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

李环宇

　　青铜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作为当时先进性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夏、商、周被称为“灿烂的青铜器时代”。春秋战国以后，青铜器逐渐衰落，被更先进的生产力代表铁器所取代，但青铜镜的制造和使用却并没有因青铜器的衰落而衰落，相反，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可以说，古铜镜在青铜文化的大家族中是独立和自成体系的，或者说是青铜文化的延续。古铜镜在青铜器时代初期就已经出现，直到清代水银玻璃镜的出现，使它退出了实用领域；然而，它本身所蕴涵的文化、历史价值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研究与收藏。

　　铜镜又称“鉴”或“照子”，即用铜做的镜子，靠正面磨光、反射，是古人照面饰容的器具，与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故我国铜镜传世和出土数量极多。中国最早的铜镜是在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距今约四千年)遗存中发现的，共出土两面，皆为圆形。后经春秋战国的发展，汉唐的辉煌鼎盛，延续使用至明清时期，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铜镜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直观体现了所处时代的铜铸造工艺、审美意趣、民俗信仰和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为今天的人们认识和研究古代社会以及古代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以长沙为中心的南方楚文化区域，所出土的铜镜被称为楚镜，楚镜大约起始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中晚期，秦和西汉早期的铜镜仍延续了楚镜的一些风格特点。其中，山字纹镜是楚镜中最独特的一种，也是最常见的镜类。山字纹是指镜背的主题纹饰形状呈山字形，来源于青铜器上勾连雷纹的基本构图，但作了结构性的改变，成为一种新颖的几何形纹饰。战国六山镜，直径12厘米，边缘厚0.5厘米。圆形，三弦钮，圆钮座。纹饰由主纹和地纹组合而成。简化的羽状纹为地，排列杂乱。主纹为六山字纹，山字左旋，倾斜度较大，山字一边延长线与相邻的山字底边交接，形成围绕钮座的六角形。素卷缘。1995年郴州市山川塘湘林公司工地出土。

　　绍兴古为会稽，会稽铜镜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会稽铜镜从东汉早期兴起，因汉时经济发达，会稽一带自古矿产资源丰富，加上越国素有以铸剑闻名于世的传统冶炼铸造技术，使会稽成为当时全国的铸镜中心之一，并产生深远影响。 绍兴博物馆馆藏的会稽铜镜就达600余枚。这枚东汉“驺氏作”东王公车马画像镜，1971年出土于兰亭，将周穆王见西王母的神话故事雕刻在了这面直径22.5厘米的铜镜上，图案外围一道隶书铭文和一道芒纹，铭文内容：“驺氏作竟（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熟）长保二亲”。镜缘两道三角锯齿纹，间隔一道双线波纹。其细致入微的高超雕刻技艺，也让千余年后的人们得以目睹千余年前的马车和服饰。

　　湖北鄂州号称铜镜之乡，曾与洛阳、会稽、徐州并称为“全国四大产铜制镜中心”。鄂州铜镜素来以制作精巧、构图新颖、造型逼真、镜面光亮为世人称赞，直到如今依然畅销海内外。鄂州博物馆收藏的古铜镜就达3000余面，涵盖从战国至明清的各个历史时期，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在国内绝无仅有。

　　东汉车马神兽镜，直径21.7厘米。2003年3月浙江宁波奉化萧王庙后竺村出土。连珠纹纽座外以四乳钉将铜镜分为四区:东王公、西王母各占一区；另二区为五匹昴首飞驰的骏马。受浙江地区流行的神兽镜和车马画像镜的影响，此镜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唐代，铜镜制作进入发展的黄金期，铸镜是当时最精细的工艺之一。唐代铜镜的外形，突破了传统的方形、圆形，创新出了八瓣菱花形、八瓣葵花形、委角方形、亚字形等；铜镜背面的纹饰格调新颖，题材广泛，除了传统的禽鸟、花草，还涌现出了大量的人物故事题材。而扬州为唐时铸镜的重要产区，聚集了当时制作铜镜的众多高手。据史料记载，唐代长安城里面所有的贵族妇女，她们使用的铜镜大多从扬州购买。扬州博物馆收藏的唐镜珍品——唐打马球铜镜，直径18.5厘米，厚1厘米，1965年出土于扬州泰安金湾坝的一处工地。镜子呈八瓣菱花形，镜面光洁平整，镜背饰纹精美生动，刻画了四位骑士手执鞠仗，策马奔驰，做击球状，以花卉、高山作为背景。

　　唐代双狮双鸾纹铜镜，镜缘呈八瓣菱花形，圆钮，内区为一对展翅舞动的鸾鸟和一对正在奔腾的狮子。狮子和鸾鸟之间饰以卷草纹。外区饰卷草、蜜蜂、飞鸟一周。以鸾鸟和狮子作镜背装饰题材，寓意天地作合，吉祥如意，是唐人常用的一种装饰手法。鸾鸟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高贵吉祥的纹饰。在《山海经•西山经》中有云：“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彩纹，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到了唐代鸾鸟纹也是铜镜上常见的饰物之一。狮子作为纹饰在汉镜中未见,到隋唐代成为铜镜上的常用饰物。

　　唐代八卦十二生肖纹铜镜。十二生肖纹饰应用于铜镜的纹饰装饰，是从隋代开始出现的。隋代铜镜的纹饰图案布局结构严谨，常常分区配置纹饰，主要花纹以灵异瑞兽、十二生肖为主。图案通常呈十二格排列，每个格中一个动物纹样，外缘通常为锯齿纹。这种分格的十二生肖纹饰，成为隋代铜镜中最具有特色的纹饰，此后历朝历代都有铸造十二生肖纹饰的铜镜。唐宋时铜镜中常饰八卦纹，配以符箓、星象、干支、生肖等具有道教意味纹样的图像，

　　辽代契丹文八角铜镜，出土于白城市大安县红岗子永合小学。直径26厘米、缘厚0.9厘米。镜体呈八角形，半球形钮，钮的周围铸五行契丹文小字，文字被规划在正方形框内，从右到左竖读，大意是“时不再来，命数由天；逝矣年华，红颜白发，脱超网尘，天相吉人”。框的上下左右分别有对称的两组花纹，为中原地区常用的折枝纹。镜缘为宽缘。缘上阴刻七个汉字“济州录事完颜通”。铸造，镜子质地优良，线条古朴匀整，保存状况完整。辽代铜镜如此之大又有如此多契丹文字，实为罕见。铭文反映了契丹族的文化和社会思想，是辽代佛教盛行的见证，也是汉民族对契丹民族影响的一个表征。

　　北安市博物馆馆藏金代双鲤鱼纹铜镜，因镜背边缘有錾刻铭文“上京巡院”字样，又称“上京巡院”铜镜。金代官铸铜镜上的铭文款识是识别金代铜镜的一个重要标志。双鱼纹铜镜成为金代经典纹样，与女真族早期渔猎生活中对水与鱼的崇拜分不开的。

　　金代花卉连珠纹铜镜，八出菱花形，小圆纽，镜背布满折枝花卉纹。辽金时期铜镜的风格来看，也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呈现出精致与质朴、柔美与粗犷相互交融的特点，既有中原的纤细柔美，又有草原民族的粗犷豪放，在吸收中原纹样的同时，又创新出一些新的纹样。这些纹样所反映的生活丰富多彩，既有对中原文化的吸取，又具有北方民族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呈现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整体特征，独具时代及地域特色。

　　如今古铜镜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浓缩文化，鉴证历史，创造财富，陶冶情操，成为人们投资收藏的古代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