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业”记事

杨浙京

1985年中至1987年底期间，在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史称“百万大裁军”。我所在的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组建新的南京军区，福州军区就此结束了其29年的历史使命。按照整编方案，新的南京军区机关由原南京和福州两大军区共同组建，南京方面占编三分之二，福州方面占编三分之一。我们这些机关干部中的一部分人可以随政委傅奎清去南京，另一部分可以下部队。为鼓励青年干部去基层，规定凡愿意去基层部队的均可在原职级基础上提升一级。不去南京也不愿意下部队的则转业地方安置。

那一年我29岁，福州军区军事法院副营职审判员，年龄和职级属于可进可退的状态，调查摸底时领导和战友建议我继续留队。可以去作战部队当一名带兵干部，也可以去南京继续做军事法官。想进步快些就去作战部队艰苦奋斗，想过得安稳一些就去南京。南京是我的出生地，新的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一职已确定由我们福州军区法院的老领导担任，在大机关工作家属随迁、子女上学等问题也不难解决，我一度作出了跟着领导去南京的选择。但当时国家改革开放春风劲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深入人心，地方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也影响了部队，“迟早都要回归地方，迟走不如早走”成了我们这些中下层军官的主流意识，最后我也“随大流”作出了转业地方的选择。

转业决定得到批准后，便是等待地方安置办的消息。按照当时的政策，转业干部原则上依配偶户籍地和工作单位按系统进行安置，转业干部也可以自己联系接收单位，两条腿走路。为了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岗位，不少人托人情找关系不惜花光转业费和积蓄。外贸、银行、税务、工商、物资、粮食这些“管钱管物”的单位部门在当时最热门。我是铁路子弟，配偶又在铁路工作，我的去向自然是铁路系统，加之当时铁路的工资福利相较地方企业要好，所以一开始我就没有考虑别的去处。铁路是个小社会也有不少管理机构，我想去铁路法院继续当法官，但法院王院长告诉我，南昌铁路局撤销后两级法院并为一级多出了不少人，人员是只出不进。进不了法院能去分局别的部门或站段当个普遍办事员也行，我把想法告诉了战友在铁路分局当领导的父亲，他答应在安排时帮我考虑。

等待分配的那段时间我要么回福州上课（那时还在福建电视大学读书），要么在家带孩子，没有去为工作的事多“活动”。有一天我得到消息，我被安排在向塘铁路派出所任副指导员，向塘车站离南昌约30公里，到那里上班每天要在火车上跑通勤。我找到战友父亲希望能在南昌安置，随便什么岗位都行，他说：“今年转业干部较多，加上局机关及驻南昌单位大都超编，局党委讨论决定将你们这一批51个转业干部全部安排去基层沿线，把你放在离南昌最近的向塘，还给你一个副指导员职务已经很照顾了，你先去那里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再给你调回南昌”。很显然，领导为我的事已经尽力了，除了感激我不好再向他提什么要求。

经过一番思考后我决定放弃铁路给我的工作安排，我去分局组织部请他们把我的档案材料退回省安置办，他们没作任何挽留就答应了，有个人还说，你不来也好，这样我们又可以少安排一个了。把安置军转干部当负担，排斥军转干部在那时比较普遍，记得当时复转军人中流传一个段子：打仗时是最可爱的人，抢险救灾时是最需要的人，复员转业时是多余的人。

第二天，我去了省军转办要求重新安置，我的理由是我学的专业是法律，在部队是军事法院法官，要求按“专业对口”原则重新安置我的工作。我首先找到军转办一位军方副主任，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没想到这位副主任不但不帮我还劈头盖脸地给我一顿批评：“你这样挑三拣四怎么行？！大家都像你这样我们的工作什么时候能做完？！”他那浓重的胶东腔至今记忆犹新。我不敢与他争辩，低声下气的复述着我的理由，但他不肯继续听我诉说把我推出门外。走廊里一位来此办事的转业干部跟我说，这个王副主任是南昌军分区副政委，找他没有用，他除了训人什么事也帮不了我们，他建议我去找人事厅派在这里的胡处长，说他人好，能办的事他一定会给办。我来到胡处长办公室门口，已是满头华发的他正在与人交谈，我在门口等着，那人出来后胡处长向我招呼：“是找我的吗？你进来吧”！我毕恭毕敬地向他说了一遍我的情况和请求，他说像你这种情况属于重新安置，会麻烦一点，需要你自己去找接收单位，等你找好了单位再来找我，我帮你办！问题说的清楚明了态度也好。

自己去找接收单位，对我这个没有什么关系背景的平民子弟来说压力不小，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把自己的简历、奖励证书、写的比较好的裁判文书以及曾经在报刊发表过的“豆腐块”准备好，规划好求职路线，整理好心情，第二天就开始了关乎自己一生的求职之旅。

我首先来到了离家最近的西湖区法院，找到了一位分管人事的副院长，我把自己的简历和“亮点”奉上，把事先组织好的语言说了一遍，突出强调自己不需要分配住房，不需要安排家属就业，无论安排什么工作都乐于接受，把接收单位最怕的这几个方面问题主动提出来。这位曾经当过兵的副院长很客气对我说：“像你这样年龄不大，职务不高，不需要分房，又有法律专业知识熟悉审判工作的转业干部我们愿意接收，我们也有编制，但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人事权，需要你自己去相关部门做通工作”。这位副院长的话增强了我的信心，说明我们这样的人并不“多余”。

我去的第二站是中级法院，政治处一位干部明白我的来意后对我说：“这种事你不要来找我们，你应该去市里组织部人事局，你出去吧我这里还有很多事！”估计是已经来过不少求职者让他有些厌烦，看他那拒人千里的态度我知道多说无益，知趣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第三站我来到位于省政府大院的省高级法院，在这座旧式红砖楼的二层找到了人事处，军转干部出身的龙处长得知我是来求职的让处里的干部老罗与我交谈，老罗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他的父亲牺牲前曾是赣南苏维埃政府主席。五十几岁的他仔细地看了我的材料和自我介绍后说：“像你这种条件的同志应该可以接收，我会把你的情况报告领导，你过两天再过来一下”。他的话让我看见了希望，我决定等到结果后再作打算。

过了几天，我再去找老罗，他告诉我领导的意见是如果军转办把你分过来我们就接收，但我们不会去主动与军转办联系。老罗解释说，因为去年为这种事与军转办闹了个不愉快。我明白老罗的意思后连忙说这事我自己去做！出法院后我立马去了军转办，原原本本地向胡处长报告相关情况，胡处长拿起电话挂通了省高院人事处，得到肯定回答后说：“可以了，你回去吧，什么时候报到上班等通知”。也许好消息来的太快，我不知道给胡处长说些什么，以军人的方式向他敬了个庄严的军礼！

两个多月后我在部队接到了地方安置办通知，我被安置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任助理审判员。1986年1月14日我来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报到上班，开启了我的下一段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