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乡下人习惯把街市称为“市”,不管规模大小。现在可不同,叫“市”的地方需要中央批准,如我老家万宁县改为万宁市的称谓,经过若干年的申请,才得到批准命名,据说为此还花了不少银两。按照规定龙滚只能称为“镇”或“墟”了。旧社会老百姓不懂现在这套规矩,把龙滚镇一直叫做“龙滚市”,上街称为“去市”,带古汉语的韵味。 </p><p class="ql-block"> 龙滚市建于何年,已无可考证,据说街道所有建筑物均由海外华侨投资建造,龙滚地区系著名的侨乡,近50%的人居住外国。龙滚市街道类似“工”字型。龙滚老市原为″丁″字街设计,传说当时负责小街规划的国民甲长因喝酒醉了把″丁"字的脚往右划了……二至三层的南洋建筑风格的楼房整齐排列,长廊遮阳光避风雨,街道由青砖铺砌,典型的农耕社会的街市透着古朴的气息。我爷爷回国后在龙滚市創办了第一家百货公司和“渔行”(收购渔民捕获的海产品,批发到各地)。解放后公私合营,百货公司收为国有,国家按每月3元的价格给我爷爷支付楼房的租金,渔行则解散。龙滚市历史上遭遇两次“天灾人祸”,1945年,美国战机把龙滚市误为日本军营,投下大量炸弾,炸毁不少建筑物,炸死许多无辜者,我爷爷当时躲在坚硬的桌子下逃过一劫。</p><p class="ql-block"> 1973年18级强台风几乎把龙滚市夷为平地,政府决定搬迁街市,龙滚市从此成为“遗址”。我记忆中的故事发生在“遗址”中......</p><p class="ql-block"> 邮电所:邮电所位于进入龙滚市正门左边第一家,包括电话,电报和邮政业务。我与之打交道最多的是,在邮电所内购买并用浆糊贴好邮票,把信件投入邮筒。寄出去的信是爷爷和父亲写的,寄国外的信由我父亲写英文信封,爷爷习惯用毛笔写,每封信都是绝美的书法作品。爷爷,父亲,妹妹,弟弟都在龙滚邮电所给我投寄过信件,我至今尚保存着盖着龙滚邮电所邮戮的信封,保存着那份乡愁。海外亲人和我姐姐寄回家里的钱也是在邮电所领取,毎笔款数额都很小,一般5元,最大一笔10元,但每次领汇款时都非常激动。我非常感激那些穿着绿色工衣的工作人员,他们为人们传递着亲情,希望和幸福。我写的第一封信投入龙滚邮电所邮筒的时间为1960年代末期,收信人为在农场的李城珍姐姐。花了两天时间才写好,信很短,具体内容已忘,只记得在信封后抄写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时候,似乎已感觉到我的人生将会困难重重。 </p><p class="ql-block"> 搬运公司:搬运公司位于龙滚市大门右边第一家。门前停着几辆大板车,屋里通常坐着几位光膀子的搬运工人,虽然是干苦力的,他们却充满自豪感,比起农民,他们毕竟是“食公粮的”。其中有两位搬运工人家住在我家邻村,傍晚回家,在路上故意大声对熟人打招呼,有时还哼着愉快小调,令人羡慕不已。 </p> <p class="ql-block">(旧龙滚市大门。2006年摄)</p> <p class="ql-block">(搬运公司。2006年摄)</p> <p class="ql-block">(搬运公司的对面是邮局,已拆除。)</p> <p class="ql-block">(从龙滚市邮局发出的信件)</p> <p class="ql-block">(东燕表弟在中学时从龙滚邮局给我的信)</p> <p class="ql-block">父亲的信</p> <p class="ql-block">爷爷的信</p> <p class="ql-block"> 罗医生诊所:罗医生。1米5几的矮胖个子,操一口生硬的海南话。有人说他是台湾人,也有人说是日本人,罗医生是当时龙滚市的西医,医术高明,为人和善。他的诊所每天挤满了病人,几乎每天晚上出诊,不管风和日丽的艳阳天还是刮风下雨恶劣天气,在所不辞。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行走于龙滚地区几十个乡村救治村民。我母亲经常肚子疼,无法到诊所就医,姐姐或者我就会请他到家里治疗,罗医生几乎记得龙滚地区每家人住的位置。他到我家给我母亲打针服药后,收很少的费用,他很清楚我家贫如洗。临走时,不忘安慰我母亲:“嫂子,别担心,等孩子长大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罗医生被扣上日本,台湾特务的帽子,关押批斗,但没有人敢动手打他,不管罗医生是不是特务,絲毫不影响其在民众中的好人形象。 </p><p class="ql-block"> 我离开家乡后,龙滚市又来一位姓陈的西医,大家对陈医生的评价也很好。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认识陈医生的,他陪一位病人来广州看病,住在我家里。 </p><p class="ql-block"> 百货商店:百货商店是我爷爷当年建的楼房,卖日杂百货。1950年代百货公司归国有,房子产权归我爷爷。爷爷经常到百货公司里走走,极少买东西。他在寻找过去的感觉,他不心痛他的主人地位被剥夺,老说,为了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做点牺牲是应该的。我母亲年轻时也喜欢逛百货商店,尤其喜欢店里色彩鲜艳的绸布,那时候龙滚市开夜市,店里两盏大汽灯照明,母亲与村里年青的媳妇们嘻嘻哈哈的特别开心。1969年,爷爷以低得可怜的70元的价钱把自己建造和創业的三层楼的百货大楼卖给了公社,爷爷几天默默无言,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在想些啥。那时候家里太穷了,他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们没能力把他送上山安丧。后来也真的靠爷爷存的70元,才处理好爷爷的后事。 </p><p class="ql-block"> 书店:龙滚市的书店很小,书也不多,我是书店的常客,一个星期要去那里三次以上,凑够零花钱,有时买一本连环画或者“故事会”,(我小学时作文常常得高分,得益于“故事会”的启发)更多的时间呆在书店时看书,连续几天看完一本书。卖书的是一位有过“红色娘子军”经历的中年妇女,我们叫她“姑妈”,她慈祥,很喜欢我,每到书店,她会搬出櫈子,让我慢慢看,还表扬我爱看书,“乖”。当时,我想如果哪天有钱了,一定买很多很多书,这一想法影响至今。现在我几乎毎月都上书店买一批书,堆满家里每个角落,看着成堆的书,产生一种幸福感。童年对书籍渴望的后遗症。 </p> <p class="ql-block">(罗医生诊所已成危楼)</p> <p class="ql-block">(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玉雄伯伯来广州开会,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p> <p class="ql-block">连环画出租店: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生的人都会对这间店印象深刻,可以说是龙滚地区少年儿童编外的启蒙学校。店里有众多的“小人书”,墙上挂满了各种连环画的封面并编上号码,依据号码取书。一分钱,二分钱就可以坐在那里看一本。连环画以图画讲故事,易懂易记,最佳的课外读物。连环画出租店设在面对街道的李玉雄伯伯家,由他的爱人韩阿姨经营。</p><p class="ql-block"> 李玉雄伯伯和我父亲是同在马来亚时参加抗日救亡的老战友,老党员。他和韩阿姨结婚时,我父亲是伴郎。上世纪五十年代李玉雄伯伯和我父亲一起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先后任中学,书店,供销社,万宁侨联的领导。他比较理性,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p><p class="ql-block"> 由于我们两家的特殊关系,在连环画出租店里,经常得到优恵待遇,一分钱可以看两,三本“小人书”。我特别感激玉雄伯伯和韩阿姨,回老家探亲,常与父亲一起去探望两位老人。</p><p class="ql-block"> 2001年9月玉雄伯伯去世,我父亲悲痛地挥毫写下挽联:往马来抗日反帝顶烽火 回祖国参加建设为人民。表达其对出生入死的战友的深情怀念。</p><p class="ql-block"> 废品收购站:我经常捡些破铜烂铁送到收购站,换1毛几分钱买书看。有一次看到一本喜欢的书,偷偷把家里祖传的一把铜壶以5毛钱的价格当废铜卖给收购站。当时,那位收购员拿着铜壶欣赏许久,连叫“珍品”。现在想起心里仍隐隐作痛。 </p><p class="ql-block"> 卖姜糖的铺子:铺子外摆一长桌,也是制作姜糖的操作场所,旁边有一口锅,里面翻腾着糖浆和姜丝,煮到一定火候后,让其冷却凝固。操作者光着膀子,肩膀上挂着一条毛巾,他熟练地把凝固的糖块像拉面条一样拉长,在撒满白粉的桌面上轻揉滚动,然后用刀逐一切成均匀带棱角的块块,即成诱人的姜糖。现制现卖。卖姜糖的铺子前通常围着一群孩子,还有大人。尤其孩子们眼睛瞪着大大的,不停地咽口水 。姜糖甜而微辣耐嚼,那时候吃上一块姜糖要回味好几天,价钱不贵,好像是两分钱一块,我偶尔会买一块尝尝。</p><p class="ql-block"> 药材铺:药材铺居于长街的中心,一面长墙壁从天花板到地上,镶着棕色的药架,挂着许多装着中药饮品的抽屉,毎个抽屉贴着用毛笔写的药名.书体端正易懂。一排长长的工作台把顾客和工作间隔开,工作台上摆放着各种秤,天平,金黄色的用铜制成的捣药罐,一个用来插处方的木座。我记得三位中年模样的药剂师在药材铺工作,时间久远,他们的名字都忘了,但他们对顾客热情和蔼的态度却永远记住了。</p><p class="ql-block"> 我小时候,母亲由于太过劳累,生活和思想压力大,经常神经性胃痉挛,每次发病都痛得在床上打滚。除了请西医罗医生到家里治疗外,大多数时候都是请云梯村的谢式岑(祖传中医生)诊病开药,因为中医的费用少一些。通常由我持药方到药材铺拾(买)药,我是药材铺的常客,几位药剂师与我都混得很熟了。“你妈又病了?”“穷人多病呀!”几声同情的叹息,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他们对处方也有不同的看法,“这味药量少了,应该还加上xxx药,效果更好些......”他们用药锤捣药的声音很好听,节奏快慢,力度强弱有序,象演奏一首曲子,手上的动作停下后,仍余音袅袅......我想他们是借此调剂那单调乏味的工作,此外安抚患者家属那焦燥的心情。</p><p class="ql-block"> 肉店: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吃肉是非常稀罕的事,大家都穷吃不起肉,肉的肉的供应也不足。我爷爷安排每个月吃一次肉,1斤肉7毛钱。到买肉的那天,我早上四点钟就赶到肉店排队等待开门,呆几个钟头才买到1斤肉。回家时颇有成就感,我为家人改善生活尽了一份力。</p><p class="ql-block"> 肉店的隔壁是卖咸鱼的摊位,文革时一个冬天,我母亲到那里欲买2毛钱咸鱼,摊主居然对着她大骂:“你是李琼志右派的老婆,我的咸鱼不买给五类分子。”母亲回家后,觉得委屈泣不成声,(我外公两兄弟上世纪二十年代和岭头村的王昭华等人一起喝鸡血结盟参加共产党闹革命,1927年我外公两兄弟被国民党杀害。我母亲两姐妹在端熙村同村兄长周济安的领导下参加“青抗会”,给游击队送情报,送军粮。)我永远记住了这个卖咸鱼的摊位,记住母亲受辱的场面。</p><p class="ql-block"> 文革期间,有一次王昭华爷爷从海口回家,路过我家,知道我们家在文革中受到迫害,非常气愤,用拐杖猛戳地下大叫:“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周济安伯伯离休后经常到龙滚探望我母亲。</p><p class="ql-block"> 派出所:龙滚市是公社的行政中心,有派出所,法院等政府机构。派出所位于街道北边。那时候社会治安较好,很少发生大的刑事案件。干警人数不多,也很亲民。大多数是调解村民,社员间的纠纷,处理一些小偷小摸的案件。龙滚市有一位比较出名的“插手”(把手伸到别人的衣兜里,意为“小偷),平常偷点菜或在街上扒游人的钱包,手段诡异,防不胜防。据说,有一次派出所所长“请”那位“插手”到所里批评教育。“插手”态度诚恳,表示不会再犯。派出所所长对教育结果也很满意。“插手”走后不久,派出所所长突然发现自己搁在办公桌下的新的解放鞋不见了。“插手”光着脚丫到所里接受教育 ,受教完毕,穿着新鞋离开 ……</p><p class="ql-block"> 粮所:农民每年两次向粮所交公粮和购粮。公粮指无偿交给国家,购粮指很低的价格卖给国家粮食。农民一年70%的收成要上缴。收获季节,粮所挤满了交公粮的各村农民,很纯朴的农民,即使家里揭不开锅也按质按量完成任务。</p><p class="ql-block"> 粮所的个别工作人员的态度却是不敢恭维,有时刁难缴公粮的农民。有一次,某位工作人员用手在装谷子的筐子里抓一把谷子装模作样地拨开看:“不够干燥,挑回去晒干后再送上来!”“我们已经晒了好多天了,够干燥了,您收下吧……”农民哀求着,他们是在边远的地区走了十几里路挑着100多斤的谷子来到龙滚市的,而且排队花去了几个钟头。“谷子干不干是由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一副不容商议的面孔。农民只能苦着脸,把谷子挑回去,走出粮所大门,“我恨不得用扁担敲烂他的脑袋......”“当时你为什么不敲他?”“唉,谁让我们当农民呀……”几位农民当时的对话,撞击着我的心。这就是“吃米”和“吃谷”的等级差异。</p><p class="ql-block"> 万宁华侨中学:龙滚市的中学是由华侨捐款建造的,命名:万宁华侨中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廖承志为学校题写校名。五十年代从广州遣送一批“右派”知识分子到该校当教师,我爸也曾在那里任过英语,音乐,体育教师。师资很强,培养出不少优秀学生。文革后,下放的教师平反回广州,华侨中学教学质量下降,现在连高中部也取消了,今不如昔啊!我小时候曾陪姐姐到中学夜自修,每人桌上摆放小煤油灯,昏暗的光线没有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书声朗朗。我觉得中学是非常神圣的地方,将来有机会在此读书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哦。我家兄弟姐妹五人,除了我外,四人均就读于华侨中学,文化大革命让我永远站在中学的门外。 </p><p class="ql-block"> 电影场:电影场位于龙滚公社的门前露天广场,用布围绕一大圈购票进场。儿童时看电影是非常大的娱乐活动,没钱买电影票,通常掀开围布钻进场内,或在银幕背面观看。电影放映员用海南话翻译电影对白,充分发挥其表演欲,比电影里的演员还激动,妙趣横生的俚语,逗得农民大众哈哈大笑。更有趣的是,观电影回家的路上,大家还沉迷于电影的故事中,不停地重复电影的对白和情节,还加些各自的创作,回味无穷。 </p> <p class="ql-block">(2006年摄)</p> <p class="ql-block"> 戏台:位于龙滚公社的“广场”中,平时开大会为主席台,大跃进时代的动员会,文化大革命斗走资派都在此地进行。当然,更多的是用于娱乐,演海南戏。上世纪六十年代,龙滚公社下面每个大队都有文艺宣传队,经常在戏台上竞技,还有各个小学的文艺汇演也集中在这里。每次演出都有大批来自各个村庄的观众捧场。</p><p class="ql-block"> 我曾多次在戏台上演出,最早的一次是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有个表演节目叫做《公社是棵长青藤》,歌词:“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我扮老农民,在脸上画上两撇胡子,戴上我奶奶的黑毡帽,在戏台上弯着腰边唱边走,戏台上的汽灯很晃眼,走着走着,乱了脚步。下了戏台后才发现头上的毡帽不知道啥时候弄丢了,很沮丧……</p> <p class="ql-block">(知青大哥张跃为此文画的插图)</p> <p class="ql-block">(人去楼空。2006年摄)</p> <p class="ql-block">(曾经见证旧日的繁华。2006年摄)</p> <p class="ql-block">(原来的青砖街道已经变成水泥地板,2006年摄)</p> <p class="ql-block">万宁华侨中学</p> <p class="ql-block"> 龙滚市的居民除了国家机关,企业工作人员外,大多数是农民,当时属“新市大队”管辖,但居住于街市上,有一种优越感。市上的小孩把其他农村人称为“山龟”,意喻没见过世面的山里人。他们自称“市丁”。我们与龙滚市的孩子常发生冲突,有一次我组织村里几个小伙伴,在龙滚市与“市丁”争执,突往回跑,他们紧追至龙滚桥时,我们一人抱着一个“市丁”,滚到河里,此时胜负已定。我们在河边长大,如水中蛟龙,我们学习“水浒传”里的阮小七。当然只是游戏性的斗殴,让他们喝几口水后,松手放人。不打不相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 现在的龙滚市规模越来越大了,许多农民搬到了镇上居住,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旧的龙滚市地址上建起了新的楼房,我慢慢地走在“老市”的街道上,寻找童年的时光……产生出一种莫名的惆怅。</p><p class="ql-block"> 李城丰(2014.10.15)</p> <p class="ql-block">现在的龙滚市老街新貌</p> <p class="ql-block">新的龙滚市街道</p> <p class="ql-block">热闹的夜市</p> <p class="ql-block">丰富的海鲜市场</p> <p class="ql-block">传统的农历六月二十一日龙滚军坡节,纪念冼太夫人。现在成为以卖芋头为特色,至爱亲朋串门聚歺的民俗节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