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集

洪燕峰

我的家人和我 目录

第一章 我的外婆

第一节 徒步延安

第二节 给周总理做饭

第三节 外婆二三事

第四节 困难时期

第五节 外婆的眼泪

第六节 外婆给我讲故事

第七节 外婆去世

第二章 我的父亲

第一节 父亲的童年

第二节 参加革命

第三节 延安抗大

第四节 抗大医院

第五节 和日本人的斗争

第六节 解放以后（我国五大卫生的创始人）

第七节 退休生活

第八节 病故

第三章 我的母亲

第一节 童年

第二节 战争岁月

第三节 上大学 第

第四节 心梦

第五节 心梦

第四章 姐弟

第一章 我的外婆

第一节 徒步延安

外婆离开我已经 50 多年了。这些年过去了，我也到了外婆那时的年龄了。也许是人老 了，退休了，我现在越发想念和外婆一起生活的日日夜夜。 外婆是一个小脚老太太，牙一颗也都没了，满脸的皱纹记录着饱经岁月的沧桑。外婆姓张，由于在旧社会妇女地位低下，她的父母按照惯例没有给她起名字。她嫁到晏家后，为 晏张氏。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她去世那一天。外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一直是一个让人非常崇 拜的人物。因为她一个小脚老太太曾经在 1940 年徒步去革命圣地延安去找我的妈妈。

我也曾经在 1968 年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时想徒步从铜川到延安，用以显示时代革命青年 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的坚强革命意志。一开始热情还挺高，一边唱着革命歌曲，一边大踏步行 进。饿了就到红卫兵接待站吃饭，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但是吃饱肚子是没有问题的。 晚上到了宿营地，所有的人双脚都打了泡。一想到明天还要拖着打了泡的双脚，顶着凛 冽的西北高原的寒风，一步三摇的奋斗一天，不，如果要到达目的地至少 6-7 天，不少人开 始动摇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是每个人都在暗暗思考的问题。这时，有人打破了沉默， 提出了让体力不支的人明天拦车去延安。 队伍分成了左派和右派。左派占大多数，认为革命才刚刚开始，不能就这么有始无终， 这时对我们革命小将革命意志的考验。右派认为，革命是需要人的。人拖垮了怎么革命？讨论结果是第二天一部分人留下来等车，一部分人又踏上了征程。说实在的，我属于不坚定分 子。一边拖着沉重步伐前进，一边后悔没留下来等车。约莫下午时分，队伍已经稀稀拉拉溃 不成军了。留下来等车的人坐着一辆卡车赶上我们，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爬上了卡车并臊么耷眼的收起了长征小分队的旗帜。

根据外婆讲，外公是个有文化的人，写的一手好字。本来当一个教书先生也是衣食无忧，但是外公自视清高，不愿意这样了此一生，便到河南的一个小县城谋到一个县里文书的差事。差事还是比较体面，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但是收入却微薄。这对于过惯了乡村土财主生活，使奴唤婢的外公、外婆来讲，这点收入真是入不敷出。
外公本来可以帮助别人写点东西挣点钱贴补家用，但他却不屑 一顾，他认为这是文人的耻辱。文人就应该不为五斗米折腰。当然了，外婆是大家闺秀，除了让别人伺候更是什么活也干不了。生活的艰辛和自视清高使外公一天到晚郁郁寡欢。在 1942 年春天，外公咳血而死，用今天话讲死于肺结核。
外公死后等于断了外婆的生活来源。这时外婆做了令人震惊的决定，她变卖了少的可怜 家产，埋了外公，要千里迢迢的到延安找我的妈妈和舅舅。那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内战外侵交织在一起，这对于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脚女人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我儿子大学毕业而且已经工作多年了，由于工作需要出差尚且需要查百度地图，开车必 须 GPS 定位方敢出行。而外婆仅仅知道一个大概方向，带着少有的路费，用小脚走到延安。

一路上，千山万水，风餐露宿不算，还要沿街乞讨。就这样外婆一路风尘仆仆从河南来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路上过日军卡子，国民党军卡子，和难民一起晓行夜宿，其艰辛不必细说。沿途外婆认识了老张、老李、老王等， 他们有的是八路军家属，国民党军家属，难民等三教九流。解放后再见面时，外婆带着我和他们彻夜长谈那段难忘的经历。我只记得这些人说话口音很重，能听懂不多，渐渐的躺在外 婆怀里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外婆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外婆遇到了老朋友怎么会还难过 呢？

外婆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再也不能前进了，这倒不是路难走，体力不支，依着外婆 的劲头走到莫斯科都没有问题。这主要是再往前走就不是过卡子的事了，而是要过若干道封 锁线。这里包括国民党封锁线和日军封锁线。而且去解放区还需要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的路条。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过办事处工作人员的简单询问，外婆不知道我母亲和舅舅在 八路军那个部队或那个工作单位，仅凭着一封字迹模糊的报平安家信，更何况一个小脚妇女 要过数道封锁线，工作人员不相信外婆能够找到我的母亲和舅舅，因此没有给外婆开路条，让外婆等等再说。这样，外婆安排在办事处帮忙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在办事处，外婆看到每天都有许多人其中也有不少进步青年奔赴延安解放区，她心急如焚。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清晨，外 婆正在院子里打扫卫生，周总理偶尔因事路过办事处（解放后外婆看到了总理照片才确认的）并和办事处的领导在交谈什么。 外婆后来说，这个浓眉大眼的八路军干部一定是一个大官，因为那些办事处的领导都在 听他作指示。外婆不顾一切的跑了过去，向周总理诉说了她的经历。总理当即让办事处领导 处理好此事。没过两天，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找到了外婆，告诉她明天有一辆汽车往延安送 物资，考虑到外婆是小脚，让外婆搭车去延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外婆收拾了一下随身物品就搭上了一辆军用卡车，卡车很快就离开了西安颠簸在陕北黄土高原上。这是外婆第一次坐汽车，道路的颠簸，车里弥漫着陕北黄 土高原的黄土和令人窒息的汽油味，外婆呕吐不止，浑身无力。终于停车了，车出了毛病。 利用司机修车的空隙，外婆找到了押车的负责人表示她不想坐车了，要走到延安。负责人惊 愕之余婉言拒绝外婆的要求。 一会车修好了，外婆坚决不上车，负责人怕耽误了时间只好把外婆交给了当地的地下交通员，让他照顾一下外婆并和下一批去延安的人一起走。这样外婆和交通员一起到陕北的一 个小农村又住了下来。

当时的地下交通站虽然归共产党领导，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补贴， 还要负责南来北往八路军干部的接送、安全，生活异常艰苦。外婆很后悔没有和卡车一起走， 给交通站添不少麻烦。 正当外婆焦急等待之时，交通员告诉她：“大嫂，得亏你没有跟那辆卡车走，那辆卡车 离开这儿不久就遭到了日本人飞机的轰炸，车上的人全都炸死了。”外婆有想起了那位送她的八路军干部，临别时那位八路军干部自己饿着肚子却把的干粮全给了外婆，外婆还说，到 了延安，找到儿子和女儿请他吃炒鸡蛋呢，怎么转眼间人就没了呢？这是外婆第一次感觉到
战争的残酷。她哭了一下午，把剩下的干粮包了起来，到村子口一个小山包埋了起来，祭祀那位最后也饿着肚子牺牲了的八路军干部。

没过多久，去延安的人凑齐了，男男女女不少人，主要是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八路军家 属。晚上，在交通站开了会，交通员告诉大家要过 5 道封锁线，其中有 3 道封锁线是国民党 的，晚上过国民党封锁线时不要出声，动作要尽量放轻，即使被哨兵发现也不要紧，一般哨 兵会朝天开枪，大家不要害怕。有 2 道封锁线是日本人的，过日本人封锁线时绝对不能出任 何声音，日本人是往人身上开枪的，而且有探照灯。以前，在过日本人封锁线时，有人憋不住咳嗽一声，被日本人发现了，男男女女 20 多人 全部被打死在封锁线上。因此，有咳嗽病的人，带小孩的人一律不准过日本人封锁线。如果在过日本人封锁线被意外发现了，打散了，那就要自行前往延安，千万不能再回交通站，这样容易暴露交通站目标，而且不能在日本人占领区的村子投宿，因为这些地方没有我们的人，很快就会被敌人发现。最好的方法是白天躲在青纱帐里，晚上顺着北斗星的方向向北走。

据外婆讲，第二天晚上他们就出发了，过第一道日本人封锁线就被发现了，探照灯四处 乱照，如同白昼一般。队伍很快就打散了，死的死，伤得伤。外婆总算侥幸过了封锁线躲到 了青纱帐里。在黑暗中外婆摸索着前进，陆陆续续的遇到了打散了的同伴，三个男人一个妇 女。五个人都是老弱病残，于是他们结伴而行。 外婆说，最可怜的是那位妇女，在他们惶恐赶路之余，那位妇女突然想到了身上包袱， 急忙打开了包袱，包袱里包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过日本人封锁线时为了怕孩子哭，包袱 打的太紧了，孩子已经憋死了。天呀，一个亲手杀死自己孩子的母亲当时会如何悲痛呀，外 婆没有看到她流一滴眼泪，只是静静的把死去的孩子埋在了青纱帐里。也许她受到过太多的 磨难，眼泪早已经流干，也许她把仇恨深深的埋葬在心里。 再往前走，困难接踵而来。首先是带来为数不多的干粮跑丢了不少，剩下的干粮无论如 何也支持不到延安。讨饭是必须的，问题是谁去呢？这里是通往延安的敌占区，操着一口南 方口音你不是八路军家属谁是八路军家属？男人更不能去，一去准当八路军抓起了。 最后外婆担当了这个重任，反正不讨饭最后的结果就是饿死。小时候外婆曾经和我讲过， 她一辈子也不喜欢北方，在南方讨饭是饿不死人的，北方人真穷呀，什么都没有。尽管这样 外婆还是总能讨到一点吃的。

有一天，村子里有一家大户办喜事，外婆实在饿的走不动了，也许是外婆面善，管家动 了恻隐之心，让外婆到厨房烧火，走的时候可以管她点吃的。完事后管家催她快点走，并说 一看她就是八路军家属不是讨饭的。外婆感到很奇怪，管家告诉她，当地讨饭是有规矩的， 再穷的讨饭人必须有一个破碗和一个打狗棍，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不是过路的八路军家属就 是逃犯，反正不是讨饭的。 临走时，管家给了外婆一个破碗和一根棍子，外婆千恩万谢。最后外婆想起了在青纱帐 挨饿兄弟，想要一个馍带走。管家说那可不行，吃随便，带走不行。外婆一咬牙又塞到嘴里 一个馍，一边嚼一边走出了院子。

出来后，外婆急忙吐了出来，把嚼碎的馍又捏成了一个馍 给那几个弟兄带去了。那几个人看到外婆讨来了馍，三口两口就吃了，把外婆佩服的五体投 地。这件事以至于多年后（解放以后）他们见面聊起往事还对外婆称赞不已。 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张爷爷（那三人中的一个）带好多吃的看外婆（那次经历把他们 都饿怕了，每次见面他们都带好多吃的，叫外婆给他们做。）又问起了那个馍是怎么讨到给 他们带来的，外婆笑而不答。张爷爷好像有点着急了，你说好解放以后告诉我们的，怎么说 话不算话，你是不是答应给人家做小老婆骗来的。 外婆不高兴了，我那时候还小，虽然听不懂他说的意思，但是外婆不高兴了，那一定是 坏话，我上去就揪张爷爷的胡子，张爷爷一把抱住了我，说爷爷说错了，不说了。最后外婆说了实情，张爷爷不吃了，老泪纵横，不知道是听了实情倒了胃口还是为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而感动呢？ 就这样，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延安。三个爷爷都到了八路军后勤部门工作， 有的是首长的炊事员，有的是部队司务长。

第二节 给周总理做饭

外婆终于找到了我妈妈，可是舅舅却离开延安到了太行山部队，她没有见到。那时候， 我的父母已经结婚，和外婆一起住在杨家岭附近的一个村子里。 一天，外婆正在屋里做家务，一个八路军战士进来说要喝点水，外婆急忙把他让进屋里，接着又进来两个人。外婆往外边一看，三匹马停在外边，显然来的是八路军大干部，一个领 导带着两个警卫员。要知道当时的延安是非常安全的，一般领导在延安区域内办事是不带警卫员的。外婆马上要烧火，警卫员马上拦着说不用麻烦，喝一点凉水即可，马上还要赶路 。这 时外婆看到了那位首长，觉得似曾相识，突然想起来了，这不是那位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遇见的领导吗？正是他让办事处的领导给自己开的路条吗？

外婆急切的迎了上去问道，你还认识我吗？看到首长似乎有点犹豫，外婆忙说，我是那个到延安找儿子女儿小脚大嫂呀，是你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给我开的路条呀，忘了？首长想起来了，忙问怎么样，找到儿子女儿了 吗？外婆忙说找到了，要是没有你帮忙我是到不了延安的，今天咱们遇到了无论如何也要喝 一口热水呀。首长一看盛情难却只好坐了下来。

外婆一边升火一边和首长聊起了如何过封锁线怎么到 的延安的经历，首长饶有兴趣的听着，不时插话询问着。不一会，水烧开了，外婆给他们一人倒了一碗开水，同时又神奇般的从锅里给每一个人端来一碗小米腊肉饭，尽管只有几片已 经放哈喇的腊肉（腊肉是那几个一起过封锁线“难友”送的，外婆一直舍不得吃。），那在当时物资十分匮乏的延安如同豪门盛宴。 首长无论如何也不肯笑纳，他们知道这点东西价值。外婆生气了，堵住门，不吃不让走。 无奈之下，他们怕拂去了外婆一番好意，最终把饭还是吃了。临行时，外婆问八路军首长姓 什么，首长笑了笑说，姓周，以后叫我老周就行了并邀请外婆在全国解放以后到他家吃红烧 狮子头。外婆牢牢的记住了这句话。此后外婆遇到老熟人都要讲她如何招待了八路军大首长老周 并打听什么是红烧狮子头，狮子头怎么能吃呢？高兴的时候还要得意吹嘘老周是如何聚精会神听她讲如何过国民党、日本人的封锁线，特别是她在烧水功夫，没看见她下米怎么就把饭 做好了，而且还能搞到几片腊肉令老周惊讶不已。

我小时候就不止一次的听外婆讲这件事，看着外婆抽着烟，深深的陷入往事的回忆，我 想这可能是外婆最幸福的时刻。可惜的是外婆到死也不知道什么是红烧狮子头，因为她的老熟人谁也没有吃过这种佳肴。又过了一段时间，上次见过老周的八路军警卫员路过外婆家时送来了一些日用器皿，有 碗、盘子、坛子什么的，说是老周送的。可能是八路军打了胜仗缴获来的，外婆视为珍品， 只有几件保留至今。不久胡宗南开始进攻延安，陕北除了留下彭德怀的野战部队其余全部转 移了。父亲的单位奉命到东北建设东北革命根据地，这样外婆也跟着部队离开了延安。由于队 伍需要长途跋涉，非战斗物品一律不准带，外婆和父母争执了起来，外婆坚持要把老周送的 东西带上。正在僵持不下时，幸好总部领导为了照顾外婆批准给一匹骡子给她代步，于是外婆偷偷捡了几样东西带上了。经过了长途跋涉，风风雨雨如今这些东西只剩下三件了，见照 片。

外婆一路上精心的保护着老周送给她的宝贝，从撤离延安到解放后这些器皿再也没有使 用过。据说有一次父亲路过外婆行进的队伍，外婆骑的骡子看见我父亲骑的马就不顾一切的跑了过去（可能那匹骡子是那匹马的儿子，骡子一般是不会像马那样跑路的，一跑浑身乱颤）， 外婆从骡子背上掉了下来。外婆虽然人掉了下来但是怀里依然抱着那个坛子。

全国解放了，党的八大以后，新华社开始陆续发行党中央常委挂像。我妈妈到 新华书店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挂像挂在了客厅。外婆看了卦象后指着周总理的挂像问妈妈， 这是谁，妈妈说这是周总理。外婆激动的说：“这就是我给他做过饭和送咱们坛子的老周呀。” 外婆又想起了红烧狮子头，说什么也要去找周总理串个门。为外婆的事父母商量了一晚上，认为外婆给做饭的那 个人有可能就是周总理，这在当时的延安也不算什么特别事，中央领导在自己的解放区到老 百姓家里喝点水，这在当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母亲觉得没有什么，只要外婆不和别人乱说，一个小脚老太太，一个大字不识到哪里去找周总理？父亲却不这么认为，老太太可不是一般 人，她能从老家无依无靠，千里迢迢找到你，在北京这巴掌点地方找不着周总理？这期间可 别没事找事，这么一说母亲紧张起来。

第二天一早，母亲赶忙对外婆说，吃你做饭和送你器皿的人不是周总理，这个人也姓周， 是在南方工作的一个大首长。我们已经和首长联系上了。过两天首长派车接你到他家，还说请你吃吃红烧狮子头呢。外婆不相信，坚持认为老周是挂像的那个人，她不用车接，自己会找到老周的。外婆的执拗让家里人着实紧张了一阵子，家里的保姆也不用做饭了，整天看着外婆，一有动静就打电话和父母报告同时母亲也偷偷将周总理的挂像摘了下来。 外婆始终未能成行。这倒不是外婆不想去，只是外婆在晚年时期脚上长了脚疔（外婆这 样叫，可能是类似鸡眼的一种脚类疾病），走不长时间就疼痛难忍。她曾经用修鞋的刀片自 己治疗，但是疗效甚微。本来就是小脚，和地面接触面积就小，再长一个脚疔，其疼痛可想 而知。后来外婆时常感到胸闷，上不来气，现在看来可能是得了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因此想 找老周的愿望不得不放弃了。

第三节 外婆二三事

外婆重男轻女的思想挺严重。小的时候我记得外婆有一点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都留给了我，她从来不主动拿出了给姐姐吃，这倒不是她不喜欢姐姐，外婆认为女人长大了就要出嫁， 是别人家的人。即使有时外婆搪塞不住了，也还是要掰一点吃的给姐姐，这让我觉得很过意 不去。

当时萦绕我的一个不解的问题就是外婆也是女人，她为什么不喜欢女人呢？当时舅舅还没有孩子，外婆把全部的爱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记得小时候，我非常喜 欢和外婆出门，一上街就让外婆买吃的，什么醪糟、烧饼、冰棍之类的。外婆的零花钱几乎全部花在我身上了，有时候外婆没有钱了，只要我要到外边吃东西，外婆也是慷慨应允。这 时她会从家里找一些牙膏皮、报纸或其它有点价值的日用品去和卖吃的小商贩以物易物，有时甚至是赊账，不管怎么样我总是能吃到东西的。 天气热了，外婆不再带我出去了，怕我身上长痱子。我要吃的东西都是外婆买回来的。 夏天最让我心旷神怡的还是那三分钱橘子味的冰棍，但是这对外婆来讲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 工作，酷暑之下，外婆到家后冰棍就全化了，冰棍吃不到了，我大哭大闹，认为外婆骗我根 本就没有给我买。从此以后，外婆扭动着小脚到家后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拿着只剩下包装纸和 一根棍的融化了的冰棍，用以证明外婆确实买了。不知道当时出于一种什么不健康的心理， 我虽然没有吃到冰棍，但是看着外婆黏糊糊的手，我就心满意足了。

从小时候记事起一直到外婆去世，我一直穿外婆做的鞋。外婆手很巧，春天做单鞋，夏天做凉鞋，秋天做夹鞋，冬天做棉鞋。一年四季总是在打壳帛（做鞋底子的材料，外婆用白面打成浆糊然后将破布粘在板子上，干了以后揭下来，一层层摞起来纳鞋底子，鞋面要买新布）。那时候我很羡慕姐姐，由于外婆不给她做鞋（在满足我鞋子的情况下，如果还有时间的话还会给她做的），她总是穿商店里买的鞋。外边买的鞋样子虽然单一，但是小朋友都穿 的是那样的。 我开始找茬不穿外婆做的鞋，就是穿上外婆做的鞋也在外面玩时踢石头，尽量把鞋穿坏， 这样外婆没有做出新鞋时我就可以提出要求买鞋了。外婆似乎看出了我的小伎俩，她从来也 没有呵斥过我，只是在我的鞋前加了一个小包头，既美观又耐穿。外婆去世后，我不得不买鞋穿了，那时我才知道商店的鞋穿在脚上是多么的不舒服。外婆每次给我做鞋前我都要踩鞋样，可着我的脚型划样子，她怕我的脚受委屈又放出一点。以至于现在我的脚长的又肥又大，在商店买鞋十分困难。
小时候和外婆出门时，外婆总要带一个布袋子，我们一边走一边采野菜。那时候北京没有那么多的马路，路边上，院子里，特别是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到处都是野菜，我们采的最多的是马齿筧。这种野菜采回来用锅煮一下然后在太阳下晒干，吃的时候用凉水泡一下， 然后切碎拿猪油拌馅，用玉米面做成菜团子。 外婆每次蒸菜团子的时候，我发现菜团子样子总有一个不一样，我曾经好奇的问过外婆， 外婆总是笑了笑说“小孩子莫问那么多，你只管吃就是了”。原来外婆做成不同样子是为了好区分，我吃的是有肉或有油的。后来有一次我吃了外婆的菜团子，才知道外婆吃的是没有任何油和肉的。我哭了，抱着外婆一定要外婆吃给我的菜团子，外婆那肯舍得吃，一锅只有 一个呀。外婆说“外婆老了，吃这样的没有用了。”这在当时我很不理解，菜团子只有好吃 不好吃，这么会我吃了有用，外婆吃了没有用呢？

外婆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美味的佳肴，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去自由市场买菜， 看见一位老太太一边卖菜一边吃她的午餐-玉米面菜团子，一股和外婆做的菜团子香味一样 的气味扑面而来，老人长的也有几分酷似外婆。我惊呆了，我神不守舍的胡言乱语道：“婆婆你回来了，给我一个菜团子吃。”老人不知所措的吃惊的望着我好一会，然后从她饭盒里 拿出了一个菜团子递给了我，拿着菜团子我禁不住潸然泪下。回过神来，我向老人简述我的 外婆，老人听完以后把仅有的另一个菜团子也给了我。我一边吃着菜团子，一边看着这慈祥老人，我又一次享受着童年的我。不过我以后再也不敢光顾这个菜摊，我不敢见这个老人， 我害怕此情此景会勾起我对外婆的无限怀念而不能自拔。

第四节困难时期

60 年代初，我国遭受了空前的自然灾害，天灾人祸集为一体，使饱受沧桑的中国人民刚 刚过上几天幸福生活又笼罩在饥饿的阴影中。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时期，以至于在那个时期养成的生活习惯（勤俭节约，特别是吃的东西，剩菜、剩饭不倒，吃完饭盆干碗净，一粒粮食 也不能浪费）保持至今，让现在许多年轻人不可思议。

那时候任何东西都是凭票供应的，这些票证包括粮票、布票、肉票、油票、副食本以及 买日用品的工业卷，买东西光有钱是绝对不行的。粮食的供应紧张也使瓜、菜类食品开始限量供应，总而言之，一切能进嘴的东西都变得珍贵起来。家里虽然吃的还是家庭大锅饭，但是每次做饭保姆都要用秤量，否则到月底全家人都要饿肚子。那时候舅舅已经到国防大学工作，每次到家里来看望外婆和母亲时，家里都要做一顿好吃的招待舅舅。每当舅舅走时，保 姆总是让母亲向舅舅要半斤粮票，当然舅舅也不会忘记的，而且每次都多给。

饥饿使人们不再温文尔雅，不再落落大方，而变得赤裸裸起来。要知道母亲和舅舅不但 是亲姐弟而且是生死之交的战友。是母亲把舅舅带到了革命队伍，从一名战士成长为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一次，我母亲所在的部队医院在转移途中露宿一个小村庄。母亲在一个小农户家里遇见了病的奄奄一息的舅舅。舅舅面色苍白发着高烧，据说是“打摆子”也就是疟疾。 由于战争年代的特出情况，八路军的伤病员凡是不能和大部队一起行动的大部分都留在了老百姓家里，待痊愈后再追赶大部队。当时留在老百姓家里的伤病员都面临着缺医少药的问题， 不少伤病员伤势恶化就永久的离开了人世。

母亲向领导告假留下来照顾舅舅，但是这一请求被拒绝了。看着生命垂危的舅舅，母亲毅然决然的留了下来并拿了一些药。一个星期后，舅舅痊愈了，他们各自追赶自己的部队。 尽管我父亲也是当时的领导之一，母亲归队后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人 批评母亲革命意志不坚定，有意脱离革命队伍。更为难受的是这种“脱党”行为的质询将伴 随历次政治运动，这是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
粮食的供应紧张，首先是外婆不适应，外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家里有保姆，外婆不能随心所欲的拿吃的给我，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一天到晚就想着吃。早晨吃一个馒头上学，不到 10 点就饿了，上午工间操完了以后我就把中午带的午饭吃了。下午上课一点精神也没有，几乎什么也听不进去。就像那首“童年”歌曲唱的一样“盼望着下 课，盼望着放学”，因为回到家中，外婆总会给我留一点吃的，半个馒头或一小块桃酥什么 的，总之我从来就没有失望过。 但是我不知道这些珍贵的食品是从那里来的，外婆也从来不告诉我。看着我这么贪婪的 吃着，外婆总是在一边笑眯眯的看着我，并说：“别着急，慢慢吃，别噎着，外婆有的是。”

在我的心目中，外婆就像童话故事一千零一夜里的阿拉伯神灯，我想要什么，外婆就能给我 什么。终于有一天神灯破灭了。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老师留了大量的课堂作业，回到家已经筋疲力尽了。 外婆按惯例给了我一块桃酥。那块桃酥不吃还好，吃完后更觉得饿了，看着我狼吞虎咽吃桃酥的样子，外婆实在不忍心，叫我转过身数 10 下然后又给了我一块桃酥。在我转身后 正好面对桌子上的一面镜子，外婆的一举一动我通过镜子的反射一览无余。啊哈，阿拉伯神 灯终于找到了，这是一个圆形的点心盒，盒盖上印着各种诱人的食品彩色图案。点心盒被外 婆藏在床底下了。

神灯找到了，以后可以不求外婆了。 贪婪是万恶之源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我趁着外婆不在屋，打开了点心盒，里面有半盒桃酥。我就像私闯蟠桃盛会的孙悟空贪婪的享受这饕餮盛宴，猛然间酒醒发现闯下了滔天大祸。不知不觉我竟然把半盒桃酥一扫而光，猴子是可以逃回花果山避祸，可是我怎么办呢？对了，也学猴子，赶紧回到自己房间假模假式的复习功课。 几天后东窗事发，猴子偷吃了蟠桃遭到了天谴，天兵天将荡平花果山把猴子关在太上老 君炼丹炉里修炼他的野性。我被母亲狠狠打了一顿，然后关在储藏室里面壁思过。当然了事情并没有完，经过多年的政治运动母亲在管理方面是有一套的，第一要写出书面检查，偷吃 要上升到道德品质认识。第二每天作业她要签字，成绩不能低于四分，如果不达标处罚另议。 第三要用劳动洗刷自己犯的错误，每天擦一遍全家的地板。 这三条措施的出台遭到了外婆强烈反对。外婆说错误完全在她，是她拿给我吃的。当然， 这种辩词是瞒不过母亲的。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外婆的营养品不再由外婆单独管 理了，而是由母亲定期发放。为此，外婆和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外婆要求和我单独起火， 其理由是保姆总是克扣我的食品（这只是外婆的推测，那时候大多数人都吃不饱肚子），吃 不饱肚子就学习不好。 这个理由当然被母亲拒绝了，母亲知道我吃饱了也成不了好学生，倒是担心我那么不懂 事，不出几个月就会把外婆吃跨了。在外婆的一再坚持下，外婆终于自己起火了。舅舅一个 月给外婆 40 元，母亲一个月给外婆 20 元，还有国家给外婆的一个月 25 斤粮票，这就是外 婆一个月的生活标准。这在当时，这个生活标准是不低的。可是由于我的缘故，外婆的生活 仍然显得捉襟见肘。 首先，每个月 60 元花费钱不是个问题，问题是有钱买不到需要的东西，特别是食品、 副食品。那个时节，凡事能进口充饥的东西几乎全部需要凭票、证供应。外婆一天的粮食定量是 8 两，其中 2 两是给我的。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外婆都要杵着拐棍扭动小脚送我上学，其实外婆就给我送到家门口不远的一个食品代销点，外婆在那儿花 3 分钱、1 两粮票， 给我买一个糖火烧（其实我早饭已经吃了，基本上每天都一样,一个小拳头大小，号称 2 两 的馒头里面抹一点黄酱）。看着我贪婪的大口吃着糖火烧，外婆满意的笑着说：“慢点吃， 别噎着。下午放学在这等我，还有一个哪。” 那时，望着外婆步履瞒珊的背影，我心里一 门心思，想的是如何享受下午那个糖火烧的美餐。
后来我才知道，可是正是我，吃了外婆的早餐定量，外婆只能饿着肚子回家了。 那个时候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为了不使不满情绪蔓延导致政权不稳，父亲和母亲的单位都加强 了政治管理，一天到晚的都在政治学习，主要是反右倾的学习。那个时候谁要是说肚子饿， 吃不饱，那一准是右派。全家只有外婆敢于仗义执言，再有就是保姆在月底入不敷出时发几 句牢骚，每当这时家里就开展了“反右”运动。 斗争的双方是外婆和母亲，母亲说，目前的困难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给我们造 成的，困难是暂时的，再怎么困难也比当年在延安生活（那时的延安生活只有父亲、母亲和 外婆知道）要好，外婆就是地主剥削阶级思想（外婆的娘家在当时老家是大户，家里雇有不 少长工）没有得到好好改造。 外婆则说，现在吃的还不如在延安吃的。那时候部队一打胜仗，吃的东西很多，吃都吃不完（何况还有南来北往被父亲救助过的同事、战友，路过时总是给外婆送点吃的）。现在 过年都没有什么吃的。最让外婆不满意的是母亲说她是地主剥削阶级，外婆说，嫁到你们晏 家以前，晏家就开始败落了，在解放前我就啥也没有了，我是要着饭找的你，我怎么就成地 主了呢？母亲哑口无言，她认为外婆不可理喻，经常是一个人离家到单位生闷气去了。母亲 很少将与外婆吵架的事告诉舅舅，因为他怕舅舅把外婆接走。舅舅当时在部队院校工作，母 亲怕外婆口无遮拦的给舅舅找麻烦。

第五节 外婆的眼泪

记得在 1961 年底，外婆身体开始不好了。我经常陪外婆到友谊医院看病（我不愿意陪 外婆看病，因为外婆没有名字，病历和挂号证都写的是晏张氏。护士每次叫外婆名字时都会 引起周边医生和患者的哄笑），无奈当时的医疗水平不高，并未明确诊断出什么病。根据我 现在具有的医学常识，回忆外婆的一些病症，外婆肯定患有糖尿病。外婆每天要喝很多水， 还觉得口渴，四肢无力，日渐消瘦，每天夜里起夜 4、5 次（从小我就和外婆睡一张床上）。 此外，从遗传学角度推论也可以证明，因为我母亲、舅舅、我、我表弟（舅舅的孩子）都患 有不同程度的糖尿病。患糖尿病时间长了，便引起了高血压（外婆有时候头晕），冠心病（心 绞痛）。

一次外婆躺在床上，我在床边写字台写作业，保姆给外婆端了一碗荷包蛋挂面。外婆看 见我在边上，吃了几口面，喝了一点汤就让我把剩下的给吃了。自从外婆病了，我也懂一点 事了，外婆身体不好，知道不能总吃外婆的东西。但是葱花、香油的气味在屋里四溢，真是 让人神不守舍，我尽量抑制住贪婪神色，假惺惺对外婆说“婆婆，你再吃点，给我剩一点就 行。”外婆假装生气对保姆说：“知道我没有牙，这个面条煮的这么硬。另外，煮荷包蛋要 放一点冰糖，那有和面条一起煮的。”外婆把碗端到桌子边上并对我说：“你吃了吧，这味 道不对婆婆胃口。”

孩子就是孩子，听了外婆这么说，三口两口的就把那碗面给吃了。多年 以后我一直为我做的这些事后悔，怎么这么没出息呢？现在慢慢想明白了，人在欲望（有些 事看起来似乎是可及的）面前思维是弱智的的，行为是排他的，经常办一些正常人不可理解的事。保姆当然理解外婆用意，她叹了一口气说：“这是何苦呢？你都病成这样了，还想着你 外孙子。”外婆斜了她一眼说:“你懂啥？我吃了这碗面我的病就好了？我的病我知道。他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需要这个。”保姆不以为然的说“不就是一个外孙子吗？他长大了还不知道对你如何呢？”这句话似乎触动了外婆的心思,外婆一把将我搂在怀里问道：“虎娃 子（我的乳名），你将来挣了钱给谁花？”我不假思索的回答：“给婆婆花。”外婆搂了我 很长时间，我突然感到头发上有水珠落下来的感觉，抬头一看，是外婆哭了，两行老泪顺着 外婆满是皱纹脸缓缓流下。我有点紧张，难道说的不对？对于挣钱给谁花这样的概念本来理解的也是似是而非。外婆似乎还不太放心，又问了一句：“给你媳妇不给？”媳妇这个词对 我很生疏，只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外婆谈论过一次。

以前我、外婆、舅舅（那时候舅舅还没有结婚）生活在南京（母亲生我后就到哈尔滨调 干上大学去了，父亲带着姐姐在北京），舅舅为了照顾外婆和我托邻居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保 姆，保姆是一个 14 岁的姑娘，人长得很漂亮，梳着两条长长的大辫子，我管他叫兰子阿姨 （后来她跟我们一起到北京，母亲给她找了一个工作）。兰子阿姨对我很好，每天除了做家务就是哄着我玩，出门走累了她就背着我。 一天兰子阿姨坐在小板凳上一边择菜一边搂着我给我讲故事，外婆从外屋进来也坐到我们旁边，外婆说：“兰子，你喜欢虎娃子吗？”兰 子阿姨说：“喜欢。”外婆笑眯眯的盯着兰子阿姨又说：“喜欢就给虎娃子做媳妇吧？”外 婆话音刚落，兰子阿姨满脸通红并松开了搂着我的手。我不知所措的看着外婆和兰子阿姨，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过了一会，兰子阿姨低着头喃喃的说“婆婆，新社会不兴说这种话了.” 外婆似乎很生气说：“啥新社会旧社会，我不懂。我就知道姑娘大了要嫁人，给虎娃子做媳 妇还亏了你不成。” 我认为外婆所说的媳妇就是指兰子阿姨，我毫不犹豫坚定的说：“不给媳妇，给婆婆。” 外婆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她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无限感慨喃喃的说“我的好孙儿，婆婆可 能活不到那一天了。” 外婆的手在我头上一直这么摸着，不一会停在了我耳边，不知怎么 的他用手将我耳朵卷成一个圈。外婆脸色陡然骤变，自言自语到：“这个娃子耳朵太软，有 点钱也会让媳妇弄走的。”从此外婆不再谈起这件事了，也再也没有什么事让她感慨落泪了。 所幸之事是外婆言中了。20 年以后我结婚了，有了媳妇，为数不多的钱也都纳入了媳妇统 一管理的范畴。

第六节 外婆给我讲故事

外婆不会讲故事。我的外婆不像别的老人在哄孙子时编出那么多的美丽动听的神话故事， 孩子偎依在老人怀里听着、听着浮想联翩、渐渐入睡，这样的经历我一次也没有过。 外婆给我讲故事大多数是让我“逼”出来的，这种时候基本上是外婆“犯了严重错误”。 例如：外婆许愿给我买什么好吃的，没有买到（在那些物资匮乏的困难时期想买点好吃的东 西也是困难的，经常是外婆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最后什么也没有了。），我认为外婆是把许的愿给忘了，根本没有出去买。我大哭大闹，外婆什么也不解释（外婆知道解释也没有用， 解释只能是事态变得更加严重。多年以后，我也学会了这种为人处事的方式，对于主管领导 的无端指责听之任之，因为大多数的领导只在乎结果而厌恶过程。）而提出给我讲一个好听 的故事。 外婆的提议是十分诱人的，因为她基本上就没有给我讲过故事。现在回忆起来，在外婆 给我讲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故事中，除了有个别被我逼的胡编乱造以外，大多数都是她亲身经 历的事情。外婆给我讲的故事我也曾经给母亲讲过，母亲听完后大为恼火，直接就找外婆理论去了，母亲认为外婆的故事涉及到对日本侵略者的褒奖，这是坚决不能容许的。

故事一：买油郎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初，外婆和外公生活在河南的一个小县城。一天，是一个当 地赶小集的日子，外婆从家里拿了一小袋黄豆，准备到集市换几块豆腐和一瓶油，因为外公 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尽管当时家境已经破败了，但是大宅门的架子不能倒，再难也不能让 外公生日那天见不到荤腥呀。 外婆在集市上看到了一个卖油郎挑着一担子油在起劲的吆喝，于是就走了过去。说好了 一小袋豆子换一瓶油，可是卖油郎只给了外婆大半瓶油，可能是卖油郎看见外婆像一个大宅门的媳妇而不是一个厨娘想欺负外婆，他硬说外婆的豆子质量不好，只能换这大半瓶油。战 乱动荡不安的生活使外婆知道生活之艰辛，她当然不肯接收这个小贩无理的讹诈。 吵闹中吸引了不少看热闹的人，由于一些地痞流氓的哄笑，外婆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外婆说：“我不换了，把豆子还给我。”小贩看着越围越多看热闹的人似乎很得意，他一边抽 着旱烟一边调笑的说：“不换了可以，你得给我几把豆子，因为你的油瓶里粘了我的油。” 外婆感觉受到了欺负又不顾一切的和小贩吵了起来，正在这时，附近国民党驻军的防空警报拉响了，集市上的人四散而逃 。 小贩不再与外婆逗话了一把推开了她，挑起了担子就逃命去了。没过一会两架日本飞机 在上空交替掠过并没有开枪和扔炸弹（可能是侦察机）。飞机飞走了，不一会，人们认为危 险已经过去了，集市的繁荣场面似乎又要开始了。趴在地上的人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尘土， 躲在路边小树林的人也陆陆续续走了出来。

外婆也一边拍打身上的土一边四面观瞧，她发现小贩并没有走远。这时她才发现豆子和 油瓶还都在小贩担子里呢，小贩也看见了外婆，他并没有走的意思还向外婆招手，似乎在说， 来呀，你的油瓶和豆子还在我这儿呢。外婆不相信小贩能把东西还给她，她没有动地方。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了，小贩似乎真的不走了，他一面招呼生意，一面不时地向外婆招手。 外婆心想，我不能就这么把豆子给丢了，在利益的驱使下，外婆最终下定决心要向小贩讨回公道。小贩一边做着买卖一边用眼角的余光判断外婆离他的距离，当外婆离他还有几尺 远时，他挑起担子就走。走不远，他放下担子继续做生意，小贩不担心外婆会撵上他，他知 道外婆的小脚即走不快也不会走坚持太长时间的。 小贩心想，在做生意之余逗弄逗弄这个小媳妇也是一件快事。每当外婆走累了歇息的时 候或是脚步放慢有点犹豫的时候，小贩都会向外婆晃一晃外婆的油瓶，好像说：“来呀，撵上我就给你。”就这样，外婆一气追了小贩有 10 里地。就在外婆又一次接近小贩时，防空警报再次拉响，接着十多架日本轰炸机呼啸而来并向地面投掷炸弹。 数百枚炸弹从天而降，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地面上马嘶人叫乱成了一锅粥。就在 小贩一愣神的一瞬间，外婆一把拽住了小贩的担子，此时一架日本飞机向地面疯狂扫射着一 掠而过，小贩扔下了担子不顾一切的向不远处前面的小树林飞奔而去，地面上只留下了外婆 不知所措的站在那里。 外婆站在那里任凭飞机扫射的子弹在耳边呼啸，打在地面上升起一股股白烟，不远处炸弹隆隆的爆炸声掀起了一簇簇让人站立不稳的气浪。一会又恢复了平静，外婆仍然站在那里 攥住小贩的担子等他回来讲理，可是小贩再也回不来了。当外婆走进了那片小树林，眼前的 景象让她惊呆了，小贩的身体全都炸飞了，只剩下两只脚倒挂在一颗小树杈上。 故事讲到这时，外婆总是深有感触的说:“做人莫要欺负人，做出天理不容的事，就连日 本人都不会放过他。”

有一次母亲听到外婆给我讲这个故事（外婆仅有那几个故事总是反复 讲，每次故事细节略有不同）大为恼火，她和外婆争吵起来，“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你 讲这样的故事还有没有阶级感情？”母亲问道。外婆满不在乎的答道：“我不懂啥子阶级感 情，我就知道做人要做好人，莫做坏人。”母亲要求外婆不许再讲这样的故事给我听。可是要外婆不给我讲故事，我是不答应的，外婆又不会编故事，在我死缠烂打的要求下，外婆只 好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二：逃难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外公去世以后，外婆生活没有了来源，她变卖了所有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仨 瓜俩枣的盘缠钱）准备去找我母亲。她手里唯一的凭证就是几年前收到一封母亲给外公的家 信（外婆不识字）。 从河南到陕北到底有多远外婆不清楚，她挎着一个小布包（里面有几 件衣服和一点盘缠）就像平时串门一样出发了，但是大方向她知道，一直向北走，要走很远 很远的路。
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河南不少地方，天灾人祸，战乱使许多人流离失所，路面上到处都是南来北往的难民。外婆就这样随着难民队伍一路向北而行，饿了就讨一点吃的，天黑了 就在附近村子里借宿，累了就在村子里找点缝补浆洗的零活换口饭吃此外歇歇脚。外婆每次讲到逃难时总是那么轻松，好像我们现在参加旅行社外出旅游一样，其实这里面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我想外婆这一路上也是受尽了这样那样的苦难和侮辱，只不过她不说而已。外婆的心态是平衡的，她总说以前做姑娘时和外公没有死以前享过福，后来逃难时受点难也是应该的。就这样过了十几天，外婆离开了河南进入了山西境内（外婆是根据说话口音不同辨别的）， 这时路上出现了不少国民党撤退的官兵，他们传来了让人震惊的消息，前面已经被日本人占 领了，逃难的队伍顿时大乱，不知所措。往回走肯定不行，沿途的村镇接纳的难民已经人满 为患，何况很快日本人也会顺着国民党撤退的道路撵过来的。

因此，外婆和一些难民决定继续往前走。 走上了前面的小山坡，他们看见下面是一条小河，河面上架着一座简易桥，桥上没有护 栏，桥的两头站着日本兵。桥这边的日本兵向难民们招手，意思是你们可以过来，但是谁也 不敢过去。山坡上聚集的难民越来越多，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于是外婆鼓足了勇气和几 个人就向小桥走去。当外婆他们走上了小桥，大家一看没有发生什么事于是就蜂拥而下，不 堪重负的小桥顿时挤满了难民，把守在桥头一个日本军官用生硬的汉语大声喊叫，“慢慢地， 慢慢地”同时开枪示警。 外婆是小脚，走路一拐一拐的，和她同行的人已经过了桥，外婆还没有过去，加上后面 的人拥挤，她就更步履艰难了。就在这举步维艰的时刻，后面的一个小伙子趁机一把抢过了 外婆的小包袱并推了她一把，就在外婆踉踉跄跄快要跌落下河的时候，一个日本士兵用步枪 刺刀挡住了她，然后那个日本士兵抓住了小伙子并把包袱还给了外婆。 后来，外婆看见那个小伙子被日本士兵用枪托打的满头是血并跪在桥头不让走。外婆说，多 亏了那个日本人给自己抢回了包袱，那里面的那点盘缠不是主要的，没有了可以要着吃，关 键是那里面有一封我母亲捎来的家信，那是外婆找我母亲唯一的凭证。确实，没有了那封信 就是到了解放区也找不到人呀。

外婆的故事就是她的一段经历，本身应该没有任何政治色彩， 但是在当时是不行的。母亲是禁止外婆给我讲故事的，她认为外婆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没有 经过思想改造是讲不出什么好故事的。外婆的故事都是断断续续讲给我听的。

第七节 外婆去世

到了 1963 年春天，外婆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一天到晚躺在床上。外婆有抽烟的习惯， 但是她从来不抽纸烟，她用烟袋锅子抽烟叶。生病期间她仍然抽烟，只是痰比平时多了一些。 外婆有随地吐痰的旧习惯，以前家里住平房，地是砖地，吐的痰很快就吸收了，不显痕迹。 60 年代初期我们搬进了楼房，地面换成了木质地板面，这样外婆的痰迹就比较明显了，擦 起来十分费事（每次都是我给外婆擦）。 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婆不把痰吐到痰盂里呢而且痰盂就在外婆的床边，要知道痰迹在地板 上擦掉是十分费劲而且不容易擦干净的。

有一次，我怀着好奇的心情问了外婆这个问题。外婆说，在她老家，老人用这种方法判断自己还能活多长时间、病是否能好，吐的越远越好， 我要是能吐到门上，我的病就快好了。外婆说的是对的，她越吐越近，身体也越来越不好， 最后想吐到地板上也不容易了，只能吐到她床边的痰盂里。 眼看外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家里人都很着急。母亲决定把外婆送到医院去治疗，可是 在办入院手续时却遇到了麻烦，表上有一栏必须填写就是入院人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表是拿回家填写的，母亲认为外婆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都应该是地主，不应该向组织上隐瞒。 父亲则感到，如果这么填写会给托人给外婆办住院的朋友带来麻烦，医生也不会给一个地主婆好好看病的（当时阶级斗争抓的那么紧，有那个医生愿意给地主婆看病呀），外婆听说以 后十分生气，她说，我是啥子地主，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我早就和你们在一起了，你们 是啥子，我就是啥子。 母亲耐心的劝解道，虽然在一起，我和老洪参加的是革命工作，这么能一样呢？外婆说， 我给周总理做过饭，是不是革命工作？一时大家语塞，谁也不敢接外婆的话说了。

最后这一 栏里填的是“破落地主”（这可能是父亲想出来的词），但是怎么破落也是地主。外婆在医院没有呆多长时间就回家了。父亲在医院的朋友也不好意思明说，只是说老太太在医院呆长了不是个事，回家养一养也好，老太太的药可以随时到医院拿。 就这样外婆离开了医院，这是外婆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治病但是也是最后一次。从某一 种角度讲外婆是比同时代人幸运，毕竟享受了一次现代化医疗条件的治疗。

我到医院看外婆 时，发现外婆穿着医院病号服躺在病床上精神很好，特别是床头柜上摆满了诱人的时令水果。 外婆拿起了一个大红苹果塞到我手里，我很不情愿的放了回去，因为母亲在来的路上曾嘱咐 我，如果拿了外婆吃的，以后再也不带我到医院看外婆了。 一会，护士给外婆端了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香油、面片晚餐，病房顿时充满了香油、葱 花的诱人味道。这要是在家里，外婆肯定会给我一半的。到了要走的时候，外婆往我手里塞 了一个小橘子并悄悄对我说“记住路，下次自己来。”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默记着去医院 的路，有的地方还做了记号。但是没有等到我再次去看外婆，她就被迫离开医院。在那个讲 阶级斗争的年代，出身和成分将确定你的人权，这在当时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外婆从医院回家后病似乎一天比一天重了，她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昏睡。一天放学回来， 外婆喝了一碗稀饭，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她拉住我的手说：“虎娃子，婆婆要走了。” “婆婆要去哪？”我不解的问。外婆望着窗外的蓝天喃喃的说：“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我 突然想起了以前看过的电影，一个负了伤的人说完这句话就死了，一种不详的预感陡然升起， 我哽咽的说道；“婆婆是要死了吗？”外婆勉强的笑了笑说：“不许胡说，婆婆不会死的， 也舍不得离开你的。”在我记事以来外婆从来没有哄骗过我，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 晚上外婆开始收拾东西，真像要出门的样子，搞的大家都莫明其妙。外婆的私人财产别 人是绝对不能碰的，这其中也包括我。

外婆的私人财产主要是一个大针线笸箩，是用藤子编的。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大针小线，顶针，锥子，剪子，刀子，各种颜色的布头，这是老人 家一辈子走南闯北积攒下来的干活工具，这比外婆的命都重要。还有一个柳条箱，里面有外 婆珍惜的衣服和布料。她拿出了一块布料给了保姆，保姆知道外婆一直对她不好，心里害怕 不敢接，最后看外婆真的生气了才半推半就的抱在怀里。 在柳条包里还有外婆衣服、裤子、做鞋的纸样子，外婆所有的穿戴都是自己做的（外婆是小脚而且穿那种老式大襟衣服），这里面也包括我的，别人外婆一律不伺候（姐姐小的时 候外婆也管过）。外婆拿起了剪子把这些纸样子都绞了，她知道她到另一个世界去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外婆收拾完东西仍然不觉得累，她让保姆打了一盆热水，擦了擦身子，换上了 很久没有穿的新衣服然后又开始收拾她的东西。外婆可能知道她的大限快要到了，她舍不得丢下跟随了她几十年的宝贝，她知道，她一旦离开这些宝贝而去，它们将不知置于何处，但是有一点外婆是清楚的，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 看着外婆不知疲倦的折腾来折腾去，我不知不觉的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醒来以后，看见外婆还在沉睡就蹑手蹑脚背上书包上学去了。

下午放学回家，看见家门口停了一辆伏尔加 牌小轿车，这不是舅舅每次来做的那辆车吗，因为我特别喜欢伏尔加牌小轿车车标，一个奔 腾的小鹿，开车的解放军叔叔只容许我摸，其他小朋友连碰也不许碰。可是这么长时间了， 舅舅从来都是星期日偶尔才来我们家的，平时一次也没有来过呀。
这次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去摸一摸那可爱的小鹿，我三步并成两步的跑回了家。进了门， 我看见舅舅，舅妈，母亲，父亲都在外婆的房间，他们面目表情十分沉重，相互不语。床上 没有了外婆，“婆婆呐？”我怯生生的问道。大家谁都不理我，舅妈把我领到另一个房间小 声说道：“婆婆去世了。”“去世了？”这个在书本上都很少出现的词突然来的我的现实生活中让我感到十分茫然。去世和死是不一样的吧？当时我不敢问舅妈这个问题，我怕舅妈说 是一样的。我当时没有哭，我认为外婆是藏在哪或是像她以前曾经对我说的那样，到很远很 远的地方去了，她早晚会回来看我的，因为外婆舍不得我。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到八宝山取回了外婆的骨灰，骨灰盛放在一个大理石骨灰盒里，外 面镶嵌着外婆慈祥微笑的照片。我们把骨灰盒放在了里屋的窗台上，上面覆盖着织满各式各样花朵的方布。这时候我还幻想着外婆什么时候回来呢，我认为外婆回来一定先回到骨灰盒 里，然后再悄悄地找我。我每天就这样等呀等，一直等了很长时间外婆也没有回来过。尽管 这样我并没有死心，我想我应该买吃的给外婆，她就应该回来看我了。 可是我没有钱，怎么买呢？我想了一个好办法，我每个月有 2 元钱月票费，我不买月票 了，每天早晨花 4 分钱坐车到学校（去的时候必须坐车，否则迟到老师要请家长的），放学 走回家。一个月下来尽管走的很累，但是我手里终于有了 1 元钱了，我又从家里粮本里偷了 半斤粮票（害的保姆翻箱倒柜找了一下午，哭了一晚上。她没有想到是我做的案，现在想起 了真对不起她），这样我买了 1 斤桃酥（这是外婆生前最爱吃的点心）。 每天晚上当家人都入睡以后，我悄悄爬起来，把桃酥放在外婆的骨灰盒前并留了一张纸 条（我忘了外婆不识字），我歪歪扭扭的写了几个字“婆婆，我想你了，你说好了你要回来 看我的。我说过，我长大了挣钱都给你。现在我能挣钱了，我给你买桃酥，如果你吃了我还给你买，不过每个月只能给你买一次。想念你的虎娃子。”到了早晨我就一早爬起来看看外 婆是否吃了桃酥，可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连续好长时间外婆都爽约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外婆真的回不来了。

外婆是不同意火葬的。记得在 50 年代后期,中央曾经发文件要求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去世后进行火葬。母亲曾经动员外婆也要执行中央的决定,但是遭到了外婆激烈的反对。母亲 一连几天的思想工作不但没有使外婆改变初衷,反而使谈话变成了争吵,最后外婆还动了粗口(讲是家乡话,我听不懂,但是可以看出来不是什么好话,母亲泪流满面),父亲劝走了母亲。 几天后，母亲和颜悦色的答应了外婆的要求，外婆还要求把外公的坟（外公的坟葬在河南， 是外婆葬的）也要迁回老家并详细的说明了外公墓葬地址，母亲毫不犹豫的全部应承下来了。 对于母亲如此大的转变外婆还是有一些狐疑，她让母亲对神灵发誓。

这“庄严”时刻， 母亲把我从房间轰了出来，不过，母亲是一位共产党员，唯物主义者，她根本不相信什么神 灵的，无论发了什么誓言都是哄鬼的。事后，外婆还是不放心，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她死后 一定不能火化，否则她的灵魂不能附体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我信誓旦旦的接受了外婆的嘱托，可是我没有完成外婆的遗愿（事实上，对于外婆的意 愿我也无能为力）。外婆是因为我的“失职”不能回来看我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很长 时间。

人真的有灵魂吗？我困惑不解，问了不同的人、看了不同的书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不少人认为：人是有灵魂的，经过称重法，灵魂是有重量的（大概几十克）。既然有重量，灵魂就是某一种物质了，属于唯物主义世界观了。 这是一种什么物质呢？怎么没有人研究呢？这种物质应该比空气轻，否则怎么升天呢。 灵魂靠什么运动呢（因为灵魂升了天，还要回来附体，）？它的能量应该来源于风即随风飘动。那么风向要是不对岂不是回不来了？不对，应该是靠场力。当时我一天到晚的胡思乱想着，精神似乎要崩溃了。我要证明人是没有灵魂的（我没有失职），这样才对得起外婆，但是我证明不了什么，后来发生一件事使我似乎从这种精神近似崩溃的状态有所转变。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了军，入伍以后我工作十分努力，第一年就加入了共青团并评为五好战士，过了一段时间就填了预备党员申请表。很遗憾，我的预备党员申请遇到了麻烦，没有被批准。后来指导员找我谈话，告诉我没有批准的原因是我家庭的影响，当时我父母所在单位没有给他们下审查结论。 因此我的家庭出身是一个“变数”，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用说预备党员了就是继续留在部队也是一个问题。听了指导员一席话，我当时如五雷轰顶，差点晕了过去。

见我默默无语， 指导员诚恳劝我不要背思想包袱，要从思想上入党，要更努力的工作用汗水洗刷家庭影响（听 起来更像对反革命分子的思想改造）。 由于去年的旱情，转年的青黄不接部队的生活开始艰难了（部队的粮食是充足供应的， 超支可补，副食品则不然）。长时间吃不到青菜，缺乏维生素 B 导致不少战士得了夜盲症， 下体溃烂不能行走。团卫生队的维生素 B 药片已经“告磐”，部队破天荒的取消了早操并要 求我们外出打野菜。

我们拖着沉重的双腿步入了“灾民”大军（我们是解决菜的问题，老百 姓是解决果腹问题），这里的一切绿色变得让人渴望、贪婪。小时候的课本讲红军过草地时才打野菜吗，怎么过了几十年部队又要打野菜了，真不可思议。 中午时分，通讯员跑过来传达紧急集合的命令，鉴于灾情中央紧急调拨了几百万吨粮食 已经运到沟帮子车站，军里要求我团以最快的时间将这批粮食从车站运到各个粮库（1 怕灾 民哄抢，2 怕雨淋）。 驻地离车站有 100 多公里的路程，作为全军唯一的机械化部队（我们 是军直属炮兵团），我团出动了所有的车辆（包括战备车辆）。清一色的嘎斯和少量的解放卡车组成了长长车队浩浩荡荡的开出了营房，场面煞是壮观。不久车队就像断了几节的长虫， 车辆熄火的、撞树的、翻车的布满了沿途，让人不寒而栗。这真应了有些老兵的话“嘎斯六 九（苏制卡车型号），出门不走。嘎斯六三，出门就翻”，是呀，这批从来不训练的士兵驾驶着抗美援朝的苏式老掉牙的卡车不出事反而不正常。指挥这样的机械化部队，还要和苏联 开战，那的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气魄呀。

我们终于到了沟帮子车站，抢运工作已经拉开了序幕。我荣幸的分配到突击组（相当于部队战时的敢死队），这样夜以继日“战斗”下来，人像散了架子一样浑身疼痛。双手打了 水泡，水泡变成血泡，皮再磨掉就开始渗血了。由于缺乏维生素引起的下体溃烂在汗水的侵袭下更让人疼痛难忍，几乎寸步难行。 从生理上讲，神经的疼痛是可以用毅力战胜的，可是肌肉的疲劳用毅力是战胜不了的， 到后来，我的双臂像灌了铅一样，几乎一锹粮食也装不上车了。炊事班把饭菜送到了车站的 临时指挥部，一大锅白花花的大米饭（部队的大米是限量供应的，通常我们只吃二米饭即高 粱米和少量的大米的混合米饭），一大锅白菜粉条，上面竟然还漂着几片久违了的肥肉片子 （部队一般是四大节日才吃肉即八一、十一、新年、春节）。在这种过度疲劳的情况下，大部分人似乎对饥饿失去了知觉，谁也不愿意多走这几步去享受这“美味佳肴”，他们都想利用这暂短的时间缓解一下疲惫的身躯，因为下一批待装车辆很快就要到了。 部队疲劳至极，有的人竟然上厕所刚一蹲下就昏睡过去了。

就这样连续干了三天三夜， 我们装完了最后一车粮食终于踏上了归程。躺在松软的粮食上面，战友们很快就发出了鼾声。 我久久不能入睡，来时翻车的景象不时的浮现在我的脑海。这三天三夜，我们只是在司机把 车开走时才能歇一会，司机也是在我们装车时趴在方向盘上歇一会，我很担心这辆车能否安全的把我们送回营房。 当时我很怕死，我爬到卡车右前方的位置，心里想，不能睡，一但发生情况我就跳车。 跳车就能保证不死吗？跳车摔死的案例也不少呀，就这样，我胡思乱想着渐渐进入了梦境。 突然身子一歪，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将我甩了出去，接着左臂剧烈疼痛，耳边伴随着轰隆 响声。我当时想：车子一定是翻了，那样的话整车的粮食都要扣在我们身上，我必须双手在 鼻腔部围成一点空间，否则会憋死的。这时，脑子在想，可是身上却越来越疼痛，无法忍受，头怎么似乎也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而且越来越重，我喘不上气来。正当我痛不欲生想喊 叫时，突然一股凉气袭来，带走了我所有的痛苦。

痛快极了，我似乎沿着一条黑色的隧道在飘行，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么舒服...... 咦？怎么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这是在那？是谁在拉我？（后来才知道，车子没有翻。 司机一路开车一路打盹，最后把车开下了一个几十米的大沟，多亏大沟下一棵树把车子挡住 了。我在车子下大沟的瞬间被甩了出去，车子的后轮压住了我的头。战友们一边倒车一边把 我拉了出来。）把我从极乐飘道中拉了回来。这时魔鬼骤然附体了，浑身疼痛难忍。我喊了 一声“我不想回来。”

一缕阳光刺开了我的双眼，我躺在地上，看到战友围在我周围急切的呼唤着我的名字， 我说了一句“你们都好吗？”就又晕了过去。最后他们把我送到部队医院。由于我在抢运工 作的表现，特别是在生死关头首先想到同志们的安危（你们都好吗？），我被树立为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住院期间，指导员到医院看我并高兴的告诉我，我的预备党员申请已经 通过了（我可能是用汗水甚至生命洗刷了家庭影响）。 这件事情对于我印象是深刻的，

我不是为了我能够入党而高兴，而是我对人的生死有些感悟。我想人在将死的一段时间内是十分痛苦的，百般无奈的忍受着肉体上的上天赋予你的各种痛苦。一旦熬到灵魂脱离了肉体，一切痛苦就消失了。从这个有意义上讲，我认为：人 是不愿意灵魂附体的。人的灵魂离开人体之后可能进入一个多维空间（一般人只能正确认识 一维空间、二维空间的事物，对于认识三维空间的事物则需要借助一些科学的手段，至于认 识多维空间的事物那得靠天才的科学家推论了），灵魂进入的多维空间就是我们俗称的“另 一个世界”。

外婆这一生是多苦多难的一生，先是随外公流离颠沛，然后历尽千险到了延安找到我母 亲，又随部队医院转战南北，没有过一天好日子。解放以后，刚刚过几天好日子就赶上了 3 年自然灾害。为了让我能吃好，在那个时期外婆可能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唉，“往事让人断肠，身在红尘，世事苍茫让人太迷茫”。 外婆走了，她肯定也是不愿意再回到我们这个二 维空间来了，多维空间是否精彩不得而知，但是肯定没有痛苦。每想于此我精神上就感到了莫大的抚慰。

记得外婆的骨灰盒没有在家里放多长时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父亲和母亲的日子都 不好过了。一次我到母亲单位食堂打饭，看到食堂周边贴满了大字报，其中一张大字报看了 以后让我触目惊心“假党员某某（母亲入党时只有一名入党介绍人）竟敢在家中为死去的地 主婆-母亲私设灵堂其反党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害怕了，饭也没敢吃就跑回家了。 几天以后，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要求，家里开始自我革命，处理资产阶级物 品（抄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你不处理他们也会替你处理的）。首先家里处理了一架“记 录”牌 14 英寸黑白电视机，一辆德国“钻石”牌自行车，然后退回了公家为父亲配备的电话和家具（只留了睡觉的床），自然外婆的骨灰盒也在处理的程序之中。

后来居母亲讲，记不清是那一个晚上，母亲偷偷包着外婆的骨灰盒上了去香山的公共汽 车，到了终点站,她根本辨別不出方向,朝沒有人的方向走了很长时间，最后迷迷瞪瞪的到了 一个山脚下看到了一个坑，她把外婆的骨灰盒放了进去，然后填上了土，回来时几乎找不到来的时候的公共汽车站了。多年以后，我和母亲试图想把外婆的骨灰盒找回来，可是时过境 迁，根据母亲记忆的地方早已旧貌换新颜了，那里还有外婆的骨灰盒呢？现在外婆留给我的 也只剩下这张发黄的旧照片。今生今世外婆留给我的只能是有限的回忆和无限的思念。

第二章 我的父亲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 周年也是我退休的第一个年头，因此我有了大量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想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写写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不是什么高官显贵，就是一个普通 的，1938 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的技术干部。 以前我对于父亲是了解不多，这主要是我父亲解放以后工作异常繁忙，政治运动一个接 一个，无暇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更没有时间和我们后辈交流。
1971 年，父亲在江西卫生部干 校心脏病复发被送回北京阜外医院治疗，我向我所在的部队领导请了 3 天假去到医院探望我的父亲。时隔 3 年再次见到父亲发现他面目憔悴，刚过 60 的人已经有了不少老年斑。严重的心脏病使他已经离不开输氧管了，但是父亲见到我还是很高兴。知道我只有 3 天假时露出了一 丝沮丧的神情，但是很快就消失了。他那时可能已经意识到这是我们父子见面的最后时刻， 因为他知道他的病是好不了的，即使他的病情有缓，他还会押回干校的，不可能再有机会到北京治疗的（这次犯病正好赶上卫生部欧阳副部长检查干校工作，他是父亲的老相识并点名 让父亲回京治疗的）。 大夫不让父亲过多的说话，规定每天说话不容许超过 2 小时（上午、下午各一小时）， 父亲开始和我讲述他的过去和他的经历的一些事情，他是想让我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还是 想让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对于我有所借鉴或许是想证明什么，这我至今没有搞明白。时隔 40 年了，他所讲述时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不过再过若干年我会不会老年痴呆再也不 记得这些事了呢？那就天知道了。还是趁着现在写一写吧。 第一节 父亲的童年

我父亲是 1911 年生于河北省沧县一个农民的家庭。沧县位于河北省东部靠近渤海，由于海水的影响，此地大片土地都是盐碱地，芦苇茂盛，不适于农作物生长，属于穷乡僻壤不毛之地，过去历朝历代朝廷的重犯往往发配于此。 据爷爷讲，我们的祖上是发配还是逃难于此不得而知，但是到了他的爷爷这一代已经过 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家有薄田上百亩，靠收租度日。但是祖上一些不肖子孙学会了抽大烟， 转眼间家产败光了，若大的一个家族四分五裂。 到了我爷爷这一代必须重新创业了，否则无法生存。从小娇生惯养的爷爷再让他务农， 这是难以想象的，爷爷找到了给当地教堂做饭的工作，毕竟是在大户人家出来的，穿过、见 过、吃过，做厨师无师自通（难怪我的厨艺也不错，只要是在饭馆吃过的菜，回来就能学个 八九不离十）。 父亲 4 岁失去了母亲，爷爷续弦后的继母对前房遗留下来的子女非常不好，父亲和他的 姐姐相依为命。不管怎么说父亲毕竟是家中长子，爷爷也尽到了做父亲的义务，在家境不宽裕的情况下还是把我父亲送到小学、中学去学习。 一九二八年，我父亲到县城一家诊所做助手工作，父亲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有了医学知识就可以为穷苦人家解决病痛。

这是一家西医诊所（爷爷在教堂做饭，托洋人牟取的差事）。 在这里父亲开始学习了西方医学知识和英文。 由于父亲勤奋好学，短短的 3 年时间在诊所的学习已经不能满足他求知欲望了，1931 年父亲到上海雷式德医学院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是一家英国教会在华开办的医学研究机构， 该医学研究机构包括营养、生化、药理及毒理、工业卫生细菌及病毒、疫苗及血清、组织病 理、医学昆虫、内科、外科、X 光室、化验室等。此外，该学院还设有图书馆、动物试验室。 教职员工近 100 人。 在该学院先后从事科研工作的有国内外著名的生理学家伊伯恩（B .E. READ）、蔡翘、 沈霁春，营养学家候祥川，病毒学家汤非凡，细菌与免疫学家、寄生虫病学家李元白、吴光， 病理学家高祥麟，外科专家汤普生（GORDON THOMPSON）等。

父亲在该医学研究机构 主要是勤工俭学，继续学习有关西医的知识，课余时间协助研究人员做实验。据父亲讲，那 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学成以后回到家乡开一个西医诊所。

第二节 参加革命

1937 年上海爆发了淞沪抗日战争，父亲毅然终止自己的学业，离开了雷式德医学院并 积极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由于父亲是来自上海雷式德医学院的青年学生，一开始 就编到到国民党第 4 预备师 3 团任上尉军医。国民党第 4 预备师属于新编的抗日部队，军费 不足，加上部队主官贪污成风，上边调拨的医疗物品几乎倒卖一空，士兵的伤病也无药可用。 父亲认为国民党的部队不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这样的队伍在抗日战争中也不会打胜仗。

2 个 月后，父亲离开了国民党的部队，投奔了新四军。 接待他的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同志（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解放后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沈其震同志对于父亲的到来非常高兴，安排父亲在军医处工作并代表军部负责新四军 3 支队的医疗卫生工作。父亲在军医处履行了简单的手续后就马不停蹄的赶到了三支队，父亲来到 3 支队见到张云逸司令员，正好张司令下部队检查工作，父亲正好与他同行。三支队主要在安徽省歙县一 带进行抗日活动，部队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可是部队的医疗卫生用品和国民党部队比起来是缺医少药的。 当时困扰部队主要医疗卫生问题是腹泻、疟疾和伤口感染问题，这些问题在西医看来都 是药到病除的问题，可是在缺医少药的新四军将变成了一个大量非战斗减员的大问题。

当时 解决这些问题唯一办法就是服用中草药和使用民间的偏方，可是父亲一点中医也不懂，看着 战士们一个个在病痛、死亡中挣扎，他心如刀绞。 11 月底回到了军部，他马上向沈其震同志汇报了工作并提出鉴于三支队缺少药品的实 际情况，想要改变伤病员医疗状况实在无能为力。如果医药问题不能解决，自己不如到一线 部队参加抗战工作。

沈其震同志没有马上答复，但是答应考虑考虑（可能他也有同感）。几 天以后，沈其震同志对父亲讲，问题已经报告新四军上级主管领导，基本上同意了父亲的请 求，考虑到父亲缺乏革命斗争经历，建议他到延安抗大学习，然后返回新四军再分配工作。 一听说到延安学习，父亲自然万分高兴。早在上海时他就听说革命圣地延安了，那是一个神 奇、让人向往的地方。父亲欣然领命，马不停蹄的奔向延安。

第三节 延安抗大

1937 年底，父亲到了延安，参加抗大 4 期学习并编入到 3 大队 6 队。在这里父亲第一 次学习到马列主义、哲学等党内其他学习材料。过去在上海只是在进步书店偷偷摸摸的看过一些党的宣传资料，这次可以光明正大的系统的学习和研究这些学习文件并可以和教员、同学一起讨论学习，这令他兴奋不已。 以此同时，他的思想觉悟、对党的认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一个月后，抗大成立卫 生站，有关领导让父亲一边学习，一边临时负责卫生站的组建工作。短短几个月的学习即将结束，一天，大队领导找父亲谈话，一开始询问了他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感受，然后又问到了 抗大学习结束后的工作想法。 当时父亲认为这只是大队领导在学习完成后找学员的例行谈话并没有多想，也不想谈的太具体，随口答道，如果情况没有变的化，按照事先约定，父亲想回新四军后听从组织安排。 见此状况，大队领导笑了笑便说，情况有点变化，你需要留下在延安工作，新四军那边不要 回去了。

一席话让父亲顿时感到意外，他没有思想准备留在陕北。多年以后父亲曾说过，当时他 不愿意留在陕北主要是新四军的各方面条件比八路军强多了（新四军在叶挺的周旋下多少还 能从国民党那搞点东西），就拿医疗卫生来说，新四军是缺医少药，八路军是缺医无药。 一时慌乱使得父亲有点语无伦次，竟然提出自己是否和新四军那边汇报一下。大队领导 十分不悦，脸一沉便说“陈毅同志现在就在延安开会，你是不是想他汇报一下？”此言一出， 父亲知道回新四军是万难了，于是认真考虑了一下便说，留延安自己希望到一线部队参加战 斗，如果组织上需要他留在后方他希望去延安鲁艺工作、学习，因为他懂五线谱，会乐器.......。

大队领导见父亲如此不开窍也无兴趣在征求他的意见了，直接宣布组织决定，让父亲留校同 时组建抗大医院并任院长.......。 父亲当时很不理解，既然组织已经决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征求个人意见呢？事已至此， 父亲只好交出了新四军组织介绍信。大队领导见组织上给了父亲如此信任却没有看到他受宠 若惊的表情已经有点不高兴了，看到介绍信似乎更加震怒了，于是严肃的质问道，你是党员 为什么现在才交出组织关系，这是革命意志动摇的表现。 父亲说他原想把组织关系交给所在大队的学员队长，可是不久又到卫生站负责组建工作， 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将组织关系交给卫生站协理员还是学员队........这种解释并没有说服大队领导，大队领导还是认为这是一种脱党行为。鉴于父亲的情况，让父亲到抗大医院报道后由医院政委处理。

父亲当时很想不通，自己从新四军到延安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学习，从来没有脱离过组织，怎么有脱党行为呢？不过，看来事情是闹大了，唯一的出路就是老老实实的接受组织审查。几个月后组织审查结束，从现在的观点看处理还是很严厉的，从新四军到延安学习 这一段历史组织上虽然没有说脱党，但是是按脱党处理的，党龄从 38 年 2 月算起。（多年 后，才知道 37 年和 38 年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的分段标志，当然了发的奖章、 待遇都是有所区别的）

第四节 抗大医院

父亲到抗大医院首要的工作是建立医院的各个部门，这个工作先期到达工作岗位的政委 已经完成了基础工作即招收了不少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有理想、有抱负、参加抗战的知识 青年（这其中也包括我的母亲）。 对这些参差不齐的知识青年进行医疗知识的培训，况且又是在缺少老师、教材的情况下 进行，这令父亲十分忧虑。更让他不安的是这个新组建的医院缺医少药，他曾经多次找到后 勤部门反映情况，后勤部门首长表示，目前医院的缺医少药状况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 由于国民党的控制，日军的封锁，我们外购的物资根本运不进来，药品属于战争期间绝对控 制物资，这些除了在战场缴获敌人的以外，没有其它来源。
后勤部门首长要求医院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父亲暗暗搓火， 这将意味着抗大医院缺医少药的状况得自己解决。虽然父亲从后勤部空手而来又空手而归， 但是思想上是有了不少收获。回去和政委一商量，带了一个排的保卫部队开始到周边根据地 巡回医疗。这样一方面救助伤员，一方面试图从前线搞一点缴获的药品。 到了前线父亲才知道，部队打了胜仗，在清理战场时确实发现不少敌人遗留的医疗用品， 由于战士们看不懂外文，又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加上人手不够，这些医疗用品基本上都遗 弃了。医院在八路军各个根据地巡回，驻军领导对抗大医院褒贬不一，战地医院解决了战斗 伤员的救助问题，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负担。 敌后根据地的敌情瞬息万变，一但发生了敌情，部队要保护战地医院的撤退，如果再提 出其它额外要求，就会使部队对战地医院欢迎度荡然无存。

父亲和政委商量后开始以“服务 换物资”即部队团以上的领导负伤一律由我父亲主刀（无论多忙），术后有专人护理（无论 医护人员多少），痊愈后由父亲送别并向这些领导讲述医院困境要求他们打了胜仗后，将非 战斗物资派人送到医院（因为战士分不清那些是医药物资）。父亲用这样的方法筹集到一部 分医药物资，使抗大医院有了较大发展并受到校领导颁发的奖章和接见。 有一次陈赓同志胳膊负伤送到了抗大医院，父亲在上海时一家进步书店见过他一两次， 并不熟悉。父亲一边查看他的伤口一边用上海话和他寒暄，然后告诉陈赓同志，伤势不重， 子弹需要取出来，但是目前医院缺医少药（象陈赓这一级的高级将领做手术都没有麻药，做手术就是生剐活人肉，极其痛苦。）让他要忍住疼痛。 陈赓调侃道，拿刀子生割朋友肉，你也下得了手，怎么也得采取点措施。由于是他乡遇 故知，父亲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动用了半支“特供中央领导”的麻药。术后父亲也没有忘记叮 嘱要陈赓同志“要还那半支麻药呦”，陈赓同志在北方指挥作战一打胜仗，无论多远，交通 不便，他都要派人把缴获的非战斗物资送到抗大医院。 这些非战斗物资除了医药物资以外还 包括缴获的柯达照相机（这可能是柯达最老的照相机了。见照片）、放大器、胶卷等等。此 外陈赓同志还送给了父亲一把镀银的勃朗宁手枪，父亲一次也没有用过，50 年代初，收缴 武器，父亲恋恋不舍的交了上去。 1961 年，陈赓在去上海的前夕到家里看望父亲，我看到一个身着便装矮胖的老头后面 跟着一个解放军战士拿着一筐东西从一辆吉姆轿车下来直奔我家。好奇心使我不顾一切的跑 回了家中，我主要对筐里的东西感兴趣，那时正是“困难时期”。 透过客厅的门缝，我看到父母亲和客人正在谈笑风生，筐里装着我从来没有吃过的热带水果（荔枝、洋桃、菠萝）。不长时间，客人起身告辞。到门口时，我听到客人朗朗笑声并 说道“老洪，你那半支麻药可值钱了，让我还了一辈子的帐。”

过了一段时间，报纸刊登了陈赓同志逝世的消息。记得那天晚上，父亲对母亲说，上次 陈赓来我就发现他身体不好，有心肌梗死的前兆。特别是他对自己身体盲目乐观、满不在乎 的态度，我几次要提醒他，你总是拦着不让说。母亲也很悲痛的说，陈赓已经不是在你医院 治伤的那个旅长了，人家是军委的大首长了，人家有自己的保健医生，你这样口无遮拦的说 三道四是不适宜的。父亲不以为然，保健医生敢说他吗？我敢。话说到这儿，双方都沉默了。 父母都明白，故人已去，再讨论这个话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第五节 和日本人的斗争

父亲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看到父亲腰间别着勃朗宁手枪的老照片觉得很神 气，但是父亲却说他不会打枪，没有参加过战斗。据他讲，医院行军总是稀稀拉拉的溃不成 军，不少人总是掉队，怎么说也没有用，特别是女同志。可是当后面日军的三八大盖子弹犀 利的叫声划破夜空时，一个掉队的也没有，全都跑到前面去了。小时候，当我知道父亲是参 加抗日战争的老革命时，总是缠着父亲讲打日本鬼子的战斗故事，可是每次都很失望。直到 父亲病重，我从部队到医院看望他时，他才断断续续讲了一些过去的事情。

1943 年父亲参加完延安整风又回到了抗大医院，这时医院已经陆陆续续来了不少日本 医务技术人员，这些人有的是八路军和日本部队作战俘虏的日本医务技术人员，有的是日本 反战同盟派来的。父亲对日本人是十分反感的，他认为日本人凶残、狡诈，侵略中国，不过 这些日本人的到来大大加强了医院的技术力量。那时医院主要医疗技术问题是外伤及术后感 染问题，医院的缺医少药使这种问题更严重了。
据父亲讲，当时术后感染率达到了 70-80％，由术后感染导致死亡、截肢也有 40-50％。 由于在战斗中负伤，伤员们只能对伤口进行简单处理，他们到医院后大部分人在未做手术前 其伤口已经被感染了。鉴于上述情况，日本医务人员为了避免术后感染导致死亡，他们大都 采取了截肢手术。这样术后感染导致死亡率下降了但是伤残率却上升了，许多伤员治愈后将不能再返回作战部队。有人认为这是日本人变相残害八路军并将此事上报总部领导。总部领导责成父亲查处此事。父亲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些日本医务人员在日本医院也是这么处理 日本伤员的，这是符合日本野战救助条例要求的。如果说有问题，个别滥用、扩大截肢手术 现象还是有的，不过不属于故意残害八路军伤员。

一天，医院的日本医生黑田冲进了父亲办公室，状告在给一位八路军营长治疗时，那位营长要杀了他。那位营长叫秦燃（解放后任公安总队政治部主任，文革期间到卫生部军管， 父亲和他又见面了。），他右腿被炸伤，伤口已经大面积溃烂。黑田医生要求做截肢手术，秦燃死活不同意做截肢手术，他知道没有了腿，他再也不可能回部队了。 当秦燃同志知道为他治疗的是日本医生是便怒不可遏（他的腿就是日本小钢炮炸伤的）， 说什么也要打这个“鬼子”。父亲了解了情况便批评了黑田，秦燃的腿骨没有断，做截肢是不可以的。没有想到黑田冷冷的说道，他的伤口溃烂的很严重，截肢是早晚的事。我在帝国 医学院是这么学习的，我处理帝国军人也是如此。 父亲打断了他的话，告诉他，你现在不是帝国的军医，你现在是为八路军服务的医生。 黑田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连忙说，院长教导的对，恕黑田无能。对于秦燃的腿伤除了截肢我无能为力，不过院长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还是想学习一下的。说完扭头就走了，临到门口又 回过头对父亲讲，院长，我打赌，秦燃的腿保是不住的。我提醒你，截肢晚了会殃及秦燃的 生命。（黑田的高傲是是有资本的，他毕业于日本帝国医学院，由于成绩优秀留在医学院做研究工作，战争把他派往中国。他讨厌这场战争，使他中断了他喜欢的研究工作。他工作努 力、认真却得不到领导的赏识，一次因为学术上的争论竟然打了主管领导。这在当时等级森 严的日本部队是绝对不容许的，他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一气之下他参加了反战同盟，几经辗 转来到了抗大医院。）

父亲接受了黑田的挑战。 后来父亲回忆道，当时并不是要拿秦燃的腿和日本人打赌，总部查处文件刚刚传达，黑田医生对此意见很大并带头挑衅把父亲逼的无路可选境地，他知道这次手术的分量，黑田的威胁不是没有道理的，秦燃的腿能否保住，他只有 5 成把握。父亲亲自为秦燃主刀并指令 我母亲亲自护理，术后的护理直接关系到手术的成败与否。为此母亲放下了手头工作，昼夜 看护着秦燃同志，一刻也不敢放松。 父亲告诉母亲，这种一对一的特护（当时实在抽不出人来搞这种特护，这在当时也是绝 无仅有的）要伤员睡你就睡，他醒你就得醒，否则不但你被拖垮了还容易出现纰漏。由于父亲成功的手术、母亲的精心照料再加上秦燃同志身体素质好，没有过多长时间他的腿竟奇迹 般的好了并返回了部队。

后来黑田向父亲道了歉并表示我们日本人愿赌服输，他送给父亲一 个精美的日本野战手术器械盒（可惜这个器械盒在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造反派抄走就再也没 有还回来，只剩下一个辅助盒了）。

这个手术器械盒子我小时候见过，盒子是用很薄的不锈钢制成的，盒子的正面的图案是 用许多针尖大小的点，敲击在不锈钢表面组成一支盛开的樱花，右上方有“外科囊”三个字。 打开里面竟然有三层架子，分别固定着大小不同的手术刀、剪子、止血钳等等。记得小时候， 有一次偷偷用里面的刀子削了一回铅笔，刀子刚刚放在铅笔上，根本不用削，刀子自动向前 走。那种东洋刀的诡异至今让我惊叹不已（后来被父亲发现了，除了揍了我一顿外还把盒子 锁起来了）。

对于黑田的道歉父亲倒是不以为然不过黑田的礼物却人父亲高兴不已，他用这 个手术器械为不少八路军、解放军伤员做了外科手术。 解放以后，父亲已经脱离了医院工作，可是不长时间他就要打开盒子，擦拭里面的器械， 尽管里面的器械都是不锈钢的，父亲还是要涂一层凡士林。闲时，父亲经常用丝线缝制大小 不一、形状各异的小包，据说，这是外科医生的基本功（见照片）。

他是否还憧憬着在未来的战争中还想做一名外科大夫？1944 年姐姐出生了，父亲和母 亲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照顾这个刚刚来世的小姑娘并把姐姐交给外婆照料。没有过多长时 间，延安派出了大批干部到东北建设根据地，父亲和母亲都在派遣名单之中。这样靠一个小脚老太太照料姐姐确实有不少十几困难，正在父母踌躇之际，黑田找到了父亲。
他对父亲讲，他的一个同学的太太来到中国找他的丈夫，很不幸，他的同学在一次战斗 中阵亡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黑田。黑田想让她暂时做看护我姐姐的保姆，等这场 战争结束了再带她回国。由于父亲急于去东北，他利用收拾行礼的一点空余时间见了一下那位日本保姆。那位日本保姆 30 多岁，打扮的很利落。虽然她是日本人，但是中国话讲的还可以，交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也没有多想，留下了这个日本保姆就匆匆赶赴东北通化医学院任教育长的工作去了。 那时东北将要成为我党的最大的根据地，背靠苏联，面向关内，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父亲到了东北异常繁忙，先后在通化医学院，东北军区后勤部医管处，佳木斯卫生技术厂， 东北传染病防治院任职。解放前夕，全家在东北相聚了。当父亲见到我姐姐那一霎那惊呆了， 一个梳着日本样式头发，穿着日本样式服装的小姑娘扑向父亲的怀里，满口日语滔滔不绝的 向父亲似乎倾诉些什么。 父亲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他的宝贝姑娘在讲些什么？日本保姆见状连忙跑了过来，逐 字逐句的给父亲翻译。父亲顿时伤感万分，为自己当初让这个日本保姆带姐姐的轻率决定后悔不已。父亲严厉的斥责了日本保姆，告诉她不许再用日语和姐姐说话，日本保姆表面上接 受了父亲的意见，可是背地里还是和姐姐用日语交流，致使在一段时间内父女之间的交流必 须有这个日本保姆在场。 父亲把这一不快迁怒于黑田，这个家伙打赌输了，竟然用这种让父亲说不出道不出的手 段找了回来。不久父亲接到了上级通知，要求曾经为解放军服务过的日本技术人员及其家属 分批限期回国。日本保姆知道消息后苦苦哀求父亲，她不想回国，要求留在中国，她舍不得姐姐。如果她必须回国的话，她希望把姐姐带回日本，她家住在北海道，家境殷实。等姐姐 长大了，国内战乱平息，把姐姐送回来。同时，她又沮丧的说，姐姐身体天生瘦弱，经过这 样的“生死离别”会大病一场的。

父亲很理解日本保姆对姐姐的感情（父亲肯定不会同意日本保姆把姐姐带到日本的）， 姐姐也确实和她难舍难离，但是上级的政策是不能违背的，父亲的权利只能把她放在最后一 批回国人员名单中。最后的期限很快就到来了，姐姐也似乎知道了点什么，整天抓着日本保 姆不撒手，姐姐瘦弱的身体由于日夜焦虑已露出病态。 姐姐的不幸让日本保姆言中了，她前脚走，后脚姐姐就病了，而且病的越来越严重，最 后转成了肺炎。在那个医疗落后的年代，人得了肺炎基本上无药可治预示着死亡何况一个孩 子了。父亲心急如焚，幸亏一个老战友送来了从国民党部队缴获的像金子一样贵重的盘尼西 林，这样才救了姐姐一条命，姐姐至今屁股上还遗留着一个深深的当年打盘尼西林针坑。时 过境迁，多少年以后，当年满口流利日语的姐姐只记得一个单词了，“阿伯桑”，这是当年她 对日本保姆的称呼，可能是阿姨的意思吧。

第六节 解放以后（我国五大卫生的创始人）

解放初期，父亲调到北京。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开始了，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在东北 边境投放了细菌弹，致使一些边境村庄疫病流行，特别是鼠疫。鼠疫不但致死于人类而且特 别容易在人群中传播并引起极大的恐慌，对此国家上层领导极为重视。 时任东北防疫总站站长的父亲调到北京，其主要任务就是要组建国家防疫总站。

经过父 亲和一些专家的努力，尽管组建工作有些难度但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了。最后在一些大政 方针问题上，决策层意见分歧较大。如：防疫总站是一个管理机构或是研究机构还是监督机构？上层领导意见并不统一。这些争论不休、议而不决的问题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解决 了，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的签字，意味着他们不会再向我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那么防疫工作 就不那么急迫了。

此时，父亲的老领导，沈其震、白希清已经就任中央卫生研究院副院长，他们力荐父亲 组建中央卫生研究院卫生研究所，开展环境卫生、营养卫生、职业卫生、食品卫生、公共卫 生等五大卫生的基础研究。 父亲认为，既然组建国家总站工作搁浅了，他表示意愿还回到东北防疫总站工作，五大 卫生的研究工作他不熟悉。沈院长这位父亲参加新四军以至于到延安抗大学习的介绍人，一 位在老红军干部中为数不多的学者严肃的说，我不是和你讨论你的工作安排，而是给你布置工作。话已至此，多说无益，只能这样了。

不久，大批回国报效祖国的专家、学者陆陆续续前来报到了，随着而来的还有苏联专家。 不同专业的高级人才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报效祖国集聚在一起，但是在专业发展问题上却 争论不休。 苏联专家认为，目前中国正处于建国初期，温饱问题尚待解决，营养和食品问题不是在 研究层面能够解决的。而职业卫生是涉及到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根据苏联 发展的经验，职业卫生应该重点发展。 苏联专家的意见一言九鼎，父亲又从全国各地调来不少高级研究人员，开展职业卫生的 研究并亲自带队到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考察。回国后又深入矿山搞科研调查， 确定以危害职工的矽肺病为研究重点并招收一部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组建了环 境工程研究室（我国不少环境保护的专家、前辈都曾经在这里进修、实习过）。

在这种专家云集的地方，发展的不平衡势必引起非议，一些专家便直接上书高层陈述自己的观点。不幸的是这一正常的举动赶上了反右运动，主管领导认为，上书的字里行间充斥着右派言论。最后，其处理结果也是十分严厉的，研究所唯一的一个一级研究员（相当于学 部委员）定为右派并降为三级研究员，其他人员处分各有不同。处理远远没有结束，还要追 究领导责任，医科院党内主管领导 （院长黄家驷不是党员）受到了通报批评。自然，到我 父亲这一级就不是通报批评能解决问题的了。其连带结果是父亲定为犯了右倾错误，党内记 大过处分，免去党委书记职务。

对此父亲非常不理解，在反右运动中父亲没有任何右派言论，专家们的上书意见父亲并 不知晓，怎么就犯了右倾错误了呢？沈其震副院长找父亲谈了话，对于父亲的疑惑没有做正面解释（后来才知道，父亲的右倾错误是戴帽下来的），告诉父亲这次反右运动也是党内的整风运动，你是参加过 42 年整风的老同志了，运动来了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这方面就不和 你多讲了。多看一看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修养”，党员要经得起组织上的误解。

运动结束以后，有些问题自然会搞清楚的。 父亲只能默默的吞下了这颗苦果，这种无端斥责，无处申诉使父亲更加沉默寡言了。新来的党委书记（也是延安时期的一个政工干部）开始了全面的整顿工作，父亲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他即被剥夺了话语权，还要为整个研究所科研工作负责。时间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 法，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反右运动开始纠偏，父亲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即撤销了党内处分的 决定，恢复了党内职务。这一切来的那么快，那么突然。用父亲的话讲，稀里糊涂背了一个 处分又稀里糊涂撤销了处分让人困惑不解，不过这仍然让父亲兴奋不已，又以极大的热忱投 入到工作中去了。

父亲常说，我比不少人幸运多了，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有的人问题拖了几十年也没有解决。问题解决了，父亲开始重新组织专家展开对五大卫生的研究和发展工作。 我国自从 1953 年开始各个省市先后建立了卫生防疫站。在当时，各个省市的卫生防疫站对中央卫生研究所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但是存在着技术上的指导关系。他们的任务是收集 政府各个部门的相关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了解辖区内五大卫生主要危害因素，制定相关政 策。此外，还要对五大卫生引起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应急处理。父亲负责的中央卫生研究所主要是组织专家对各个省市防疫站提供技术支持并开展五大卫生领域疑难问题的研究。 其中职业卫生中毒事件屡屡发生，记得小时候，半夜时分经常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父亲急 匆匆的被车子接走，四五天不回来。

那时候我国职工职业卫生素质不高，经常出现职工职业中毒事件，有些事件甚至惊动了 国务院。例如，在我国生产丙烯磺酸钠及环氧氯丙烷的工厂中，发生了成批的工人出现周围 神经病的症状，而且病因未能明确。 父亲知道此事以后，立刻带领何凤生院士下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在父亲的支持下，何凤 生院士及其同事通过流行病学、临床、毒理与神经病理等研究，在国内外首次证实这些工厂所用的原料氯丙烯为周围神经毒物，其神经病理具有中枢-周围性远端型轴索病的特点，从 而丰富了中毒性神经病发病机制的新理论。对全国氯丙烯职业危害的防治工作起到了指导作 用，为保护作业工人的健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云南省宣威农民肺癌引起国内外卫生界、医疗界的高度重视，卫生部门认定 “宣威肺癌发病率全国最高”。由于发病率高，病因情况不明确让国内外许多专家困惑不解。 为此，父亲曾经多次到实地进行考察，现场办公。

经过反复论证，要求环境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的何兴舟研究员成立了“宣威肺癌病因学 科研协作组”并任组长，决心揭开肺癌“百慕大”之谜。经过几年的深入研究，课题组在世 界上首次报道了大面积人群肺癌病因的流行病学调查，提出了室内环境污染，即室内燃料释 放出的多环芳烃类物质是诱发云南省宣威地区人群肺癌发病的主要原因。这一开创性的研究 成果，不仅丰富了肺癌病因学理论，而且为人们预防和治疗肺癌奠定了基础。

五大卫生中的食品卫生、营养卫生问题也是长期困扰父亲的难题。五十年代，人均寿命 只有四十几岁。由于长期战乱，人们得不到充足的食品供应，更谈不上什么营养了。这样食 品卫生，营养失去平衡的问题大大的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而由于上述问题引起的某 些疾病的死亡率更是让人咂舌。 例如克山病(Keshan disease，KD)，这种疾病本身是一种原因不明的心肌病，亦称地 方性心肌病(endemic cardiomyopathy，ECD)，始见于我国黑龙江省克山县，故命名为克山 病。20 世纪 50、60 年代，病区年发病率超过 50/10 万，病死率达 98%。由于克山病的病 因尚不清楚，有关的病因学说多达 10 余种，这样从预防角度解决该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为了落实中央有关指示，尽快、尽早解决该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父亲组织了杨 恩孚（一级研究员，营养学家。英国，伦敦大学博士。中央卫生研究院营养系主任），周启 源（二级研究员，营养学家。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解放后为中央 卫生实验院营养系研究员）等国内外知名专家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多次下现场调研。

经过反复论证，从食品卫生、营养卫生预防的角度提出了针对性极强防病措施。在 这些措施中，明确提出改善膳食结构。科研人员了解到食物组成不同，患病率有明显差异。 克山病患者饮食中豆类、蔬菜、动物性食物、油脂等均较低，维生素 A、维生素 B12 及硒 的摄入量尤其低，食物中钙的含量也明显不足。观察结果证实改善膳食有明显的防病作用。 提出改变或改善病区居民膳食组成，合理安排食物供给，居民营养合理化，将能控制克山病 的发生。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后，病区年发病率由超过 50/10 万逐年下降，目前年发病率已降 至 0.07/10 万以下。
60 年代初，我国遭受了空前的自然灾害，天灾人祸集为一体，使饱受沧桑的中国人民 刚刚过上几天幸福生活又笼罩在饥饿的阴影中。粮食的供应紧张也使瓜、菜类食品开始限量 供应，总而言之，一切能进嘴的东西都变得珍贵起来。 由于缺乏营养，人们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缺乏维生素会将使人体抵抗力降低，这将引发的一系列疾病（皮肤和黏膜炎症，神经系统症状，浮肿，下肢肌肉或关节疼痛， 泌尿道出血，侧可发生肌肉血肿、颅内出血等）。

维生素是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需的物质， 多数不能在体内合成，必须从食物中摄取。 人们如何从限量供应食品以外获得更多维生素曾强体质呢，在当时，这一直是困扰 父亲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召集杨恩孚、周启源、沈治平、金大勋等我国著名营 养学家反复研究，提出不少好的方案解决这个问题。其中这些科学家研究并普及应用的人工 培养的小球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小球藻(Chlorella)为绿藻门小球藻属普生性单细胞绿藻， 是一种球形单细胞淡水藻类植物，小球藻的营养价值是极高的。 小球藻是一种天然的，均衡的，完全的，浓缩的营养食物，为良好的营养补充剂，也是 一种天然的营养均衡的食物。这种科研成果的普及及应用大大的改善了由于食品供应匮乏引 起人们膳食不均以及维生素缺乏的问题。小时候，中午到父亲单位食堂吃饭，这些专家、教 授经常吧他们研究培养的小球藻给我喝，他们管它叫“营养液”，颜色是淡绿的，没有什么 特别的味道。营养和果腹还是两个概念，喝完了营养液，肚子还是觉得饿。

在五大卫生中公共卫生最不受重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技人员也寥寥无几。解放以后 我国农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为了防止农作物的病虫害，不少农村开始使用农药提高农作物产 量。我国五十年代初期就可以生产“六六六”了，五十年代末期不少农药大厂应运而生，由于大量使用农药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由此而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却无人问津。

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期一个夏日的夜晚，北京闷热的出奇。高温、高湿让人夜不能寐。半 夜时分没有一丝凉意，父亲穿着背心伏在写字台不知写些什么。连日来他一直总是这样，还 阴沉着脸，我很小心翼翼，生怕犯在他手里。后来才知道，父亲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了处分。 鉴于他还是一个懂技术的领导干部，错误不严重，组织上采取了给出路的政策即白天要抓工 作，晚上到每一个支部做检查。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这是部里办公厅电话，要求父亲马上赶到山西某县的一个农村，那里发生了中毒事件。由于长途电话信号问题，实际情况不清楚，只知道有人已经死亡。县公 安局的公安人员已经赶到现场，估计是阶级敌人下毒。要求父亲马上赶到现场，判明原因， 组织抢救。父亲要求马上从北京、上海派有经验的临床大夫和他一同前往，话还没有说完， 门口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办公厅派来的车子已经到了。父亲没有来得及拿任何东西就直 赴北京的一个军用机场。

后来听父亲讲，那天北京和当地气象条件都不好，无奈人命关天。军用飞机像在海浪中 颠簸的一叶小舟，上下起伏，几次面临危险又几次化险为夷。在飞机上，父亲几乎把黄疸都 吐出来了，最后终于到了一个军用小机场，早已停在机场等候的吉普车连夜将送入现场。到 了现场以后，父亲发现现场气氛异常紧张，公安人员已经介入并把全村地、富反、坏、右都 集中在一间屋子里开始问讯。

父亲在县委主要领导陪同下看望了病人，大部分病人呈现出中毒症状。表现为恶心呕吐、 呼吸障碍、心搏骤停、休克、昏迷、痉挛、激动、烦躁不安、疼痛、肺水肿、脑水肿等。由 于耽误了治疗，2 个重症患者已经死亡，2 个患者已经频临死亡。父亲马上组织已经到场的 临床医生进行抢救，绝不能再死一个患者。根据走访调查，父亲判定这是一起农药中毒公共卫生事件而不是所谓“反革命投毒事件”。 这个初步意见没有被县委领导和当地老百姓接受。因为办这种案件，县委领导和公安人 员已经有了成熟的经验，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严刑逼供下已经有人承认是自己投的毒。

尽管供词漏洞百出，但是大家还是愿意相信，阶级斗争问题是立场问题。 父亲当时非常为难，在反右运动中自己还不是没有站稳立场惹出这么大麻烦，到现在还是天天写检查吗？怎么又碰上立场问题了？根据临床观察，大部分患者都是由皮肤感染而引起的，肯定不是一起投毒案件。不过这样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中毒事件是怎么发生的确实让人 百思不得其解。 顾不得探究其原因，救人是首要问题。

人不能再死了，如果再死贫下中农，有些事可说 不清楚了。父亲和临时专家小组下决心，首先切断污染源、清洗中毒的皮肤，使其不会加重污染。中毒较深并已经引起脏器衰竭的患者必须有针对性治疗，慢慢恢复脏器功能，要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针。经过了几天日日夜夜的奋斗，父亲和医疗小组的临床大夫都已经疲 惫不堪了，好在 2 个重症患者已经脱离了危险，其他患者有的已经康复，这种中西医结合治 疗的方法收到了疗效。

由于情况有了好转，北京要求父亲尽快赶回去汇报。临行前，父亲和县委主要领导谈了 此次中毒事件的看法。该地区属于我国偏远山区，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在使用“六 六六”、“DDT”农药杀灭农作物害虫提高产量的同时发现这些农药对杀灭人体寄生虫虱子、 跳子、臭虫也有很好的效果，于是有人异想天开的水将农药稀释洗自己的内衣防止人体寄生 虫在自己身上滋生。

开始由于用药量较小，气温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防止人体寄生虫在自己身上滋 生的作用，个别人的皮肤有轻微的不良反应。后来，随着药量加大、气温升高，人体大量出 汗，汗液稀释了内衣农药残留物，由皮肤进入了体内，引起了中毒。由于各个防疫部门对公 共卫生认识不足，缺乏公共卫生人员以至于耽误了这些中毒人员的最佳治疗期导致了这起公 共卫生事件进一步的扩大。

父亲深感问题的重大，在赶回北京之后立刻向有关领导汇报此事件并建议通报各省疾病 预防部门。与此同时，父亲召集了卫生系有关专家着手制定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设立有 关课题的研究。

由于父亲的努力工作和取得的成绩，给我国预防医学、防疫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病毒学、传染病学、健康教育等等诸多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此，60年代初父亲和部分杰出的援华外国专家、部分医科院、所领导在中南海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第七节 退休生活

父亲离休以后开始了一个退休老人的生活，买菜、做饭、听京剧（喜欢程派艺术，兴头 上也跟着哼唱），自学电子琴，吉他。多年的紧张的工作使他放弃了许多生活爱好，离休之 后他把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那时候，家里没有烤箱，他找来了洋铁皮，根据煤气灶的形状， 自己敲制了一个土烤箱。为此，我第一次吃到烤五花肉，烤肉皮。那滋味太棒了，尽管那时没有烤肉酱，只是散了一点盐，其美味让人至今难忘。 当然在他研究厨艺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失败。

白斩鸡是上海本帮菜之一，也是最好吃的一 道菜（我认为）。父亲年轻时在上海求学曾经吃过，但是在北京要想吃到地道的白斩鸡不是 一件易事。那时候北京正宗上海餐馆很少，自己做，鸡不好买。 市场上购买的鸡在炖的时候，在 15-20 分钟开始第一次烂，这时鸡肉是脆的，肉质的营养尚在肉里，沾上调料鲜嫩无比。20 分钟以后，鸡肉就咬不动了，3-4 小时开始第二次 烂。这时鸡肉虽然可以咬得动，肉质的营养已经进入汤汁了，鸡肉就不那么好吃了。 记得那个时候物质不像现在这样丰富，要想吃鸡，我周末一早就要骑自行车到郊区农家 小院用钱买或用粮票换取。鸡收拾干净以后，入锅，父亲掐着秒表在煤气灶台开始做鸡。

一次次的失败，使他非常沮丧，最后只好炖烂了改成红烧鸡块了。 父亲的执着我还是万分高兴的，因为这样我每个星期都可以吃到红烧鸡块了，这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每周吃一次鸡也不是一件易事。于是我不断的鼓励父亲说，“失败是成功 之母”，我们一定要吃一次正宗本帮菜的白斩鸡。父亲似乎看出来我的用意，在实验摸索过 程中不再用整鸡了，而是半只半只进行摸索。 我也和父亲“斗智斗勇”，我当时在想：这种做好白斩鸡的方法控制因素可能很多，除 了控制温度以外，可能还有鸡的种类、鸡的生长周期、烹调锅的热容量等等。

为了每一个星 期都能吃到红烧鸡块，每次买鸡的时候，我都会变换上述控制因素，使父亲不易掌握规律。 正当我洋洋得意而父亲“屡败屡战”进退维谷、欲罢不能之时父亲的白斩鸡竟然做成功了，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记得那次我把鸡买回来，父亲又开始做鸡了，没有过多长时间，煤气罐里没有煤气了， 我只好去换煤气。等我回来，一盘美味可口的白斩鸡赫然摆放在餐桌上了，白斩鸡浇上调料， 入口香辣脆滑。据父亲说，做了一半断火了，白斩鸡肯定做不成了，于是把鸡从锅里捞出来， 准备改刀做红烧鸡块。在这过程中，他发现鸡竟然嫩脆无比，这不正是孜孜以求的白斩鸡吗？ 真是“无意插柳柳成荫”，随即父亲宣布白斩鸡不再做了，他解释道，做白斩鸡应该用生长 期一年半的三黄鸡，北方这种鸡较少。至于其它种类的鸡能不能做，他只是探索一下，此外 就是让我解解馋。

离休以后，父亲不再去理发馆理发了，战争时期他曾经自己给自己理过发，现在他买了理发推子、剪子又捡起了老手艺。他面对着前面的大镜子，一手拿推子，一手拿小镜子照头 部的后面。右半部理好，他开始用左手使推子，修理左侧头发。最终左右手使剪子修理头顶 长发。理发器械上下翻飞，左右手交换竟然如此娴熟令人困惑不解，我相信这种理发绝技不 是一般人能够掌握的。

不久，姐姐短期出国，按照当时的政策可以购买一个“小件”进口商品，如小录音机、 吸尘器或电子琴，父亲毅然决然的购买了一个雅马哈电子琴。家人对于他的决定十分不解， 要知道学习音乐要有一点音乐天赋并且需要有一定的乐理知识，特别是电子琴，可能还需要 一个教授老师吧。我当时觉得他什么也不具备，资源浪费了，最后啥也不是就是结局。不过 花点钱哄老爷子一乐，也算做晚辈的一份孝心吧。

父亲不干则已，一干兢兢业业，他跑遍了各大新华书店，买来了音乐乐理、电子琴指法 等教科书孜孜不倦的学了起来。一段时间过后，父亲已经从弹杂乱无章的音符中脱颖而出， 可以弹奏简单的练习曲了。父亲初弹奏时我还能听出什么曲子，不时地到他房间假模假式赞 美一番，后来就听不出什么曲子来了，歌片竟然也换成像蝌蚪一样的五线谱。后来再想假模 假式赞美老爷子，已经找不出什么合适的语言了。

春节临近了，家里笼罩着一派喜悦的气氛。为了增加喜庆的色彩，父亲开一瓶珍藏多年的外国白兰地。在年三十的前一天，合家欢聚，酒足饭饱之后，父亲开始了汇报演奏。他自 己弹奏并和母亲合唱了“新四军军歌”、“抗大校歌”和抗日歌曲“五月的鲜花”。这是我第 一次听到这些抗战时期的老歌，也是第一次听到父亲和母亲唱歌。 歌词和曲子听了让人激动不已，催人上进的革命情怀油然而发。

他们在电子琴的伴奏下 忘情的唱着，似乎又回到了他们年轻的时代，为了中华民族的的崛起这些热血青年在奋斗着。 是呀，共和国的旗帜下有他们和他们战友血染的风采而为之奋斗付出的爱。 他们的声音有些嘶哑，听起来有些沧桑悲怆感，不想多年来为之奋斗的事业让人感到世 事苍茫使人迷茫，叹如今两鬓已成霜。曲终意未尽，父亲又拉起了京胡，自拉自唱，从那悲 悲切切的声调判断可能是程派的一个曲目吧。唱词我听不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唱曲却引起 了我一丝不安。不久，我的不安得到了印证，那次父亲的慷慨激歌竟然成了在家里的“千古 绝唱”。

第八节 病故

那是一个春雨绵绵的傍晚，母亲打电话叫姐姐回家，我们一起背着父亲讨论他的病况。母亲 告诉我们，父亲在体检时发现肝部有肿块，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最后诊断为胰腺癌扩散到肝脏， 已经属于肝癌晚期。 听到此言，我和姐姐目瞪口呆，欲哭无泪。母亲征求我们意见，是否告诉父亲他的病情。我 和姐姐都不同意现在告诉他，等他病重再告诉他不迟。父亲离休以后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不 久前给父亲落实了政策，文革期间造反派占我们的房屋退还给我们了（我们家四居室竟然为 三家合住），在隔离审查期间扣发的工资又如数退还了我们，父亲虽然已经离休，党和国家 还给调整了工资并享受付部级待遇，这一切刚刚开始怎么就要结束了呢，这对父亲来讲太不 公平了。 母亲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她说，父亲是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的老同志了，虽然不是战斗在生 死斗争前线，但也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他会平静的接受这个现实的。何况他是懂医的，几 天来连续的医学检查他多少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步入了父亲的卧室，母亲简洁的转述了几个医院的医学专家的诊断意见。 父亲默不作声的静静的听着，沉默了好一会然后喃喃说到，有结论就好。人生老病死，自然 规律。听到这儿，我和姐姐都流下了眼泪。 见状父亲苦笑了一下接着说，肝癌一般还有 3 到 6 个月的时间。人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 开这个世界也是一种幸事，没有什么可以悲伤的。这样我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后事了， 我初步考虑我不写遗嘱了，今天我就谈谈大致想法。我走以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将来在健康报（卫生部报纸）发一条讣告以告慰在世的朋友和战友。 骨灰可放八宝山革命公墓，那有不少老朋友已经去了。目前人类对于癌症的认识从理论上讲 是非常肤浅的，对于我这个晚期癌症病人就更谈不上什么治疗了，不要浪费国家有限的医疗资源进行无谓的治疗了。但是医院还是要去的，主要是减轻癌症扩散后引起的神经痛楚，不 过最后时刻不要进行抢救性治疗了。

说完，父亲似乎不愿意再对此话题进行讨论了，他说了说其它的事就让我们回到了各自房间。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晚上如厕时听到了父亲的鼾声。如此惊天噩耗，父亲竟然如此淡漠真是不可思议。要知道这不是去出差或是工作调动，简单和家人交代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之间的永别呀。 小的时候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亲忙于工作每天都很晚才回家，他回家时，大部分时间 我已经入睡。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双双被隔离审查，然后下江西卫生部“五七”干校劳动， 在这期间我到东北参了军，从此天各一方。后来我离开部队又上了学、分配了工作，父亲也 离休了，我们才又聚到一起。

现在又要分别，而且是永别，这真是聚少别多呀。
又过了一段时间，扩散的癌细胞开始肆虐父亲的机体，他感到周身不适，为了缓解一下症状，不得已住进了医院。母亲给我和姐姐分了工，我上午陪护，姐姐下午陪护，母亲则晚间陪护。 我们不同意母亲晚间陪护，考虑到母亲也是 70 多岁的老人了，怕她身体搞垮了。母亲深情的说，这次可能是你父亲最后一次住医院了，我想多陪陪他。此外我有战地特护的经验，病人睡我睡，病人醒我醒，这一点你们做不到，我不会累倒的，你们父亲是我这一生陪护最后 一个病人。
癌症病人在后期的痛楚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父亲默默的在忍受着，实在忍不住就含一片止 痛片，从来没有呻吟过。一天父亲略感好一点，他问我，癌症病人是怎么死的。我实在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于是顺嘴答道，癌细胞破坏了器官组织，人就死了呗。 父亲笑了笑说，就癌症而言是死不了人的，癌症病人都死于心力衰竭。癌细胞本身也是人体 细胞的一种，只不过是一种变异的人体细胞，它比正常人体细胞功能差了。看我迷惑不解的 样子，父亲接着说，如果用种地比喻的话，具有正常细胞，一亩地打 400 斤粮食，满足你机 体再生的需要。而癌细胞一亩地只能打 100 斤粮食，满足不了机体再生的需要，最后以至于 50 斤，10 斤。越是缺乏营养机体越是虚弱，恶性循环，导致心力衰竭。

父亲对“癌症”的认识不管是否正确，他的病情发展却证实了这一点。癌细胞的扩散使父亲这一亩三分地再也打不出多少粮食来提供他机体营养的需求，很快他进流食也困难了。医生 采取了措施，把各种营养液输入他的体内。 有时父亲从昏睡状态状态醒来，看着输营养液，无可奈何的摇摇头，他叹息道，这些高级营养液不如我能喝一口米汤。人能喝一口米汤，生命就可以延续。可是当他艰难的喝下几口米 汤时又都吐出来。父亲苦笑了一下说，老天爷不赏这碗饭吃呀，顺其自然吧。这是父亲留下 来的最后一句话，从此以后他就长时间的处于昏睡状态一直到去世。

父亲走完了看似平淡又是十分曲折的一生，年轻时曾经想学习医学，成为一名救国救民的医 生。日本人的侵略战争打破了他的理想，不得已只好弃医从戎，参加革命保家卫国。他参加 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没有向他的敌人放过一枪一弹，可是他却挽救了成千上万负伤的 八路军、解放军干部、战士的生命。 父亲曾经感叹过，他原来想成为一名有所建树内科大夫，在学习时也努力付出过，不过最终 上帝没有给他听诊器，给他的只是一把手术刀。

被他救助的八路军、解放军伤员对他总是千 恩万谢，他却由于缺医少药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时常感到内疚。在战争期间，为了抢救伤员， 他每天都重复着外科基本手术，没有什么学术建树。但是在这些平凡的工作中，他总感到如 履薄冰。他经常告诫自己和工作人员，对于这些负伤的八路军、解放军伤员，敌人给了他们 第一刀是要他们的命，我们给他们第二刀是救他们的命，但是由于我们的失职也会要了他们 的命。 父亲的平凡还在于从 38 年抗大毕业后就担任了抗大医院的院长，。在这以后他数次工作调动，组建了不同类型的卫生教育、 医疗管理、卫生科研机构。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组建工作从机构设置、人员调配、选址、经 费申请事无巨细，他任劳任怨，无怨无悔。 每当这些机构正常运转开始工作时，父亲想踏踏实实干点事时，新的调令又来了。

我们（外 婆、我、姐姐、父母）是 1957 年才从各地汇聚到北京建立了一个家庭。在中央卫生研究所 工作期间，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建立了我国预防医学的“五大卫生”体系，这对我国人民 的防病、身体健康起到了关键的、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第三章 我的母亲

第一节 童年
母亲的老家在湖北省房县，房县位于鄂西北，在交通不发达的解放前属于一个贫困山区。 贫困只是表明当地经济不发达并不能表明当地没有富裕人家，我母亲出生地就有 4 个富裕的 大家族，他们是张氏、王氏、晏氏、李氏家族。这几大家族相互联姻，政治上盘根错节，经济上相互支持。据母亲讲，她小时候的生活就像“红楼梦”描述的大观园，房子连成一片， 形成一种当地独特的家族式庄园。
在这个封闭式的封建大家族受着家族最高长辈-老太爷的统一领导，这个几代同堂家族式的庄园从不分家。因为分家将导致家族财产的外流，也掩饰不了家族破败假繁荣的景象。外婆 姓张，是当地第一大富户的小姐，十几岁就嫁到晏家。据外婆讲，她嫁到晏家时晏已经开始败落了。 晏家大当家的晏老太爷十分不喜欢外婆，外婆人长的漂亮又来自于张家，大小姐派头十足， 脾气不好，生活常常和娘家相比，言语中不免有看不起晏家之意。
她认为娘家给了丰厚的陪嫁，生活比别人好一点是应该的。特别是外婆有时还抽大烟，虽然没有什么烟瘾，但是在外 婆看来这是当地一种大家族炫富的标志，不过晏老太爷老太爷很是看不惯（晏老天爷也抽）。 大家族，人多嘴杂，姑嫂妯娌不和，她们对外婆也看不惯常常到晏老太爷那告状。
老太爷认为， 外婆的贪图享受、炫富本来也是女人的特性并无大错，且又碍着张家的势力和外婆丰厚的陪嫁，一时也找不到处罚外婆的机会。 母亲到了 7—8 岁的年纪该缠足了，可是她生性倔强，死活不肯缠足（缠了一段时间又放开 了）。外公是个读书人，受到了一些新文化的教育也不主张女孩子缠足。这下可触怒了老太 爷，对于外婆的种种的看不惯都迁怒在母亲身上。张家的姑娘不好管，可你生的孩子可是晏 家的，一怒之下老太爷对母亲实施了家法。

所谓家法就是封建家庭对家庭成员及奴婢处罚的 一种形式，没有固定的法律条文，完全由家族最高统治者恣意行事。 母亲被打了板子并罚跪祠堂，老太爷指示，直到悔过方能结束处罚。母亲生性倔强，不肯认 错，硬是在祠堂跪了几天。母亲的行为大大出乎老太爷的预料，一般小姑娘吓唬吓唬就哭了并屈服淫威，可是母亲则不然，腿都跪肿了还不服真是一个“拧种”，继续惩罚下去有些过 分，此外，外婆娘家势力也使老太爷有所顾忌。 最后，老太爷还是决定放了母亲并指示脚必须要缠，可以暂缓。责成父母严加管教。

从此， 老太爷便不喜欢这个小姑娘，我的母亲也恨透了老太爷和这个封建家庭了。后来，老太爷身体一直不太好，没有精力再管母亲缠脚的事，此事就不了了之了。不过母亲的脚仍然留下来被缠过痕迹，两只脚的无名指有明显的变形。如果当时真的缠了脚，母亲可能也不会到延安参加革命了，她将一辈子留在那个土山沟了。

过了不久，母亲的叛逆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母亲提出要和家里男孩子一样去读书。母亲的想 法得到了姥爷的支持，姥爷认为，社会在变化，女孩子读书认字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老太爷是反对的，他认为给晏家规矩破坏了，女人识字是没有用的，她们的任务就是将来嫁人、 生养孩子，念书是为了出息，养家糊口，是男人的事（特别是家里花了钱让姥爷识文断字， 可是姥爷也并没有多大出息，这使得晏老太爷更觉得读书无用了）。 经过一番吵闹，母亲最终还是如愿以偿进了学堂，又过了几年母亲就到县城上学了。

母亲的 学习始终不是一帆风顺的，到县城上学老太爷不愿意再负担费用了。晏家那时虽然已经败落 了但是家里依然有钱，小时候听外婆讲，晏家的银元像囤粮食一样囤起来（土财主不相信银 行也不相信银票）。地主老财家的银元囤起来就是为了买地，平时花一分钱也不舍得。 经过一番商议，老太爷提出，上学可以，学费要从母亲的吃穿度用出，吃饭，母亲要和“下 人们”一起吃。母亲欣然接受了老太爷的提议，只要让学习什么条件都接受。最后晏老太爷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不过他也发出了他对此事极为厌恶的诅咒，“一个女娃子，拧种， 能学出个啥名堂，有她后悔的时候”。

从小学习上的艰难让母亲一辈子都珍爱学习、读书， 这种好的习惯她保持了一生。学习究竟为了什么呢？“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母亲都没有，她学习成癖无人理解（也许是对晏老太爷诅咒的反抗吧）， 为了学习她可以降级使用，为了学习她错过了数次调级。 多年后母亲曾经和我谈起过这一段往事，她说地主老财家平常过日子很抠门，攒钱留着买地。 家里人吃饭和“下人”吃的区别不大，最大区别是家里人平时吃饭可以吃到细粮，“下人” 平时没有细粮吃。此外逢年过节区别大一点，家里人可以吃的好一点。母亲吃住在学堂，不经常回家，所以和“下人”一起吃也道无所谓。到了县城读书，母亲如鱼得水，她不但学习 了文化知识而且也接受了进步思想。她想往着自由，痛恨封建家庭对妇女的种种压迫和歧视。

第二节 战争岁月
“七七事变”以后，在当时母亲就读的学校已经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他们在宣传民主、 自由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抗日、保家卫国的口号，鼓励进步青年到抗战一线，为抗战贡献力量。 母亲在地下党的推荐下和其他一些进步青年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1937 年 7 月，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一所抗大已不能 满足需要，为了把大批爱国青年培养成为优秀的抗战干部，1937 年 7 月底，中共中央决定 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原本叫陕北大学，因当时国民党政府以陕北已经有了抗日 军政大学为由不予核准，才改名为陕北公学。

据母亲讲，陕北公学最初的学员编成了有 5 个班，大约有 300 多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国民党 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在这些人中，大部分是青年学生， 还有从南洋、日本、欧美跑回祖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青年侨胞。他们离乡背井、千里跋涉， 突破敌人的封锁，斗志昂扬地走在从西安到延安求学。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延安逐渐成为全国抗日中心。在这里母亲和其他全国各地许多爱国志 士、进步青年一样，学习到了革命的理论、抗日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母亲曾经对我讲过，陕 北公学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没有讲堂，没有饭堂，没有自习室。学生除了睡觉在窑洞里， 整天都在露天活动。即使是在寒冬，大家还在露天上课、读书、吃饭。但是同学们却心情愉 快，精神饱满。

学习结束以后母亲面临 2 个选择，1 是到根据地做妇女、宣传工作，2 是带领一批进步青年 到抗大医院做护理工作，不过做护理工作还要学习新的知识。 母亲听说到了抗大医院还可以学习医疗知识就毅然决然的决定到抗大医院工作。很快她就带 领了十几个年轻同志来到了抗大医院并任命为护士长，在这里她认识了我的父亲。

几十年以 后在父亲、母亲和当年的老同志相聚时曾经说过，第一次见面他们双方都很尴尬、失望。母 亲到了医院才知道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单位，医院各个方面的条件还不如陕北公学而且医院各方面条件还不具备就开始运转了。满心想学习的母亲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条件继续学习，这 令她大失所望。 父亲奉命组建抗大医院并任命为院长，由于新组建的抗大医院缺医少药本来就十分为难，后 勤部的领导一再许诺，解决医药问题需要时间，不过加强医院技术力量刻不容缓。等来等去 等来的却是母亲带来的一批没有任何医学知识的青年女学生，父亲失望至极。

医院已经“被 迫开张”伤病员陆续送到了，工作千头万绪，父亲已经无暇自生闷气了。 医院、医疗这些都关系到人的生死，这是父亲和母亲生前多次谈到的话题。人们常用“无常” 谈论生死，在战争年代更是这样，刚刚还是欢蹦乱跳的战友、同事转眼间就阴阳两界。父亲 曾经说过，抗大医院由于缺医少药手术感染率极高，几乎在 70-80%，术后死亡率也在 50%， 父亲为此非常头疼。 他和母亲的争吵也是不断，母亲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缺医少药，父亲知道母亲的意见是对的，无奈，这些问题他是无法解决的，他只能要求加强护理降低死亡率。这无疑加 大了护理的工作量，日夜不停的护理伤病员使她们疲惫不堪，为了医院的安全他们时常要转 移。母亲每讲于此总是老泪纵横，那时候真累呀，走着走着摔一个跟头有时就睡着了，枪响 了都惊不醒，醒了沿路在追赶队伍。
父亲也曾经讲过，那时候医院只配备了一个排的保卫力量，一到医院转移，队伍哩哩啦啦有 2-3 里路，这些女兵们总是在最后，让人十分担心。

不过她们也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她们 能够从犀利的枪声中辨别那些是中正步枪的枪声（国民党部队的装备），那些是三八大盖的 枪声（日本鬼子的装备）。遇到国民党部队她就地躲藏，即使抓到了，都是抗日的队伍也好 脱身，如果听到三八大盖的枪声则需要拼命的跑。父亲说，行军时队伍稀稀拉拉，掉队的全是女同志，怎么下命令也不行。只要三八大盖枪声一响，女兵一个掉队的也没有，全都跑到警卫部队前面了。

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不少国际友人都参加 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抗大医院在改善医疗设施的同时也来了不少日本医生，他们有的是日本 反战同盟派来的，有的是八路军在战斗中俘虏经过教育自愿为八路军服务的。这些日本的医 疗技术人员加强了抗大医院的技术力量，但是也带来了不安定因素。 大多数医院的八路军伤员不愿意接受日本医生的治疗，他们认为我们是打日本鬼子才负的伤， 日本鬼子是不会给他们好好治伤的。

所谓的日本医生也是日本为了战争从各个医学院征集来 的青年学生，医学理论还行但是缺乏战场实际救护经验，一旦有所闪失往往被认为是对八路 军的残害，所以在工作中也是缩手缩脚并不尽心尽力。为了使日本医疗技术人员发挥更大作 用，八路军伤病员早日康复，母亲带领医护人员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她们一方面向日本医 生讲述八路军政策，消除他们的顾虑，一方面精心照料日本医生手术的伤员。 当然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天八路军的一个干部抬到了医院，他叫秦燃（解放后任广东 军区政治部主任，离休后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州老战士书画协会会长），在一次战斗 中右腿被炸伤。负伤以后只做了简单的包扎依然坚持战斗，一直到完成任务才送到医院，此 时伤口已经开始感染并化脓。手术以后取出了弹片，愈合并不理想反而感染面积加大，秦燃同志高烧不退。面对此情况日本医生束手无策，决定采取截肢。 秦燃同志在昏迷中听到要截肢，怒不可遏，和日本医生吵了起来，一时激动竟用拐杖打了日 本医生。矛盾越闹越大，日本医生开始“罢工”拒绝为八路军伤员提供医疗服务，

母亲把此 事汇报给了父亲。多年以后父亲再次见到秦燃同志时无不感慨的说，还是你命大呀，再有就 是晏质对你的精心护理。 母亲向父亲汇报以后，父亲觉得问题非常棘手。一方面，日本医生的提议并不无道理，秦燃伤口感染已经比较严重，现在截肢仅仅是小腿，如果术后感染加剧，再截肢将是大腿甚至危 及生命。在当时缺医少药的状况，父亲的确没有多大把握能保住秦燃同志的腿。可是日本技 术人员的嚣张以及八路军伤病员的不满情绪迫使父亲不得不从政治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他决 定亲自操刀做这台手术。

多年以后父亲再次见到秦燃同志（文革期间秦燃同志到卫生部军管） 无不感慨的说，那是一次手术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手术成功，万事皆无，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人知道其中的风险。手术失败，不但让日本人 看了笑话搞不好甚至搭上秦燃同志的命。父亲分析这台手术的成功率只有四成把握，术后的 精心护理有三成把握。为此，父亲特意交代母亲，让她放下一切工作照顾秦燃同志并再三叮 嘱其政治含义。

术后正如日本医生所料，秦燃同志的腿还是发生了感染。母亲放下了手头工 作，夜以继日的投入到护理秦燃的工作。战地护理工作是十分辛苦的，由于手术没有麻药（仅 有几只麻药是留给中央领导的）伤病员都是咬毛巾挺着。他们时而昏睡时而又疼醒了，母亲为了照顾秦燃同志索性就搬个凳子坐在他身边。秦燃同志睡了，她赶紧休息一会，醒了再进行护理。由于伤口感染，秦燃腿部经常流出带有恶臭的血脓液体，母亲必须将这些血脓液体 清除并进行消毒处理。

这既是伤员最痛苦的时期也是母亲最困难的时期，稍有不慎不但伤员感到痛苦而且伤口感染 就会加剧。就这样，一个多月以后，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秦燃同志痊愈了，没有任何残疾 的返回了作战部队。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抗大医院赢得了八路军伤病员的好评，也应当了日本技术人员的赞誉。为此，父亲得到了时任抗大校长林彪“党的教育战线上的优秀战士”的奖 励，不过父亲在谈到此事时总是说，我只不过做了一台平常的手术，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 值得表扬的倒是晏质同志的精心护理，此事从技术上也表明了，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术后 的精心护理是非常重要的。

1945 年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全面内战爆发了。根据党中央指示，延安大部分的单位都要奔 赴东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经过长途跋涉，抗大医院来到了东北。父亲奉东北军区后勤部 命令接收日伪遗留的通化医学院（白求恩医科大学前身）并任教育长，抗大医院政委李玉堂 （解放后任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则带领抗大医院改建为东北军区后方第三医院，届时母 亲升任医院检验科长。

据母亲回忆，到了东北以后，医院接收不少日伪留下来的医疗器械、药品，医院的医疗条件有了改善。只是刚刚到东北以后，遇到了国民党部队的疯狂进攻，医院被迫从城市撤向农村， 迫不得已又从农村撤到边远山区。尽管这样，国民党部队仍然穷追不舍，最后只好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国民党部队才放弃了追击。在国民党正规部队的打击下，这支毫无防御力量的后勤医院除了跑路还能干些什么呢？幸亏遇到的是国民党正规部队，整个作战、追击都 是按计划行事的，这样无形中给了这支后勤部队的逃跑时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逃到了朝鲜，摆脱了国民党部队的追击，医院开始安定下来。这是母亲第一次出国，也是最 后一次出国，更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出国。这次出国没有护照，不是留学而是让国民党打出了国门，母亲也从不轻易对人说起。不过母亲对朝鲜的印象很好，首先暂时摆脱了战乱，不 用整天东躲西藏了。其次此时的朝鲜要比战乱时期的东北生活条件好，不但能吃饱肚子还能 吃到朝鲜的大白米饭。她经常感慨的说，在国外（朝鲜）的日子真好。没过多长时间，东北 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辽沈战役之后，东北全境就解放了，医 院从朝鲜境内返回了东北。

第三节 上大学

很快全国也解放了，一个崭新的新中国诞生了。建设新中国，做新中国红色的专家，是当时 时髦的口号。母亲想当一个“学者”、“红色专家”的梦不时骚动着。届时李亭植同志（解放后任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奉命组建哈尔滨医科大学并任校长，母亲与李亭植同志在延安时 期就相识了，当她提出调干学习的要求以后，李校长爽快的就同意了。

李校长考虑，一方面哈尔滨医科大学组建以后开始向全国招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学生，这些青年学生也需要有一个学生会领导，母亲正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另一方面在管理学生的同时 系统的学习一下医学知识对母亲也是不错的选择。可是母亲的想法遭到了父亲和朋友们的反 对，他们认为，母亲作为一个延安时期的老同志，今后的工作方向应该是从事管理工作。此外毕竟快 40 岁人了，已经过了学习的最佳年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母亲已经怀了我，即将成为产妇，怎么能带着孩子上大学呢？母亲曾经对 我讲过，那时候思想斗争是很艰苦的，拿不定主意。父亲和朋友们的劝阻是很现实的，可是 这毕竟是自己最后一次上大学学习的机会呀，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工作的繁忙，这样的机 会肯定不会再又了。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母亲带着刚刚出生的我，带着“红色专家”的美梦来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成为 哈医大第三期学员。李校长亲自在校门口迎接母亲，青年学生们向母亲投向了异样的目光， 不知道这位李校长迎接的穿列宁装带着孩子的老大姐干嘛来了。知道母亲要来，李校长已经 准备了母子宿舍，母亲婉言谢绝了。她把我送到托儿所，自己则搬到了学生宿舍，就这样， 开始了大学生活。

后来的学习实践证明，她把上大学这件事想简单了。 首先母亲的基础太差了，她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数学、什么是物理、什么是化学，她所接受的 教育仅仅为国文教育、非系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教育。当时哈医大聘请了当时国内外最 好的老师来教授这批新中国自主招生的学子，因为他们注定将要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老师教授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化学，而是生物化学、医药化学、药理学等等，学习对于那批 经过考试招收具有高中学历的青年学生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更何况还不知道什么是化学的母亲。

困难没有吓到母亲，她下决心从头学起，虚心求教与同学。同学们一开始都很不理解，李校长送来的延安革命老大姐在这儿就是镀镀金的事，在学习上没有必要那么较真。这种调干生 学不好是正常的，学好了反而不正常了。母亲确实进行了不正常的努力，她的课余时间除了要补习功课以外，她还是学生党支部书记，哈医大院党委委员，许多党的工作需要她做。她每天都工作、学习到很晚。 那时候母亲正在脯乳期，每天有上午、下午两次喂奶时间，工作学习的压力使母亲常常忘记了给我喂奶，托儿所的保育员总是到学校来找母亲。有时候找不到她，她的同学就到街上买牛奶给我喝，可能那时候的牛奶很纯，我喝以后全吐了，然后发起了高烧，险些转成肺炎要了命。从那以后她们再也不敢给我喂牛奶了，每当我饿极了哭声不止时，又找不到母亲，老 保育员就掏出她干瘪的乳头让我吸吮，缓解一下我的哭声。当然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吸不到 乳汁，我就奋力的咬老保育员的乳头，据说把老保育员的乳头都咬烂了（那时候我可能长出 1-2 颗乳牙了）。 这时，母亲才认识到这样一面学习还要工作，一面带孩子是不可能的了。万般无奈之下，她 把我送回了父亲工作之处。

小时候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印象了，更多的往事是从母亲同学聚会得知的。哈尔滨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好喝的哈尔滨牛奶，我吐了，我躺在阴冷的托儿所的床上。 从那以后我和父亲、外婆生活在一起（姐姐在大连育才上学），我幼年失去的母爱，外婆加倍还给了我。母亲有时候放假也会回来看看我，不过我很讨厌她，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没有 母亲，我是父亲生的，外婆带大的。 她给我带了许多玩具，试图让我管她叫妈妈。礼照单全收，可是妈不能叫，因为我没有妈妈。 我管她叫大骗子，母亲疑惑不解的看着我，问我为什么？我说你就是专门骗小孩子的大骗子。 我看到百感交集的母亲的眼泪流了出来，此刻我十分得意，狼外婆的真实面貌终于让我识破 了。好在她呆不了几天就走了，我恨这个女人，回来就找外婆的毛病，什么外婆抽烟不好， 随地吐痰不卫生呀。 姐姐放假从大连回家，她也见不到母亲。毕竟比我大，知道她是母亲生的而不是父亲生的。 做完功课就和我玩。 俗语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母亲虽然没有得到我的认可，可是得到了哈医大老师和同学们的 好评。多年以后我看到了她的哈医大毕业成绩单，三十多项考试科目几乎全部是 5 分，

我相信就她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能够得到这样的成绩，不能排除老师对这个革命老大姐处于尊敬给的人情分，但是也确实反应了母亲在学习和工作上的努力。 母亲终于毕业了，带着当“红色专家”的梦离开了哈医大。届时父亲因为工作需要已经调到北京工作，母亲毕业以后分配到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任副院长，主管行政。新的工作单位不是她梦开始的地方，事无巨细的事务性工作和党务工作使她无法接触到医学业务工作更何况学习到医学新知识了。

她要到基层去工作，考虑到她的的资历领导确实不好安排她的新工作。 北京友谊医院原名为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始建于 1952 年。1957 年 3 月，前苏联政府将医 院正式移交我国,改名为中苏友谊医院。苏联政府选派的 100 多位经验丰富的医学护理专家， 来华指导帮助下并相继建立各专业学科。 建院之初，我国政府也计划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优秀的医疗护理骨干，并选派了高素质的 领导干部参加建院工作。母亲听说可以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万分高兴，毅然辞 去了副院长职务，自愿到友谊医院细菌室工作并担任细菌室副主任。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 母亲开始了细菌学研究。研究细菌的形态、生理、生物化学、生态、遗传、进化、人体的免 疫性及其应用的科学，这在当时尚属前沿科学。 不久，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专家回国了，研究的课题也搁置了。此时我国的生物制药 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了，卫生部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于 60 年代初期成立的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为了加强技术力量，母亲又从友谊医院抽调到检定所工作。到检定所工作以 后，她遇到了更多的细菌研究的专家并和他们一起承担了科研工作。

第四章 心梦

四届人大闭幕了，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母亲听了以后万分激动，这又勾起她做“红色专家”的梦想。她不在家休息了，文革前承担 的课题已经耽搁十年了，她又跑到单位上班了。
到了单位使她大失所望，单位冷冷清清。执政派小心翼翼的抓革命，在野派眼睛瞪得大大的 盯着执政派，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把他们打倒在地，踏上亿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一 些老专家更是呆在家里不敢“乱说乱动”，接二连三翻云覆雨的政治运动让他们心惊肉跳。 母亲的想法没有得到各派的支持，因为他们知道在那个政治动荡的年代只有“很抓阶级斗争” 才能保证执政派地位，但是他们也不反对，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总是要有些人干点 活支撑一下门面。 于是母亲又开始了她的细菌学课题研究，细菌学是微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细 菌的形态、生理、生物化学、生态、遗传、进化、分类及其应用的科学。

在这期间母亲在一 些老专家的支持下和同行的协助下完成了许多研究课题并写出了大量论文，“中国 80 年代 布氏菌病病原学研究成就”，“山东省犬种布鲁氏菌病调查报告”，“布氏噬菌体用于属外 鉴别和属内分类的初步研究”，“噬菌体表面呈现技术及在抗寄生虫免疫中的应用”等等。 1986 年，母亲离休了。领导找母亲谈话，希望她能再工作一段时间，这主要是她现在研究 领域没有什么年轻人接的上班。原因是当时在研究细菌实验室我国的防护技术还很落后，实验室感染事件经常发生，年轻人都不愿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母亲在从事绿脓杆菌的试验中 就曾经被感染过）。 领导说，离休以后就不要天天来单位上班，母亲主要工作是带研究生，需要到单位来，单位 可以派车。

母亲答应了领导的要求，她还是和往常一样，天天上班一次也没有让单位的车接送。母亲的朋友、同事都劝说母亲应该在家休息，安度晚年。她认为工作就是一种学习，学 习是她一生的追求和爱好。 在这期间她谢绝了朋友聚会，甚至多年未见老朋友、老战友，这种不近人情，把时间全部用 到工作的行为让人很难理解。莫非她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把最后工作做好？可 是她每次体检报告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呀，除了血糖有点偏高以外。

父亲体检查出了肝癌，没有过多长时间就离开了我们。在这期间，父亲的检查、确诊、 治疗、住院都是母亲在操办的。他们在一起风风雨雨几十年如今将要诀别心情都是十分沉重 的，他们都是学医的，人总是要死的，夫妻之间也是有先有后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可是到 时候还是难舍难弃的。 看着母亲一天到晚的忙碌，父亲曾经愧疚的拉着母亲的手说，本想一走了之（他心脏动脉血 管上长了一个血管瘤。他常说，血管瘤一旦破裂，几分钟就走了，自己不痛苦也不拖累别人 还给国家省下抢救费了），现在看来不行了，还得麻烦你送我一程。

第五节 病故

父亲去世后对母亲精神打击是十分巨大的，她休息了一段时间觉得精神状态好一点了就又到 单位忙去了。不过单位的领导和同事觉得她有时脑子有点乱，自觉不自觉的说一些和当前环 境无关的话，于是叫她到医院查一下。 这种病的自我感知是差的，母亲根本不在意也没有去医院检查。

终于发生了一件事，使领导 和同事们不得不终止了她的工作，把她送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单位 财务处的同志看见外面飘着雪花，母亲上班恰好经过财务处就委托她把室里的工资带回去 （那时候还没有工资卡，财务处只给各个处室发工资总额，各个处室根据财务处提供的工资 总额和工资名单分发给每一个人。好在大家工资都不多，分发也不是一件难事）。 2-3 天以后大家没有拿到工资不免都着了急，于是纷纷报告了财务处和主管领导。当领导找 母亲询问此事时，她感到疑惑不解，于是又领导拿出了有她签字的财务领款单据，她更是一 脸茫然，回忆不起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最终室里的同事在废纸篓找到了这包钱，大家没有人怀疑母亲的人品，但是此事已经反应母 亲的脑痴呆已经到了非就医不可的程度了。不久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外力受伤引起的比较 严重脑萎缩。显然，她已经不再适合实验室工作了，特别是细菌实验。 为了让她逐步适应环境，领导安排她在家工作，让研究生到家里指导并送来了不少音乐磁带 （可能有辅助治疗作用）。回家以后她的瞬时失忆越来越厉害了，这种病痛苦是常人所不能 感受的，她的肢体和大脑思维都正常可以做任何事情，可是她一件事情也做不了。做任何事 情都是做了这个就忘了那个，翻来覆去的做不好一件事，最终只能放弃。

看着她那痛苦绝望的样子让人不忍目睹，可是大夫却坚持要她做一些事情，否则她大脑萎缩 会加快。我们没有听大夫的，主要看不得她那痛苦的样子，家里请了保姆照顾她，我们下班 以后也陪着她，希望她能康复。 但是事与愿违，在我们精心照料下她的病情似乎每况愈下，她用勺子吃饭已经送不到嘴里， 每次都要碰一下腮帮子然后慢慢移动送到嘴里。她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每当清醒的时候 就交代我一些后事，如她老家是贫困山区，她供养了几个孩子上大学，还有几个孩子上高中 叫我一定按时寄钱。

从此母亲一直处于半清醒、半幻觉之中，一直到去世她也搞不清楚“我是谁”、“这是在哪” 等这类简单的问题。有时候她也会没头没尾说一些她小时候在晏家大院的事，只是没头没尾， 前言不搭后语，很难串成一个故事。 有时候她也喃喃念道着晏老太爷对她的诅咒，“一个女娃子，拧种，能学出个啥名堂？”。 这可能是母亲一生的心结，为此她付出了一生的努力。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也许晏老太爷说的对，在学习上母亲是够拧的。她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的学习、工作，一直 到患病，但是她最终没有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也没有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什么杰出的贡献。

母亲病重前和我、我爱人最后一次合影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母亲生长在一个偏远山区，在那样一个战争和动乱时期本身没有什么 太多的学习机会。她虽然十几岁就到了延安的陕北公学，但是连年的战争是不容许她按部就班学习的，在战争中她学会了医学中的野战救护、战地护理，为此她和她的战友们用仅学到 的医学知识救护了成千上万的八路军伤员。 全国解放以后，她又拿起了书本到哈医大进行系统的医学知识学习。在哈医大和那些十几岁 的年轻学子同学共考，最终以全优的成绩毕业，这其中的艰辛恐怕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从求 知、学识的角度看，她在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中也是出类拔萃之辈。 在解放后的工作中她潜心学习、研究细菌学，为我国遗传学研究、免疫学研究、生物制品等 科研领域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
我认为用自己的学识，努力工作，能无愧的报效养育她 的土地、人民这就是“名堂”。晏老太爷所谓的“名堂”可能还是挣钱买地、盖房子，挽救 行将破落的晏氏地主家族。 在晏老太爷看来有“名堂”的晏家子嗣中解放后大部分被共产党镇压了，在晏家子嗣大排行 10 人中，只有母亲带领她弟弟（我的舅舅）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并成为解放军一名高级指挥 员。如果晏老太爷在天有灵知道后来所发生的这一切将肯定收回他的诅咒。 母亲走了，而且可能是糊里糊涂的走了。可能有些事情她没有看明白，这个世界上雾里看花， 水中望月的事情还少吗？能有几人那看穿？也可能明明白白的走了，她看清了，想明白了， 无怨无悔的走了。

第四章姐弟

母亲和她弟弟

“时间真情无常在，姐弟之情重于山”这句词用来形容我母亲和舅舅之间的情感再恰当 不过了。舅舅比母亲小 7 岁，在他们这一辈排行老七，晏家女眷们不参加大排行。晏老七 的到来着实让晏老太爷高兴了一阵子，据说晏老太爷看过刚刚出生的舅舅，认为这个孩子聪 明伶俐是晏家将来有出息的孩子。为此，老太爷大摆筵宴，对外婆的种种看不惯也稍有收敛， 他认为外婆对晏家还是有贡献的（生了舅舅）。外婆、外公自然也是十分高兴，舅舅自小就 受到了全家人的宠爱。母亲自然也十分喜欢她这个弟弟，尽管他们岁数差了 7 岁，舅舅记 事时母亲就到外面念书了。但是一旦有空，母亲回到家中，她就要给舅舅讲许多外面的事情，鼓励舅舅好好读书，将来到外面做事。
舅舅也非常钦佩这性格倔强、天不怕地不怕、敢说敢 当的姐姐，他也会时不常的耍点小聪明把孝敬老太爷的吃食放进母亲的书包里。

母亲到延安参加革命以后，晏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晏老太爷久病不起，最终撒手人寰。 老太爷的离去对晏家是灾难性的打击，正像“红楼梦”曹雪芹描述的那样，晏氏家族也是“忽 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封建社会消亡了，社会进步了，由于老太爷的去世，偌大的一个晏氏家族也随着顷刻土崩瓦解，内讧、分家已经成了必然趋势。真应了曹雪芹那句 话“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失去了老太爷这个靠山，外公的日子不 好过了。外公有文化，但是自视清高，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愿意做，很受晏氏家族的排挤。 于是一怒之下离开了老家，到河南一个小县城另谋生路去了。

母亲在延安陕北公学毕业以后到了抗大医院工作，在此期间她曾经收到一封家书，家书 寥寥数言只说了她的父母已经离开老家，在河南一个小县城落脚，希望母亲有时间回家看看。 这封家书勾起了母亲对家人的思念，特别是她的弟弟，现在已经快要长大成人了，她要把他 带到延安，和她一样接受革命教育。决心一下，母亲就开始寻找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一 次抗大医院巡回到离她家乡不远的地方，母亲向领导说明了情况并获准了一天假。 见到母亲回来，外婆异常高兴，没有想到书信发出以后母亲这么快就回来了。其实外婆 让母亲回来还另有用意，就是让母亲相亲。外婆要母亲和县城的一个国民党驻军的军官完婚， 以后全家团圆一起过日子，不让母亲再东奔西走了。

见面没有多长时间，话不投机外婆和母 亲就大吵起来。外婆很后悔写信让母亲回来，她早就知道这个“拧种”不会遂她的愿的，这可倒好还搭上了自己的儿子。尤其让外婆不能容忍的是母亲要带舅舅去延安那个穷地方（外婆和外公一路北行到现在的住地，她知道我们国家越往北越穷）还竟然参加革命当兵，那个年月，人们躲避战乱还又恐不及，你还要带着你亲弟弟上前线，简直魔鬼附体了。

外婆越想 越气，一怒之下动用家法（和晏老太爷没有学好的）把母亲锁在屋子里。 傍晚舅舅回家，打开了门锁见到了他姐姐。姐弟俩彻夜畅谈，因为母亲天亮就要离开了。 母亲告诉舅舅这几年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她在陕北公学学到的东西，谈到了中国革命、民主以及新中国的未来。这些话深深的打动了求知若渴的舅舅，他们约定延安见。最后母亲给他 留下到延安要找到的朋友的联系地址，趁着夜色她离开了这家，尽管她不能和外婆、外公告 别有些遗憾和伤感，但是她的目的达到了，她把弟弟带入了革命队伍。

没过多久，舅舅来到了延安，先在抗大青训班学习参谋业务然后分到了作战部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大小战役二十多个。这其中在参加中原突围战、两淮保卫战、 涟水保卫战，鲁南、莱芜、孟良固、焦东突击战；临汾攻坚战、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作为 二十多个战役中负责作战参谋工作的舅舅来说，既要出生人死，又要出谋划策，他的勇敢， 他的果断，他的战术得到部队首长的高度评价，同时他也得到嘉奖和晋升。

舅舅初到延安学习时和母亲还有些联系，后来到了作战部队基本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作为从小就娇生惯养的晏七少爷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这一点母亲是 清楚的。因此，一有机会母亲总是尽可能的从生活上、思想上帮助他，鼓励他克服困难，改造思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外公去世，外婆发来措辞严厉的家信，让舅舅即刻回家办理丧 事，想到了外公昔日对他的娇惯，想到了外婆一个孤寡女人办丧事的难度，舅舅恨不得肋生双翅回到家中，可是他想到了姐姐经常对他说的警句，“离开革命队伍就是逃兵，我们就恩断义绝”，舅舅强忍住了悲痛，没有回家。

姐弟俩再一次见面是在太行山区的一个小村子里， 我母亲所在的部队医院在转移途中露宿一个小村庄。母亲在一个小农户家里遇见了病的奄奄 一息的舅舅。舅舅面色苍白发着高烧，据说是“打摆子”也就是疟疾。由于战争年代的特出 情况，八路军的伤病员凡是不能和大部队一起行动的大部分都留在了老百姓家里，待痊愈后 再追赶大部队。当时留在老百姓家里的伤病员都面临着缺医少药的问题，不少伤病员伤势恶化就永久的离开了人世。母亲向领导告假留下来照顾舅舅，但是这一请求被拒绝了。

看着生命垂危的舅舅，母亲毅然决然的留了下来照顾舅舅并拿了一些药。一个星期后，待舅舅痊愈了，他们各自追赶自己的部队。尽管我父亲也是当时的领导之一，母亲归队后还是受到了严 厉的批评。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人批评母亲革命意志不坚定，有意脱离革命队伍。更为难受的 是这种“脱党”行为的质询将伴随历次政治运动，这是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

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此时舅舅已经到川北军区作。时任军区首长的胡耀邦亲自提名，让舅舅到南京军事学院深造。他在南京军事学院如饥似渴的学习政治、军事、科技、管理、马 列主义理论、世界革命史、中国历史等课程。当时，南京军事院有一个激励学员学习的规定， 那就是谁在国家抽考的课程中拿到 5 分，就把谁的大名永远嵌刻在军事院校大门外花岗岩 石碑上。毕业考试，舅舅在国家抽考的两门课程上拿了两个满分。 更让人激动的是，毕业论 文答辩的主考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刘伯承。朱总司令向舅舅提的问题是“快速集群进入突破口怎么办?”舅舅凭着纵横战场的丰富经验和军校刻苦 学来的知识，圆满地、创造性地回答了总司令提出的问题。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元帅满意地笑了，在场的教官和学员报以热烈的掌声。

此后，“晏明鳌”三个大字也就深深地嵌刻到了南京军事院校门外的花岗岩石碑上了。 毕业以后，舅舅优异的学习成绩被留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官了。此时母亲已经到哈尔滨 医科大学学习去了，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舅舅把我和外婆都接到南京。五十年代末期，舅 舅又从南京军事学院调到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从此他们姐弟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

60 年代初，我国遭受了空前的自然灾害，天灾人祸集为一体，使饱受沧桑的中国人民 刚刚过上几天幸福生活又笼罩在饥饿的阴影中。那时候任何东西都是凭票供应的，这些票证包括粮票、布票、肉票、油票、副食本以及买日用品的工业卷，买东西光有钱是绝对不行的。 粮食的供应紧张也使瓜、菜类食品开始限量供应，总而言之，一切能进嘴的东西都变得珍贵 起来。此时我和外婆和父母、姐姐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日子尽管比一般人家好一些，可 是到了月底还是捉襟见肘。每到这时舅舅总会来我家以解燃眉之急，送上几斤粮票。

起初母亲不愿意接受舅舅的馈赠，因为在困难时期饿肚子是正常现象。这时舅舅总是笑着说，我们当兵的，到哪也饿不着，这粮票到月底不用可就作废了。其实母亲也知道，这事不会像舅舅说的那么轻松，这点粮票也是他平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那时，我特别喜欢舅舅的到来，因为那个时候肉是限量供应的，平时我们只能买 2 毛 钱的肉吃（买 2 毛钱肉不要肉票，但是需要排很长的队）。2 毛钱肉放进菜里几乎就无踪无 影了，只有舅舅来了我们就可以用肉票买大块肉吃了。我们也有时到饭馆吃，那时候饭馆很 少，我们附近只有晋阳饭庄和丰泽园，我需要很早就要去排队占座。尽管这样，我还是很高 兴，一方面可以吃一点好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到外边遛一遛（平时礼拜天不让我出去，美其 名曰是在家复习功课，实则是怕我玩，吃得多）。

后来，文革开始了，他们姐弟来往明显减少了。特别是母亲即将陷入囹圄之际，她禁止舅舅再来我们家。造反派认为母亲犯的是“株连之过”，让母亲提供舅舅的情况，母亲告诉 他们，解放前就不来往了，那神情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上级的姓名、地址我知道，下级 的姓名我也知道，就是不告诉你......”。自然这种轻蔑、高傲的回答阻挡不了造反派的调查， 招来的倒是对母亲残酷的迫害，造反派通过去高等军事学院调查发现没有什么他们可以利用 的材料，从此以后此事不再提起。

此后，姐弟俩再见面已经是文革结束后数年的事情了。在这期间，舅舅调到兰州军区 21 军任职，他们之间只能靠书信交流思想了。八十年代后期舅舅返回北京定居，他们又能 经常在一起了，不过他们都步入老年并且离休了。离休以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想法就是回老 家看看。文革以后，国家开始了四个现代化建设，要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 貌。他们知道，他们的老家属于偏远山区，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下，现在他们都离休了，他们想尽一点绵薄之力帮助老家人民早一点脱贫。

考虑到舅舅离休以后身体一直 不好，母亲决定自己先行一步打前站，然后他们再一起同行。 回来母亲说这一段经历时，她回去曾 2 次落泪，第一次落泪是没有想到家乡的各级政 府对她回乡是那么热情，第二次落泪是没有想到看到家乡人民生活还是那么贫穷。是呀，离 家那么多年了，革命成功了，社会已经改朝换代，新中国建立了可是家乡依然贫穷。她信步 来到了当年的晏家大院，此地已经荒芜了，真是“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唯一留下来的公共建筑就是晏家祠堂，这里她曾经是她被老太爷处罚过的地方， 如今也是断壁残垣了。当年晏家的小字辈都成为耄耋老人，所剩不多。

最后，母亲先认领了 几个家乡的高中生、大学生的学费就回京了，准备和舅舅商议一下，再想办法帮助家乡脱贫。 不想这竟然是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家乡了。回京之后，她就发现脑部出现疾病不得 不住院治疗。

母亲去世以后，舅舅曾经悔恨的对我说，当年要是坚持一下就好了，我就能和 姐姐一起回去了，看看家乡的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想念他们呀。现在姐姐走了，我身体 更不好了，家乡回不去了。”是呀，半辈子的姐弟、战友情深似海，本想结伴同行荣归故里， 不想终成泡影，深感遗憾，让人唏嘘不已。“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在 革命部队共同成长的经历，这份情深似海的姐弟情谊才如此生动，令后人敬仰。