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石红色记忆（108）九死一生干革命，红色基因永传承—追记山西省灵石县原交通局局长杨树林

任峰毅

1995年的秋天，已故原灵石县交通局局长杨树林的儿女们接待了杨树林生前山西省公安厅一位姓吴的同事。他给杨树林的子女带来了一个旧纸包，当杨树林儿女们打开这个包裹时，一片片发黄的纸张打开了尘封四十多年的记忆……… 　　杨树林（1923—1988年）原籍山东省博平县人，1923年出生于山西省灵石县。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至1941年11月参加抗日决死二纵队；1942年9月至1945年9月太岳18分区平遥城工部内线；1945年9月至1948年8月平遥、灵石县情报站干事、站长；1948年8月至1949年8月18兵团68军184师侦察参谋；1950年4月至1962年8月山西省公安厅政保处、劳改局科员、副科长；1962年8月至1963年10月灵石县双池公社党委副书记；1963年10月至1973年工交办副主任兼管交通工作；1980年5月至1984年1月担任灵石县交通局局长；1984年离休；1988年12月15日（农历十一月初七）因病去世。享年66岁。 一、流离失所躲灾难（山东博平县） 1923年10月8日杨树林出生在山西省灵石县城内，父亲杨靠山文盲，原籍山东省博平县杨庄村，贫农家庭，从小务农。清光绪年间，山东遭遇百年未有的大水灾，杨靠山隨几位老乡一同外出逃荒，沿路讨吃要饭，历尽千辛万苦最后流落在山西省灵石县城西门外给莱园主当雇工，开荒、种菜维持生计。母亲杨任氏山西省吕梁市孝义人，经人介绍与杨靠山结为夫妻，成家后做一点靠做点小买卖补贴临用。1927年7月杨树林在灵石县城内读小学，1934年小学毕业，1935年至1937年在灵石县第一高小念书。 1938年日本鬼子侵占灵石县城，由于家境贫寒加之兵荒马乱，杨树林被迫中断学业随父母及家人先后逃到离县城较远的良子墕、将军城、曹家岭等开荒种地，艰难度日。 灵石县城旧貌 二、参军入伍求解放（参军时的杨树林）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树林弟兄几个正在地里劳作，从东头地边走来两个人不经意间和他们聊了走来。他们说：“日本人到处抓年轻人，你们可要小心啊！现在我们有个队伍专打日本人，如果你们让日本人抓去，还不如去队伍上打日本人。”后来得知。这些人其实就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利用机会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回到家里，杨树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随后又找几位同学联系，了解怎么去部队，怎么去打日本人。经过反复考虑后，他坚定了投身革命的信心。杨树林的二哥也想参军。当他们弟兄二人把想法告诉父母后，大人们坚决不同意，母亲拽着杨树林的衣服哭着不放手。无耐之下，弟兄两个只好趁半夜三更父母熟睡之际，偷偷溜出家门，一直跑到当时的灵东抗日根据地东许村找到了杨树林同学介绍的我党地下工作者赵文汝说明了他们的想法。经过赵文汝介绍和指引，杨树林弟兄二个还有几个同学一道去隰县参加了革命。就这样，杨树林于1938年12月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抗日决死二纵队先是在民运队，后又成为军政干校十分校的一名学员。由于表现优秀1939年6月经灵石县东许村决死二纵队特派员郝仁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9年十二月“晋西事变”后，杨树林参加了军政干校十分校的罢课运动，代表共产党与阎锡山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随后被派往决死二纵队五团三营工作，从1940年至1941年在党内任青年委员。 三、征粮途中落魔掌（1945年杨树林与同事合影） 1940年冬季，在汾阳高家庄的对日作战中，杨树林腰部受伤被送到医院救治。伤愈后又随军在太原清徐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因受伤后身体虚弱，1941年党组织决定杨树林暂时留在吕梁交城三道川窑北上村配合当地村公所为部队征收粮食。同年11月在日军开始冬季大扫荡。一次外出行动中在交城县三道川与鬼子遭遇。当时穿着军大衣的杨树林口袋里还有一份本地党员的鉴定表，眼看敌人紧迫不放，要是这份表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情急之下，杨树林边跑边脱掉大衣，把党员名单表撕碎装入口袋迅速扔到了路边的地里，然后往相反的方向猛跑。足足跑了三华里，尾随身后的日本鬼子又喊又叫还不停的打枪紧追不舍。由于身体有伤，最终没能逃脱鬼子的魔掌，杨树林被捕了。 敌人将杨树林带到村口的一座破庙里，一个带着眼镜的翻译官问他叫什么名字？是共产党吗？那一部分的？现在部队在什么地方？武器和粮食藏在何处？当地还有谁是共产党员等等，并交给杨树林纸笔，要他一一老实交代。此时杨树林看出鬼子不知道真假，是瞎咋呼，便瞒骗他们说，自己只不过是被决死纵队抓去当伙夫的，根本不知道什么粮食武器之类的，因为受了伤，本想开小差跑回家，没想碰上你们，所以撒腿就跑。谁知狡猾的敌人根本不予相信，他们开始对杨树林严刑拷打，还不给吃饭，但杨树林至始至终没有吐露一个字。日军在晋西北根据地扫荡了十多日，白天押着杨树林，让他背着日本人的行李和粮食，晚上将其五花大绑扔到柴房里，就这样一路打骂折磨到了平遥县。 到了平遥之后，杨树林先后关押在日军警备队（424部队）监狱和伪军特务警备队监狱。在四个多月的关押期间，隔三差五就拉出来审讯一次，用尽了各种酷刑，但杨树林始终咬定自己就是个伙夫，用假名字假地点欺骗敌人。与杨树林一同关押的还有我军38团的营长王义富（解放后在平遥居住），他们二人相互鼓励、关照，一个受刑后另一个就帮忙清洗伤口，喂水喂饭，并商定了跳墙逃脱的计划，但还没等计划实施，两人就分手了，越狱计划也就落空了。 有一天，敌人翻译官找到杨树林要他给家里写封信，谎称在战斗中被日军搭救，让家里派人来接。杨树林一眼看穿了敌人要利用父母做人质逼迫其交代的鬼把戏。他将计就计按照敌方的要求写了一封信，但地点、姓名全是假的，发出几天后由于查无此人原件退回。接着又审问，杨树林答道：“现在兵荒马乱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死活”。敌人只好无耐作罢。这时，正好伪军特务长需要一个伺候他的勤务兵，便让杨树林补充上去。1942年2月杨树林便在伪军的特务队做起了勤务兵。由此，便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四、相濡以沫渡难关（杨树林的妻子王桂兰） 又过了一段时间，敌人为了进一步控制杨树林便强迫其在平遥成亲。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杨树林只能同意，经伪军老婆介绍和安排，杨树林于1942年6月与平遥人王桂兰结为夫妻。王桂兰是平遥县林泉村人，也是劳苦人出身，家里兄弟姊妹六人，给人当过佣人，没有文化。结婚之后，特务队给杨树林发点工资，不足部分由王桂兰补贴，一家人仍挣扎在穷困线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杨树林发现王桂兰本质好可以信任，便给他讲些抗日道理，有时也给她们家人灌输进步思想，使他们逐步接受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 五、千辛万苦向太阳（山西沁源山区） 在杨树林的教育引导下，王桂兰也成了一个革命者，1942年9月，她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险去山西沁源老区帮助杨树林联系党组织，在她的努力下终于找到了当时太岳军区18分区平遥城工部地下交通员王志远同志。杨树林心情非常激动，迫不及待打申请报告，提出想恢复党籍（被捕后脱党）并回根据地工作。当时一个叫李明的老革命（解放后在山西省公安厅工作）答复他，鉴于内线工作非常重要同时也需要这方面的人，且杨树林熟悉情况，经过组织慎重研究认为杨树林继续留在敌人内部更合适，为了安全暂不考虑党籍问题。当时，杨树林感到有些委屈，一个人回到家关门大哭一场，但上级的命令必须服从。于是，他就利用在保安队当勤务员的特殊身份，想办法瓦解策反了伪军小队长朱宪智，利用他为我党打探情报，与此同时，杨树林的妻子王桂兰及其家人也一起和他们给平遥地下党组织——平遥城工部送情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较短时间内就发展了十几个家境贫寒、苦大仇深的穷人做内线，将日军政治、军事、武器等方面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的传输到我根据地。因情报准确，他们受到了上级领导的一致好评。 六、太谷城里遭祸殃（太谷县城旧照片） 由于情报传送频繁，在一次送情报时杨树林的行动引起了伪军保安队长的怀疑并报告了大队长。1944年1月杨树林再次被捕，敌人将他送到了“太谷建设团”，太谷建设团实际上就是集中营，送到太谷建设团的人都是边做苦力边接受审查，有许多人被暗杀，只要进了这里能够活着出来的很少。在太谷建设团杨树林主要派出去修工事，上午押出去干活晚上再押回来审查。与杨树林一同关押的有一个叫李永崎的同志，杨树林通过侧面了解情况后，便和李永崎商量逃跑计划。第二天，在押解回去的路上大部分是伪军，杨树林和李永崎以夜暮为掩护瞅准机会迅速挣脱绳索拔脚就跑，等伪军们反映过来，他们已跑出去很远，由于押解队伍战线较长，伪军们怕队伍散了更不好收留，便追了一会放了几枪又去看管大队人马了。 七、命悬一线终呈祥（平遥古城外图片） 杨树林和李永崎脱掉囚服连夜跑回平遥县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城工部，向组织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杨树林再次请求回根据地工作，但组织上仍然要求杨树林继续留在平遥做内线工作。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由杨树林的妻子王桂兰出面找到了曾给日本山崎队长当过佣人的老乡牛桂英，求她帮忙给杨树林谋个差事，在党组织的精心策化下，为了打消日本人对杨树林的怀疑，将杨树林和另外三个便衣队被共产党抓走，拉到城外一间民房审问拷打，几天后，杨树林谎称自己在押送途中逃跑回来，其他三人不知去向，这个苦肉计算是暂时迷惑了敌人，初步打消了怀疑。 回到便衣队后，杨树林更加积极的开展工作，逐渐发展十多名想抗日的劳苦大众，其中有两个伪军中队长。那段时间他们并肩战斗，千方百计源源不断地给我方送情报、送枪支弹药、送粮食、设法搭救狱中的革命党人。在杨树林发展的队伍当中，有两个是平遥普岗村保安队的中队长，他们于1945年4月控制了普岗村保安队长，率部起义投诚参加了抗日队伍。杨树林还冒着生命危险与发展过来的伪军在敌人的据点内侦查地形绘制地图，然后利用王桂兰的家人往鬼子据点送煤送菜的机会，把情报放在马鞍内逃过敌人的岗哨和封锁区，送达我方根据地。 由于收集情报活动频繁，加之敌人对杨树林早有戒心，1945年6月杨树林第三次落入魔掌。他被押回平遥宪兵队，敌人用电刑、鞭子、棍子等对杨树林施以酷刑，想从他嘴里得到有价值的东西，面对严刑拷打杨树林宁死不屈，几次被折磨的昏死过去，用冷水浇醒继续毒打，但杨树林只字不讲，就这样关押审查了半个多月一无所获，最后决定押赴刑场正法。 1945年6月20日中午10时许，日本鬼子将杨树林在内的16名共产党员拉了出去。在押赴刊场途中，他们高呼口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终于下了毒手，他们先是用刺刀在每个人身上乱捅之后用洋刀将头颅砍下，然后将尸体推入平遥城南门外的一口枯井里，16位共产党人被一一刺杀砍头，可能是刽子手连砍了十几个人累了，也许是最后执行砍头的日本青年年龄太小有些心慌，和杨树林同在一个号子关押的史宝山是最后被砍头的，所幸没有人头落地留住了脑袋，他们俩个被日本人捅了几刀砍了几下，最后被抛入枯井。这个情景被一个叫郭全学（平遥县人）的伪警察全部看到了，他认识杨树林的妻子王桂兰，便立刻跑回去告诉了王桂兰和家人们，说杨树林连捅五刀，头上砍了一刀，已经推入枯井，要他们速去收尸。等到后半夜，王桂兰和她的弟兄们拉着平车，带着草席和干净衣服悄悄的去南城外收尸，准备用席子裹上拉回去掩埋。待众人将脑袋耷拉，满身是血的杨树林从枯井捞出来替换衣服时发觉杨树林还有呼吸，众人赶紧用席子将他卷起放在平车一路小跑往回赶。由于汉奸告密说杨树林没有被杀死，刚刚返回的日本人又骑着摩托车、自行车一路追来，家人们急中生智将杨树林拖入路旁庄稼地隐蔽起来，然后拉着平车向相反的方向飞奔而去，日本鬼子追上后发现是辆空车，将拉车的打了几个耳光后骂骂咧咧的回去了。庄稼地里的王桂兰和弟弟用绳子拖着奄奄一息的杨树林经过艰难行走，终于回到家中。到家后，王桂兰的亲戚们给杨树林做简单包扎后，王桂兰连夜与平遥城工部同志联系，平遥地下党组织及时派人以最快速度和最短时间将杨树林送往沁源县部队医院抢救。事后得知，那次被害的16名同志中，有14人遇难，只有杨树林和史宝山幸免于难，史宝山伤愈后到了太岳军区七团，随军南下了。 八、拔开乌云见曙光（1949年太原解放时的杨树林） 1946年9月杨树林伤愈后被分配到平遥县武工队工作。1946年调到平遥县谍报站任侦察员。1947年至1948年调灵石情报站任站长兼指挥部參谋，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48年11月调太岳军区43旅侦查训练队任政治部主任，党内任书记。1949年8月调18兵团62军184师师部侦查科任参谋。在工作中杨树林继续发挥勇于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圆满完成了上级交办的任务。为了摸清敌人情况，杨树林装扮成商人、农民等深入敌人据点侦察地形，获取情报。在临汾战役时，由于杨树林对敌人增援兵力的准确侦查和判断，使部队掌握了主动，受到上级的表扬。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上级交给杨树林的任务是带领100多名侦查人员在我军接管的三个团阵地担任警戒，他带领百余名同志出色完成了任务，在全师直属大会上受到了表扬和奖励。 1948年杨树林与战友们合影 杨树林残疾证书 九、脱下军装干公安（1961年杨树林在山西公安厅工作时公安厅家属在太原晋祠合影） 由于杨树林在战斗中屡次负伤身体虚弱，1949年被认定为三等甲级残废军人退伍转业到地方工作。1950年经原平遥城工部负责人李明介绍分配到山西省公安厅政保处工作，1950年至1953年因工作的特殊需要杨树林化名杨志远，从事公安特派工作。1953年至1955年杨树林主要搞调查研究专案的侦查工作，因为工作需要杨树林曾用过三个名字分别为：杨树林、杨金柱（抗日战争时期）、杨志远。 杨树林退伍转业证书 十、广阔天地做文章 1959年至1962年杨树林在太原风动工具厂管理科工作。1962年杨树林回到灵石任双池公社党委副书记。 十二、修路架桥勇担当（1986年杨树林与女儿外孙合影） 从1963年开始杨树林在工交战线一直工作到1984年离休。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是灵石县交通事业的第二次飞跃，它包括了新建、改建、桥涵建筑、延伸路线、改善路面、提高等级等多种项目。从1962年冬到1963年春，仅坛镇公社在短短半年时间就完成了11.5公里的干线公路和20多公里的各大队支线公路，总长近40公里，直接沟通了13个村庄。1963年秋夏收割时，田间地头车轮滚滚。据当时坛镇公社当年计算，1963年机耕地猛增1565亩，比1962年提高了123.5%。仅运粮一项，过去用扁担，如今用车辆，八十多万斤粮食入库，从担子底下解放出劳力就达一万多个劳动日。农民们高兴的编出了这样的顺口溜“大批耕地机械化，物资交流车子化，共产主义真伟大，说啥就能办到啥”。1965年灵石县交通局光荣地参加了全省交通厅召开的“交通建设经验交流会议”。1968年，尽管受到“文革”影响，但饱尝了交通不便之苦的山区人民，在交通局指导下，冲破干扰，由当地几个小队煤窑，自动筹资5万元，又联合了省化肥厂为培训焦炭基地而资助15万元，新建了一条解木（解放桥一木瓜曲）公路，全长26.8公里。南峪公路建于1958年，1966年国家投资35000元，县自筹5000元共4万元进行过一次整修，1970年经省林业厅投资100万元从南关至沁源县双沟村改建41公里的林区专用公路，1971年完工后将南关至峪口23公里作为县乡公路交当地养护，1977年南关煤矿为加快三教煤矿煤炭外运而再次投资23万元将南关至三教的4.5公里铺成油路，修建涵洞102座，875.2米、过水路面14处，293米，建有道班队养护，全程四级公路，客班车由1974年每天一个车次增加到1988年的4个车次，有一位长年在山里放牧的老羊倌，他在秧歌词中唱道：“山路弯弯水流急，守着宝山讨饭吃。到如今，公路通来百业兴，山民过上好光景”。朴素的唱词道出了山区人民对交通道路的赞美。 尽管在“文革”中杨树林由于做地下工作的缘故，蒙受不白之冤，儿女们也因此被株连，但他初心不改，信仰不丢，仍然为党、为国无私奉献，默默工作。 1987年杨树林和战友在一起。 十一、诀别娇子痛断肠 杨成福（1945—1968年）杨树林的二儿子。1965年参军入伍担任卫生员，连续三次被评为“五好战士”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卫生员”。1968年在执行任务时光荣牺牲，年仅23岁。牺牲后追记二等功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是杨树林与儿子杨成福（左一）1966年的合影。 杨成福烈士安葬地——河北省邯郸市烈士陵园。 杨成福烈士纪念碑。 杨成福烈士遗像 十三、往事沥沥忆沧桑 杨树林自传复印件 十三、一脉相承志远方（杨树林的后代们） 杨树林育有五子一女，他公私分明，从不搞特殊，对儿女们要求非常严格有时近乎苛刻。四子杨成亮在《我心中的父亲》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曾记得我参加工作在⺁矿修配厂，当时时兴用钢筋做脸盆架，我也焊接做了一个拿回家使用，被父亲发现，当面毫不留情的教训了一顿，我说是别人做下给我的，他严厉的说：别人给你的难道不是公家的东西吗？硬是让我送了回去。还曾记得我和我的朋友要了几本带有交通局信笺的信纸，被父亲发现，教训了一顿，说公家的信笺是供办公用的，你有什么权利让用，让我把信纸还回局里。……还有一件事就是父亲在交通局任局长，每年清明扫墓总是步行去坟地，我家的坟地在玉城山顶，青年人上去都是一身汗，但是作为交通局局长的他在公路上遇见熟悉的司机停车让他坐，他都没有利用特权坐上一回和使用公车办过一回私事。 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件小事足见人格之魅力。这就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家风家训。 1960年杨树林儿女们合影 杨树林的侄子———某航空研究所总设计师杨小龙 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邀请函。 杨树林的重孙们 这是杨树林重孙山西榆次太行小学的杨逸腾的获奖作文。 听了太爷爷的故事，这位小朋友在作文中深情的写道：每当我们听到嘹亮的国歌，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面五星红旗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染红的。我要努力学习，发奋读书，为建设强大的祖国的出一份力！ 童言无忌，孺子可教。愿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愿我们的后代继承先辈的遗愿，让中华民族永远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后记 本期内容采自《我们的父亲—七十年的记忆》一书。并得到了燕学东、武林海、梁志友以及杨树林先辈的亲属杨成锁、杨成宝、景云、杨成源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在此特别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