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学 历

美友9624246

　　我虽经小学初中至高工，循序渐进，却平庸低俗，但这是环境所致。坦荡地讲，小学初中是“混过来的”，真正学到点“知识”，则是在昆工那两年和参加工作后。

　　我出身于个旧一个贫困潦倒的的菜农家庭，爷娘都是文盲，童年又遭失亲之痛。缺乏教养，活像个漂流浪荡的野孩子，十岁才上小学，这还得益于发友的相邀，否则连这个“大学生”也当不成，那就后果不堪设想了。

　　小小“大学生”还有点顽皮：先入绿春小学，第二年跳入临安会舘建水人办的“建阳小校”，第四年又跳入个旧文华小学。为什么要跳学，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图“学校名气大点”吧！一则是乱跳，二则是贪玩，在校不认真听课，回家只顾做“家务”，如烧火做饭，剁猪食喂养猪鸡等，从不做作业，就这样混了4年。接着日机轰炸个旧，就疏散到通海大新村老家去同祖母和大嫂居住，插班在杨广风山上读两年高小，更无人管教，也不知道是怎么混过来的！基础没夯实，遗憾的很！

幸好，小学阶段都不用“交学费”，人再穷，购买课本和简单的笔墨纸张的钱，爹妈还是给的。且着装不求统一，除“童子军”外，大都是便装学生，我个穷小子，自然也在正规学校学生之列。之后的初中、工校，也没统一的校衣班服。学子无须经济重负。

　　1943年春由通海返回个旧，就读于个旧县立中学初六班。那时春秋都招生，可见该校才开办了三年。而且校址多变，先在文庙，后在士主庙、四川庙，后在大坟垻新建的小洋楼一一个旧县商会，即后来的州公安局。也是报名入学，不交学费，书具自备。

虽读初中，也只是接受课堂上老师传受给的那点知识，课余时间大都花费在家务和农事劳作上。挑柴割草纽草结，推磨、舂碓；翻地除草浇灌等农活少不了我，肩挑箩筐粪箕穿街过巷甚至进入私家拾取粪便垃圾等也是我的“副业”之一。我还跟随大哥挑菜到鸡街、大屯售卖过。至今，我的肩头上被磨成的这个肉疙瘩还没消失呢，这就是最好的见证：没有虚夸。

　　三年个旧初中，有幸结识的良师是谢加林、吴保邦和趙从先；益友是张仲康、徐应宽、徐万铨和张国樑。

事后方知谢、吳乃地下党员，解放后谢还当过省委组织部长，1979年在省委党校学习又碰到他，他是副校长，说还认识我呢。吳保邦呢，早年在江外从事地下工作中被敌人残酷杀害。

趙老师呢，一直是班导师。，政治面貌不太清楚，但有一天，突然来了些国民党官兵，有的封闭了校门，有的逐班寻找“趙老师”。当时趙正上我班的数学课，巧妙地答曰：“他在办公室”，随即向同学们打个“招乎”说：“我出去一下，你们自习”，就一去不复返。

放学回家，见趙在我家躲藏。天将擦黑有4个高班次男女同学来我家寻找他，威吓说“包庇他是犯法的”，却都被我们瞒过了。第二天清晨，家人把他化装成农民，我大哥把他送到菜地躲在地棚里。过了三天，谢加林告诉我说，“那里也不安全，需要转移”。咋转？没说。

一个月夜，趙与我和父兄握别。父亲又给他换了一套粗土布衣服，一提兜冷饭；趙脱下毛衣要送给我，我泪流满面拒收说，你留着天冷穿，不能要你的！他仍过意不去，又把那只自来水笔送给了我。四人洒泪而别，目送他向西边远去！那笔我一直用到参加工作。

我在昆工读书时，有一天，赵老师突然来看望我。得知，告别后他先到了安南，后回到勉宁县日昇街9号家中闲居，又在大理五台中学教书。解放后，他曾给我写过三封信，1953年后失联。

我之能够走上革命道，成长为国家干部，与先期受到党的熏陶不无关係。

　　几位益友呢，徐万铨徐应宽是叔侄关係，元阳雀山人，因出身富农，叔一直任教终身，侄由乡文书被贬为工人受磨英年早逝。我上初中时，一日两餐，时不打时吃餐早点，大多是他们开钱；他们的用具、玩具，有时也形同我有，我至今还会吹吹口琴，拉拉二胡自寻其乐，就是摆弄他们的乐器学会的。当然为表谢意，有的节假日，他俩也会到我家里吃上几顿素饭。

张国樑，玉溪人，其父在大桥上开舘子铺，我们也白吃过多次他家的清汤米线之类。此人一生，道路崎岖，最后在雨过铺水泥厂会计职位上退休。

张仲康，父名张文兴，厂老板兼地主，其兄曾当过个旧伪县衙门的文书。他本是富家子弟，与我等穷小子沾不上边。其实不然，还是最最亲密的挚友呢。因其母是玉溪人，流落个旧，当张姓佣人，久而久之，被升级为小老婆，他是小老婆生的，总是低人一等，他娘母俩，相依为命，苦度时光。－

　　因为家庭成分关係。张仲康没享受过多少花花公子福气，还吃过不少苦头。他本来与我同读昆工52班采冶科，读了一年，因病退学。49年我离校后他又复学，解放后加入“返乡服务团”，考入空军在四川新津地勤部队当会计，两年后被无故辞退。复原后回到个旧被安排为罗期底小学教师。不知何故，又被贬为工人，在老厂矿山当“砂丁”，又因下个旧治病多日未归，被押回管制劳动。绿水河电站建设中，他是一名工人，后来又是雨过铺化肥厂的工人，被派去建水五里冲烧石灰多年。

还是党的政策好，改革开放初期，终于恢复了“国家职工”身份，被安排在鸡街中学当会计，此时巳年过半百，找到个36岁的老處女安享晚年至80多岁寿终。据说该女是属羊。“男人属羊喜洋洋，女人属羊守空房”，剩男剩女才有了个“幸福的家”。

　　张的缺点是“抠门”，爱占小便谊，可能是“穷”形成的恶习，不必苛求。可他优点很多，对人诚肯。说实在话，没他，可能不会有“我的今天”。

初中毕业，就是失业，加之我过早被包办结婚，不能老依赖父兄过日子，对菜农又有点看不上眼。于是，经人介绍，去宜良《怡和》商店当“学徒”。他竟不怨其烦，绕道宜良动员我，说，昆明有“公费学校”，毕业后，找碗饭吃不成问题。加上老板夫妻俩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对我态度十分恶劣，动辄辱骂，横加指责。我受不了那窝囊气才弃商上昆考入昆工的。1949年，是实习阶段，因加入了地下组织，被派回个旧先在绿春小学教假期补习班，9月份，又被派去云锡中学马拉格小学任教至被派往屏边组建边纵十支队第十一武装工作队。

　　张还有个优点，“能钻会闯”。在个旧初中时，我只会老老实实地“读书、干活”，他会领着我到处钻，还会去国民党的县党部打乒乓球；去戏园子、电影院看戏看电影，因影剧院后半场就大门洞开，任人随便出入了；他还订有春城晚报和一些小人书、画报等，我只管看，不花钱，受益匪浅。

　 昆工是李嘉模所创办，其弟李祺模当任校长。虽是公费，但还是要收“学费的”，不过为数也不多，象征性的年收一二十元吧，大概等于今天的一两百元。而且穷学子还可申请免费入学，我和张仲康就是免费入学的，有时还可享受点“助学金”，这又得益于杨应光。

该校年招机械、士木科各两个班，本学年新开釆冶科一个班，从48斑到52班。杨应光，47斑学生，是元阳人。因他，我们才会选择工校并申请免费入学。他解放初期就是元阳逢春嶺的“区委书记”了。不幸，运动中多磨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