绪万千。几次聚会让我们感到“涛声 虽然依旧，但是时光已经改变了我们彼此的 容颜”。望着发黄的旧照片，仿佛又回到了 事事让人迷茫的学童时代。不过我们无论怎 么样沉湎于往事的怀念，有一点是清楚的， 手里的这张旧船票肯定是再也上不了初学 的已经远去的客船。

我们班是年级 2 班，班里分为 6 个组，其中 2、3 组，4、5 组同桌组，1、6 组在教 室两侧为单行组。我是第 6 组的，位于靠近 窗户一侧。后来，学校考虑到学生长期坐在 一个固定的位置会引起视力问题，决定每半 个学期调整一次座位。

这样，1、6 组就调到 教室中央，成为同桌组，于是我迎来了一位 新同桌。新同桌是一位女生，个子高高的，白皙 的圆脸有一双大眼睛，头上有自然卷毛。由于我们是从单行调在一起的成了同桌，彼此非常不适应，这主要是活动空间受到了制约。 我们以桌子接缝划定了分界线，设立了“识 别区”并以此延长到空间，设立了“空间识 别区”。这是我主动要求设立的，那时候没 有“GPS”定位系统，“空间识别区”是一个主观标准，以便我可以随时发难。

我们的冷战就这样开始了，冷战思维也将导致边界摩擦事 件也屡屡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但是对于争斗的“益损值”我的 自我评估却不容乐观，由于我为人处世大大咧咧，经常过界而受到她的处罚。她对我的处罚就是掐我过界的胳膊，坦白的讲她掐人的技术不错，隔着衬衣掐起我胳膊一点小皮， 这样力道虽然不大，但是痛感却增加了许多。

她十分谨慎，犯在我手里的时候不多，如何报复他一下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我的心 中。每当她掐我胳膊的时候，我都会愤愤的想，你别犯在我手里，那可不是掐一下的事。 正如美国前国务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冷战、边界不安定是战争爆发的因素，小平同志也讲过的“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

一天上午下了第四节课，家近的同学都 回家吃饭去了，我们家远的同学等待值日生到学校厨房打我们的午餐。同桌早晨上课就 不精神，坚持了四节课挺胸、手背后已经实 属不易。于是在第四节课一下便双手趴在课 桌上昏昏欲睡，我拿回了自己的午餐，值日生也把她的午餐悄悄的放在她的课桌上。这时我突然发现她的的胳膊肘压在了我的课桌边缘处，一阵狂喜，机会终于来了。

我攥起拳头向她胳膊肘击去，对于这突然的打击 她一下子惊醒了并站了起来，杏眼圆睁怒目 而视。我洋洋得意的看着她，故意轻描淡写 的说“你过界了”。她似乎感到了委屈，有点泪眼婆娑，但是很快她就坚强起来。边说 “洪胖子，死胖子”边跑到了教室门口。

她 的话音刚落，引起了就餐同学的哄笑，因为当时班里是有“潜规则”的，男同学的外号 在男同学之间是可以随便叫的，有些甚至歧视性的外号，但是女同学是不能随便叫的。 我也一时怒火万丈，我犯规时你掐了我多少 次我都默默忍受了，就说这次我下手重了一 点，你就这样，真是是可忍熟不可忍，必须 教训她一下。

我站了起来，就在这冲动的一霎那我冷静下来。她站在距离我十几米远的门口，等我过去她早就跑远了，何况我们班女子组 100 米跑是年级冠军而她是主力队员 之一。我不如在这儿等候，她早晚要回来吃 午餐、上课。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就在这时郭瘸子（小时候患小儿麻痹落下了残疾， 我们给他起外号瘸子。瘸子是我的好朋友， 在班里骑马打仗游戏时我总是背着他，他腿脚不利索但是胳膊却十分有劲，我们俩配合的天衣无缝、所向披靡）一拐一拐的蹦到我跟前激动的对我说“胖子，这可没有，她可欺人太甚。我帮你逮她，你去前门，我到后 门截她。”说罢他一拐一拐的奔向了后门。瘸子的援手让我大为感动，郭瘸子为了我的荣誉，不顾身体的残疾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看热闹不嫌大的精神）这也使我不能犹豫 不决、患得患失了，脑子一热冲向了教室前 门。瘸子不负前约拐到了教室后门并真的帮我抓住了她，无奈当我赶到时她已经挣脱了瘸子的“魔爪”并把瘸子推了一个屁股蹲。

她跑到楼梯口像小鹿一样三蹦两蹦下到一 楼（她竟然像男孩子一样一步下三、四个台 阶），瘸子是指望不上了，我也追到了一楼。 对于这次即将发生的“战争”我曾预想过， 一旦我抓住她，按照当时的“潜规则”，她 会流泪，这样“战争”就宣告结束。 男同学是不会真和女同学动手的，否则 令人不齿的。我虽然跑不过她，可是她还没有吃午餐呢更何况她似乎还有些病态，我坚信她不会坚持太久的，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在大操场上我追她跑，看我跑不动了， 她就站下来等我并始终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她对这种“游戏”似乎很有兴趣，眼角总是 露出调笑目光，好像在说“来呀，你抓不住 我。”我却十分恼怒，我到现在午餐还没有吃完，中午还约了球赛，抓还真抓不着她。就这么回去了怎么面对郭瘸子和那帮看热闹、 起哄的同学呢？真是进退两难，我不由自主 的站住了。 她看我站住了，也停下来了，看见值日生路过还没有忘记拿一根冰棍吃（在学校就 餐的同学，餐后有一个水果或冰棍）。

看她 拿了一根我也拿了一根，咬了一口越想越气 愤，一甩手朝她扔了过去。当时想冰棍砸到她，她肯定会哭，战争就结束了，她要是不哭我也不追她了，回去也算有所交代了。无 奈，我的准头和力道都不行，唯一的收获是冰棍的一点液体碰到了她的花裙子边上。这 一举动似乎惹怒了她，看来她很在意这条花 裙子，只见她杏眼圆睁怒气冲冲的向我走来。 意想不到的胜利使我十分得意，我坐在台阶 上，眼睛望着天空静静的等待她的到来。我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她移动的身影，像一只藏 在丛林中捕猎雄狮焦急的等待着猎物的靠近并根据距离计算着最佳出击时间。

她的身影一点点在靠近，我的心跳也在 加剧，这时她似乎察觉了什么，身影不再移 动了。她冲我大喊“洪胖子，死胖猪”，然后调头就跑开了。于是我又开始了“千里追 踪”，她从大院操场跑道中院操场。 中院操场当时是三年级属地，我们是不 可以去的，这是违反学校纪律的行为。为了 尽快抓住她，我也不顾什么违反纪律了，跟 着她就冲进了中院。

中院有学校领导的办公 室、教导处等，此地确实不易久留，她带着 我转了几圈以后奔向小院。 小院是低年级操场，在这低年级小孩中， 我们俩像两只羊群里的骆驼，在他们之间追 逐经常引来异样的目光，最终她从小院跑出 了校门。这绝对是红线，班主任在课堂不止 一次强调这条纪律即在校期间不能私自离校，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 我站在校门口不敢越雷池一步，她站在 校门外台阶上仍然嬉笑的看着我。一条“阴 险”的妙计油然而生，我就在这里守着，如 果有老师路过，我立刻揭发她并要求老师把她带到教导处处理，这样也可以解一解我心 头只恨。看着她若无其事的样子，心中不禁好笑。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我所期待的事情没 有发生。这时午休结束的铃声响起，我看着她满不在乎的样子似乎并不害怕，也不着急。 她内心的强大让我感到十分震撼，我害怕了， 慌不择路的向教室跑去。

在快要跑到大院操场拐弯处，我眼睛的 余光看到她也着急的往回跑，一个想法油然 而生。我躲在转弯处，等她跑过来一把抓住 她，然后再回教室时间可能还来得及，这应 该也算我一个小小胜利吧。脚步声越来越近， 就在转弯处我突然伸手抓住了她的胳膊，她惊叫了一声，然后挣脱了我的手，像一只受惊的 兔子向前拼命跑去。

我在后面紧追不舍，这是我长途追击离她最近的距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突然 她冲进了一扇门，我也站不住脚，房间跟着 进了。进了房间我们俩都傻了眼，这是老师 办公室。我们俩愣愣的站着不知所措，老师 看着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都投来了不解的目光。这时她声泪俱下的说“洪燕峰不让我上 课，还要打我”，她的睿智不得不让人佩服， 短短的一句话省略事件的整个过程并道出 了事件的因果关系，我无缘无故的不让她上课还要对她施暴，这对女同学来讲是最让人同情 的理由。这时一声清脆的敲击声传来，一人拍案 而起，清瘦的脸庞满脸的络腮胡子刮得铁青， 金丝眼镜后面露出不怒自威的凶光-时任教 导处的李主任。

第一次见到李主任是一年前的事，我从外校转入实验小学，母亲带我到实验小学教导处办理入学手续，接待我们的正是李主任。 他一面和我母亲了解我的情况，一面递给我 一分卷子并对我母亲说：“转校的学生都要接受我们学校的测试，了解学生的真实学习水平。”接过李主任的卷子，我头也不抬的 做了起来，做完以后交给了李主任。

他很快 就判完了卷子，给了我 88 分。 题目不难，我还是错了不该错的题，当 时我觉得也还说得过去。没想到李主任脸拉得老长，训斥我道:“你的数学基础很差，这么简单的卷子，我们学校这个年级最差的学生也不会低于 90 分。语文不准备考你了， 你先看看这篇短文。”这是学校自己印刷的课本，课本封面下边赫然印着“北京第一实 验小学三年级专用”，李主任让我看的是其 中一篇文章“苛政猛于虎”。标题的第一个字我就不认识，就是认识 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文章里我还有不认 识的字，更主要的是我不知道通篇讲的什么。 过了一会儿，李主任开始考我““子之哭也， 壹似重有忧者。”这个妇人忧什么？” 我羞愧的低下了头，恨不得有一个地缝 钻进去才好。李主任见我默默不语就不再考 我了，他继续说；“数学基础不好，你的语 文基础也很差，以后要努力呀。”这时我不 知道那里来的勇气竟然顶撞了李主任一句 “老师，你考我的不是语文，我们中国人不 这么说话、写文章”我的幼稚和直白似乎激 怒了李主任，看得出来他的脸色铁青，好一 会才平静下来，不再理我了。 他转过头对我母亲说；“看看，转学转晚了吧，多耽误孩子。这个孩子再不努力就 完了，家长要抓紧呀”这样，出了校门就遭到了母亲的训斥并伴有家庭暴力。

此时妇人忧什么我不知道，可是我忧什么再清楚不过了。平时在学校里，远远见了他都躲着走， 真是糟糕，怎么在这遇上这尊凶神恶煞了。 “还有王法吗？还有校规吗？这是“学霸”、 “学匪”。我虚担了学霸的美名，我猜想李主任的意思是指责我的行为“学生中的恶霸、 土匪。”“这是那个班的学生？”李主任用手 指着我，班主任宁老师连忙站起来说“这事 我来处理。”宁老师安慰了她几句就让她回 教室上课去了，临出门她还没有忘记回头看 我一眼，她白皙脸庞尽管已经泪眼婆娑仍然掩饰不住她揶揄的一笑。此刻，我已经无心恋战了，按照李主任的评价处理，这个单我是无论如何也买不起的。当下要紧的是当宁老师问及此事时，赶紧编造一个合理的理由减轻我的罪过。理由很快就编造好了，当时 尽管学习成绩不好，但是对付老师、家长责难，做一些避重就轻托词还是无师自通的。
宁老师把她送走以后回到办公桌继续备课、 判作业并没有问我事情的原委，她似乎没有兴趣听我胡说八道。有过多次和老师“约谈” 的经验告诉我，老师不问的问题绝对不能主动诉说，因为那样会增加老师对你的不信任感。我站在角落里心情惴惴不安，宁老师会怎么处罚我呢？仔细想一想，同桌说我要打她，我追她一中午我都没有碰到她的一根汗毛，这个问题可以避重就轻。说我不让她上课，明明是她没有跑回教室上课而误入了老 师办公室，我是跟着跑进来的，我没有多大错误呀，心情不禁有些释然。

可是宁老师为什么不理我呢？此时李主任凶神恶煞般的表情又浮现在我脑海中，身上又是一阵阵的发冷。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下午第一节开 始休息了，这时宁老师放下手里的钢笔，抬头看了看我说“还站着干什么，回去上课吧。” 没事啦？心中一阵窃喜，刚刚要转身，宁老师又说“回去给她道个歉，以后不要欺负她 了。”我欺负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刚想辩解几句，又一想别没事找事了。
到了教室，教历史的戴老师已经站在讲 台上了，同学们都起立向老师行注目礼。此时不少同学在行注目礼的同时也向我投来了同情、询问、幸灾乐祸的一瞥。 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脑子还在回想 刚才发生的事情，这事就这么完了？以后怎 么办？戴老师开始讲课了，讲的是“昭君出 塞”。这个历史故事我看过小人书，讲的是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王昭君自持貌美而傲世， 不肯贿赂画师，最终远嫁漠北。

不过戴老师的讲法却有所不同，渐渐的吸引了我。戴老师讲“汉朝是我国最为强盛 的朝代之一，但是汉朝的北部边界却经常受 到匈奴的骚扰。匈奴是游牧民族，每年青黄 不接时他们的畜牧都满足不了他们的食品 要求，这时他们就开始到汉人聚集地抢夺粮食，汉人都是农耕民族，粮食又是便宜储存的食品。边界受到骚扰，朝廷派出大兵清剿，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无奈收获不大。后来，朝廷由清剿政策改为和亲政策，于是有 了王昭君远嫁。

昭君虽然有些哀怨，但是她换回来了边界老百姓几十年的和平和经济发展。”说到这，戴老师扶了一扶眼镜，有些激动，似乎对昭君的红颜薄命有些同情但 是很快话锋一转深情的说道“同学们，请记住，无论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受苦受难的都是老百姓，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国家 的经济发展需要和平而不需要战争。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政治。”

下课了，我依然在座位上坐着陷入了沉 思，戴老师的话还在我耳边回荡。是呀，我 们同桌的边界之争还是应该采取“和亲”政策。

从此“边界无战事”，那时她有鼻炎， 课桌里废纸成堆，我们组做值日时，我总是把她的废纸掏出来倒掉。作为回报，每当年级卫生大检查时她（她是班委卫生委员）总是给我友情提示。我那时早餐就是馒头夹黄酱，一边走一边吃，有时到了学校还没有吃 完就放进课桌里了，时间一长就长毛不能吃了。 当时还是“困难时期”粮食限量供应， 毛主席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学校一旦发现在校学生有此行为处理是十分严厉的。 正当我们关系有待进一步改善时，半个 学期已过，座位又开始调整了，我们组和她们组由教室的中央调回到左边和右边。 现在想起这些往事总是感到可笑，不过 这些可笑的事对我今后为人处世都有着影 响。人在学习、工作时不应该总是争强好胜， 与同学、同事应该和睦相处，多一些理解和宽容。从这件事我明白了以宽容的态度友善 的对待他人，有什么恩怨解不开的呢？

第二篇 文革中的最后一次串联

献给儿时的伙伴，现在已经老去的一代。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经历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事件，都有着不同的感受。老伙伴们可能已经忘却了不少往事，现在已然是饱经风霜、阅历丰富或者功成名就的老者，但是我们也有过懵懂、无知的童年。 串联，这个名词很长时间没有听说过了，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人提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名词，但是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却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对于一个懵懵懂懂的初中生来说一切是那么陌生。在学校，每天我们不用上课了，经常对我们这些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吆五喝六的班主任开始夹着尾巴做人了，对任课老师可以直呼其名。在家里，父母都自顾不暇，被隔离审查，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多年来由于学习成绩经常受到老师的不待见，父母的责骂一去不复返了。这突然到来的“平等”，让我认识到我们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似乎提前来到了。
我每天无所事事，幸好那时开展了红卫兵大串联运动，于是就和同学们一起到祖国各地游山玩水。但是好景不长，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发通知不让再搞串联了，正在沮丧之时，小学同学海阳找到了我，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们班同学一起到南方在做最后一次串联。正好我还没有去过南方，一拍即合。也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就这一身衣服，走哪吃哪，不过需要带一点钱。
父母虽然隔离审查但是情况却大不相同，母亲没有什么历史问题，主要是现行问题，对文革有异议，处于拘押状态，不让见面。父亲有点历史问题待于澄清，主要还是走资派问题。由于他是单位组建领导，不少人都是他带来的，造反派们对他还算客气。他被隔离在办公室，必要时可以回家（由造反派押着），要钱也只能找“他老人家”了。
在办公室里，我见到了父亲，他对我的到来感到十分诧异，因为还没有到给我伙食费的日子。为了达到目的，我直接告诉他，到外地串联，造走资派的反。我心想，他不敢不答应，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何况旁边还站着一个造反派看着他呢。果不其然，父亲没有接我的话茬掏出来钱包，拿出一张五元钱递给了我。

我没有接，因为他钱包里我看到了还有几张十元大票。父亲见我没有接钱，知道我嫌少，嘟囔着“串联不是到接待站吃饭，带那么多钱干什么？”。嘿，关在办公室外边什么事他都知道，我心想。见此景，他又想再拿一元钱给我加上，我趁机抽了一张十元大票跑了。有了钱，我背了一个小包就出发了。

我如约而至到了北京站见到了海阳和他的同学，一共七个人。“这是洪胖子。”海阳把我介绍给他同学，这是“老冯，冯瘸子，这是米鹤都，老米，米耗子。”

海阳也把他的同学介绍给我，同样也是“外号”，大家彼此都是点头示意就算认识了，看来这里老冯是“头”。老冯这个“头”确实不是徒有虚名，火车时刻表几乎能背下。由于不让串联了，我们办不了红卫兵车票离开北京，于是老冯带着我们离开了北京站，沿着铁路想东走去。走了十分钟左右，我们翻墙进入了北京站。

在一个沙堆前，老冯示意大家先休息一会，北京发往上海的车还没有停靠在站台上。我们躺在沙堆上，仰望着皎洁的明月，静静的等候着。老冯的判断时间能力极强，我们7个人都没有手表，完全看太阳、月亮判断时间，而且时间的判断误差不会超过5分钟。过了一会，老冯带我们上了一列停靠在站台的列车，车上还没有人。我们刚坐下来，许多人就蜂拥而至，刹那间车厢的过道也站满了人。列车徐徐开动了，第一站上海，这次串联和我以前串联大不一样，总是有点冒险的色彩。

火车走走停停开了两夜一天，在一个秋雨霏霏清晨火车驶入了上海站。由于没有办红卫兵串联车票我们只能分散和人群混出车站，然后在出站口集合。

然而情况并不顺利，我们只出来了四个人。我们七个人是一个行动整体，不可能丢下三个人不管，于是我们只好又返回站里。在站长办公室我看见另外三个同伴，屋子里还有不少人，可以看出大部分是北京串联学生。

海阳的妈妈可能是上海人，他会一点上海话，他正脸红脖子粗用不地道的上海洋泾浜话和站长吵架。“阿拉上海人，侬为啥不让我出站？”站长笑了笑，咕哝一句上海地道话，海阳无语了，只能讪笑着重复那一句话。站长笑呵呵的用普通话对大家说，“同学们，说什么也没有用，中央有文件，串联结束了，你们只能回北京，一会有一趟车去北京，我送你们上车”。见状，老冯给海阳打了一个手势，他们借故溜出了办公室。我们会合在一起进行了商议，决定跟着下一次进站的火车再次混出上海站。
上海人非常精明，把上海站把守的像铁桶一般。我们屡败屡战，被扣的人数越来越多，每次都被送到站长办公室。站长对我们每次到来毫不在意并告诫我们，“上海站你们是出不去的，对你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老老实实回北京”。经过简单的磋商，我们决定不从上海站出站，在厕所一扇破碎的窗户处翻出去，顺着铁路沿线找机会出站，最终我们找到了一处低矮的围墙翻了出去。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周边都是与北京少见的高楼大厦，仿佛到了西方世界。潮湿的空气中伴随着海腥味。上海，我们来了。我们得意忘形的唱着“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下午来到了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吃了点饭。接待人员不给我们办理住宿，要求我们坐晚上火车返回北京。好不容易到了上海就马上返回北京，真是岂有此理。我们悄悄离开了接待站，边走边玩，傍晚时分来到了一个建筑物附近。大家分析，这可能是一所中学，门口牌子已经没有了。大铁门锁着，传达室也没有人，看来这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来过了，我们决定晚上在这里住下。

我们翻墙进入校区，然后从一扇破碎的窗户进入楼里。教室里的课桌椅有一层厚厚的尘土，看来学生们早就不来上课了。黑板画的乱七八糟，讲台上还留下了不少写大字报的纸、墨汁、浆糊。我们七手八脚的把课桌椅搭在一起，把大字报纸垫在上面当褥子。这时老冯拉了一下灯绳不亮，才发现教室里一个灯泡也没有，于是对我说，“洪胖子到旁边厕所里拧一个灯泡来”。

我来到教室旁边不远处厕所，里面有一个15w灯泡，灯光昏暗，灯泡外边罩着破损的铁丝网，难怪厕所还能剩下一个灯泡，我思辰着。

铁丝网被螺丝拧在天花板上，没有螺丝刀不行，干脆一使劲拽下来得了。可是当我刚触到铁丝网时，就觉得一个强大的力量推了我一把，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整条胳膊发麻，我马上意识到遭到了电击。正当我不知所措时，走廊传来老冯的声音，“耗子去看看洪胖子怎么了，去了那么半天了。”，老米进来看见我坐在地上调笑我，“洪胖子坐这凉不凉？”，我恨恨的想，凉不凉一会你就知道了。

见我不理他，老米又问“灯泡那？”，我用手指了指上边。老米看了看铁丝网里的灯泡笑了笑，“这就没辙了？把网子揪下来不行了吗？”。自负害了老米，当他刚触到铁丝网，就坐到了我的旁边。老米是聪明人，吃亏的事不抱怨，否则只能说明你傻。他斜着眼看着我，我们俩都慧心的笑了笑。是呀，我虽然没有骗老米上当，可是也没有对他说实话，多少有点愧疚。
这时童昆走进来了，尽管是中学生可是已经发育的像一个小伙子，带着沾着橡皮膏白色塑料眼睛，下巴已经有了疏疏落落的胡须。老米冲我努嘴笑了笑，我当然知道什么意思了。老童看了看灯泡，也不和我们俩说话，可能料定我们俩无能，制服不了那个铁丝网。他上手就拽铁丝网，竟然没有电着他，我和老米都惊呆了。难道他居然有“金钟罩、铁布衫”真功夫？还是老米反应快，“棍子（他的外号），光拽不行，得拧着拽。”老童一拧不要紧，这时可能已经刚巧脱开的火线又碰到了铁丝网，童昆大叫一声，手缩了回来，但是没像我们俩那样坐在地上。我和老米开心的大笑不止。

这个玩笑开太刺激了。接着，海阳来了，他很瘦，外号叫“猴子”。名副其实，海阳真是“猴精”，看着我们三人都不回去疑云顿生，问这问那就是不摘灯泡。无奈，我和老童低头不语，但是老米善说，最终海阳也未能逃出厄运。就这样7个人都来到了厕所，被老米编出了不同的理由释疑，无一人幸免。老米的善说显示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日后据说成了大作家（出了不少书），这一点也不出乎预料。
这次串联让我由衷的佩服能考上师大附中的学子们，个个都是人精。小学升中学时我也报了师大附中，可惜没有被录取。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恨出考题的数学老师，记得一道送分的用倍数关系计算水库结冰、融化体积的应用题，结果做错了（结冰是体积是膨胀的，遇热融化后体积缩小，我做反了。）。

在我当时的知识里，万物都应该服从热胀冷缩这个原理（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老师上课曾讲过类似数学题，在课堂上我指出这个概念老师讲的不对，真可笑。现在想起来，人傻并不可怕，因为人的智商毕竟有高低之分。但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才是可怕的。这必将付出代价），可是水分子在氢键的作用下就不是这样了（后来上中学学化学才知道的）。

这样的小升初的数学考题考的是数学能力吗？我那点不行？现在我明白了，服气了，我智商不行。就是考上了，也是历史的误会。
接下来就是每天在上海名胜古迹游荡，然后定时到红卫兵接待站吃饭，晚上我们自己找地方混一夜。大家虽然玩的很高兴，可是也有美中不足的事情。最让我们头疼的是在上海乘坐公共汽车，由于我们不答应回北京，上海红卫兵接待站不给我们办乘车免票卡，因此乘车需要自己买票。

这个时候北京早就乱哄哄了，谁乘车还买票，可是上海管理的很严，尤其是上海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十分敬业，眼里不揉沙子而且有公安素质。我们一上车就听见售票员在不停的嘚吧“刚上车的革命同志往后走，后门下车。刚上车一共14位，有4位出示了月票，好，有2位买了票。好，又有一位出示了月票，还有7位......”到了下一站，又上来不少人，他仍然是那套说词，几位出示月票，几位买票，还有几位需要买票，最后总是不忘提醒还有7位没有买票，脑子一点也不乱。

老冯用眼睛示意，7个人分开一下，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售票员还是那套说词不过加上了“分开是没有用的，我知道你们7个人是一起的，是需要买票的”，就差指名道姓了，真让人听不下去。我们“财务预算”没有这项开支，就不买票。不过售票员的说词还是引来不少乘客不友好的目光，老冯决定尽管还没有到站也要下车，换一趟车。换一趟车还是这样，让我们很扫兴，我们决定离开上海到杭州玩玩。不过走之前一定要到黄浦江游一下泳，一来是这几天风餐露宿身上脏的不得了，需要洗洗。二来是黄浦江是上海的代表，怎么也要留一个念想。不想，这个念想留大了，让我至今难忘。 黄浦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人工开凿疏浚的河流之一，它源于青浦县的淀山湖，至吴淞口入长江，全长100多公里。黄浦江不仅是上海灿烂文化的象征，也是上海历史的见证，这在我们小学历史课本就学过，今日到此一游，不禁欣喜若狂。我们从高高的堤坝顺着台阶下到了最底部，到了江边有些失望，江水浑浊并伴有臭气。不过来都来了不下水似乎说不过去，于是我们脱了衣服，换上游泳裤。

这时几个上海人跑过来告诉我们，不能游泳，太危险而且水太脏。危险我们不怕，水太脏倒是真的，不远处的水面上还漂浮像垃圾一样的东西，看起来十分恶心。我们简单的商议了一下，决定向上游走去，心想上游应该干净一些。衣服就放在这，一会顺流而下，到这换衣服。想的是很好，可是走了好一阵子，水还是很脏，大家非常沮丧。

前面没有路了，需要过一个涵洞，老冯对大家说，过了涵洞如果水还很脏就不游泳了，我们找堤坝台阶，上去往回返，不走江边了。过了涵洞又走了好长时间，不但水还是很脏也没有看见堤坝，这时起风了，江面上翻起了浪花。更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黄浦江受海水潮汐影响那么厉害，时间不长，在岸边走，江水已经到了小肚子。

太阳快要落山了，凉风习习，我们只穿了游泳裤，身上起了鸡皮疙瘩。老冯见状立刻命令大家赶紧往回走。尽管我们马不停蹄的往回赶，无奈黄浦江边水位越长越高，岸边的水已经没过膝盖。当我们赶到涵洞时，令我们大吃一惊，来时的涵洞已经完全淹没在水中。怎么办？左边是几十米高的堤坝，右边是涨潮急流倒灌的黄浦江，只有涵洞一条出路。

涵洞来时走了好一会，老米估算至少有二十多米。我崩溃了，以前曾经在陶然亭游泳池几次和朋友打赌潜泳20米（从游泳池这头到池子那头），结果全输了，连跳水加上、憋得脸红脖子粗也就游了17-18米。老冯见大家面有难色，便说“哥几个有困难吗？（有困难又能怎么样，这时候谁能帮谁？）我先来。”说罢一头扎进水里没了踪影，一会那边传来老冯的声音，“哥几个，没事，过来吧。”于是老米、童昆等鱼贯而入水游了过去，最后只剩下我和海阳了。
我知道海阳和我一样，心里没底，早知今日，当初在游泳池多练练潜泳就好了，看来学什么都有用得着的那一天。海阳看来我一眼，咬着牙说“没事，别害怕，我先来”，话说的很仗义，说吧一头扎进水里。孤独、害怕、无助、绝望充斥着我的头脑，说什么、想什么都没有用，我不能一个人留在涵洞这边，最终憋足了一口气游进了涵洞。进了涵洞水里一片黑暗，死一般的寂静，仿佛遨游在太空。我不时的安慰自己，不要紧张，因为紧张会消耗我体内宝贵的氧气。游着游着突然眼前一亮，我竟然游出了涵洞，我创造了自己的潜泳记录。实践证明，人在绝望之际其潜力是不可预测的（这一点在我以后的经历中还会被证明的）。
黄浦江之游是我们在上海最后一次游玩，根据计划，我们要离开上海去杭州。可是来时几进几出上海站我们还记忆犹新，怎么办？大家商议了一下决定再闯一下。再次到了上海站，我们发现查票比以前更严了，7个人要想无票混进上海站似乎是天方夜谭。果不其然，我们几个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又被送进了站长办公室。

站长我们已经是“老熟人了”，他风趣的调笑我们“又是你们几个，回北京办票就可以了，干嘛要混进车站？噢，去别的地方可不行。”我们假意说去接待站办票回北京。离开了上海站，离开时站长还不忘警告我们“记住我的话，回北京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不信你们就试一试”。上海站我们领教了，不用再试了。大家商议决定买票进站，于是每一个人花了5毛钱买了一张上海开往杭州车次在一出上海的一个小站就得下车的票。
这次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检票进站，再也不用偷偷摸摸浑水摸鱼了，心情也好多了。我们晃悠着车票得意忘形的看着曾经几次给我们送到站长室的检票员，他们似乎也感到有些意外。不过孩子们这些小伎俩怎么能瞒过精明的上海人呢？上了车我们知道我们高兴的太早了。火车开了不一会，列车长带着列车所有的列车员都站到我们座位旁边，看到我们疑惑不解的神情，列车长说，上海站已经通知我们，你们到站必须下车，否则办票回北京。

我们到站只好下了火车，这时一个很小的车站，四周都是农田。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鬼地方我着实的有点害怕，是不是应该回北京了？“红旗能打多久”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但是我的朋友们都不害怕，显得满不在乎。在老冯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当地革委会，理直气壮的告诉他们，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路过此地。他们好像对我们的到来十分害怕，马上安排了食宿。晚上吃了肉丝笋丝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南方的鲜笋，无比美味。
第二天我们又返回了小车站，大多数南去的客车基本不在在里停，我们唯一离开这里的方式只能扒货车。这儿车站虽小，客车一般不停，但是旁边却停着不少南来北往的货车。我们从车头可以判断货车前进的方向，可是货车开到哪里却不得而知，我们转悠了半天也不敢扒。正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对面缓缓停了一列火车，尽管我们面前挡住了一列货车，不过我们从货车与货车连接缝隙处看到对面拉木材的货车是开往杭州的，因为车皮上用粉笔画着各种符号和写着杭州的字样。我们喜出望外，无奈前面挡着一列长长的货车。

老冯看了看挡在我们前面货车车头说，“不要绕了，前面已经绿灯要放行了。我们歇几分钟，等这列货车开走我们横穿过去。”大家席地而坐，焦急的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信号灯一直绿着，货车还不时地鸣笛，一切迹象表明这列货车即将开动，可是就是不动。现在再要绕过这列货车恐怕来不及扒开往杭州的那辆货车了。看样子，那列开往杭州的拉木材的货车没准随时就要启动了。大家都很烦躁不安，谁都知道钻过这列货车应该不用5秒钟，可是就在这时货车要动了呢？那还能钻出来吗？

老冯看大家都有为难情绪，自告奋勇的说：“哥们，不钻不行了，那趟去杭州的货车在这个小站不会停太长时间的，它开走了咱们可没戏了。我先钻。”说着，老冯把背包一甩很灵巧的钻了过去。根据以往的经历，遇到这种近似“生死攸关”的“大事”我的运气总是欠佳的。一段难忘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那是几个月前，我和海阳到新疆串联，火车上人满为患，站的地方都没有，厕所都挤满了人。我和海阳运气不错，有座位，我坐在靠窗户的位子上。火车出了兰州很快进入了茫茫戈壁滩，车厢以外一片黑暗。以前只是在课本、图片了解一点关于戈壁滩的知识，没想戈壁滩一望无际，寸草不生，特别是黑暗中的戈壁滩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火车向西开始吃力的爬行，走走停停，每当车停时我们靠窗户的人要负责打开窗户，置换一下室内污浊的空气。 一次临时停车，我打开窗户并把头伸向窗外想多吸几口新鲜空气，一不小心帽子掉到窗外。这是一顶将校呢的军帽，是舅舅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在文革期间，带上一顶将校呢军帽很神气，许多人都会投来羡慕的目光。车厢里传来一片惋惜声，不少人劝我，不要了，这是临时停车，马上就开车。要是火车开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荒芜人迹的大戈壁滩上必死无疑。时间也是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竟然停了1个小时没有开车。这时有的人开始鼓动我，要是刚才从窗户爬下去捡帽子早就爬回来了回来了。
我还是没敢轻举妄动，不过心里实在痒痒，捡不捡帽子呢，犹豫不决。最终愚蠢战胜了理智，我决定还是冒险把帽子捡回来。我双手扒住窗户，身子探出了车厢。一出车厢觉得不好，我双脚竟然没有着地（以前串联都是从车窗上火车的，那是因为有站台，双手一撑就可以进入车厢），我一松手，落到地面，我马上意识到车窗离地面距离够高的，再回去可能够呛。

当我捡起帽子时，火车咣当一声启动了，我赶紧抓住车窗向上爬。上面的海阳和朋友们使劲往上拽，我也拼命往上爬，无奈我太重了，胳膊又没有劲，几次爬上，几次掉下。火车速度已经逐渐加快，再做这样的无用尝试我肯定会被遗弃在伸手不见五指荒无人烟的大戈壁滩上。于是，我拼命加速跑了几步，终于抓住了上车门把手，尽管门被人群拥堵的不能打开，但是我可以抓住把手，脚蹬上车台阶与车同行了。就这样坚持了几个小时，在火车停靠在一个小车站时，我才又从车窗爬到车厢里。

现在又到了悬而不决的危险时刻了，莫非又是我不钻车不动？就剩我一个了，列车依然不动，现实情况逼得我不钻不行了。果然，在我钻到铁轨中间时火车启动了，我只能顺着火车前进的方向斜着爬行，判断车轮与我的距离，找机会爬出去。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正要爬出时，似乎听到老冯他们在喊“洪胖子，先别出来。”这时我的重心已经向外收不回来了，何况车速似乎越来越快并且车轮已经逼近我了，我手忙脚乱的刚刚爬出这俩移动的火车，旁边十几米处一辆的客车鸣笛飞驰而来。

由于惯性的作用，我要想停下来已然是不可能了，就这样我卯足了劲，右脚垫了一步，左脚一使劲奋力一蹬向站台扑了过去。就在这一霎那几乎同时火车呼啸着飞驰而过，强大的气流把我的帽子抛向半空，我重重的跌倒在站台边上。惊愕使我们大家很长一段时间都愣愣的回不过神来，看着我刚才一步跨过的距离，简直难以置信。在大家欢呼和赞扬声中我似乎成了神，只有我自己才知道，当时腿软的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站起来。
接下来我们扒上了去往杭州的货车。货车上码着堆成尖的木材，为了防止脱落用钢丝捆着。我们只能斜靠着木材，脚蹬着车厢挡板，双手抓住钢丝。货车走走停停，时间长了这种姿势让人疲劳至极，有昏昏欲睡的感觉。我旁边是海阳，我们俩相互提醒着，一旦睡过去，手一松就有可能掉下去。海阳很聪明，他解开裤腰带，用皮带把自己捆在钢丝上。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真是万一睡着了也不至于一下子就掉下去。
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旅途，我们终于到了杭州附近的一个货车站，我们下了车向杭州市里进发。到了市区我们找到了接待站，仍然和在上海一样，到处游玩。我平生以来第一次吃到了桂花汤圆，那么柔软细腻、香甜可口，让人回味无穷，还有桂花米花糖。当然，到了杭州就不能不去西湖。我们几个人凑钱租了一条小船，划船游西湖。是日秋风微拂，碧波荡漾很是惬意。

不知不觉游荡到三潭印月。老米在岸上时买了一大包桂花米花糖，一人分了我们一点品尝，此时，他抱着剩余的米花糖一边吃一边发表评论。他说：“三潭印月名不副实，可能根本看不到月亮。特别是白天那就更看不见月亮的。”听到此言老冯开始逗他：“耗子，你不懂别瞎说，没听说日月同辉这个词吗？你在船上肯定看不见月亮，白天要想看月亮你得上那三个小“坛子”上看”。

老米听后将信将疑，忙说“洪胖子，往前靠，我看看”，我奋力向那三个小“坛子”划去。到了边上，老米站在船上，双手抱着“坛子”向里望去然后大笑着说“老冯，你这个大骗子尽是胡说八道，里边什么也看不到。”老冯继续逗他，说：“说你没知识你还不承认，你得到上边，成90度向下看，斜着当然什么也看不见了。”

老米犹豫了一下，最终好奇心害了他，他双手抱住小“坛子”，双脚离开船站到小“坛子”边上，从上向下望去。见老米中计，老冯示意我赶紧把船划开。老米发现上当以后，小船已经划出去4-5米了。“怎么样，耗子，看见了吗？”老冯调笑的发问并引起了我们一阵哄笑声。老米虽然处于窘态但是嘴还不软：“我看见了，看见你这个不是人的大骗子了”

小船围绕着老米转，开了公审大会，“你说，在上海电我们一人一次是不是你的主意”，“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代，重新做人，打到老米”，文革那套斗走资派的词我们不用现学，现在都用在这儿了，一时间口号声、嬉笑怒骂声此起彼伏。老米是聪明人，他知道双手抱“坛”双脚站在“坛”的窄边上那滋味不好受并且不会坚持多长时间，于是采取了合作态度。

最后，老冯“庄严”宣布“公共法庭审判到此结束，鉴于老米的认罪态度，本法庭不再追究老米以往的罪行”。老冯一努嘴，我将小船划了过去，就在快要到时，他摆手示意停下。他向老米伸出食指，往回勾了勾，老米马上会意到什么意思了，他很不情愿的一只手抱“坛”，一只手伸向书包，然后掏出还剩半包的桂花米花糖扔了过来。在大家分食的的过程中，老米还不时地提醒我们“吃水不忘挖井人，给我留点。”

在杭州就这样无拘无束的游玩着，不知不觉过了3-4天了，按计划我们应该离开杭州去广州了。广州可是一个好地方，听去过的同学讲，广州的蛇肉特别美味。老童眉飞色舞的讲，在广州吃馆子不用先付钱，最后数盘子结账。要是把盘子藏起来这不就白吃了吗？天下还有这等好事？

一时间大家都憧憬在品尝蛇肉美味的想象之中。不过老冯皱着眉头说，现在外环境不好，外面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要求还在外地串联的学生立刻返校“复课闹革命”。是呀，几天来大家虽然玩的挺开心，可是一路上扒车旅行、风餐露宿、担惊受怕的日子也确实让人身心疲惫。广州那边是否比上海抓的还紧呢？此外，如果还是要扒车去广州，那玩起来可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一想到这些大家都无语了，最后决定“响应中央号召，结束串联”。不过在回北京的途中，在南京应该顺路看一看，那是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标志性城市。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找到了杭州红卫兵接待站办理回北京的车票。我们到的时候，接待站正准备解散、撤离，我们赶上最后一拨办票的。拿到回程车票心里踏实多了，这是这几天来，我们第一次不用再偷偷摸摸进出火车站而是昂首挺胸并且几个人一起走进了火车站。在火车上我们也可以坐着踏踏实实的睡一觉了，列车员来查票，我们不再慌张而用不耐烦的神情看着他们一会，然后再不慌不忙的掏出票来，那感觉爽极了。“手里有票，心里不慌”这是真的。

我们在南京下了火车，这是此行的最后一游了，大家玩的都很开心，先后去了总统府、雨花台、夫子庙，又游了玄武湖。我们徜徉在南京的长江边，老冯开始吟诵起毛主席诗词“才饮长沙水…….万里长江横渡”，大伙不约而同的和道“极目宁(南京简称宁)天舒”。

一时间得意忘形、满足、痛快、豪放等词都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极目远望，映入眼帘的是一平如镜的江水，宁静的苍空和对岸郁郁葱葱的林带。老米对大家说，“毛主席那么大岁数都能够横渡长江，我们是否也应该效仿一下领袖的风姿？”话还没有说完，老冯瞥了他一眼说，“耗子，不知道别瞎说，毛主席是坐船游泳，顺流而下，那叫畅游。”老米没词了，但是嘴不软，“老冯你敢妄议领袖。”

老冯不和他斗嘴了，伸出手，翘起大拇指目测了一下，回头说，“耗子，游过去至少有2-3千米，行吗？”老米自豪的拍了拍胸脯说“我问题不大。”老冯看了看身材较瘦的老米，投来一丝不信任的目光，笑了笑说“我看你问题最大。”接着又说，“这样吧，要不咱们试一试。实在游不动的就往回游。游过去的咱们乘渡船回来，游回来依然是不可能的了。”
听了老冯的话，我暗想，我肯定游不过去，在北京陶然亭游泳池最多游一千多米就累的不行。不过不下水那就太让人看不起了，再说也失去了一次领略横渡长江的感受。这次我们知道了江水是涨潮的，我们把衣服脱在了高高的台阶上，以防被江水冲走。
进入江面我们就奋力向对岸游去，此时江面上波光粼粼，微风拂面。在碧波荡漾下我们一起一伏觉得十分有趣，这种感觉是在游泳池感受不到的。蛙泳游累了，我们换成仰泳休息，仰望蓝天，朵朵白云如弱柳扶风在我们眼前左右晃动，我们好像在空中飘荡，一时间我们竟然不知道在那里游荡，仿佛遇到了警幻仙子，她带我们游览太虚幻境，一切都那么美妙。

正当我们陶醉在美景的时候，突然觉得天空似乎有些昏暗，仔细观瞧，不知道什么时候飘来了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水面上的风似乎也大了一些，仰泳不能游了，浪花拍在脸上容易呛水。蛙泳也要将头抬得高一点，这样体力消耗就非常大。

不一会，风浪似乎也越来越大，天也黑的怕人，豆大粒的雨点砸到了我们脸上。一时间平静的江面变成了狰狞的魔鬼，张牙舞爪、呼风唤雨的显示他的魔力。游在前面的老冯一看，不好，大叫一声“哥们往回游。”真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一切为时已晚，游泳的队形已经乱了，大家调过头争先恐后的逃命去了。一会，我的周边已经没有同伴了，抬眼望去，离岸边直线距离不算太远，可是由于水流的作用离我们脱衣服的台阶可有点远了。
年轻、幼稚、慌乱、不理智险些让我丧命，我竟然把脱衣服的台阶作为回游的目标并奋力游去。开始由于紧张、害怕还不觉得累，随着风浪加大无论头抬多高都要时不时的喝水改为呛水了。这时有点头昏脑胀了，透支的体力使我手脚麻木，就像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银行不给透支贷款，下一步崩盘是无可置疑的。

我模模糊糊看到了我们脱衣服的那个台阶，往回游了那么半天可是还是那么遥远，我肯定游不回去了。这时除了脑子还有点活力，四肢基本上麻木不仁，失去控制。这次还能遇难呈祥吗？我佛说过“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我已经连饮数瓢，肚子涨得鼓鼓，为什么还止不住呢？佛好像说，你贪欲太强，这次灌饱了你，你知道贪欲的后果。细想起来也是，几次遇难还不都是能缩手时不缩手直到想回头时难掉头。天空似乎要放晴了，我又一次看到了蓝天，可惜我没有翅膀，拥抱蓝天是下辈子的事了。一个大浪打来，我失去了知觉。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醒了，好长一段时间懵懵懂懂不知道在哪，我为什么泡在水里呢？双脚竟然可以着地了，仔细一看，我被江水冲到了岸边，于是我浑身无力的艰难的淌着水上了岸。我顺着岸边向上游方向走去，走了一段时间我终于看到了我们脱衣服的台阶。相隔挺远就看见他们几个人横躺竖卧在台阶上，看来这趟活对谁也不轻松。快走近时，老米大叫起来“洪胖子回来了。这小子真贼，顺水往下漂，然后走回来，省不少劲。我们往回游差点没累死。”我冲大家笑了笑，既不肯定也不否认，不过心里在想：我不是差点没累死，我是已经累死，命大，又缓过来了。 晚上我们上了北去的列车，又回到了文革的发源地-北京。回去以后就要复课了，不会再有这样机会和好友们无忧无虑的无所事事的游荡了。短短的十几天让我学会了不少知识，为我今后走入社会得到了启迪。
首先，以后无论做什么应该融入一个好的团队，从他们之中学会自己不懂的知识，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那怕你再优秀，也有无知的一面，团队会弥补你的愚昧。其次遇到困难要坚强，特别是遇到大困难时，除了自己没有人救得了你。相信自己，一定能克服困难，遇难呈祥。
真要是遇到了过不去的门坎，你也尽力了，剩下的事是上帝的事，与你无关了。另外学会了吃苦，以往在家过着吃喝不愁、无忧无虑的生活。这次外出则不一样，为了玩，我们风餐露宿，四处漂泊，居无定所。过去，这些安逸的生活是靠家庭给与的，这次串联将是自己以后走人社会的前奏曲，因为生活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再有我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这些师大附中的同学都很聪明，有丰富的知识。他们学知识、掌握知识的能力强，因此社会经验也相对丰富，这样遇到困难少走弯路，这将是我今后一段时期的努力方向。
清晨一缕阳光洒满了车厢，我们到了北京。到了北京站，我们轻车熟路，尽管我们手里有票，依然没有从检票口出站，而是抄近路从行李站出站。路过磅秤时没有忘记磅一下自己，走时135斤，回来95斤，胖子的外号已经名不副实了。到了出站口，我们相互告别，我们这次有趣的文革最后的大串联结束了。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这一段往事时，总是唏嘘不已，感慨万千，这将成为我回忆那个年代时光倒流的窗口和记忆流失的沙漏。想念你们儿时的伙伴、好友。

第三篇 我曾经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我们三个曾经入伍在一个部队的老家伙又聚在一起了，回想起50多年前，那时候我们英姿勃发，现在多少有点老态龙钟了。“廉颇老矣，饭否？”饭还行，李建大哥请客，北京菜加茅台。回想起我们在军营当兵的日子颇为感慨，好不容易相聚一次也就是5分钱一两的地瓜烧每人1两外加5毛钱猪头肉。
现在时代变了、生活变了、我们也变了。尽管锦衣玉食，再也没有喝地瓜烧吃猪头肉那样旺盛的食欲了。建平大哥是滴酒不沾了，我和李建也是谨慎从事，毕竟这都是大夫让我们明令禁止的食品，现在终于明白了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都是68年到沈阳军区40军当兵的，在此之前我们彼此认识并不熟悉。李建和靳乐分到军高炮团，我和建平分到军炮团。我们乘同一次火车部队，他们俩在黑山下车，我和建平在北镇下车。
在火车上，靳乐滔滔不绝的发表评论，他对这次所去的部队有些不满意。我们当时都有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情壮志。当兵就要打仗，用满腔热血报效祖国，以马革裹尸为荣。这就要去步兵团，中国的陆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炮团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不过要说打仗，高炮比地炮要好一点，毕竟抗美援越部队都是高炮部队，地炮部队一点戏也没有。 到了炮团，建平分到了1营，我去了2营。到了连队，在连队里，我知道应该好自为之了，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在这里许多极其平常的小事对于我都是不平常的，挑水、洗衣服、种地.......

记得到连队不久身上长满了虱子，脱下衣服看到不少黑黑的小虫子在衣服上蠕动我竟然不知所措（我不敢用手抓，受到班里战友们的耻笑）。我把衬衣放到脸盆里，用水泡淹不死他们，使劲洗，搓不死他们。最后把衬衣搭在绳子上，衣服结成冰（东北晚上零下30多度），冻不死他们，虱子的生命力之顽强令人不可思议。最终还得硬着头皮用手一个一个的把他们从衣服上捉出来，然后处以极刑。

事情就是这样，万事开头难，时间常了也学会了。当新兵时有一阵子非常苦恼，那些农村入伍的兵非常看不起我，他们认为我肩不能担，手不能干，什么也不懂像一个傻子。
记得第一次打猪草，我们每一个人到炊事班领了一个麻袋，一把镰刀出了营房。在我的知识里，猪是吃饲料、泔水的，怎么还吃草呀？什么是猪草？我的疑虑引来了战友的嘲笑。你们城里人不吃猪肉吗？不养猪怎么能吃肉？养猪不吃猪草吗？看着我一脸茫然的样子，他们开始向我传授如何辨认猪草知识。猪能吃的草很多，各个地方不一样，总之，人能吃的猪就能吃。

人能吃的？我晕了，也不能再问了。过了一会，大家都散开了，各忙各的，因为按规定中午要带一麻袋猪草回去。中午时分我也扛了一麻袋“猪草”回去，看了我打的猪草，喂猪的饲养员搂头盖脸给了我一顿臭骂。说，幸亏他看了一眼，我打的猪草不但猪不能吃而且有可能把猪毒死。一时间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眼泪夺眶而出。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作做不好是得不到别人尊重的，怨天怨地是没有用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补上一麻袋真正的猪草。

我人傻并不笨，我午饭也顾不得吃了，又拿起了镰刀、麻袋和一条背包带到猪圈牵一头老母猪就出发了。我像遛狗一样拴着着老母猪出了营房，来到了田野。那个年头人尚不能温饱，猪就可想而知了（否则干嘛吃猪草呢？）。

猪带着我寻找一切他能吃的草，一旦我认识了，我就把他栓在树上，不让他吃了，否则我拿什么交差呀。打完了这一种猪草，再把他放出来找第二种。猪很有意思，他先吃他爱吃的植物，这种植物没有吃光他不吃别的。就这样，我一样一样的学，不一会就打了一麻袋。这头老母猪嘴非常叼，满地的野菜他就吃那么几种，而且专吃嫩的，老的还不吃。也许老母猪看出了我的企图，不再教我了，于是我把他带回了猪圈，反正任务完成了。就这样我不屈不饶的克服了许多工作、生活上的困难，努力进步。在工作上我不是最优秀的，但是我的向上精神和进步步伐却是可圈可点的。
我觉得人生就像一个铸铁材料，铸铁材料对于拉伸和压缩破坏的抵抗能力存在很大差别，抗压强度远远地大于抗拉强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逆境压力下你可以坚强的生存。拉一拉，拔拔高没准就哗啦啦了。由于我的工作努力、积极向上，不少名不副实的表扬、荣誉接踵而来，入了团、评为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尽管其实难副但是心里却是很高兴。 一天，党小组长找我谈话，让我填写预备党员申请表并告诉我尽快填写，最近连里有老兵休假，路过北京时把政审做了，他说的很轻松不过着实的吓了我一跳。那时候父亲因病在家休息，对其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问题，当时组织上并没有给出结论意见。母亲的问题则更为严重，已经隔离审查一年多了。姐姐下放劳动。为了不连累我，父母基本上不与我通信，家里这点情况都是姐姐写信告诉我的。

这么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背景，这个预备党员申请表让我怎么填？如实填写，组织上怎么会吸收我这样的预备党员，搞不好我可能被清除部队。看到我默默无语，党小组长感到不解。换作别人遇到这种事应该热泪盈眶，激动不已，可是我却表情木然，他不由得捅了我一下。看到了党小组长犀利的目光我一下子清醒了，赶紧言不由衷的表示了我感激心情。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在胡思乱想、不知所措中度过的，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就在上个月我送走了我的好朋友，小王和小常。我和小王、小常是我刚从新兵连下老连队不久认识的，那天我正在营房大门站岗，一辆苏式军用吉普车停在岗楼前。从车上跳下来他们俩向我打听团部军需股的位置，我们从彼此的口音就听出来了我们都是北京人，于是就攀谈起来。

从聊天中我知道他们俩来自于海军大院，父辈都是在这个部队担任过领导职务，后来工作需要调到海军工作。这次是通过关系来当兵的，找到了他们父亲的老战友，没有费事就分到了我们团。那时候，北京的学生当兵唯一的优势就是来自于大城市，营养不错，个子长得高都会打篮球（部队不少来自于农村的兵，当兵以后才知道什么是打篮球）。我们都是各自连队篮球队主力球员，业余时间经常在一起打联赛，有时候还到团里参加集训。这样我们很快就成了吃、喝、抽无话不讲的好朋友。

上个星期他们两个来连队找我，看着他们俩一反常态沮丧的面孔我知道一定出了什么大事。果不其然他们俩告诉我，昨天团里接到军里文件，要求他们俩明天限期离开所在部队，这段部队经历按随军学习处理。他们接着说，他们的父辈和当时文革中的海军领导政治观点不同，现在这些人得势开始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打击。他们的父亲已经隔离审查，其子女也被要求离开部队。
第二天，细雨霏霏我到车站为他们送行。此时他们已经没有刚来时的欢歌笑语，也没有小车为他们送行。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一个小饭馆，要了半斤地瓜烧，一盘猪头肉，一盘摊黄菜开始了送别午餐。席间气氛十分压抑，除了喝酒似乎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小常打破了沉默，他喃喃的说，上个月他们俩刚刚入团，不知道这还算数吗？到底小王岁数大一点，看问题也老辣一点，他说兵都当不成了你还想那个。我们这些家庭出身的人好事来的容易，不过走的也快。是呀，想来想去就是这么回事。
长途汽车站广播员的声音使我们匆匆结束了我们最后的午餐，我们互道珍重他们俩就消失在迷茫细雨之中了。在回营房的路上悲叹至极，泪水、雨水交织从我的脸颊流下，我不禁想起了红楼梦里的葬花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种不详的预感一直笼罩着我数日，我会有这么一天吗？
真该死，自己家庭那点事自己还不清楚？还要掩耳盗铃。更不应该的是脑子一热就交那份入党申请书，我被得到的一点小荣誉冲昏了头。回想在学校期间，班里里的优秀同学很多，我不属于聪明的同学但是也不笨。老师很少批评我可是从来也没有表扬过我，这次在言过其实的表扬和名不副实的荣誉目前昏了头，不能清醒的看待自己。
可是清醒一点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得随着命运的脚印一步一步的走吗？党小组长找我谈话，要求我靠拢组织而我视而不闻，那罪过可能更大。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这时候再埋怨鞋不合适、路不平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连队探亲的老兵已经出发了，他归队时路过北京将带回我的政审调查报告。

在这期间连队又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指导员被评为团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要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这对我们连队、团里都是天大的喜事。第二件事是副连长转业，前一段就风言风语传出来说副连长的大伯父有点历史问题，不适于再在部队继续工作了。领导上考虑到副连长是刚刚提拔的年轻有为的干部，他自己又再三表示不愿意离开部队，于是准备将他调到黑龙江建设兵团某部当连长（当时黑龙江建设兵团下面的主要干部还是部队建制），这样他就可以不脱这身军装了，可是不知怎么了来了一道转业命令，让他措手不及。
那天晚上真是冰火两重天，一边是“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全团在大礼堂为指导员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开欢送会，各连代表热泪盈眶、激动万分、争先恐后上台发言、祝贺、拥抱。会后还邀请了县里文艺宣传队来演出，看完演出，全团列队夹道欢送。

指导员穿着新军装，身佩大红花，晃动着毛主席语录在团首长的簇拥下，山呼万岁向我们一一告别。那一边却是“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副连长在连部收拾行装准备离开部队。由于我在连部当过一段时间的通讯员，连长特批我可以不去参加送指导员大会而送送副连长。

我到连部的时候，副连长已经收拾差不多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一副背包（被褥组合），一个稍大一点的手提包。看着副连长穿着打着补丁旧军装，人显得苍老了许多。那个年头军装都是棉布的，一点也不经穿，经过一夏天的野外训练、营房施工，衣服在肘窝处、肩膀头处，裤子在膝盖处、屁股处早就补丁摞补丁了。

部队马上要换装了，可是副连长赶不上了。副连长背着背包，我提着手提包沿着营区小路向营区大门走去（大路正在锣鼓喧天的欢送指导员去北京）。在门卫处，副连长庄重的向哨兵行了最后一个军礼，然后悄然迈步走出了营房，结束了他一生都为之骄傲的军旅生涯。

出了营房，副连长摘下了领章、帽徽。他把领章、帽徽放在一个信封里送给了我，他知道他今后不再会有机会佩戴它们了。副连长拿走了他的手提包，执意不让我再送。我只好向副连长行军礼致敬以示告别，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黯然神伤的一瞥他曾经工作、生活多年的军营，然后头也不回的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送走副连长后数日，指导员和外调探亲的老兵陆续回来了，我知道这次该轮到我了。几天来我心情一直惶恐不安，我不想离开部队，在这个大家庭里大家待我都很好，我也学会了许多东西。他们回来有一段时间了，这么长时间不找我谈话，我心里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早来晚来结果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想到这儿，我心里倒是坦然起来。

没过两天，通讯员找我，叫我到连部去，指导员找我谈话。莫非我的军旅大限到了？心里多少有些坎坷不安。到了连部看着指导员心里更加紧张，指导员看着我惴惴不安的样子开始和我东拉西扯，试图让我平静下来。指导员的用意我也明白，不过他那有时间和我闲聊呢？果然指导员话锋一转表情严肃起来。他告诉我支委会做出了推迟我预备党员申请表在支部大会通过的决定，他告诉我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并希望我经得起组织对我的考验。

这种不明原因的推迟证实了我的预料，我丝毫不感到意外。我的无动于衷多少使指导员有些震惊，他知道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已经到了近似破灭的边缘，这种意外的打击我可能有些呆滞了。接着他又说了许多安慰我的话，最后他说，希望我在部队继续好好干，汗水可以证明一切。听到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指导员终于看到了我委屈的眼泪。其实只有我自己才明白这是激动的眼泪，因为从指导员的话音里我听出来我暂时可以继续留在部队，没有马上被赶走的意思。我不觉得自己委屈，和我的朋友、副连长比起来，命运之神还是很眷恋我的。

此后的日日夜夜我牢记指导员的话，努力工作，年底被评为五好战士。当五好战士的喜报由街道敲锣打鼓送到家以后，我收到了我入伍以来父亲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又过一段时间我的预备党员表通过了支部大会讨论，终于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之后又转为正式党员。几年之后，我离开了部队退役回到了北京。回忆我这暂短的军旅生涯，我没有能像欧阳海那样成为英雄，但是部队对我的数年教育让我学习到这一辈子在任何地方也学不到的东西，受益匪浅而且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以后的生活。
军营的生活使我学会了自立。在部队里我学会了洗衣服、洗被子，这在入伍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难事，特别是给自己穿破的军装、衬衣、袜子打补丁。我学会了自理，实践中我知道部队发的两套军装、衬衣、袜子是不能换着穿的，否则在换装时（交一套旧的，发一套新的）剩下那一套半新不旧的军装、衬衣、袜子是无论如何也穿不到下一次换装就衣衫褴褛了。

因此，夏季洗衣服时一定要穿着裤衩，光着膀子等候衣服干了再穿而尽量不去穿那套新的。夏季除了出操、开会、训练一些必要的场合，在施工、种地或干其它活时要尽量光膀子，否则衬衣在汗液长时间的侵蚀下衬衣的后背处破损十分严重，以至于将来打补丁都十分困难。
部队教会了我吃苦。69年中苏关系恶化，林彪发了“一号通令”。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我们团（炮团）带了两个基数的弹药离开了营房隐蔽在农村，躲避苏联军队的突然袭击。一天营长到我们连检查工作，发现连里的干部正在讨论派几个战士收连里自留地“秋菜”问题不禁勃然大怒“都什么时候了还考虑这个，部队马上要打仗了，一打起仗来部队的营房、菜地、猪圈统统交给地方。”“那样的话部队吃什么？”一排长怯生生的问。“真没有见识，现代化战争，打起来炊事班都没有了，部队吃粮食罐头、肉罐头、水果罐头。”

营长走后，连里对菜地是不管了，但是还是偷偷派人潜回营房杀了几口半大的猪给大家改善生活，毕竟大家已经几个月没有见着荤腥了，将来别便宜了老百姓。事与愿违，战争没有打起来，当然也没有罐头吃了。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当我们再回到营房时，菜地的菜已经让老百姓连偷带拿损失大半（老百姓以为部队不要了呢），猪圈里只剩下几只小猪崽子。

司务长难过的掉下来眼泪，他知道眼下的这点菜是无论如何也不够连队过这个冬季的。长远的，新年、春节、老兵退役、新兵入伍，要过那个门坎，菜里还不得有几片肉装饰一下？靠国家给的伙食费？想都不要想，那点伙食费扣除买军粮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何况开春的菜地、买猪崽子也都要钱。没辙我们又捡起来我军的光荣传统-勒紧裤腰带。菜量越来越少，最后每顿饭，菜里只有一点半发不发的黄豆芽汤。酱油也买不起了，开始自制（用水、红糖、黄豆、盐熬制），部队除了训练、学习以外，全部都到野外挖野菜。连年的干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节，到处都是挖野菜的老百姓，他们比部队更需要这些“绿色食品”，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生活的艰苦使指战员的身体每况愈下，由于缺乏维生素，大部分同志下体开始溃烂，行走困难。一部分人得了夜盲症，晚上无法站岗。

在部队我学会了服从。军队是有严格级别区分的，下级要绝对的服从上级的命令和指示，无论对错，都要坚决执行，服从意识让我拥有了更强的执行任务能力 。我们部队驻地附近的农村经常干旱，农作物基本靠天吃饭。年景不好，需要国家救济，糠菜半年量。

这一年旱灾比那一年都严重，老百姓已经放弃抗旱救灾了，一来是他们觉得旱情已经发展到不可逆转的趋势，二来是没有那么多粮食支持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要从4-5里以外挑水抗旱）。连里接到命令要支援老百姓抗旱救灾，活一干起来大家有点怨声载道。

首先我们到老乡家借水桶他们不太情愿（用他们私人的东西浇生产队的地，怕用坏了），还耻笑我们当兵的傻，救这些没有什么希望的秧苗。二来这种长距离的挑水抗旱确实得不偿失，一挑子水到了地边，刨去沿途损失、我们喝，就剩半挑子了。特别是那干旱的地就像海绵一样，半挑子水浇下去都留不下一个水印，让人灰心丧气。但是大家知道命令就是命令，没有一个人后退的。就这样连续干了三天三夜，大家的肩膀被扁担压红了、压肿了、淤血最后破了皮和衬衣粘在了一起。
在部队我学会了忍耐。有时对于上级无端的指责，同志之间的摩擦，不公平的待遇都需要忍耐，绝不能义气用事，苦和累就不用说了。记得在部队有一次半夜下岗回营房，在路过连里猪圈时听到了猪的叫声。一般半夜猪是不会无缘无故叫的，责任心使我转向了猪圈。到了猪圈往里一看，不禁让我毛骨悚然，在朦胧的月色下猪圈里有四只幽暗的蓝光在晃动。是狼吗？我心里多少有点害怕。

当我靠近猪圈的时候，我发现猪圈里一只半大的猪已经躺在地上，肚子处被陶开流了不少血。一个家伙还在贪婪的吃着猪肚子里的东西，另一个家伙警惕的盯着我。我们夜间站岗时时不常会听见狼嚎，但是他们从来也不敢进入我们的营房，这次莫非是饿极了，否则他们不敢这么放肆。我很后悔站岗没有带半自动步枪而带的是五六式冲锋枪（半自动步枪有刺刀，而当时的五六式冲锋枪是不带刺刀的），枪里没有子弹（当时哨兵站岗不发子弹，怕走火伤人），我不敢太靠近。我决定把他们吓唬跑就算了，于是我端起了冲锋枪并拉动了枪栓。

这两个家伙似乎知道我枪里没有子弹或是认为我是一个怂包，有子弹也打不着他们，对于我的举动置若罔闻。他们一只警惕的看着我，另外一只还在吃，这些狼真是饿极了，这青黄不接的时节老百姓都饿肚子何况他们了。饿也是死，被我打死也是死，看来他们是豁出去了。他们的不弃不离倒使我为难了，真要是冲上去我肯定不是这两只狼的对手，要是不把这两只狼赶走，他们再祸害（据当地老百姓讲，狼吃猪就吃猪的一点下水，然后再吃一只。老百姓认为这不是吃而是祸害，这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一只猪，那连队下半年就甭想吃肉了。

一想到这儿我似乎有些热血沸腾了，我奋不顾身的举起了冲锋枪，用枪托向狼狠狠砸去。狼机警的躲过了我的袭击，而我却因为太紧张，动作过大失去了平衡一头栽到猪圈里，冲锋枪也脱手了。不过我的举动狼也惊呆了，一个巨大的身影向他们扑了过去（以为我要跟他们拼命呢），特别是冲锋枪脱手后砸到猪圈的石头墙上然后又反弹到地上发出两声剧烈的撞击声让他们万分恐惧，他们噌的一声窜出了猪圈，逃走了。

事后我认为为了保护连队的猪不受损失，我徒手博狼会得到连队的褒奖，可是有的领导却认为我没有能够早一点赶到，死了一只猪给连队造成了损失还批评了我，为此我难过了好长时间。有的同志还讥讽我，还拿着枪站岗保卫毛主席呢，连一只猪都保护不了。

在部队我学会了敬业。在部队要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只有干好本职工作的人，才能让你胜任其他工作，敬业是做好事业的基础。当兵就是要站岗放哨，这是一个士兵的神圣的职责。那时候年轻能睡，白天训练、施工很疲劳，晚上沾枕头就进入梦乡了。半夜被叫起来上岗别提多难受了，真是抓心挠肺的不舒服，有时坐起来穿衣服竟然又睡了过去。到了哨位则睡意皆无，主要缺乏安全感。

首先是哨兵站岗不发子弹，遇到情况防身只能依靠半自动步枪上的刺刀。那把没有开刃的半自动步枪刺刀能扎透敌人的衣服吗？这始终是我站岗时萦绕在我脑海中最担心的问题，每每驱之不散。后来终于忍耐不住，我站岗时脱下了大衣挂在树上，用刺刀扎去。刺刀穿透了大衣深深的扎进了树干，我才相信了它的威力。

其二，夜间站岗总有信号弹升起，当时认为苏修特务搞的鬼，部队和当地民兵搞了好几次拉网式搜查一无所获，晚上还是照起不误，真是鬼神莫测，加剧了晚上站岗的恐惧心情。其三夜间站岗经常听见狼嚎，有时也能看见他们的身影，特别是在月光下他们眼睛泛出的绿光让人不寒而栗，那时候特别希望枪里有几颗子弹给自己壮壮胆。

最不好过的日子还是在冬天，夜间最低温度都在零下20多度，穿多厚的衣服一会就被寒冷浸透了。我们穿的大头鞋下岗以后大头鞋垫和布袜子都冻粘连了，脱都脱不下来。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兢兢业业的站好每一班岗，因为站岗是我们的光荣、职责，当兵就是要站好岗。正是我们的付出换来了万家灯火，祖国每一个家庭的安全。
在部队我学会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是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节约一粒粮食，尽量为国家节约开支。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他成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每一个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入伍的第二年我们营奉命到盘锦垦区种地，盘锦有我们军一个农场，军里的直属单位轮流到这里种地，收获的东西可以补贴部队。据说这里周边还有一些农场，带番号农场由部队下来的干部组成，他们大多是文革中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带番号的农场大多是由从反右到文革有政治问题的人员组成。

这里的田地一望无际，杂草丛生，荒无人烟还真是改造人的好地方。这里由于靠近海边，我们压水机压出的水全是浑浊带一点苦涩味道的淡水。条件虽然艰苦但是连长的脸上却一天到晚的挂着笑容，大会小会总是在说，我们这次可是猪掉在泔水缸里了-足吃足喝了。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问连长他这话啥意思？连长的回答让我感慨万千，我们每一个士兵（陆军）每天的伙食费是4毛5分钱，其中吃粮食就要花一半的钱，剩下钱要支付柴、油、盐、酱、醋，菜地的化肥、菜籽，养猪，节日的生活改善等等，如果不搞一点副业，那可是捉襟见肘呀。猪吃不上粮食不长肉，副食跟不上主食就消耗的大。主食超支，后勤部门只调拨粮食额度，买粮食钱还是自己掏，这种恶性循环，部队只能自己解决。

盘锦农场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一垄地4-5里地长，地这边拖拉机在耕地，那边就只能听到声音，啥也看不见了。拖拉机从杂草丛生的土地翻过，乌黑油亮的黑土地翻到了上边，攥一把好像能流油。可是没过几天，当我们开始播种时，已经翻过的土地又是杂草丛生了。土地之肥沃，杂草之顽强生命力让我们惊叹不已。盘根错节的杂草让我们无法下锄头，我们只好借来了工兵镐，刨一个小坑种上高粱或玉米。一垄地没有种完，手上就打起了血泡。

劳累的春播结束以后，我始终在想这样的地能长庄稼吗？春去夏来，扒开杂草我们看见了嫩绿的小禾苗，我们看见了希望。为了让庄稼长的更壮实，我们开始夏锄了，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顶着烈日，汗流浃背，经常浸泡汗水的军装是最容易破损的，可是也不敢脱了军装，那样会被太阳灼伤的。更让我们难过的是刚刚锄过的地，很快又杂草丛生了，和没锄一样。这种杂草神奇的生命力让人叹为观止，真是野草锄不尽，夏风吹又生。

又过了几天，我们种的高粱、玉米已经高出了杂草，亭亭玉立，一垄望不到头，煞是喜人。这里土地肥沃不用施肥，很快就到了农闲时节。在这期间我们除了擦擦武器以外，连长带我们到水泡子抓鱼，改善副食。这儿的水泡子也很神奇，旱时几乎要干枯了，看不见任何水生物。一到雨季，四面八方的雨水都汇集这里，水泡子里到处是鱼，哪里来的呢？让人百思不解。鱼不大，只有巴掌大小，那也是我们的美味佳肴了。

夏去秋来，我们的土地已经变成了希望的田野，对于大自然的恩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喜气洋洋，一年辛苦下来终于有结果了。可是连长却眉头紧锁，决定提前收割。这可是过一天，我们地里的庄稼就殷实一天的日子，提前收割损失就大了。不理解归不理解，命令还要坚决执行，在连长的督促下，大家起早贪黑玩了命的收割。当收割一半的时候突然大雨滂沱，两天以后外面一片汪洋。

戏耍了我们一年，老天爷又要收回了曾经许诺给我们的东西。连长流下了热泪，喃喃的说，要是再早一点动手就好了，我们是靠天吃饭的，这一点不能忘记呀。没有收上来的土豆、黄豆肯定是付之东流了，可是看到在水面上摇曳的高粱、玉米，连长又来了精神。我们又开始冒着雨在齐腰深的水抢收庄稼。是呀，地里的每一粒粮食从春播、夏锄都浸透着我们的血汗，怎么能轻言放弃呢。从这以后我养成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的习惯并保持到现在。现在物质丰富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我的这些行为经常收到家人的不解和耻笑，但是不忘初心的举止似乎难改了。

在部队我学会了奉献。男人做为军队的主体，要学会奉献不要计较回报，可能在物质社会中很少有人这么做了，但军队中不能没有奉献，奉献是一个男人社会价值大小的体现。在我们部队奉献主要体现在学习雷锋上，文化大革命虽然对部队的思想建设影响很大，但是在学习雷锋做毛主席好战士这个信念上是没有动摇的。

那个时候学习雷锋主要就是做好人好事，每天班务会都要汇报。做好人好事在我们连队已经蔚然成风，早晨6点吹起床号，5点钟大部分人就起床做好人好事了。要是6点起床，水缸水满了、操场扫干净了、猪圈扫干净了、厕所掏了，洗脸水打好了，能想到的好事全做完了，一想到晚上的班务会就心急如焚，只能明天起的再早一点。星期天是休息日，上述好事何足挂齿，大家纷纷走出营房，到老乡家里挑水扫院，做一些农活或开一小块荒地种菜补贴连队副食的不足。星期天如果想上街买一些生活必用品，这还要把班里同志们换洗的衣服洗了（他们都出去做好人好事去了），总之在军营的这几年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星期天。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离开部队50年了，昔日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壮志已经没有了，也不再憧憬做一名欧阳海式的英雄。如今已经是一个领退休金的老头了。我的军旅生涯在我人生履历中虽然不长，但是对于我以后的生活、学习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50年来，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或是工作岗位的变化，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曾经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第四篇 我所经历的“激战前夜”

献给八一建军节和我有相同经历的退役老兵 1969年3月，在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由此而急剧恶化，苏联在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形成了对我国东北地区巨大压力。我当时在东北某军炮兵团当兵，对此变化感受颇深。首先，我们部队全部拉出了营房，分散住在农村老乡家，防止“苏修”的突然袭击，毕竟我们是军炮团，军之重器。第二，部队开始军事训练了。从文革以来部队就以“三支两军”、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工作，基本不搞军事训练，现在看来光凭毛泽东思想抵抗“苏修”的突然袭击还是有些难度的。第三，据说军里首长开始轮流到山里作战指挥部战备值班了，军里炮处的参谋、团作训处的参谋都下到各个基层连队协助军事训练。 从训练的强度、紧迫、针对性可以看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我们主要训练就是打坦克。老实说我们这种火炮打坦克实在不适合。我们这种炮射程远，杀伤力大，可以打战术核弹头，适合打击远距离的固定目标。缺点：机动性能差，不适合与近距离移动目标作战。

在连队训练会议上副连长委婉的提出了上述意见立刻遭到了军炮处杨参谋的严厉批驳，“都什么时候了还有这种想法，苏修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们这儿是苏修1945年出兵东北打关东军最近的路线，苏修最厉害的就是坦克部队，别的我们都不怕他们。因此，军区号召全军都要学会打坦克，人家步兵老大哥都在练习使用反坦克手雷、四零火箭筒打坦克，我们炮兵部队看热闹，像话吗?”杨参谋一席话把副连长说的灰头土脸的，谁也不敢再提其他意见了。
我们连队战备隐蔽在梯子沟（锦州地区的一个小山村）并在河滩上修筑了火炮工事，每天练习平射直接射击科目。我们这种火炮实弹射击开销太大而且需要军区批准，杨参谋确实有办法，他和驻地空军联系，把空军老式、淘汰飞机的机关炮拆下来，到军工厂加工成我们火炮炮弹的形状，然后塞进我们火炮炮膛里。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机关炮进行实弹训练了，大大节省了训练费用。

这种炮兵打坦克的新式教学法写进了军区战时通讯，军区有关领导看了异常高兴。当时我们担心的就是苏联坦克的进攻，如果我们大威力火炮发射穿甲弹能够打他们的坦克，那是太好了。领导肯定了教学方法，提出要从实战出发、严格训练并从战备弹药库拨出2枚穿甲弹，一辆废旧苏式坦克为靶子，认真搞一次实战打坦克训练，届时有关领导要实地观摩。
看了领导的批示，一开始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后来就高兴不起来了。首先，那辆为靶子的废旧苏式坦克，这是一款斯大林4号坦克。1945年苏联和日本关东军作战使用的主战坦克，后来可能在作战中某些部件损坏被遗留在中国。几十年一直在仓库闲置，坦克的动力装置、作战部件都被拆除了，只剩下一个空外壳。

杨参谋组织了实弹射击研讨会，副连长作为连队干部代表，我作为战士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杨参谋提出了演习方案。他强调，从实战出发坦克必须动起来。为此他找到工兵营借来300米钢丝绳，由我们炮车牵引坦克。靶场选择在村庄以西河滩开阔地，炮阵地距离靶场大约3000米。

会议在方案实施、炮阵地设置、安全、警戒戒严、修路等问题争论不休，作为一名士兵代表在这样的会议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不过我要是不把我们士兵的担心讲出来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我提出，火炮直射打移动目标，牵引车离坦克只有300米距离操作起来太困难。对移动目标射击需要有提前量，这几乎就是瞄准我们自己的牵引车射击，掌握不好会误伤牵引车的，瞄准手心理压力恐怕承受不了。其次瞄准镜和火炮是一体装置，对移动目标射击时，瞄准手一刻也不能离开瞄准镜。一旦射击，这种火炮的后坐力带动瞄准镜会对瞄准手的眼睛产生极大的伤害。 我发言以后，会场一片寂寞。副连长接着说，我们这种火炮是一种覆盖式轰炸、大面积的杀伤性武器，不太适合对单个目标精确打击。话没有说完，杨参谋把话就接过去了，“老马，你别跟我谈什么火炮，这个我比你懂。现在全军都在学习如何打苏修坦克，就你们特殊。我问你，你们炮车行进途中遇到苏修坦克打不打？”杨参谋这个例子假设的不好，我们行进途中真要遇到苏修坦克只有挨打的份，这种笨重的火炮遇到突然情况到完成射击准备可不是一时半会的事，等我们准备好了，对于机动性能好的苏修坦克来说，早把我们打成为一堆废铜烂铁了。不过大家谁也不敢吱声。
杨参谋用轻蔑的眼光瞟了大家一眼接着说，方案讨研讨会首先要统一思想，至于如何具体实施可以往后放一放。看着大家默然无言，最终杨参谋耍开了大牌，他拿出一摞文件往桌子上一放说，这是军区首长的批示，军炮处演习实施方案，你们连队执行不执行看着办。说完拂袖而去。从哪个角度上讲，这尊大神无论如何是得罪不起的，连长满脸赔笑又把他情了回来，开始认真讨论如何落实问题了。最后决定，各个炮班负责修筑火炮掩体，一班负责实弹射击准备工作。指挥排修筑靶场牵引车道路。
时间过的很快，没过几天各路首长就来到我们连队驻地的村里。为了欢迎领导，黄土垫道，静水泼街。此时，我们的火炮已经进入了掩体，外面拉上了伪装网，如果不走近了仔细看，真不知道这儿竟然是一个炮阵地。

临时演习指挥部宣布演习开始并联络靶场，准备启动牵引车，坦克开始进入靶区。不料此时杨参谋叫停了演习，后来才知道，他在检查一班火炮射击准备时，发现一班瞄准手有点精神紧张，动作不协调，因此要求调整一下演习方案。

过了一会，我突然听到副连长口令“四炮准备射击”，我脑子为之一振，怀疑我是否听错口令了？正当我犹豫不决时，团副参谋长从临时搭建的指挥台站了起来。他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指着副连长大声指示道：“叫四班换一个老兵打，不，叫他们班长打。”得，这下完全坐实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先乱其心智。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心乱如麻，一时不知所措。犹豫了一会，我坎坷不安的放下指挥包，迟疑的向炮位走去。这种火炮的实弹演习，以前也参加过多次，可是其威力每次都让我感到心灵的震撼。

我在瞄准镜里看到了牵引车拉着“斯大林4号”已经缓缓进入靶场，逶迤而行，此时心乱如麻。我不断的警告自己，一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否则要出大事的。3000米的距离300米间距，还是移动目标，还要设置提前量，太难了。我决定不能追着坦克打，在坦克运动方向提前设置一个射击点，然后射击。
人算不如天算，当坦克进入我设置的第一个射击点位置时，这个家伙好像有意躲避我的射击，突然下沉，坦克几乎在我瞄准十字线消失。我估计很可能路不平，坦克进入了一个水坑，尽管副连长已经下达了射击命令，我觉得把握不大还是放弃射击了。

我向前又移动了炮口，设置了第二个射击点。很快坦克进入了我预设的第二个射击点，不过此时的坦克时而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时而像一个欢蹦乱跳孩子，我知道这是我们的牵引车拉一个60多吨的重型坦克由于坡度牵引力不足造成的，看来第二射击点把握也不大。我只好又向前移动了炮口，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不发射，坦克将出了靶区了。

这时连蹦带跳的坦克好像稍微平静了一点，我不失时机的拉动了炮闩。一声惊天动地轰鸣，大地在颤抖，炮口拉出了长长火舌送出了炮弹。火炮发射的后坐力卷起了阵地的浮土，遮天蔽日，对面不见人影，空炮弹箱子也被火炮后坐力吹出10米以外。尽管我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是瞄准镜还是把我眼眶撞击的生疼，两眼冒金星，耳朵被震的嗡嗡作响。我顾不得这些，急切的想知道是否击中目标了。

靶场的浮土渐渐消失了，我迫不及待的从瞄准镜向前望去。眼前的情景让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说是击中了吧，瞄准镜中的坦克看的清清楚楚，完整无缺。没有击中吧，坦克一动不动了。此时副连长又下达命令“一发装填”，没等射击命令下达我就拉动了炮闩，心想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又是一声巨响，阵地、靶场两处硝烟弥漫。这一下踏实了，两发穿甲弹打完了，就等结果，演习指挥部的各级领导都站到了高处，拿着望远镜向靶场望去。前后两发炮弹引起的烟尘使靶场一切都在朦朦胧胧之中，阵地上的人们越是想看清结果，靶场上的烟尘越像害羞少女的面纱，迟迟不肯露出那神秘的美貌。这时一阵微风从靶场袭来，送来一阵阵烤肉的香味，我知道，我肯定打中了。在这之前，杨参谋曾经让司务长买了老乡家一只狗，他想把狗放进坦克里，看看穿甲弹的威力。我肯定击中了坦克，在穿甲弹击穿坦克装甲的一瞬间，穿甲弹释放出了巨大能量，把狗烧死了。
事后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坦克的确被我击中了。尘埃落下之后，在瞄准镜里可以明显看到穿甲弹击中的痕迹，阵地上传来一片欢呼声。从领导的笑容、讲话也可以知道他们对这次实弹演习是满意的。在领导看来，我们这种火炮对付苏修坦克的突然袭击是非常有效的。

演习之后，杨参谋曾拍着我的肩膀夸奖我，说我是我军第一个用大型火炮打苏修坦克的士兵，值得嘉奖。我觉得他有点言过其实，他主要还是为炮处在连队蹲点训练经验推广唱赞歌。特别是，尽管我没有见过苏联现在装备的坦克，但是我绝不相信我打坏的“斯大林4号”坦克是苏修目前主战坦克的代表。不过从宣传角度还是可以打消苏修坦克“恐惧症”的。领导的讲话、上级的宣传使我得到了一些言过其实的表扬，不过也得到了连队有些领导的羡慕、嫉妒、恨，心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油然而生。

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当领导们走了以后，副指导员找我进行了单独谈话。他提出这次实弹演习，我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而是单纯军事观点、大比武弄虚作假的再现。他的一席话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愣愣的看着他不知所措。他严肃的说：“你首先打断了钢丝绳，然后再打坦克，这不是弄虚作假是什么？都说你们城里人鬼心眼多，我看一点不假。”他这一番不着边际的无理推理，让我既生气又可笑。

于是我嘲讽的反问道：“副指导员，我要是有用炮弹打钢丝绳的准头，我为什么第一发炮弹不命中打坦克呀？”“是呀，”他若有所思的回答道“这就是你灵魂深处的东西，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很好，这个问题你确实你应该向组织上讲清楚的。”他肯定是在装糊涂，拼凑一些事实，进行毫无逻辑的推理，最后达到整人的目的。这种事我在“文革”中见的多了，跟我玩这套。想到这，我脑子一热，一摔门出了连部，后面还传出了副指导员的斥责声“这是什么态度吗？一点也批评不得，简直太不像话了.......”
事后不了了之了，不是他不想跟我理论，而是时事不容许了。后来才知道，苏联总理柯西金参加完越南主席胡志明葬礼后在北京做短时间停留，他在北京机场会见了周总理，发出了战争最后通牒。随即林彪发出了“林副主席一号通令”。此刻，东北各个部队马上进入了一级战备。

部队开始大调防，改番号。部队不准回营房，也不准住老乡家。部队停止休假，复员转业工作也停止了，所有部队野外待命随时准备打仗。战争气氛似乎越来越浓，上级要求我们每门火炮立刻到弹药库领2个基数的炮弹，做好临战前一切准备。我们炮车到弹药库时，其周边排满了各种车辆。战士们都在争先恐后的往各自车辆上装运不同种类的弹药，仿佛大战一触即发。拉回来的炮弹也和我们平时实弹射击的炮弹不一样，弹头瓦蓝瓦蓝的，弹头上的铜带金光灿烂，这无疑是死神最后的光环。
连长已经在团里连续开几天会，这天抽空赶回连里召集班长以上的人员开会，传达上级作战部署及有关文件。最后连长从包里拿出一把压缩饼干，他看着大家惊异目光笑嘻嘻的说：“马上要打仗了，以后就吃这个了，来，大家先感受感受。”我以前听高炮团老战士作报告（他们64年曾经参加过越战）曾经说过，这种军用压缩饼干是他们在抗美援越战争中的主要食品，非常难吃，视为需要克服艰苦的生活条件一种表现。我打开一块尝了尝，觉得味道不错。油乎乎的，味道又咸又甜，好像还有点肉干、花生米什么的，很像中秋节吃的五仁月饼。这比我们每天吃高粱米熬白菜强多了，那些高炮团老兄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会议就要结束时，司务长要求每个班派一名战士并要求连长再派一台车回去，把地里秋菜收一下。连长听后勃然大怒，训斥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你那菜地，马上要打仗了，炊事班都得下到各个炮班。”“那打仗也得吃饭、吃菜呀。”司务长不服气的顶了连长一句。“那是吃压缩饼干、菜罐头、肉罐头，吃饭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司务长不再吱声了。一切从战争出发，这种思维影响了全连。我们的生活似乎也有了点转变，司务长不知道哪里搞来的肉，每顿饭菜里总会见到几片肉。尽管每一个人分不到一片肉，不过菜里总是有肉味的，吃起来感觉十分美味。

此外大家开始抽好烟了。我们连队大部分同志都抽烟，但是抽烟是有潜规则的，一般士兵都抽烟叶子，卷大炮。排长以上的干部可以抽7分钱一包“白牌子”卷烟，这种烟卷几乎全是烟埂子、下脚料卷制而成，因此没有正经牌子和商标，尽管如此，这种烟属于卷烟级别的。吸烟一般不可以“越制”，节假日、有喜庆的事情除外，否则会认为你有思想问题，但是干部吸烟可以就低不就高。

“大生产”牌子香烟是东北地区不受控制可以随便买最高档次的香烟，价钱比较昂贵，3毛5一包。那时候战士第一年津贴费只有6元，第二年津贴费7元，第三年津贴费8元，第四年津贴费10元，第五年津贴费15元，显然这种香烟在节假日也是不能随意消费的奢饰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似乎变得有钱了，嘴里叼着都是“大生产”香烟。是呀，明天的平静生活或硝烟弥漫的战争那个先来临谁知道呢？也许你今天抽的就是你人生中最后一盒“大生产”香烟。
临战前大家都很沉默，尽管不少战士都是同来自一个省、甚至一个地区、一个公社的，但是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可以拜托、关照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炮兵，一个战斗集体，炮在人在，炮毁人亡，一个人是不能独善其中的，这是大家心领神会的事情。大家嘴上不说，心里不会不想的。尽管在战前动员会大家都是慷慨激昂的，但是战争的残酷性也是心照不宣的，我们只能暗暗落泪，只不过男儿有泪不轻弹罢了。祝愿我们与炮同在吧。

不久，我们进入了战时阵地。这是从边境到锦州最近公路的小山坡上，我们开始构筑火炮野战工事。在这荒郊野地里，没有人烟，我们也没有帐篷，只能挖猫耳洞夜宿。届时已经是隆冬，地表层已经冻住了，铁锹挖不动，十字镐下去一个白点。上级要求1天之内把火炮、跑车、猫耳洞工程全部完工，谈何容易呀。连长、指导员下到各班动员，仿佛苏修的坦克明天就要打过来似的。
指导员动员最为让大家震惊，他说这儿是保卫锦州的最后防线，一旦敌人的坦克通过这条公路，锦州危在旦夕。锦州失守东北则朝不保夕，所以我们一定要抢时间提前完成任务。这是保家卫国的大事，于是大家要挑灯夜战。寒冬腊月大家脱下来棉衣、绒衣，用最基本的工具铁锹、十字镐仍然干的汗流浃背，手上打满了血泡。饿了，馒头就凉水。就这样干了一天一夜终于完成了任务。
第二天军炮处的领导、团里领导视察了炮阵地，阵地已经伪装好了。远远望去和周边的荒山秃岭毫无区别，谁也不会想的在这枯枝杂草下面隐藏着令人生畏的火炮阵地。泥土堆砌的工事浇上凉水仿佛钢筋水泥一般，坚如磐石。首长们露出了笑容，交口称赞。休息期间，我看见了杨参谋，忙走过去递上一支烟，得意的问：“不错吧？”杨参谋斜了我一眼，说：“不错什么，别臭美了。遇到苏修坦克必须先发制人，否则他们坦克一旦缓过神来，你们阵地立马土崩瓦解。炮兵打坦克就是玩命的事，不得已而为之呀。”听完，愕然。
连里用炮车把我们营房仓库私人物品都拉来了，我们都不约而同的换上了新军装。换下来的旧军装放回包里，连里要求包外边一定要注明本人姓名、收件人的姓名、精确到生产小队的详细地址，无疑这是准备以遗物的形式寄回去的。此外，指导员要求大家写一封家信放在包里（为了防止泄密，当时所有的家信已经基本中断了），他怕给大家带来悲观情绪，不好意思说是遗书。不过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谁还不懂写这封信的含义？
几十年过去了，我写的那封信早就不知道甩哪里去了，但是写信时那种慷慨激昂的神态还是历历在目，信的内容现在大家看起来一定会觉得可笑或认为不可思议，不过，那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那封信的内容我隐隐约约的还大概记得。记得那次信写的心情十分痛快，第一次想啥写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封发不出去的邮件，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就把信撕掉，谁也看不到。如果回不来，谁看我也管不了，爱谁谁吧，我先痛快了再说。

信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看到这封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我所在的部队马上要上前线了。你们的儿子是一名共产党员，从入党的那一刻起，他注定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是从资本的产生、形成、发展、灭亡得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全世界人民必将最终生活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欺诈，一个完全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中。

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列宁首先提出，可以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以达到共产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实现的目的。爸爸、妈妈，你们也是共产党员，为了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你们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我们现在参加的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对苏修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比你们参加过的战争更光荣、更伟大。全世界共产主义将在我们这一代实现，由我们完成马克思提出的历史使命，我们青春无悔。”
写到此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我不禁想起文革中那首“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的长诗。在北京还是红卫兵时我就非常喜欢这首长诗，当时，从同学那借来以后连夜抄写，几次哽咽不能命笔。于是我把“长诗”改了改加在了我的信后。
“亲爱的爸爸妈妈，在这次战争中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我们将冲破敌人的防线。我们的大炮向剥削者，喷吐着无产阶级复仇的炮弹。这场伟大的战争将使我们饮马顿河畔，跨过乌克兰草原，翻过乌拉尔的峰巅，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然后我们沿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的街巷，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逞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用耶路撒冷的哭墙，把基督徒恶毒的子弹阻挡。将红旗插在苏伊士河畔，瑞士的湖光，比萨的塔尖，也门的晚霞，金边的佛殿，富士山的樱花，哈瓦那的烤烟，西班牙的红酒，黑非洲的清泉。这一切啊，都不曾使我们留念 。

因为我们有重任在肩。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多少个浴血的南征北战。........听:五大洲兄弟的回音，汇聚成冲刷地球的洪流。看:四海奴隶们的义旗，如星星之火正在燎原。世界一片红啊，岂能剩下白宫那一点？”

写到此时，油灯的灯芯跳闪几下迸发出几朵美丽火焰，然后骤然熄灭了。油灯没有油了，来不及结尾、签名，就摸着黑将信塞到包里。躺下之后，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憧憬着将要发生的战争。战争的残酷是不言而喻的，唐朝人王翰就说过“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诗词的前一句应该改成“血染疆场君莫悲”就好了，看来王翰不是一个真正军人，一介书生而已。

是呀，战国时吴起的《吴子兵法》就说过“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看来平安回来似乎不太可能了，我又想起了那首“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长诗：“安息吧，亲爱的朋友，白云蓝天为你谱新歌，青峰顶顶为你传花环，满山的群花血草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位烈士长眠，最后一次吻别你的笑脸，最后一次拥抱你的身躯。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为人类的幸福，历史的必然，而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异国的陵园。”就这样，激战前夜，躺在炮车上，遐想着，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几天过去了，太阳像往常一样从东方升起，一切如旧。所不同的是战备似乎有点松懈，上级下达命令，我们可以睡到老乡家里，炮阵地作为战备值班点。再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看了“林副统帅一号通令”以后，做了批示“很好，烧掉。”这场预来战争就这样突然消失了，看来现代化战争能否发生这完全在于伟人的弹指一挥间。我们把战备炮弹又送回了弹药库，终于在一个皓月当空、满天繁星的夜晚，我们沿着崎岖山路回到了久违了的营房。

营区外面一片寂静，没有欢迎的人群，只有秋虫在呢哝。我们没有参战，我们不是英雄更不是凯旋。这里的一切是那么平静、自然、熟悉。几个月没有回来，营房一片狼藉，杂草丛生。水缸无水（我们营区没有自来水），积着厚厚的尘土，大家简单收拾了一下马上就寝了。天刚蒙蒙亮，起床号还没有吹，连长就把我们几个班长叫了起来随他一同走出了营区。
走了一会，我们到了连队的菜地。菜地更是惨不忍睹，好一点的大白菜都被老百姓收走了（放地里不收，人家以为你不要了呢。）地被刨的乱七八糟，大一点的萝卜、胡萝卜、土豆全没有了。远远就看见司务长在地里撅着屁股捡那些被遗弃的剩白菜、萝卜、胡萝卜、土豆，他已经堆了好几堆了，准备装麻袋拉走。看到我们来了，他竟对着连长失声哭诉起来，“连长，我们连的菜......”。

我看着就想笑，我想起了文革前的电影“青春之歌”。头天晚上，林道静带着农民偷偷把地主麦子给割了，第二天老地主看着麦秸捶胸顿足大叫“我的麦子，我的麦子......”。司务长看着我的样子，恶狠狠的瞪了我一眼说：“四班长，你还笑，今年冬天连菜叶子都没得吃，我看你还笑不笑的出来？”看司务长焦急的样子，我忍不住又逗了他一句：“我才不吃你捡的烂菜叶子呢，没准过两天苏修又来了，我们照样吃蔬菜罐头。”“想的美呦，吃你个鬼。”司务长看来真急了。

“吵什么吵？”连长有点不耐烦了，“走，到猪圈看看去。”连长看上去有点心事重重，不太高兴，我预感到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要发生。从菜地向北走，十几分钟以后到了营房北门小山坡。全团各连的猪圈都在这里，一排排规划整齐就像我们营房一样，只不过比营房矮了不少。我们来到我们连猪圈，一只老母猪领着几只小猪仔来迎接我们。看见了猪，连长有点笑模样了，“其他那几只猪呢？”看了一会儿，连长有点疑惑的问道。司务长低头不语。“问你话呢，怎么没见那几只猪呀？”连长脸上有点阴沉。“吃了”司务长怯生生回答。“什么？你再说一遍？什么时候杀的？”连长眼睛都瞪圆了。“部队在梯子沟战备待命的时候，你说要打仗了，伙食搞得好一点。”司务长嘟嘟囔囔的说到。 司务长这么一说大家都想起来了，难怪那几天是顿顿见着肉了。当时大家以为要打仗了，后勤部门发的“特供”的呢。肉烂在锅里了，都吃到大家肚子里了，也不算什么大事。“再说，你不是说，马上要打仗了，猪圈、营房都归地方政府了，咱们吃肉罐头了.......”司务长还想继续解释被连长一声怒吼打断了。“你还敢强词夺理，你，你好大的胆子，你杀猪通过谁了？这么大的事你一个人就敢做主了？这事我管不了了，你向全连讲清楚。”连长的突然翻脸让我们困惑不解，司务长又没有自己把肉吃了，能有多大的错呀，还向全连讲清楚。
连长一屁股坐在小土堆上半天一言不发，最后喃喃的说到：“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团里昨天来了通知，复员转业工作又开始了，我们连可能又有不少老兵要复员。”“啊？”大家不约而同张大了嘴。老兵是连队的灵魂，在连队的军事训练、营房建设、日常工作、特别是执行艰苦的任务，他们都是冲锋在前，享受在后，他们的模范作用是党员、班长、干部不能替代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一拨老兵虽然走了，但是光荣传统却留了下来。他们把青春献给了部队，在他们即将离开部队时，连队也会倾其所有欢送他们。每年都要杀一只大猪的，今年可怎么办？追究责任，检讨，哭诉，怨天怨地都是没有用的，这得面对现实，连长深深的陷入极度痛苦之中。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咬着牙说“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弄点粉条、豆腐，反正春节休息不了几天，还是能糊弄过去。可是老兵退役学习一个月呢，再说怎么向老兵们张的开这张嘴呦。买点肉吧，副食店肉是凭票限量供应老百姓的，想都不要想，话说回来，就是给咱们肉票，每天那点伙食费也买不回来多少肉呀。“唉，一件荒唐事，满把辛酸泪”说完连长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又陷入沉思中。

没过多久，连队开始年终总评工作。大家对连里的干部们提出了很多意见，什么“单纯军事观点”、“资产阶级军事观点”、“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比武余毒”、“不贯彻毛主席军事路线”等大帽子全扣上了。至于什么用词含义已经不重要了，战士们文化水平都不高，知道是批判用语就可以了。好像这次“林副主席一号通令”不是副统帅发布的，是罪魁祸首连长、指导员发布的。

连里的干部一声没啃，没有任何解释，有的还流下了眼泪。尽管战士们有些言过其实，连里干部还是觉得愧对于他们的。特别是对即将离开部队的老兵，由于要打仗，停止了复转工作，他们把复员转业回家穿的新军装已经穿的半新不旧了，把攒的几年的津贴费寄回家了，有的做他用了。现在部队又要他们离开了，谁不想锦衣还乡呢？他们钱花差不多了，军装穿的半新不旧了，让他们如何见江东父老？
团政治处苏干事再我们连队蹲点，参加连队总评工作。会后他有些不解的问我，“同志们怎么会有那么大情绪？言辞是否有点过了？”我告诉他，基层连队就这样，批评起来就是一针见血、刺刀见红，不讲究什么措辞，留面子。连里的干部一年要有两次这样的洗礼，一次是年中的初评，另一次是年终的总评。这比我们士兵强多了，我们一年360天，天天都得“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吗？那次也都是痛哭流涕的。记得当兵第一年赶上营建施工，部队发的袜子都是线袜，一点也不经摩。袜子破了又不会补，时间不长袜子就全烂了。

无奈之下我只得让家里给我寄一双袜子，为了结实，家里寄了一双呢绒袜子。袜子刚上脚就遭到了批判，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享受主义”等等。我也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好多次才过关。部队生活就是这样，批评归批评，言辞激烈，但是不影响个人进步，该评五好战士的评五好战士，该入团的入团，该入党的入党。苏干事听完感到诧异，漠然置之。
转眼间离开那次“激战前夜”已经五十年了，回想起“激战前夜”的慷慨激昂，返回营地后的“一地鸡毛”，感觉十分可笑。现在我们解放军的装备、后勤保障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和那时候相比，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我们保家卫国的信仰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军人素质。

第五篇 我敬爱的老兵

他是我一生中见过最老最老老兵，也是我最敬爱的一名志愿军战士、解放军战士。记得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十分尴尬。那天我刚从新兵连集训后到老连队报道的第一天，班长让我打开背包整理内务。这时发现一个老同志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的旁边，我眼睛的余光告诉我这个人岁数不小了，穿着老式布料洗的发白的旧军装（那时我们新兵发的都是新式布料草绿色军装）。这一定是领导视察来了，于是我学着老兵的样子，跳下床、立正敬礼并高声报告“报告首长 .....”话音未落引起了大家一阵哄笑。

“我不是什么首长，我姓孙，是司机班副班长。”老同志连忙解释道。我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是呀，尽管取消了军衔制，可是他穿的是和我一样两个兜士兵服装，这应该不难识别。他笑了笑说“我就是看看来自于北京大城市的兵长得什么样。”说罢就上一眼下一眼的打量着我，被人这么像看怪物一样看来看去让我十分不好意思。“嗯，北京人个子长得高，很白净，不错。”撂下这句话，扭头就走了。
事后同志们告诉我，孙班长是我们连最老的兵，参加过抗美援朝。啊，这么老还是兵？我感到十分好奇。当时我特别想知道我们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是怎么和美国鬼子打仗的，以前，我的这方面知识只是从书本和电影得到的。

不过我和孙班长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我们的政治学习、军事训练、营房施工等各项活动都是以班为单位进行的。孙班长所在的司机班是连里有名的“大叔班”，正班长姓程，是58年的老兵，班里的“新兵蛋子”也是62年的老兵，比我们班长资格还老。因此，我们平时不太敢到司机班串门聊天。
机会很快就来了，连里派公差，老孙开车带我们到海边给团里拉沙子。老孙一见我就给我拉上了驾驶室，车一出营区他就打开了话匣子。“我就爱听你这个北京人说话，真有意思。什么昨儿晚上（昨天晚上）呀，嘿嘿......，坐碗儿上（昨天晚上），怎么不坐盆里呀？”我不解的问道：“那该怎么说？”“那叫夜个黑里。”说罢有哈哈大笑起来。

机会难得，马上就要到海边了，我不愿意和再他胡扯别的了，于是我问道：“孙班长，你是志愿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呀，可是没去几天就回国了。”他一边开车一边轻描淡写的回答道。“见过美国鬼子吗？”我好奇的问。“没有。”他的回答让我十分失望，志愿军战士都应该像黄继光、邱少云、王成一样呀，他没准刚上战场就负伤回国了，我推测着。“那你负伤啦？”这个话题他似乎很感兴趣“没有，负伤的都是没有本事的。我是有本事的，跑得快，美国鬼子打不到我。”听完这话我彻底灰心了，我不愿意再理他了。什么志愿军战士呀，见了美国鬼子就跑，有本事还跑得快，真丢人。

到海边，我们开始用铁锹往车里装沙子。我干了一会就满头大汗，累的不行。这时孙班长笑嘻嘻走过来，告诉我，这么干活可不行，效率不高还累。他一边做样子教我一边说，身体要背对着卡车，用腰劲和胳膊劲，左右手要倒换着干。这时我开始有点佩服这个老兵了，别看他上战场打仗不行。干活还真有一套。
回营房后我和我们班长说起此事，班长听完哈哈大笑起来，班长告诉我，老孙可是一个传奇人物。老孙在朝鲜战场当的是运输兵，在朝鲜山区开着苏式嘎斯卡车运输物资弯道从不减速，美国鬼子的飞机炸不着他，他多次圆满完成运输任务受到领导嘉奖。回国以后准备提升他为排长，可是他文化水平低，上边没有批。考虑的他的驾驶技术、修车技术还是把他留下来，至今没有让他复员转业。听了班长一席话，我不禁对老孙肃然起敬。

老孙为人非常低调，从来不谈以前的事情。后来我问起这事时，他十分感慨的说“别听你们班长瞎吹，那个敢跟美国鬼子的飞机斗呀，他们飞机俯冲投弹命中率极高。我的好多战友都被美国飞机炸死了，那时候真难呀，前线需要物资，我们没有空中掩护，我们运输兵成了美国鬼子飞机的活靶子。我跑那道线是山区，美国鬼子飞机一般不敢俯冲轰炸，不俯冲轰炸，飞机投弹命中率可就差多了，所以我就敢跟他们藏猫猫。”

说到这，老孙抽了几口烟又接着说：“那也是赌命呀，其实美国鬼子的飞机是可以俯冲轰炸的，那样我必死无疑。不过他们轰炸完之后，必须迅速拉高，否则晚了就会撞到山上，机毁人亡。冒着损失一架飞机的风险去炸一辆汽车，美国鬼子肯定觉得不上算，所以他们拿我没办法。前线需要物资，否则打不了胜仗，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胜利我敢赌，美国鬼子命贵，他们不敢赌。”听了老孙的一席话，让我感动不已。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老兵呀，是呀，在前线和美国鬼子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是英雄，在后方舍身入死支援前方战斗的志愿军战士也是英雄。

尽管我非常喜欢和老孙聊天，可是我们见面机会却很少。团里的苏式嘎斯卡车总是出毛病，那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他们不再向我们提供汽车配件了，团修理所经常找老孙帮忙，自己加工零配件。他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身上油渍麻花的，长年的汽车兵生活使他患有严重的胃病。

我们班长曾经感叹道，老孙这一辈子就是受苦的命，不顺。1964年，部队开展大比武运动，当时汽车兵大比武尖子标准是开嘎斯卡车在100米的距离挂1、2、3、4档，然后再从4档顺序减至1档，或上铁路轨道开100米，途中不准熄火、停车。谁要是达到其中一项标准，无论文化程度、无论新兵老兵、无论是否党员一律破格晋升为汽车技师。

过去那种苏式老旧嘎斯车好好开还不断出毛病呢，何况要达到大比武要求了。全团只有老孙双达标，不过老孙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老孙是老兵，他的士兵津贴费比汽车技师—干部工资还高，因此不能晋升。他是团里有名的“嘎斯王”，不少现任的团、营里的汽车技师都是他的学生，这个汽车技师称号对他实在没有什么鼓励作用。后来听说给了他一个“汽车高级技师”称号，部队没有这样的编制，也没有这样的技术职称，可能只是出于个别领导的个人意愿，以资鼓励吧。
大比武并没有给老孙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添了不少麻烦。不久大比武活动遭到了批判，定性为不突出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的活动而且还违反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原则，这在当时是犯一个不得了的政治错误。因此，热衷提倡大比武的领导和大比武的尖子受到了批判，有的还受到了降职、复员转业处理。老孙是一个士兵，职务是没法再降了，看着团里近百台破“嘎斯”车需要修理，暂时还不能马上离开他的份上，老孙被“革职留任”了（收回汽车高级技师称号，仍然在部队继续服役）。从此，老孙更加谨小慎微、沉默寡言了，他喜欢整天和那些不会说话的“嘎斯”汽车混在一起。
这年10月，锦州市革命委员会即将成立了，为了支持地方政府，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军里领导要求我们炮兵团参加庆祝游行活动。接到指示以后，全团连以上领导连续开了好几天的会，研究实施方案。领导们担心这支长期没有训练的部队，又刚刚补充了那么多新兵，能按时参加这种政治活动吗？
领导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们营是最后一批离开营房开往锦州的，沿途不时能够看到路边停着正在修理的炮车，还有不慎撞了车。我们营装备的都是重型火炮，牵引车是法国原装进口的“戴高乐”（这一款车曾经是法国军用汽车，法国部队换装新型汽车以后，把这款老式戴高乐拆下军用装置作为大型运输车卖给了中国。车到中国以后马上就装备部队了并开始仿制，仿制车和原装车一模一样，真可以以假乱真，但是车质量的好坏比的不是外观而是牵引力）。午夜时分，我们车队开到了小凌河，秋雨霏霏让人感到寒意。

连日的秋雨使原来快要干枯小凌河水位有些上涨，没了膝盖，河水也宽了不少。岸边车灯攒动，看来先到的兄弟部队正在过河。在车灯的照耀下，可以看到有的炮车已经陷入河中，不少士兵跳入河里在帮助推车，小凌河霎那间灯火闪烁、热闹非凡。我们营长在河边观看水势并准备过河时，岸边驶来一辆小车。团里副参谋长及时赶来通报情况，小凌河河床地质状况比较复杂，先到的二营有些炮车陷入河中，正在自救，如果实在不行只好求助于地方履带式拖拉机了。希望我们谨慎选择路线渡河。营长有些犹豫不决了，他知道我们的炮车要是陷入河中，可不是拖拉机能帮的上忙的。
这时，从我们车队后面又开来一辆小车。一个穿着雨衣的矮胖子从车上下来，声音洪亮：“这百十里的公路全让你们炮团包了咋地？像羊拉屎一样这一坨，那一坨的，你们是宣传队还是播种机呀？”从营长和副参谋长的表情看，胖老头绝对来头不小。营长和副参谋长汇报完情况后，他指着我们营炮车说，明天天亮之前，这个营必须整建制的赶到集结地，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困难，说完就上了小车。

小车刚要启动，他又摇下车窗大声呵斥道：“上了公路，我的车一直跟在你们炮车后面，你们炮车也TM不知道给指挥车让路，你们是怎么教育部队的？”看来大领导对我们这次行动不满意并且真的生气了。天已经有些略微发白了，营长不敢再犹豫，否则肯定赶不到集结地，他命令部队马上渡河。
这时，我们远远看到老孙和营长走到了河边，老孙卷起裤腿打着手电一步一步的淌着水，向河对岸走去。影影绰绰，老孙在河两岸走来走去，不时弯腰在水里摸来摸去，雨水、河水完全浸透他的军装。东北的夜间的初秋寒气逼人，长年的汽车兵生活使老孙患有严重的胃病，他顶得住吗？看来他是准备凭着多年开车经验摸着石头找路过河，不过这一点倒是老孙的绝活。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营长焦急的在河边来回度步，从老孙的迟疑不决态度，我们知道我们炮车平安渡河有一定难度。最终决定强渡，老孙打着手电趟着河水引路，程班长驾驶炮车渡河。成功渡河以后，他们俩又返回来开第二辆炮车，就这样，全营炮车顺利渡过小凌河。最后一辆炮车渡过小凌河以后，老孙一屁股坐在河滩上爬不起来了，当大家关切的跑过来的时候，只见老孙大声对营长说：“营长，不要管我，时间不等人，快带着炮车走。我身体不行了，得缓一下，然后带着后勤车队撵你们。”营长和老孙都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战友情深，但是此刻任务、命令重于泰山，默默无语，挥泪洒别。

过小凌河路况好多了，我们炮车风驰电掣般的驶向锦州部队集结地。先头部队已经整装待发，做好了阅兵前的准备工作。当我们车队驶来的时候，他们都睁大了眼睛，伸出了大拇哥。是呀，威武之师，军之战神。我们车队在指定位置刚停稳，竟然看到老孙带领一群后勤人员跑过来欢迎我们，真是让人惊愕不已。营长不解的问道：“咦，你们后勤的破“嘎斯”怎么跑到我们“戴高乐”前面了？”老孙憨憨的一笑说：“怕误了大事就抄近路了呗。”
我们准时参加了阅兵式，群众的欢呼，领导的挥手致意，这一切让我们充满了自豪感。我知道没有老孙这个老兵领路，我们不可能及时赶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老孙未能参加阅兵式，领导给出的原因是，老孙他们开的嘎斯过于老旧，怕万一坏在会场上。

我们参加阅兵式的每人发了一枚带有毛主席头像的纪念章和一个印字的搪瓷缸子，自然没有老孙的。我们大家都拿出了自己的纪念品要送给老孙，但是被老孙婉言拒绝了，他说：“军人就是要奉献，我的老班长教会我如何开车、修车，可是他却牺牲在朝鲜战场，什么也没有得到。比起他我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够幸运了。”

后来，一次执行任务我负了伤，然后住进了锦州205医院。痊愈后回到连队，但是老孙和一些退伍老兵已经离开了部队。现在想起了，老孙离开部队的理由也非常简单。那时总后给我们装备了一大批解放牌卡车，为此淘汰了所有的苏式嘎斯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呀，嘎斯车淘汰了，“嘎斯车王”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让我遗憾的是老孙临行时，我没有能够送一送这个我心中一直敬慕的老兵、老大哥。50多年过去了，让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我已经叫不出老孙的名字，只记住老孙、孙班长和他那憨憨的笑容。

老孙是成千上万志愿军战士最普通的一员，在朝鲜战场上他没有杀过一个美国鬼子，他不是黄继光、邱少云、王成那样的英雄人物，可是在朝鲜战场他也是舍生忘死的和美国飞机斗智斗勇，为前线需要运送战备物资，他也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这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要给志愿军老兵们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我多么希望能看到老孙带着这枚奖章的憨憨笑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书写保卫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中也应该有老孙和他战友们浓重的一笔。

第六篇 烟诱

我记不得我是那一年开始抽第一颗香烟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抽烟的，父亲抽香烟和烟叶。烟叶一般在家抽，父亲抽的烟叶是在市场上买的，回家后，精心制作，用多种香料熏制而成，然后卷成雪茄状。父亲下班后在家里一抽这种自制雪茄烟全家都香，整个家庭都沐浴在香气缭绕之中，闻后让人有一种魂不守舍的感觉。

父亲也常常自嘲道，这种烟我抽着不香，你们闻起来可是香呀（父亲患冠心病后就不再抽烟了，现在这种烟香味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记忆了）。我对父亲最感兴趣的是他抽香烟的烟盒，父亲出门、上班、待客都是香烟，这种香烟是兰牡丹牌的。小时候和院子里孩子玩拍三角（一种用各种各样烟盒折叠成等边三角型，放在地上，然后用手掌拍击地面，能将利用手掌对地面拍击形成的“冲击波”将三角形烟盒翻一个面为赢家。高级玩法是将数张三角烟盒罗在一起，拍击后要求翻过来几张，不翻的有几张），由于那时候个子小，力气也小，和院子里大孩子玩，我经常输。

但是兰牡丹烟盒折叠成的三角是比较珍贵的，一枚可以换取数十枚普通烟盒折叠成的三角。我经常盼着父亲赶快把烟吸完，把烟盒给我。有时候输急了，烟盒里还剩下一支烟，就顺便给瞎嘬了，然后把烟盒拿走玩去了。

那时候抽烟有一种自己已经是大人的感觉，坐在摇椅上，像父亲一样，一边晃悠一边吞云吐雾，若有所思的眯上眼睛。不过吸烟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感觉，烟吸到嘴里辣辣的，搞不好还会呛的鼻涕眼泪一起流出来。那时候我感到有些不解，抽烟是这么一件痛苦的事为什么大人还要抽呢？
上中学以后，每年夏收季节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到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一段时间，所谓教育要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那时在农村最让人忍受不了的事情不是在大太阳底下割麦子而是上厕所，当时农村没有冲洗式厕所，普遍使用粪坑式厕所。夏收季节一下子来了成百上千的学生，加上夏季的高温，一下子厕所成了谈虎色变的人间地狱。

小解尚可有招，憋足一口气，在30秒内尽快排空，然后迅速离开。可是大解呢？这几乎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解决问题的，在那种高浓度硫化氢、氨气的恶劣环境中人是不可能忍受多长时间的，时间一长人将要窒息。很快我们就发现当地人都是抽着烟上厕所的，烟味冲淡了恶臭气体，那种烟与粪臭混合的气体似乎让人好接受一点。

于是我们也开始学着抽烟上厕所，烟轮流到当地小卖部去买。一般买1毛5一包的黄金叶。烟不敢带在身上，如果被老师和同学发现，那就是严重违法校规，以“学生流氓”论处。抽剩下的烟，我们一般把烟放在厕所的砖头缝隙之间。时间长了，养成了一进厕所先点烟的习惯，否则就进入了痛不欲生的境地。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同时上厕所，蹲下后发现烟不够了，我提议我分半支烟给没有烟的同学，他竟然对我说，这事不能凑合，于是提起裤子就奔向小卖部买烟去了。劳动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改了无烟不厕这个毛病。
1968年初，我参军到东北某集团军炮兵团，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在新兵连集训一个月后又分配到加农炮连，再分配到班。午餐是二米饭（高粱米和大米混合的米饭，当然以高粱米为主）一盆炖白菜有几片肉。见了肉，班长激动不已，给我们每一个新兵夹了2片肉。

当时班长的神情真让人可笑，事后，我笑不出来了，因为餐桌再见到肉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我们当时部队吃肉的时间表我至今记忆犹新，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春节，老兵退役，新兵到连，新年视情况而定。记得那天午休后开始了政治学习，大家在教练场围成一个圈，席地而坐，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老兵们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烟荷包，递给每一个新兵，让我们自己卷烟抽。闻到他们吐出的烟，我觉得很呛人。他们抽的是烟吗？记得父亲买烟叶都是金黄色的，闻起来有一股沁人脾肺香味，他们的烟怎么闻都像点燃的柴禾。

一个大胡子老兵把他的烟荷包递了过来，我连忙摆手说，我不会吸烟更不会卷。老兵和蔼的笑了笑说，不会就学么，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说着他从荷包里拿出了卷烟纸，撒上一层碎烟叶熟练的卷一支“大炮”（用烟叶卷的烟俗称）然后用唾液将烟粘好并递给了我。我感到好恶心，没有去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拒绝了烟的诱惑。
接下来的时间，连队投入了紧张的部队施工工作。由于我在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工作，很快我就入了团，不久又参加了入党积极分子的党课学习小组。这个小组是党的外围组织，一般发展党员都要从这个小组产生，进了这个小组不一定被发展入党，但是发展入党的一定是这个小组成员。

一次在小组会上，我受到了一些老同志的批评，他们认为我思想改造不彻底，虽然在工作中能够吃苦耐劳，但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来自于大城市的人，歧视工农，主要表现就是嫌弃工农群众脏，具体表现是不抽他们的烟叶。而且有资产阶级两面派的行为，说是不会吸烟，可是有人就见到过我和北京一起当兵的老乡抽3毛6一包的“大生产”纸烟。

老兵的批评让我痛苦不已，那时我一心就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虽然对党的知识了解不多，不过雷锋、王杰、欧阳海、江姐都是心中羡慕的共产党员。我能与他们为伍，那将是我一生中莫大的荣幸。我知道不能和兵友们“打成一片”我是入不了党的。于是我痛改前非，开始学习如何卷叶子烟，如何抽叶子烟。抽叶子烟除了呛嗓子以外确实有不少好处。好处之一就是能够迅速消除同志之间的隔阂并能够迅速搞好群众关系。

无论彼此之间有多么不理解，吞云吐雾战友情，相逢一笑泯冤怨。当时部队干活的潜规则就是无论是多么累的工作，停下来抽支烟是容许的，但是你要歇一会不抽烟的话那将视为怕苦怕累的表现，这也将被人指责和鄙视。我当兵时才16岁，又想入党，工作事事抢在前头，经常感到体力不支，因此这种“潜规则”也使我受益匪浅。
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不再给我烟抽了，我自以为得意，认为同志们给我提的意见已经改正了，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已经改造好了，我与工农同志打成一片了。我带着这个疑问问了班长，班长笑了笑告诉我，世界观改造应该是长期的，不过你已经是烟民一份子了，你应该自己买烟了，不要光抽别人的，而且要经常请别人抽你的烟了（班长说他也是这么过来的，不会抽，烟民可劲供着你抽，一旦你会抽了，他们就不再供你了）。我恍然大悟，到集市上买了烟叶、烟荷包、卷烟纸，因为班长说我已经正式成为烟民一份子了。

转眼到了1970年年初，我因一次意外事故住进了锦州205医院。医院的生活至今认为难以忘怀。首先睡觉不再睡通铺了而是睡在床上了，其次每餐不是共餐制而是分餐制，每天伙食标准从4角5分提高到8角5分。这样中餐和晚餐可以见到肉了而且主食全部是细粮，餐后还有一个时令水果。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病重期间（不能到食堂吃饭）享受每天1元2角的伙食标准（这相当于空军地勤人员都伙食标准）。当时我觉得除了伤痛之外，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美好。
可惜，好景不长，我身体底子好，营养跟得上，伤病很快就痊愈了。就在我即将出院的前夕，医院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由于春节即将来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伤病员送来了节日慰问品即会抽烟的给1包群英牌香烟外加2支过滤嘴上海牌香烟，不吸烟的给一包糖果。
过滤嘴香烟？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件往事。记得有一次隔壁病房的王参谋（外科伤病员临时党支部书记）到军部取一份文件，由于有车接送，他把我也带上了，顺便看看锦州市容。在路过锦州火车站时，他指着一幅巨型画像骄傲的说，这是他和军里宣传处里几个同志合作完成的。

画像是毛主席1966年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宏大场面，画像上的毛主席满面笑容、神采奕奕高举着右手向百万红卫兵挥手致意，左手夹着一支青烟袅袅的香烟。我不解的问王参谋，为什么毛主席抽的烟一半是白色的一半是黄色的，王参谋瞥了我一眼，然后告诉我说，你从大城市来的连这还不知道，毛主席抽的是过滤嘴香烟。当时我暗想，毛主席抽的过滤嘴烟一定很好抽，可是我在北京时没有听说过哪儿有买过滤嘴香烟的，将来回北京一定开开荤。
老天爷真是照顾我，真想不到这个愿望这么快就实现了。我一直按捺着激动的心情，满怀喜悦心情等待着这份大礼的到来。下午时分，王参谋终于代表外科临时党支部给我们每一个伤病员送慰问品来了，没想到发给我的竟然是一包糖果。看到我一脸茫然的样子，王参谋笑了笑说，有什么问题一会你找我，说着就离开我的病床又接着发慰问品了。

大约到了旁晚，我满怀沮丧的心情带着发给我的那包糖果来到了王参谋的病房。他看着我笑了笑说，不发给你烟是因为你不会吸烟，不是真正的烟民。天呀，他竟然说我不会吸烟，不是一个真正的烟民。来之前一个下午我都在设想不发给我烟的理由，理由设想了很多，不过最大的理由可能是抽烟的人太多，烟不够发的，让我发扬风格让给老烟民。

我万万没有想到王参谋竟然提出这样一个可笑的理由，你王参谋和我在一起抽烟的时间还少吗？咱们之间的区别也就是你抽的是纸烟，我抽的是烟叶，烟的价格有高低，作为烟民咱们人格是平等的。看着我满脸狐疑和愤怒的神情，王参谋说烟你可以抽我的，但是你确实不会吸烟，按规定不能发给你烟（瞧，那个时代的党员、干部就是这么耿直）。

我怒不可遏的讲，我不会抽烟，我上小学就会抽烟，到部队就抽烟，至今2年了......，看着我喋喋不休的样子，王参谋一言不发，他从烟盒里拿出一支香烟然后对我说，这样抽烟才算会吸烟。他把烟点着后嘬了一大口，然后张开嘴，口腔里充满了浓浓的烟雾，接着用力一吸，口腔里的烟雾一刹那间消失了，一会两道淡淡烟柱从鼻腔缓缓喷出，鼻腔停止喷烟后，口腔又开始喷烟。就这样鼻腔和口腔交替喷烟3次以后才停下来，我看的目瞪口呆。

他的烟肯定吸到肺里了，这会被呛死的。烟不是这么抽的，他一定耍杂技逗我玩呢。我带着疑惑回到了自己的病房并询问了其他烟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只是他们的烟技比王参谋要差（口腔和鼻腔交替喷烟最多2次）。抽了这么多年烟怎么也没有人告诉我抽烟要吸到肺里呀，真是无地自容，于是我拿了一支烟偷偷跑到医院外边试着吸去了。

说实在的，第一次真正往肺里吸烟真是诚惶诚恐，真怕呛死。小心翼翼试着抽了几口，虽然觉得有点呛，滋味不怎么样但是还能忍受。为了能够得到烟的慰问品、我的烟民荣誉，我一咬牙、一跺脚豁出去了。我又一次来到了王参谋的病房，他闪烁着狡黠的目光看着我并说：“打听清楚了，没有骗你吧？”看着我窘迫的样子他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又说“如果你能好好抽完这支烟，我把慰问品给你调整回来。”

我知道他话里的意思，我点着了烟，像他那样吸了一大口，张开嘴，让他看到烟确实吸到肺里了。这口浓浓的烟雾吸入之后竟然感到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我，我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几步靠住了墙。当我把烟吐出之后似乎头有点晕，幸好我靠住了墙没有摔倒。就这样我把一支烟吸完了，王参谋拍了我一下肩膀投来了赞许的目光然后离开病房给我调换慰问品去了，可是我却一步也迈不开了，扶着强站了良久。

这时正好赶上护士送药，看见我如此狼狈以为我犯了什么病，就连扶带搀的把我送回了我的病床。坐在床上，我感到床在晃。我赶紧躺下，床似乎还在晃而且越晃越厉害，我开始感到恶心并且想吐，可是有什么也吐不出来。我出了满脸的虚汗，身上的虚汗已经浸透了病号服。

我清楚的意识到这是昏厥的前奏（小时候去公共浴池泡澡就昏厥过，其感觉一样），我不会就这么死了吧，为了一盒烟，真不值。这时我想喊“救命”，在医院里医生肯定会来救我的，无奈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无论如何也发不出一点声音。我像漂浮在大海遇难生命垂危的难民，四周是茫茫大海，我孤立无援，静静的等待死神的降临。

过了一会，好像不那么难受了，但是头还是晕的厉害，我似乎从漂浮的海面升到了云里，我双手紧紧抓住床边不敢松手，生怕从云里掉下来。随风飘荡的云把我吹的很高，又过了一会，我的痛苦症状一点也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轻松、愉快。我似乎看到了班长、连长、指导员来医院看我了，指导员还拿着我魂牵梦绕的预备党员申请书。怎么父亲、母亲也来了？难道对他们政治审查结束了吗？总之快感、好事都融为一体了，渐渐的我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旭日东升了，一切如过眼云烟，床头柜上放着真正属于我的慰问品-一盒群英烟和两支过滤嘴烟。
一支过滤嘴烟出院后带回了连队，让烟友们开开洋荤。大家像上甘岭电影坑道里传苹果一样一个一个的传抽着，其区别是战士们都吃一小口苹果，烟友们都是吸一大口烟，生怕品不出味。还有一支我自己分3次抽完，想把过滤嘴留下再用，无奈，插在其它烟后漏气，无法再次使用，只得弃之。无论如何，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在我心目中是无法忘记的，那一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吸烟。其经历就像一个姑娘结婚走完了处女过程。
离开部队我先后进了工厂、上了大学，烟没有断过，所不同的是我不再抽叶子烟而改成抽纸烟了。首先，我经济条件有了改善，我不再领取部队的津贴而是有固定工资了（上学也是带薪上学的）。其次，我的同事和同学都抽纸烟。抽烟也是人与人交往的过程，入乡随俗也是很重要的。不过，有了上次吸烟的经历，我吸烟不敢太放肆的将烟大口的吸到肺里。

此外，我的吸烟环境也只局限在朋友聊天、聚会，下棋打牌和理论学习，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增加一些情趣，其他场合很少吸烟。在这其中，理论学习时抽烟最多，有时一天一盒烟竟然不够吸的。在单位我是党支部主管学习理论的党支部委员，那时候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都不完全是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党委任命的并下发党委正式文件，工作性质也属于半脱产。

这无形中曾加了我的工作压力，对于毛主席的文革理论我本来就理解不深，理论学习（当时的理论学习多少都有点理论研究性质）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人云亦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工作，但是当时年轻力胜，还总想明白点什么。

回想起来，当时单位经常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曾经跑遍了北京各个图书馆（我属于半脱产干部，看书学习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读了不少书（很多是读不懂的），自己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当时我认为：这个理论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也是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根本，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文化大革命就白搞了。

可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为什么要不断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呢？在我国，解放以后进行了对资产阶级工商业的改造完成以后基本上没有了资本家的资产呀，作为这个阶级也应该随之而消亡，为什么资产阶级思想还是长期存在的？唯物主义不是讲存在决定意识吗？不存在也有意识的资产阶级不但在发展而且发展的越来越大，似乎要取代存在的无产阶级意识，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可是他们都是无产阶级出身，没有任何资产为什么就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呢？马克思提出的科学共产主义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归宿，达到这一目的的首要条件就是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发展经济势在必行。

要想发展经济合理的资源配置是基础，可是资源的合理配置需以经济计算为前提；经济计算要以价格机制为前提；各种物品的价格决定必须依存于市场，市场的存在必须以各种物品的所有人互通有无为前提。而在我们目前的经济制度下，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是这样的。

学到这时，头脑开始迷糊了，总想借助吸烟清醒一下头脑，缕一缕思绪。结果可想而知，就像相声说的那样“鱼是一条也没有钓上来，可是饭量渐涨”。烟一天一盒多，夹烟的手指已经被熏黄了，晚间开始失眠。

我的思维逻辑一直处于混乱状态，肯定A就必须否定B，可是否定B，A也就不成立了。我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两难悖论的境地并且似乎走火入魔了，我不由得想起了毛主席反右时的警句“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我决定不再研究这个问题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问题的解释可能就像哥德巴赫的猜想，命题是对的，不容置疑的，可是要证明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这就是我烟熏火燎后付出数百盒香烟代价得到的结论。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一家科研单位工作，很快和那里的烟友结成了新的“同盟”。那时我的烟量也降下来了，一般2-3天一盒烟。一次到外地出差突然接到一个烟友的电话，他告诉我，单位开展“吸烟对人体健康影响研究”的课题研究，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参加。条件是每个月发3条中华烟（后来实际发的是红塔山烟），一共发6个月的。每个月抽一次血，每一个星期送一次尿样，他替我报了名。

这在当时这样的条件是很诱人的，那是我们工资都很低，抽不起高档香烟，何况高档香烟也买不到。我欣喜万分及时赶回单位参加了“抽烟试验”并按照标配领回了“实验用烟”。看着这一条条的香烟（由于烟抽的不多，我从未成条的买过烟）我不禁暗暗窃喜，有了这么多烟，我一年都可以不买烟抽了，这可省不少钱还抽好烟。

过了一段时间，正当我恣意享受“实验用烟”时，该课题负责人找到了我，他支支吾吾东拉西扯和我聊了半天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最后我才弄明白什么意思。他发现我的测试数据出乎意料，他认为：一是可能是我身体可能不适，没有按量吸“实验用烟”，二是根本不会吸烟，把领来的“实验用烟”挪作他用。他委婉告诉我，一天至少要必须保证一盒烟的用量，如果“实验用烟”不够，可以随时找他领取。

一天一盒烟量对我来讲似乎太多了，自从在部队发生吸烟过量事件以来，我吸烟一般比较谨慎，一天一般只吸4-5支烟而且没有完全吸到肺里。现在若要达到要求必须把烟全部吸到肺里，还要曾加2-3倍的烟量，这对我来讲似乎超出了吸烟休闲、享受的范围，让我难以接受。因此，我决定不参加这个测试并退回发给我的“实验用烟”。

我的想法受到了单位烟友们的反对，他们劝我说，课题已经开展了，吸烟组的人员都是可丁可卯的，在这期间不可能另外加人，少了人势必影响最后实验结果，更何况该课题是世界卫生组织出资，单位主要负责人牵头的重大课题，其国内外的政治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次也可能涉及我的“道德”问题的质疑。烟友们的忠言逆耳、危言耸听让我动摇了并使我改变了退出的想法。接下来的事只有生扛了，6个月以后，实验结束了，我和红塔山牌香烟彼此都接受了对方并且一天要抽一包烟或更多。我最明显的改变是买烟开始一条一条买而且可以叼着烟干事情（以前叼着烟总觉得熏鼻子、眼睛）。
一段时间以后，“吸烟对人体健康影响研究”的课题研究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褒奖，大量数据表明：吸烟可以导致肺癌、口腔和鼻咽部恶性肿瘤等疾病；吸烟还可以导致结肠直肠癌、乳腺癌和急性白血病；对呼吸道免疫功能、肺部结构和肺功能均会产生不良影响，引起多种呼吸系统疾病；会损伤血管内皮功能，可以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使动脉血管腔变窄，动脉血流受阻，引发多种心脑血管疾病；可以导致Ⅱ型糖尿病，并且可以增加糖尿病患者发生大血管和微血管并发症的风险；烟草烟雾中含有多种可以影响人体生殖及发育功能的有害物质……总而言之，一切疾病都是吸烟造成的。

为此，单位领导和该课题负责人呼吁烟民戒烟。特别是前一段还提供给我们烟抽，见面满脸堆笑、称兄道弟的“吸烟对人体健康影响研究”课题负责人，如今见面竟然投来不屑一顾的眼神，还拿一条破手绢捂着鼻子，唉，真是世态炎凉。
在办公室吸烟开始遭到了非议，特别是办公室里的女同志，她们强烈反对我们在办公室吸烟，说什么吸二手烟的人比我们直接吸烟者还有害，甚至于谁发烧感冒、不孕、月经不调也归结于吸了我们的二手烟结果。由于当时没有不容许在办公室吸烟的规定，研究室主任处理此事非常困难，最后为了息事宁人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把那些反对抽烟的女同志尽量安排在靠近窗户的办公桌并规定我们烟民则不许同时在室内吸烟，只能一个人吸完另一个人才可以再抽烟，如果同时抽烟必须到室外抽。
尽管这样，为抽烟发生的争吵仍然不绝于耳，双方斗争从地上转入地下。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从来不明争而是暗斗，女同胞们会借助打扫卫生“不小心”搞湿我们的火柴（那时候打火机还属于奢饰品）而道歉，我们也会“换换口味”抽几支比较冲的旱烟熏熏她们而表示歉意。

不过，我在这种环境下抽烟心理上总觉得隐隐不安，有点做贼的感觉，那种“手握一支烟，赛似活神仙”的惬意感已经荡然无存了。抽烟本来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现在抽烟还得看别人眼色行事，迫不得已有时还得到外边抽，这种行为太让人失面子了，于是我决定戒烟了。

戒烟的事我没有公开宣布，一是我没有把握能否把烟戒断，毕竟抽了几十年烟了，一下子戒不断让烟友们笑话，二是怕为此疏远了与烟友的感情。我采取了三不政策，不在办公室内抽烟、不再成条买烟、不敬烟。烟友们问起来就推脱说嗓子痛，但是这种托词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的。时间一长，烟友们也看出了一些倪端，但是他们也不说破，见面只是用各种言辞拼命的敬烟搞的我十分尴尬。

正当我进退维谷难受之际，领导上任命我为研究室主任。随着办公条件的改善，研究室主任可以享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办公。烟友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借谈工作之机在这里吞云吐雾，我知道在这种环境下要戒烟简直是异想天开。俗语说“逆流而上不如顺水推舟”，于是我又半推半就开始复吸起来。不过，戒烟的决心没有动摇，只不过时间向后推移了“一点”即退休之日就是我戒烟之时。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到了退休的年龄，届时我能不能戒烟呢？这始终是一个萦绕在我脑海中的一个问题。当时初步想法是“问题不大”，我爱人在前几年得了乳腺癌，痊愈后我就不在家里吸烟了，也不到外边吸烟，这样下班以后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上班可以一支烟也不吸。就此而论，连续15-16小时可以不吸烟，如果想戒烟的话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退休的前几个月我一面处理善后工作，一面向领导申请休假。由于一直较忙，工作一辈子了也没有正经休过一次假，这是最后一次带薪休假机会了，不容错过，还可以顺便把烟戒了。15天的长假，我和我爱人来到了一个海滨城市，我们到处参观旅游，十分开心。开始2天没有吸烟，注意力都在玩和吃上了，可是一到晚上静下来就想吸一支烟。

长时间的没有吸烟，对烟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望。我独自一人来到了海滩，眺望着海湾的万家灯火，憧憬着吸上一支烟后的美好感觉。我哆哆嗦嗦的从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急忙点上，那动作就像旧社会烟馆里的大烟鬼，越是着急越是点不着，不是打火机不出火就是被海风吹灭了。最后终于点着了，我深深的吸了一口，原想的馨香满腹的香烟竟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异味，烟受潮了？正当我满腹狐疑之时，突然觉得头有点发晕（可能长时间没有吸烟，第一口烟有吸得太猛的缘故）。我连忙熄灭了烟。在余下的假期里也没有吸一支烟。
回到北京以后，刚进办公室就看到一桌子的部、所职能机构发的各种文件，会议通知，待签的测试报告......什么带薪休假呀，工作量一点也没有减小。所里的文件放在一边，先打开有上级领导批示的文件。二十多天前领导批示的文件在有关职能处室押到今天才转到我这，屈指数来今天是限期答复的最后一天。文件在越是无关紧要的处室押的时间越长，给真正办事的人时间留的越短，心里不禁一阵阵的烦恼。

我习惯性的右手打开了电脑，左手拉开了抽屉顺手摸出一支烟然后点上。目光盯着电脑屏幕，希望快点打开，脑子思索着如何处理这些迫在眉睫的棘手问题。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事情是那么的从容不迫，不由自主。中午时分，急需处理的事情基本差不多了，想伸一伸懒腰休息一下时才发现，办公桌上的烟灰缸已经插着5支烟头了。

望着烟灰缸一缕袅袅青烟我似乎醒悟了，我不是戒烟了吗，怎么又抽上了？所有这一切在办公室发生再正常不过了，几十年我就这么过来的，要想戒烟必须改变环境。看来这一段的“修炼”又将付之东流了。戒烟得下决心，得忍受生理上的不适，可是复吸却来的那么从容，无法控制，而且发生在有意无意的一瞬间，让人不可思议。不过我也暗暗的安慰自己，这样的时间不会太长了，顶多再有1-2个月我就会离开这个办公室了，到那时，我肯定不会再吸烟了。

时光荏苒，2个月后我腾空了办公室。我黯然神伤的一瞥这曾经工作几十年的地方，我现在已经是一个退休的老头了，今后不再回来了，别了我的同事们、烟友们，我今后也不再吸烟了。
退休后我很快办好了去美国探亲的手续，姐姐住在美国旧金山湾区，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美丽海滨城市。在美国第一个月过得很快，每天到海边游泳，逛超市，帮姐姐做一些家务，在这期间我一支烟也没有抽，也没有想抽烟的愿望，因为我的精神世界完全沉浸在一个新的环境中。

姐姐也不时地警告我，美国许多地方是不容许吸烟的，一旦违反了规定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姐姐说的这些我刚来美国就有体会，姐姐家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山脚下住宅小区里，这里一座座独栋house依山而建，错落有序。我在小区里散步时经常看见小鹿、野火鸡、浣熊、松鼠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漂亮鸟在小区道路上无拘无束的自由穿行，简直像到了野生动物园，我经常拿着照相机流连忘返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之间并拍下了他们美丽的一瞬间。

一天，我在另一个小区看见一只像花公鸡一样的大鸟在我前面几步远觅食，我用照相机屏幕对准他，力图拍一个完美的画面。鸟悠哉游哉的走着，我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照相机屏幕小心翼翼的在后面跟着，不断地调整焦距，力图寻找一个完美的画面。突然鸟屏幕中消失了，我抬眼一望，鸟已经钻到一辆轿车下面了。我后悔不迭，枉费心机的算计，结果一张也没有拍到。

正当我懊恼的往前走时突然听到女人的喊叫声“Mister, stop!”（先生，停一下）。四周空旷无人，是喊我吗？是有人需要我帮助吗？又是一个女人，不会是一个全套吧？我英语又不好，有事说不清楚。我没有回头，加快了脚步继续往前走。后面声音加大了在喊“Mister， stop!”（先生，停一下）而且听脚步声随之也加快了。再不停下来有点说不过去了。我回过头望了望，只见一个穿着睡袍，塔拉着拖鞋的亚裔老太太向我快步走了过来。“Why did you take picture of my car?”（你为什么拍照我的车子）老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指着我手里拿着的照相机。

我英语虽然不好，但是简单的交流还能凑合，听懂了老太太的问话，我这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于是我轻松的向她解释道“I did not. I am a photography enthusiast, I am taking a picture of a beautiful bird.”（我没有照你的车，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我照的是鸟）“OK, Show me the photo of beautiful bird.”（那好，让我看看你拍的鸟吧）该死的老太太对我充满了不信任并斜着眼看着我。老太太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没有拍到那只鸟，我拿什么给她看呢？看到我犹犹豫豫的神情，老太太得意的说：“There aren't any birds here.You're lying. You have to make it clear, or I'll call the police”（这儿根本没有什么鸟，你在说谎，你不讲清楚我要报警了）说着，老太太掏出了手机。看来老太太怀疑已经变成敌视了，我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侮辱，不由得怒火万丈。我想，我不能再和老太太纠缠下去了，反正我照相机里什么照片也没有，警察来了我也不怕。再说你的车子停在公共交通道路上，就是照了也不犯法，没有听说车子也有肖像权。

就在我拔腿要走之际，我突然想到了姐姐和我说的一件事。在美国没有收废品的（饮料瓶可以回收，必须送到指定的无人回收机处。），家里不用的东西通常放在家门口的纸盒子里，谁需要可以拿走再用。如果有点价值的也可以标上几美元价格，有需要的人会放上零钱，然后把东西拿走的。
一天姐姐处理家里不用的东西，一个美国老头拿起了一个我姐夫自制的工具，我姐姐在工具上标上1美元价格。老头正犹豫这件工具是否物有所值的时候，姐夫正好下班回家，看到此景，他立刻收起了这件工具并告诉老头这件工具不处理了。老头闻听后不再犹豫了，掏出1美元非要买不可，为此和姐夫争执起来。最终老头没有拿到东西，但是他把姐夫告上法庭。

为了这1美元的东西，姐夫去了3次法庭，姐夫后悔不迭，还不如把东西送给老头呢。想到此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我在美国就这么短时间，再陪老太太打这种无聊的官司可太不值了，况且我更不能去警察局了，有了这个记录，我再签证到美国就困难了。这儿不是中国，也不能用中国方式处理此事。

为了不把事态扩大，我压了压火气，决定忍气吞声的接受老太太的“指控”并向她道歉。“I am sorry. I really like the shape of your car and would like to take pictures of your car, if there is anything wrong with this, please forgive me”（我确实喜欢你车子的造型并想拍照下来留念，这样做如果有什么不妥，请你原谅。）说完这种不着边际的瞎话，再看看她那辆不知什么牌子的破车，我心里一阵一阵的恶心，几乎要吐了（有个哲学家曾经说过，人是不会自愿说假话的，说假话都是被迫的）。这番假话老太太听了却似乎很高兴，可能满足了人们夸她辆破车的虚荣心。“you can go”（你可以走了）她挥了挥手，算是给我“特赦”了。
经历此番事件后，我更不敢随意在美国吸烟了，生怕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星转斗移，日月如梭，3个月的美国之行就要结束了。烟不抽了，吸着美国清洁的空气，每天到处游玩，我想自己的身体一定大有转变吧？于是我测了测血压和血糖，我发现戒烟对于我的血压和血糖没有明显的改善作用，还是老样子即血压偏高、血糖偏高，我觉得现在大夫把所有的慢性病都和吸烟联系起来是没有科学道理的。

这时，我又想起来和我几十年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烟。是呀，他陪伴了我大半生（比太太陪伴我的时间还长），在我心情不畅时他陪伴着我，在我困惑不解时他陪伴着我，在我得意忘形时他陪伴着我，在我人生跌宕起伏时他陪伴着我，他燃烧了自己并化成一种无形的能量支撑着我。想着想着我不由自主的奔向超市，会会久违了的“老朋友”。
美国超市的商品琳琅满目就是不卖香烟，越是买不着就越想抽一口，最后在一家华人超市找到卖香烟的了。那是在超市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可能是租赁柜台，柜台里只放着7-8种香烟，香烟的价格都是6.5美金，加上税应该超过7美金了。7美金这在我们挣人民币换美金花的人来讲可是不是一个小数，真是不舍得买烟抽。看着这让人咂舌的价格，我徘徊再三终于理智的离开了柜台，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抵御了烟的诱惑（第一次是在部队拒绝了老兵粘唾液的“旱烟大炮”）。

看来在经济社会里价格因素将决定人类的消费、嗜好。马克思在资本论谈到农产品供求与价格运行规律中就指出，由于商品价格上涨形成了商品购买障碍，这样，“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势必改变社会的消费结构和观念。那么戒烟只听大夫的健康学说是不行的，还得靠马克思经济理论。
没过几天，我离开了美国。回国之后，昔日的烟友和我一样大都陆陆续续离开了工作单位回家“颐养千年”了。有的成为“候鸟”，随着气候变换到处漂泊，有的在家伺候第三代，有的随着儿女移居到国外。回想昔日和烟友在一起时吞云吐雾憧憬退休生活时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千，在职时，我们总是遐想，再过几年我们即将退休，从此不再有工作压力和领导的斥责。就像一朵闲云，既不承雨，又不为风所迫，游来荡去的，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在一起抽烟、聊天、打牌、下棋。真的就像一只野鹤，这只野鹤，虽未居山林，也未能食花饮露，却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吞云吐雾。一杯茶，一支烟，看夕阳余晖，憧憬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憧憬和现实生活总是有差距的，退休之前我们烟友在单位每天都见面，退休以后倒是各忙各的，离多聚少。我们是有缘聚在一起成为了烟友，现在又各自分开。烟诱已尽，因此我决定以后不再吸烟了。
我生命的年轮在不停的旋转，似水流年的岁月把我带进了垂暮之年，我安静地在时光的隧道里漫游，思绪的闸门在夕阳的光辉里打开。从抽烟到戒烟感悟到了一些以前不曾领悟的道理，顿时，我感到全身轻松了许多，心里也感到一片坦然。几十年来，我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受着烟的诱惑，不过目的不同、想法不同而已。小时候糊里糊涂抽的烟，是为了玩、为了模仿大人，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年轻时抽烟开始时多少有些功利主义，为了进步等原因，不得已开始吸烟。吸烟到底给了我什么好处呢？我总是幻想着吸烟能给我克服困难的力量、解决问题的智慧。其实，有些还是有助的。
在我的一生有不少苦难的时候，现在看来那些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是人生成长的阶梯，是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可是年轻的时候，由于对一些事情总是充满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一旦困难降临，总有撑不住的感觉。就在即将放弃、投降、后撤的一刻，点燃一支烟。这是最后一刻的缓冲，既可以利用最后一刻的缓冲积蓄力量继续战斗也可以为有条不紊的撤退减少损失。正是这样，不少在看似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我坚持到了柳暗花明那一刻。
我的一生中也有有辉煌的时候，为了那掩饰不住的兴奋也会点燃一支烟。看着袅袅升起的烟雾憧憬着未来，不过我更多想到的是那些辉煌可能像这支香烟一样很快会随风而去，成为过眼云烟，没有必要一直对它沾沾自喜、念念不忘。
以前年轻的时候，总爱争强好胜，和人相处，缺少理解和宽容，甚至与人结下了不解的恩怨。其实事后冷静下来想一想，觉得很幼稚可笑。此刻烟又成了解释前隙的说客，敬上一支烟，以宽容的态度友善地对待他人，又有什么恩怨解不开呢？
烟在我人生的道路上风雨无阻地陪伴着我，似乎要携手陪伴着我走到人生的尽头。

现在我要抛弃这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因为我退休了，我的生活不再有困难和辉煌了，过着平静的生活安度晚年，不再需要烟的关照了。

第七篇 六十年校庆

这儿是学校正门。毛主席挥手的巨幅雕像依然建在，现在北京已经不多了。40多年前我们就是到这里报到的。和现在一样楼前搭建了许多小棚子，同学们分不同系、班登记，交入学通知书。转了一圈，学校竟然让我到化工试验厂“合办大学”报到，入学通知书写的是化工学院怎么改合办了，还到工厂合办了，这还能学到什么呀。心里一阵阵的翻腾，后悔自己的选择。

我们单位有2个上学名额，一个是清华计算机系，一个是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由于我在工作的突出表现，单位领导让我优先选择。说实在的，我很想去清华，毕竟是名校呀，但是朋友们都劝我不要去，那个地方整天不上课，啥也学不着不说还天天抓反革命。这可好，一下子支到工厂了，还不如到清华闹革命呢，至少是校园里。无可奈何，最后我回头黯然神伤的瞥了一眼这尊毛主席巨幅雕塑，顺着老人家挥手的方向离开了这曾经憧憬多日的“梦开始的地方”。

这儿是食堂，我们在校时每天都要光顾这里，原来是平房现在变成了楼房，就餐条件大大改善了。当初在学校里我有2个渴望，1是渴望能够多学一点知识，2是渴望中午能够吃到有肉的菜。现在听起来像一个笑话，当初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

食堂基本上是中午菜做的比较好，晚上不做，就是拿中午剩菜糊弄一下。因此中午这顿大餐大家都是比较重视的，如果动作稍微迟缓一点，那中午和晚上的饭菜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为此，常路同学买了一辆比侯宝林“夜行记”还破的自行车，花了这个整“2”，这个零“0”。说是自行车其实就是一个长满锈迹的传动装置，与行走无关的附件一个也没有。

每天中午我骑着这辆破自行车，常路站在后轮轴上双手搭在我肩膀上，一路飞奔食堂。当然速度是快不了的，但是比同学们步行快就可以了，就这样这辆车还是不堪我们的重负，骑不到200米一定要掉链子。这时常路就需要下车，很熟练的搭上链子，我们又继续前进。

当时由于校园狭小，各种车辆是禁止入内的，特别是自行车，一旦发现就面临着没收危险，可是我们这辆车除外。我们这辆车，第一，远远看去谁也不相信这是一辆能骑的自行车，第二，走进了看，谁也不敢动，怕衣服上蹭上锈，连学校的管理人员都视而不见。

我和常路感到很幸福，在校园里我们往返于食堂、教室、宿舍、图书馆从来都是从容不迫，最晚出发，最早到达。当时的幸福观就是这么简单，只要是比同学们方便一点就知足。特别是中午时分，当我们汇入奔向食堂的人流时，同学们有的投来羡慕的目光，常路就越发得意起来，他站在后轴上一只手扶着我肩膀，一只手向熟人打招呼。那样子好像一个将军在检阅他的部队。

这辆破车终于有一天玩大发了，那天学校发了电影票，电影院在校外马路对面。尽管我们也担心这俩破车能否骑到电影院，但是从容不迫给我们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很不幸，我们刚过马路就被“二狗子”拦下了，当我想加速离开时，车子又掉链子了。“二狗子”带着红袖标神气十足的训斥着我们，自行车有后架子的都不让带人，你们这辆破车还敢带人，这是对交通法的公然蔑视，必须严办，不由分说把我们带到了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我们等候处理，“二狗子”就离开了。第一次进派出所心里还是有点坎坷不安的，常路却十分镇静。过了一会，该处理我们问题了，警察满腹狐疑的看着我们的车子问我们：“你们也是处理骑车带人问题的吗？”常路睿智的回答：“我们车子螺丝松了，想找一个扳子，紧一紧。”一句话，警察勃然大怒“起什么哄，你当你们在哪呀？出去。”常路一边推车往外走一边还不依不饶说，没有就没有吧，厉害什么。走不远，常路一努嘴示意又带上了我。以前都是我带着常路，总觉得登车很累，这次我站在后轴上觉得比登车还累，真是不舒服。不过当时还是很得意的，有点像王朔小说里写的“我是流氓我怕谁”。

这儿原来是教工食堂，嘴馋了，中午学生食堂菜不好了偶尔也光顾一下这里。好在那时候学生和老师外貌也没有什么差别，冒充一下也看不出来，只要不碰上的教我们课老师就可以了。不过不敢常去，那里的饭菜质量确实不错，可是价格也不菲。 这儿是我们曾经住过的宿舍楼，男女同学都住在5楼，现在已经改为男生宿舍楼了。当初大家搬入这座宿舍楼是何等的欢呼雀跃呀。学校当初答应我们在合办大学学习1年后返回校园学习，然后又以种种理由食言了。对于同学们的正当要求不予解决，反而派了学校政治秘书刘某某来劝说。

刘猖狂至极，手里的胡萝卜竟然不给我们看一眼就抡起来大棒。无奈之下，党小组长杨春生，班长朱武前带领全班同学采取了断然措施，般回了学校。学校虽然理亏但是气盛，紧急召开了校党委会议企图进行压制，但是他们看到了学生领袖的坚决态度，班里同学的高度团结，7506的综合实力（半天就把合办大学宿舍平房拆散夷为平地并调集车辆拉到化工学院），学校领导知道这帮学生能量之大不可小视。如果不妥协，接下来的麻烦可能更大。我们胜利了，7506万岁。

这儿是力学实验室，上材料力学总是到这里做实验。我还有一点印象做铸铁材料实验，该材料对于拉伸和压缩破坏的抵抗能力存在很大差别，抗压强度远远地大于抗拉强度。这一点和人一样，在逆境下你可以坚强的生存。拉一拉，拔拔高没准就哗啦啦了。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们离开化工学院已经几十年了，但是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往事、趣事依然魂牵梦绕在我的脑海。在我看来，我们在化工学院生活、学习是平凡的，不过这平凡中多少都带有一丝不平凡的苦涩、无奈和曲折。这就是所谓的生活，不过时代不同，其苦涩、无奈和曲折也有所不同。古代星相学家曾经说过，地上每一个人对应天上每一颗星。帝王将相是天上的重要星宿，占据上天的主要位置，星大如斗。将星陨落，光芒四射，掷地有声甚至引起山崩地裂。我们则是一颗普通凡星也，即使陨落在银河系只是微光一闪，转眼即逝，但也为璀璨的夜空贡献了他美丽的一刻。生活是美好的，回忆同样也应该是美好的。

第八篇 我又穿上了新军装

我退役以后一直保存着一套军装，这是我军旅生涯的见证，不舍得丢弃。时隔数年，部队军装制式换了一茬又一茬，我始终觉得没有我那套老式军装好看。但是太太不那么认为，她总觉得新式军装好看，老式军装像民工服。一眼没有看住，她给捐灾区了，不过2008年我到单位的后勤部门领到全套的部队装备，除了没有武器装备、领章帽徽其它一应俱全。鸭绒睡袋、牛皮军靴真是讲究。穿上了新军装，仿佛又回到了当新兵的那个岁月。
2008年5月11日我国四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地震，6月中旬单位通知我到灾区参加抗震救灾工作。这突如其来的通知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尽管四川地震发生以后我也写了“请战书”不过单位有不成文的规定，55岁以上的工作人员基本不再外派执行此类任务，届时我已经57岁了，正处于退休过度期。后来才知道，地震以来我们单位已经先后派出好几拨人马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还没有回来，我只能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了。
由于任务紧急，数小时以后我们赶到了北京国际机场。我们到时，单位领导已经在此等候多时，准备欢送我们。领导的重视、嘱托使我们更觉得身负责任重大，特别是我，我在疾控工作也算一名老兵了，但是参加这样大规模的抗震救灾活动还是第一次，更何况我到四川是接替的是中国疾控安县抗震救灾队长和临时党支部书记的工作。面对灾区的困难条件，我如何能做好工作呢？我心中十分坎坷不安。
由于灾区天气不好，飞机一直未能按时起飞。鉴于灾区天气在短时间内没有好转的可能，前期去的战友们需要返回修整已经到达成都双流机场。在现场，我们的抗震救灾人员正处于空白的境地，无奈之下，飞机还是冒着恶劣天气的影响起飞了。以前出差经常坐飞机，遇到不稳定气流上下颠簸也是常事。这次飞机进入雷雨区以后，飞机产生了瞬间高度的大落差就像人坠入无底的深渊一样让人极为恐惧。加上飞机周边的电闪雷鸣，胆小的女同事不时发出尖叫声。真要“出师未捷身先......”吗？这一直不愿意想的问题时不常的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好在飞机穿过了雷雨区，惊险的空中芭蕾就演出到此结束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飞机最终还是平安到达了成都双流机场。下飞机我们直接登上接我们的汽车直奔安县，在通往灾区的高速公路上，沿途成排的车辆都靠边必接受必要的检查并限制通行，只有我们疾控部门的车辆畅行无阻，必要时还给我们车队让路。这一切都显示了在保卫人类生命财产方面，疾控部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所有疾控工作者的骄傲。 我们到达安县以后，马上进入了工作状态。安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属绵阳市管辖，是一个人口仅有50多万的中等县，该县下辖20个乡镇，200多个村落。安县依山傍水，平地不多，山坡别墅林立，是成都城里人避暑度假好去处。这次汶川大地震，安县受到了波及，地震直接造成死亡人数2000多人，受伤累计80000多人，失踪600多人。由于地震，全县的房屋受到了不同程度损坏，需要转移安置受灾群众46万人，占总人口的93％。这么大量的人口需要集中安置，这对公共卫生、疾病预防，灾后疫情防控都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好在我的“前辈们”，在我没来之际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基本控制了疫情。灾民们基本住进了帐篷，尽管有些拥挤，毕竟可以遮风挡雨。
这些临时建立的灾民居住点，只能解决眼下的问题，可是灾区重建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临时居住点比露宿野外要强多，可是时间长了，许多公共卫生问题仍然无法解决，疾病预防、疫情防控仍然面临巨大压力。为了改善上述问题，在我没有到来的前一些日子，安县已经开始着手建设一个大规模的过渡安置平板房生活示范小区了。我们除了检查、监督、解决各个临时灾民点公共卫生、疫情防控工作以外，这个示范小区的卫生防病建设和推广是当前防疫工作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根据卫生部和中心领导指示，我们还需要对小区的基本情况、小区管理、食品、饮用水和环境卫生、传染病监测以及健康教育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估。这将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经过同事们前赴后继的努力工作，我们建立了（1）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系统（2）传染病症状监测分析系统（3）法定传染病疫情分析系统。

此外我们对小区的（1）组织管理，（2）卫生状况，饮用水、食品安全（3）环境卫生，厕所、洗浴、垃圾回收设施（4）环境卫生管理，动物管理、垃圾和粪便管理、生活污水排放、环境消杀灭（5）传染病防控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提出了问题和建议。安县的工作得到了卫生部、中心领导的好评，6月28日，陈竺部长在中心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示范点，肯定了成绩。

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示范小区的工作，还有安县20多个临时居民救灾点的救灾防疫、公共卫生的工作，所有的工作队员每天都要到这些临时居民救灾点监督、检查，有问题及时解决，解决不了的马上汇报指挥部。
这些临时居民救灾点由于硬件设施很差，根本无法和示范小区相比，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公共卫生问题。鉴于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我们只能以健康教育为主，提高他们自我防范意识，减轻公共卫生疾病的发生。尽管临时居民救灾点的灾民生活条件、卫生条件都不是很好，但是灾民们都毫无怨言。
这里不乏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他们在这里一律平等。地震前他们利用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先期富起来了，依山傍水修建了豪华别墅。夏日，每到周六、日，成都人都会开车来消夏，一天一人60-100元（那时候的物价）管住、一日三餐。赤脚在在溪流中徜徉并在水中支上牌桌打四川麻将或泡一壶茶摆龙门很是惬意，这些消费给老板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不想一场无情的地震，使他们濒临破产，真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但是他们没有灰心，他们对我说，灾后他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三五年之后还会像以前一样富起来。这话我信，看到他们自费修建连接国道的公路（质量比国道不知好多少倍），还有他们盖的别墅，我相信此言不是大话。

他们误认为我是北京来的大领导，苦苦哀求我，震后容许他们原地重建。我没有权力答复，就是真有权力也不敢轻易答复，这儿毕竟属于我国主要的三大地震带之一，依山傍水美丽风景的后面都暗含地震、泥石流这些致命的杀机。不过这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不甘沉沦，努力奋进，不屈不饶的精神状态让我由衷的佩服。
在这期间，抗震救灾的疾控队员们克服了大量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下现场我们顶着烈日，有车叫车，没车搭车，近一点的就徒步。食品，我们有大量的各种口味的方便面，饿不着，最让我们难过的是晚上的汇报会。白天大家下到各个现场，晚上需要汇总情况，有些情况还需要上报指挥部或中心。四川是一个多山的地区，为了防止地震、泥石流，我们想找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搭建帐篷也是不容易的，这需要远离建筑物，因此不得不被迫选址在野外。
一到夜晚，这里是蚊虫的世界，不长时间我们就被蚊虫咬的体无完肤。尽管我们也采取了措施，灭蚊喷雾剂、点蚊香、驱蚊草，但是这一切对于蚊虫的攻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们像一群嗜血成性的群狼，一波倒下又一波就开始进攻，他们勇敢、无畏，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直到对方付出血的代价仍不罢休。蚊虫中不乏嗜血“高手”，他们只要在你面前掠过（不用落在你的皮肤上）即完成攻击，你会发现皮肤上咬了一串包，这种生物功能至今让我惊愕不已。
我和我的队员们深受其害，特别是皮肤比较细嫩的女同志都肿起了大包，有的甚至溃烂、感染。由于没有“制空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空袭中，我有时也会想起我们的前辈，我们最可爱的人，他们在抗美援朝有硝烟的战斗是多么勇敢和无奈呀。意大利的杜黑将军说的对，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国防。）。

无奈，我们只好转入“秘密活动”，在帐篷里不敢开灯，四周密闭，还必须点燃蚊香。这样虽然好一点，但是时间一长，人还是受不了，这主要是帐篷里的闷热和蚊香的气味让人窒息。在黑暗中，有时我们拿起电蚊拍随便往空中挥舞几下，随即就能看到五颜六色的火花，像节日的礼花绚丽多彩，然后就听见了噼噼啪啪的“礼炮”的轰鸣声。不得已，不少会议都在言无不尽的时候草草结束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最惬意的事情就是赶紧钻进帐篷的蚊帐，听着蚊虫无奈的哀鸣，看着浩渺的星空和皎洁的月光，渐渐入睡。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身体免疫力提高了，练成了“蚊毒不浸，金刚不坏”之身，在蚊虫叮咬之后不再起大包了，只是在叮咬处留下一个小红点，也不那么刺痒难受了。
在抗震救灾期间，我们队的共产党员、入党积极分子都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他们那里艰苦，那里危险，那里需要他们一定在那里工作、奋斗。他们克服了种种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难。有的轮换期已经到了，但是由于工作需要，他们又毫无怨言的继续留下来，为灾区的公共卫生建设默默奉献。在这期间我们临时党支部发展了一名预备党员，其实许多入党积极分子表现都非常优秀，无奈，临时党支部只有一个授权名额，但是我认为这些要求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觉悟和共产党员没有什么差别。

后来，工作队撤离了安县，我们都回到了各自原先的工作岗位。现在他们都是科研的骨干，有的还成了单位领导。我相信他们也会和我一样不会忘记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

第九篇 军营轶事

（一）打猪草

昨天我按着复转军人需要登记的要求去了街道居委会，看着这尘封的证件，几个久违了的黑字赫然进入了我的眼帘“辽退字第100823号，洪燕峰同志1968年4月应征入伍，履行了光荣的兵役义务，现准予退出现役”，此时我不禁浮想联翩，仿佛又回了那个年代。
俗话说“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看过猪走”，意思是事情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见识过，略有了解。其实这句话偷换了概念，吃猪肉和看猪走绝对两回事，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要知道我当兵后第一滴眼泪就是从这里开始流出的。
当兵前吃了很多猪肉，很少看见猪走，当兵后总是看见猪走，很少吃到猪肉。那时候我们连每一个班都负责一个猪圈的清扫工作，还要打猪草。60年代末期，粮食还是限量供应，许多地方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部队虽然要好多了，但是喂猪的泔水也几乎没有什么有机物，不得已只能把军粮少少的放一点（否则猪一点肉也不会长），大量的是烂菜叶加热煮成猪食。
猪是一种神奇的动物（起码在我看来），他不像人类好坏搭配着吃，当猪食倒进槽子以后，他立刻用猪嘴把菜叶子拱开，先吃粮食，然后再吃菜叶子，最后连汤也舔干净。不过，部队到了青黄不接时，人都没有菜吃了，打猪草就是必须的了。
记得第一次打猪草，炊事班长挑选了我们几个大个，希望我们能多打点猪草回来给猪吃。我们每一个人到炊事班领了一个能装200斤粮食那样的大麻袋，拿着一把镰刀出了营房。在我的知识里，猪是吃饲料、泔水的，怎么还吃草呀？什么是猪草？我的疑虑引来了战友的嘲笑。你们城里人不吃猪肉吗？不养猪怎么能吃肉？养猪不吃猪草吗？看着我一脸茫然的样子，他们开始向我传授如何辨认猪草知识。猪能吃的草很多，各个地方不一样，总之，人能吃的猪就能吃。人能吃的？我晕了，也不能再问了。
我想“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看过猪走”，自以为是的认为：猪可能和马、羊一样，是青草就吃（其实马、羊也不是是草就吃的）。过了一会，大家都散开了，各忙各的，因为按规定中午要带一麻袋猪草回去。不到中午我也扛了一麻袋“猪草”回去（割青草还不快），心想，这回炊事班长一定得表扬我。没有想到，他看了我打的猪草，搂头盖脸给了我一顿臭骂，还叫来了指导员。说，幸亏他看了一眼，我打的猪草不但猪不能吃而且有可能把猪毒死。一时间我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热泪盈眶”。
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作做不好是得不到别人尊重的，怨天怨地是没有用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补上一麻袋真正的猪草。我人傻并不笨，我午饭也顾不得吃了，又拿起了镰刀、麻袋和一条背包带到班里猪圈牵一头老母猪就出发了。我像遛狗一样拴着着老母猪出了营房，来到了田野。

那个年头人尚不能温饱，猪就可想而知了（否则干嘛吃猪草呢？）。猪带着我寻找一切他能吃的草，一旦我认识了，我就把他栓在树上，不让他吃了，否则我拿什么交差呀。打完了这一种猪草，再把他放出来找第二种。猪很有意思，他先吃他爱吃的植物，这种植物没有吃光他不吃别的。就这样，我一样一样的学，不一会就打了一麻袋。这头老母猪嘴非常叼，满地的野菜他就吃那么几种，而且专吃嫩的，老的还不吃。也许老母猪看出了我的企图，不再教我了，于是我把他带回了猪圈，第一次打猪草的任务就这样完成了。

多少年以后，我到国防大学看我舅舅，看到士兵们都吃食堂，分餐制而且好几个菜，不少士兵把肉挑出来然后倒掉。想起我那个时候执行任务，冒着生命危险负伤住进205医院，第一次享受了部队的分餐制，只有一种菜，但是又几片肉，全吃细粮。那年我入了党，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我觉得医院的生活就是将来共产主义生活，我很幸福，我要为这种生活奋斗。现在看来我的幸福观是否有点渺小一点？

（二）斗狼 我从小就害怕狼。小时候父母工作都很忙，我是外婆把我带大的。记得那时候晚上睡觉，外婆总要给我讲一个故事我才能入睡。外婆不会讲什么故事，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故事都是外婆胡编乱造的，天上一脚，地下一脚那也不挨那。不过，我非常喜欢听，顺着外婆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故事，畅想着渐渐入睡。有时候我惹外婆生气了，她就不愿意给我讲故事了。她吓唬我，再说话不睡觉，狼来了把你叼走吃了。狼是什么？我不知道，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狼大概是一种凶狠的动物，不然他为什么吃小孩呢？
长大一点，认识几个字以后，连蒙带看了格林童话“小红帽的故事”，在这本图文并茂的小画册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狼的长相。后来学校组织春游到动物园参观，我看到了活生生的真狼。狼长得有点像狗，但是他不像狗那样喜欢趴着，狼在关他的笼子里永远不知疲倦的来回跑着。在他跑过来就要转弯时，我无意中看到了他凶残、狰狞的眼睛，尽管他关在笼子里，我还是为之一振，不由自主吓的后退了一步。他那摄人魂魄的一瞥，竟然让我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总觉得他就在我身边转悠。
68年参军入伍从新兵连来得连队第一天就赶上上夜岗，午夜时分，老兵带着我向营区岗亭走去。白天曾经不止一次经过这里，营区外一派田园风光。今晚却是另一番景象，秋风萧瑟，月光时隐时现，树木影影绰绰，一切景色变得狰狞可怕。到了岗亭我发现有几处绿光在移动，不时地发出“呜呜”的叫声。老兵告诉我，那是狼，我心里不由得一紧。见状，老兵笑了一下接着说，不要害怕，这儿的狼一般不敢进入营区。说着，拍了我肩膀一下转身向营区内走去（老兵只负责带班，不需要站岗）。我连忙让老兵把子弹给我留下，他却说哨兵站岗不发子弹。真是奇谈怪论，当兵拿枪站岗不发子弹。我怔怔的看着手里拿着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刺刀没有开刃，这要遇到“二般”情况怎么办？我脱了大衣，挂在岗亭里，用刺刀刺了一下，刺刀穿透了大衣。实践证明，刺刀没有开刃仍然是抵御外敌的好武器，心里踏实多了。
对于当兵站岗不发子弹这个疑问，我百思不得其解。憋了一段时间以后，趁着班长高兴，我问了他。他说，这是连队一段不光彩的历史，那说那了，切勿外传。我赶忙递上一颗烟，给班长助兴。班长说他参军那会儿站岗是发子弹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5发子弹（一个弹匣），五六式冲锋枪30发子弹（一个弹匣）。尽管狼一般不会进入营区，但是也有例外。一次，一只狼进了猪圈，通常猪见了狼都是吓得魂飞魄散一动不动，任凭狼宰割。狼一般也不在猪圈动手（是否嫌猪圈脏？），而是用嘴叼着猪耳朵，尾巴抽打猪屁股，将猪带出猪圈，离开一段距离以后开始享用。狼咬开猪肚子，吃猪的下水，喝猪血，肉体部分一般不太享用。
没想到这只狼进入猪圈后却碰到硬茬，一只老母猪刚下完猪崽，护崽心切，竟然和狼进行了殊死搏斗。尽管老母猪身上多处被狼咬伤、抓伤但是斗志不减，狼一时半会儿也得不了手。幸好赶上饲养员起夜，想看顺便看一下小猪崽，怕他们冻死。他发现情况以后报告了不远处的哨兵，哨兵拿着半自动步枪就冲了过来，5发子弹全打了出去。

我们炮兵很少进行步枪训练、实弹射击，何况这是在夜间、无依托，对移动目标射击，可想而知是什么结果了。枪声引起了营区各个连队的紧急集合，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哨兵5枪没有打中狼，竟然打死了6只猪（真是神枪手，一枪打俩），害的连队到春节也没有吃上猪肉。团长生气了，下令，以后哨兵站岗不容许再发子弹了（命令是对的，给你子弹你也打不着狼）。
由于狼的生存环境逐步恶劣，他们的食物链已经被人类破坏殆尽，只能靠偷鸡摸狗勉强度日。偶尔白天在岗亭也能看到一掠而过的身影，皮毛很柴、瘦小，像一只小狐狸，这和我在动物园看到的大灰狼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还是有幸近距离和狼接触一次。
记得在部队有一次半夜下岗回营房，在路过连里猪圈时听到里面有动静。一般半夜猪是不会有什么动静的，责任心使我转向了猪圈。到了猪圈往里一看，不禁让我毛骨悚然，在朦胧的月色下猪圈里有四只幽暗的蓝光在晃动。是狼吗？我心里多少有点害怕。

当我靠近猪圈的时候，我发现猪圈里一只半大的猪已经躺在地上，肚子处被陶开流了不少血。一个家伙还在贪婪的吃着猪肚子里的东西，另一个家伙警惕的盯着我。我们夜间站岗时，时不常会听见狼嚎，但是他们从来也不敢进入我们的营房，这次莫非是饿极了，否则他们不敢这么放肆。我很后悔站岗没有带半自动步枪而带的是五六式冲锋枪（半自动步枪有刺刀，而当时的五六式冲锋枪是不带刺刀的。

冲锋枪可以斜挎，携带方便），枪里没有子弹，我不敢太靠近。我决定把他们吓唬跑就算了，于是我端起了冲锋枪并拉动了枪栓。谁知这两个家伙可能知道我枪里没有子弹或是认为我是一个怂包，有子弹也打不着他们，对于我的举动置若罔闻。他们一只警惕的看着我，另外一只还在吃，这些狼真是饿极了，这青黄不接的时节老百姓都饿肚子何况他们了。

饿也是死，被我打死也是死，看来他们是豁出去了。他们的不弃不离倒使我为难了，真要是冲上去我肯定不是这两只狼的对手，要是不把这两只狼赶走，他们再祸害一只猪，那连队下半年就甭想吃肉了。一想到这儿我似乎有些热血沸腾了，我奋不顾身的举起了冲锋枪，用枪托向狼狠狠砸去。

狼机警的躲过了我的袭击，而我却因为太紧张，动作过大失去了平衡一头栽到猪圈里，冲锋枪也脱手了。不过我的举动狼也惊呆了，一个巨大的身影向他们扑了过去（以为我要跟他们拼命呢），特别是冲锋枪脱手后砸到猪圈的石头墙上然后又反弹到地上发出两声剧烈的撞击声让他们万分恐惧，他们噌的一声窜出了猪圈，逃走了。
事后我认为为了保护连队的猪不受损失，我徒手博狼会得到连队的褒奖，可是有的领导却认为，在我执勤的时间内，我没有能够早一点赶到，让狼咬死了一只猪给连队造成了损失还批评了我，与此同时还收到了一些人的嘲笑，还拿着枪站岗保卫毛主席呢，连一只猪都保护不了。

第十篇 春节的黄瓜

一到了冬季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莫过盼望过春节了。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我并不是喜欢过春节，准确的说喜欢过春节前的日子。一进入腊月，春节气氛一天比一天浓。对我来说最高兴的事情就是骑自行车采购。
小时候家里不容许我骑自行车，姐姐有一辆女车，我只能趁她不注意偷走她的车钥匙在院门口马路上骑上一小会。那时候家住在友谊医院附近，冬季一过6点，马路上几乎没有任何车辆和行人了，正好练车（不像现在，车水马龙，走人行横道还得向司机点头示意，否则真过不去）。我个子矮，坐不到车座上，就“掏裆”骑。

到了春节前夕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要车钥匙了，因为要到西单采购。西单菜市场是北京市最大的菜市场，限量供应的春节物品齐全并能够保障供应（只要有耐心排队）。为了满足春节供应西单体育场都搭上了棚子，整个体育场彩旗飘飘，高音喇叭播放着喜庆的音乐。
我和院里的孩子骑车结伴而行到了西单体育场，这里是人山人海和天安门集会有一拼。购物的人群是神龙不见头也不见尾，但是我们并不害怕，我们几个小朋友分别排队(买鱼、肉、鸡、蔬菜、烟酒、糖果、副食、甚至花生瓜子都需要分别排队)，到时候穿插着买。

在排队的同时还可以抽空做游戏，男孩子一般玩扔沙包、踢毽子、捉迷藏，女孩子玩跳皮筋。体育场上有数以千计的同龄孩子们，他们不需要彼此介绍认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买东西相互关照，玩起来也毫不拘束。这里是我们欢乐的海洋，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欢乐谷。

正当我们玩的高兴时，一块玩的一个小姑娘突然失声痛哭起来，原来在玩的时候她把副食本弄丢了。这件事在当时每一个家庭都可以算是犯了弥天大罪了，家长怎么处罚都不为过。要知道副食本丢了全家春节基本上是没法过了，不仅如此，在补办期间的副食也没有了，这在那个“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里，对哪一个家庭都难以承受大灾难。
“同伴有难，大家有责”，我们大家分头去找。玩的地方、柜台、警察岗亭、体育场值班室…….想到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在西单失物招领处找到了那个小姑娘丢失的副食本。小姑娘自然对我们是千恩万谢，可是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时间耽误了，我们都没有买全副食本上春节供应的物品。

特别我，临出家门时姐姐千叮咛万嘱咐要买点黄瓜（每年春节，黄瓜炒鸡蛋这道菜必不可少），尽管是冻的，可是现在，连冻的黄瓜头也买完了。
正当我沮丧之时，同伴让我到崇文门菜市场再看看。天已经擦黑，我赶到了崇文门菜市场，这里人不多。在一处非春节供应点我看到了我想买的黄瓜，它们竟然没有冻，顶花带刺，碧绿碧绿的。这是黄瓜吗？怎么长的和夏天吃的黄瓜不一样呢？水汪汪的酷似“娇花照水”，其美丽漂亮怎么形容也不为过。

一打听价钱，我倒吸了一口冷气，黄瓜不论斤卖，一根3元。我黯然神伤的瞥了一眼美丽漂亮的黄瓜准备离去，这时售货员调侃道：“小朋友，这黄瓜可是坐飞机过来的，你没有坐过飞机吧？吃了它就等于你坐了飞机一样。”我动心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毅然拿出了父亲给我买菜的钱包买了一根。
我怀揣着黄瓜兴冲冲的回到了家中，家人见了无不夸赞我买到了这么好的黄瓜，可是一问价钱，脸都垮下来了，骂声不绝于耳。母亲恶狠狠说：“你还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呢，过去大地主家过年也没有你奢华（她们家以前就是大地主）。”

我默默的忍受着。可是当父亲切开黄瓜以后，家里厨房、卧室、客厅到处弥漫着黄瓜的清香，家人纷纷探寻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沁人脾肺。更令人神奇的是这种清香长时间的笼罩在家中，以至于前来拜年的亲戚、父母亲的同事、朋友都为这清香气味交口称赞。那天晚上我真的做了一个梦，我做上了飞机。

现在的工资怎么说比那个时候也涨了100多倍，按等比计算，要是一个黄瓜卖300多元，我肯定还是不会买的，现在折扣好时都可以买一张海南机票了，敞开吃。但是，具有那个春节黄瓜的清香味，可能再难寻觅了。

第十一篇 听自己讲那过去的故事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听的歌曲，那时候，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我依偎在外婆怀里，听她讲那过去的事情。外婆的故事都是些日本飞机轰炸、逃难、要饭、如何过日本人和国民党封锁线到延安找我母亲的事。这些过去的故事，讲着，讲着，外婆永远的离开了我。
月亮依旧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外婆离开我以后，我又缠着父母，让他们给我讲过去的故事。他们曾经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军人，特别是父亲，有一个老式的牛皮作战军事指挥包，据说是专门装军用地图的，我想，他们一定有我最爱听的打仗故事。可是母亲却调笑父亲说：“你爸爸不懂军事，攻城略地一窍不通，撤退逃跑却是行家里手，他的地图是用来撤退用的。”父亲也反唇相讥：“带着你们这些医院不会放枪的卫生兵和伤病员能跑出敌人的包围圈就不错，一个也没有被敌人俘虏，这就是最大的军事胜利。”
后来母亲曾经讲过，其实你爸爸那时候挺不容易的，医院安顿下来，他除了完成救死扶伤工作之外，唯一的爱好就是看地图。他没有受过军事教育，就凭着战场上缴获的地图、教材一点一点的在战争中学习军事。那时候解放区和敌占区犬牙交错、瞬息骤变，带领着这支非武装部队和一个排的警卫部队巡回医疗更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一旦受到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不能顺利的跑路，这支部队无异于待宰的羔羊。从这个意义是讲，父亲通过自学军事还是有点军事才能的。不过，“跑路”毕竟不是抗日战争的主流，为此他也很少提起那段“苦难的历程”。这些过去的故事，听着、听着，父母也先后离开了我。
现在很少看见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我也到了有资格讲过去故事的年龄，但是我不愿意把我过去事情讲给我的孩子，我知道他肯定不理解也不喜欢听。故事内容、听了让人喜欢不喜欢都是有代沟的，从小玩变形金刚长大的孩子怎么会知道我们小时候拍三角、斗蛐蛐的乐趣呢？我的故事只想讲给我的同龄人听，生活在同样的时代才会带给我们同样的感受，同样的渴望也才能唱同一首歌。

陶然亭公园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去过的公园。该公园，位于北京市南二环陶然桥西北侧，这是一座老北京最早的公园之一。50年代末期我们家搬到西经路2号院，该地域离陶然亭公园有4站地的距离。记得那时候到了周末或是节假日总想让父母带着去到陶然亭公园玩玩，可是他们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推辞。

后来长大一点，我决定和住楼下的小朋友-胖子一起结伴而行，可是胖子家保姆听说以后极力阻拦，保姆是老北京人。她说陶然亭公园没有什么好玩的，解放前就是一个水泡子、乱坟岗子，埋死孩子的地方，阴气重，男孩子可不能去那里。去了会得怪病。保姆的话虽然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我们不信，可是她说陶然亭公园没有什么好玩的确实打消了我们去玩的念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于1959年在北京举行。为此，北京市在陶然亭修建了陶然亭游泳场。游泳场规模很大，包括:比赛池、跳水池、练习池和儿童池，据说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游泳场地，全运会结束以后，为了全民健身开始对外开放。
第一次去陶然亭游泳场是和院里大孩子一块去的，他带着我和胖子从西经路2号院走到陶然亭游泳场，排队买票。学生票5分，可以游2个小时。

进了游泳场就被这片“浩瀚”水域震惊了，深怕掉到水里淹死，我和胖子只敢在儿童池玩。过了一会，大孩子走过来把我和胖子揪出了儿童池，领到练习池，不由分说就把我们俩推了下去并说，带你们到这来不是让你们玩水的，是学习游泳的。明年争取把深水合格证考下来，那时候我可以带你们到深水区游泳，那才是游泳的地方。

院里大孩子的话就是命令，只能执行，这是当时院里孩子们普遍遵守的潜规则。尽管我和胖子在练习池呛直咳嗽也不敢上来，不过最终没过多长时间，我们都拿到了深水合格证，这是后话。
游完泳，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路过了陶然亭公园，我们从马路对面望去，陶然亭公园一片破败景象，周边用竹篱笆围成，竹篱笆时断时续，到处都是千疮百孔的破洞，里面好像更为荒凉。“这是陶然亭公园，没来过吧？走吧，我带你们看看。”说着，大孩子把我和胖子带进了公园。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去的陶然亭公园？令人失望以及。

我们从破洞处进入了陶然亭公园，走进公园以后，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各种千姿百态的古木奇树，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有些枯树，树干上已经没有了枝叶，但是树根还是牢牢地扎到地里，渐渐变粗，支撑着枯树不倒，有着枯木宁死不屈的奇特感觉。

枯树上还缠绕着藤子，藤子长得枝叶茂盛，越长越粗，越长越宽。我想可能是藤子的附着把树绞死了，形成了自然界独特的植物绞杀现象。风有时能带动藤子飘动，好像给枯树增加一些活力，在迎风起舞，猛的一看像一个魔鬼要抓什么似的，看了让人不寒而栗。此外，走在公园内的土路上，也可以看到纵横交错如蛟龙盘绕的地面根，上面附生着地衣、苔藓。
第一次进入这样的环境心情感到很刺激同时也有点害怕，总觉得公园里会不会里潜伏着什么奇异而危险的动物。当时，我主要害怕的是昆虫，特别是植物上爬着了咬人的大蚂蚁、蜘蛛。地面潮湿的树叶层下是又滑又软的泥浆和腐烂的木头，有时会有四脚蛇出没。公园到处都是一团团的藤蔓和乱七八糟匍匐的植物，经常会绊脚。

走不远我们便来到了陶然亭湖边，湖水的水清澈见底，四周长着芦苇和不知名的水草。在湖边，我不由地摸了一下湖水。湖水真清凉，手触水的一瞬间，一种凉爽的感觉直沁肺腑，我全身有种说不出的畅快。湖边不时有清风吹来，风中还夹带着丝丝香气，我们沿着湖边又走了一段，再向四周望去，眼前一片明艳，在湖边竟然开放着无数的花，红的、粉的、黄的、紫的.......香味扑鼻，令人心旷神怡。
再往前走是一片灌木丛，灌木丛中有几棵大树，树木的枝梢交错着，伸展开来的繁盛的枝叶如碧绿的伞盖，把蓝天遮了个严严实实。不知道这是什么树，它的树皮是墨绿色的，粗壮的树干也盘着怪藤，奇形怪状像龙一样在树干上盘绕着。微风过去，枝叶发出簌簌的响声，恰如龙的叹息声。天空上阳光灿烂，从没有丝毫云朵遮盖的天空直射大地。阳光从树盖的缝隙穿过时，如同一条利剑划破黎明前的黑暗。阳光透射之处，树木交错断裂。 我们不敢再往里走去，看到湖边有几个人在钓鱼，还有几个人在围观着什么，好奇心促使我们走了过去。走过去我们看到了一条一尺多长的水蛇正在吞噬一只青蛙，水蛇是褐色的，瘦小的像一根绳子，不过它嘴里正在吞噬一只大青蛙。水蛇竭尽全力在向里吞，青蛙已经被水蛇吞了一半，但是青蛙两只后腿在用力的向后蹬，力图摆脱水蛇的吞噬。
水蛇和青蛙都在较劲，一时间胜负难料。人们往往都是同情弱者，有人在用树枝抽打水蛇，试图解救青蛙。水蛇被抽打的片体鳞伤、四处翻滚，但是它绝不松口放开青蛙。是呀，这就是自然界的食物链，水蛇就是靠吃青蛙为生的，在自然界只有你所在食物链的位置，没有什么强大、弱小之分。要说同情，我还是同情水蛇，那么小的一条水蛇，可能刚离开妈妈就要独自捕食，竟然对那么大的青蛙发动攻击，这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特别是已经伤痕累累，仍然“咬定青山不放松”。
人群中有人不让再打水蛇了，理由是即使把水蛇打死了，青蛙也活不了，不如看看这个小水蛇是如何吞噬那么大青蛙的。自然界太血腥了，情何以堪，我不想看了。这里到处充斥着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不过眼前这一幕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有所感悟，由于食物链的位置不同，小的也可以吃掉大的，这与力量大小无关。同是两栖动物，小水蛇可以吞噬大青蛙，而大青蛙却不能吞噬小水蛇，这是上帝给的权力。不久，天快要黑了，我们不得不离开了陶然亭公园。

后来在暑假期间，我和胖子几乎天天到陶然亭游泳场游泳，但是路过陶然亭公园时没有再进去一次。那时候我们向家里要一毛钱，走到陶然亭游泳场游泳，花五分钱买游泳票，然后花五分钱坐公共汽车回家。不过，我们一般不舍得花钱坐车，而是买一支五分钱奶油冰棍，一边走一边吃。头顶着洗干净、湿漉漉的游泳裤，到家游泳裤也干了。
转过年来，我和胖子又升了一个年级，在我们课程里又增加一门新的学科——自然课。自然课，那是打开我们幼小心灵走向科学的钥匙，唤起了我们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一条条江河奔腾不息地流入大海，揭示了大自然的无穷力量。一簇簇绽放的各种美丽鲜花，让我们感到生活绚丽多彩。一抹抹朝霞和夕阳的轮换，我们学习到了大自然周而复始的规律。一片片落叶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不过，让我和胖子最感到不可思议的还是自然界中物种的变化，青蛙竟然是蝌蚪变的。一个是两栖动物用肺呼吸，一个是水生动物用鳃呼吸，最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发生了生命体质的突变，这一切又是怎么可能发生的呢？
“童年”的歌词真实的反映了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尽管我们知道“水彩蜡笔和万花筒
画不出天边那一道彩虹”但是我们不知道“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我和胖子决定到陶然亭公园湖边去捞一些蝌蚪回家观察。
很快，我们用苍蝇拍做成漏勺，带上一个玻璃罐头空瓶。每次游完泳回家路过陶然亭公园时，从破篱笆墙进去，到湖边捞蝌蚪回家观察。不过“科研结果”并不理想，小蝌蚪捞回家不长时间就死了，没有看到蝌蚪是如何变成青蛙的。好在陶然亭公园湖里有成千上万的蝌蚪在游弋，我们试验用材取之不尽用之不完，何况我们是游完泳顺路捞的，所以每次的失败我们并不气馁。
一次，当我们游完泳顺路又想进陶然亭公园捞蝌蚪时，突然发现我们每次进公园走过的破竹篱笆墙用新竹篱笆补好了，刷上了绿油漆。我们只好顺着竹篱笆往前走，一会走到了公园正门，这儿有一个新盖的木板房，写着“售票处”三个打字。“公园注意事项”要求进公园需要购票，每人每次三分。
胖子看完之后十分恼火，对我说：“就这么一个野公园，用篱笆一围就收费，真不合理。别说没钱，有钱也不想给他。”我嘲笑道：“是呀，有钱还不够你吃冰棍的呢，走，回家吧。”
胖子不死心，带着我又往前走了一段。终于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破篱笆洞，显然这是刚刚被人破坏的，于是我和胖子就钻了进去。就这样钻了几次，我就不愿意再钻了。那时候我穿的衣裤大多是姐姐穿小了改制的，尽管我也有国家给我的布票，但是那时候的家庭有几个舍得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做新衣服呢？姐姐穿过的旧衣服虽然没有破，但是已经没有那么结实了，一旦剐蹭，就会出现很大的裂口，补都不好补。
钻公园的竹篱笆洞，一不小心就会剐蹭，为此回家后我没少挨骂。后来我就在篱笆墙外等着胖子，他捞完蝌蚪我们一起回家。
一次我和胖子游完泳走到篱笆墙洞口处，胖子拉着我说：“走，我带你从正门进去。”“干嘛花那冤枉钱？”我不解的问道。胖子神秘的冲我耳语一番，我有些惶恐，不敢相信。“走吧，看我的。”胖子催促道。

陶然亭公园西门有一个木板房的售票处，游客买票就可以从售票处旁边小门进入公园。此外，在公园门口外不远处有一个木箱，游客也可以投币入园。按规定，不能投纸币，只能投硬币并且不找零，因此只能投一分硬币3枚。硬币投入木箱中会和木箱里已有的硬币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公园管理员在售票处就可以听到响声，由此来判断游客是否买票。
胖子在公园远处捡起3个小石头子，然后大大方方的走到箱子前边，将小石头子顺序投入箱中，石头子投入箱中撞击到箱里已有的硬币也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他旁若无人的进入了公园并向我招手示意。胖子的表演让我惊呆了，尽管当时心里特别害怕，可是还是按着胖子的示范进入了公园。进入公园以后，害怕、紧张的感觉荡然皆无，接踵而来的是一阵阵的兴奋，这游戏太刺激了，太有意思了。
胖子一边走一边得意的说：“遍地都是钱，看你捡不捡。”我也若有所思的说：“胖子，这遍地都是钱是不是就到共产主义社会了？”。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是我和胖子每次游完泳回家总是争论不休的话题。那时候游完泳肚子饿的特别难受，我们不舍得花钱坐车回家，买一根冰棍一边吃一边走。结果还没有到家，冰棍就吃完了，肚子更饿了。
这时候我们开始幻想要是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就好了，吃喝管够。到那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尽管我和胖子都有不同的梦想，但是有些想法还是统一的。那就是大街上马路牙子是月饼砌的，路边上水管子里流的都是牛奶，我们可以边走边吃。就这样一边憧憬一边胡说，不觉得饿了，不知不觉就走到家了。
第一次看到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资料还是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放暑假不能在学校吃午饭了，于是我每天中午到父亲单位食堂打饭，然后到他办公室一起吃。一次我把打完饭放在他办公室茶几上等他一起吃，这时父亲正好不在办公室，我发现茶几上有一本“内部资料”。我正要拿开，却发现这竟然是一本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理论方面的大讨论资料，这不是我和胖子饿的时候总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吗？好奇心使我看了起来。
里面大部分理论问题看不懂，不过记住了实现共产主义的3个必要条件，1思想觉悟的提高，2物质条件极大丰富，3按需分配。讨论者对按需分配不同意见最多，我一边看一边担心，要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根据需要吃月饼不管够怎么办？那共产主义还有什么意思？我正胡思乱想呢，一只手把资料合上了，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来了。我看到他阴沉的脸色，知道他要训斥我了，不过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了解了解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何错之有呀？
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不过从此以后采取了措施。他不在办公室时，办公室工作人员不再给我开门，此外，我们吃饭也改在他办公室套间小会议室里就餐并且吃完饭就让我赶紧离开。看来，尽管我小小年纪，父亲对我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还是认可的。
在公园里，胖子伸出大拇指赞叹道：“没错，这肯定是共产主义。”于是我们俩高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向着胜利勇敢前进。”突然歌声戛然而止，胖子疑惑的问道：“要是到了共产主义遍地都是钱，那钱还有什么用呀？”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这显然是一个悖论。顿时我们俩都有点沮丧，看来共产主义可能并不是向我们想象的那样。
从这以后，我们每次游完泳都要享受一下我们想象的“共产主义社会”生活，有时到公园抓蝌蚪，有时不抓蝌蚪，就在公园门口转一圈。不为别的，就为了听金属硬币撞击声，心情就无比的愉悦，仿佛上天在给我们弹奏一曲美妙的交响曲。真是“美曲不绝于耳，终有曲尽人散之时”，记得那天天气阴沉，我和胖子游完泳不知不觉又来到了陶然亭公园门口。
我们俩捡了几颗石子正准备进去，突然发现有一个老头站在箱子旁边，平时老头都是呆在售票室里卖票，偶尔出来转一圈，绝对不会在箱子附近站着不走的。我拉了拉胖子衣角悄声说：“今天帝国主义反攻倒算，别过共产主义生活了，回家吧。”胖子不死心，说“再等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老头丝毫没有走的意思。这时胖子毅然决然的向我挥了挥手，然后走向箱子。只见他若无其事的走到箱子旁边，从裤兜里掏出三枚石子从箱子投币口投到箱子里。出乎意料的是没有听到硬币的金属撞击声，而是三声石子撞击木板的“咚、咚、咚”声，这声音犹如晴天霹雳，我和胖子顿时呆若木鸡了。原来，箱子里的硬币刚刚被收走，我们俩正好赶上了。
说时迟那时快，站在箱子旁边的老头一把抓住了胖子手腕，胖子反应也是十分灵敏一个反关节从老头手中挣脱出来。让我惊奇的是胖子并没有跑，我知道胖子在我们院子里是打架的高手。所谓高手并不是每次打架都能赢，胖子思维敏捷、判断力强。在院里打架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从来没有吃过亏。看来这次胖子并没有把老头放在眼里。胖子的反抗使老头怔了一下，说：“小子，有两下子，还敢跟我滋扭。”
胖子不甘示弱的问：“你干嘛抓我？”
老头手指着胖子说：“别跟我装傻充愣的，干嘛抓你，你干什么了你心里不清楚？”
胖子头一歪，坚定的说：“不清楚。”
老头指着箱子说：“你往里扔的什么？”
“石头子。”胖子的坦然让老头感到意外。
“嘿，非得让我给你说穿了是不是？你扔往箱子里石头子干嘛？你是不是不想买票混进公园？”
“我不想进公园，就想投石子玩。”胖子开始耍赖了。看着胖子的窘境，我也冲上来帮忙说：“就这破公园谁愿意来呀，整个一个臭水泡子乱坟岗子......”
“没你事，一边去。你少在这儿起哄。”老头吹胡子瞪眼指着我。
“你，”老头指着胖子“跟我到办公室去。哪个学校的？叫你们老师来这儿领人。”
老头的大话并没有拍唬住胖子，他笑了笑也指着老头说：“我凭什么跟你到办公室去呀？大爷，您算干嘛的？”
听了胖子这句话老头来了精神，用手一拍胸脯高声说道：“我算干嘛的？说出来吓死你，公园里专门抓坏蛋的——陶然亭公园管理员。”
胖子戏笑道：“大爷，就您这身板还抓坏人哪？再说了，您在公园里抓坏人，我在公园外边，碍您什么事了？”
这句话似乎激怒了老头，他上来又要抓胖子。胖子早就做好防备，后撤一步拉好了架势，同时我也向前一步，准备随时支援胖子。老头审时度势，觉得玩硬的，对付这两个半大孩子还是软点，玩软的这两个小子还挺能说，于是决定放弃了。
他放下一句狠话：“你们俩小子有种在这儿等着，我这就给公园办公室领导打电话，有什么话跟他们说去。”说完他转向售票室走去。胖子看着老头的背影还不依不饶的逗贫：“别呀，大爷，干嘛给办公室领导打电话，直接给派出所警察打呀，咱爷俩手拉手过一堂。”老头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气的胡子都翘起来了，用手指着我们俩说：“行、行，我算认识你们俩了，以后别让我在公园里碰上，碰上整死你们俩”。说完，重重的把门关上了。
从此以后，我和胖子不再去陶然亭公园了，我们放弃了观察蝌蚪是如何长成青蛙的“科研”研究同时也放弃了遐想“共产主义社会”的体验。
许多年以后再去陶然亭公园，公园已经焕然一新，公园门口墙壁上赫然书写着唐代诗人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十四个金光闪闪草体大字，从而增加了公园的文化氛围。陶然亭公园内修建了华夏名亭园，形成"园中之园"并精选国内名亭仿建而成，其中包括"醉翁亭"、"兰亭"、"鹅池碑亭"、"少陵草堂碑亭"、"沧浪亭"、"独醒亭"、"二泉亭"、"吹台"、"浸月亭"、"百坡亭"等十余座。
亭景结合，相得益彰。流连园内，有如历巴山楚水之间，或游吴越锦绣之乡的感觉，历史文化内涵更加深邃。园内其他地方也是林木葱茏，花草繁茂，楼阁参差，亭台掩映，景色宜人。还新修了湖心岛、锦秋亭，其地为花仙祠遗址。亭北山麓静谧的松林中，有著名的高君宇、石评梅墓。天翻地覆的景色变化让人赏心悦目，只是人为色彩重了一点。
我现在退休了，我觉得儿时憧憬的“共产主义社会”基本实现了，儿时想象的实现“共产主义”我的的三大因素是1公园随便进、2牛奶随便喝、3月饼随便吃，如今都实现了。公园随便进，我有“老年卡”。牛奶随便喝，我的退休金支持我敞开喝牛奶一点问题也没有。唯一遗憾的是月饼不能随便吃了，大夫说我患有糖尿病，禁止我吃月饼。
尽管这样，逢年过节我还是要吃上四分之一牙儿月饼，只不过放进嘴里不像小时候那样狼吞虎咽吃进去，而是放进嘴里不用牙咬，让唾液慢慢将月饼溶解，这样可以使月饼的美味与舌头上的味蕾多停留一段时间，让我好好重温一下儿时的渴望。此时，我不由得想起在父亲办公室看到的那本共产主义理论方面的大讨论资料关于按需分配的争论，我彻悟了，我现有的是我需要的，社会以不同方式分配给我了。我现在没有的是我不需要的，社会也不会分配给我，即使分配给我，我也受用不起。就像月饼一样，尽管我十分渴望，但是那已经不属于我的需要了，即使社会分配给我，我也得送人，送给需要的人。

第十一篇 我住过的西经路2号院

我小时候住在南城天桥附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老北京南城是穷人居住的地方。特别是天桥一带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老舍的一部“龙须沟”把天桥一带人土风情描写的淋漓尽致。日伪时期，日本人在先农坛“庆成宫”附近修建了一批平房用于医学研究，其中包括动物房、实验室、研究室和他们的研究人员的住房。解放以后，我国开始在此基础上建设我国的医学研究的科研机构，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就成为我们医学科研人员的住房，我小时候就住在这里。由于房子的外墙都是用红砖砌的，我们俗称“红房子”。
随着我国医学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相关专业的海外学子、专家教授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红房子”的接纳能力已经捉襟见肘了，迫切需要盖一批住房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这里包括研究单位的学部委员、一级教授也挤在“红房子”里。我的父亲洪引是当时研究所主要领导，于是打报告给医科院要求为这些高级专家盖住宅。父亲最初想法是仿照东单协和专家小楼的设计，在南纬路2号院内盖一片卫生专家宿舍小楼，不过最终遭到了卫生部的否定，但是解决专家住房问题还是肯定的并批了经费。
有了经费还需要经过国家建委批复才能盖房，建委以“设计图纸等技术原因”未能批复。父亲没辙了，情急之下找到了单位援华苏联专家帮忙。苏联专家住在我们家后边平房里，家里有一个和我一样大小的苏联小姑娘。她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院里的孩子都不理她。她出来玩总是抱着一只猫，这是一只从苏联带来的猫，长得怪里怪气，像一头狮子。我当时也养了一只猫，黄猫带有黑色条纹像一只老虎。究竟是狮子猫厉害还是老虎猫厉害这是我和苏联小姑娘经常用肢体语言争论不休的问题，看来还是狮子猫厉害，她父亲找到了在建设部援华苏联专家，没费多大事问题就解决了。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西经路2号院很快就建成了，专家们陆续入住。西经路2号院是三面楼房一面围墙闭合式苏式建筑，可以容纳24户入住。西南角有一个锅炉房，冬季给住户供暖，每个星期六6点到8点烧热水供住户洗澡。挨着锅炉房靠西墙根有一个平房作为传达室，内设一部电话供专家们使用。院子从大门到各个单元门口有水泥路相连，其余的地方为裸露的土地。
梁晓天教授（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正值年轻，试图把西经路大院建设成西方洋楼花园，自告奋勇担当起“园长”工作。他带领大家平整土地、除草，然后种上各种花草树木。
在梁教授的带领下，一个酷似西方欧美洲小花园诞生了。周边绿草如茵，花坛坐落在院落中间。一到夏季百花争艳，丁香花的香气、槐树花的香气此起彼伏，沁人脾胃。院里的石榴树、樱桃树果实累累。从树影婆娑之间望去，三层楼房若隐若现，似乎置身于国外的花园洋房之中。
这些美景都是梁教授带领我们院里这帮半大孩子义务劳动的成果。那时候一到星期六梁教授以“园长”的身份就在院里招呼，星期天一家出一个人在院里和他一起义务劳动。真烦死他了，就那么一点玩的时间还得跟他一起干活，而且梁教授干活像他做学问一样，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看到我们哪儿干的不好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数落:“还红领巾那，工作那么不认真。”嘿，真把我们当他的工作人员了，我们背后都叫他“梁事妈”。梁教授有一个女儿，很小，如果她在院里玩，我们没事就做鬼脸逗哭她，报复梁教授。
60年代初期，国家遭受了自然灾害，粮食不够吃。梁教授不能再让大家陪他种花养草义务劳动了，他把以前种的花草树木全毁了。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他把花园改成菜园子了，一家分了一块地。从此，西经路大院的城市花园、楼房呈现出一片农村田野风光。那时候西经路尚属城乡结合部，农民经常挑着担子到院里卖各种秧苗西红柿、黄瓜、豆角、辣椒......还有刚刚孵出来的小鸡、小鸭。
梁教授不再督促我们义务劳动了，我们有事没事就往自家那“一亩三分地”跑，除草、施肥、浇水，喂鸡。开始什么也不会干，跟着大人学，慢慢就全会干了。看来“三自一包”作用不小，活再苦再累没有人抱怨。我们这帮孩子在实践中学到不少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感觉到农民一年四季真是不容易。
下棋
我家楼下住在周葆珍教授，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硕士，建国初期回国。他的大儿子和我同岁，一个单元楼上楼下的住着，我们自然就成了好朋友。由于他小时候长的壮实，院里的孩子给他起外号叫“胖子”（其实我那时候也不瘦）。我小时候不懂事，去周教授家从来不敲门，推门就进，一直到胖子的住房。胖子一人住一个房间，住房兼餐厅。

那时候有2件事让我对周教授家羡慕不已，（1）有时候我找胖子玩正赶上他们全家吃饭，我坐在胖子的床边等候，看着他们全家坐在一个四方桌（胖子有2个姐姐一个弟弟）吃饭，5-6个菜，全家吃得津津有味，其乐融融，真有家的味道。不像我们家，姐姐住校，母亲在单位吃，我中午到父亲单位食堂吃，晚上把中午剩的一热，在厨房就对付了。（2）在吃饭时，孩子们提出一些数理化不懂的问题，周教授都能给他们一一解答，而且一板一眼的从根上推导，听着让我受益匪浅。
一次中秋节，晚饭周教授喝了一点葡萄酒。饭后照例大姐洗碗，二姐收拾，胖子看着父亲高兴趁机提议：“爸，来盘象棋？”周教授斜了胖子一眼说：“就你那两下子，不下。”“我跟虎子我们俩下你一个人，如果输了，输你一块钱。”胖子急赤白脸的说。

我了解胖子，兜里一分钱也没有，输了准耍赖。说着胖子就把棋盘打开，棋子摆好。也不管周教授乐意还是不乐意，接着又说，“爸，你是大人，得让我们点子”。事已至此，就当过节配孩子玩玩吧，周教授半推半就坐下了并大度的说:“那就让你们一个车吧。”“那哪行？让车、马、炮。”胖子不由分说就把周教授棋盘上车、马、炮一并拿下去，攥在手里。“你......这不是强盗吗”周教授有点不高兴了。
“虎子你上。”我知道别看周教授让了车、马、炮，我这两下子也不是周教授的对手，别自讨没趣。胖子看我不动地方，又说“你怕什么，有我给你支招呢。”胖子的臭棋我是领教过的，听他的招只能输的更快。“输了算我的还不行。”胖子真急了，不由分说把我推到椅子上。
不出所料，棋局从开始的优势逐渐持平，然后变为劣势。周教授时不常的设一个小圈套，把我们子力掠杀了。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胖子使出了杀手锏-悔棋。周教授不高兴的说：“一个下棋，一个悔棋，你们俩到底谁下？”胖子蛮横的说：“虎子下，我支招。输了算我的，我不能眼看着他走臭棋。”尽管如此，输棋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胖子悔棋开始变本加厉，悔棋也不是只悔一步棋，而是三步、四步的悔。周教授终于按捺不住了，把棋盘一推，站起来要走。
这时，胖子也站了起来，双手一拦说：“爸，就这么走了？”周教授以为胖子还想下完这盘棋，于是告诫道：“下棋输赢不是主要的，要养成好的棋风，再下可不准悔棋了。”胖子笑了笑说:“爸，下不下是您自由，可是棋还没下完您就走，就等于您认输了，掏一块钱吧，您内”。周教授终于知道了胖子下棋的目的，怒不可遏，“你......你简直岂有此理。”胖子拉着他父亲的衣角央求道：“爸，您是大人，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呀。”
周教授磨不过胖子，扔下一块钱走了。周教授前脚走，后脚胖子拉起我，连拉带推到了他家门口。“赶紧回家，”说着把一块钱塞到我手里“一会我妈知道了非得把这一块钱要回去不可，明天下午放学永安路商场见。”胖子妈妈不像周教授对胖子那么温文尔雅，气在火头上，抄家伙就搂头盖脸。
如约而至，第二天放学以后，我们在永安路商场大门口见了面。永安路商场当时在我们住地是最大的商业中心，包括永安路百货商场和永安路副食品商店。尽管在“困难时期”，商店里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一片繁荣景象。如果要想买这里的商品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副食本、各种票证，这里商品大多是凭票、证限量供应的。不过，随着国民经济逐渐好转，最近开了一个议价柜台，不要票、证，但是价格不菲。

我和胖子一进门就被柜台上一把洋瓷壶吸引了，瓷壶嘴冒着热气，一股浓郁的奶香四溢，让人魂不守舍。热牛奶，久违了。进入“困难时期”以来，牛奶开始限制供应，70以上老人和三岁以下儿童可以订一磅牛奶。西经路院属于专家、高级知识分子大院，受到国家政策照顾，每家每户可以订一磅牛奶。我父亲认为我们家虽然也住在这个大院里，但是不属于高级知识分子范畴，因此不能享受这个照顾，不让订（瞧，那时候人就这么耿直）。

胖子家订了一磅，胖子有一个弟弟，小时候长得瘦弱，显得头大，我们给他起外号“大头”。自然这磅牛奶是周教授和胖子弟弟的了，没胖子什么事。胖子的事就是每天到传达室取牛奶，送牛奶空瓶。特别到了夏天，忘记取奶，牛奶就坏了。忘记把空瓶送回去，第二天人家就不给你送奶了。由于贪玩，胖子有时忘了，没少挨骂。为此，胖子颇有微词，“喝奶没我，挨骂有我。”
报复性消费是一定的了，“两杯牛奶”胖子说完把钱递了上去。售货员满腹狐疑的看着我们，一边倒牛奶一边还不放心的说：“这可1毛5一杯呀”。看着我们递上的钱似乎更不放心了，我们和这里的大多数售货员都是半熟脸，平常到这儿总是买2分钱醋、5分钱酱油的主儿，而且手里拿的基本上都是硬币，今天竟然拿了一块钱纸币消费，越来越觉得我们的钱不是好来的。
胖子一边喝着牛奶一边在琢磨下一个购买商品，看着售货员的眼神，我心里极为不舒服，售货员那犀利的目光没事也能给你看犯了事，品尝牛奶美味愉悦心情荡然皆无。喝完奶，我不管胖子愿意还是不愿意把他拉出了商店。出了商店，胖子露出鄙夷的目光，“瞅你那怂样，有钱都不敢花。”“不是，我想带你吃肉肠去”我连忙解释道。“得了吧，没有肉票到哪里吃肉肠?”胖子不相信。“跟我走吧”不由分说我拉着胖子离开了永安路商场到了街南口把角的小酒馆。
还没有进小酒馆，在外边就闻到了酒香，真是“隔墙三家醉，开坛十里香”。小酒馆只有十几平方米大小，内设2个简易桌子和长条凳子，柜子上有2个酒缸。这儿不卖整瓶酒，一个坛子是高档白酒，1毛5一两，基本无人问津。另一个坛子白酒是7分一两，这是大众消费型白酒。柜台另一边有一个小玻璃柜台，里边有几样下酒菜，分为2个档次。低档的是一小盘花生米或是拍黄瓜，5分钱一盘，高档的是一个鸭头或是一截粉肠，1毛钱一盘。
到这里喝酒的基本都是蹬三轮的、拉排子车的体力工人，他们穿着打着补丁的坎肩，有的光着膀子，肩膀头上搭着一块擦汗毛巾。喝酒，他们都是自带酒杯，一个喝水用的搪瓷缸子，车子停在门口，进门高喝一声：“2两”。那声音回肠荡气，发自肺腑，仿佛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酒友们回头张望，相互寒暄。尽管几分钱的下酒菜，他们也不舍得花，干喝。本来嘛，喝的是酒香，不过有时候他们也自带下酒菜，几瓣蒜、或咸菜疙瘩什么的。
我和胖子到这里来主要是吃粉肠。那时候的粉肠是名副其实的，没有肉，用淀粉、猪油及各种香料灌制而成，但是吃到嘴里却和吃肉的感觉是一样的，让人回味无穷。我和胖子一人端着一盘粉肠一边贪婪吃着一边还吧嗒嘴，猛然间看到了酒友们不友好的目光。是呀，他们的酒桌上只有几瓣大蒜、几片咸菜下酒，这两个毛孩子竟然吃粉肠，跑这来炫富。这巨大的反差，我们不敢再吧嗒嘴了，悄悄吃完粉肠，溜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人们生活水平低，大多数人都比较朴实，看不起所谓“有钱人炫富”，偶尔疯狂一下，还真得搂着点。

打牌
汪德晋，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中央卫生研究院卫生工程系主任，住在周教授对门。汪教授个子不高，头发花白稀疏但是老先生打扮却一丝不苟。上身穿花格衬衫，下身背带裤，脚上黑皮鞋，神气十足。汪教授有2个姑娘，在上大学，汪教授家由于没有和我们同龄的孩子，尽管一个单元楼上楼下的住着也没有什么交往，偶尔在院里遇到只是礼节性问候。
一天，我和胖子在单元门口小花坛边打扑克，汪教授恰巧路过。当时，我和胖子都有一个毛病，学习上马马虎虎但是打牌却十分叫真，至于怎么出牌，出牌顺序，我们俩经常争论不休。汪教授看我们俩为出一张牌争的脸红脖子粗的不禁停下脚步问道：“小朋友，玩什么牌呢？”胖子头没抬的说“争上游”。“会玩桥牌吗？”他又问道。“不会”我和胖子一起答道。“我教你们吧。”也许汪教授看到我和胖子玩牌那个认真劲觉得“孺子可教也”不由分说把我和胖子拉到他家。
虽然汪教授家和胖子家住对门，可是我们一次也没有去过他家。他家一进门就是客厅，客厅放着一架钢琴，还有电视机、沙发，特别是紫红色的地板打着蜡，油光瓦亮能把人影照出来。我和胖子自惭形秽，不敢进屋。倒是汪教授十分热情，把我们拉进了屋子，然后搬茶几，拿牌一通忙活。
汪教授教我们打桥牌确实认真负责，一板一眼。他教我们“意大利叫牌法”，讲授时还穿插着英语，玩牌时不许喧哗、不许说话，连叫牌也要用笔写，叫牌用英语字母大写第一个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注明。汪教授打牌很绅士，打牌时给自己倒上一杯洋酒，嘴里还叼着雪茄烟。他抽雪茄烟很少吸进去，而是抽到嘴里就吐出来，满屋子雪茄烟味香飘四溢，当然他也没有忘记给我和胖子拿出来特供专家的“高级点心高级糖”。这种过年、过节才能看到的东西，在这里可以恣意享用，当时真让人回味无穷。
和汪教授打牌，东西可以随便吃但是得守汪教授的规矩，洗牌、发牌、计分由汪教授负责，每次1000分一局，绝不多玩。桥牌是四人游戏，我们是三人，有一个空家，叫牌时每人可以看空家4张牌。一旦叫成局或成为庄家，这副牌必须转给汪教授，由他来坐庄、主打。总是拿好牌，汪教授打的顺风顺水，春风得意，脸上荡漾的笑意，仿佛给他又带回几十年前的回忆，想必那时候他和他的牌友对局时，抽着雪茄，喝着洋酒，渡过一个又一个惬意的时光。
对此胖子颇为不满，不止一次的说：“汪伯伯，我们为什么不能坐庄打一次呢？”汪教授总是煞有介事的说：“小朋友学习打桥牌，如何叫牌是主要的，这是基础。牌叫好了，牌自然就会打了。”等汪教授过足了瘾，我们就该回家了。我曾经劝过胖子，我们都是为了不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汪教授为了过桥牌瘾，咱们不是为了吃汪教授的“高级点心高级糖”吗，其他的就不要胡思乱想了。胖子说：“他总是拿着好牌打，没一会就到1000分了，他过瘾了，咱们还没有吃过瘾呢。”于是，胖子开始和我动开了歪脑筋。
后来再去汪教授家打牌，我和胖子开始玩坏了。叫牌时往高了叫，反正也不让我们坐庄，让汪教授宕牌。胖子心更黑，每当此时还怕汪教授宕的少，还要叫加倍。汪教授确实是一个高明的牌手，面对我们设下的陷阱从容不迫，冥思苦想之后总能想一些办法减少损失，有时还能化险为夷，险中取胜。后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我和胖子就不再到汪教授家玩桥牌了。
闯祸
陈学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学博士生导师。陈教授是西经路2号院最长寿的老专家，今年100多岁了，无愧于营养学泰斗的称号。在我的记忆中，他是最后一个搬进西经路2号院的。陈教授搬来的时候，我和胖子正在院里抓蛐蛐。
那时候西经路2号院刚刚建成，院内到处杂草丛生，还没有清理完的建筑垃圾堆积在各个角落。当时抓蛐蛐就是为了斗着玩，那时候的孩子没有什么玩具、更没有视频游戏，我们唯一的玩具就是和大自然同歌共舞，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和大自然的游戏也对孩子的智育开发有着极大的帮助。
入秋以后，皓月当空，星光灿烂，秋虫呢哝，我和胖子要在院子里听“秋虫交响曲”。因为蛐蛐的种类很多，并不是任何一种蛐蛐都可以斗着玩的。我们要用心的听，从声音辨别蛐蛐的种类，从声音辨别蛐蛐的所在的位置，从声音辨别蛐蛐的是否强壮善斗。信息收集完成以后不能马上动手，记住蛐蛐在的大概位置，等到白天抓捕，因为好蛐蛐一般不藏在草稞里而是在砖头瓦砾之中。晚上翻动砖头瓦砾有时会遭到蛇、蝎子的攻击，毕竟西经路2号院就坐落在当时的荒郊野外。其次晚上光线不好，在抓蛐蛐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损坏他的肢体，就是所谓蛐蛐不是“全须全尾”了。抓住这种蛐蛐即失去了观赏性也失去了战斗力，这是得不偿失的。
正当我和胖子按着昨天晚上标注好位置抓蛐蛐时，陈教授坐着一辆三轮车，后面还跟着一辆排子车进了院子。一看就是新搬来的住户，因为排子车上拉着不少生活用具，特别是排子车上还装着石膏像、油画、磁器之类的艺术品。我和胖子不再抓蛐蛐了，被这五光十色、花里胡哨的东西吸引过去了。看了一会儿也看不出所以然，于是兴致索然。不过对于排子车拉东西还是第一次见，我不解的问道“胖子，这排子车是拉着走呀还是推着走？”胖子想了一会说：“不可能推着走，应该拉着走，这样肩膀能使上劲。”
我接着说：“不可能拉着走，排子车进院的时候，我看见师傅是推进来的。”胖子嘲笑我道：“甭犯傻，肯定你推不动，不信你照量照量。”我傻劲一上来，学着师傅的样子，挎着拉带，双手握住辕把，试着推了一下。排子车纹丝没动，胖子嬉皮笑脸的冲我做鬼脸，看着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我赶紧找辙：“这车肯定是推的，只不过车太重，我推不动。你拉一下试试，同样也拉不动。”
胖子傲慢的走了过来，挎着拉带，双手握住辕把，向前拉去。真不含糊，车子竟然被他拉动了。车子动了几步之后，被一个小石头子垫了一下，整个排子车“打了天秤”。胖子一下被吊起一人多高，排子车尾部重重的碰到了地面，发出了磁器碰碎的巨响。胖子被吊在半空中子哇乱叫，我一时也惊呆了，不知所措。关键时刻还是胖子老道，他双手一松，从一人多高的空中掉了下来，摔了一个屁股蹲，然后爬起来就跑。他边跑边回头告诫我“别傻愣着了，还不赶紧跑。”
闯了这么大祸，我早就吓得六神无主，腿是一步也迈不开了，呆呆的站在那一动不动。等稍微缓过神来刚想动，一只大手抓住我后脖领子，高声喝道：“小兔崽子闯了这么大祸还想跑？”情急之下我不由自主的“出卖了朋友”，我喊道：“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是胖子。”“什么胖子瘦子的，我看你就不瘦，就是你。”工人师傅不由分说就把我揪到陈教授跟前。
陈教授听到响声马上就跑下来，但是看到的景象却是一地鸡毛。尽管工人师傅把我带过来，他没有看我一眼，他眼睛一直盯着车上摔碎的器物。拿拿这个，摆弄摆弄那个，似乎在想着破镜重圆。工人师傅说：“先生，人我可给你拿来了，其他的可不关我事儿。”陈教授还在惋惜的看着这堆破烂，并没有抬头说：“人拿来了有什么用，这些东西再也搞不到了。放了他吧，何况还是一个孩子。”
这件事发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知道哪天会“踩雷”上，因为陈教授和我们一个院住着又和我父亲一个工作单位，这要是传到他耳朵里，闯这么大祸，不打死也得扒一层皮，幸好陈教授对此事只字未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很对不起陈教授，那一车东西姑且不论是不是古董，就说是艺术品搁到现在也是价值连城的。
后记
60年代末期我离开了西经路2号院到东北当兵去了。几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路过北京，领导给了我2天的假，让我回家看看。已经是秋末冬初了，几年没有回来院子变化很大，我几乎认不得了。
大门的红色木头门换成了绿色铁门，门上有的地方油漆已经脱落，到处锈迹斑斑。院里，我们当初种的花草树木已经不见踪影，水泥花坛也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私搭乱建的平房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草。院内悄无声息，失去了昔日大人、孩子的欢歌笑语。整个大院像一个无人居住的城堡，秋风萧瑟，满目荒凉。
在楼房和私搭乱建平房之间的荒芜的空地上，长满了乱草，在秋风中随风摇曳。在这乱草丛中，我还看到了一支月季花，这可能是人们在拔除他们的时候，花种不经意撒落在这里，随即就被人遗忘了。尽管无人照料，花开的仍然绚丽多彩，无形中为西经路2号院添加一些浪漫情调，只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在楼房与西围墙拐角处有一棵槐树没有被清除掉，可能他的存在没有影响私搭乱建。这是我和胖子种下的，记得那天种树我和胖子去晚了，受到了梁院士的批评。最后所有树都种完了还剩下一棵小槐树苗，因为我和胖子来晚了，梁院士处罚我们，让我们自己挖坑种这棵小树。胖子可不买梁院士的帐，当时就和他理论起来“我们就来晚了一点，也没有耽误种树，凭什么让我们俩种这棵树？”没想到梁院士理直气壮的说：“凭什么？就凭你们两个是少先队员，多种一棵树怎么啦？何况你们来晚了，让大伙等着，这事还没有和你们家大人说呢。”胖子不服，还要吵，我赶紧拉了拉他衣角悄声说：“跟“事妈”斗什么嘴，找个地儿，挖个坑，把这棵树种死得了。”于是我和胖子在院里犄角旮旯，挖了一个小坑把树种上了。没想到日后这棵树竟然长得枝繁叶茂。这么多年过去了，院里，在梁院士带领下种的杨柳、梧桐、花草全都灰飞烟灭不知何处了，只留下我和胖子种的这棵槐树。真是“无缘落木萧萧下，此处唯余一孤家。”
院里的住户大多数去了“干校”，没有什么人在这住，我家里也是空空如也，父亲去了干校，母亲隔离审查，姐姐下放劳动。一天以后，我准备离家归队了。刚刚出单元楼门口，迎面4单元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手拄着拐杖，一脸病态，弱不禁风。这是杨凤文杨教授，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肿瘤免疫形态室主任，也是为数不多有资格住这个院的女教授之一。杨教授和父亲也是老相识了，1946年，父亲奉命到东北组建通化医学院时，杨教授就是那里的教授。
走近之后，她上下打量着我说“这是老洪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认不出来了。哦，还是解放军战士了。”我连忙答话：“杨阿姨好。”“好什么好，一身病，从干校回北京看病来了。”杨教授快人快语说道：“从部队回来看看，回来没有见着你父亲吧？他在干校呢，放心吧，他身体还好。我们两个不是一个连的，但有时还能见着面。大家还挺照顾他，没让他干重体力活，每天放两头牛。”
多年以后父亲提到在干校放牛的事总是情有独钟。父亲在文革前就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症状，严重时走不了路，站不起来，夜不能寐，几乎不能工作了。看了名医，吃了好药，但是病情不见好转。大夫建议开刀手术，但是不能保证治好，只能保证延迟恶化的时间，如果不手术，病情进一步恶化会瘫痪在床上。到了干校父亲负责放牛，老牛似乎通人性，不到时间绝不让父亲歇着，拽着父亲满处瞎溜达，强迫他走路锻炼。就这样每天放着牛，睡着竹板床，腰间盘突出症竟然神奇般的治愈了。父亲不止一次的说：“这病能治好，“牛大夫”功不可没。”
杨教授看我低头不语又说：“哦，对了，家没人是不是需要点钱呀？”说着从兜里掏出4张5元纸币递给我。我兜里钱确实不多，回一趟北京怎么也要给战友们带点好糖、好烟什么的。可是我不能拿杨教授的钱，她回北京看病也正是用钱的时候。杨教授看出来我的窘态，接着又笑着说：“拿着吧，不用你还。我还有钱，住这院的就数你爸爸工资最低。”当时父亲是行政级十级，我一直以为是这个大院里工资最高的。“你爸爸是技术干部拿行政的钱，亏了。”我有些释然了，接过杨教授的钱，说了一声“谢谢杨阿姨。”
我搀扶着杨教授离开了这个大院。走到了大门口，我又黯然神伤的向院内望去，这就是给我童年留下美好记忆的大院吗？如今已是物是人非了，大院里的楼房依旧，这里曾经住黄量院士、梁晓天院士、周同惠院士、朱既明院士，一级研究员杨恩浮以及周启源、金大勋、周葆珍、陈学存、汪德晋、沈治平、张希仲等我国预防医学各个专业学术泰斗。他们的丰功伟绩，在我国预防医学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他们大多数人已经驾鹤西游了，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西经路2号院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也留下了我懵懂儿时的往事。

难忘的住院情结

情结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一种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这个词用在我2021年初“新冠”流行期间我住院发生的一些事再恰当不过了。
到目前为止，我到医院看病有无数次，但是住院只有2次。在我的记忆中，除了这次住院就是50年前住过一次医院。那时候在部队当兵，一次意外事故，我的左臂肘关节粉碎性骨折。救护车把我送到锦州205医院，经过医生的手术、治疗我胳膊很快得到了恢复。住院期间，医院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终身难忘。
首先生活上得到了极大改善，睡觉不再睡通铺而是睡在床上了，吃饭不是共餐制而是分餐制，每天每人伙食标准从 4 角 5 分提高到 8 角 5 分。这样中餐和晚餐可以见到肉了而且主食全部是细粮，餐后还有一个时令水果。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病重期间，如果不能到食堂吃饭，可以享受送到病床前的病号饭， 伙食标准为1 元 2 角（这相当于空军地勤人员都伙食标准）。其次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极大丰富，临近春节，每天都有部队、地方的慰问团到医院礼堂给我们慰问演出，同时给我们每一个伤病员带来慰问品。

我们外科病房的护士对我们体贴入微，她们每天早晨随着一声“毛主席万岁”打招呼声走入病房开始工作。她们的工作不仅仅是治疗换药，还包括给我们行动不方便的人洗头、洗脸、洗脚、剪指甲等等。对于她们的精心呵护，伤病员们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也帮助护士做一些工作。
一段时间以后，我伤痊愈要归队了，科室、病房还为我开了欢送会，大家欢歌载舞让我感动的热泪盈眶。后来离开了部队，参加工作一直到退休没有再住过医院。此后，身体无大碍，只是血糖偏高。医院内分泌科号很难挂，一般要预挂3-4月以后的号。好不容易挂上了号，大夫认为我病不严重，不同意我住院诊治，大夫要求我节食、运动并开了一些简单的降糖药。

虽然按着大夫的要求去做，我的血糖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的血糖值每年都在增高，只是增高幅度不大而已。我幻想着，如果能够住院彻底查一查，调整用药使血糖不再继续增高，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愿。无奈现在医院人满为患，特别内分泌科更为严重，住院系统检查变成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也只好得过且过了。
2021年初，由于自己不谨慎患上了感冒。这次在疫情期间，除非到医院做核酸检测然后才能在医院开感冒药，否则在其它地方是买不到感冒药的。疫情期间我不愿意去医院，尽量避免在医院看病时被交叉感染。可是10天过去了，感冒不但没好，反而加重了并伴有高烧。此外，血糖也陡然增高，令我不安，看来没有药硬抗绝对不行了。于是，我爱人扶着我来到了住家附近的一家三甲医院。
我们首先到了医院旁边临时搭建的房子进行核酸检测，然后测温、胸透，拿到了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后准备离开这儿到急诊就诊。这时，一位全副武装的护士拦住了我，她对我说，CT表明我右肺部有一小块高密度阴影。我不觉得奇怪，几天的感冒得不到药物控制引起肺部感染这在临床医学上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接着她要求我明天必须做第二次核酸检查。我“新冠”检测已经是阴性，尽管肺部有点病变这并不是要求我再检测核酸的理由，不过我还是忍了，病几天实在没劲和她理论了，只是有些遗憾，今天肯定看不上病了。
我们刚走到门口，小护士拦住我接着又说，“先生，您暂时还不能离开这里，在您第二次核酸结果没出来之前不能回家，需要在我们准备的隔离病房隔离。”听完此言，我十分生气，这个要求太过分了。这是一个临时检测机构，应该只有“核酸”检测权力，在我核酸检测阴性的情况下还要强行隔离我，简直岂有此理。

此外，她们没有“新冠病毒”的诊断权，怎么还能还做出这样的决定？护士沉了一会并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一个岁数年长的护士走过来平和的说：“先生，我劝您最好不要离开，否则我们会通知你的工作单位和所居住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社区以及你的社区医院的家庭医生，麻烦他们劝您还回到我们这儿来接受隔离的。”
护士这几句不软不硬话击中了我的要害，我可不愿意为这点小事弄的单位和街坊四邻不安的，好歹也就是一晚上的事。于是我对我爱人讲，你交钱去吧，看来这“店”不住不行啦。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挨宰是自己找的。太太还想和她们理论，我制止了。事情再明显不过了，她们要是真是有理由高度怀疑我是“新冠”病人一定不会轻易放我爱人回家的，因为她是密切接触者。反过来想就是“此路由我开，要想过此路.......。”
交完钱以后我被保安押送上了二楼，整个二楼都是改建的隔离室，经过走廊我知道二楼空空如也，没有一个像我一样的倒霉蛋被她们擒住。至于我住哪间“拘留室”保安让我随意挑选，不过顶头的套件除外，那是给有“身份的人”预留的（对我还是手下留情的）。我随便选了一间就进去了，里面是房间套一个玻璃房间。

房间的通风不是负压系统，这隔离的基本条件都不符合，幸亏这儿没有真正的“新冠”病人被隔离，否则我的后果不堪设想。小玻璃房间中间有一张床，床的右边有一个小的洗漱间，里面放着各式各样的一次性用品，左边放置着各种医疗器械一应俱全。我相信这些一次性用品和医疗器械我用不用都应该付费的，人家预备了，不用是你自己的事。

在这里，如果有事可以按铃。能有什么事呢？这儿是检测隔离室，没有专科的医生，自然也不管看病了，更不会开药让你服用。患心冠病毒的病人死亡率小于3%，而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心脏的病人病死亡率则大于60%，她们连这点简单的医学常识都不知道？就为了再一次的核酸检测把我“拘押”在这儿？不怕出什么事？看来她们真把我豁出去了。根据这儿的临时规定，用餐需要头天预定，可有谁能想到自己第二天会在这隔离室用餐呢？唉，没药、没饭忍着吧。
好在我发着烧，也没有什么胃口，也不想吃什么。于是我躺在了床上，此时，我越想越别扭，胸口上不来气还隐隐作痛。这时我不由得想起了我以前听过生物学家Blackburn 教授的讲课，她认为大多数的病都是从心病开始的，即心乱了，病就来了。一定要心平气和，这时候我千万别自己找病。 Blackburn 教授的端粒研究曾经获得2009年诺贝尔奖，她说人在敌意、悲观、臆想、抑郁四种状态中端粒酶会急剧减少，从而引发各种急性疾病发作，从而导致死亡。我目前这种状况肯定是正处于这种状态，我必须摆脱出来。Blackburn 教授讲，在逆境中，人们必须从情绪中抽离自我，通常采用2种方法，（1）换位思考，（2）冥想。
关于换位思考，我想到了目前我们医院都不是一个非盈利机构，它要赚钱维持机构运转，想一些办法赚钱是不可避免的。想起20多年前，我刚当研究室主任时，上边确定我们研究机构为国家半拨款单位，我们不是也放下了一些研究课题，四处找一些测试项目、开发性课题去赚钱。

是呀，我不能眼看着室里的兄弟姐妹干一个月的工作只领半个月工资，这种现象直到我们单位改为全额拨款时才结束。她们把我“拘押”在这儿不就是为了赚点小钱嘛，一这么想，心里有些释然了。
冥想的目的都在于把人引导到一个解脱的境界，也就是从现实物质欲念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超脱现实的自然界状态的影响。我躺在病床上，四周静悄悄的，房间灯光昏暗。我幻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成为了一名宇航员，我躺在太空舱内正以第二宇宙速度飞离地球。

回眸望去，我们地球有点像月球，不过大了许多，也有圆缺。在阳光的照耀下的一面，五颜六色。蓝色的大海，黄色的沙漠，绿色的森林，竟然还看到了我国的万里长城。进入太阳系以后，地球看起来越来越小，由一颗蓝色的带着翡翠花纹的大圆盘变成一颗蓝光闪烁的小珍珠。不过，无论从哪儿看，它都非常漂亮，和其它星球相比，地球就是镶嵌在太阳系中一颗蓝宝石。
飞船在加速，以第三宇宙速度飞离太阳系，进入银河系。从银河系看太阳系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小亮点，地球、人类是那么渺小、微不足道。这里没有时间、空间，周边一切都是黑暗。在多维空间里，作为二维空间传感器的眼睛已经接收不到任何信息，耳朵不时能收到一些杂乱无章、时断时续、不可辨别的震动波。冥想中，飞船飞出了银河系，进入了总星系，我迷迷瞪瞪的昏睡了过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缕阳光洒满了病床，护士走进来通知我，第二次核酸检测为阴性，我可以解除隔离到急诊室看病了。疫情期间急诊室看病的患者不多，我很快就住进了急诊病房，经过各种检验后输上了液。一天以后，不发烧了，血糖也随之降下来点，我想，我可以回家了。这时一个大夫来到我的床边，他告诉我，我的血液化验中有一项关于病毒的指标特别高，他要我转到他们病房继续治疗。
其实我每天的化验单我通过“京医通”手机软件在手机上都可以及时看到，这个病毒指标虽然很高但是已经成下降趋势。什么病毒尚不清楚，但是病毒感染是肯定的，目前身体一切恢复尚好，说明免疫系统已经恢复。病毒学认为：人类的感冒、肺炎疾病60~70%是病毒感染所引起的。感冒病毒的核心基因是不变的，但是其他基因有多种变异。因此，人与感冒病毒其实是实时共存的。

钟南山也说过：“人类最后的医生是免疫力，战胜病毒的从来不是药，而是自己的免疫系统。”过去的几天证明，我身体中的病毒肯定不会人传人，没有什么可怕的，恢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因此，我不想住院继续治疗了。

大夫则劝我不要放弃这个机会，他说，要不是疫情和临近春节医院没有什么病人，你的这种情况想住院治疗、检查，你想都不要想。他的一番话倒是提醒了我，我何不利用这次机会把我的糖尿病好好查一查，有针对性的调整一下用药？他们想让我住院搞清楚是什么病毒，我也想住院好好查一查我的糖尿病。

很快我住进了病房。病房在一座高楼大厦里，戒备森严，经过再一次核酸检测方能入内。我住的是一个三人间，由于疫情的原因中间病床封闭了。刚刚安顿下来，负责餐饮的工作人员就走到我的床边，拿出食谱让我订餐。医院的食谱还不错，还有小炒，就是价钱贵了一点，60多元一份。

由于退烧了，身体也恢复了，几天来也没有怎么吃东西，感觉特别饿，上来我就点了一个小炒。负责餐饮的小姑娘笑了笑说：“大爷，您发烧刚好，不能吃这个。”于是我又点了其它肉菜也被她否决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能吃什么你定吧。”姑娘也不客气，不再征求我意见，给我点了一个白菜豆腐，二两米饭，在我饭卡上刷了20元钱走了。什么都确定了还假模假式让我订餐，典型的假民主。
疫情期间整个医院都处于封闭状态，我也不愿意让家人在这非常时期到这里给我送吃的，所以每次吃饭我都最后一个打饭，希望送餐姑娘最后能把剩余的饭菜打给我，光吃二两米饭、白菜豆腐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饿的难受，反正这些剩的饭菜拿回去也是倒掉。几次以后，姑娘不再多给我了，挑明了告诉我“大爷，您晚来我也不能把剩余的饭菜给您了，您有糖尿病，不能多吃。”嘿，看来医院工作人员素质真的提高了，连送饭的工作人员也需要了解病人的病情。

主任查房以后，我诉说了我的要求，被主任委婉的拒绝了。其理由是由于疫情期间又临近春节内分泌科的大部分医生都休假了，现在即使科里提出申请，但是内分泌科医生能来会诊可能性极小。为此，我失望至极。
午夜时分，我正迷迷糊糊的睡着突然被病房刺眼的灯光惊醒了。负责我病床的大夫拿着采血箱走了进来，让我脱下裤子，要在我大腿根内侧采血。一般人在这个地方神经都比较敏感，弄不好会很疼的，我有点不安问道：“大夫您怎么还亲自来了？这不是护士的活吗？您行吗？”大夫斜了我一眼，显然对我的疑问不满意。“大爷，我们都是医学院博士毕业，放心吧。”
我的确有点不放心，我们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博士、硕士毕业，他们外文、考试、查资料、写个文献综述都是一把好手，但是干点具体工作都不是那么灵光。我得拍虎她一下，让她干活仔细点。“唉，要说这个，我还是预防医学博士生导师呢（为了拍虎她我给自己升一级，我只是硕士生导师），我也是有所能有所不能。”大夫有点惊讶的看着我说:“您说的对老先生。”看来是被我拍虎住了，称呼由大爷改老先生了。接着她实话实说了：“这次采血样不属于治疗范畴，半夜三更的叫护士不太合适。”
正如我担心的，大夫的手艺确实不那么灵光，扎了几次都失败了，疼的我几乎要叫了出来。她也看到我疼的样子，不断的安慰我“可能要有一点疼，马上就好。”我看到她额头上也出汗了，手也有点哆嗦，赶忙安慰她“没事，不疼。我大腿上肉太多，血管不好找。别着急。”我真怕她由于紧张在我大腿上扎来扎去的，一旦我忍不住，半夜失态大喊大叫起来，那将是十分尴尬的。最后终于采完血样了，我拉住大夫说：“回去跟你们主任说一下，找一个内分泌医生给我会诊一下，否则我想出院，不继续接受住院治疗了。”
主任很快答应了我的要求，接下来的几天就是大量的采血。病毒检验需要采血，血糖测试更需要采血了。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太方便了，我每天通过手机app的“京医通”都可以及时看到我的化验结果。一般人餐后血糖迅速上升，1小时后会达到体内血糖高值，然后随之下降。我餐后血糖上升缓慢，2小时后达到体内血糖高值 。内分泌医生说，这可能是体内胰岛素a细胞分泌不足或是b细胞旺盛，不能确定，反正是系统调节有毛病。如果治疗，还需要进一步检测，然后调整。涉及到系统调节的事，我心里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是上小学4年级的事，学校开了自然课。我第一次知道了一点无线电的常识，一颗小小的矿石，接上天线，用耳机就可以接收到空中电波，正是这种神奇现象激发了我的兴趣爱好。后来我开始学做简单的半导体收音机，那时候家里不支持我在这方面的爱好，我只能攒零花钱去买一些便宜的电器元件。

每个星期天做完作业我就往西四电器商行跑，那儿卖的都是军工、厂家淘汰下来不合格的电器元件，不过价格非常便宜，一些电器元件几分钱就可以买到，有的几毛钱论堆搓。尽管这些元件大多都是残次品，但是能从这里挑出少数能用的电器元件也是物有所值的，同样也是我们这些穷学生、业余爱好者兴致所在。
后来我随着水平提高已经可以做4管半导体收音机了，用肥皂盒做外壳，这在当时我国半导体不发达的年代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东西。不过这个半导体收音机也给我留下了遗憾，在最后调试阶段，灵敏度提高了音质变得极差，音质提高了灵敏度又变得极差。院里的大孩子告诉我，这是一个系统调节问题，要慎重。我当时不懂什么是系统调节，就开始想当然的干起来了，结果把我唯一一个正品、花了“重金”、攒好长时间钱买的高频三极管“烧了”（过载电流击穿了）。

这个打击让我难过之极，好长时间缓不过神来，一直沉浸在悔恨之中。后来我慢慢明白了，所谓系统调节就是在系统内相关因素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最佳方案的选择，绝对不能脱离客观实际情况蛮干。回想起来，一个用大部分淘汰下来电器元件组装的半导体收音机能有简单的收音功能就不错了，如果再有其它不切实际的奢望势必导致灾难性后果。这次教训是深刻的，从这以后，无论在工作上，生活上凡是涉及到系统性关联问题我都会万分小心。
我糖尿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并且伴有遗传史，现在随着岁数增大，身体的脏器功能都在衰减，这时还要想通过系统调节改善血糖偏高的状况，无异于痴人说梦。搞不好，还会弄出其它大毛病。此外，我的病毒检测结果也不理想，大夫仍然不知道我体内是什么病毒感染，但是他们只能知道我体内不是什么病毒感染。好在我体能恢复的很好，血液化验表明，有关病毒指标已成大幅度下降趋势，至于是否确定什么病毒感染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出院了，外边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2021年初，阳光明媚，尽管太阳每天都周而复始关照着我，但是总是觉得在病房的阳光和户外的阳光感觉是不一样的。短短的十几天住院结束了，我感悟到：有些事情看起来不尽人意，似乎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不过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问题，没有结果也是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