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选择

巴凌

我国进入九十年代中期，经济建设髙速发展，国民经济生产总产值以两位数的速度连年增长。国家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人民群众的腰包也越来越厚实了。

然而，军队仍在过着忍耐的日子，坚强地维系着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军费没有增加，待遇没有改善。部队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与地方的差距越拉越大，军人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官兵们面对军地反差的现实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无疑增添了不少的困惑和重新选择的冲动。

五六十年代，一名普通基层军官能养活一家老小，生活水平明显髙于普通人群。到了九十年代，这种状况正好颠了个，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地方干部甚至是普通百姓的收入，都远远髙出军队人员。加上物价上涨因素，基层军官家里百分之四十以上没有存款，却有欠款。日子过得十分困难。

杨连长，一位尖子连的主官，军政素质全面，头脑清醒，思路清晰，被团里作为“苗子”重点培养。然而，家有妻女和老娘，全靠他每月不到百元的津贴生活，一间三十平米的房子，令他回家探亲时只能借住亲戚家里。妻子实在挺不住了，丢下婆婆和女儿，只身来到部队，要求杨连长转业。

“如果不转业，我就和他离婚！”

这句斩钉截铁的话，她从营长、教导员讲到团长和我这里。

杨连长家在农村，妻子却是江阴市的一名下岗工人。用她的话说，自己的命苦，嫁了个穷当兵的。周围的同学朋友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唯有自己一家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那个一切向钱看的年代，我苦口婆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杨连长妻子来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几个回合下来，我和团长不得不同意她的要求。——因为这个女人实在太苦了；因为她年迈的婆婆和两岁多的女儿丢在家里需要有人照看；因为不想看到一个家庭因为我们的一个决定而撒散！——这是我任职团政委其间最遗憾的一件事：一名如此优秀且有发展前途的基层主官，就这样被家庭生活所迫离开了部队，而他又是那么地热爱军营，舍不得战友。

几年以后，得知杨连长转业到一家地方国企，妻子也有了新的工作，一家人很快过上了小康生活，我内心才有些许宽慰。

小栗，上海浦东人。训练尖子，优秀班长。团里拟推荐他上军校提干部。可就在这时，小栗的母亲突然来到部队，目的就是要求儿子年底退伍，并告诉连队干部，已为小栗在上海找好了一个极有发展前途的私企单位，只要退伍回去，很快就会步入老板大款的行列。

听到这个情况，我没等小栗母亲找上门，就主动到连队看望了她。没想到这位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礼的学者，气质温文尔雅，讲话慢条斯理。她没等我把话说完，就先改变了自己的注意，明确表示，完全支持儿子留在部队献身国防。

原来，小粟得知母亲的来意之后，母子两人发生了一次不小的争执。不管母亲如何威逼利诱，他坚定地认为，部队是一所大学校，非常适合自己人生的成长进步，成为一名真正的共和国军人，是他此生最崇高的理想。

看着儿子那黝黑健壮的体魄，听到儿子那坚贞不渝的话语，母亲读懂了儿子的所思所想，便打销了自己原来的想法。

令我难忘的是，小栗母亲以学者的口吻这样说道：

“和平时期的军人，人们往往看不到她存在的价值。犹如船上的救生衣，在遇到险风恶浪之前，没有多少人在意它的存在。”

“你们作出的所有忍耐和牺牲，虽然黙黙无闻，但与当年用生命和热血打天下的革命者一样，具有同等价值。眼下不为人所识，时间必将作出证明”。

“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难就难在你们这些握枪杆子的人，退不退色，变不变质。我从儿子和你们身上，看到了军队的希望，看到了国家的前途！有人讲军地反差，我认为这不是坏事，恰恰证明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价值，用你们的忍耐和牺牲，换来了人民群众的富裕和安康，这不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毕生的追求吗？”

“我之所以尊重儿子的选择，不仅仅因为他有选择的权利，更是尊重他那以军人为崇高职业的报国之志！”

是啊，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他们何曾有过军地反差的比较？他们用热血浇筑起来的共和国大厦，何曾与人民群众分享过自己的那一间屋子？

我深深被小栗母亲的一番话所感动，盛情地邀请她为全团干部作了一场报告，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小栗果然不负期望，军校毕业后回到团队，从排长、连长到营长，一路先进典型，年年立功受奖，后来还被武警总部评为第九届十大忠诚卫士！——这是我任职团政委期间最感欣慰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