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凤齐鸣”声外的高泉酒徒

大漠

最近，在阳城县城东北十里阳高泉村的贾氏祖茔，发现有一通明代进士白胤谦撰、进士张鋡篆、进士杨荣胤书的古墓志铭石碑。记载了明代万历年进士、官至陕西按察使兼肃州监军贾之凤的嫡长子贾心赤的一生。这些名人的手书碑文，弥足珍贵，不仅是明清時期泽州名人雅士墨宝的一个真实再現，同时透过碑文的内容，也让我们能够近距离的了解明清时期阳城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进而窥探出明清时期北方泽潞地区的人文经济及社会的发展现状。

（碑文内容略）

那么，贾心赤是怎样一个人？是什么能够吸引当时的三位进士为其撰书记墓铭文呢？ 通过仔细分析铭文的内容，结合《明实录》、《明史》、《山西通志》、《泽府志》、《阳城县志》等相关资料，基本还原了当时的历史背景。

“太学生心赤贾君者，故陕西按察使鸣寰公之冢嗣。----，重厚寡言笑。”

铭文开篇介绍了贾心赤生平的基本情况及日常言行举止：可知贾心赤字益淳，是太学生、阳城明万历年进士贾之凤的长子。查《阳城县志》（同治版）可知，贾益淳系明朝天启年间入仕的贡生。

明清时期，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大规模移民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同时需要大量人才充实官僚队伍，科举成为了当时仕进的主要途径，阳城经过明初的大规模移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加上商业的发达，财富的积累，在耕读传家的理念下，修学宫、建书院、倡教兴学，在阳城催生了大批的书院。有资料显示，明洪年间县城就有白岩书院出现，至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后，县域陆续就出现了聚魁、海会、开明寺等书院，到清一代又有同文、仰山、濩泽等书院，书院助推了阳城科举的鼎盛，阳城县志所记载的一百二十多位进士中计有九十五位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明清时太学即国子监的俗称，是当时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清华。随着科举的兴盛，许多优秀的学子被推荐到了国子监深造学习。在国子监就读的学生即被称作“太学生”。在以读书为正统的古代，能推荐到国子监读书也属是万里挑一的，查阳城县志，不同年代记载的贡生也是凤毛麟角，所以太学生这个称号也是挺上等次的。文中讲贾心赤“性耽书史诗赋，信其手口指画讴吟，靡不入情中律，”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年十馀，按察公见背，依于叔氏。”

从铭记中可知，贾心赤十多岁时，其父贾之凤去世，其便依附于叔父生活。查《阳城县志》可知，贾心赤父亲贾之凤系明万历26年进士，是阳城祀祠在县文庙的三十四名乡贤之一。县志载：之凤三兄弟除孝友知名外，又为官清介，博学工诗文，都留有文集，在《阳城县志》人物和艺文篇有传记和诗文记载，是阳城当时闻名之人。贾心赤所依附的叔父贾之龙因兄弟皆在外做官，家事太多，当时从济南府任上辞官回乡，管理整个家族的生活，因博学工诗文，志甘泉石，山西督学袁继咸两次向朝廷举他为“乡饮大宾”（由皇帝钦命授予的贤宾），并为他家大门挂上了“羲皇上人”的匾额。

“不好举子业，及藐弃一切人事，若自绝于世情礼法之外者。-----，可异也已。” 博学的贾心赤为何不考取功名、致仕为官，反而成为了一个自绝于人情世故、礼仪法度之外、同时又一直遵循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古训、不同寻常的一种人呢？

这从当时明清易代的政治剧变背景，结合墓志铭中内容，或许可以解读到其中的主要原因。

1644年的甲申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先是大顺军攻入北京，随后是满清入关， “中国历史出现深刻变迁， 民族兴亡、家园盛衰、人生哀乐、文化嬗变在这一年聚成焦点”。此时作为太学生的贾心赤虽深谙“一治一乱之周期”，但改朝换代的现实落在自己头上就没有那么轻松，易代引发的震动和惊惧导致了许多激进的士大夫殉道而死，数量居历代之冠；死者已矣，活者仍要偷生，所以必须在“隐逸”和“出仕”中做出选择，他们一部分选择了隐入乡野和市井，消及遁世，或反思著书；另一类则选择了“入仕清朝”，参加了清廷笼络汉族士大夫的博学鸿词科考，给文化落后的清廷统治者输送先进的华夏文化。

此时在北方的阳城便诞出了震惊朝野的“十凤齐鸣”，使这个不大的山城声誉鹊起，引以自豪的名列到全国享誉盛名的三个文化名城之中。对于北方的阳城出现如此辉煌的科举盛世之时，贾心赤这一以孝友闻名的家族，要顾及一家老小，将家族的孝廉美德传承下去，不可能走向“殉道”的极端，所以“一本于孝友之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博学的他又背道而弛，不愿意参与到科举致仕的行列中去呢？

查找所有的史实资料，有两方面原因可能导致贾心赤无法义无反顾的为了穿衣吃饭走向清朝的科举致仕之路，只能选择游走于乡野。

一是其父贾之凤是明朝时高官，是明朝两举“卓异”（相等于现在的全国劳模）之人。明朝“正三品”的高位诰赠荫封了其家族上下三代人，“一臣不伺二君”的儒家忠君理念会深深植入心中。其次，从文中“妻沁水张氏，父讳铨，赠兵部尚书，谥忠烈”介绍中我们可知，贾心赤之妻沁水张氏的父亲张铨是明末抗后金时的民族英雄。相关资料显示：张铨系明兵部尚书张五典的长子，万历末期任辽东巡按，1621年7月12日年守辽阳抗金城破被俘后自杀，年仅46岁，赠兵部尚书，谥号“忠烈”。（今县城东出关帝庙古官道旁边仍存有其功德碑），张铨自杀后，其父张五典和其女张凤仪都坚持在抗清的战场上，可以说其家族与清朝是有“杀父之仇”的，这也可能是阻止他走向清朝科举仕场最主要的因素。

中年之后，叔父们都下世了，子女们也都成家立业了，在家庭使命基本完成之后，旧时的家国情怀又重新涌上心头，内心的痛楚与何人能说？当时的社会又有几人能够理解？任世人嬉笑张狂，其独自流连寄托于山水和酒杯之间。但贾心赤借酒浇的是什么“愁”呢?

贾心赤虽然是满腹经纶，但面对清朝入主中原后对抵抗者的残酷杀戮，继而又对士大夫阶层恩威并济，取得士大夫逐渐认同、社会趋于稳定的现实，面对明朝三百年惨痛的"亡国""亡天下"的事实，强烈失望感又使他鄙薄一切现实的功名利禄追求，每日只得采取了“大隐于市”的模式来避世而居，不问世事，游走于山水间、沉湎于酒杯中，甘心来做明朝的遗民，只想苦苦思索"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并以刘伶（字伯伦，魏晋时期名士，“竹林七贤”之一）“荷锸任埋”的典故来表明自己此时消及避世的现实心态。

此时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清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使重农抑商的观念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晋商徽商等迅速崛起，晋商阳城帮的发展此时也进入极盛时期。财富的积累使他们雄踞于社会生活的上层，并引领着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对读书人造成了重大冲击，生活成本的提高使他们很难继续维持固有的清高和超俗，士子们的超然地位怦然倒塌。

与此同时，此时用儒家伦理指导经济领域的儒商开始在社会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泽潞商帮在东出南下的过程中，将儒家的忠义文化成功地带入了商界，关公入住晋商会馆成为了泽潞商帮积聚人脉、推广经商理念的一个重要场所，儒士和商家的结合，成功地进入了商业发展的快车道 ，一度引领中国经济达几百年，财富和仕途的互相转换、士大夫和商家的相互促进在泽州大地也形成了以沁河流域为中心的官商大院，造就了至今仍矗立于沁河两岸的古堡群落。

明清时期，人口早已倍速增长。但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并没有多大变动，万历帝的多年不上朝，阉党和东林党争斗的此消彼长，更导致了朝廷的许多缺额得不到补充，更多的士子名落孙山，被挡在做官的门槛之外。对于一些仍然固守在科举致仕路上的士子们，虽还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由于没有收入，许多也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从文中可知，贾心赤所依附的叔父贾之龙辞官回乡后，随着朝代的更换，叔父们的下世，他本人又不愿参与科举，家道到此就一厥不振。县志记载，贾之龙逝时因家贫甚至于无法下葬，说明此时其家境已走入败落。无怪乎清朝的落第老秀才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发出了“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少年不知愁滋味，老来方知行路难！”这样的感叹！

三进士之所以撰文篆书，和他们的身世心态存在很大的关系。同时也折射出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政治生态。

从文中结尾署名可知，三位进士和贾之凤家族都具有姻亲关系，且先祖们都是明朝的高官，出身正统，是当时的大家，有的还有共同的履历，说明当时的社会世大夫家族相互联姻是普遍现象，门当户对是当时联姻的基础。其次，相同心态产生的共鸣，同情并理解贾心赤是他们撰书此文的动力：曾任清顺治年刑部尚书的明朝进士白胤谦，在明清易代之际,仕途受阻，一度称病归隐山林,回到老家阳城，著书立学，最后成为了一代理学大家，并将其学说集成于《归庸斋集》，現县城东街《归庸斋》书房匾额还高高挂在其老宅的门楣之上，昭世已有三百余年。查白胤谦于康熙元年称病辞官回乡著书立说之时，恰逢贾心赤去世，于是应邀写下了这篇铭文。鉴于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虽然文中没有对贾益淳心理等主观方面的描写，但文中以平实的写法对贾心赤的一言一行进行描述，廖廖几笔，便使贾心赤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其心态也同时跃然于纸上。透过此文，可以看出作者在借文喻志，以认同的心态，来同时表达自身的一种心境和态度,以避开清初年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并将其收录在《归庸斋集》中，这样才留下这样的文字，进而让我们透过一个人的身上去了解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

篆写碑头的张鋡系贾心赤的姻亲长辈、张五典第四子，系1643年（崇祯16年）进士，曾任国子监助教，在崇祯朝兵部职方司的任上亲眼目暏了明朝的衰亡和家族悲壮的剿匪抗清史。

书写碑文的杨荣胤系贾心赤的晚辈姻亲，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系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进士，阳城“十凤齐鸣”人物之一。资料显示，其曾祖父杨植曾和贾之凤同在陕西按察使司位上任过职，且其在桂林知府任上以治理漓江而在当时被“称颂不衰”，同贾之凤在任颖州副使上治理芍陂水利工程时有异曲同工之处。从时间上推测此文应在杨从桂林知府上告老还乡服丁忧之际所书。

门当户对的背后，是深刻的政治联姻。

明朝末年的朋党结盟现象突出，相近的地缘使这些乡党间更容易相互结姻，以便在朋党的反复交锋中，相互扶持与提携、荣辱与共。查《明实录》、《明史》等资料可知，明末万历年开始，由于连年的大旱，人口的激增，加之内患和边患不断，粮食的生产和保管备受关注，王国光在任职户部时曾一度在全国推行“天下抚按官”，孙居相任户部尚书时总督全国仓场，对全国的粮食管控贡献都很大；张五典任山东布政使参议时曾差管天津粮仓；崇祯年间，张慎言任巡按时，力主将东北边乱入关的百万之众召集至津门垦荒，并由徐光启策划，由左光斗带领时任山东按察副使兼天津兵备道的贾之凤（1620年）负责屯田事务。而上述人物中，孙家和张家是姻亲；张五典女儿嫁给了王国光之孙王鸿编；张铨长女配贾之凤长子贾心赤、次女配杨新期子杨蜀材；而徐光启是在1597年张五典任房官(监考官）的任上时发现并推荐录入的“落第”秀才，二人有知遇之恩；张慎言在1625年被贬往肃州充军时贾之凤已调任至肃州监军的任上（天启二年1622年）；孙鼎相和贾之凤系同科进士且二人先后在肃州兵备道和监军位上任职等等。从中可以窥探出上述诸多事实的缘由。

封建体制下的命官，在君为臣纲的思想影响下，将自身的命运完全贡献给了国家，以致于贾之凤、杨荣序、张铨、张瑃等均命殆于任上，更有悲残者如历经明代四朝、和史可法齐名的张慎言，二人共拥福王建立南明政权，几度沉浮，最后都落得个无家可归，魂荡异乡。

随着清朝的采矿禁令、古商道的废弃、持续的社会动荡、以及科举的最终废止，泽潞地区的耕读传家失去了动力，只留下了众多的古堡去见证和诉说着他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