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华|第一百五十八章　沪企迁明第一家――记三明市食品厂

邓友华

　　上海迁明企业的第一家是三明市食品厂，她生产的饼干、花生牛轧糖、鹅牌咖啡茶和咸汽水等滋养了三明这座新兴工业城市的几代人，成为这座城市永不磨灭的城市记忆……

　　　　　抚今追昔侯水泉

因三明市食品厂在迁明企业中名头最响，而侯水泉是迁厂时的带队干部，后面又任职三元区政协主席，是李伸安副主席的老领导；这样，我们团队要收集食品厂的老照片和老物件，就必定要去拜访侯水泉侯老了。

　　2021年10月28日上午，我应约一起去拜访。当我在李副主席的带领下从陈景润实验小学对面的大门走进去时，那下特别地感慨！因为这里就是1958年－1960年间三明县委、建委和随后的市委所在地，当年建设三明包括怎样安置上海迁明企业（其中就有食品厂）的运筹帷幄的指令，就是从这里发出去的。这里是我父亲工作的地方，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几年前我写贺敏学来找张维兹等商谈工作时一群小屁孩从他身边跑过，我写得泪花闪闪；如今再回旧地，依然心生波澜。只是，面前的景象已经不复从前了。

侯老在他家的大客厅里会见我们。我终于见到久仰的侯老。我和侯老虽然此前没见过面，但对他却不陌生。他从食品厂调出后，曾担任过三标厂并厂时的首任书记。只是我进厂做点工时他已调走了。他留在三标厂的口碑甚好，常听老职工说到他。我爱写东西，与三标厂工会常打交道，几任工会干事都待我不薄，姚进就是其中之一。而姚进就是侯老的女婿。我看《崛起在沙溪河畔》时，有三个人的文章看了最多遍，除了余震岳、陈祥荪，第三就是他。我编三标厂纪念册，他两次都应邀参加，里面有他的聚会照片，我看了不知多少遍。

　　我们落座后李副主席说明来意。已是高龄但仍身体健朗，耳聪目明，思绪敏捷的侯老便侃侃而谈起了迁明往事。我听他讲述时，头脑里又再浮现的是一早出门前就重看的他那篇文章的描述，还有前些天走访跟他一起迁厂来的陈辉时，其茶几上摆着的回忆食品厂迁明的文章，我当时拍照下来重看过。这下几条河水汇合在一起往下奔流了……

　　三明食品厂的前身是上海三星糖果厂。［1］1932年，上海的一位牙医把他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他的徒弟杨吉明，于是这对小夫妻开始生活自立。他们毅然在中华路小北门的简陋小房，经营起咖啡茶的制造和销售生意。这便是至今闻名的“鹅牌咖啡茶”的起源。1937年，这个咖啡小作坊的杨老板扩大经营范围，把小作坊变为以咖啡茶为主要产品的“三星糖果厂”，至1944年又一厂变三厂，职工由20多人猛增到300多人，年产糖果500多吨。［2］1956年公私合营后，上海三星糖果厂是一家专业生产咖啡茶和各种糖果的老牌食品厂，拳头产品鹅牌咖啡茶闻名全国。［3］

　　1959年12月初，上海市轻工业局食品工业公司和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工交部的领导分别找我郑重地谈话，宣布了上级的决定:为了支援福建前线，三星糖果厂作为上海支援福建三明工业基地建设的首批企业，将在1960年上半年整体搬迁到三明。同时，上级领导要求我，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领导于部(当时我才22岁，刚担任三星糖果厂党支部书记不久)，一定要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当时，对上级的决定，我虽然在思想上感到有些突然，心理上也没有准备，但在那个“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火红年代里，我毫不犹豫向上级领导表态，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安排。随后，我与代表三明来上海负责迁厂工作的王锡文同志见了面，互相介绍了各自的情况，在商讨中一致认为必须抓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尽快完成迁厂任务。

　　当时，三星糖果厂是从上海迁三明的第一家企业，没有迁厂的经验可学习，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我决定带几个人到三明市实地考察一番。我们从上海乘火车到来舟车站，再转车到达三明，在三明考察了两天。当时的三明没有几幢像样的房子，道路不平，路灯不明，四周山上杂草丛生，根本不像一座城市，完全就是一个正在建设的大工地，生产、生活等各方面存在的困难，要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大得多。这也使我们真正意识到完成迁厂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做通职工的思想工作，顺利完成迁厂任务，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来迎接各种困难挑战。

　　1960年1月上旬，我主持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宣布了上级关于迁厂到三明的决定，进行迁厂动员。听了动员报告，多数职工表示听党的话跟党走，到福建三明去支援工业基地建设。但是，也有部分职工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思想顾虑，有些人留恋上海的繁华生活，不愿到艰苦的山沟沟去，他们提出疑问:三明是个城市，可为什么在全国地图和福建省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城市呢?有些人确实存在家庭困难，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比较重，担心全家随厂迁入三明后在生活上过不习惯。针对职工中存在的这些思想问题，我在动员会上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三明的现状，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和说服动员工作。我说，三明是一个新兴的城市，是福建省的重工业基地，建设了以三明钢铁厂为重点的一批重工业工厂，一切都正在建设中，建市才两年左右，所以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现在，三明需要上海支援一批轻纺工业的工厂去配套建设，面我们厂又是从上海迁去支援三明建设的第一家工厂，应该感到光荣、感到责任重大。当然，三明正在建设中，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甚至比我们上海郊区农村的条件还要差，但是，正为这样，才要我们去支援、去建设，而不是要我们去享受。实际上，三明的建设已经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头顶蓝天，脚踏荒原，自搭草棚，忘我劳动，正在为把三明建设成一座美丽的新兴工业城市而努力奋斗。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不怕吃苦，敢于吃苦，为三明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我带头在动员会上和各种会议上表态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我一家三代7口(我和父母、老婆、3个年幼的孩子)将随厂全部迁入三明！［4］

　　尽管我熟读他的文章，早知他是带头全家来三明的，但亲耳聆听他的讲述，还是别有一番更贴近真实生活的感受，听到这时亦不免为之动容。

　　随后，厂长李孝彬同志也积极表态，要动员老婆从外单位调来本厂，连同3个孩子，全家5口人一起随厂迁往三明落户。接着，全厂100多名职工也纷纷报名一起随厂迁往三明落户。剩下少数暂时思想不通的职工，也开始慢慢地在转变。然后，他们宣布工厂停产，要求全体职工积极投入拆卸和包装机器设备、整理各种原材料的工作中，准备在春节后运往三明。［5］

迁厂到三明艰苦创业

侯水泉侯老接着讲述：

1960年3月，在我和李孝彬厂长的带领下，全厂100多名职工由上海平安迁驻三明，并很快落户投入新厂区建设、安装设备、加班生产的艰苦创业中。三星糖果厂由此更名为三明食品厂。

　　迁来三明初期，我们的生活很艰苦。首先是住宿条件差。当时，我们厂的指导思想是边迁厂、边基建，而基建又是先建厂房，后建职工宿舍食堂等福利项目。所以，在全厂职工到达三明时，在列东(现高岩小区范围内)的主厂房基建还没有全部完工，职工宿舍、食堂等更没有建好。我只好在城关暂借一幢两层的简易楼房安家，有的房间连门窗都来不及安装。由于房间不够住，少数职工只能男女混居，中间用一块棉布当隔墙。其次是环境卫生差，苍蝇和蚊子特别多。吃饭时，成群的苍蝇飞来飞去，赶都赶不走，没办法，许多职工自我安慰说:“三明的苍蝇是经过消毒的，叮过的饭菜吃了没问题”。到了晚上，成群的蚊子嗡嗡叫，到处叮人，许多女同志只好不到睡觉时间，就早早地躲进蚊帐中，躲避蚊虫的叮咬。第三是物质供应差。当时正是国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因此，我们的物质供应标准也相应降低了。在上海时，工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是50斤，到三明后降为34斤;食油也从每月12两降到了4两;鱼肉供应少了很多，蔬菜的品种也不多。所以，职工食堂的伙食很难办好，天天吃空心菜，工人们戏称为“无缝钢管”。粮食定量少，吃不饱，肚里又没有什么油水，职工们天天感到肚子饿。

　　面对种种困难，我们没有退缩、没有被吓跑。一方面，我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引导职工要发扬上海工人阶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树立通过我们的奋斗和创业，今后的生活会更美好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培养一支能吃苦、会创业、思想作风过硬、业务技术精良的职工队伍。另一方面，我们扎扎实实抓好生产生活的各项实际工作。根据每个职工的特长，分别成立了5个专业组:饴糖生产试验组的人员负责进行自产饴糖的试验。糖是生产糖果的主要配料，过去在上海有协作厂专门配套供应，而现在只能靠自己生产。为此，我们抽调了几个技术骨干，专门进行自产糖的试验。经过对配方的多次研究和反复试验，终于成功试验出优质的饴糖，为糖果生产提供了保障。基建组的人负责挖土方、平整场地，用木板、毛竹搭建简易食堂、临时澡堂和厕所;生产组的人负责机器维修、保养、安装、调试，做好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副业组的人负责上山开荒造田、搭建猪栏，开垦了20多亩地种植地瓜和各种蔬菜，养了10多头肥猪，逐步改善职工的生活。当时，三明水厂的供水管道还没有通过列东大桥过河，所以无法给我厂供应自来水，因此我们专门成立了供水组，从山上用毛竹管一根接一根地把水源引到厂区的蓄水池里，供全厂生产和生活用水。

为了尽快使工厂投入全面生产，职工们日夜奋战，每天一大早从城关乘车到厂里上班，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到城关休息，连星期天都不休息，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加班加点，忘我劳动;体现了工人阶级无私奉献的精神。经过近5个月起早贪黑地埋头苦干，新厂房基建完工，机器设备安装完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就等着正式投产了。
　　1960年8月初，三明食品厂全面开工投入生产，陆续生产出鹅牌咖啡茶、大白兔奶糖等30多个品种的糖果、饼干供应市场。不但让三明工业基地的建设者们吃到了三明自产的食品，而且我们生产的糖果、饼干还远销到全国17个省市，成功打入了香港和东南亚市场。
　　自从工厂投产后，凡经过三明食品厂门口或居住在厂区周围的群众，都会闻到空气中飘散着一股股浓浓的饼干和糖果香味。三明的建设者们回乡探亲时，都爱买些三明食品厂生产的糖果、饼干馈赠亲友。就连福州、厦门等地的青年，在结婚办喜事时都爱到三明来买喜糖，特别是奶油花生糖最受欢迎。
　　职工们也为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感到欣慰，为在一片新土地上开创的新事业感到自豪和光荣，大家积极想办法、出主意，要把三明食品厂越办越好，办成一个综合性的食品工厂。糖果车间的工人们积极开展劳动竞赛，糖果的品种不断增加，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饼干车间的工人们不仅生产普通饼干，还开发了苏打饼干、面包、奶油蛋糕、乳儿糕、中秋月饼等新品种。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饼干车间还大量生产糠饼，帮助三明人民渡过了粮食紧张、食物短缺的难关。综合车间是专门生产饴糖等配料的，工人们动脑筋钻研技术，把饴糖生产后的下脚料糖糟，试制成价廉物美的鲜酱油供应市场，再把生产酱油后剩下的酱渣，加工变成养猪的饲料喂猪，一料多用，综合利用，形成良性循环。由于三明夏季长，天气炎热，我们专门成立了冷饮车间，经过工人们反复试验，终于生产出绿豆冰棒、果汁汽水、子粉等饮料，满足市场需求。厂里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们在工作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得到了三明市委的充分肯定，市委专门安排我厂党支部就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生产建设，改善职工群众生活的情况，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做了专题发言。市委书记张维兹同志对我厂的发展非常关心，希望我们把三明食品厂办得更好，于是亲自写了介绍信，派我们专程去厦门罐头厂学习取经。
　　从全面投产到1961年年底，三明食品厂共完成工业产值400多万元，向国家上缴利润100多万元，相当于三明市投资迁厂费用60万元的1.64倍，也就是说，我们仅用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赚回来1个半多的食品厂。此后，三明食品厂每年向国家上缴的利润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成为三明市市属工厂中的上缴利润大户，也成为福建省轻工业厅的食品生产重点企业。［6］

朱德参观与历史变迁

在侯水泉侯老的讲述中，最让他自豪的是朱德委员长参观食品厂。他兴致勃勃地说：“1961年冬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和夫人康克清悄然抵达三明视察工业基地建设情况。由于当时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非常严格，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朱德委员长已经到了三明。这天早上，我接到了市委通知:上午有领导来食品厂视察，请做好接待工作。”

我一早就重看他那篇文章，对那个细节印象特别深，便脱口而出：“你刚放下电话，小车都快到你们厂门口了！”

他说：“是这样。我刚放下电话，向窗外望去，有5辆轿车从列东方向驶来，快到厂门口了，我赶紧下楼迎接。轿车在厂区里停下后从车里走出一位首长，好像是朱德委员长。当时我惊呆了，过去只是在照片里见过朱德委员长，怎么也没想到他会亲临我们厂视察。这时，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同志过来对我说，朱总司令今天来看望你们了。我怀着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迎上前向朱德委员长问好。朱德委员长慈祥地微笑着，亲切地与我握手。我陪着朱德委员长一行来到厂里二楼接待室，端上自产的糖果、併干招待贵客。朱德委员长和蔼可亲地询了我的一些情况后，由我向他汇报从上海迁厂来三明后的创业情况和工作成绩。我说，迁厂来三明后，广大职工发扬了爱厂如家、勤俭创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设热情很高，克服了种种困难，加班加点、日夜苦干，顺利完成了建厂任务，并迅速投产生产大量的糖果、干供应市场，从此结東了三明没有食品工业的历史，受到了三明人民的热烈欢迎。工厂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仅用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赚回来1个半多的食品厂。我还介绍了厂里关心职工生活，做好职工思想稳定工作，通过开荒造田、种菜养猪，改善职工的伙食，去年至今已收获各类蔬菜2万多斤，地瓜4000多斤，宰杀肥猪20多头，现在职工每人每天可以吃到1斤以上各个品种的蔬菜，每人每月可以吃到2斤猪肉，做到使大家吃饱吃好、吃得干净卫生，职工们对食堂的伙食普遍感到满意，都把三明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表示要扎根三明、建设三明。朱德委员长听了汇报后很高兴，对我说:‘你们做得很好。你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为福建三明的建设多做贡献。’我连连点头说:‘我们一定努力做到，请首长放心。’随后，我陪同朱德委员长一行到二楼的糖果包装车间，看望正在紧张劳动的40多位包装女工。康克清同志走到包装女工中间嘘寒问暖、亲切交谈，平易近人的作风感动了大家。随行的记者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了许多朱德委员长一行到车间看望工人群众的照片。朱德委员长要离开我厂时，我又一次紧紧握着他老人家温暖的双手，恋恋不舍地送他上车。目送着车队渐渐远去，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能向朱德委员长当面汇报工作而感到自豪，为能到他老人家的亲切教海而感到终生难忘。朱委员长来厂视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厂，工人们个个像过节一样感到兴高采烈，许多职工为没能亲眼见到朱德委员长而感到十分惋惜。大家说，我们来三明参加建设，取得了一点成绩，就得到中央领导的关心，朱德委员长亲自来厂里视察，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鞭策，也是我们全厂职工的光荣和骄傲。”［7］

我说：“朱德去参观食品厂太出名了，还有照相。”

　　侯水泉侯老说：“是有照相。就是因为当时的保密工作做很好，没有当地报纸，是随行的新华社记者拍照的。我后来写信去要照片，给我寄来一大张一小张。可惜到文革时没留下来。”

　　我说：“我记得我有在哪里的文史资料上看过朱德参观食品厂的照片。那我去查一下，找到了就让李副主席转交给您。”

　　后面我们接着聊起食品厂后面的历程。我则记得他在文末有提及：“当年和我一起来到三明支援山区建设的老伙计们，一部分人走上了三明市市属工厂的领导岗位，大部分人在食品厂里埋头苦干直到退休，默默无闻地为三明的发展‘奉献了青春献子孙’。在三明食品厂的鼎盛时期，从职工子弟和社会青年中分期分批招收了200多名新工人，全厂职工发展到了300多人。这些青年工人充实到各个车间的各个岗位后，在老工人的言传身教、模范带动下，勤学苦练、钻研技术、精通业务，一支青年技术工人队伍很快地成长起来，成为企业的骨干力量。”［8］

《三明文史》那篇文章也提到：据报道:粉碎“四人帮”后，三明食品厂生产不断发展，生产规模扩大，总投资由七八年前的240万元增加到450万元，1984年建成投产一座2000平方米的饼干大楼和一座6840平方米的糖果大楼，从而开辟了本厂食品生产的灿烂前景，生产糖果、饮料、面制品三大类130多个品种，其中鹅牌咖啡茶、花生且白糖、巧克力酥心糖、威化饼干和桔子粉为省优产品，产品畅销全国17个省400多个县市，并有中华猕猴桃糖等5种产品打香港市场。8年来，平均利润83.86万元，相当于迁厂前17年年平均利润的1.62倍。1984年，厂成立新的领导班子，新班子以改革精神抓企业整顿，使生产和各项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实现了两位数三同步，荣获三明市1984年度工贸工作先进单位和省经委命名的文明单位的光荣称号。1985年更上一层楼，完成产值又比1984年同期增长46.92%，利润增长一倍多。［9］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迁明企业后期的命运大多让人感叹，三明市食品厂也没例外。三明市食品厂后来被上市后的三明农药厂兼并。就在1995年食品厂大门口的厂牌被摘下后，好多个老工人都哭不出声！那心痛是没有词语好表达的。［10］

　　三明市食品厂“原先的厂区厂房早已被无情的铲车铲平，设备设施变成破铜烂铁变卖，随之高岩新村一群集密的新楼拔地而起。［11］

　　至于迁二代和新一辈青工的命运，侯水泉侯老在文末有委婉地提及：“现在，他们大多数人都被聘请到三明本地的民营食品厂或沿海地区的民营食品厂工作，成为这些厂的技术业务骨干继续为三明食品工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团队跟侯水泉侯老告别时，我就想为食品厂写篇美篇了。心想，前些天跟着团队从陈辉陈老那出来就是去食品厂旧址找食品厂迁二代周玉芳要了很多老照片的；既然我等食品厂的纪念册等了两年都因受疫情影响而没见着，那就先放上我自己的美篇，跟大家一起怀旧吧。

　　我还希望三明市食品厂这兄弟厂的迁二代工友们，能提供更多的老照片出来，特别是那些迁明前在上海拍照的厂址照片、上海方面欢送或告别的集体照和家庭合影。原因无它，好为总工会帮三钢1958工业记忆馆“沪明情深”展区提供老照片，为迁一代留下影像，为迁二代留点念想！并以此来证明一一三明是一片有情天地！

　　土地不是无情物！土地跟人一样，你爱她，她就会爱你！土地和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互相滋养的关系，不仅一代，而是代代如此！

　　　二0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三日

注释

［1］［3］［4］［5］［6］［7］［8］侯水泉(原三明食品厂党支部书记、三明市(县级市)副市长、三元区政协主席)：《奠定三明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的基础――忆上海三星果厂迁入三明经过》，三明市政协编辑出版、袁德俊主编：《堀起在沙溪河畔――忆三明建市初期迁明企业》，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54－61页。

［2］［9］［10］［11］丰烩　阿慧：《三明三星食品厂――老三明人抹不去的历史记忆》，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三明文史》第13辑，第124－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