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军嫂的回忆录

江南

山沟 里 的 随 军 生活

九年的光阴，流水一般划过。这是我生命中份量最重的九年，是我尝遍人生百味的九年，是生命行程中承前启后的九年。

--自题

从 1977 年 6月到 1986 年1 月，将近九年的随军生活我们是在辽西的贫困山区度过的。

作为军人的妻子，大都愿意随军，尤其是农村的妻子们只有通过随军才能摆脱农村的生活和身份，才有机会转为城市户口或找到一份工作。而我并没有这份期盼，我是城市的又是教师。不管怎么说，唐山的生活、工作环境要比叶柏寿好得多。促使我下决心随军的原因是好几方面的:一部队驻地在辽宁省朝阳地区建平县，这是辽西地区比较偏僻、贫穷的地方。尽管是这样的地方，部队还没有驻扎在县城里，而是住在离县城五、六里外的山沟里。那里虽说不是崇山峻岭，但也是沟壑纵横。山不高，属丘陵地带，但山上树木很少。向阳的山坡上偶有片小松树林，雨裂沟边上长一些野酸枣树，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干旱贫瘠之地。一条大河蜿蜒穿过田野，从县城的南边往东而去，不是“流去”。因为一年四季只有夏天下暴雨时河中才有水，而且水量很大。其它时间，特别是冬春季节，河里几乎没有一点水，河套的沙石滩就作为车辆通行之路。我记得有一年全县的什么大会就是在河套里召开的。

部队的家属院和炮团的机关在一起，其他几个营则分散在周边的几个小山沟里。家属院是一排排的平房，石墙瓦顶。我们住在最南边的第一排，隔着一道土墙外边就是农村老百姓的庄稼地。团首长家是两居室，进屋后中间有个窄过道东西各一间卧室，过道北边，东侧是厨房，西侧是储藏室。营干的房子则是里外两间的，没有中间的过道。每家都有一个小院子，一般都种些蔬菜，如西红柿、黄瓜、豆角等，再养几只鸡，感觉就像农村的生活一样。我们刚搬去时，我正怀着王玥，只差一个月就到预产期了。结婚这么多年了，可有自己的家了，所以很新鲜、也很兴奋。我还挺着大肚子，骑了五、六里路的自行车，到县城去买了几捆西红柿秧子，然后又刨又挖的，把我们小院也栽上了西红柿。

说起那里的生活环境，基本上就和农村差不多，只是吃的方面比地方要好些，米、面等细粮及大豆、豆油，都由军人服务社供给。副食到县城去买，蔬菜也不缺，因为我们党校有许多地，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几乎天天分菜，而且又新鲜又便宜。这是我家比其他家优越之处。当然也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刚去的那年秋天，单位问我要不要买白菜，我说要，问我要多少?我说要几十斤就行了，我的回答竟令他们很惊讶，“怎么只要这么一点儿?”我说“你们都要多少?"这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少的要一千斤，多的要二、三千斤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买这么多呢?原来那里一到冬天就什么菜也买不到了，必须在秋天多买些，然后放在地窖里储存起来，准备吃一冬天。于是我也买了一千多斤。谁知道还得到农民的菜地里去买，多少斤也不用秤，只是大略的估算一下，比如:这一垅白菜估为二百斤，那一千二百斤就是六条垅。还得自己到地里去一棵棵的拔下来，然后堆在一起，再自己找车往家里拉。我们每家的院子里都有一个地窖是直筒式的，钻下去以后里边有稍宽些的空间。白菜拉回来以后，不能马上入窖，而是要折腾好几天，早晨把白菜在院子里一棵棵的摆开，风吹日晒，为的是去掉一些水分，晚上再把菜堆起来盖好，第二天再摆开晾晒，折腾得差不多了才开始入窖。菜窖里用木板一层层搭起来，白菜放在上面。光这样还不行，一般过几天就要下去看看，把白菜外边要腐烂的菜帮子掰下来扔掉。就这个买白菜、晾白菜、储白菜的活儿，就把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四体不勤的人累的够呛。不仅储白菜，还要储些萝卜、土豆。整个冬天基本上就是这三样菜，还储些苹果、梨等。掰下来的老菜帮子也不浪费，因为养着几只鸡，每天要弄一盆鸡食，把菜帮子剁碎，掺上玉米面，这个活儿有时是婆婆干，有时是我干。

说起这几只鸡，要是以我的想法，根本就不想养，太费事了，夏天没有白菜时，还得掺点别的菜叶，有时候我和邻居张副团长家属就带着孩子们到野地里或大河套里去挖野菜回来切碎后喂鸡。总觉得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可老人非要养我也做不了主，只好随她吧。我们在大河套里，一边找野菜一边唱歌，也不知道是真高兴，还是心酸、无奈，还唱什么“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呢。张副团长家属随军前也是老师我们俩挺有共同语言的。其他家属大都是农村的，她们都在家属院的小工厂里上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家属在县属单位工作，所以和她们接触的也不多。另外我也有意识的回避和减少接触，因为家属之间闲事太多，我怕陷到矛盾之中。当时随军之初，我在日记中就写过，宁可让别人说我不爱理人，也不掺和她们的闲事。丈夫都在一个部队，级别有高有低，关系是很不好处的。后来有两个部队家属都在党校工作实践证明真是不好相处，闹了一些不愉快。

除了种菜养鸡，别的活儿也很多。就拿烧的来说吧，每家门前都堆着一大堆煤泥，把黄土按比例掺到煤泥里，脱成煤坯，再晾干，然后搬到院子里堆起来，做饭烧炕时再把它砸成小块儿。每次点火做饭都弄的满手漆黑，而且掏煤灰更是个脏活儿累活儿，炉坑很深，几天就得掏一次。为了让我省点儿劲儿，绍海让人给做了一个小推车，前面的挡板可以抽出来，这样我就有了“半机械化的装备”，不用再挎着篮子往外拎了。掏满了一车，推到外边的垃圾堆去，把挡板一抽小车往上一籀，就倒出去了，省了很多劲儿。

辽西的冬天比唐山要冷，由于条件所限，家属院的取暖没有暖气，完全是当地的土办法:用火墙、火炕取暖，不象唐山这里，一般的家庭到冬天都会在屋子里生一个火炉子，炕上也都铺着炕被。家属院的火炕是不铺炕被的，用三合土磨好炕面，先用废报纸糊上一层，再用韧性好的白纸或牛皮纸糊两层。有的还用花纸糊，然后刷上油漆，油漆干了以后再油上一层清漆。这种炕有两个好处:一是散热好，二是不怕水，小孩子在炕上玩耍很暖和，洒了水、尿了尿也不怕，一擦就干了。为了防寒，我们还在窗户外边挂上纸糊的厚帘子，白天卷上去，晚上睡觉时就放下来遮住窗户，避免冷风吹进屋子里。而厨房由于是在北面，又没有取暖设施，水池子一夜之间就会结一层冰。白天因为生火做饭，温度稍高一些，但在那里唰碗洗菜也是冰凉刺骨的。

上厕所也很不方便，得到外面的公厕去。而且那里的厕所也和唐山的不一样，厕所的便坑有个斜坡，一直通到外边冬天解手很有意思，“冷风吹腚”，好在腚比别处抗冻。难怪

转业回唐山搬进新楼房时，我和孩子们都满足的不得了:三大间居室，厕所还在屋子里，要水有水，要煤气有煤气，再也不用脱煤坯、掏炉灰了，真是天壤之别啊!

每逢过春节我就很累。部队会分很多东西，大都是生食像生猪肉、牛羊肉、鸡，有时还分整个的猪头。还有一年分了狗肉，全得自己收拾煮熟。从腊月二十几就开始一样一样的煮、炖，烧煤泥的炉灶不好使，一天只能炖一、两样，要折腾好几天。炖好以后放在储藏室，过年和正月里再慢慢吃。还好我们党校提前放好几天假，我就有时间折腾了。

叶柏寿那里过春节也没什么地方可玩儿，第一年正月里想到街里逛逛商店。到县城一看，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街上冷冷清清，感到很不理解，原来一直是这样，大家都回去过年去了。即使是正月上班以后基本上也不干工作，松松散散的过年气氛得持续到正月十五以后才慢慢散去。而我们还有些优越之处，那就是可以多看几场电影。说实在话，那几年电影是没少看，那也是我们在山沟里唯一的休闲娱乐了。有时候我的同事们也想看，我就“走后门”把他们带进去。也偶尔给他们买些大米、白面等细粮，算是沾了我这个随军家属的光吧。

回想那段随军生活，除了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外，其实更重要的是工作的变换以及它对我后半生的影响。回想起来我从小就不愿意当老师，但命运偏偏又安排我当了老师。在唐山二十四中那七年的教师生涯中，我深感到当教师的不容易。操心费力，没早没晚，有时连星期曰都不能休息。晚上下班以后还要去学生家做家访，所以随军时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再当老师。可是部队附近也没有什么工作单位，只有县委党校离的近些，否则就得到县城去上班，又考虑到要给孩子喂奶，太远了不行，就只好去了党校。还好党校是搞成人教育培训的，只要把课讲好就行，学员的管理有专人负责，这和在中学当班主任相比省心多了。

县委党校座落在一座小山上，据说这里原来是一座庙叫“盖子庙”。校址分山上山下两部分。山上是一个大院，有 -排平房，作为学员的宿舍。平房的北面和西面是党校的菜地，种了各种蔬菜，有的年份还种些玉米、红薯。平时就雇着几个农工收拾菜园子，忙不过来时教职工就去帮忙。在党校吃菜很方便，几乎一两天就分一次蔬菜。每人要多少也不交钱，先记帐，等开工资时再扣掉。山上的围墙边有几棵很大的枫树。有时我带王超、王月到党校玩儿，他们就山上山下的跑，还爬到大树上去往下跳。山坡下边的院子里主要是办公室，还有一个礼堂，是学员上课和开会的地方。与礼堂相邻的是食堂、伙房。因为党校的任务是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举办各种短期培训班，每期也不过十天半个月的。学员大部分是县直机关干部和乡党委干部，所以教员们和县里的干部混的很熟，人际关系相对也比较复杂别看叶柏寿是穷乡僻壤，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那里还真出过一些新鲜事:“文革”后期因交白卷而闻名全国的张铁生，老农民上大学的“王大学”，都是辽西人氏。当时有个电影叫《决裂》，反映的是所谓教育革命的事，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片中有几句最有代表性的话，“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举着一位农村姑娘粗糙的手说:“(上大学)什么是资格?这就是资格!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在这种背景之下，“王大学”这个建平县某村大字不识的老头儿就进了朝阳农学院上了大学。之后他就成了工农兵上大学的代表人物还到处演讲。听我们同事说，有一次他在作报告时竟然说他去北京参观学习，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老远就看见有一高大的塑像，他以为是毛主席的塑像呢，结果走近一看，啊!不是毛主席，原来是他“王大学”的塑像。我真愕然!想象不出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把天吹破。后来这老头儿也随着形势的逆转跌落在地，回到村子里做豆腐去了。

我在党校工作期间，忘记是哪一年了，好象是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吧，曾传达过朝阳地区公安局的一个通报说是当地某个山沟里出了“皇帝”，一个胆大却愚昧无知的村民，自封为“皇帝”，还立了什么“国号”，封了大臣、皇后和若干嫔妃，这件事被公安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可笑，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后来我了解了建平县农村特别是山区的情况以后，觉得也好理解了。党校有一年分配来三名锦州师院的毕业生。其中一个叫孙素华的女生在我和她接触过程中得知，她家就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沟里。村子里年岁稍大一点的人一辈子也没出过山沟，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根本不知道，连汽车、火车都没见过。年景好的时候高粱米饭能吃饱就满足的不得了。由于与外界隔绝，近亲结婚的多，生的孩子残疾的也多。孙素华说如果她不通过上学逃出山沟，十几岁就会嫁到另一个山沟里去，一辈子就完了。有一次党校派我和她去北京市委党校参加培训学习，我带她去逛街，她看什么都新鲜。我买了一把香蕉，她说不但没吃过，也不知道香蕉皮怎么扒下来，她老父亲连香蕉也没有见过。所以临走时特意给她爸爸买了香蕉，还有北京的果脯、点心。我一直想到那样的山沟去看看，结果总是没有机会。知道了这些以后我就明白了“皇帝事件”，那些村民有的可能连外面是什么朝代都不清楚，难怪要自己当皇帝了。我们所说的城乡差别在这里体现得让人震撼。别说那样的小山沟了就是部队驻地，老百姓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完全是靠天吃饭。当地有这样的顺口溜:种一坡，收-车，打一簸箕，煮一锅。如果老天不下雨，连种子都收不回来。（作者：梁桂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