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往事悠悠——我的6个十年》第九章 黄永毅 著

人间正道史

第九章 告 别 新 疆

街 头 徘 徊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新陈代谢，自古就是军营不变的规律。特别是在那个政策多变的年代，身在军营的人谁个不为自己的后路打算。

在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讲话伸出了一根指头。这一根指头就是100万军人的命运。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军队将裁减员额100万。我是赶着百万大裁军的浪潮脱下军装的。

转业的命令是在84年的夏天下达的。这一年医院同样执行了向西藏阿里地区派遣医疗队的任务，医院也恰从山沟搬迁到了库车县城。我在这个时机转业应该说是恰逢其时。消息传来，我的一家人沉浸在喜悦之中，我和妻甚至彻夜不眠，计划着目前，谋划着未来。儿子和女儿也对回到西安充满憧憬。最为兴奋的当属丈母娘了。老人家连续数日乐呵呵的，笑容挂在脸上。一般来说，老人的心思有时需要揣摩。她长期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虽然方方面面都很周到，但她的“心病”无人解开，她怕的是“故土难回”。为此，好端端的一个人竟然说病就病，多少年了，从没有消停过。

转业安置是军人的二次择业。它不光是一根敏感的神经，还是一场痛苦的炼狱，充满着酸甜苦辣。从这道门槛走出的人谁都保留着一段辛酸的记忆，以至于时光流逝到2009年元月8日，西安、渭南两地数千企业“老转”，为“落实”干部待遇，在省政府上访时，发生了有人心肌猝死事件。死者陆德录是我的校友兼战友，南郊陆家寨人。

谁都想找份满意的工作，谁都想有个圆满的归宿。为此，尽其所有送人情者、千方百计拉关系者、挖空心思走后门者形态各异，应有尽有。演绎出许多滑稽、隐忍，甚至荒诞的悲喜剧。不仅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也透视出几多的无奈和心酸。

功败垂成，在此一搏。我不能无所作为，坐等发落；也不能守株待兔，听天由命。我也要跃跃欲试，倾其所能。“家庭会议”研究的结果是，我专程回一趟西安，撞撞运气。在做了必要的准备后，是年9月初，我踏上了“联系”的归途，开始了我的西安之行。

我之所以饶有兴味地记录下这段经历，不光因为它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更因为这是一段难忘的心路历程。在这段日子里，我心力交瘁，精神疲惫；灰心丧气，寝食不安；彷徨犹豫，踌躇不前。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该转向哪一边，真真切切地体验了一把“愁”为何味。而在此之前的20多年里，我是被命运之舟承载着，顺风顺水地一路走来的。一切顺其自然，一切也都水到渠成。

可能是命运的作弄，注定了我的西安之行不会顺利。刚下火车，就遇到了麻烦。

清楚地记得，火车是在黄昏时分抵达的。下了车，眼看匆匆的人流向站口涌动，我仍站在原地焦虑地等待，接车人始终没有出现。面对着一大堆行李，我犯了难。两个大提包塞满了大包小包的新疆土特产，葡萄干、哈密瓜干、桃干、杏干以及红雪莲香烟之类，这是“贡品”，做“打点”用的。仅自己的行囊已经够呛了。乌鲁木齐上火车时，老刘又说，给娃捎几个瓜吧。说“几个”其实就是半麻袋。这么一来我更惨了。老刘，我的战友，他的爱人和孩子都在西安。他的东西是不能不捎的，因为我央求他写了个条子，是给西安市人事局艾副局长的。他有“联系”方面的关系。接车人是我的“连襟”，一个从不误事的人。等不到接站人，又没有同路人，我只好蜗牛般的一步一挪，走走歇歇，过完了长长的铁道，又钻进昏暗的地道，望着站口闪烁的灯光，预示着天已经黑了，如此狼狈从未遇到过。当我汗淋淋、气喘喘地站在女检票员面前时，那张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脸嘣出了四个字：超重，罚款！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任我怎么解释都没用。顿了顿，她又抛出两个字：过秤。我有意手不持一物，连那只空空如也的军用水壶也搭上去，心想：要过就“完全彻底”吧！嗬，计算出来了，罚款数额是哈密瓜钱的数倍。我想扔下哈密瓜一走了事，可我不能。老刘的事是马虎不得的。我身上的零钱显然不够罚款，而整钱是缝在内衣口袋的。我打定主意：耗！反正我出不了站，你也下不了班。僵持了少说也有个把小时，等到放行时，火车站广场已经灯火辉煌了。当晚的心情糟透了，投宿在东八路一个小旅社里。第二天上午，等到“挑担哥”骑着摩托车来接时，方知接站的电报还在他同事的裤兜里，这天正好是礼拜天。

回到家，我的第一件事是拜谒父亲的坟墓。父亲是在当年早春时节溘然辞世的，已过去了大半年时间。之后，便是母亲给我絮絮叨叨地痛说父亲诸多的生前身后事。我感到从这一刻起，我的灵魂已经回归了故乡。

　　转业联系工作，我相信其他战友均会有一段彷徨的日子，这种站在人生十字路口转折点的酸甜苦辣感受，谁都一定会刻骨铭心。

一天，约定和车培阳介绍的老李会面，是在北门里的“小钟楼”。从文艺路骑车出发时，已经大雨如注，到了南门，更加风大雨狂。滂沱大雨伴着呼啸的狂风，街面溅起啪啪的水花，道沿边的雨水小溪一样流淌。我只管弓着腰，蹬着车，任凭大雨如注。及至走进那座精致的大楼时，湿漉漉的衣裤裹紧全身，活脱脱一尊透水的海绵人，走过走廊，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我竟不好意思起来，这副尊容怎好会客？况且又是有求于人。我拐进卫生间，脱衣，拧拧；脱裤，再拧拧。然后甩打、甩打，穿上。和老李交谈时，我一直是站着的，我怕弄湿了人家的沙发。好一副失魂落魄的狼狈样！我之所以对此保持清晰的记忆，不光因为这是一次糟糕的造访，而且徒劳无益。

开始，我骑一辆自行车，每天早出晚归，沿着马腾空、等驾坡一路向北，往返于西安与酒铺之间。后来觉得这样挺累，误事又不方便，遂改为在文艺路亲戚家吃饭，住在湘子庙邮电职工宿舍。这是堂侄黄春应的单身宿舍。这样方便了许多。每周回一次家，看望母亲，捎带着买些菜蔬、肉类，改善生活。谁料想，天总有不测风云的时候，应了那句“屋破偏遇连阴雨，船漏又遭顶头风”的老话，就在我正忙得较劲的时候，妈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如同一颗炸雷，我不得不中断了手头的工作。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照例回家，买了肉和菜，全家包顿饺子吃。妈的饭量这天似乎见好，吃完一碗，弟媳又给盛了半碗。我明知饺皮厚了点，煮得也有点硬，既怕老人吃多了，又想让她多吃些，想阻拦而未加阻拦。妈是坐在门口敞亮处吃的。那天，下着小雨。一转头，我看到妈的手在微微颤抖，一只饺子竟然送不到嘴边。没等到我反应过来，碗却已扣在了地上。当我抱妈坐到椅子上时，她开始狂吐不已，真的是翻肠搅肚、天翻地覆！接着便昏迷不醒了。旋即找来医生，是前院的侄女串串，她在大队医疗站。

从这一天开始，我昼夜陪护着昏迷不醒、大小便失禁的妈。正好是阴雨天，换下的尿片子搭得屋子里到处皆是。再后来，能进一点流食了，但就是意识不清。我静候着妈的苏醒，尽管我自己的事火烧眉毛，可再心急火燎也毫无办法。现在想来，这短短的几天是我今生和妈贴得最近的一段时间。不分昼夜，喂汤灌水，床前身后，伺候左右。这也许是上苍赐我克尽孝道的机会，虽然只有7日。因为直到老人家辞世，这样的机会终于没有再现。

伺候妈的过程中，偶然的一顾，让我触目惊心。妈终日昏昏沉沉，大小便失禁，换片子，端尿盆，自然都是我。一次，我在给妈换片子时，见吊着一截布条样的东西，尺许长。我以为是裤带，扯扯，不动；掐掐，软软的，肯定是和肠壁粘连着。这根纤维样的状物究竟是什么，吊了有多少年，妈忍受了几多痛苦，谜一样地拷问着我，也击打着我的良心。到妈苏醒时，我试图打问，妈搪塞过去了，似乎是隐私一样。既然无关痛痒，妈又不愿说它，那就忘却了吧。但刀刻一样的印象，怎的也忘不了。我的亲娘，真的是一个吃苦受罪的命，她会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谜”，都在默默地承受着。

见妈的病情稍有好转，我又抽空去了几次西安。一天当我从外边回来，刚跨进大门，忽闻母亲和弟媳说着话，一阵窃喜，快步进屋。呵呵，妈终于苏醒了。病后，妈留下了一条腿发麻的后遗症，可能是初期脑梗所致。

妈病情的缓解，也可能意味着我命运的转机。

百无聊赖，忽然想找战友聊聊。因为回西安这么久了，弦一直紧绷着，也没心情找人。如今，我横下一条心：去他妈的，不折腾了，听天由命吧，这才有心情转转。看战友，先去看看张振忠，不光因为我们同是步一连的人，又同在步二连做过连首长，还因为他转业的历程极富传奇和戏剧性，坎坷的遭遇尽人皆知。

走进西北大学校园，在学生食堂科找到了他。老战友见面，总是先从“话当年”说起。尽管过去多少年了，老张提起来，依然不胜唏嘘。他是1979年转业的那一批，是在春节前夕被限期“动员”离队的。到了冰天雪地的乌鲁木齐，他的老婆不慎摔折了腿骨，春节将至，为避免一家滞留在乌市，是用担架抬上火车的。到了西安，一家五口陷入了无奈。这时老婆动弹不得已经算不上大事，雪上添霜的是他的工作安排陷入了“难产”。军转办的意见是回原籍，按干部安排；留西安，以工人对待。而且，单位还需自己联系。老张是陕北靖边人，1958年在西安参加的工作。他真的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好寄居在战友王胜利家。在经过了推诿和扯皮，最后，被安排到西北大学，当了一名护校队员，任务是负责校区夜间巡逻。一时间，“解放军的营教导员看大门”的传闻，在西大校园不胫而走。传闻也像电波一样，传进了阿克苏军营。我问老张：“当时你是怎么想的？”他坦然答道：“人到了这一步，什么都不想了。去他妈的，干什么都行，活着就好。”老张不愧是条陕北汉子，他在困境中坚挺，在逆境中前行，护校队的工作一干就是三年。后来时来运转，升了官，当了巡逻队的队长。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他的默默无闻得到了认可，他的不计名利赢得了赞誉，机遇的砝码也悄悄向他倾斜。接着，转干、复职、晋级、提升，一连串的好事接踵而至。当时，他已经是学生食堂科的科长了。得益于大学校园的文化熏陶，老张的两个女儿也在西大读完了本科。最后他是在正处的岗位上退休的。老张一席谈话令我顿开茅塞，心里似乎敞亮了许多。人生不必苛求，顺其自然最好。不经意间，他给我传递了一条信息，说是环卫局可能要人，让我找找张成德，成德是我的战友，他在环卫局。

找到了张成德，见了环卫局政治处处长，一说即成，几乎没费什么口舌，一根烟的功夫就搞定。还真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老话，如此爽快，有着不言自明的原因。囿于世俗的偏见，当时的环卫局少人问津。我的走投无路“自投罗网”，也是出于无奈。

这么长时间，我之所以优柔寡断，举棋不定，还因为我的怀里揣着个“小九九”。回西安前，刚刚开过中央工作会议，下发了关于加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乌市时，我专买了一本《决议》单行本带着。鉴于行将进行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前景未卜，我既定的方针是不进工厂，不去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是我的首选。银行、保险，也属于选择的范围，若是银行，我还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妻在举足重轻的关键时刻，固执得像一块顽石。对银行，她简直是深恶痛绝，死活不肯进，宁愿去一个小单位做财务工作。她的偏执可以理解，毕竟那么多年，一手拉扯孩子，一手上班，银行严格的规章制度让她苦不堪言，况且福利也平平。环卫局最大的诱惑是房子。我打听到，有几处家属楼已经竣工，在待分之中。军转干部安置，谁都把房子放在首位，甚至找房子比落实单位还难。说到房子，“老转”们谁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韩连长的老婆告诉我，刚回来时，她一家人住在办公室，天天晚上拼桌子，早晨起来卷铺盖走人。她领着俩孩子天天在城墙上转悠。风吹日晒，栖栖惶惶，无家可归。这样的日子整整延续了一年多，亏得还是市房地局的一个下属单位。

最坏的主意也比没主意强，但是，这个最坏的主意却让我如坠深渊、如卧针毡。选择了环卫行业，我却陷入了深深的忧虑： 曾有好多个夜晚，我辗转反侧，夜半无眠，有好多个日子，郁郁寡欢，沉默不言。我在冥思苦想，我在分析判断，我想努力摒弃世俗的偏见，苦苦寻觅光明的彼岸。我和脑子里的“小我”做着搏击，妄图说服自我、找到心理的平衡点。我回想了自己的前半生，也想到我的后半世。我乃芸芸众生一个，世俗的观念离我不远，故作清高不是我的秉性，无视现实也不切合时宜。我想到了自己该如何作为，更多地想到子女今后该怎么办。环卫局打发了我的后半生不足惋惜，难道让我的子女也在这个行业代代繁衍？我觉得于心不甘、于情不忍。转而又想，我不能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也不能坐失良机当断不断。这是人生的转折点，生命的航船将从这里扬帆。斗争的最后坚定了信念：我必须振作精神去拥抱明天，无论什么岗位都离不开埋头苦干。

眼看着天气一天天变冷，在西北风呼啸中，我购买了返回新疆的车票。就在我准备离家的当儿，收到了三弟由成都抵达的电报，我去接了站，并匆匆话别，且获知三弟这年也将从西藏部队转业。

坟 头 祭 父

西安之行，还我一个宿愿，就是祭奠父亲。

父亲是1984年正月初四日去世的。他出生于清光绪31年（公元1906年）农历七月初九日，享年79岁，名讳黄进常。

父亲的辞世虽在意料之中，却也让我无限伤痛。我和父亲的最后一面是1982年的冬季，他病重的时刻。那时的他已经处于深度昏迷，我深知，这一次分别无疑是生离死别。第二年早春，我即奉命执行边防建设任务，开赴喀喇昆仑山脉。在昆仑之巅，我既忍受着高原缺氧之苦，又经历了遥遥思父之痛。当我看到三弟诉说家里悲悲戚戚状况的信件，我曾在帐篷内独自掩面流泪。漫漫长夜，高原缺氧折磨得我久久不能入睡，心牵肠挂的自然是昏迷不醒的老爸和含辛茹苦的老妈。除了通过信件、电报，寄去我的思念外，无非是多寄些钱回去，别无他法。好在阿里的地区补助为全国最高。10个月的高原生活是一段肝肠寸断的日子。

1984年的春节，我过得郁郁寡欢。我预感到父亲生命的烛光即将熄灭，天天留意进出收发室的邮差。是焦急等待，还是着意回避？已经难以说清。我是应该祈祷上帝假以时日延长父亲的寿命，还是应该恳求上苍让父亲的灵魂早日安息？我是应该回老家去作最后的诀别，还是静静地等待噩耗的降临？总之，我惶惶不可终日，处在重重重压之下。

一切虽在预料之中，但当预料突然降临时，仍显得无措手足。春节上班的头一天，当收到“父故速归”的电报，我依然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一个衰老的生命终结了，一个孱弱的身躯归天了，父亲终于走完了漫漫的人生路，在冥冥的天国安歇了。

尽管我归心似箭，想和父亲作最后的诀别，但客观情况却不容许。“客观”是什么？是规定，也是缺钱。我探家刚满一年，按照四年一次的规定，是既不能获批，也不能报销路费的。若请事假，捉襟见肘的经济难以承受，作罢又于心不忍。我陷入了进退维谷的悲痛。当时，医院已经搬迁到了库车城，和我住的杏花路银行比邻，天天下班回来，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蒙头假睡，以至于向来凌厉的妻也有点怕了。一天，在汪教导家几个人吃饭时竟一时心动，忍不住动容落泪，感情的脆弱连我自己也始料未及。也就是从那年起，我的双鬓骤添白发。

哀莫大于父丧，悲莫过于亲离，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祭奠父亲，了却心愿，是我回到老家的首桩大事。

一下火车，我就在远郊车站大差市买了花圈，怕的是农村的合作社买不到，以至于满车的乘客都以异样的眼光瞧着我。到家后，我草草地扒拉了几口饭便直奔坟地。熟悉的路径几乎不用辨认，南岭头上生产队坟地的第二个新坟里安息着我的父亲。看见那堆新土，我不由悲从中来，摆放好祭品，点燃了香蜡，燃着了花圈和纸钱，我把一瓶52度的西凤酒，一股脑儿地倾洒在墓前。霎时，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醇香，坟地头渍起了一洼酒窝。这时，我的一腔悲情像潮水般汹涌，泪水如断线的珠子一任流淌，郁积了太久的情感，一泻无余地宣泄。嚎嚎啕啕的哭泣，酣畅淋漓的倾诉，令我血脉喷涌，仿佛觉得父亲离我很近很近，他似乎看到了我的哭泣，听见了我的倾诉。我似乎有着太多的话要对爸说，有着太多的衷情要对父诉，我背负着无法偿还的孽债，我愧恨交集，无地自容。

跪拜在父亲的坟头，悔恨、内疚，惭愧、自责，一起涌上心头。我不能原谅自己的疏忽，更不能为自己的无知辩解。有许多该做的，我没做好；有许多是为人子者应尽的，我没有尽到。

我悔恨，耽误了对父亲的治疗。父亲是误服剧毒药物导致的精神昏迷。如果抢救及时，本不该如此。我到家时虽已过去了半个多月，他却依然昏迷不醒。前来看望的乡亲无不低头而来，摇头而去。我们也以为大限将至，没了指望，只有坐等死神降临。尽管搬运一个病势沉疴的老人求医问药绝非易事，但不可宽恕的是，没有让他住院诊治，甚至连鸣犊这样的地段医院也没去过。满脑子想的是准备后事，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常识，一个生命的终结有着自身的规律。正如乡人所说，生有时辰，死有八字。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父亲以病卧之躯，和死神顽强抗争了一个冬去春又来，长达16个月。期间所遭受的苦痛，难以名状。如若即时施医诊治，即便不能延寿，起码不会如此遭罪。这件事一直拷打着我的良心。

我内疚，我漠视了父亲的痛楚。父亲病重的那些天，我和三弟天天守候，日夜监护，还详细地记录着每日病情的变化。有几天父亲没有排便，我和弟用手指去掏，孝敬之心不可谓不真。可是，一个不经意的疏忽让我悔恨不已。开始几天，家里人来人往，我和弟或跪在炕头，或坐在身边招呼着乡亲，注视着病情。那一天，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仰卧着的父亲面部现出痛苦的抽搐，嘴角似乎挂着唏嘘的呻吟，持续了两次，稍纵即逝。我甚至来不及分析判断，也来不及探究缘由。第二天换尿布时，发现父亲的双臀压出了两片红红的晕痕。我意识到这是褥疮。凭我在医院的耳濡目染，褥疮对于卧床病人来说是致命的，隔两个小时翻一次身是护理规定。父亲直挺挺地躺着，他动弹不得，又是厨房热炕。我虽在身边，注意力却集中在听脉搏、察呼吸上，翻身的事儿被置于脑后。老人家痛苦的一搐，既是本能的反映，也是求救的信号，竟然被我漠视了。粗心大意，铸成大错。从此，父亲雪上加霜，病上添痛。亡羊补牢，尽管制作了垫圈，却为时已晚。

至今，父亲那痛苦的一搐，仍时常在我的脑际浮现，我的心常隐隐作痛。

我悲痛，父亲人生的最后一程，走得备受折磨。本来善恶报应是人世间的规律。按照这一规律，心地善良又饱经苦难的人理应得到善报。可是，阎王爷却怎么错点生死薄，偏偏让一个遍尝人间苦难的人，未得善终。在一度酷暑、两度寒冬的48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的老父终日与痛苦为伴。以至于他的一条腿因长期蜷曲而不能伸直，临终入棺时，不得不两人合力下压，才勉强合上棺盖。这是多么揪心的一幕！而伺候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该付出多少辛酸，多少劳累！所有这些，都由我年过七旬的老母独立支撑。身在昆仑山的我每当念起，心如刀绞。我曾捎书劝说，让妈雇人伺候，是舍不得钱，还是不放心？老人家终于没有应允，她一肩独支，夜夜无眠。

父亲在黄泉路上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爬行，眼看只有一步之遥，却难走到尽头。我终于没有弄清，这是上帝对他的恩赐，延以时日，还是对他的惩罚，备受煎熬，让他苦苦挣扎在生死线上。

我愧怍，父亲是孤寂地离开人世的。团圆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向往。生亦如此，死也亦然。人在弥留之际，更是期盼着团圆。卧榻之侧，子孙相拥，这才叫死亦瞑目。我的父亲却是在孤寂中离去，他是死不瞑目的。他走了，走得悲悲戚戚，留下了永远抚不平的伤痛。自古忠孝难两全，我和三弟一个远在西陲新疆，一个驻守西藏边防，闻到丧讯，尽管泪湿衣襟，也难千里奔丧。只能遥望家乡明月，抛下一掬酸楚的泪。听母亲给我述说父亲的往事，我竟忍不住热泪涟涟。临终前，父亲也有过暂短的清醒。他一辈子寡言少语，一声长吁，一声短叹，释放了内心的一切苦楚。听他一声接一声地长吁，妈问：“你都想谁？想不想夏娃？”爸说：“想又能咋，也回不来。”又问：“想不想生生（指三弟）？”爸说；“娃刚回来过，想也白想。”由此看来，爸对三弟借接新兵之机回家探望尚有记忆。再问：“想不想春娃（指大哥）？”爸不语，又一次昏迷过去。春节临近，眼看爸的病情日渐沉重，母亲觉得大事不好，对急于返周至过年的大哥说：“春娃，你不要走。我看你爸不行了。”哥说：“我还得回去待几家客。”执意离去了。也许是命中注定，父亲该孤孤寂寂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路，他咽气的那刻，是正月初四日（当日立春）的暮黑时分，大约七时左右。身边只有我年迈的母亲和弟媳，还有少不更事的孙女斌莉和孙子荣荣。三个儿子无一在侧。亏得弟媳淑苗前后张罗，隔壁借门板，大场喊人来。第二天上午，到了入殓时分，左等右等还不见周至一家人。主事的隔壁二哥说，回不回来，都按时入殓。堂兄黄鹤亭危困相帮，把父亲的丧事操办得轰轰烈烈、体体面面。对此，我常存感念之心。

父亲的灵柩停放了七日。听说母亲发了话：不到出殡的一刻，不得钉死棺盖。妈是心存侥幸，期盼着我的归来。我到底让妈失望了。安葬完父亲，借着“三七”祭日，母亲请了几个和尚，做了三日道场，超度亡灵。我慈爱的母亲她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身在天国的父亲定会感知并欣慰着。一世夫妻，一生情缘。人间大爱，至真至纯。

被压抑的情感是需要得到宣泄的。当我跪拜在父亲的坟头时，内心的悲怆和苦痛如江河决堤，滔滔不绝。我的恸哭引来内侄黄春景赶来相劝。一放悲声，尽释满腹压抑和痛楚，顿觉神清气爽，那种一想起父亲，就暗自伤情，独自落泪的心绪轰然冰消雪融。

军营，再见

隆冬将临的十一月初，我回到了新疆。

这时，我转业的命令下达了。命令原件为；

乌鲁木齐军区后勤部

1984.10.30

（乌后政干字28号）

后勤第三十一分部

（政干令字418号）

经军区后勤部批准，第十七医院副政治委员黄永毅退出现役转业。

后勤第31分部

部长 李志峰

政委 王积裔

1984.11.22

接着，我便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待分配”序列，心安理得地做着搬家的准备。自古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人的“基本建设”普遍简单，多年来，为方便生活，我曾断断续续地添置了一些家具，家具的式样映衬出我与时俱进的痕迹。在“有个箱子就算家”的年代，大大小小的木箱有几个；在“柜子风”盛行的日子，又添置了大立柜、摞柜、高低柜等，外加两把简易躺椅。如此这般，亦步亦趋地走来，一件件破旧家具像托儿所的玩具一样，从小到大排序，无不打着时代的印记。该搬家了，这些平时不显山露水的物件，一一浮出，鸡肋一样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岀于“大迁徙”的需要，只好精兵简政，舍我所爱，轻装行进了。

逝去的岁月一步一步走过，说不上辛酸，也谈不上艰难，就那么紧紧巴巴的。节制、节俭、有计划，好在那个时代都这样。当时我行政19级，月薪134元。此前更多的时间则徘徊在百十元左右，两人合起来不足200元。上有双亲年老，下有儿女正长，要命的是隔三岔五得探家，经济的困顿毋庸多言。说来惭愧，当兵20余载，存单的积蓄仅2000元。连同按16个月工资计发的一次性转业补助费，也是一个2000元。抵达西安的第一件事是在大差市银行存了10年定期。意思明白不过。我说，这是血本，死都不能动。

搬家，收拾行李是重头戏。经过精兵简政，没了大部件，收拾起来省事多了。我把所有的衣物、家具一一清点，登记造册。该装箱的装箱，该打包的打包，7个大小不等的木箱囊括我的全部家当。单位又给足了包装板。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落实。时间有的是，每天干几件。丈母娘看我费力地一人捆绑，想帮也帮不上忙。因为孩子上着学，妻子上着班，家里只有她和我。

1985年的春节是我在部队的最后一个年。这时的家已经只剩下了铺，还是地铺。除了几床被褥及灶具，其余的全部打了包。如此的日子维持了有两个月。最后的一个春节，我当然特别珍惜，希冀着欢欢乐乐，但离别在即，心态已与往年不可同日而语。当我向库车县的老战友、老首长作别时，心中自有一股难言之隐。准确地说，依依惜别已经袭来。对单位，我则怀着别样的心态，想静观世态炎凉，想看看门前车马稀稠。事实恰恰相反，我多虑了，那点小心眼倒给了我带来了宽慰，来我家拜年的依然成群结队，甚至强于往年。想到的来了，想不到的也来了，况且，我住在杏花路银行，离医院还隔着一段路。请吃请喝排得满满当当，几乎天天面红耳赤而归。

新疆的最后一个春节，我过得喜气洋洋！

离开部队的人，谁也少不了一顿“滚蛋饭”，我的“最后的晚餐”，同样吃得乐不可支。医院中层以上干部悉数作陪，气氛热烈而活跃。承办的温铁军司务长近乎讨好地对我说：“走了多少人，这是办得最好的一次。”这话我信，他和我的关系我明白。酒是新疆茅台“伊犁特”，菜肴由炊事班长亲自掌厨。那一天，我的兴致颇高，酒逢离别千杯少，人在兴奋的时刻，对酒精的摄入会深不可测，也不知是从哪借来的酒力，来者不拒，喝得一个酣畅淋漓。在酒足饭饱、风卷残云之际，又杀出个程咬金。炊事班长李恒彦带着炊事班战士排队敬酒。尽管我醉意朦胧，宴席的气氛却依然生机盎然。这种场面任谁遇上都会为之动容。这杯酒任谁也不能推脱，七、八个人，又是七、八杯酒。这一天，我究竟喝下多少酒，说不清。反正我是第一次领略了什么叫酩酊大醉，什么是一醉方休。宴席何时结束，我怎样回的家，一概不晓。次日，直到日上三竿方醒。

过完春节，我就开始做好起程的准备。从确定转业之日起，我就一直告诫自己：离开部队是人生的转折。这个门当初是高高兴兴进来的，如今也要欢欢喜喜地离去。这是因为别离军营，心情复杂，各种矛盾交织，还有利益的碰撞，过多的计较甚或不当的处理都会酿成不可弥补的遗憾。自始至终，我没有额外要求，没给组织添加麻烦，做到高高兴兴走，痛痛快快离。医院当时的政委是高举，我们是同一个团队的战友，他当然不会难为我。

1985年3月15日，是我离开库车的日子。此前一日，我的行李已全部装车，因银行有行警守卫，满载搬家货物的卡车夜晚停留在县支行。我的一家人也住进了工行招待所。别离之际，心情有着别样的感动。匆忙中，我没有忘记又去了一趟库车大巴扎，蜜一样甜的哈密瓜挑了大半个，还有晶莹剔透的葡萄，让我的儿女再美美地饱餐一顿，以后想吃就难了，吃得儿子直喊肚子胀，临上车还剩下了两牙子，实在吃不动了。上午12时，县支行领导和大部分职工在院子为我们送行。此前这种场面是没有的。医院派出的小汽车和一名护送干部也准时赶到。银行郑应文行长笑嘻嘻地说：“黄永毅，你的排档子（新疆话，即面子）大得很啊！一大一小两辆车，浩浩荡荡！”郑行长是由我团转业的老同志，我的家属在银行工作，他和郑嫂郭云祖大姐没少关照，就连他的儿子郑均平也常常背着我的儿子玩。其时我的心境极好，不由升腾起“春风送我还故乡”的激情。

要离开新疆了，原准备途经乌市，再一次告别乌鲁木齐。可听说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军运检查特别严格，遂改走吐鲁番。谁知吐鲁番也一样麻烦，开箱验货是规定，好说歹说改作抽查。幸好只有一桶清油被冠以“污染品”剔出了箱外，改作随身携带。能够顺利乘车，得感谢驾驶员王安信和政治处陪送的王干事，为了能买到第二天的火车票，不至于一家人滞留车站，他俩冒着严寒，站了大半宿的队，终于如愿以偿。次日，我们全家人乘上了东去的列车。

火车离开吐鲁番火车站的时间是1985年3月17日12时。

新疆，再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